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的鳄鱼眼泪

杜建国

中国政法大学的蔡定剑教授去年去世后,众多报纸、杂志以及各大门户网站立即进行了密集的报道,并对蔡定剑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我刚刚在网上一搜,就看到了如下相关文章:中国青年报的《蔡定剑:背影映在中国宪政路上》,《南方周末》的《为什么这么多人纪念蔡定剑》,《财经网》的《世间已无蔡定剑》,《凤凰网》的《为什么要记住法学家蔡定剑》,等等。另外据称,“从广州的《南方都市报》到北京的《新京报》,从上海的《东方早报》到昆明的《云南信息报》……国内数十家市场化报纸持续发表了大篇幅的纪念文字”。不知道这是不约而同呢还是有约而同。

坦率地说,作为一位学者,蔡定剑并没有什么卓越的学术成就,但是死后却受到诸多媒体如此厚待,原因何在呢?媒体讲得很清楚:无它,只是因为蔡定剑为推动所谓的“宪政民主”进程做出了重大贡献而已。据媒体报道,即使病笃中,蔡定剑先生还在反复强调“我们做知识分子的,不就是希望国家好,希望老百姓过得好吗,不就是希望推进我们的民主宪政吗”。

这些言行鄙弃“躲避崇高”,很让人钦佩。不过笔者仍旧有一个疑问:蔡定剑先生真的像媒体宣传得那样高大全吗?其爱民之心真的强烈到了直至临死还念念不忘的程度吗?或者说,包括蔡定剑在内的“民主宪政”的推动者们真的“希望老百姓过得好”吗?

最近,笔者看到了去世前蔡定剑所接受的《南方周末》(2011721日《南方周末》,记者戴志勇)的采访:《中国需要持续的平权改革》。读罢此文,笔者的疑问得以解开。在该文中,蔡定剑称中国应该向西方国家学习,进行民主改革,因为民主改革对中国最广大的人民即工薪阶级最为有利,工薪阶级应该拥有选举权利和组织起来谈判的权利。没有这些权利,白领蓝领就无法保护自己的利益。对这些观点,笔者都不反对。但是,在谈到如何进一步制定保护工人的立法时,蔡定剑先生却发表了如下惊世骇俗的见解:

“不要统一规定最低工资,企业困难时,工人可能愿意接受比最低工资更低的工资”!

看到这些文字,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劳工拥有选举权、组织权、谈判权等,是为了改善自己的生存状况,而制订最低工资,正是实现这一改善所必然要采取的最为基本的措施。成天价人权宪政不离口的蔡定剑先生,难道竟然不知道最低工资早已成了现代人权、现代宪政不可或缺的内容吗?《联合国人权宣言》规定“每一个工作的人,有权享受公正和合适的报酬,保证使他本人和家属有一个符合人的尊严的生活条件”。最低工资法就是这样的一项法律保证,没有起码的最低工资,何谈“符合人的尊严的生活条件”?

蔡定剑称“企业困难时,工人可能愿意接受比最低工资更低的工资”,这表面上是为工人考虑,实际上是要让处于弱势的工人展开恶性竞争,让雇主渔翁得利,将负担和风险完全转嫁到工人身上。我不知道有多少打工者授权蔡定剑先生来代表他们。

蔡定剑公然反对最低工资标准这一当代人权,莫非想让中国倒退到英国工业革命初期的曼彻斯特时代?蔡先生口口声声要我们学习西方,接受普世价值,为什么在这一问题上就反其道而行之了呢?

据悉,二战之后,在西方反对实行最低工资标准的,只有弗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和皮诺切特统治下的智利,难道蔡先生以及炒作他的那些媒体是要把这些法西斯树为中国人民的楷模吗?其实,这并不让人意外,蔡先生视哈耶克与弗里德曼们为“自由主义”的圣人,而这些圣人当年正是皮诺切特们的盟友。

蔡定剑们鼓动白领蓝领工薪阶级争取组织权利,其实要的只是白领蓝领盲目地跟在他们屁股后面,去争取形式上的宪政民主,而一旦白领蓝领有了主见,要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的了,也就是说要赋予宪政民主以具体的民生内容了,这时蔡先生就不允许了。要宪政,不要最低工资,不要民生改善,这就是中国的宪政民主派或“自由派”的纲领。或者说,蔡定剑先生只要偏袒雇主阶级的宪政,不要保护工薪阶级的宪政。当工薪阶级利用宪政民主维护自己的权益时,蔡定剑们就会像当年哈耶克们那样,转而咒骂宪政民主呼唤皮诺切特了。

如今,“宪政民主”在中国已成为显学,一个人只要整天“宪政民主”不离口,那么他就会成为媒体的红人。宪政斗士们成天摆出悲天悯人为民请命的架势,抱怨工人生活悲惨,抱怨“国富民穷”,可是真要给工人涨工资了——不管是由政府推动还是由企业自己主动实行,他们却又高呼不可,咬定这样会把雇主逼上绝路,即使雇主本人常常都不好意思将这样的话说出口(去年富士康十三跳事件,各路宪政民主人士就是如此解释的)。

连个最低工资标准都反对,咋好意思叫宪政主义者呢?咋好意思开口说自己“希望老百姓过得好”呢?蔡定剑先生以及炒作他的那些媒体的所作所为,难道不像鳄鱼在流眼泪吗?这不是伪善又是什么呢?

附言本文原名《宪政斗士的鳄鱼眼泪》,刊登于《环球财经》2011年第11期,有少许删节。此为原文。

自由派”骨子里是法西斯哈耶克派,但是为了达到反体制的目标,为了吸引、忽悠民众,凯恩斯主义的口号他们也照喊不误。这样,各方面的理他们就都全占了。

2011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