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建国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u/1250748474

《环球时报》、《南方周末》与
“财新传媒”春节联手向资本家献礼

杜建国

南有《南方周末》,北有“财新传媒”,它们打着为民请命、反对“国富民穷”的旗号,干的是资本家贴心人的工作。一年下来,从鼓吹给老板减税、鼓励企业偷漏税、反对累进税、反对实行最低工资标准,到鼓励放纵老板们搞投机、呼吁救助跑路的逃犯投机商、到借“反垄断”来瓜分国企,《南方周末》和“财新传媒”对大小老板们的关怀可谓是无微不至。老板们在2011年收获了个盆满钵满,离不了他们的功劳。当然,老板们也不是万事如意,也有让他们皱眉头的个别领域。

201151日,《刑法修正案(八)》开始施行。该修正案加大对一些严重损害劳动者利益的行为惩处力度,将部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行为纳入了刑法调整范围。年关来临,欠薪案件高发期也随之来临。2012114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与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和公安部联合下发《关于加强对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件查处工作的通知》,要求严格执行新设的“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以“确保欠薪案件得到及时有效查处,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和谐稳定”。

这不由让《南方周末》和“财新传媒”义愤填膺,他们携手来向资本家表示节日关怀。

119日,《南方周末》借盘点“2011年中国十大影响性诉讼”来为因拖欠工人工资潜逃而被判刑的老板大鸣不平
http://www.infzm.com/content/67747
。该文反对恶意欠薪入刑,要“谨防‘猛药’副作用”,主张用民事办法来解决,“譬如让农民工组成维权组织”。

不约而同或有约而同,118日“财新传媒”旗下的“财新网”则在主页显要位置推出其记者蓝方的文章“打击欠薪政府何为?”相较于《南方周末》,这方面他们自然更“专业”一些。

记者一上来先给官方扣上了罪名:“在一些地方,由于政府的介入,甚至还有恶化。昨天,一位律师告诉笔者,在地方清欠办(清理欠薪办公室)的干预下,一起欠薪案的建筑商把工资款划拨给了该办公室,但政府清欠办却扣押工资,拒不支付。经其交涉,最终只同意按一定比例下发工资。”

我这里的疑问是,记者干吗不把该地方清欠办的实际情况给全部公布出来?公布出来,处置这个地方欠办,也省得读者们怀疑记者是在信口开河。

进而记者又来为资方减轻责任,同时顺便再次把责任转嫁给官方:“多年来,农民工欠薪案,主要集中于建筑行业。其直接原因在于现行的工程项目垫资制度。……房地产业绝大多数利润都在土地出让环节,真正的赢家是开发商和政府……这种现实,使中国现行法律法规要求按月领取工资等规定变成一纸空文。”

记者这是在大放厥词。首先,不论以何种理由为违法欠薪的老板开脱,都是没道理的。其次,欠薪绝不是“主要集中于建筑行业”,各行各业都有。比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117日曝光了六起“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典型案例,仅有两例与建筑施工沾边。一例是景观工程,一例是工业工程。而且后一案例中,包工头早已多次以支付工人工资为由从发包方公司领取了大量现金,结果仍旧大量拖欠工人工资并逃匿。这一“老赖”案件属该记者的专业领域,记者小姐,您难道不知晓吗?

另外遭欠薪的也不仅仅是蓝领或民工,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也难以幸免。20111213日,SOHO中国上海分公司原销售部总监胡大维代表自己手下的40名销售员,找总经理闫伟讨要佣金。“你们要造反么?”闫总边说边抓起会议室桌上的杯子,泼了胡大维一脸茶水扬长而去。

最后,对于恶意欠薪问题的解决办法,该记者的总结与南方周末如出一辙:不应该“由行政力量介入,‘运动式纠偏’”,应该扩展工人的组织权利。

请问《南方周末》和“财新传媒”:

第一,你们明知道靠劳工组织权一时远水解不了近渴,却非要把希望仅寄托于此,如此一来,你们难道不是在玩即批评了政府赚取好名声、同时又阻止了问题解决的花招吗?

第二,官方真要给工人以罢工权和组织权了,估计你们又要加以反对了。不到一个月之前,你们不是刚刚在主页显著位置推出文章,强调要“对于罢工立法问题应当谨慎对待”嘛!http://china.caixin.com/2011-12-28/100343706.html

第三,你们不是天天强调“法治”嘛,为何官方出台惩治欠薪罪犯的法律,你们反倒坚决反对了呢?莫非官方不依法而行,而是随便就把欠薪罪犯拉出去毙了你们才满意?

第四,官方出台惩治欠薪罪犯的法律与给工人以罢工权和组织权,同样都有助于各类工薪阶层状况的改善,你们为什么非得厚此薄彼呢?两种措施一起欢迎又有何不可呢?

第五,你们自美为“揭黑英雄”,可对照前述事实,说你们是“遮(资本家的)黑英雄”或“护短英雄”,你们觉得冤枉吗?

大家不要以为我是在找《南方周末》和“财新传媒”的茬,是跟“自由派”媒体过不去。为避免此嫌疑,我为两家找个伴儿:“民族主义”的《环球时报》。

120日,环球时报刊登了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教授的文章《全球化红利少了中国怎么办》。该文把经过三十多年发展已把欧美日同行逐渐比下去了的中国老板们说得无比可怜,坚决主张现在给老板们“降低税负”比工人“最低工资水平的上调”更“重要”,坚决反对“靠最低工资就能过上舒适日子”,否则“中国经济会与南欧国家一样入不敷出”。

三十多年来,中国最低工资标准上调缓慢,最低层的工人仅靠八小时以内的收入,难以养家糊口,因此常年加班成为必需。孙院长,您知道过年,总不能让工人为了活下去连年也不过了而去加班吧。

至于说南欧国家濒临破产是因为工薪阶级工资高和福利高所致,那更是不符合事实。意大利的总理兼首富,没钱给员工涨工资却后宫无数,他这类人物就没责任吗?德国瑞典等北欧国家工薪阶级的工资高于南欧国家,可它们的经济却大大好于南欧国家,按孙院长工人只有处在半野蛮状态经济才能正常运转的逻辑,德国瑞典等都不知道要破产多少回了。1%平时把99%榨得一点汁儿也不剩,出了问题,却全赖到99%头上了。

除夕夜,鞭炮隆隆,快七点的时候我出了趟门,发现超市竟然还没有下班。寒风中的老保安在超市大门口整理着购物车,里面的导购和收银员也肯定还一如往常。我问明天上班不,保安回答早晨如常,晚上下班提前到八点。

这就是中国工薪阶级的生存状况。居然还有人怪他们的薪水高,怪惩治恶意欠薪的老板的做法不合理。

出门回来,不能自已,写下以上文字。

2012年除夕二十二点三十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