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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

──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赞同

Report on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Report approved by the IC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弗朗索瓦萨巴多
François Sabado
卫众 

埃及和突尼西亚的革命构成了国际形势的历史性转折点。这些革命改变游戏的规则。将有突尼西亚和埃及革命发生前后的不同。赞赏这个变化带来的深度和所有影响为时尚早,但我们面临着历史的巨变。它们是这个21世纪第一波革命,更准确地说——因为2003年和2005年在玻利维亚也有革命——是阿拉伯世界的第一波革命,也是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危机引发的第一波革命。

它们爆发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薄弱环节。它们涉及一个双重进程,一个拒绝独裁的政治进程,也是一个社会过程,因为数以百万计的人不能再忍受基本食品价格的急剧上涨的粮食危机,或更普遍地,人们不能再忍受只给数以百万计的青年人带来失业和痛苦前景的制度。这些革命——因为它们是在社会政治舞台上爆发的群众运动,而且出现了政权的危机,在这个意义上它们是革命——结合了民主的问题,民族问题(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主权问题)和社会问题。

这是阿拉伯世界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是在利比亚、巴林、阿尔及利亚、也门、约旦、巴勒斯坦的一个冲击波,它也揭示了社会不稳定和动乱的来临。在独裁和民众运动之间出现了第一阶段的巨大战斗,形形色色各个势力之间的对抗,旨在确保统治阶级继续保有权力,确保普通民众对民主的渴望和其基本社会需求的满足之间继续存在分裂。

利比亚的屠杀还表明对这些革命运动展开了镇压。这波冲击连远方的中国都能感受到。它会以特定的方式影响整个世界。

在这个意义上说,尽管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些运动的特殊方面——反对独裁政权的动员,阶级矛盾的类型,这些国家内部的分裂——这些运动仍然处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其特点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

今天的危机及其引爆点

世界经济危机仍在继续。它已进入第四个年头。它以金融危机,食品或原材料市场危机和公共债务危机的形式展开,在欧洲尤其是这样。其综合特性——经济的,金融的,社会和气候的特性——已被确认。“文明的危机”这一理念恰如其分地反映了这场危机的深度。 在世界经济层面,有一些人,像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被认定为美国民主党左翼的一个经济学家)建议表示,这第三次大萧条类似开始于19世纪70年代的欧洲和美国的经济停滞——他称之为长期停滞——以及20世纪30年代的他称之为大萧条的停滞。

目前的增长率及其长期的预测都疲弱:20113%20123.5%。各区域的增长率分列如下:欧洲为1%2%,美国为2%3%,而在所谓的新兴国家为6%7%。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失业率仍然很高,官方数字大约为10%,实际上要高得多。贫困在增加,受害的特别是妇女,青年和移民。

20世纪70年代末建立的积累模式正处于危机之中。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21世纪初主导美国和欧洲经济政策的广义债务再也不能弥补主要经济部门的生产饱和,不再能补偿帝国主义中心经济体购买力的贪得无厌的能力极限。另一方面,生产和大众消费并没有复苏。所有关于危机已过去的说法,或“我们已度过危机最严重的时候”的声言,并不能掩盖世界经济陷入危机,并无好转的情况,这在美国和欧洲尤其明显。危机自身发生在帝国主义中心,但它也激化世界的转折点。

虽然这场危机打击资本主义中心的国家,但在过去的五年,中国还是保持了10%的年增长速度。印度和巴西也处于类似的发展过程,只是稍微慢一些。我们可以说,这场危机首先是西方世界的危机,中国,印度以及亚洲和拉丁美洲的一系列国家避开了危机,或者说尽管有危机,它们仍在发展。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强权。在类似计算机这样的一些关键行业,它甚至还居首位。其军事实力和武器开支已经大大增加,它寻求在未来几年成为第一级的强权。

中国正在世界上显现一场真正的扩展: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大规模建设项目,为了原料和食品的生产,大规模地开发土地,购买欧洲遭遇“困难”的国家——希腊,葡萄牙,西班牙的债务。

当然,处在危机中的新兴国家并没有“脱身”。中国和新兴国家没有能力重新启动世界经济。这些国家在世界经济结构中的涉入是脆弱的。不要忘记,中国GDP42%来源于其出口,并且在中期内,中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将取决于它构建一个内部市场的能力,其方式是建设新的基础设施,增加工资和社会保障。

这些国家的经济活力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推动当今世界经济的火车头,抑或不再是美国单独一个,而是还包括有中国,印度和其它新兴国家在内的几个。中国的活力是这样的,即它可以拉动如巴西和阿根廷这样的原材料出口经济,也拉动如德国那样的资本输出经济。这是一个问题,但它是理解这个世界转折点的关键。

美国在衰退,但依然维持一个实力地位,这得益于它的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广度和统一性,得益于其美元的力量,但最重要的是由于其政治和军事的霸权,尽管在突尼西亚或埃及的发展进程中它进退失据,其霸权依然让人有感觉到。但它已不再是布殊时代的美帝国主义了。它必须与其它国家磋商——在武器方面与俄罗斯磋商,而且不久要同中国或其它国家——拉丁美洲的巴西或与人民的压力作协商。

在这个新的世界平衡中,美国虽衰退但保持其政治和军事权力,有其巨大的市场和“它的美元”,倒是欧洲,在倒退回落。有的人甚至在谈论1492年以来一直主导着世界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危机——1492年是发现美洲的日期。当前历史时期和危机的突出因素之一,是欧洲结构上的衰弱疲软。

一个新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的攻势

在这场危机中,有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薄弱环节。今天我们在阿拉伯国家的矛盾爆发中看到它,在欧洲也见到它,在欧洲的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战斗中,对于统治阶级,这场危机是一个杠杆,统治阶级用它来摧毁一系列的社会权利和福利。由于利润率不能由生产和大众消费来恢复,世界竞争要求进一步降低欧洲和美国的劳动成本。有必要作进攻,解除管制,私有化。这个资本主义进攻,对统治阶级作凯恩斯主义转换的选择进行辩论和提出质疑。

攻击在即,是正面进攻,而不是社会妥协。小型的再度膨胀,小型的重建,没有“需求”的政策,没有对国家的社会及公共的再调整,速度丧失,所有的“绿色资本主义”项目也丧失。这些凯恩斯主义的限制进一步减少社会民主主义的活动范围。经过几个星期的恐慌,经济金融化和金融市场的力量已经恢复。

人们甚至可以说是新自由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后的第二波攻势。不管怎样,由雇主和政府发动的社会破坏确实比当年强烈。这种新的进攻具有全球性质。没有什么能避开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它的不等价交换,它对劳动力的重塑,是对整个社会权利的挑战。

这也给拉丁美洲近年来的进步经验带来了压力。在一定程度上,玻利维亚的莫拉莱斯政府试图增加石油价格的措施,是世界市场的压力越来越大的后果之一。它甚至打击了古巴经济的核心。

如果整个古巴的工作部门“私有化”——近10%的员工——相较于古巴和拉丁美洲的社会政治力量,将会有什么后果?但并没有宿命。拉丁美洲进步政府和古巴领导层对危机的态度,成了对这些潮流发展的关键测试。

欧洲危机

尽管欧洲有它的技术,社会,经济实力,还有其积累的财富,它仍然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薄弱环节,因为它夹在美国和新兴国家崛起的钳子中。中国购买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的部分公共债务,是认真的,并非象征性的。从共生的因果关系观点来看,该危机以一个“债务”危机的形式显现。它已经把公共债务危机从银行传给了美国全国,该危机起于数十年的不平等的税收政策,起于对金融和银行业危机作公共的干预。

欧元区的公共赤字从2%升至6.5%,美国则从2.8%升至11%2008年至2009年,欧元区的公共债务从GDP69.4%升至78.7%,而美国从2007年至2009年的公共债务则从GDP62%升至83%。这些国家目前处在危机的第一线,尽管欧洲联盟和美国有所不同——后者有远为重大的通货再膨胀经济政策——统治阶级和两个地方的政府都运用紧缩政策,这尤其会窒息公共政策。

欧洲危机的特性源于欧洲联盟的结构类型:没有民主的,没有民众参与的,没有政治经济统一性的,市场占主导地位的未完成政治内涵的实体。这个新自由主义的结构,远未协调其经济政策,鼓励欧洲经济的“分散的动力”,促进工业(德国)和金融(英国)动力的分散,促进高度发达的经济体——前共同市场和均匀发展者——欧洲南部和东部之间的分散。

欧元有效地涵盖不同发展水平和生产力水平的国家。远未构成一个所谓“欧洲区”的经济协调工具,它现在是训练经济体和人民以便服务于最强者的工具。这导致德国之类的国家和其它国家之间的紧张情势,加给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难以承受的压力。在这个阶段,欧元区各国政府已创立了援助机制,响应彻底的新自由主义的结构改革,特别是为困难中的国家创立2013年“欧洲稳定基金”,基金为7500亿欧元。这样是否足够,已经有争论。争论激发猜测。

但是,除了这个债务问题外,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在当今世界的竞争中,欧洲的统治阶级都相信,“欧洲社会模式”是与美国和中国竞争的主要障碍。有必要摧毁最近几十年赢得的社会福利和成果。在今天的欧洲,存在一个真正的“社会战争”:冻结——实际上是降低——公务人员的工资,大幅减少社会和公共预算,破坏各级社会状态,延长工作年龄——改革养老金,挑战35小时工作周,废除数百万的公共部门工作职务,打击并私有化社会保障系统,卫生系统,学校(英国学生的学费暴涨)。

这些攻击事件的最新例子是在都灵的菲亚特米拉费欧丽(FIAT Mirafiori)工厂的公投,在那里,批准管理建议的结果,开启了清算了结集体谈判的路,清算不仅仅发生在工程,而且也发生在所有的专门分支和部门。分支机构或部门的全国集体协议遭到完全破坏。在雇员和老板之间 “谈判”雇佣合同之前,它们就崩溃了。菲亚特董事会的政策还迫使工作条件恶化:团队工作,夜间工作,处罚缺勤,冻结工资等等。

在欧洲,这类攻击趋向于普遍化。随着削减赤字的政策,他们不仅造成百万人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恶化,而且越来越多地限制最终需求,结果是扼杀增长,带来新的经济衰退。削减赤字的政策会限制最终的需求,其后果只是抑制经济增长,它确实会引起新的经济衰退。这还不是一个紧缩计划,其目标是在未来几年减少打工者1520%的购买力。解除福利状态或其剩留物的做法,将会得到前所未有的推动。

右派和新自由主义的进攻

这个进攻,同资本主义正在经历的历史性和系统性危机有关,它同1980年代进攻的区别在于整个制度,其统治阶级,其政党,其机构的不稳定后果。所有的执政党还有其它人都被几十年的新自由主义反改革和制度危机动摇了。政治代表性的危机,社会主义的历史性危机,民众弃权的现象,认为政治精英们腐败的感觉:这一切都在酝酿总体的政治危机。

在右翼,新自由主义社会反改革做法,削弱了传统政党的社会基础,所以后者鼓动专制主义者,种族主义者,民粹主义者及警察,攻击移民,攻击罗姆人和穆斯林,以便获得这个基地。他们像美国共和党那样,强化他们的反动进程。萨尔科齐或贝卢斯科尼的“民粹波拿巴主义”趋势反映了一定的不稳定性。民粹主义或新法西斯运动获得支持,它们特别是在瑞典,荷兰,法国或匈牙利有基础。在欧洲所有最近的选举中,右派和极右派的选票有了增加。

社会民主与危机

在左翼,危机并没有导致任何“凯恩斯主义转向”。一个社会党人的总裁(卡恩)出现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表现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机构中的社会民主整合的程度。不像在20世纪30年代,不会从社会民主转向左翼。社会自由的选择是确认的。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George Papandreou),西班牙总理萨巴德洛(Jose Luis Rodriguez Zapatero)和葡萄牙总理苏格拉底(Jose Socrates)与苏格拉底的政策表明这个情况。欧洲社会党的大方向,在欧洲层面上,让他们感到安慰,并表明,超越每个社会党反对右派的战术定位,社会民主主义变成了社会自由主义。

即使有左派和右派之间的差异,有社会基础的差异,有同工人政治关系史,工会,联合运动的差异——由工会机构接手的社会民主党高层会议,刻意选择了适应主导的危机管理模式的做法。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大型绿党组织的取向,日益偏向中左方。

社会抵抗的动力

分析和预测阿拉伯革命对国际范围内的社会反抗的影响,为时尚早。但是,考虑这些革命,不仅要考虑到与危机相连的抵抗,而且还要考虑到阿拉伯世界的动荡,分析还要联系起出现在中国,亚洲和非洲人民中间的新组织,而且还有在欧洲这个架构中的新组织。

近几个月最引人注目的因素是反抗紧缩计划的斗争。总罢工已经在希腊,葡萄牙,西班牙和法国举行。在法国,近三百万人在两个月内参加了示威和八次罢工运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罢工有历史性的广度。我们的任务之一,是分析这些冲突的形式,内容和动力。在英国和意大利,学生示威表明了社会斗争的爆炸性程度。在德国,出现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多次反核动员。危机将持续下去。攻击会加倍。

如果在欧洲有一个新的社会状况,人民抵抗的声音若是被听到,那么我们要注意两个重要的政治事实:

a)斗争,甚至最大的斗争,在这个阶段也不会导致统治阶级的部分失败或工人及其组织的胜利。我们没有阻挡住资本主义的进攻,更不用说让其逆转了。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新自由主义的反改革行动继续推进,那么在希腊,法国,葡萄牙,西班牙罢工示威的工人,和在英国示威的学生,不会有经历过重大失败的感觉。他们会迷惑地感到将有进一步的战斗。

b)第二个突出的政治事实是,在有一定广度的社会斗争的国家中,社会战斗力和政治反映之间存在间距。我们应该考虑每个国家情况的特殊性。在一些国家中,社会斗争水平薄弱。但即使在有社会运动的国家里,在工会或政治层面也不相等:在社会运动中并没有工会,政党或左派潮流的有机增长。有多少成员或支持者?有可能各处都有工会和政党成员的运动,但是,例如,1930年代和目前的局势之间存在差异。例如,在1930年代,危机和社会抵抗导致工会会员,社会党和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内部的左派成千上万地增长。但社会自由的演变使这些党派,面对阶级斗争的兴起,变得越来越“不可渗透”。

但是,我们也没有看到工会有任何大规模的质的增长。于是我们可能会期待传统左派组织之外的政党和运动潮流的发展。在这个阶段我们并没有见到显著的进展。今天在法国,在一次特殊的社会运动之后,我们可以期待的是,2012年总统大选的社会党候选人可能会是一个更具“社会民主”背景的人。然而,社会党(SP)的2012年总统选举候选人,可能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他是国际社会民主党中最右翼的代表人物之一!

上个世纪工人运动的历史性危机的影响仍然可以感觉到。建设一个革命的社会主义意识,需要新的经验具体成形。我们必须注意到,目前的斗争水平,即使它是在反对统治阶级和政府的攻击中兴起的,仍然没有获得足够的政治动力,翻转几十年的新自由主义的反改革做法,奠定全面反攻和一个新的革命社会主义计划的基础。从而在欧洲建设激进左派或反资本主义政党的过程,遭到了一系列困难。

突尼西亚和埃及革命首批结果

其后果对阿拉伯世界是首先的和最重要的。这是半个世纪以来的第一批革命:在纳赛尔主义以后,在阿拉伯民族主义兴起和阿尔及利亚的革命之后。这是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民主和社会冲击波,动员到了约旦、也门、阿尔及利亚、并且叙利亚、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的情势也日益紧张。

这些是民主、激进民主和社会的运动或动员。一个熟知阿拉伯世界的历史学家把它们定性为“后伊斯兰革命”。它指的不再只是伊朗。有新一代的青少年,现在还有工人,他们有组织和举行罢工,想要找到他们自己的通向自决的道路。在这些革命的基础上,将会有各个势力的重新分派和重组:同青年激进化相关联的新组织的出现——急进的社会民主运动,伊斯兰运动内部的分化——就像目前在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工人运动和工会的复兴重组。我们要强调突尼西亚总工会(UGTT)的作用,尤其是其在突尼西亚的战斗支部的重要性,还有寻求以独立工会替代勾结穆巴拉克政权的工会的运动的重要性。

在当前进行的革命中,民主的,国家的和社会的需求,应同自我组织结合起来。在利比亚或巴林,我们要求结束屠杀和所有的镇压。在突尼西亚和埃及,我们支持民主的要求,释放所有政治犯,解散独裁政权及其所有的机构,解散宪政民主联盟(RCD)和民族民主党(PND)以及所有镇压机器,成立没有任何旧政权代表的临时政府,临时政府应是人民起义的代表,并且召开制宪大会。

在这个情况下,突尼西亚的同志们正在讨论一个建议,它反对所有的“续命”方案,讨论应用激进民主方案,通过满足民众的社会需要,管理突尼西亚总工会(UGTT)。关键问题是,要 从“摆脱本·阿里和穆巴拉克”进而转向同独裁决裂。与此同时,反资本主义者应该支持所有罢工,支持青年和妇女的所有民主运动,自我组织的萌芽在反对高物价、保护人民的斗争中发展。

这个阿拉伯革命的高潮,也将对中东危机,巴勒斯坦的政治局势,以及与以色列的关系带来中期和长期的影响。超越美帝国主义的操控,这个民众动员的总动力削弱了该地区的帝国主义控制。它削弱了犹太复国主义的领导,它不能再把穆巴拉克当作其主要盟友之一。但是,这种领导首先被阿拉伯民主浪潮完全动摇了。作为一个整体非民主——独裁或伊斯兰政权——的阿拉伯世界的代表性,已经受到了这些革命动力的彻底挑战。最后,突尼西亚,埃及,利比亚革命,会鼓励反对阿巴斯的巴勒斯坦当局和哈马斯的激进潮流,或激进民族主义民主潮流的出现。

对于世界人民,这些革命将是榜样。当然,没有机械作用,但它们将刺激对拒绝独裁统治,民主愿望和斗争形式进行反思。冲击波传播到遥远的北京,即使暂时它只有象征性的意义。有必要看到,中国当局对这些革命的宣传影响感到恐惧。在世界各地,这些革命打破了封锁阿拉伯社会的恶性循环——独裁或伊斯兰国家。它们打破了所有“文明冲突”的理论墙。它们为工人运动与阿拉伯青年一代的民主和社会联盟创造了条件,特别是在有大量阿拉伯移民人口的国家。它们是加强所有反种族主义运动的支撑点。

关于革命者任务的讨论要点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任务是什么?答案是否依赖于对2007年爆发的危机所做出的诊断?它是否像所有过去已知的资本主义金融事件那样,接下来是一个暂时的衰退?或者,它是一个在两个层面上的制度性危机:因为超过三十多年金融积累制度已经是筋疲力尽了,另外,因为世界资本主义已经达到了同地球有限性和自然资源有关的极限。如果我们取第二个假设,我们就不能同意利用需求和金融系统调节手段的通货再膨胀政策,需要的是彻底重组经济,转向社会需要,转向工业和农业的生态转型,转向优质的非商业化公共服务,简言之,同资本主义逻辑决裂,同资本私有制和现行的财富分配制度决裂。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计划,它把立即的需要同反资本主义的对抗危机需要结合起来。不是工作者,而是资本家应为危机付出代价:捍卫社会福利、需求和基本权利,向金融交易征税,以及取消公共债务。这一计划的经费可以来自银行金融利润以及大资本集团利润。该方案应当伴随着整个银行系统的国有化或公共社会化,要提出资本所有权的问题。这种所有权问题的提出也应伴随着反对私有化的斗争,并且在工作者和使用者对关键经济部门的控制下,创立大型公共部门。

它的提出也要伴随着生态问题,必要的重组以及中长期生态规划。考虑到该星球上到处有自然灾害发生,洪水,气候混乱和山体滑坡发生日益频繁,在这个情况下,生态面越来越重要,并应在我们的活动中占据越来越多的地位。服务于工作者和人民需要的,关于生产的社会和组织重组,关于城市空间、交通、能源重组的所有建议,都应是我们激励强调的。

在欧洲,这一计划应该有一个大陆的层面。在欧洲,对危机的反应不是民族保护主义和退出欧元区。那会导致欧洲国家之间竞争的恶化,导致对人民的新攻击,使最困难的国家受到打击;更不用说沙文主义和排外运动的发展了。需要一个反应,这个反应是整个欧洲层面的的,社会的,民主的以及生态的,但它与欧洲的政策和体制是决裂的。在这个意义上,不能用拯救欧元或欧洲联盟作为借口,加大反对人民的攻击和紧缩计划。

我们的响应,应该从捍卫每个国家工作者和人民的权利和要求开始,并站在欧洲一级的高度上。这意味着,即使有来自欧盟的驱逐恐吓,也要拒绝任何紧缩政策。那么,需要的是协调欧洲各国人民的策略和斗争,建立一个欧洲人的,国际主义的反应,把协同作为优先目标,协调和合作,以帮助受危机打击最严重的各国人民,这一政策运用造福人民和欧洲的大型公共服务,特别是金融服务的财政和社会方法,使资本家和银行家买单。

在反资本主义的行动计划中,民主权利和需求的问题,特别是在保护民主自由和捍卫移民和无证移民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特性。

实现这些标目,依靠数以百万计的劳动者和公民的社会政治运动,与统治阶级和政府对抗。

更一般地,我们的方向应该激励和引导这个运动,结合社会、工会和生态的斗争,团结社会、工会和所有左翼力量的政治行动,号召和领导社会自我组织的经验。提议发起取消债务的欧洲运动,提议通过协会和工会的协调推动就业。还有必要接续达喀尔世界社会论坛的倡议。

在政治层面上,同一的斗争,应该还要加上独立于社会民主主义的党派的系统性寻求,特别是在大城市,地区,议会和政府的选举政策上要有独立性。危机证实了一个全球性的政治选择的必要特性,这个政治选择是社会自由主义和传统左翼党派的替代者。最后,我们应促进团结和反资本主义的联盟,鼓励在各个层次的反资本主义协调的所有倡议,鼓励各个斗争,各个党派以及欧洲或地中海的反资本主义会议。

2011222

弗朗索瓦萨巴多
是第四国际执行局成员,和法国新反资本主义党(NPA)的活动家。他曾是革命共产主义联盟(LCR)全国领导层的长期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