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的出路:争取民主,收回主权(1983)》附录

论香港革命的可能性(1973年)

向青

出版者按:这个附录是1970年代在香港激进青年中颇受注意的一篇文章的节录。原文题为《香港新兴激进运动的特点和路向》。写于1973年年2月,发表于同年7月出版的《中大学生报》第五卷第七期上。原刊有几处错漏,现由作者补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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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略)香港目前的处境,很自然地令香港居民大大增长了自认为香港人的心理,特别关心香港如何自寻出路的问题。新的激进分子坚持香港广大居民自己当家作主的权利和义务,既不以侨民过客自居,也不单单依赖国内人民和中国政府来解放自己,他们勇敢地提出根本废除殖民地统治的目标,他们敢想,敢说,敢作,敢为——这种种都是目前运动的优点,同时也是这运动将来发展成为广大的群众运动的必要条件,虽然不是充分条件。

两种诱惑

新兴激进运动这些优点,在一切特权阶层的代言人眼中,在一切现状保守派(不论是右是“左”,是白是“红”)的眼中,以及目光如豆的改良派眼中,却是大大的缺点,甚至是可恶可恨的性质。所以他们极力设法消除新兴激进运动这些固有的特点,设法把它引入歧途,使它变质退化。

官式左派(共产党)方面利用新兴激进分子的爱国思想,想叫他们从“认同”祖国走到“认同”现存的中共政权,像大多数旧的激进分子一样,变成现政权的无条件的拥护者,变成啦啦队。他们的努力是有相当效果的,已经争取到一部分不满香港现状的青年(还有些纯粹的投机分子,但这种人不在此处讨论之列),相信今后还会继续有收获。但这些人如果真正想走革命的道路,恐怕不久就会对中共怀疑、失望起来,因为中共现阶段对香港的政策,是口头否认香港为英国殖民地,实际上同港英政府密切合作。

右派方面,他们过去极力利用香港新的激进分子对大陆情况的不满,企图使他们成为一支拥护国民党残余政权的反共别动队。但自从钓鱼台事件让青年们看清“国府”的“爱国”真相以后,紧跟着又发生国际形势大变,中共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世界建立起友好关系,蒋政权窘态毕露,于是右派这种企图一败涂地。现在他们已不敢奢望诱骗香港激进青年去支持蒋政权,唯有设法用种种花言巧语,消除青年人的激进主义锐气,使他们变成顺从现状的改良主义者,变成港英的忠贞反对派,兼中国大陆和平转变的鼓吹者。去年八、九月间,中大学生报和明报月刊同时发表了一篇题为《香港学生运动的根源、问题与方向》的文章,这文章可以作为右派这种新方针的代表。

笔者不打算在这里详细分析该文内许许多多不合事实的论述,以及它装出一副逻辑面孔的偷天换日的把戏(如果详论这些,这篇文章就要很长),我只想简单批驳一下它的结论。

曲线爱国论

该文作者陈特先生表示赞同反殖民主义,但他认为政治革命(即根本取消港英殖民地统治)是“绝无可能”的,所以只剩下一条路,就是保留港英政权,只“改变香港的殖民地政策与习惯”,从事“社会运动”,“建设新香港”,总而言之,就是多多少少的改良。陈先生也知道这条路很不合“热气奔腾的青年学生”的口味,所以他同时给他们一些安慰,告诉他们:政治革命其实只是“去除殖民地的政治形式”,改良才是“反殖民地的内容”,后者比前者更“艰巨”,“也更有积极意义”。这还不够,陈先生最后再语重心长地说:

“我们相信,中国将会改变,香港也终会归还中国。在这种信念下,上面所说的建设新香港的工作,不只是以香港人身份建设新香港,而且也是以中国人身份,以建设香港作准备,迎接未来的新中国。这是为香港作准备,也是为自己作准备,在建设新香港中,训练自己的才能智慧作为建设新中国的准备。

“这是认同,不是对香港殖民地的认同,也不是对中国现存政权的认同,是对整个中国过去现在未来的认同。以中国人的感情与意识,我们缅怀检讨中国的历史文化,我们吸取西方文化的精华,我们以此催促刺激大陆政府的变化,再脚踏实地在本地社会建设,然后我们期望等待参与新中国的到来!”哎哟!改良主义竟是一位这样可人儿,香港的激进青年想不拜倒她石榴裙下“都几难”!

不知怎的,我不禁联想起抗日战争中汉奸汪精卫的“曲线救国”论来,

我既不懂哲学(因此对陈先生关于形式与内容的说法觉得莫测高深),又不耐烦转弯抹角,委婉陈词。我推己及人,恐怕有些激进青年也不容易把握到陈先生大文的精髓,所以不揣冒昧,想替陈先生及其同志拟一句口号:“拥护港英统治就是爱中国!”

香港革命“绝无可能”?

弄清楚陈先生的立场之后,让我们再来研究一下:由香港居民来根本废除港英殖民地统治是否真正绝无可能。

陈先生认为绝无可能的理由如下。取消港英殖民地统治之后,在逻辑上有两个可能,一是交由大陆政府统治,另一是香港独立或自治。大陆政府本来足够力量收回香港,所以,香港人搞归还中国的革命运动是“无的放矢,多此一举”。若想实行香港独立或自治,非得到大陆政府的同意不行。但大陆政府根本不会允许香港独立或自治,所以这条路也是事实上不可能的。既然两条路都走不通,由香港居民来根本废除港英殖民地统治便绝无可能了。在此情形下,香港居民只好满足于谋取部分的改良。

这样的分析,在那些目光如豆、胆小如鼠的改良派眼中,可能是天衣无缝,合理之至;而一般不懂得革命是甚么东西,尚未有政治觉悟的民众听起来,也仿佛言之成理,切合实际。因此,眼前它是有销路的。可是,它经不起严格的理论批评。

首先,我想指出,陈先生想证明由香港人实行革命来把香港交由中共统治是绝无可能,但他自己所推演出来的结论只是“无的放矢,多此一举”,而并不是“绝无可能”。脱裤子放屁是“多此一举”,但并非不可能。所以,他的论断实际上只是武断,并未加以证明。

尽管中共政府本来暂时不愿收回香港,但如果在香港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革命运动,就有可能(甚至差不多必然会)迫使中共政府提前收回,以免酿成香港独立或自治(香港独立或自治,是中共所最不愿意的,在这点上我和陈先生见解相同)。可见,中共政府本来不愿意,不等于不可能。政府并不是全能的上帝,有时也要被迫去做本来不愿意的事情。一九六七年的时候,中共政府也不愿意在香港搞甚么反英运动,可是形势迫得它要以前所未有的公开方式大力支持那运动。

为了证明香港归还中国的革命运动不可能,陈先生还有另一个论据,就是:香港绝大部分的人都是不愿意接受中共统治的。这点当然是事实;不过,并不能由此就证明归还中国的革命运动不可能。革命运动不一定要在很短的期间成功。陈先生也相信而且希望“中国将会改变”。如果经过相当长的时期,国内的情况已经改变到能够获得多数香港居民接受甚至拥护了(至于怎样才算值得拥护或可以接受,恐怕陈先生的见解和我大不相同,但这是题外话),那时香港归还中国的革命运动就大有可能成为强大的群众运动,足以达到它的目标。所以,没有理由硬说革命绝无可能。而革命是需要长期准备、长期奋斗的,所以,那些今天已经有了革命觉悟的先锋分子,毫无理由放弃准备革命的政治教育工作,去追随陈先生之辈走那曲线爱国的道路。

“多此一举”,还是必要的奋斗?

第二,陈先生认为,如果中共政府想收回香港,它是足够力量做到的,用不着香港人帮忙,因此香港人搞归还中国的革命运动是多此一举;应该安安分分,今天同殖民地政府合作,“建设香港”,明天静待中共接收(不要忘记,陈先生觉得受中共统治是一种很可怕的生活方式)。真奇怪!既要继承中国文化传统、又要吸取西方文化精华的陈先生,为甚么除了俯首称臣之外,甚么方向都看不出来!难道中外历史上没有许许多多造反革命的先例,其中一部分是“明知不可而为之”的先例吗?到底陈先生想叫我们继承文天祥、史可法的传统,还是秦桧、洪承畴的传统呢(我不提陈胜、吴广、李自成等人,恐怕这些人物超出陈先生之辈的理解范围太远了)?凡是脑子里并没有装满奴才哲学的人,都应该有另一种想法。到了中国政府决心收回香港的时候,如果这政府还是不健全、不民主的,那么,香港居民本身的抗英革命运动越是强有力,政治觉悟越是高,越是有组织,归还中国后的生活方式就越有可能比较好一点(因为有力量迫使那专制政府作相当让步);不但香港居民本身的生活是如此,而且对全中国人民的生活都可能有影响。反过来,消极等待,尤其是一面等待收回,一面与港英合作,其结果只有百分之百地任由新来的统治者支配,任人“改造”。如果那时中国政府已经是个真正的革命人民政府了,它一定会积极推动香港居民起来参加香港解放运动,决不会只叫我们消极等待解放。即使由目前这样的中共政府来收回香港,也要多多少少地发动群众起来协助接收和改革的。所以,不愿做奴隶而想要掌握自己命运的人,大有必要在香港从事革命运动,也大有机会干预未来的演变。

香港独立问题

再谈谈香港独立问题。

彻底的激进派不但主张民族自决和民族统一,而且主张世界大同,因此当然反对勉强把香港与中国割开,成立一个“独立国”。如果那样做的话,百分之九十九这个所谓“香港国”仍是英国或美国或日本的变相殖民地。当然,造成这种情形的机会是微乎其微的,任何一个现实的强大政治力量都没有认真打算促成这个,中共政府尤其极力反对,而单凭它的力量就充分能够阻止香港独立。不过,尽管如此,在理论上我们却没有理由绝对排斥香港独立的可能性,换句话说,没有理由对这种情形根本不加以考虑。实际的历史道路比任何人事先的想象都更曲折、更复杂、更多种多样。试问:三十年前谁会想到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变成一个强国,却迟迟还不收回香港,反而同港英政府友好合作呢?因此,在种种复杂因素特殊的凑合之下,逼成一个香港独立的暂时局面,不管你希望不希望,总得在理论上承认这是有可能的。彻底的激进派是敢想、敢说、敢作、敢为的,任何一种可能的前途,任何一件与劳动人民利害有关的事情,在激进派的眼中都不属于禁忌,都需要加以考虑,都应该想办法应付。

不管“独立”也好,自治也好,如果谁想把香港变成一个新殖民制度的地区,我们当然要反对。但我们不拒绝人家在实行这阴谋时给予民众的某些权利(如选举权等),我们不应该形左实右地因反对新殖民制度便维护旧殖民制度,却要利用那些新得到的权利,而去利用转变过程中一切有利的因素,去继续革命,达到彻底打倒任何形式的殖民主义的目标。

香港独立的可能性已经是微乎其微,还有一个更加倍甚至十倍、百倍微乎其微的可能前途,就是香港革命胜利而被迫暂时成为一个独立国。这个可能前途,也同样不应在理论上绝对否认。这个前途的实现,有一个必要的前提(当然另外还要有许多特殊条件),就是:香港的革命运动发展到非常强大,但那时中国大陆的官僚专制政府仍旧维持着(如果大陆上已经换了真正的革命政府,则香港革命胜利必然就是归还中国)。如果有一天这种绝少可能的情形居然出现了,革命派当然应该不害怕接受暂时独立的地位。他们绝对不应该把独立当作禁忌,不应该因为这种禁忌而不敢夺取革命胜利,不敢一面同殖民地政府对抗,一同中共官僚专制政府对抗。在这情形下,谁也没有理由责备香港的革命派破坏民族统一,割裂中国领土,因为,破坏统一,割裂领土的,不是香港的革命人民,而是帝国主义和国内的反动政府。在蒋介石统治全国的时候,毛泽东也曾直认不讳地实行过赤色武装割据,坚持边区独立。

右派分子其实心里很希望,到了港英殖民地政府难以维持下去的时候,香港取得名义上的独立,藉以拒中国的工农政权来接受。他们今天已在进行某些准备工作来促成这个前途。“向心香港”、“官民合作”这两个口号长远的作用便在这里。他们有时说香港独立不可能,一方面固然反映出他们的信心不足,而更重要的是想藉此说服革命先锋分子放弃革命的前景,尤其是放弃实际的努力。革命派同他们恰恰相反,革命派不主张香港独立(现在,当国界已日益成为进步的障碍,连帝国主义的西欧各国都要实行某种程度的联合了,这时还要主张在香港这弹丸之地成立一个独立国,是再荒谬反动也没有的),但要坚持革命奋斗,无论如何要达到建立真正的劳动人民政权的目标。只有这个目标是不可改变的原则立场,除此之外,尤其是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而有必要时,一切都可以按照实际情况灵活变通,包括不得已时实行香港独立在内。

没有世外桃源

革命派要在香港坚持革命工作,并不是寄望于万一可以实行香港独立。不是的,革命派绝不幻想造成甚么世外桃源。他们很明白:香港的革命是全中国革命一个不可分离的部分,中国的革命又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万一香港竟在革命政府之下成为一个独立国,那也不是甚么世外桃源,只是整个革命过程中昙花一现的过渡阶段而已。问题的根本解决,真正幸福生活的创造,只有到了全中国、全世界的革命都成功时才有可能。在香港进行革命工作之所以必要,并非因为将来有可能实行独立,而是因为这是香港民众争取本身真正解放的唯一道路。上文已经从几方面分析过,无论将来是中共主动收回香港也好,是香港居民的革命运动迫使中共提早收回也好,是香港暂时独立也好,在任何一种可能的情形之下,都是只有香港广大民众觉悟起来了,组织起来了,才能够争取自己最大的利益。

那些内心害怕革命的人硬说香港革命不可能,是因为他们的立场令他们无法懂得革命的辩证法。他们把主观和客观机械地对立起来,毫无理由地假定今天这样的大陆情况是一个不变的因素,四百万香港居民当然无法对抗七亿大陆居民,这样才得出香港居民无能为力的错误结论来。实际上,主观也是客观的一部分;大陆是香港的环境,香港也是大陆的环境;大陆固然可以影响香港,香港也可以影响大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谁也不能预先知道燎原的革命火头将在何处点起。最大的可能性是:大陆和香港的革命烈火互相汇合,烧尽一切害人虫。

右派(包括那可怜可鄙的改良派)因为代表香港资本家,因为只顾自己的身家性命,因为死抱住那已在死亡过程中的资本主义,因为脑袋钻进钱眼里,所以除了听天由命,除了俯首称臣,任人宰割之外,甚么前途也看不见。他们最高的希望,最大胆的想象,无非是有朝一日那些暴君变老了,会稍发慈悲,逐渐放松一点。他们所鼓吹为脚踏实地的唯一道路,其实是死路一条。他们认为多此一举、绝无可能的革命道路,才是光明的前途,才是唯一实际的出路。(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