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哈拉以南非洲在“獨立”50年後

約翰南伽

After fifty years of “independence”

Jean Nanga

21世紀第二個十年伊始,撒哈拉以南非洲一些過去的英法殖民地國家,就在慶祝其創建或獨立50周年。本文借此周年慶祝之際,謹表敬意。

這次50周年紀念處在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危機時期,危機對非洲經濟體的影響,不像對資本主義中心的影響那樣深。同時,在作為前殖民地和頭五個新殖民主義十年的西方列強之間經濟“合作”的現實批判中,我們又可以看到非洲與所謂新興經濟體的夥伴關係的一般發展,尤其是同中國關係的發展。

新自由主義調整

第一波獨立後的半世紀,撒哈拉以南非洲仍然只是在向資本主義中心的企業供應農業和能源及礦產原料,而且往往是戰略原料,有時其代價是新殖民主義戰爭,不過其表現形式往往是種族的或宗教的戰爭。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中,這種資本血腥的參與,往往是隱藏的,因為在世界貿易中,非洲的參與率經常只有2%,這是不可否認的邊緣化表現,所以被反復用來掩蓋資本血腥的參與。於是,發展商的使命被看成是把非洲插入或融入全球化。這個善意,它不幸地依據兩點,第一是篡改的世界經濟史,第二是無視這個事實,即:非洲是最為連接世界經濟的大陸,而非洲大陸不同國家之間只有15%的貿易交流。絕大部分是與世界其他地區(而歐洲內部的商品交流佔60%以上)的貿易。而且,這個非洲邊緣化的一個非常特別之處,就是它給世界其他地區的幫助,是原材料,對於西方資本的最強大公司的某些表演,這確實是條件之一,而且是必要條件。因此,非洲邊緣化的定量表達,按照其弱點也可以解釋為,是世界市場不等價交換的持久性表達,因為世界市場仍然由資本主義中心的經濟強權控制。

20世紀80年代開始,由國際金融機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通過結構調整方案(SAPs),組織了所謂非洲經濟的新自由主義化,加劇了這個不平等的和非邊緣的狀況,這個狀況被認為是對頭20年的新殖民主義結構性危機的適當反應,它體現為非洲國家的主要債務——就像同一時間的拉丁美洲和亞洲國家那樣。因此,為了新自由主義版本的新殖民主義統治的鞏固,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上的這個地區已做了永久性的調整或重組。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積極支持下,在被認為最有利可圖的部門,施行了一個手術,而這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跨國公司以前就佔有非洲的國有公司[1]

技術官僚,比如聯合國貿易及發展會議的官員,視非洲大陸為外國資本實現投資回報率最高的地方(1990年代以來,投資回報率平均為24-30%,而在資本主義的中心僅為16-18%)。此外,這是國際金融機構工作成功的結果,這些機構包括像非洲開發銀行(ADB,其股東中包括非洲的非政府機構)這樣的非洲機構,另外,還由於地方統治者運用國家立法滿足資本主義積累的新自由主義要求。因此,第一個50年的下半段時間(1980-2000年)證明是一個新自由主義的“再殖民化”時期,其做法是最低程度地減少自治,這個已經非常有限的自治是宣佈獨立後所獲得的,它得益於“冷戰”的氣候。隨著所謂的歐洲“共產主義”集團的消失,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精英同帝國主義談判的餘地減少了。換句話說,我們已經看到了,在國有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在國家財富的限制較小的重新分配的基礎上,所有進步的民族項目計劃在半消失中。也就是說,有些觀察家草率列為非洲社會主義經驗(從埃及的納賽爾到托馬•桑卡拉的布基那法索,馬里安•恩古瓦比的剛果和迪迪埃•拉齊拉卡的馬達加斯加的方式)的東西垮臺了,因為忘記了他們總是受到資本主義背景的影響,還要考慮同前殖民宗主國合作的所謂新殖民主義結構機制。

但是,隨著世界經濟的新自由主義化,非洲已不再被視為是舊殖民地宗主國專用區。自199812月(聖馬婁協定)以來,這些宗主國,希拉克——若斯潘的法國和托尼•布雷爾的英國,決定以協調一致的方式主宰非洲。從上個世紀末以來,非洲也是重組帝國新秩序的一個地區,是美國重新考慮其非洲政策並加強了其經濟存在的地區。因此,歐洲主要的新殖民主義機制,歐洲聯盟/非洲——加勒比——太平洋協定(EU-ACP,前EEC-ACP)以及歐洲和非洲國家之間的雙邊“合作”傳統協定,已加入了非洲增長和機遇法案(AGOA2000年),這個法案是克林頓總統任內提出的。安裝這個所謂的優惠市場的主要原因,是美國尋求更好地獲得非洲的能源資源(長期被低估),有時,當美國來自中東的供應變得不足甚至受威脅時,美國確實有控制它們的意圖。然而,在西非海岸,從尼日利亞到安哥拉,石油戰略利益(佔美國2008年非洲進口量的92.3%)伴隨著其他非洲產品的利益(礦產,金屬,運輸設備,紡織品),伴隨著美國產品出口利益(2008年出口186億美元,進口861億美元),範圍從轉基因種子(蘇力菌抗蟲棉花等)到軍事裝備都有。

軍事帝國主義

美國的石油供應涉及國家安全,伴隨著軍隊的直接軍事存在,是長期間接干涉後的一種改變,例如,冷戰時期,通過南非和蒙博托的薩伊,對薩文比安盟反對羅安達政府的長期戰爭,提供後勤支援。因此,法國失去了在該大陸直接軍事存在的壟斷地位,其軍事基地繼承於殖民化,冷戰幫助維持了它,並用它作為一種施加壓力,恐嚇和更糟糕的手段,反對它的前殖民地的某些政治和經濟取向。

十年來,美國軍隊擴大了與非洲國家軍隊的聯合軍事行動,包括那些傳統的法國領地在內。在布希的總統任期,決定給非洲大陸一個美軍指揮部,像在其他大陸一樣——全球霸權的排他性——於2007年,建立美軍非洲司令部(Africom)。儘管美國軍隊出現在非洲海岸,出現在迪戈加西亞——毛里求斯領土上英國維持的最後殖民地的巨型軍事基地上,已經幾十年了,但使得美國成為非洲一個軍事力量的,是美軍非洲司令部的建立[2]。不過,因為醉心於權力,很明顯的是,在小布希總統任期,要行政當局就有關該司令部在大陸的辦公處問題,徵詢非洲“夥伴”的意見,是不可能的。因此,美軍非洲司令部在大陸無法找到歡迎它的地方,而舉世皆知,這個大陸的統治者們喜好反對人民利益的一切事物。就目前而言,非洲聯盟(AU)似乎決心要阻止任何猶豫不決的狀態——像利比理亞的埃倫•瑟利夫•詹森(新當選)——決心要擺脫非洲大陸和島嶼的外國軍事基地。即使摩洛哥,它不屬於非盟而且優柔寡斷——根據傳言——似乎無法逃脫其同儕的壓力。因此,美國的非洲軍事指揮部的基地仍然在斯圖加特(德國)。於是,就目前而言,美國在非洲大陸唯一的開放和永久的軍事存在,是在勒芒呐爾軍營(接著非洲司令部的建立),這是法國在吉布提的軍營之一。在1977年宣佈獨立後,吉布提一直是法國在非洲的主要軍事基地。

等待在泛非共識中出現裂痕,裂痕可能給美軍非洲司令部在非洲大陸獲得一個落腳點,在這個等待時期,非洲司令部的活動有定期培訓,聯合演習,還在非洲各個國家展開所謂的人道主義行動(健康衛生干預活動等)。不可忽略的是,通過這些軍事演習和所謂的人道主義干預,在地方軍隊裏面,特別在某些非洲精英中,美國軍隊鞏固了其有效性的頑強神話,它似乎沒有受到2021世紀歷史噩夢的影響,從越南到阿富汗,還有索馬里的方式(‘恢復希望和繼續希望’行動,1992-1993年),其特點是持續的侵犯人權,這些似乎都沒有影響。像各處的美軍一樣,非洲司令部組合成私人多國軍事團,他們的僱傭軍聲名惡張。應當記住,死亡行業是傳統的,是現存資本主義最賺錢的行業之一,美國的這個行業冠蓋一切。

這個美軍的非洲行動有其經濟意義。美軍非洲司令部的任務和其他活動也是為國家軍工企業做不折不扣廣告的機會。事實上,軍事開支增長了10年,儘管如此,非洲大陸並沒有被列入美國軍火工業的主要客戶。除了埃及(第9位),是非洲的主要進口國,其他進口排名在前50位的非洲國家——阿爾及利亞(第15位),南非(第27位),安哥拉(第36位),蘇丹(第43位)——獲得來自美國的供應不到4%。阿爾及利亞(近年來主要的進口國)和蘇丹喜歡俄羅斯的武器(超過65%),而南非買的武器多來自歐洲,主要是德國(超過65%)。至於其他非洲國家,在這方面,一些小的客戶仍然是非常密切地聯結到殖民地宗主國。法國和其前殖民地簽署的後殖民軍事合作協定,再度限制後者的培訓和軍事裝備的多樣化。向不久就要擔任指揮職務的非洲學員軍官提供更多的訓練津貼,在這方面,非洲司令部可以幾乎不能掩蓋與其歐洲合作夥伴的某種競爭,雖然是北約成員,他們正在發展一個共同的歐洲防務政策,即歐盟部隊(Eufor)。看來,非洲是歐盟部隊部署最多的地方(剛果民主共和國,乍得和中非),由法國領導(因為承認它的殖民主義和新殖民主義的實地經驗),有德國參與,還有其他歐洲國家的定期參與,如瑞典,它是歐洲前10名的武器商[3]。然而,美國在北約內部的優勢地位有利於作為軍工企業仲介機構的非洲司令部。

然而,傳統的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的這種競爭,不應該讓我們忘記他們的永久共謀,其目前的體現,是在一些新興經濟國家(中國,印度,巴西等)為獲取非洲資源的野心面前的表現。

中國巨獸

中國經濟實力的增長,對在非洲的西方霸權展現了一個嚴重威脅。它喂飽其超常經濟增長所需要資源的一部份來自非洲。因此,過去十年,中國發展與非洲國家的經濟合作關係:在2008年,560億人民幣的進口(71%的石油產品),508億的出口,以及直接投資的迅速增長,已經從2000年的100億美元升至2008年的1060億美元,預計到2010年,超過1000億元。在中國的出口中,有小型企業的產品,因為考慮到要適合非洲大眾的購買力,它實際上受到二十年結構調整的影響。

這種中非夥伴關係引起了一部分西方資本主義知識份子的憤怒,並非因為它有利中國的不平衡特點——儘管主要的非洲資本,南非的資本已經能夠投資10億美元在中國(相比之下,中國投資60億美元在南非)——也不是因為中期和長期的密集礦物開採對環境的影響。因為在這些領域,中國在非洲所做的並非新鮮事,有這樣擔心的那些人是選擇性地做批判,以便有利於西方公司及其國家的做法。也並非由於新的爆炸性的外部公共債務的危險,這些債務是中國向其非洲合作夥伴貸款而產生的(按照最適合國際市場的條件),正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幹事斯特勞斯——卡恩想讓我們相信的,為了反對中國和剛果(金)民主共和國之間最近的合約,新自由主義技術專家政治的動員是有理的。

由中國企業(私人和公共)開採略多於100萬噸的銅和50多萬噸的鈷,作為交換,中國向剛果民主共和國提供90億美元資金(包括60億用在道路,鋼鐵,衛生和教育基礎設施的建設上,以及30億作為剛果參與一個中剛果採礦企業的融資)。據中國駐剛果民主共和國大使說:“從一開始,我們就避免任何可能導致債務增加的情況”[4],讓中國銀行進出口分行,而不是剛果國家作擔保人。因此,在金沙薩,經過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專家的幾次交流,“中方發現,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指責奇怪而站不住腳”[5]。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唯一剩下的武器就是敲詐:修訂中剛合同(包括抑制30億美元的基礎設施建設費用),以交換巴黎俱樂部對剛果的債務減免,以及儘早完成其重債窮國減債計劃的資格。中非合作目前不能完全克服傳統的新殖民主義機制,該機制仍然可以剝奪剛果民主共和國為其人民作基本設施的改善。

由於五個新殖民主義的十年“合作”和“發展援助”計劃,非洲的基礎設施建設(公路,鋼鐵,水電,衛生,教育等)被忽視了,而這是中國正在發動的魅力攻勢的一部分。當然,上述基礎設施的能見度符合非洲領導人的選舉利益,也有利於中國對有關人權條件(是西方國家的偽善要求,而且這些要求也因地區不同而改變)的拒絕,有利於接收中國裝備用於鎮壓和戰爭。但是,這些新的基礎設施也有助於有關國家中某種偏愛中國之癖好的發展[6],其中包括被視為親西方,但實際上相當親資本主義的精英。有一些新自由主義的專利技術官僚的說法:貝寧的阿卜杜拉耶•比奧•查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非洲區前負責人,西非開發銀行的現任主管)認為,“中國不是對我們經濟的威脅”[7],或尚比亞的丹比薩•莫約(在高盛公司負責經濟戰略,是“發展援助”的反傳統的新自由主義評論家)的說法是“現在是非洲要正視現實,繼續前進的時候了——是它與其他準備出好牌的玩家坐下來另開一桌的時候了。今天,中國就是這種玩家。”[8]

“中非現實合作”的影響[9]是這樣的大,它已經相當迅速地在傳統的非洲發展行動者中間引起一些現實主義:世界銀行和英國有關國際開發的政府部門已選擇中國作為非洲發展的夥伴關係。2007年,中國給非洲貢獻了90億美元的投資,而世界銀行在非洲項目上的合作融資為25億美元。在20096月南非世界經濟論壇上,世行總幹事和尼日利亞前財政部長恩戈齊•奧孔約•伊韋阿拉,再度更新了世行對中國在非洲投資的支持。這種夥伴關係很好地表達了中國作為一個非洲強權的地位,而且這個強權似乎不再在乎一些分析家的警告,這些分析家微妙地關係著非洲的命運。在20103月的新聞發佈會上,中國外交部部長楊潔篪指出:“中國從非洲進口的石油只佔非洲石油出口的13%,而美國和歐洲的進口都超過30%。在非洲石油領域中,中國的投資僅僅是在非洲大陸石油總投資的十六分之一,而美國和歐洲的投資佔的比例則高得多。”因此,中國不認為自己取代了非洲的傳統帝國主義列強,它譴責其家長作風:“我想說明的是,非洲屬於非洲人民,非洲人民是非洲大陸的主人,其他人只是它的客人。客人應尊重他們主人也即非洲人民的觀點,尊重他們自由選擇自己的朋友和合作夥伴的自由。”[10]

然而,中國外交略而不談中國與西方之間經濟交換的意義,在國際資本主義制度的再生產方面,可以認為它是至關重要或串通一氣的:對於美國,中國是銀行家,反過來,美國則是中國的主要市場。而由於與中國的交流,歐洲的企業已成功的擺脫了危機。因此,雖然中國持續的增長——可以說,馬來西亞也是一樣的——是對華盛頓共識準則的實際否定,但中非合作充分參與了讓資本主義制度持續的動力,其形式正是新自由主義。

如果阿卜杜拉耶•比奧•查內,丹比薩•莫約等人,讚賞中非夥伴關係是這麼的好,這是因為這些部門的非洲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設想這個合作夥伴關係,對非洲資本主義的發展是一個要素,最重要的是,有一個時間,在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危機的影響面前,西方經濟證明比中國的更脆弱。在其他所謂的南方新興資本主義方面,無論是印度,巴西,馬來西亞,甚至伊朗或其他地方,對非洲經濟的夥伴關係的歉意謙虛態度同樣是真的。這是南方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另一種關係的具體化,它對非洲統治者和經濟精英有某些吸引力,讓他們認為,“另一種資本主義世界是可能的”,從而刺激了他們的“非洲復興”計劃的經濟層面,即非洲發展中的新夥伴關係(Nepad)計劃。

非洲發展中的新夥伴關係或非洲新資產階級的新自由主義

自從新千年開始之際,在非洲聯盟(AU)組織內——從非洲統一組織(OAU)的廢墟裏誕生的——的國家達成了共同的經濟發展新夥伴關係框架(Nepad),該框架是按照華盛頓共識的原則制定的,但亞洲危機已經具體證明了它的無用。因此,所謂非洲發展的動力作用,被歸於私人投資,主要是西方跨國公司的投資。後者被邀請到達喀爾演講新的夥伴關係。非洲統治者從而正式承認他們從屬於帝國主義資本,附著於非洲大陸的新經濟瓜分。但是,對於在後殖民時代的頭四個十年積累的資本而言,它帶著希望,這一次作為跨國公司的私人小夥伴能更有效地參與以前的公共戰略性企業,這些企業在結構調整的背景下已私有化了。隨著市場自由化,非洲資本家原則上有可能性,進入同西方跨國公司的地方競爭。當然,這個原則不是經常具體化的。此外,這些非洲人有可能分享前公共企業,或控制所謂的戰略投資者不感興趣的經濟部門。在很大程度上,組成這個非洲資產階級的,是那些負責資源廢料的人,是共同為國家公共合同的帳單和其他犯罪行為負責的人,在第一次新殖民時期結束時,這些犯罪行為造成了重要的公共債務,是結構調整的一個因素。以公有制經濟為代價的古典原始積累或資本再生產,不再是非洲的專有權。

因此,一些年來,除了外國直接投資,有一定的非洲私營經濟活動,有地方投資,非洲內部的投資(服務:36%,生產:30%,農業:19%)。就像一個新自由主義的泛非洲主義者所說的那樣,它是“對非洲的投資,有超過三分之一是非洲人的。”[11]。這些投資者中有一些是非洲的,就像道達爾Total)是法國的一樣,因為這些機構也有不是非洲人的股東。

確實,有人注意到——沒有任何說法是徹底詳盡的——在馬達加斯加和莫三比克有毛里求斯資本,在烏干達有肯雅資本,在阿爾及利亞,尼日利亞,突尼斯或辛巴威有埃及資本,在象牙海岸,尼日爾,烏干達和盧旺達有利比亞資本。摩洛哥銀行,阿提恰利法瓦(Attijarifawa)銀行和摩洛哥外貿銀行正在擴展到西部非洲和中部非洲。1980年代,西非工商聯合會有一個聲稱是泛非洲的成果,即經濟銀行跨國公司(在洛美)目前存在於非洲27個國家。

在這一非洲資本主義的動力中,來自種族隔離制度下的積累而實現的南非資本,利用了自納爾遜•曼德拉任總統以來的黑人多數政府的權力,處在非洲大陸的領導地位。這是白人資產階級中的部分開明者所希望的,而在20世紀80年代,這部分人對種族隔離政權抱有敵意。緊接著納爾遜曼德拉當選,直到2005年,南非資本超過了非洲大陸所有傳統的投資者(140億美元,而美國是100億左右,法國是60億,英國是45億美元)。從毛里求斯到摩洛哥,它出現在不同的部門,例如礦業,是其青睞的部門(在這裏,南非獲得的幾乎和剛果民主共和國一樣),或其他如農業,釀酒,港口管理,電信,石化等。到此,一場辯論開啟了,辯論點是後種族隔離期的南非在非洲大陸的地位狀況:帝國主義?還是次帝國主義?然而,南非不只是輸出資本,它也獲取資本——除了勞工(合格和不合格),還有受結構調整影響的該地區的國家——作為主要的區域金融市場,它還接受來自某些經濟體的資本,當然是欠發達的經濟體,像尼日利亞,肯雅,主要是銀行部門的資本。

非洲插入世界經濟的方式(主要是作為資本主義中心的經濟體的原料供應者)似乎比較好地庇護了它,讓它免受經濟危機的一些直接影響,危機起於金融部門,而在這個地方非洲實際上涉入不深。不過,正如世界其他地區,非洲並沒有倖免於難。非洲大陸作為原料供應者的角色,受到了資本主義中心的生產下降的影響,因為一些原材料的需求下降(銅,鈷,鈳鉭鐵礦石,鑽石,錫,石油等),價格下降了25%50%,石油價格下降的情況尤為厲害,從2008年夏天的每桶140美元,降至2009年春季的每桶55美元。其他行業也受到影響,比如旅遊(例如毛里求斯)。這場危機的後果之一是一些國家貨幣的外匯儲備大量減少。因此,已經眼見持續了十幾年平均增長的非洲,在2009年經歷了一個相當明顯的下降:2.5%的增長,而2008年的增長為5.1%2007年為6%,這是最樂觀估計,它考慮到了一年期間(2008年上半年到2009年上半年)中國投資(81%)的增加。最終,非洲——或說非洲資本主義的技術官僚——較好地抵禦了金融危機,並從中興起,好於發達資本主義的大陸,有關其2010年增長的預測也較好。

然而,按照資本主義的觀點,可觀的增長率背後,對外國投資者(受非洲大陸投資的高回報率的吸引)和領導層(經濟和政治的企業家,包括反對派,混合在一起)的利益,有不平等的結構發展。因為,儘管世界資本主義等級結構的內部分歧,目前困擾著所謂的南方新興經濟體,儘管有地方派系的分歧,這個非洲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並不能被認為是代表工人和非洲大眾階層利益的,它也不是真正社會進步的因素。到處一樣,這個非洲資本主義的積累適合於高貧困率,國際機構把該貧困率平均定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口的50%的水準。

增長並沒有改善工薪工作者(中小型企業),小農階級(大部分是婦女),在校或失業的青年,私營企業解僱的人或一般民眾的命運。但無可否認,如果有一個“得勝中的非洲”——與他人有實在聯盟的那些非洲資本家——那麼它首先是反對工薪勞工力量的,正如2008年危機之前國際勞工局指出的:“大約55%的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工人仍然沒有足夠的收入來生活,養活家人,雖然其收入高於1美元的貧困水準,80%左右的家庭每天的生活費不到2美元……”[12]

此外,棉花,橡膠,紡織品等的價格暴跌,導致從貝寧,經由摩洛哥到坦桑尼亞一帶的工廠裁員和倒閉。從200810月至20093月,埃及裁員10萬人;僅在2009年的第一季度,肯雅就裁員1萬人;在摩洛哥的紡織部門裁員13000人,其中60%是婦女。南非的失業率已經從2008年最後一個季度的21.9%,升至2009年第一季度的23.5%,或者說失業人數從387萬升至418萬人[13]。因此,另一種的成長是整個非洲大陸(包括島嶼)失業率的成長,失業者從2007年的30.8百萬人增加到2009年的35百萬人。

這個並沒有取勝的非洲,反倒在為一些食品的價格上漲支付費用了,這個漲價先於危機並伴隨著危機;是一個依賴性的後果,這個依賴性是殖民化產生的,在後殖民時期它仍不斷地發展。例如,要求優先出口以償還外債,犧牲糧食作物,新自由主義的結構調整政策,讓缺乏糧食主權的情況更加惡化。在一些國家的某些單一種植,伴隨著進一步的地力衰竭後果。象牙海岸和其鄰國加納的情況就是如此,在這裏,自殖民時期以來,世界可哥生產的重要性是用地力衰竭做獎償的。這是土地衝突的一個因素,這個情況已經發生在加納或肯雅。在達爾富爾(蘇丹),新自由主義集約農業造成的地力衰竭,是導致戰爭的一個危機因素[14]

食物主權的缺乏和小農經濟形勢將變得更加惡化。部分原因是多國公司生產的轉基因種子及其控制或私人獨佔農業遺傳產權的企圖所發動的進攻。部分原因是私人佔有非洲肥沃及公共土地,這些佔有者是國際農業資本主義,是跨國公司,他們瓜分世界的渴望可媲美於四,五個世紀以前的公司。在象牙海岸已經有一個可哥跨國公司攫取肥沃土地的問題。在新自由主義的結構調整的情況下,已經有必要改寫國家土地法律,因為它保持公有財產的原則,要把它改成讓一切可能物商品化的原則。

這種土地的新殖民主義,使人想起英國頭幾百年的資本主義圈地運動[15],它無疑將把獨立的小農階級改變成為奴隸和低薪勞工,促使農村地區的失業增長和人口流亡到城市,使城市棚戶區和流氓無產者膨脹,造成廉價的勞動後備軍。在這種人性荒謬的資本主義邏輯的特別受害者中,是傳統生活在森林中的人民,像所謂的“俾格米人”,狩獵採集者,分佈在中部非洲和大湖區的8個國家,從喀麥隆到烏干達,並包括兩個剛果。因此,問題不是南非的白人農民出現在剛果,或對海灣酋長國供應農產品這樣的問題,而是因此產生的財產關係的問題——雖然沒有再現促成形成目前南非的布林人與胡格諾人歷史的風險——以及給當地居民帶來的後果。那些已經移民的南非白人,中國農民或其他農民,並未設立一個故步自封的殖民地,他們利用或過度利用當地勞工,為滿足該地區的食物需求而生產,他們同當地小生產商合作,因為後者瞭解土壤生態,他們本身又不存在任何問題。但是,馬達加斯加的大宇項目,或者其他讓非洲農業朝向農業燃料生產的計劃,就不是這個情況。例如,巴西有一個計劃,以南——南經驗交流為藉口,通過巴西出口投資促進局(Apex-Brasil),發揮推動作用。在農業燃料領域,以及在非洲促銷轉基因種子方面,似乎巴西還不是一個壞榜樣,因為美國更壞。似乎要解決石油不足的問題,應製造另一個生態問題,即農業企業——從象牙海岸到辛巴威,非洲寡頭們已經這樣做了——的後果問題,對於已經受害於糧食短缺的世界人口的這個重要部分來說,這更是犯罪。儘管沒有提出在目前或在不久的將來食品會貧乏的問題,但提出了現有食品生產的分工和世界農業重組的問題,這也會避免目前的浪費並為後代人保持肥沃的土地。

經過新殖民主義的五十年,非洲大陸的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組織,似乎依然命運如故,繼續著其最有害影響的積累。因此,在全球氣候變暖方面,非洲不是地球上的主要污染源之一,卻要遭受資本主義的增長和生產主義後果之害,由史達林主義集團政權約五十多年的模仿,根據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的報告:“新的研究證實,非洲由於其預期效果的多樣性,多重壓力和脆弱的適應能力,是最脆弱的大陸之一”。這並不能阻止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非洲游擊隊推進一個“‘綠色企業’戰爭的非洲戰略”[16]

非洲對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的抵抗

非洲新自由主義的社會後果,首先產生於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造成群眾運動和社會鬥爭的動力——由工會組織提供骨幹——促成了後殖民單極整體制度的“民主化”。但這是在社會主義解放計劃失去合法性的國際背景下,等同於史達林主義的崩潰,等同於證明,通過構造新自由主義資本,歐洲社會民主主義是歐洲資本主義的好經理。換句話說,超越資本主義的問題沒有再擺上議事日程。因此,這一新的民主開放的實現,無處不在偏袒政治潮流,有利於新殖民主義的管理,在某些情況下,新殖民主義也共同為新自由主義的戰爭負責。

 

非洲左派群眾組織在三,四十年的後殖民單極整體統治中倖存下來,現在幾乎到處被聲名狼藉的社會主義解放計劃掃除,在某些情況下,被重建新殖民主義的新自由主義戰爭掃除。在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較為獲得民眾支援的倖存組織,從南非共產黨(SACP)連帶其盟友非洲國民大會(ANC)到塞內加爾的共同行動/非洲民主社會主義黨(AJ/PADS),都逐步融入了新殖民主義次序的管理中。同這些黨有聯繫的聯盟領導人陷入了這個趨勢裏,實行所謂負責的行業工會主義或成為僱主和統治者的“社會夥伴”[17]

然而,激進的非洲左派積極分子或前積極分子,“階級鬥爭”工會成員,已經成為所謂的全球正義運動的非洲主要領導人。在結構調整政策的重大社會影響的情況下,在對新自由主義批判的基礎上,反資本主義已經再次變得較有聲勢了。

但是,為獲得某些媒體能見度——它這方面在普通民眾中往往仍然非常薄弱——非洲全球正義運動並沒有逃過“公民社會”的組織/協會的霸權和個人的霸權,這些組織/協會和個人過去或現在都敵視任何超越新自由主義框架的批判,把資本主義的剝削,壓迫和污染制度作為其目標。因此,沒有任何徹底的和全球的解放計劃這樣的東西,可以作為資本主義的替代品。這不是非洲特殊性。它也是西方的大組織抓住潮流的表現,是“帶有人類面孔的資本主義”的動員,從這個角度,再造資本主義中心及其週邊之間的經典關係。給非洲全球正義運動的金融援助是有條件的,條件即反對運動中的激進的黨派方向。非洲統治者的腐敗可以予以譴責,但是以道德為基礎,而不能置於資本主義制度的歷史背景之下。

有一個事態,也得益於非洲中間階層的不穩定的地位,而“公民社會”的領導人往往屬於中間階層。要成為一個積極分子或一個代表全球正義運動的“公民社會”的組織,意味著公開的對話,意味著與西方國家的使館,私營跨國公司,西方基金會和像世界銀行這樣的國際機構的十足夥伴關係,而且這個開放提供了擺脫這種不穩定狀態的一個工具。一個微妙的腐敗機制。

因此,10年來,經過全球正義運動,地方和區域社會論壇,反對生活費用上漲的示威,學生運動,工會和農民鬥爭,失業者運動等等,可以說,仍然等同於激進左派的非洲組織,在幫助工人與小農的自我組織方面,從把他們的鬥爭同資本主義決裂的整體計劃連接的角度看,沒有明顯的成就。獲取飲用水,電,醫療保健,體面的工作,土地,良好的學習條件,反對針對婦女的暴力等,在這些方面,經常甚至永久性的運動,仍然是分散和不團結的。一個永久的分裂狀態,也可以解釋為,是激進左派組織的宗派主義表現,當然,它有存活於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壓路機之下的好處,但是,不幸的是,它花更多的時間自我陶醉在小差異上,而不用心於組織的聯合,不用心於建立地區的永久團結和民主的動力。

讓非洲擺脫其悲慘狀況

後殖民時代的五個十年,是新殖民主義的五個十年。一個造成不幸後果的新殖民主義:每一個國家都有社會不平等的發展,其中一些是新自由主義的戰爭,各種角色人物剝削工薪工作者。這個情況不幸地伴隨著有組織的激進反新殖民主義/反資本主義覺悟的衰落,這同一個世界性的現象有關,但更嚴重。道德主義已被判定為唯一可能的批評視野。這就是為什麼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需要避免認為統治的資產階級對非洲的背叛,是與政治無關的。因為,如果他們是非洲人,他們也受到他們的階級利益和個人利益的引導和驅動。在這方面,他們同法國資產階級沒有根本的不同,例如,在納粹德國經濟的佔領下,他們絕大多數選擇合作。

為了使非洲擺脫它的悲慘局面,客觀上,除了反新自由主義以外,還要反資本主義,除此別無其他的道路。今天,既不是中國,也不是印度巴西或其他地方,可以展現任何幻想,因為這些經濟體的增長帶來的社會生態代價不容忽視。這些國家無法成為基於平等和社會正義,滿足每一個人和各個民族基本需要的社會榜樣。

向非洲進行反新殖民主義/反資本主義鬥爭的人們——而不是向新殖民主義的“獨立之父”們——致敬的一個最好方式,就是真正地列舉總結地區和非洲大陸所進行的鬥爭。吸取他們的經驗教訓,構建新的反新殖民主義/反資本主義組織,促進僱員,小農,婦女,青年和其他所有被壓迫的社會階層的自我組織和鬥爭。建立反對經濟剝削,反對各種壓迫的團體,以及建立反對可避免的環境有害影響的團體。換句話說,構建社會主義社會,即這樣的社會,它是社會公正和平等的,女性主義的,反對歧視同性戀的和生態主義的。這種社會主義的構建,需要一個泛非洲的視野。還有,它得益於同樣的剝削性企業出現在一些國家,無論是非洲的或不是非洲的,得益於經濟一體化的區域集團。

因此緊迫的是,那些仍然確定為社會主義和泛非主義的組織,在地方和區域以民主的方式,發起真正主動的交流,團結,學習和共同行動。具有不同政治傳統的隸屬關係不應成為障礙,因為20世紀社會主義運動的特點就是不同的政治傳統。正是在這種協商和革命社會主義的泛非主義行動動力的構建中,每一個組織將最有助於一個非洲的建立,這個非洲真正和完全地脫離殖民主義,從資本主義中解放出來。恰如別的地方一樣,供非洲選擇的方案,就是爭取和建立一個民主的社會主義,要不就是讓資本主義社會的災難日益嚴重。

約翰南伽是剛果的革命馬克思主義者。


注釋

[1]根據“非洲經濟展望,2010年”,非洲的盈利率是12.1%,高於其他大陸的比率。

[2]西班牙,法國,葡萄牙和英國仍然佔領的非洲領土:亞速爾群島,休達和梅利利亞,加那利群島,查戈斯群島,馬迪拉,聖赫勒拿島,馬約特,留尼汪島。

[3]2006年和和2007年,歐洲聯盟7個最大武器出口國的總和(德國,法國,英國,荷蘭,西班牙,義大利,瑞典)超過了美國的出口,數字來自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瑞典)。

[4]引自“中國商務合同:金沙薩政府發言人對北京說理”,“光榮榜”(金沙薩報紙),200964日:http://www.digitalcongo.net/article/58575

[5]同上。

[6]根據皮尤全球態度調查計劃:“在整個非洲,有利中國的意見多於批評意見,比例為二對一,每個國家都是這樣的,除了南非,在那裏意見分歧”,華盛頓皮尤研究中心,20076月,第41頁:www.pewglobal.org

[7]阿卜杜拉耶•比奧•查內,“中國不是我們的經濟威脅”,阿比讓報紙發表的採訪,南——北,2007530日。

[8]丹比薩•莫約“致命的援助。對非洲的不必要支持的損害和新解決方案”一書,尼爾•弗格森撰寫的前言,巴黎,JC通信,2009年,第189頁。

[9]中國總理溫家寶的報告,“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政府工作報告”,201035日,http://french-news-en/documents/2010-03

[10]“中國捍衛其非洲投資”38日,2010年,http://www.focac.org/fra/zfgx/jmhz/t662292.htm

[11]萊昂內爾•津蘇,“超過三分之一在非洲的投資是非洲國家的”,“非洲”,第96期,2009115-11

[12]“總幹事報告”,國際勞工局,第十一屆非洲區域會議(阿迪斯阿貝巴,20074月):“非洲體面勞動的'議程”:2007-2015年,2007年,日內瓦。

[13]這些比率和數字是已申報的失業者資料,並不是所有的南非失業人數。

[14]見約翰•南伽(2004),“達爾富爾:致命的衝突問題”,http://www.solidarites.ch/journal/index.php3?action=4&id=1693&aut=244;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報告,蘇丹衝突後的環境評估,內羅畢,2007年還確立了集約農業及其後隨的地力衰竭的關係,它是達爾富爾危機的因素之一。

[15]見卡爾•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二十七章:“從土地徵用農業人口”。

[16]非洲金融雜誌,“非洲”發表了幾期有利於“綠色企業”的專題報導,時間在2009年最後一個季度,與哥本哈根首腦會議同時。

[17]最近,20091月,以全國和解的名義,辛巴威民主變革運動(MDC)進入了穆加貝領導的辛巴威非洲民族同盟——愛國陣線政府,其領導人莫文•茨萬吉拉伊被任命為總理。辛巴威民主變革運動(MDC)創立之前,前礦工也是哈佛大學畢業生的茨萬吉拉伊先生,領導辛巴威工會大會。最近,MDC的部長們批准了辛巴威政府僱員的薪酬凍結案。

感謝十月評論雜誌社允許轉載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