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謝十月評論雜誌社同意轉載譯文

印度尼西亞:記住大屠殺

Indonesia: Remembering mass-murder

亞歷克斯.德容Alex de Jong

20世紀60年代是一個全球動盪和變化的時期。但是,在世界許多地方,那十年留下的記憶常常是繁榮和希望的時代,而印尼卻被激烈的暴力浪潮分裂成兩半。大約45年前,二十世紀的巨大罪行之一發生了:從196510月初至19663月,經過一次親共黨軍官的未遂政變後,印尼見證了歷史上最血腥的屠殺。

其主要形式是一個反共大屠殺,目標不僅是印尼共產黨(Partai Kommunis IndonesiaPKI)領導人及其相關組織,而且還有他們的普通成員。成千上萬的人死於這些有目標的,系統性的屠殺。屠殺的結果是建立了蘇哈托新秩序(Orde Baru)的獨裁統治。“1965”成為了蘇哈托政權得以創建的奇跡。對它的記憶,同時被壓制和利用,塑造成形和否認:“不要談論殺戮”,“那些殺戮是一個群眾的歇斯底里階段”,“社會瘋狂”,“屠殺是因為共產黨人鬥爭而引起的”,“不要支持共產主義,牢記他們在1965年中殺死的那些人”——而在靜默的聲音中,有“不要支持共產主義,記住我們粉碎了印尼共產黨(PKI)”。

1965年前:危機中的社會

在六十年代初期,印尼是一個動盪的社會:政治,社會和經濟上都在動盪。印尼國家剛剛十五歲,經過四年反對荷蘭殖民勢力的遊擊戰爭並贏得獨立後,1945817日正式立國。戰後的政治,在許多印尼人的生活中是一項重大議題。在1955年的首次大選中,投票率驚人,幾乎達到百分之百。印尼的政治狀態多樣和活躍,各種政黨和附屬組織遍佈整個社會:從信貸公司到各個祈禱團體,從農民工會到象棋俱樂部。一個政治中心和相關組織的結幫就成了族群黨派。族群黨派是日常生活中的事實——他們不僅僅是在選舉時活躍的競選組織,而且還構築了其同情支持者全年的生活。一個人歸屬於族群黨派的,往往是“個人的基本身份”,正如印尼專家馬克斯•蘭在他的著作“未完成的國家:蘇哈托前後的印尼”裏所寫的那樣。

印尼共產黨是最大的黨派。在1920年成立,是蘇聯共產黨以外歷史最悠久的政黨之一。在荷蘭殖民當局壓制下,在1927年糟糕的反抗後,它於日軍佔領結束時重新組織了起來。在1948年勉強逃脫印尼新政府的徹底摧毀後(在所謂的“茉莉芬(Madiun)事件”,親印尼共產黨的民兵建議的反叛後),印尼共產黨用和平憲政力量的建設戰略,在贏得支援和影響方面獲得很大的進步。印尼共產黨總書記DN艾地制定了一個理論,認為印尼國家有兩個方面:一個是進步或“愛人民”的,與全國總統蘇加諾一致的方面,另一個則是反動或“反人民”的方面。共產黨人的任務是支持和加強國家的進步方面。該理論同列寧堅持摧毀資產階級國家和關於國家的階級基礎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相矛盾——但印尼共產黨的驚人增長似乎支持艾地的實用主義。

該黨聲稱,19597月至196210月間,黨員從150萬到增加200萬,而其週邊群眾組織人數應該由780萬上升至超過1100萬,幾年後,達到2000萬的高峰。在制憲議會的選舉中,該黨贏得了16.47%的得票率。1962年,犧牲議會集中權力在自己手中的蘇加諾,任命了他自己的內閣——一個他所謂的“有指導的民主”制度——給印尼共產黨領導人艾地和莫•哈•魯克曼以內閣部長職位。

印尼共產黨不僅活動在政治選舉的層面上。在1956-1957年間,在印尼的幾乎所有的荷蘭人公司企業都被工人佔領。這些佔領發生在群眾動員的高峰期,由蘇加諾和印尼共產黨牽頭,反對帝國主義列強繼續在印尼經濟中的作用。然而,黨在看著正式“國有化”的公司被移交給軍隊控制:軍官被任命管理新'國有化'的工廠,無情地在工廠鎮壓任何工會活動。

印尼社會左,右兩極分化日益加深。在右翼,份量和組織性能同印尼共產黨匹配的是軍隊。印尼共產黨的反對者培育了與軍官的聯繫,這些軍官反對印尼共產黨的政策,反對其組織民兵的建議。同時,印尼共產黨的作用受限於其與總統蘇加諾結盟的政策。蓬卡諾(即蘇加諾),就像他被人們稱呼的那樣,在右翼及其軍隊支持者和印尼共產黨及其群眾運動之間維持平衡。早在20年代後期,蘇加諾就開始使用了納沙貢(NASAKOM)口號——民族主義,阿含(宗教)和共產主義——以象徵共產主義與伊斯蘭教在印尼民族主義事業中結合。蘇加諾的思想把伊斯蘭運動和共產主義運動置於一個據稱包涵性的民族主義運動裏。

儘管蘇加諾持續講述“繼續印尼革命”,但社會和經濟的變化不大。一方面是蘇加諾的狂熱反帝言論,特別是針對荷蘭,英國與美國的“新殖民主義”言論,另一方面日常現實助長造成危機的一般感覺,兩者之間存在著間隔。受挫之下,黨參與了一個痛苦的文化爭端,反對所謂‘反動’或‘反人民’的藝術家和作家——疏遠支持反印尼共產黨勢力的那部分知識份子。蘇加諾自己的納沙貢思想和群眾人氣有助於保護印尼共產黨免受右翼的直接攻擊。

但只要黨的行動不再服從民族團結的政策,衝突就不可避免了。在1964年和1965年,印尼共產黨無法忽視貧困農民的需求,開始在農村施行比較獨立的做法。1960年一個相當進步的關於土地改革的法“土地和作物共用法”獲得通過,其目的是消除大地主,分配土地給勞動農民,在租戶和業主之間執行收穫分享。但是,法律差不多是無用的,原因在其生效以前:該法的執行基本上都被保守的政府官僚破壞掉。印尼共產黨企圖通過所謂的Aksi Sepihak(“單邊行動”)群眾行動強制執行該法律,結果導致激烈的兩極分化。他們失敗了,因為地區的地主,往往是伊斯蘭領袖,他們和右翼政黨以及正統的穆斯林幫派桑特裏(santri)聯合,動員支持者,導致打鬥,偶爾出現人員傷亡。在像東爪哇地區這樣強烈的桑特裏地區,在1965年初,印尼共產黨已經處於守勢。

印尼共產黨在蘇加諾身上見到了一個“反帝國主義”“民族資產階級”的領導人——但在與軍隊的對抗中,這個盟友的弱點就變得明顯了。更有甚者,在面臨關於土地佔有問題的深刻分裂時,蘇加諾緊張地呼籲“團結”,使用的是其納沙貢口號:“避免國家分裂,停止歇斯底里,停止戰鬥,在旗幟上寫上納沙貢(NASAKOM)”。但它恰恰加劇了農村地區的階級矛盾,使得繼續實行納沙貢政策變得不可能。軍隊控制大型國有企業,阻撓日益左傾的蘇加諾調控經濟的嘗試。就像在土地改革的鬥爭中一樣,印尼左派發現軍隊阻礙進步的變革,而蘇加諾無法改變這一點。

1957年年底起,印尼陷入了一個深刻的經濟危機——一個不能完全歸咎於蘇加諾政策的危機——進出口產品的世界市場價格的崩潰,但這是一個他無法解決的危機。通貨膨脹率飆升:印尼盾的幣值一週一周地下跌。因為錢不值錢,地主們更是決心要保住他們的財產。革命的支持者越想越沮喪,而對於他們的敵人來說,革命的危險越來越大,因為蘇加諾和他的支持者不斷地呼喚一場“革命”。蘇加諾的革命言論越來越多針對現實。矛盾和經濟危機削弱了他的權威,擔憂印尼共產黨看到了他權力的限制。

三零運動

1965101日,大約淩晨三時十五分,士兵登上卡車,前往國防部長納蘇蒂安,陸軍司令艾哈邁德•亞尼中將住所,還有亞尼的五名下屬將軍的住所,他們有:在首都雅加達的S.帕曼,馬斯•提托達摩•哈粵諾,R.蘇帕普托,索托炯•斯沃米哈德撟和唐納德•伊沙克•蓬甲坦。一般認為,這些將軍們有右翼情緒,敵視蘇加諾。這些士兵屬於一個名為“九•三零運動”的組織,該組織聲稱支援蘇加諾。他們稍後會聲明,其行動的目標是“逮捕”右翼將領,目的是防止他們發動反對蘇加諾的政變。不過,艾哈邁德•亞尼,哈粵諾和蓬甲坦試圖逃避被逮,在其家中被打死。這一行動最重要的目標,納蘇蒂安逃過被逮:在納蘇蒂安的副官回來以前,在混亂中,要綁架他的人射殺了他五歲的女兒和一名警衛。

綁架者用無線電廣播讓他們公開於世。上午0715分在國家廣播電台作了第一次廣播,報告採用第三人報導新聞的形式。也許這是為了讓廣播有更確定的特點——但是這可能是混亂的許多來源之一。報告中宣佈的唯一名字是總統衛隊營長翁東中校,他聲稱該運動希望避免'將軍委員會'Dewan Jenderal)的'反革命政變'。雖然“九•三零運動”的參與者反對他們的上級軍官,但他們聲稱其行動乃是出於對最高統帥,總統蘇加諾的忠心。

在接到綁架的確實消息後,該運動的三位領導人,MA蘇帕托準將,蘇基諾上尉和班邦•蘇蓬諾少將,試圖聯繫在其宮殿的總統。但蘇加諾不在家。如果蘇加諾會見了他們,會發生什麼呢?逮捕他,就像發生了政變那樣?或者他們的職業忠誠是真的?歷史學家約翰•羅薩認為,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可能把右翼軍官被逮捕的事實擺在他面前,要求他的支持。在稍後的廣播裏,該運動宣佈解散蘇加諾政府,結果這成了他們未能贏得那些領導人支持的臨時反應,而那些領導人則是他們聲稱要捍衛的人。無論蘇加諾對運動有什麼樣的感受,要他在政治上發聲,支持流血綁架和至少三個全國最高將領被殺,那是極其困難的。但殺人後,即便革命的象徵不追究他們,運動也沒有退路了。

九•三零運動的運作被描述為'單邊權力改組'的嘗試。在六十年代初期激烈的權力鬥爭中,'權力改組'意味著用更友好的人替換對印尼共產黨及其盟友有敵意的領導人和政治家。在印尼共產黨決定轉變推翻政府的戰略,試圖在國家憲政體制中贏得權力後,'權力改組'成了擴大其影響力的一個重要戰術。認為九•三零運動是拙劣的'權力改組'企圖,這個說法可以解釋該事件引發的許多困惑:為什麼該運動前進時,獲得的軍方支持這麼少?為什麼他們要花這麼久的時間正式宣佈組成新政府?為什麼對一個總統表白忠誠,隨後他們又宣佈'解散'總統的內閣?

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印尼共產黨在一開始有些支持該運動,但並沒有為一個嚴肅的政變企圖而動員其數量龐大的同情者。黨通過其報紙人民日報上的一篇社論表達對運動的同情。翁東和他的同伴得到了一些來自印尼共產黨下屬的運輸和通訊工會的協助,也得到了黨的青年組織‘年輕人’的少數非武裝成員的幫助——但支持政變的群眾動員從未實現過。九•三零運動宣佈將‘解散’政府和建立‘革命力量的新組織’後,在蘇哈托少將,後來的軍事情報和戰後備指揮部(Kostrad)頭頭的命令下,右翼勢力,一支快速反應後備部隊迅速地壓垮了該運動。數目微小,組織紊亂以及沒有群眾支援,所以叛亂士兵無法同蘇哈托的部隊相比。

事件動起來後,該運動,其行動和它聲稱的任何動機,都消去了,被軍隊的暴力和它歸咎於運動的動機掩蓋了。蘇加諾試圖淡化這場運動的意義,說它只不過像‘印尼革命海洋的一點漣漪’——但軍方決定使10月初的事件成為獨立以來最重大的歷史事件。

殺戮場

忠於蘇哈托的部隊剛恢復其對雅加達的控制,一場大規模的宣傳運動隨即展開。軍方報紙想出了牽強附會的縮寫Gestapu稱呼九•三零運動,以便讓人聯想到納粹秘密員警蓋世太保。同時,把該運動展現為一個共產黨人的貓爪,試圖在一場中國支援的政變中抓住權力。宣傳活動並非局限於對共產黨領導層的譴責,還把它的所有支持者投入一個邪惡的陰謀裏。根據軍方的宣傳,印尼共產黨的目標,是抓住一切權力,建立一個無神論的,罪惡的獨裁統治。散佈故事,說共產黨制定廣泛的死亡名單,準備礦坑傾倒屍體,並計畫拷打所抓者。

通過把他們描繪成對兩個權威支柱——父權和宗教——的威脅,軍隊獲得了支持。印尼婦女運動(Gerwani)是與印尼共產黨結盟的婦女組織,對印尼婦女運動成員角色的描述,尤其荒唐。印尼婦女運動成員被指在被俘的官員面前跳裸體舞,然後再把官員們閹割,丟進坑裏。隨後,據說印尼婦女運動成員與印尼共產黨黨員狂歡。這種狂想,是一種明顯的影射,用以動員男人搜捕所謂的共產黨人。同時,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無神性質被強調,指明說共產黨對宗教是一種威脅——無視許多共產黨人是實際的宗教信徒,而且黨甚至對伊斯蘭教教義做某些解釋,以便吸引人們到它的事業裏來。

軍隊明確指出,必須用暴力消滅共產黨的威脅。108日的軍報‘武裝部隊’宣佈:‘依牙還牙’。納蘇蒂安將軍本人在反對印尼共產黨的運動中要發揮突出的作用。在一個向反印尼共產黨的學生所作的講演中,他宣佈印尼共產黨已經‘叛國’,必須被‘消滅’。必須‘立即粉碎’印尼共產黨的支持者。對印尼共產黨的滅絕過程有不斷升級的幾個階段。首先是行政措施,禁止印尼共產黨及有關組織,停止印尼共產黨的代表資格,清除政府部門的共產黨人。官方新聞機構安塔拉——被懷疑'親共產主義'——被置於軍方控制下,數十名記者被逮捕。這些行政措施,為大規模使用暴力騰出了場地。

亞尼死後,軍隊命令必須傳給蘇哈托將軍,他有效地保持著個位置,即使蘇加諾任命了普拉諾托少將為新的陸軍首長,情形也依舊。危機期間,蘇哈托同蘇加諾會談五小時長後,獲得了'恢復安全和秩序的'的責任。兩個星期後,蘇哈托正式控制軍隊,並從那裏登上了國家元首的地位。

從一開始,軍隊就掩蓋其蹤跡,使子孫後代難以發現誰該負什麼責任或事件的前因後果。即使軍隊報紙和官員號召‘粉碎’印尼共產黨,軍隊內部的指示,也只是非正式地做轉達。大部分的屠殺由平民實行,由軍方組織和鼓勵。這一大規模屠殺階段開始於政變一周後,時間在108日,以反印尼共產黨的伊斯蘭團體為主的群夥,放火燒了印尼共產黨的雅加達總部。陸軍特種部隊武裝和訓練了反共青年團體。軍隊和青年團體一起工作,採用在被毀的印尼共產黨辦事處獲得的名單,跟蹤印尼共產黨黨員。十月末,撒沃•厄德熙中將在同聯合安全工作人員的一次談話中強調‘心戰’的重要性——通過小冊子和'傳播資訊'進行心理戰。在他的回憶錄中,他寫道,軍隊‘鼓勵反共的平民協助工作’,並談到了培訓右翼團體,送他們去殺害共產黨人。軍隊利用民間團體和間接的命令,他們知道,蘇加諾仍然支持印尼共產黨,許多人仍然同情支持這一聯盟。未遂政變和第一波殺人潮之間的時間,被軍方用於採取行政措施,以削弱共產黨各幫派的組織結構,擴大軍隊對媒體的影響和傳播反印尼共產黨的宣傳。只有在這之後,屠殺才開始了。例如,在巴厘島‘攜帶死亡名單的部隊的抵達’擔任了‘推動屠殺的關鍵作用’。

殺人高潮發生在196512月,未遂政變後的兩個月,然後規模不斷減少,直到19663月。到底有多少人死亡仍是一個未知數:保守估計最低在500.000;其他估計總數為一百萬甚至二百萬。

大規模屠殺的計劃性系統性並不意味著沒有其他或多或少自發的作用在其中。一些華人受害,因為他們被視為外國人,或者像在其他東南亞國家,受到貿易剝削的牽連。狂熱的穆斯林和基督教徒攻擊作為‘神的敵人’的印尼共產黨的支持者。但是,這些宗教和種族衝突是政治清洗的副作用。大規模屠殺是由軍隊對政治對手發動的攻擊——在印尼共產黨人已經不受法律保護的情況下,其他的攻擊動力就肆無忌憚了。一致的看法是,並無太多證據證明許多人被殺害於搶劫或私人恩怨:絕大多數殺手的殺人動機確實是殺‘共產黨員’。

然而,大規模的殺戮提出了一個‘政治整肅’理論的問題。在其他國家,如果一個軍事獨裁政權上台粉碎強大的左翼運動,被殺死的人數則遠遠小得多。皮諾切特的獨裁統治期間,數千人被殺死,由阿根廷軍政府造成被害者高達30,000——但即使考慮到印尼的大尺寸,這還是有一個50萬到100萬的質的區別。為了解釋屠殺的規模,必須要把清除放入考慮。左翼運動越深入,用於粉碎它的暴力就越激烈。印尼從未見過那種困擾如此多的拉美軍政府的抵抗,而且左派也不能在類似於拉丁美洲的規模上恢復。從這個角度來看,蘇哈托和他的同伴只是比拉美獨裁更有效率。

受害者數位越大,肇事者的數字必會越高。考慮到殺戮發生的時間較短,並且許多人是被原始的武器和工具殺死的,那麼肇事者數目必須很高——安德森估計它必須數以萬計。所有這些人的動機是什麼?他們不可能全部直接由部隊組織,一定有一個與‘幕後’動機有關的重要因素。

外國列強的作用

破壞‘共產主義陣營’以外的最大的共產黨是西方政界積極歡迎的。美國國務院負責印尼情報的職員霍華德•費德斯佩爾回顧大屠殺時,指出‘只要他們是共產黨人,就沒有人關心他們是被屠殺。’事實上,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政府鼓勵創造導致暴力衝突的條件。這種干預也不是新事。茉莉芬事件後,蘇加諾本人幾乎粉碎印尼共產黨,這個事實是美國第一個支持他反對荷蘭的重要原因。當蘇加諾做得越來越激進時,他們轉而反對他。

美國總統約翰•甘迺迪和林登•詹森首先實施了經濟,技術和軍事援助,以鼓勵軍隊在印尼的經濟和政治生活中,作為反對印尼共產黨的力量,發揮更大的作用。在1964年中期,美國更進一步,積極嘗試挑起軍隊和印尼共產黨之間的衝突。美國官員意識到蘇加諾不會放下與印尼共產黨的聯盟,他的聲望弄得像軍事政變這樣的直接行動非常危險。但一個類似親印尼共產黨的失敗政變,這樣的事件將是完滿的藉口。美國人並不是試圖挑起印尼危機的唯一者:甚至更早,英國已採取政策,要在可能的情況下,挑起一場‘導致長期內戰或無政府狀態的權力鬥爭’。

儘管如此,1965年底發生的事件讓西方情報機構感到驚訝。並不能真正證明這樣的說法,即整個九•三零運動是由美國中央情報局和蘇哈托設置的一個陷阱。但是,像美國助理國務卿喬治•鮑爾這樣的人立即意識到‘如果陸軍動起來,他們有實力用印尼共產黨擦拭地球,如果他們不動,他們可能就不會有另一個機會了。’在這一點上,西方各國政府最擔心的是,軍隊會動得不夠快,如果它動起來,它可能不會消滅印尼共產黨的社會基礎,留下左派死恢復燃的可能性。美國,英國和澳大利亞都為軍隊反印尼共產黨的宣傳運動迅速提供服務。

當軍隊確實著手大規模屠殺運動這一點已經明確時,美國大使館開始討論向蘇哈托和他的同夥提供物資援助。當可怕的報告蜂擁而入時,他們仍然擔心殺的人不夠。在印尼以外,西方對大屠殺的官方反應主要是沉默。一個有限,但有政治意義的援助流,包括提供小型武器和現金給軍官們,給了將軍們一個信號,他們可以依靠西方的支援。美國官員提供了確定數千名印尼共產黨領導幹部的名單給印尼軍隊,後者使用它們追查印尼共產黨成員,把他們逮捕和殺害。由於印尼共產黨在莫斯科和北京之間的衝突中,已越來越傾向於中國,蘇聯知會將軍們‘如果要在印尼共產黨和非印尼共產黨之間作選擇,蘇聯將選擇後者’。對於西方強權,摧毀印尼共產黨,對於確保該國在全球資本主義經濟中的一體化是必要的。而且他們也成功了:在蘇哈托時期,印尼忠實地遵循西方批准的自由主義經濟政策。

改寫歷史

在評價1965年大屠殺和制訂替代新秩序的話語權上,諸多問題之一是這個話語權本身就是矛盾的。當然,這個政權可以不承認它是一個大規模流血的產品。同時,它在關心地提醒大家,如果想成立任何一種反對黨,它是什麼都作的出來的。該事件的官方版本是簡單的:九•三零運動是印尼共產黨計畫讓自己抓住所有權力和建立獨裁政權的前沿行動。軍方稱,由於迅速採取行動,它已經‘挽救了國家’。這種歷史的解釋一次又一次地重複在教科書,紀念碑中,顯示在每年紀念將軍死亡的電影中。1965年的官方和半官方記錄,如‘印尼民族史’和所謂的1965年‘白皮書’,無視九•三零運動暴力之後的殺戮行為。官方歷史上最偉大的名字是努格羅霍•諾托蘇散托,八十年代以前他是陸軍歷史中心(Pusat Sejarah Abri)的主任,然後成為教育和文化部部長。他編輯的‘印尼民族史’的學校課本,是如此地反智識常理,其反共立場是如此明顯,以至於它們刺激得印尼學生對任何歷史都不相信。對於該政權,冷漠和玩世不恭——而不是熱情地認可其歷史觀——很可能就足夠了。

官方的歷史把軍隊置於同印尼民族敵人鬥爭的悠久傳統的中心。荷蘭殖民主義當然是其中之一,但‘共產主義’變成了另一個。茉莉芬事件被描述為對反荷蘭殖民者鬥爭的背叛,當然,九•三零運動被描繪成是另一個‘叛國’的例子。印尼共產黨和其他左翼團體在印尼獨立運動中的重要作用被埋葬了。

這並不意味著對1965年大規模屠殺的記憶被抹殺了。相反,關於屠殺的記憶落入了謠言的領域。其結果是該政權不承認大屠殺的責任,卻可受惠於活生生的恐懼。折磨人的流血故事流傳在沒有發生過殺戮的地方,增加更多的混亂。

一個國家紀念碑,被稱為盧邦•布阿亞或鱷魚坑,建立在棄置將軍屍體的現場,以紀念那些將軍。它有6個單獨的雕像。指揮官亞尼,站在中間,用手指著坑,仿佛提醒觀眾發生了什麼。大型嘉魯達神話鳥,用作印尼民族的象徵,盤旋在軍官們頭上,把將軍們同全國連接起來。一個青銅橫幅講述了綁架,謀殺和軍隊崇高作用的官方版本。干預前,有混亂,謀殺——然後秩序恢復:國家是和平的,由軍隊保護,發展,婦女再次是賢慧的母親。在附近的一個博物館,西洋鏡重複官方的故事,包括可怕的酷刑。像亞尼的汽車,綁匪所使用的一輛卡車這樣一些遺物,被用來強調現場的真實性質。

對於新次序,1965年不僅僅是它誕生的時刻:當它必須處理反對派時,就調用‘共產主義威脅’做它鎮壓的理由,並作為新次序連續性的論據。奇怪的是,這意味著這個最反共的政權不可能宣佈對其痛恨的敵人的最後勝利。印尼成為這樣一個國家,在那裏共產主義的幽靈不會離開,甚至九十年代初蘇聯集團在全球崩潰後也不會離開。這種威脅必須被一次又一次的調用。1965年後,印尼共產黨被打跨驅散——隨著領導層的消失和蘇加諾的倒台,它的成員和支持者失去了政治指南針。蘇加諾統治突然垮台,讓整個印尼共產黨的做法遭貶。印尼共產黨是一個為了在印尼政府規定的限制內做鼓動建立的組織,對於任何一種地下抵抗,印尼共產黨毫無準備。雖然在新秩序期間,一些地下活動繼續進行,組織任何形式抵抗的嘗試則非常少而虛弱——1965年以後,軍隊反對共產黨的行動不是平定叛亂,而是追捕失敗運動的倖存者。

誇大印尼共產黨的能力,總是同一個現在確實已成為幽靈的共產主義威脅鬥爭,這樣做仍然合乎軍隊的利益。共產黨敵人是什麼樣子,是由軍隊決定的。這有可能使他們指責最不喜歡的候選人是‘共產黨人’——這不啻是一個死亡威脅。由共產主義集中體現的,對‘國家安全’的持續威脅,在軍隊一個‘雙重職能(dwifungsi)’的教條中,在政治和國家安全兩方面,發揮有重大作用。不停的強調國家安全的持續威脅,在1978年軍方開辦的國防研究所(Lembaga Pertahaan Nasional-Lemhannas)上正式成形。這個‘軍事教育研究所’設立了一個項目,名為全國警戒進修班(Penataran Kewaspadaan Nasional-Tarpadnas),目的是對官員和平民做有關國家安全威脅的教誡。‘進修課程’部分地是對蘇哈托政權的一個學生抗議活動的反應。來自1979年的一個課程檔表示,一個‘新左派’已踏著印尼共產黨的腳步,在組織共產黨活動,現正在動員學生和知識份子。據國防研究所說,1965年以後的印尼共產黨已形成了‘無形的組織’(organisasi tak terbentuk),由試圖滲透到合法機構的‘細胞’組成。

蘇哈托政權展開了印尼社會深刻的社會政治重塑。政治體制,變成了一種三角形,從業集團黨(Golkar)——執政黨,1964年由軍方創立,用作反共產主義團體的保護傘——牢固地處在頂部。下面是僅有的其他兩個合法政黨,所有其他的黨派都被迫與這兩者合併:一個是'伊斯蘭的',另一個是'世俗的'。即使在蘇加諾的‘指導性民主’日益專橫的統治期間,政治辯論也已經相對自由,印度尼西亞社會也越來越經常地看到群眾政治動員。蘇哈托政權希望的是完全相反的東西。新秩序的政治設計師,阿裏•穆托坡將軍在他的書‘加速現代化發展的25年’中,概述其原則。對於蘇加諾年代,他形容寫道,‘人民群眾,特別是那些在鄉村的人,總是政黨政治和意識形態利益的犧牲品’,這些政黨帶領人民‘忽略日常生活用品,忽略發展和改善自己物質和精神生活的需要’。相反,新秩序將遵循‘非政治化’的原則,把‘受政治操縱的人解放出來’,這樣人民就會‘全心全意努力發展’。

這總結了新次序意識形態的鮮明特性:以深深的精英主義態度對待下層階級而且迷信‘發展’。在村莊的人民中,蘇加諾和印尼共產黨的支持者最多,在將軍們看來,他們落後,缺乏發展。他們不應捲入政治,而應努力‘發展’國家。家長式的精英主義會提醒人們激烈的政治兩極化的危險,提醒‘人們瘋狂時’會發生什麼事,以使其把最大群人口拒之政治活動門外的做法合理化。

這些想法並非憑空掉下來的:像將軍們那樣有教養的城裏人對農村人的偏見,並不是新的。而且,也沒有人抱怨政治混亂:蘇加諾本人曾為在‘指導性民主’的說法下對民主的限制作辯解,說政治分歧正在席捲全國。軍隊的民族主義論調,即直接把敵人置於民族之外,也是老調。印尼共產黨已經淡化了印尼內部階級鬥爭的重要性,因為這樣的政策同蘇加諾強調的國家統一有矛盾。

蘇哈托把自己命名為‘發展之父’:對於那些從中獲利者,經濟發展往往是充足的理由,讓人接受軍人對政治權力的壟斷,接受蘇哈托對權力和特權的大肆濫用。即使是曾支持蘇哈托政變的伊斯蘭團體也被繳械,離開了政治。從1975年新秩序政權最後形式篤定,到1998年它垮台的幾十年間,主導的話語,是一個不斷上升的普遍繁榮,為了這個繁榮,理應接受軍隊對國家的控制並抑制異議等行為。在蘇哈托統治期間,估計有超過2000本書遭取締,它們的大多數與‘1965’有關。印尼民族主義,從蘇加諾的‘反帝國主義’的,第三世界多樣性的民族主義,轉變成一個注重全國合作發展的民族主義。

一個新的故事?

1998年蘇哈托的垮台和印尼民主化('Reformasi')的嘗試,極為有助於印尼人給‘1965’另一種解釋的能力。但是,在歷史的撰寫中,要給印尼左派任何一種‘平反昭雪’,仍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雖然那個政權本身垮台數年,新秩序的許多支持者仍然在掌權。經過30多年的不斷重複,新秩序版本的歷史已經根深蒂固。一代又一代的精英由‘新秩序即-社會秩序’孵育出來。雖然蘇哈托是新秩序政權的無可爭辯的領袖,但他由一個利益聯盟支持著。蘇哈托本人倒台,民主正式得以恢復後,這些人只是將自己重塑成‘改革者’和‘民主派’。前新秩序的支持者通過運用更多時尚的修辭,主導著印尼的‘民主’的機制。

19991020日至2001723日,阿卜杜勒拉赫曼•瓦希德21個月的總統任期,這個例子很有啟發性。雖然他是伊斯蘭教士聯合會(Nahdlatul Ulama)的主席,但瓦希德本人是一個進步的自由主義者,是第一個為那些殺戮道歉的全國性政治人物,不過伊斯蘭教士聯合會是一個穆斯林宗教組織,其青年支派Anser1965的殺戮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他改革印尼國家的試圖,不斷受挫於新秩序的餘孽。他試圖正式解除1966年建立的對共產主義的禁令,這成了他最具爭議的行動之一:它遭到了敵意和失敗。軍事和政治對手之間的一個聯盟剝奪了他的權力。

不願面對過去,不僅是數十年長期灌輸的結果。許多普通的人是1965年大屠殺的參與者。對65年的任何重新檢查,將引生焦慮甚至罪惡感。還有恐懼:就是新秩序的宣傳,說存活下來的共產黨或他們的子孫有一天會報仇。

於是,正統民族主義的歷史學派在後改革時代仍然占主導地位。‘國家歷史’的作家,拒絕面對1998年以後自由得多的媒體所作的揭示。在1999年年底,教育部發出的教師指南,以應付‘官方’歷史和‘媒體’記錄之間的差別。該指南是由諾托蘇散托的一個前門生編纂的。它的理由是,‘不確定性’將導致‘民族團結的消極後果’。

如果有一個團體有興趣於歷史的重寫,那就是受害者和追逐他們足跡的左派。應該牢記的是,新秩序政權的垮台是社會動盪和亞洲經濟危機特別尖銳的表現相結合的結果。就其本身而言,零散的反對運動不會有力量向蘇哈托提出一個真正的挑戰。改革期間,左翼領導力量是人民民主黨(PRD),它的活動成員從來沒有超過幾百人。儘管如此,它仍經常作為印尼共產黨的新化身而遭受襲擊。即使在蘇哈托倒台後,人民民主黨(PRD)領導人也被逮捕和受酷刑。回溯革命社會主義領袖陳麻六甲幾乎傳奇的人生,印尼畢竟知道印尼左翼歷史作品的一個傳統。但印尼的左翼運動脆弱,迄今未能真正挑戰新秩序的正統性。然而,改革開啟的空間,允許幾十本有關1965年的書出現,其中許多書批判新秩序的觀點。對新秩序歷史的批評和恢復印尼左派的嘗試,不只是局限於書本,還包括期刊,展覽和紀錄文獻。

在這方面,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是小說家普拉莫底亞•阿南達•托爾。1965年前他已經是重要作家,他因為是共產黨的人民文化研究所(Lekra)的成員而被捕,在他14年的監禁期間,仍艱苦卓絕地寫作。他的作品大部分是有關歷史的,顯示‘老百姓’創造歷史的作用——直接同新秩序的精英主義相矛盾。從監獄釋放後,普拉莫底亞連同另外兩名前政治犯,創建了米特拉出版社。前政治犯在印尼仍是賤民:他們的護照載明前囚犯的身份,他們被要求定期向警方報告。儘管如此,普拉莫底亞,哈斯伊姆•拉赫曼和約瑟夫•埃薩克,都是‘蘇加諾主義’的左翼,無視禁止出版前政治犯作品的禁令,出版物中就有普拉莫底亞的小說。米特拉的出版物在創造正統說法的替代品上,發揮重要作用。

倖存的印尼共產黨成員和支持者書寫的自傳表明,即使在新秩序的影響力強大時,另一種不同說法仍然還存在著——雖然只是一點點。但這種記憶有其自身的問題。其中許多記憶,是在事件發生幾年甚至幾十年後寫的。因此,它們可能會更多地反映人們對隨後改革(Reformasi)的感覺,而不是他們如何經歷1965年及其創傷的。而政治並不局限於國家和國家認可的歷史宏觀水準。這些文章是對新秩序話語權的挑戰,但處在一個印尼共產黨被妖魔化和反共產主義思潮很強烈的環境中。這使得他們的作家採取防守姿態,避免例如1965年之前印尼共產黨及其夥伴參與鎮壓和恐嚇政治對手的情況。印尼共產黨的活動,首要的是合法的,而且是支持合法總統蘇加諾的。

這個防禦姿態掩蓋了印尼的矛盾,而這些矛盾能夠解釋‘1965’。挽回印尼共產黨的願望也導致了否認共產黨參與了或支持過九•三零運動的任何可能性。取而代之的說法把蘇哈托描寫為邪惡的主謀,陰謀策劃了整個事件過程。就像新秩序編織的故事那樣,這是一個政治上有用的神話——但它也弄混了在這些悲慘的日子裏發生的事。

1999年,記者策劃一個展覽,叫做‘日惹索羅攝影記者的三個秩序展’,是由記者和學生活動分子舉辦的。三個秩序,指的是蘇加諾的舊秩序,蘇哈托的新秩序和改革時代。最令人注意的一張圖片是殺戮開始前不久拍攝的。它描述了在日惹的一個印尼共產黨集會上的一群年輕人。舞台不可見,只看到一群聽眾。他們看去輕鬆,甚至快樂。在照片的中心,一個年輕女子看著鏡頭:她在微笑,似乎充滿生機。正如一位作家對畫面所描述的:‘這張照片中,沒有什麼險惡的東西,沒有什麼符合新秩序政權持續描繪的共產黨邪惡形象。’

對圖片的反應是後改革次序時代對1965年態度的快照。參觀者對圖片中的人們感到同情——‘邪惡共產黨’再次成為人類了。但是,這同情在一定程度上依賴於否認遇難者的部分身份:所描繪的理想主義青年應該是‘並不真正知道’印尼共產黨的計畫,並不是‘真正的共產黨人’。他們想法的禁忌如此強烈,以至於無法調和他們是‘就像我們’一樣的人,又是共產黨人的想法。承認1965年受害者的人性無疑是重要的第一步。但是記住人的悲劇,並沒有告訴我們發生了什麼。對於印尼社會,要從心底接受它的過去,接受受害人的政治信念,對於他們的生和死是重要的,也需要得到承認。

亞歷克斯•德容是第四國際荷蘭支部,社會主義替代政治(SAP)黨的領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