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与流感

[]迈克戴维斯Mike Davis
黄骏 译

美国社会评论家、政治活动家和历史学家、加利福尼亚大学知名教授、《新左翼评论》编辑迈克戴维斯2009327日在社会主义工人网发表了题为《资本主义与流感》的文章,这是其继2006年的著作《怪物来到了我们的家门口》提出全球性禽流感疫情正在威胁人类后,又一次十分引人注目地警告我们,在当今的资本主义条件下,国际社会对全球性流行性疾病的预防和控制难以奏效,全球化农业在墨西哥引发可怕的甲型H1N1流感正是这一事实的又一例证。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墨西哥甲型H1N1流感,一种被认为可能是藏在工业时代猪舍的粪便里的遗传性混合病毒,突然威胁人类并使整个世界都发起烧来。这场横跨整个北美地区的流感一开始爆发,就以比上次官方在1968年香港发生流感时所宣布的速度更快的速度扩散。与被人们所正式认定的另一种被称为禽流感的传播力极强的H5N1型变异病毒相比,这种甲型H1N1病毒的威胁程度尚未可知。当然,它似乎远不如2003年的SARS致命,但这种流感也许比SARS持续时间更长,更不容易自动撤退。

鉴于已被控制的季节性A型流感每年都导致100多万人死亡,因此,即使是病毒略有增加,特别是一旦伴随着高发病率,其严重性也会不亚于一场重大战争的屠杀。

与此同时,最初让人受害的就是那种给人安慰的信念,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儿童早期预警系统长期以来一直宣称,快速反应的医疗管理机构和独立的地方公共卫生监控是可以遏制传染病流行的。

自从1997年香港出现H5N1型病毒死亡案例后,世卫组织在大多数国家卫生服务机构的支持下,提出了重大的行动策略,重点是对流感爆发地区的流感病毒进行确认和分离,然后使用抗病毒药物和疫苗彻底消灭流感。

那些持怀疑态度的人有理由不同意这一做法,他们认为,微生物病毒现在传播至世界各地的速度完全可以比世界卫生组织或地方政府对流感爆发地所作出的反应更快(禽流感正是如此)。他们还指出当前对人类和动物疾病传播链的监控既落后而又往往缺乏。

但是,这种防患于未然的(同时也是经济的)对禽流感进行干预的大胆神话,本来对于像美国和英国这样的富国来说是非常值得的,但是这些国家更愿意投资于构筑自己的生物马其诺防线,而不是大幅度增加对海外流行病前线的援助,也不对大型制药公司进行援助,即使后者正在为满足第三世界对重要的抗病毒药物像罗氏公司的达菲这样广泛使用的药品的生产需求而艰难坚持。

不管在什么情况下,甲型H1N1流感都可以证明,没有大规模的新投资、监测、科学规范的基础设施、基本的公共健康和对治病救命药物的全球性研发,世界卫生组织或疾病控制中心(CDC)对流行疾病的预防模式也只不过是那种类似于美国国际集团(AIG)对其衍生物以及马多夫对其证券(美国纽约金融家,涉嫌诈骗投资人总额超过500亿美元。——译者注)的庞氏骗局式的(一种由名叫Charles Ponzi的意大利裔美国人设计的最古老和最常见的投资诈骗。——译者注)风险管理。

当然,这并不是说,即使是在北美和欧盟,流行病的预警系统已经失败,因为它根本不存在。

并不奇怪,墨西哥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政治上的意愿来监测牲畜疾病及其对公共健康的影响,但在其边界北部,情况也并不更好,在那里牲畜生产者也以同样的轻视态度来应付健康条例,他们就是这样对待工人和动物的。

然而没有人比亚特兰大的疾病控制者更为迟钝。据《华盛顿邮报》报道,该疾病控制中心直至墨西哥政府已开始实施紧急措施的6天后才了解疫情的爆发。事实上,《邮报》还指出:美国公共卫生官员在疫情爆发得到确认的两个星期后,仍然基本上对墨西哥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一无所知。

这里不应该有任何借口。的确,甲型HINI流感恐慌的核心悖论是,它既完全出乎我们意料,又是被准确地预测到的。

六年前,《科学》杂志就发表了一个重大报道(由可敬的本尼斯乌特里奇所报告),证明经过多年的稳定后,北美甲型H1N1病毒已跳上进化的快车道

自从经济大萧条开始,甲型H1N1流感得到确认以来,H1N1病毒只是从原来的基因组轻微地变异。然后,在1998年,所有的一切都变得一团糟。

一种高致病性病毒开始导致北卡罗来纳州工业化养猪农场的母猪大批死亡,几乎每年都有新的更致命的病毒出现,其中就有H1N1可怕的变种,该病毒带有H3N2内部基因(这是另一种人与人之间传播的A型流感)。

乌特里奇采访的研究人员担心,这些混合变种之一可能成为人类流感病毒(包括1957年和1968年大规模流行病,也被认为源自猪群内的鸟类和人类的混合病毒),并敦促建立一个对甲型H1N1流感的官方检测系统。当然,这一告诫没有得到理睬,华盛顿准备扔掉几十亿美元,用于对付他们幻想中的生物恐怖主义,却忽视了有目共睹的危险。

然而什么是导致甲型H1N1流感发展加速的原因?也许这与禽流感病毒得以便利复制的条件是一样的。

病毒学家们一直认为,亚洲地区的集约农业系统——一个巨大的生产粮食、鱼、猪、家养和野生鸟类的生态圈——就是一个流感发生变异的主要引擎:既有季节性的迁移,也有偶发基因的变异。在更不常见的情况下,有可能如1997年的H5N1型病毒一样,会直接从鸟类传播至猪或人类。

然而畜牧业生产企业的产业化使流感演变已并不为亚洲所专有。正如许多人撰文所指出的那样,畜牧业在近几十年已经变成一种更类似于石化工业的产业,而不是教科书中所描绘的幸福快乐的家庭农场。

例如,1965年,美国的100多万个农场里有5300万头猪;今天,6500万头猪集中在65000个养猪场里,这些猪有一半就饲养在有5000头以上家畜的大型养殖场中。

这在本质上就是从老式猪圈变为巨大粪便地狱,其特点前所未有。这种转变使得数万乃至数以十万计的动物免疫系统受到削弱,高温和粪便令动物窒息,而病原体对动物同伴和可怜的后代的传播速度则令人吃惊。

在北卡罗来纳州或犹他州米尔福德,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子公司每年出栏100多万头猪,并让数以百计的湖泊充满了有毒的排泄物。任何曾驱车经过那里的人将会一眼就能看到,农业的产业化已经影响了自然规律。

去年,一个由皮尤研究中心召集的引人注目的委员会发表了一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关于工业化农场家畜生产的报告,强调了这种危险的紧迫性:在大牲畜或家禽中,……病毒的不断循环[]通过基因变异或重组增加新型病毒出现的机会,这可能导致其更有效地在人与人之间传染。

该委员会还警告说,养猪厂滥用抗生素(这是比营造下水道系统或人道环境更便宜的防病办法),是引起抗葡萄球菌感染增加的原因,而污水外溢则导致了大肠杆菌和Pfisteria疾病爆发(这种被认为是世界末日的原生动物导致了南卡罗来纳州河口超过10亿鱼类的死亡和几十个渔民生病)的可怕后果。

然而,这一新病原生态的任何改善,将不得不面对例如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公司(猪肉和牛肉)和泰森公司(鸡)这样的家禽家畜生产集团的强大力量的挑战。由前堪萨斯州州长约翰卡林担任主席的皮尤委员会指出,他们的调查遭遇到了企业的系统阻挠,包括公然威胁扣留合作研究资金。

而且,这是一个具有同等国际政治影响力的高度全球化的产业。正如建在曼谷的鸡生产巨头卡龙波克普汗德人集团能够压制对其在东南亚禽流感蔓延中的作用的调查,因此,有关甲型H1N1流感爆发的深入调查研究很有可能在那些养猪企业的阻挠面前碰得头破血流。

这并不是说冒烟的枪将永远不会被发现。墨西哥媒体已经有报道说,流感的一个集中爆发地就在韦拉克鲁斯州庞大的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公司的子公司附近。

然而更重要的(特别是考虑到H5N1的继续威胁)是更大范围的情况:世卫组织针对流行病战略的失败,世界公众健康的进一步下降,大制药公司治病救命药品研发的受阻,以及导致生态不稳定的工业化畜牧业生产所带来的全球性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