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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爾.本薩義德論馬克思主義如何當代化?

陳文慶 摘譯


《國際觀點》(International Viewpoint201010月號刊登了俄國學者韋伯瑞特於200612月對法國著名左翼思想家丹尼爾·本薩義德(Daniel Bensaïd, 1946-2010)的訪談,題為《馬克思主義,理論:昨天和今天》(Marxisms, theory, yesterday and today。丹尼爾·本薩義德回答了韋伯瑞特的如下提問:馬克思主義的遺產哪些部分顯然已經不再適用了,哪些部分今天仍然一如既往地重要?馬克思主義者在今天必須解決的理論問題有哪些?最近10年最重要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都有誰?辯證法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作用有多大?勞資矛盾是否不再是當代社會的主要矛盾?新的社會主義實踐方式該如何調整等等。這些問題都是馬克思主義當代化所面臨的關鍵問題,本薩義德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對於我們瞭解當今西方馬克思主義關於馬克思主義當代化的看法有參考價值。訪談主要內容如下。


1.    馬克思主義的遺產哪些部分顯然已經不再適用了,哪些部分今天仍然一如既往地重要?

我想從區分遺產概念的細微差別來開始我們的談話。馬克思主義不是一種遺產,而是許多遺產:一種正統的(政黨的或國家的)馬克思主義和許多種非正統的馬克思主義;一種科學的(或實證的)馬克思主義和一種批判的(或辯證的)馬克思主義;還有哲學家恩斯特·布洛赫所說的馬克思主義寒流和馬克思主義暖流。這些都不只是對馬克思主義的不同解讀和闡釋,而且是時常為敵對政治提供支撐的理論建構。正如德里達經常強調的,遺產不是一個可以遞送或保存的事物,真正重要的是遺產繼承者與遺產之間的關係——現在和將來都是如此。

那麼,馬克思主義理論中什麼東西已經不再適用了呢?

首先,我想談談某種類型的社會樂觀主義,即這樣一種觀念:資本主義的發展會自然而然地導致一個人數越來越多、越來越集中、越來越有組織、越來越覺悟的工人階級的產生。一個世紀的經驗已經清楚地表明瞭無產階級這個社會階級的分化程度。被剝削階級的聯合和統一不是一種自然而然的給予,而是某種需要奮鬥和建設的東西。

其次,我認為,我們必須對無產階級專政和國家的消亡這一觀念重新進行一種嚴格的考察。這是一個複雜的問題,因為當馬克思寫下這些詞時,它們所包含的含義並沒有我們今天所理解的意義。那時,在啟蒙運動的詞典中,專政一詞是與暴政相對立的一個詞。它意指羅馬的一種令人尊敬的制度——一種被賦予的在有限時間內使用的特殊權力,而非一種無限制的獨斷專行的權力。顯然,隨著20世紀各種軍事和官僚獨裁的出現,專政一詞已經失去了它原有的清譽。儘管如此,對馬克思來說,這個詞意味著某種全新的東西:它是首次建立在多數人基礎上的一種特殊權力。在馬克思自己的辭彙中,巴黎公社代表著此種特殊權力的最終被發現的形式。因此,我們今天應該談論巴黎公社的這種經驗(以及一切形式的自下而上的民主)。對馬克思來說,無產階級專政這一概念,並不是指一種特定的制度秩序。相反,它具有一種戰略性含義——它強調的是一種斷裂:一種舊的社會法律秩序和一種新秩序之間的斷裂。他在《資本論》中寫道:在平等的權利之間,力量就起決定作用。[1]從這個觀點來看,無產階級專政就是無產階級特有的國家形式。

最後,我們經常聽到有人說,馬克思可以做(或者實際上就是)一個傑出的經濟學家,或者可以做一個優秀的哲學家,但卻是一個平庸的政治家。我認為這是錯誤的。相反,我認為馬克思是一個政治思想家,只不過不是那種教授所謂的政治科學的政治思想家——在那裏,政治學只是一種技術性的和制度性的事情。除了英國,當今在歐洲幾乎不存在任何現代意義的政府議會體系和政黨。馬克思把政治看作一種事件(戰爭和革命),看作一種形式的創造。它就是我所說的被壓迫階級的政治”——那些被排除在國家範圍之外的人的政治:資產階級思想將政治貶低為專門的政治學。這種看待政治的不同途徑今天仍然很重要,我們不能忽略馬克思思想中的盲點。這些盲點會導致在特定時期無產階級專政和國家(還有法律!)的快速消亡前景之間抄近路。在我看來,這種抄近路在列寧那裏(尤其是在《國家與革命》中)非常明顯,這對我們思考過渡時期的制度的和法律的向度沒有什麼好處。20世紀的所有社會實踐,都迫使我們思考政黨、社會運動和國家制度之間的差異。

至於馬克思主義遺產在當今社會的重要性,是顯而易見的。馬克思在當今社會的重要性在於他的《資本論》及其政治經濟學的批判——一種對資本的深層的社會破壞性的理解,資本的這種社會破壞性乃是資本的客觀邏輯。這也是市場全球化的邏輯。馬克思見證了維多利亞時代的全球化——交通和通訊的發展(鐵路和電報),城市化和金融投機,現代戰爭和屠殺工業。我們生活在一個非常相似的時代——新技術革命(互聯網和航太)、投機和醜聞、全球性的戰爭,諸如此類。但是,大多數新聞記者都非常樂於描述這種表面現象,馬克思的批判卻有助於我們理解其背後的邏輯,即世界範圍的生產和資本的加速積累。它有助於我們抓住危機的根源:一種普遍的危機,因為價值規律——它將一切財富都還原為商品的積累,它根據抽象的勞動時間來評價人和事物——使人越來越痛苦(這是馬克思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使用的詞)這一事實。其結果是勞動和技術的有偏向的合理化導致全球性的不合理不斷增長。社會危機(生產力的提高導致排斥和貧困,而不是自由時間)和環境危機(幾百年來,通過瞬間發生的市場裁決和道鐘斯工業平均指數的裁決來管理自然資源是不可行的)是這方面的顯著證據。

這種社會危機和環境危機威脅著這個星球和人類的未來,危機背後隱藏著資本主義財產關係的內在局限性。在一個勞動社會化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的時代,世界的私有化(不僅僅是工業的私有化,還有服務、空間、生命形式和知識的私有化)變成了一種發展和需要的滿足的斷裂。與此相反,對高品質的公共服務的願望、提供免費商品和服務的場所的數量的增長,以及為地球和人類創造公共品的要求(如能源、土地、空氣和知識的獲得),都表達了對一種新的社會關係的需求。

2.    馬克思主義者在今天必須解決的理論問題有哪些?

我想談談我們必須致力於而不是必須解決的問題。因為問題的解決不僅僅是理論的,而且也是實踐的。如果解決的辦法被發現了,那麼它們會是千千萬萬人的經驗和想像的結果。另一方面,還有鑒於一個世紀的經驗而必須重提和繼續努力解決的問題,這些經驗是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任何馬克思主義的奠基者們都不曾想像到的。

首先是生態問題。馬克思確實提供了一種對抽象的線性進步概念的批評(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的第1頁中),並且論證說,在資本主義社會關係的框架內取得的任何進步,都有其破壞和倒退的一面(在《資本論》關於農業的論述中),但是,無論是馬克思還是恩格斯、列寧、托洛茨基,都沒有真正開啟這一概念。他們反對馬爾薩斯主義傾向的論戰邏輯驅使他們把解決問題的賭注押在充足的世界資源之上。科學知識的發展提醒我們注意環境的不可逆轉和不成比例的危險。今天,沒有人知道人們對生態系統、生物多樣性和氣候平衡所造成的傷害,能否有朝一日得到修補。因此,我們必須糾正那種普羅米修士式的傲慢自大——正如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指出的。當人是一種自然存在的人時,他首先是一個自然存在物,因而他的生存依賴於生態環境。正如馬克思主義的批判因為其他領域所做的研究工作(如尼古拉斯·喬治斯庫·羅根[Nicholas Georgescu\|Roegen]所做的研究)而得到了豐富一樣,近年來我們也看到了一些關於社會生態學方面的重要工作——這些工作得到了馬克思主義批判的啟發(美國的約翰·貝拉米·福斯特、法國的讓-瑪麗·阿利貝[Jean-Marie Harribey]和蜜雪兒·胡松[Michel Husson],以及其他許多學者)。

其次,我認為考慮到在特定時空條件中——政治就是在特定的時空條件內發生的——發生的變化的重要後果也是很重要的。關於時間問題,有大量的理論文獻,既有關於經濟時間方面的(週期、資本周轉、社會指數等等),也有關於社會時間的不同範疇之間的差異的(或者馬克思自己所說的意外事件和布洛赫所說的同時代人的非同時代性)。也就是說,在政治時間、法律時間和審美時間的清單上,我們現在必須加上生態時間的範疇。另一方面,除了亨利·列斐伏爾的開創性工作,社會空間的生產只得到了極少的理論關注。但是,全球化正在產生一種空間尺度的重組,一種權力位置的重新分配,以及各種不對稱的綜合發展的新形式。大衛·哈威已經表明,馬克思曾經涉獵過這些領域,他詳細論述了馬克思的工作與理解當代帝國主義的統治形式的關聯性。帝國主義的這些統治形式遠非只是創造了一種同質的平滑空間(如托尼·耐格裏所認為的),這種統治形式使加速資本積累的不平衡發展持久存在,並利用這種不平衡發展。

第三個主要主題是關於工作及其變形的,這可以從勞動力的管理技術(涉及機械化)的角度來看,也可以從重構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關係的角度來看。20世紀的經驗已經告訴我們,財產關係形式上的轉變並不足以終結工作中和工作造成的異化。有人已經從這裏得出這樣的結論:解決的辦法將會在工作的終結中找到,或者會從漂離(或飛離?)必然王國中找到。在馬克思的著作中存在著對勞動概念的雙重理解:一種是廣義的人類學的理解,它標示自然界和人類之間的轉換(或新陳代謝)關係;另一種則是比較專門的或狹義的理解,它把勞動理解為強迫勞動,尤其是資本主義社會形式中的雇傭勞動。關於這種狹義的勞動概念,我們能夠而且必須將我們的目光貫注在解放勞動之上,即將我們自身從勞動中解放出來,社會化收入為的是使雇傭勞動消亡。不過,就勞動作為佔有和改造一個給定的自然環境的活動而言,我們不可能取消勞動(即使我們給它另一個名稱)。因此,必須設想出某種使得人的活動成為創造性活動的方式,因為,一個生命要自由和得到滿足,但其工作卻是異化的,這終究是不可能的。

第四個主要問題是改造世界的戰略(多種戰略)問題。隨著柏林牆的倒塌和蘇聯的崩潰,在短暫的興奮和陶醉之後,自由市場的巨大承諾很快失去了信譽。我們每天所看到的,都是由未被扭曲的市場競爭造成的大規模的社會和環境破壞的事例。永久性的戰爭和相互排斥狀態是這種歷史性危機合乎邏輯的產物。全球替代運動的誕生標誌著一種對失敗的承認:世界不是用來買賣的;世界不是一個商品;如此等等。在通常認為的資本主義獲得確定性的勝利(福山稱之為歷史的終結15年之後,認為這個實際存在的資本主義世界是非人性的和難以接受的觀念,現在正在普遍蔓延。同時,儘管如此,在關於這個世界應該以何種方式得到改變的問題上,仍然存在著諸多疑問,不管此種方式為何,它都不會複製20世紀社會主義的失敗。在不拋棄以階級鬥爭為核心的思想的情況下,我們的任務就成了一個深入思考這個體系的諸多矛盾以及這些運動和力量的多樣性的問題,一個深入思考它們的聯合的問題,一個深入思考社會領域和政治領域的互補性(而非相互吞併)的問題,一個回到關於霸權和統一戰線的未竟爭論的問題——這是第三國際的爭論和葛蘭西的《獄中劄記》所討論的,一個加深我們對政治公民和社會公民之關係的理解的問題。這是一個艱巨的任務,一個只有在新的鬥爭經驗和組織經驗的幫助下才能取得進步的任務。

不可否認——這一點已經包含在上述一點之中——這意味著要努力解決現代社會的普遍的官僚主義問題(及其植根於勞動的社會分工的深層根源)。一種膚淺的想法是,官僚主義只存在于文化落後的社會之中,或者,官僚主義來源於特定的組織形式(諸如政治團體)。實際上,社會越發展,它所產生的官僚機構的形式就越多:國家官僚機構、行政官僚機構、知識和技術官僚機構。社會團體的組織(如工會和非政府組織)比政治團體更為官僚化。相反,政治團體(無論你把它們叫作政黨、社團還是組織都沒有關係)可以成為共同抗拒金融腐敗和由媒體操控的選舉(倘若媒體組織也是一種官僚主義的新形式的話)的手段。因此,需要深入思考這樣的方式,在其中權力和政治能夠被非專業化,限制任何人同時擔任的公職的數量,取消物質上和道德上的特權,注意責任部門人員的輪換。沒有一勞永逸的靈丹妙藥,這些都不過是追蹤和限制官僚主義傾向的措施。真正的長久之計需要勞動分工的根本變革,以及強制勞動時間的大幅度削減。

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傳統為從事此類問題的研究者們提供了豐富的資源(這些資源通常不為人知,或者被忘卻了)。不過,在其他一些批判性的思想傾向中也可以找到重要的智力工具——無論是在經濟學、社會學、生態學、性研究、後殖民研究中,還是在心理分析學中。如果我們想往前走,那麼我們就必須與佛洛德、福柯、布迪厄以及許多其他人打交道。

3.    最近10年最重要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都有誰?

確定一個馬克思主義研究的榮譽榜或者一個前十名單,是沒有意義的。首先,由於智力勞動的社會化和文化水準的全面提升,思想大師智力上的巨人(像薩特和盧卡奇那樣的人在他們的時代仍然可以這樣叫)實際上已經不可能有了。這是好事——是智力生活和理論爭論民主化的一個標誌。但這種情況也使得列出一張當代偉人的名單變得困難和不準確。另一方面,在各種領域和學科中,有許多工作和研究都得到了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的啟發——從語言學到經濟學,更不用說心理學、歷史學、地理學等等。人們不得不在名單上寫下很多名字,因為當全能知識份子成為一種幻想時,集體知識份子就獲得了進展。

還有另一個原因使得對你的問題做出詳盡的答復很困難。當你列出一些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的人物——馬克思、恩格斯、考茨基、潘涅庫克(Pannekoek)、饒勒斯、盧森堡、列寧、托洛茨基、布哈林、葛蘭西——時,你很快就會認識到,他們都是社會運動團體的有機知識份子。他們是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政治活動家。世界範圍的、史達林主義的工人階級運動的倒退和失敗,產生了理論與實踐的一種持久分離。在1970年代佩里·安德森所寫的關於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小冊子中,這一問題是核心。為了保護他們的思想和理論活動的自由,知識份子——只有少數令人尊敬的例外——堅持一種遠離政治擔當的安全立場;而當他們選擇政治擔當的道路時,就常常不得不犧牲自己的良心和理論工作。法國知識份子和共產主義運動的關係史,是這一悲劇的一部編年史。這就是發生在保羅·尼贊(Paul Nizan)、亨利·列斐伏爾、超現實主義者、皮埃爾·納維爾(Pieere Naville)、阿拉貢和許多同路人身上的事情。在1960年代,阿爾都塞走到了在理論和實踐之間建立一種嚴格的勞動分工的地步,為的是讓理論研究從政黨監管和正統觀念中擺脫出來。

今天,我們可以希望從這段黑暗時期走出來了。另類全球化運動(又名反全球化運動)是一個機會,復活的社會運動和生機勃勃的理論研究——免於政黨的檢查和煩惱——重新匯合的機會。這是一個不可錯過的機會。

4.    關於辯證法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作用問題

這個問題太過巨大,它是如此眾多的爭論的主題,不是我們在簡單的問答中可以處理的問題。我只能將自己限定在一些一般性的評論上。在19世紀,為了獲得民族和社會的解放,德國人、義大利人、甚至是俄國人,都需要辯證法的批判。在同一時期,隨著18486月的事件和後來的巴黎公社,法國保守的意識形態為了保護國家擺脫辯證批判,做了它可以做的一切事情。在法國,偶然遭遇的地下唯物主義”——阿爾都塞在其最後的著作中優雅地提到它——甚至在馬克思到場之前就已經失敗了。從一開始,蓋德和拉法格的難以捉摸的馬克思主義就已經染上了實證主義的色彩。對這種牌子的馬克思主義來說,要想從一種建立在定義之上的分類邏輯,轉變到一種建立在決定之上的辯證邏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出色地展示過此種類型的決定——是困難的。20世紀60年代流行的結構主義,在其最僵化的形式中延長了這種思想形式——把僵化的結構作為研究的物件,而把事件和主體性置於一旁。結構主義審視沒有歷史情境的結構系統,似乎在深思這一事實:即,思考這個世紀的歷史變得越來越令人痛苦了。

正統的馬克思主義——20世紀30年代,勝利了的史達林主義官僚機構曾經為其做過一個官方的陳述——利用這一狀況加強了辯證唯物主義的影響力,現在它已經教條化和神聖化了。這是對辯證法的第二次謀殺,是理論領域的一場熱月政變。史達林的小冊子《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將這一教條板上釘釘。從此以後,辯證法就成了一種正式的元邏輯,成了一種全天候的詭辯陳述。批判意識的辯證法(盧卡奇和柯爾施的)在這種專橫的命令面前後退了。

理論內部的這種倒退與另一個進程相結合,尤其是在法國。在保衛理性和啟蒙、反對蒙昧主義思想的神話的藉口下,一種哲學中的大眾陣線補充了政治中的大眾陣線——它批准了一個資產階級統治下的反法西斯同盟。這種為非辯證的理性所做的辯護,也是聖笛卡爾的方法對辯證的巴斯卡的方法的一次死後發生的勝利。盧卡奇勇敢地面對他的詆毀者,直到1926年,包括1926年的文章(最近重新發現的),他都在為《歷史和階級意識》及其自發意識觀念辯護。不過,即使如此,他還是繼續寫出了平庸的《理性的毀滅》一書(到了戰後才出版)。與排中律相一致,官僚主義的反革命的勝利需要一種二元邏輯:要麼支持我,要麼反對我,你別無選擇。不允許有兩個陣營的聯合戰線的存在——哪怕是那種不對稱的聯合戰線。這種恐嚇和責備的邏輯造成了巨大的政治傷害(在前蘇聯干涉匈牙利、捷克、波蘭的時代,在20世紀80年代再次入侵阿富汗期間)。

我們也許正在見證辯證思想的重生。這是一個可喜的徵兆,風向正在改變,否定的工作正在重新獲得力量以對抗那種宣傳廣告政策——這種宣傳政策指揮我們進行一種不顧一切代價的肯定性思維”——同時對抗那種一致同意普遍和諧的虛誇言辭。

第一個原因是歷史的。過去一個世紀的悲劇,使我們不再能在順風順水的單向進步中悠然自得而忽視本雅明關於進步和災難的可怕辯證法了。在世界變化不定的情況下——這是我們過去20年所看到的——這一點尤其如此。對辯證法的這種需求,在對一種批判的生態學的需求上也得到了表達,這種生態學能夠調解兩種極端——既反對市場驅動的全球化的那種樂觀主義的老生常談,也反對那種神秘生態學的蒙昧主義傾向。

還有一個辯證邏輯範疇的重建問題,要圍繞混沌理論、系統理論、綜合性複雜因果關係、生命和發生秩序的邏輯進行的科學論證,來重建辯證邏輯的範疇。如果我們在不同領域之間移動時小心謹慎地前進,那麼這個問題就需要不同領域的研究之間的一種新對話,需要一種辯證邏輯的新檢驗。

我們迫切需要從整體性角度深入思考全球化和國際秩序的變化,以便理解晚期帝國主義的新角色,以便對這個越來越不平衡地發展的星球進行政治干預。

我們迫切需要從社會時空的非連續角度來深入思考這個世紀,將非同時代性和意外事件概括為一種特定的政治時刻——而不是懶惰地按照之前之後的直線時間順序範疇來思考(例如後資本主義、後共產主義等等濫調)。

我們迫切需要從發展(用托洛茨基的術語來說是新生者超出舊物)的角度來思考是什麼構成真正的進步——以與那種沒有發展的增長積累相對立;列斐伏爾在他那個時代曾經批判過這種沒有發展的增長

最後,冷戰的消失和諸多衝突複雜的相互作用迫使人們走出要麼是資本主義陣營要麼是社會主義陣營的二元邏輯,重新提出被排除在外的第三項,作為在諸多衝突中——諸如那些我們在巴爾幹半島和波斯灣所看到的衝突——找尋其戰略方向的一種方式。

對既定事實的盲目崇拜者來說,它是一個障礙。它意味著不的哲學、否定的工作、整體性觀念以及列寧在黑格爾《邏輯學》上做的哲學筆記中讚揚的不可預測的跳躍

因為對辯證法的這些攻擊的最終目標是革命本身。寫作《歷史和階級意識》(1923年)和《列寧:其思想統一性的研究》(1924年)的盧卡奇對此理解更深。當然,這些著作是在危機年代的風暴中心寫成的。

5.    勞資矛盾不再是當代社會的主要矛盾嗎?

看待這個問題有許多方法。你所說的這個被廣泛接受的觀點,通常植根於一種觀察:即在發達國家的職業人口中,工業無產階級的比例相對下降。這種下降是真實的(在法國,這種比例從33%下降到了25%),不過,我們仍然在討論這25%;從全球來看,城市無產階級在規模上實際上是增長的。

比例下降的印象,甚至是無產階級消失的印象,通常是由一種關於社會階級的有局限的定義提供的。無論如何,對馬克思來說,這不是一種關乎階級的實證主義社會學的事情,而是一種關乎動態的社會關係的事情——因為階級只有在鬥爭中才存在。如果你根據生產資料所有關係、工資的形式和水準、工人在勞動的社會分工中的地位來看,那麼,絕大多數第三產業中的工人(包括越來越多的婦女),根據馬克思使用無產階級這個詞的原初含義,都屬於無產階級。《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討論的巴黎的無產階級,不是工業無產階級,而是那些從事更廣泛的作坊形式的工藝品生產的工人。因此,人們會輕易地把階級組織和階級意識的削弱(這是政治和社會失敗的一個結果)誤認為是階級鬥爭的一種不可改變的衰退。這說明,我們必須關注造成工人階級的階級組織和階級意識衰退的現存障礙:私有化和社會生活的個體化,勞動的靈活化,工作時間和支付形式的個人化,失業的壓力和工作的不安全性,製造業的分散和生產組織中的變化,諸如此類,這裏就不一一列舉了。

儘管如此,勞資關係仍然是當代社會的核心關係。另一方面,我不太願意使用主要衝突這個詞,因為這個詞會將其他矛盾降至次要地位。我認為存在著一系列矛盾,它們不是相同的時間性領域的矛盾,而是緊密交織的、多因素決定的一系列矛盾:兩性關係,自然與人類社會的關係,個人與集體的關係。真正的問題是如何將這些矛盾聯繫起來。

為什麼工會、女權主義團體、環境保護組織和文化團體都自發地輻輳到社會論壇中?這是因為所有這些不同矛盾的拱形統一力量是資本本身,以及彌漫在社會整體中的普遍的商品化。不過,這種輻輳必須以尊重不同的社會運動團體的方式來進行。

再者,在此問題中還有意識形態鬥爭的因素。當人們看到社會關係不能簡單地從它們的自然狀態方面來獲得,而是要通過表現(意識形態的)方面來建立時,他們可以與布迪厄這樣的社會學家意見一致。儘管如此,這些表現仍然必須以某些真實的東西為基礎。關於用階級術語來表現社會生活,存在理由充分的論點——既有理論方面的,也有實踐方面的。

這確實是非常有趣的:人們經常懷疑無產階級的存在,但當談到雇主和資產階級的存在時,他們卻從不懷疑。人們只要檢查一下利潤和租金的分配,就可以確證後者的存在!這裏有一個清晰的論題,它也涉及對階級鬥爭的現實存在的堅持:這就是在不同的種族、民族、宗教等等中締造團結的問題。種族和部落衝突、宗教戰爭、社區衝突的急劇上升,考驗著那些現在決定把階級鬥爭從他們處理我們時代的主要問題的方法中驅逐出去的人們。確實,這種巨大的退步已經在今天的世界中發生。階級鬥爭的國際化確實是國際主義作為被壓迫階級對市場驅動的全球化之回應的物質基礎(而不僅僅是純粹的道德基礎)。

6.    當今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與群眾的社會運動之間的結合點是什麼?

我相信,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政治經濟學批判和關於資本積累的批判)在其核心上仍然是解決自由市場全球化及其後果問題的最有效工具。正如我剛才所說的,馬克思主義在當今社會的重要性或現實性在於資本本身。實際上,絕大多數社會運動都受到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啟發,無論它們是否意識到這一點。歷史學家布羅代爾曾經指出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範疇對我們當代世界的知識的滲透程度,即使在其詆毀者那裏。1993——對馬克思主義理論來說,這不是一個值得欣喜的年份——哲學家德里達用以下表述概括了馬克思主義的現實相關性:沒有馬克思就沒有未來。是反對超越”——而不可能沒有關係!單靠馬克思主義理論不足以獲得對現代社會的理解,但它卻是任何諸如此類的努力的一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矛盾的是,那些說馬克思是昨日黃花的自由市場的理論家們,除了提議回歸古典經濟學和17世紀的政治哲學以及回歸托克維爾之外,別無上策。馬克思確實是他那個時代的產物,他沾染了那個時代的科學和進步中的許多幻想。但是,考慮到他所承擔的批判的目標——資本積累及其邏輯——的本質,他超越了他的時代,並且展望了我們的時代。正是以此種方式,馬克思仍是我們的同代人——他比所有那些剛出現就過時的虛假創新更年輕、更富吸引力。

7.    社會主義運動團體是否比政黨更有利於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

我們必須就廣泛的社會主義運動團體的含義達成一致意見。在接受了一個世紀的可怕悲劇和失敗之後,我們很可能處於重建解放運動的一種理論和實踐的開端之中。在某種程度上,我們有時候感到自己是在從零開始。像巴西勞工党這樣的政黨——誕生於20世紀80年代初的軍事獨裁倒臺之際,是20世紀70年代快速工業化的產物——當時類似於一戰前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它具有相同的群眾性特徵,其意識形態多樣性也差堪比擬。不過,我們現在是處在21世紀的開端,無法繞開21世紀的持久影響。不到四分之一個世紀,巴西勞工党經歷了一個急速官僚化的過程,陷入了矛盾網路——主要是各種力量的經濟和政治關係之中。

當涉及組織反抗和針鋒相對的鬥爭時,社會運動團體最初顯得比政治類型的組織更有效、更具體。它們的出現標誌著一個新的經驗階段的開端,沒有這種經驗就什麼都不可能。無論如何,馬克思因為其同代人的政治幻想而批評了他們,這種政治幻想意味著相信確保公民權利和民主自由就是人類解放的終極目標。同樣地,今天我們面臨著一個社會幻想的問題,這種社會幻想認為政治的替代選擇的缺席是理所當然的,我們只能永遠抗拒而不能結束自由市場資本主義。這是歷史的終結左翼版。不過,資本主義的危機是如此深遠——它所具有的對人類和這個星球的未來的威脅是如此嚴重——以至於產生了一種對替代機會的急迫需要。

在此,我們忽然想到了政治戰略的問題。我們要麼嚴肅地為這樣一種替代機會而戰鬥,要麼滿足于給現存的社會自由力量施加壓力,後者的因素越來越少。後一種途徑是火上澆油的方法。創造一種真正的替代的機會需要耐心、信心和沒有宗派主義的堅定。如果沒有這些,我們就會受到毫無意義的冒險的嚴重傷害,受到不斷重複的失望的嚴重傷害。這是一個漫長的征途,因為我們不得不攀登的斜坡非常陡峭和兇險。

至於建立一個國際性運動的問題,這是一個更大的問題。有人將今天的另類全球化運動團體與第一國際初期相比較,第一國際在初期只是一個相對鬆散的工會、社會團體和政治流派的集合。二者確實存在一些相似之處。資本主義全球化的一個肯定方面,是它鼓勵各種社會運動團體的國際聚會(正如19世紀的世博會為人們的聚會提供了機會,從而產生了第一國際一樣)。但是這裏存在著一個差別。在此,我們可以再次看到20世紀的持久影響力;20世紀的經驗所產生的政治分歧和政治派別不可能一夜之間就銷聲匿跡。我們不能觸碰重啟開關。這就是為什麼社會論壇這樣的聚會和集結是積極的和必要的原因。沒有人可以預測從它們之中會出現什麼。那有賴於目前進行的政治經驗和鬥爭——如拉美和中東進行的那樣。這種最初的重建階段還遠未結束。這一進程在亞洲和非洲有待進一步展開。不過,運動成熟的條件和證據在於其在行動中保持統一的能力,在於其在不給必要的政治討論強加限制和審查的前提下仍能進一步成長的能力。顯然,反抗(資本主義)的最初階段現在正在漸近尾聲。不奪取政權而改變世界這句話曾經激發了一定程度的興趣(尤其是在拉美,但不僅僅是拉美),但它很快就無人問津了。這是因為,今天的任務是為了改變世界而奪取政權。在拉丁美洲,很難想像舉行一屆社會論壇會避開政治導向問題,會拒絕畫出一張巴西人、委內瑞拉人、玻利維亞人和古巴人的政治經驗得失表。很難想像一個歐洲人的社會論壇居然不討論一種對自由市場和帝國主義的歐洲聯盟而言的替代選擇的需要。

一個政治派別用它自己的歷史和組織結構來為自己的記憶和目標辯護,這與它為這些社會聚會作出貢獻不存在任何矛盾之處。相反,這種方法是對聯合各種不同力量的運動的完美補充,是在它們內部達到清晰和尊重的一個先決條件。在公開場合試圖掩蓋它們的政治身份的那些政治派別,常常是最被操縱的那些派別。我們應該在不失去已經學到的教訓的線索的前提下,總是保持一種接受新發展的態度。

8.    資產階級怎麼可能容忍馬克思主義者在大學中存在?

這個問題關係到社會中各種力量的相互關係。教育領域不是一個與社會矛盾分離的封閉空間。實際上,學院和大學扮演著雙重角色,主導性社會秩序的再生產,這是無疑的;同時還要承擔知識的創造和傳播任務。因此,這些公共機構沉浸在各種社會力量的關係中。1968年前後,馬克思主義在法國的大學中非常盛行(儘管我們不應該誇大其詞,猜想在法國有過一個馬克思主義的黃金時代)。但確實有教學和研究的自由空間。這種已獲得的相對的勝利成果是不可逆的。其實,由於20世紀80年代自由市場的反攻,學術常態和教學秩序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恢復。這一點可以從大學的課程設置、評價方法、預算管理中看出來。不過,仍然存在一些自由空間。例如,在設置講授的課程方面,每年都是自由的。今年,我再次開了一門《資本論》選讀的課程(我已經15年沒這樣做了)。我還有一門關於全球戰爭和永久性例外狀態的課程,一門關於全球化和國際法的哲學課程。問題是,20世紀60年代的馬克思主義的一代正在退出歷史;比較年輕的一代都通過福柯、布迪厄和德勒茲學到了批判性思維,這當然是好的。

顯然,相對自由在大學中的存在直接依賴于大學圍牆之外的各種社會力量的相互關係。一旦局勢變壞、社會運動遭受失敗,你就能在大學裏感受到事情的結果。但這是一場在大學內外不得不進行的戰鬥,因為創造一種非官方的、大眾的、基於社會運動的教育管道也是可能的。


注釋

[1]《資本論》: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7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