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猶不及

——談談本田罷工的兩種評論

劉宇凡

佛山本田工人這次鬥爭具有特殊意義,因為它時間長(20來天),贏得重要勝利,而且膽敢提出改選工會。在國企下崗工人反抗私有化的鬥爭中,很少有人敢提出改選工會,或者自行組織起來,因為他們仍然存在著恐懼,這種恐懼首先來自1989年以來的白色恐怖。大慶油田的鬥爭或許是很少數例外。另一方面,在私人企業中的民工,農民身份使他們無法在城市生根,這也障礙著他們發展組織。但是,中國資本主義復辟20年了,新一代的工人已經加入勞動大軍。他們既沒有國企工人的後八九恐懼,也沒有上一代民工那種“20定出山,40定收山”那種濃厚鄉土感情,反而是日益城市化了。隨著中國產業的重大改變,中國工人階級,無論從成分還是心理狀態,也隨之重新洗牌了。這或許就是本田罷工所隱含的背景。

在罷工結束後,各方的評論還是不斷出現。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海內外學者討論如何應對工會的問題。不少人主張不要提出組織獨立工會,反而應該尋求在全總框架和工會法的保障下改選基層工會。

忌刻舟求劍

我認為,如果作為一種策略提出來,在目前的力量對比下是適合的。一方面,在今天中國不容自由結社,而工人完全是散沙一盤的情況下,一開始提出組織獨立工會,很快就會被政府鎮壓。另一方面,全總雖然是官辦官控,但是今天官府也好,地方工會也好,對於企業工會這個層次,已經不能實際控制了,因為大多已經被資方控制了。但是,這也意味,如果一個企業的工人經過長期籌備和鬥爭,是有可能經過改選奪回企業工會的控制權的,雖然也不會太容易。想根本改良全總,那幾乎不可能;但是在企業工會,那並非不可能。所以,提出改選工會是一種適合目前階段的策略。

但是,這明顯也不是唯一適合的策略。首先,不論是〈勞動合同法〉,〈工資集體協商試行辦法〉,還是〈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都讓工人有權自行推舉工人代表同資方談判。也就是說,工人不一定要在工會框架下進行初步組織,也可以在其他框架下組織。而工人只要覺得有法律做依靠,只要他們感到理直氣壯,就能夠做到。

再者,只要我們不是刻舟求劍,就不難明白,工人不能名正言順地組織獨立工會,不等於完全不能有事實上獨立或半獨立的組織。雖然企業工會是工人進行經濟鬥爭的常態組織,但是在中國條件下,在未有廣泛的工運高潮之前,即使只是民主成立或改選企業工會,其實也絕對不容易。因為按照工會章程,雖然企業工人可以民主選舉工會委員會,但是上級地方工會也有權否決。或者像煙台奧利威那樣,即使給你成立,但是上級工會處處配合資方來為難你,你成天窮於應付,也應付不過來。目前的本田企業工會的改組,會否好一點,現在也難說。總之,現在只是開始實驗各種鬥爭策略,改選工會畢竟只是其中一種合適策略,不是唯一。尤其在工人聯合起來的籌備階段,可能需要其他有實無名的組織,或者使用其他軟性名義。總之,既然是策略,一切都要看當時的情況,根本不能一概而論,千萬別把個別策略上升為唯一策略。

堅持民主立場

提出改選工會不是唯一策略,更不是戰略甚至原則。不,我們應該始終堅持民主原則,只要時機適合,就高聲提出:中國工人階級有結社自由!有組織獨立工會的自由!要求實行多黨制!即使暫時不能實現這個根本要求,我們也不應該預先宣布自行放棄,相反,只要時機適合,就以這種民主精神來教育工人。不想做牛馬?就要有民主!

有一些左派朋友,雖然同情工人,但是一講到獨立工會或者多黨制,就會反彈,把獨立工會的主張看成必然是壞的,把廢除一黨專政,實行多黨制的主張看成必然是資產階級性的---這其實是最大的誤解。

在本田罷工事件中,鞏獻田等幾個共產黨員也發表文章聲援工人,這是難得的。在這篇聲明中,這些朋友要政府尊重罷工權,這也是比諸過去是一個明顯的進步。它要政府和全總尊重工人改選工會的權利,這當然也沒問題。但是聲明主張要高舉四項基本原則為法律武器,那就有問題了。不是所有四項都有問題,但至少其中一條“堅持共產黨領導”仍有很大很大的問題。試問,今天的共產黨還算堅持共產主義原則嗎?當然沒有,而是相反。而所謂堅持共產黨領導,今天實際上是讓一個官僚資本主義黨獨享政權。今天中國工人雖然還沒有力量去迫使它實行民主,但是工人階級的傲骨,要求我們絕對不應該在思想上向專制者投降。

對,今天,在中國工人開始發出自己的幼嫩啼聲之際,在中國社會徹底腐爛的當兒,我們更需要堅持民主傲骨。如果說今天中國的最大倒退是甚麽,除了物質利益分配上完全向權貴傾斜之外,就是人文精神上的奴才化。這種奴才化之深之廣,可以在最近陳冠中的小說《盛世》中管窺。要打破這種奴才化,需要堅持勞動人民民主奮鬥的立場,堅持以這種傲骨來教育正在開始摸索出來的中國工人階級。我們當然了解國情,但是,即使不是“寧鳴而死,不默而生”,至少也可以選擇沉默,不去說遷就一黨專政的話。我們可以理解那些思想上轉不過彎的朋友,但是我們自己至少不去迎合這種風氣。我們一方面既要捍衛工人的眼前經濟利益,但是也需要在適合時機教育工人認識到長遠的奮鬥目標,並且學會把兩者結合起來。(當然每個人,每個團體的定位不同,不能一概而論)

要有遠大眼光,也要有實際頭腦

接著,我想評論一下一些激進左翼朋友對本田的評論。吳燦澤的《南海本田罷工與當代中國工人鬥爭的路向——大規模工鬥浪潮前夜的若干思考》很強調維護工人階級獨立性,和堅持共產主義路向。在一片歌頌中國資本主義新盛世中,在知識分子普遍遺忘勞動人民的情況下,這種聲音自有其價值。但是,同許多同類文章一樣,有時由於太注意強調遠景,而忽略了當前的策略甚至事實。

首先,吳文根本不願意承認這次本田工人的鬥爭是得到重大勝利的事實:正式工增加工資三成,實習生增加工資七成;整個鬥爭沒有損兵折將,反而全身而退;這次勝利也鼓舞了許多工人模仿。提出改選工會的要求還未達到,但是已經引起廣泛討論。這是近年少有的勝利。但是吳文只是略略帶過一句“得到初勝”,之後就是大力抨擊工人代表,說民選工人代表“在與資方高層對話協商的層面上來欺騙麻痹自己的階級兄弟(甚至不只麻痹南本工人,還麻痹全國工人)。但是,正是對曾總的幻想和妥協,導致了罷工在531日打人事件後再度發力時卻又嘎然而止。部分南本工人只知反對本廠老闆,看不到自己所面對的是整整一個資產階級:從本田零部件到廣汽集團、到日本本田,到大小老闆及其官府。”

吳文怪責工人代表決定同那個曾總談判不對。他沒有看到,當時佔全部工人數八成的實習生已經復工,剩下的正式工已經沒有實力繼續堅持罷工。事實上,吳文對於這次事件的實際情況,掌握得不夠,同事實有很大出入;再者,依靠網路上的匿名批評來評論工人代表,也欠公允,因為匿名者很少風險,而工人代表卻有非常高的風險。何況,網路上的消息有時真假難辨,所以在評論時本來適宜留有餘地。

此外,文章在缺乏具體事實的支持下,太輕易否定工人提出“改選工會”的要求。文章質問:“憑什麼改選工會?能夠離開工人自己主導的骨幹力量來改選工會嗎?”但憑甚麽說工人代表提出改選工會就一定是“離開工人自己主導的骨幹力量來改選”?有甚麽證據證明工人代表有這個主觀意圖?這個主張是否適合,當然可以討論,而上文我多少也討論過,但是在一口抹殺這個主張之前,是否應該多一點實證?退一步說,即使這個主張大錯特錯,那請教閣下有何妙計?

吳文對於本田工人代表太多消極批評,同時卻不肯承認他們事實上取得勝利。這大概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文章所理解的“共產主義理論”有關。

吳文說:“共產主義工運當然與左翼改良主義工運一樣設法介入具體工鬥,但首要目的不是爭取各項勞權保障、贏取群眾威信、壯大自身影響(這幾個短語抽出來看都沒錯),而是以具體工鬥中的立場和實踐,作為啟發階級意識,開闢、維護和發展階級獨立路向的基點。”我們所理解的共產主義工運關於經濟鬥爭和政治鬥爭的對策,不是這樣的。共產主義者介入一般經濟鬥爭,首要目的的確是“爭取各項勞權保障、贏取群眾威信、壯大自身影響”;只有做好這一條,才能“啟發階級意識,開闢、維護和發展階級獨立路向的基點。”

它從“共產主義工運”的高度來評論這次經濟鬥爭,但它其實並沒有吸收共產主義運動的優良傳統,就是好好區分經濟鬥爭和政治鬥爭。左翼當然重視怎樣把經濟鬥爭發展為政治鬥爭,但是只有先承認這個分別,才能談怎樣由前者發展為後者。

“無產利益高於一切”,這個看法當然是對的,但是,無產者的利益,分為眼前的經濟利益和歷史利益(工人階級的解放),並非只有後者。而只要有工人起來為眼前的經濟利益(包括工會權)而鬥爭,共產主義者都應該首先盡量幫助工人去得到這些經濟利益,並以此為成敗的指標---不是唯一的指標,但它還是很重要的。本田工人的覺悟沒有吳文那樣高,他們雖然表達了對全國工人慘受剝削的關注,但是絕大多數的確既無能力也沒有想過現在就來同全體資產階級決一死戰,他們首先要做的是改善自己的處境。而工人這種改善處境的要求是完全正當的,真正的共產主義者應該站到最前頭來支持工人。任何共產主義者如果怠慢工人這些經濟鬥爭,或者在不具備條件下鼓動工人去採取激烈行動,結果不僅令到工人(如果他們聽你的)喪失目前的經濟利益和鬥爭信心,而且也令工人加倍對這種共產主義的反感:如果你連小小的經濟罷工都搞不好,誰還能相信你那些遙遠的理想社會的說教?

對於參與經濟鬥爭的一般工人,要獲得階級意識,往往首先不是抽象的階級教育,而是具體鬥爭,特別是成功的鬥爭。所以,真正的共產主義者要有所貢獻,就不該停留在宣傳抽象的政治遠景,而是應該針對具體鬥爭提出有用的策略或者至少向廣大讀者解釋為何罷工值得支持。總之,在那個當兒,應該多考慮如何實際支持工人。可惜,兩篇文章並沒有好好處理當前策略和思想遠景的關係。

要工人在平時願意接近自己,前提恰好是把“爭取各項勞權保障、贏取群眾威信、壯大自身影響”視為首要任務。尤其出現經濟鬥爭的苗頭時,更需要這樣。把爭取經濟利益殿后於政治教育工作,那不是我們所理解的共產主義工運理論。

從總的方向來說,經濟鬥爭與政治教育,並不矛盾,也並非必然是兩個截然的先後階段。大多數工人往往是先經過工會意識的提升,才慢慢提升到社會注意意識,但是也總有少數先進份子能夠一開始就尋找政治出路。原則上,面向兩種人,我們都要因材施教,既不能拔苗助長,也不能為了遷就前一類群眾而硬把先進者往後拉。所以,工會教育和社會主義教育,兩者當然是辯證的,互動的,難分先後的。但是,在大陸今天的條件,在一切都只是開頭,在左翼毫無力量,而且往往要單幹,在這個情況下要同工人結合,更加需要務實精神。只有當共產主義者顯示自己有能力在實際鬥爭中儘量獲得成果,它的階級教育才會有效。

重大的經濟鬥爭自然也具有政治意義。但是目前這些經濟鬥爭都限於一廠,根本不大,無論怎麽拔高,也難以發展為政治性事件,除非當局做得太愚蠢。而近年來,對於工人的經濟罷工,地方政府也學乖了,知道只要它維持在常態的勞資糾紛的範圍內,也不是很可怕的東西,所以比較過去較為容忍。在這次本田事件,政府最多是頂著地方工會的招牌來打壓工人,但是出師不利之後也很快調整對策,導致工人反居上風,並且得到顯著勝利。而一旦取得勝利,工人大都比較滿意,這樣事件就暫時結束了。所以,本來就不適宜把這次事件看得太重要,把它當成甚麽起義的開端就更脫離現實。這種脫離還會為自己和工人帶來不必要麻煩。

不過,文章這些不足,與其說是個人所致,不如說是反映大陸運動的具體水準:很少數注重共產主義目標者,比較缺乏從現有水準接近群眾的能力,而大多數注重目前實際工作者,則往往沒有遠見,容易隨波逐流。

真正的左翼如果要證明自己有用,就應該思考怎樣把頂天立地的勞動解放原則,與務實的工作風格,辯證地結合起來。

2010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