感謝十月評論雜誌社同意轉載譯文

歐內斯特•曼德爾全傳

A systematic biography of Ernest Mandel

邁克爾洛伊Michael Löwy

Jan Willem Stutje, “Ernest Mandel: A Rebel’s Dream Deferred”, London 2009, Verso, translated by Christopher Beck and Peter Drucker, 392 pages.

這是關於1945年後第四國際的主要領導人和理論家的第一次系統性傳記,正如塔里克•阿里在其序言中指出的,曼德爾是我們這個時代最有創造力的、獨立的革命思想家之一。

作者是一位荷蘭歷史學家(本書2007年初版於荷蘭的安特衛普),他的研究不僅基於龐大的文獻書籍,還立足於大量同以前的朋友和同志的個人訪談,尤其是曼德爾個人檔案裏的資料。這是一項了不起的工作,它把歷史學家的嚴謹,他對所論個人的明顯同情,以及防止偏頗立論的明晰而必要的距離結合起來了。

本書章節的排列,一部分按照時間順序,一部分按照主題論點。1923年出生於德國法蘭克福的一個具有安特衛普(比利時)文化背景(非虔誠的)的波蘭猶太人家庭,13歲的年輕的以斯拉(後來的歐內斯特)在閱讀維克多•雨果的《悲慘世界》時,認識了社會主義!隨後,他指出:“我一生的政治思想當時就明確的形成了”。莫斯科審判後,他的左翼父親,亨利•曼德爾更加接近比利時托派圈子裏的德國難民。然後,193815歲的以斯拉,加入了第四國際比利時支部,革命社會主義黨(PSR Parti Socialiste Révolutionnaire Revolutionary Socialist Party)。戰爭與納粹佔領比利時,並未使他氣餒,他加入了抵抗運動,並在19431月首次被捕,由於獄卒的一時疏忽而僥倖逃脫。

他經常為面向德國士兵的秘密德文報紙“自由言論報”(“Free Speech”)撰稿,這裏是他在19439月寫的:“納粹罪惡殺手把波蘭人,俄羅斯人,猶太人看作是“次級人類”,正在消滅幾十萬無辜的和被遺棄的男人,婦女和兒童,...這是文明人類所不能容忍的!你們每一個,德國士兵,如果不抗議這些罪行,而寧願保持沉默,那就是共犯。你們不可以躲在像“服從命令”或“士兵責任”這樣的論點後面而置身事外...你的任務是制止納粹獸性:瘋狗必須拴鎖起來!”19443月再次被監禁,被驅逐到德國,從一個集中營轉送到另一個,19447月,他再次逃脫,但不久即被再次抓獲,直到19453月才被美國軍隊釋放。曼德爾積習已久的樂觀主義——有時伴隨著某種盲目性——可見於以下他遭驅逐時的態度的證詞中反映出來:“我很高興被驅逐到德國,因為我將置身於德國革命的中心”!這種對德國革命的頑固信念——繼承於經典馬克思主義——從未放棄,一直到1990年。

1944年至1946年,歐內斯特•曼德爾確信歐洲革命迫在眉睫:資本主義已經達到了死亡痛苦的最後階段,正如托洛茨基1938年指出的那樣。一點一點地,他慢慢地勉強接受了革命浪潮消退的現實。

遵循第四國際採取的“深入滲透”的策略路線,1951年他加入比利時社會主義黨,但保持其作為一個托派領導人的秘密身份(他在第四國際出版社編寫的卓越文章,是以筆名“E.格爾曼發表的)。1956年,在工會活動家安德列•雷納德和舊社會黨領導人卡米•斯曼的支持下,他創辦了週刊《左派》;合作者有皮埃爾•納維爾,莫里斯•納多,拉爾夫•米利班德,勒利噢•巴索和易格納左•斯隆。通過激發反資本主義的“結構改革”的辯論,該期刊對比利時社會主義和工會左派發揮真正的影響。曼德爾作為一個歐洲激進鬥爭的未來先驅,對1960年至1961年冬季的比利時總罷工——被科尼利厄斯•卡斯托里亞迪斯視為“戰後工人運動的最重要事件”——作了分析。1964年社會黨對“左派”雜誌的禁止,迫使他離開並建立社會主義左派聯盟,但收效甚微。

在比利時活動的同時,“E.格爾曼”埋身於理論工作——他的第一個重要著作《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1962年),是這個時候對歷史經濟理論的一種難得嘗試。他積極參加第四國際的內部鬥爭,一定程度地支持巴布洛的論點:面對“來臨的戰爭”,滲透進各個國家群眾性的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的工人政黨,是必要的。以專制的方式,強行進入第三國際法國支部共產黨的企圖,導致了法國,隨後在國際內部的分裂。斯圖特吉謹慎地作評論,並不掩飾他的驚訝:“為什麼如此過度集中?為什麼要強迫?”在他看來,“E.格爾曼”寧願犧牲自己的意見,以保持與巴布洛一致。只是在1963年,在曼德爾和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前黨領袖詹姆斯•P.加農的友好會見後,第四國際的團結才得以恢復(至少部分恢復)。在再統一大會期間(1963年)“E.格爾曼”闡述了關於世界革命的三個部分的論點——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殖民地革命,東歐國家的政治革命——這打破了巴布洛1962年在阿爾及爾提出的第三世界主義。

這並不意味著曼德爾對第三世界,特別是拉丁美洲沒有興趣。1964年,他應邀前往古巴,會見了切•格瓦拉,並制定了對查理•貝特爾海姆的論點的回應,為中央計劃辯護,反對“市場機制”和價值規律的主導。計劃同格瓦拉的第二次會見,應後者的要求,原定於1965年在他訪問阿爾及爾期間,但未能成功。當曼德爾1967年再次訪問古巴時,切•格瓦拉已經前往玻利維亞。在他去世消息的發佈會上,曼德爾宣讀了對“一位偉大的朋友,一個出色的同志,一個英雄的戰士”的敬拜悼辭。

19685月曼德爾在巴黎,510日晚,參加拉丁區中心的蓋•呂薩克街的路障設置,伴同他的有吉塞拉•舒爾茨(社會主義德國學生聯盟的年輕活動家,曼德爾與她於1966年結婚),以及革命共產主義青年團(JCR)的法國同志(阿蘭•克裏維納,丹尼爾•本薩義德,亨利•韋伯,皮埃爾•魯塞,珍妮特•阿貝爾)以及拉丁美洲訪客:第四國際阿根廷支部,阿根廷工人革命黨(PRT "Workers' Revolutionary Party")的主要領導人羅伯托•桑圖喬。

稍後,在1969年第四國際第九次世界大會上,在曼德爾的支持下,以多數票通過決議,決定在拉丁美洲採納武裝鬥爭戰略。斯圖特吉再次懷疑曼德爾為了團結而犧牲他的個人意見,這次是與法國共產主義者同盟和拉丁美洲團結一致,以便有利於新的進程。我是此事的在場人,我不同意這種分析(事實是,從1974年起,曼德爾才同這一戰略幻想保持距離。我記得第十次世界大會期間,同他有過非正式討論,在那裏,我為我們在“阿根廷工人革命黨的紅色派別”的同志的“政治軍事”方向作辯護——由於托洛茨基主義,這些人被桑圖喬驅逐——歐內斯特認為他們註定要失敗的。當然,他是正確的)。

這些年來,曼德爾完成了他一些最重要的著作:《馬克思經濟思想的形成》(1967年)和《晚期資本主義》(1972年)。後者也許是他最有影響力的書,儘管他的一些朋友有所遺憾,在該書對當代資本主義不同方面論述的卓越篇章之外,卻欠缺了綜合性觀點。這一時期的其他重要著作,包括新左派評論上的托洛茨基同尼古拉•克勞紹的辯論——它大大地把編輯吸引到革命的馬克思主義一方--以及《資本主義發展的長波,一個馬克思主義的解釋》(1980年),該著作是根據在劍橋大學的著名演講而編成的。

曼德爾對反叛青年一代的影響最大,他被禁止進入包括法國、美國和德國在內的5個國家。有關禁令,德國內政部長漢斯•迪特里希•根舍是這樣說的:“曼德爾教授不僅在他的教學中支持不斷革命學說,而且積極為後者工作”。卡羅拉和恩斯特•布洛赫(德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歐內斯特和吉塞拉的親密朋友,這個時候寫信給他:“如果他們那麼害怕你,那你一定是一個巨人!你是統治階級的頭號敵人”。應該說,這一禁令並沒有阻止他幾次秘密進入法國,比如1971年,在拉雪茲神父墓地召開的第四國際紀念巴黎公社100周年會議上,他面對2萬人,作了令人難忘的講演。

1979年,他的朋友魯迪•杜奇克去世,而更厲害的是——在悲慘情況中——他的伴侶吉塞拉在1982年的狀況,對他是嚴重的個人打擊。斯圖特吉沒有隱藏他對曼德爾無法同吉塞拉溝通並幫助她面對感情危機的批評。一年後他娶了比他小30歲的安妮•斯普里蒙特,她的堅定和獨立精神大為有助於他。此時,大多數的第四國際新一代領導人相信,在685月開始的週期已經結束,特別是在葡萄牙和西班牙左派的失敗以後,但曼德爾難以接受這一新的現實:在第11次世界大會(1979年),他曾許諾,下次大會將在解放了的巴賽隆納舉行。

曼德爾一直想成為一名歷史學家——是巴布洛說服他關心政治經濟學的——但是到1986年,他終於發表了第一部歷史著作:《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意義》。雖然這無疑是一部創新和有智慧的作品,但我不認為這部作品考慮到最終解決方案的特殊性。他在1990年發表的一篇重要文章——已收入在他的德文版著作裏——<納粹大屠殺的物質、社會和思想場所>,只在這以後才受到批評。

戈爾巴喬夫在蘇聯的改革,將振興厚望寄予曼德爾和迫在眉睫的“政治革命”的期待上;沒有考慮到資本主義復辟的可能性。在令柏林牆倒塌的198911月東柏林大示威期間,他的熱情應會更大,他目睹這一切。他認為,這是因羅莎•盧森堡被害而挫敗的德國革命的復蘇,而且無論如何,是“如果不是西班牙革命以來,也是自19685月以來,歐洲的最大運動”。1990年以後,隨著德國統一和重新建立東德的資本主義,他應會感到失望。

儘管失望,曼德爾還是再出版一些重要著作:《權力和金錢,關於官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左派》,倫敦1991年),是關於官僚主義的社會根源的分析,以及《托洛茨基綱領》(《左派》,1995年),兩者都承認羅莎•盧森堡對布爾什維克批評的合法性,和192021年托洛茨基“代替主義”趨勢。在他的最後幾年,曼德爾用“社會主義還是死亡”的末世論取代典型的“社會主義還是野蠻”兩難論;資本主義正在通過核戰爭或生態環境破壞導向人類的毀滅。不像斯圖特吉,我不認為這等於“狂熱救世主”論,反而是對危險的清醒估計。

斯圖特吉正確的指出,曼德爾有把身體和精神分開的傾向,導致一個非常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太多食物,沒有運動。在1993年心臟病發作後,他不得不減少活動;他還是同意——不理會他朋友們的建議——參加199411月在紐約進行的辯論,辯論對手是“托派”支部,專門攻擊第四國際的斯巴達克同盟,對他們的謾駡,他發表了長篇回應。斯圖特吉引用了這個時候我發給歐內斯特的一封信:“因為你的論戰,這個不起眼的美國托派將只留在工人運動的回憶裏”。他最後的政治活動是在19956月的第四國際第十四次大會上。不久,7月,他死於心臟病發作。他的葬禮,9月在佩爾-拉雪茲神父墓地舉行,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地許多人。

最後,斯圖特吉對歐內斯特•曼德爾的非凡智慧和文學素質,以及他對人類的創造力和團結的無限信心致敬。他引用我自己對他的“人類樂觀主義”的意見,他相信人類抵抗不公正的能力。但在我看來,傳記並沒有考慮到我以下的意見:在他,意志的樂觀並不總是被補償以心靈的悲觀情緒(見M.羅伊,《歐內斯特•曼德爾的遺產》中的《歐內斯特•曼德爾的革命人道主義》一文,吉伯特•阿齊卡主編,《左派》出版社,1999)。

在任何情況下,從這一優秀作品的作者那兒,我們可以得出結論說,以他拒絕宿命和絕不放棄的頑強精神,曼德爾仍將是子孫後代的一個榜樣。

邁克爾•洛伊是巴黎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社會學研究部主任。他擁有多部著作,包括《切•格瓦拉的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與解放神學》,《祖國或地球母親?》《眾神的戰爭:拉丁美洲的政治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