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工廠”心臟裏的工人之春

丹尼爾薩拜

A workers’ spring in the heart of “the workshop of the world"

Danielle Sabaï

20105月和6月以來,一系列的衝突和罷工影響了中國的一大批製造工廠。這個國家的勞動力是世界上最大的(估計約有3億人),代表一個巨大的市場,勞資糾紛相當頻繁,不過這些糾紛很少得到西方媒體的關注。根據官方的中文雜誌“瞭望週刊”的說法,2008年的勞資糾紛有28萬起,2009年上半年,與過去同期相比,糾紛增加了30%。對五,六月份衝突的新注意,無疑不是偶然的。這些衝突可能是指標性的變化,需要加以分析。

罷工浪潮開始於佛山的本田工廠。儘管解僱了罷工領導人,還試圖分化罷工領導層,在為期兩周的衝突中,本田工人仍然團結一致。在這家工廠裏,80%的工人是技工學校的實習學生,承擔一個“集體”的僱傭合約。他們不受勞動法的保障,工資遠遠低於普通工人。

衝突是1980年以後出生的那些學生發起的,這些人沒有經歷過毛澤東時代。罷工顯示了他們維護人性尊嚴,訴求體面工作條件的決心。以公司的利益和等級觀念為名,犧牲人的生活,讓人接受最壞的不公正,這已是非常清楚的事了。他們毫不遲疑地曝露了一個增長模型,該模型基於廉價勞動力,基於對勞動力的劇烈剝削,而且也缺乏任何正派意識,這些公司支付非常低的工資而牟取暴利。在同一時間,由臺灣資本開辦的富士康工廠出現自殺浪潮,這是一家電子巨頭,向戴爾,蘋果,惠普供應組件,自殺浪潮凸現了在這些組織得像監獄的工廠裏的工人的嚴苛待遇。

正是這種鐵的紀律與低工資的結合,誘惑著跨國公司,使中國成為“世界工廠”。一個類似於流放地的工廠。在一個前所未有的事件中,不像通常的中國勞資衝突的情況那樣,本田的青年工人動員起來,並不是要求支付他們的工資或行使他們自己的權利,而是要獲得真正的工資增加。他們要求立即在基本工資的基礎上,大幅提高800元,這不包括加班費,還有每年增加至少15%的工資。這次罷工迫使本田在該國停產數天,因衝突造成零件短缺。本田不得不同罷工工人指定的代表談判,接受工資的顯著增加和改善工作條件。

佛山本田工人的勝利,是工人階級鬥爭性的一個有力的例子。在此之後,本田,豐田,三美電機,日本板玻璃,阿茲米特汽配(Atsumitec)及其他附屬公司都受到勞資衝突的影響,被迫讓步接受工資的增加,向各種衝突的主要要求讓步。報章報導說,一些公司,甚至省級當局不等可能的衝突出現,就提高員工的工資!

憤怒的葡萄這些工資要求並不令人吃驚。在勞動力的最低水準上,大約有1.3億逃離農村貧困的移民人口。這個人口為企業和跨國公司提供了非熟練勞動力,這些企業坐落在中國大製造業城市,如廣州,深圳,蘇州,或在如上海和北京這樣的城市中心,在那裏他們組成建築行業。由於戶口(居留證)制度,農民工不被當局認定為城市工人。因此,他們是脆弱的,因為他們在自己的國家是“無證”者。他們不能獲得公共服務,因此沒有最低的社會保障。他們的子女沒有資格上公立學校就學。據農業部的說法,他們目前的平均收入為每月1348元,不到200美元。這不足以彌補通貨膨脹,儘管每年增長10-15%,工資仍然特別低。

中國工人目睹的是,豪華商場數目的激增,只是為了滿足約3億人口的中產階級的炫耀性消費,更別提暴發戶和官員了。然而,這個巨大的經濟增長卻讓工人們受益很少。社會不平等現象日益加劇,城鄉之間的不平等加劇得尤其厲害。經濟研究表明,1995年至2004年之間,大公司的勞動“成本”增加了三倍,但在同一時間生產率增加了五倍,導致單位勞工成本減少了43%[1]。為了進一步說明這一點,請注意,勞工收入比例在15年內下降了10%,導致了家庭消費的下降。因此,目前的工資增長,只是個開始,重新平衡國民收入比例,拉回勞工收入的份額。

世界工廠與超級市場

從當局的角度來看,有兩個原因歡迎這些工資的增長。首先,政府希望復蘇國內消費,以抵消出口放緩。此外,工資的增長也意味著生活條件的改善,這對於維護政治穩定是有意義的。近幾個月的工人鬥爭發生在國外公司,主要是日本公司中。這讓政府暗示,外國公司應對工人階級的憤怒負責,同時加強民族主義情緒。

事實上,政府從大跨國公司的讓步中獲得的收益多於鎮壓工人的鬥爭。它並不真的擔心衝突和工資上漲將令該國的吸引力打折。在中國,即便是高度出口導向型的公司,工資成本也並非判別外國公司投資的唯一理由。在印尼,泰國,菲律賓,越南,每月的平均工資現在低於中國的每月工資[2]。但比較之下,這些國家的勞動力儲備相當有限。此外,所有公司都可以輕易搬遷。例如,護理,鋼鐵和化工企業就是這個情況。對於大多數公司來說,因為遭遇危機的西方國家的消費停滯,投資的主要理由,在於增長的國內市場的巨大性。隨著工資的增加,市場應該更加有利可圖的。沒有投資者不知道這個事實。

增加的勞動力“成本”,增加的衝突,促使大型跨國公司在中國境內“搬遷”工廠,而不是向國外遷移。公司更願意離開沿海地區轉向內陸地區,那裏的土地和工資便宜得多。這種產業重組可讓他們克服沿海工業區的勞動力枯竭的困難,勞動力枯竭是勞動力市場的地區分裂的結果。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鄧曲恒和北京師範大學的李施估計,尚有7000萬農民工待業。但戶口制度,以及擔心如果不維持土地就會失去它,這樣的盤算,阻礙了他們去沿海城市尋找工作。此外,中國人口正在老化。六分之一的非農民工說,他們年紀太大,難以離鄉背井,即使他們還不到40[3]

工人的權利加強

更新了的工人階級戰鬥性,通過春季鬥爭的勝利得到了加強,這也有可能得力於新的勞動法。200811日推出的“中國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是“十多年來,勞動法制定中最重要的一個。”[4]。主要目標之一,是限制用解僱和不支付工資的手段虐待員工的作法。政府意識到,圍繞這些問題,工人鬥爭動力可以是很危險的。政府也希望讓工人得到好一些的保護,允許企業的高營業額有所下降。在80年代和90年代,當員工不滿意自己的工資或工作條件時,他們只能離開公司,去別處尋找工作。他們沒有其他選擇,因為國家會鎮壓,阻止在工作場所的任何集體組織。官方工會迴避鬥爭。隨著在沿海地區勞動力的減少,人口老齡化,以及更高素質的勞動力的出現,主管部門和企業需要一個穩定的勞動力,他們的要求的影響更深遠。

年輕農民工最受益於新的法律,可能是因為他們能從互聯網獲得更多的資訊。在影響了日本企業的鬥爭中發現他們的身影,也就不足為奇了。這些年輕人受到過更好的教育,並分配到需要更多技能的工作。一個世界把他們同其仍然在農村的父母分開。這些年輕的工人,都是獨生子,渴望在大城市中的體面生活,以他們的工資,這是不可能實現的。這就是為什麼最近幾個月的工人的勝利,將可能對社會狀況產生重要影響。政府的賭注是,高工資將緩解社會緊張關係。但春季和夏季的罷工可能會蔓延,這不是不可能的。

更何況,在最引人注目的有關本田工廠的鬥爭事實之一,罷工者明確地拒絕官方工會,後者被中國共產黨的“全國總工會”(ACFTU)控制。那些代表受到了廣泛的非議,他們用暴力行動反對工人的鬥爭,同管理層一起阻斷罷工。至少在三個本田工廠,罷工工人要求選出自己的代表和重組工會的權利,這對“全國總工會”(ACFTU)的代表是個冒犯。相反,這些“工會”有系統地站在了老闆一邊,被證明是員警的幫兇。在這些特別困難的情況下,本田工人的自我組織能力是一個了不起的壯舉。這些形式的自我組織促進了一個新的工人階級覺悟的發展。

衝突的擴散,集中在經濟領域,但當局一直關注這種情況轉化為一個廣泛的政治挑戰的可能性。本田工廠的罷工經驗表明,在未來,政府通過一個單一的聲名狼藉的工會控制鬥爭,將會更加困難。新一代的工人已經表明,他們準備組織團結起來,要求獲得經濟增長成果的真正部分。中國工人階級不是軟弱的,已經能夠顯示其實力和鬥志。值得注意的是,在孟加拉,越南和柬埔寨,類似的爭取工資增長的鬥爭,在最近幾個月有發展。貧窮不再是不可避免的。

丹尼爾薩拜是第四國際駐亞洲記者。


注釋

[1]陳女士,世界大企業聯合會的巴特•范•阿克以及一橋大學的亨利•吳所作的研究,“未來中國”,《經濟學人》。

[2]巴塔•派翠克和亞歷克斯•弗朗哥斯,“東南亞嘗試連接起來參與競爭”,《華爾街日報》。

[3]“未來中國”,《經濟學人》。

[4]貝克爾•傑佛瑞和厄爾斯特隆•曼弗雷德。《國際勞工權利論壇:中國的勞動合同法對工人的影響》,中國勞動網出版。

感謝十月評論雜誌社允許轉載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