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犹不及

——谈谈本田罢工的两种评论

刘宇凡

佛山本田工人这次斗争具有特殊意义,因为它时间长(20来天),赢得重要胜利,而且胆敢提出改选工会。在国企下岗工人反抗私有化的斗争中,很少有人敢提出改选工会,或者自行组织起来,因为他们仍然存在着恐惧,这种恐惧首先来自1989年以来的白色恐怖。大庆油田的斗争或许是很少数例外。另一方面,在私人企业中的民工,农民身份使他们无法在城市生根,这也障碍着他们发展组织。但是,中国资本主义复辟20年了,新一代的工人已经加入劳动大军。他们既没有国企工人的后八九恐惧,也没有上一代民工那种“20定出山,40定收山”那种浓厚乡土感情,反而是日益城市化了。随着中国产业的重大改变,中国工人阶级,无论从成分还是心理状态,也随之重新洗牌了。这或许就是本田罢工所隐含的背景。

在罢工结束后,各方的评论还是不断出现。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海内外学者讨论如何应对工会的问题。不少人主张不要提出组织独立工会,反而应该寻求在全总框架和工会法的保障下改选基层工会。

忌刻舟求剑

我认为,如果作为一种策略提出来,在目前的力量对比下是适合的。一方面,在今天中国不容自由结社,而工人完全是散沙一盘的情况下,一开始提出组织独立工会,很快就会被政府镇压。另一方面,全总虽然是官办官控,但是今天官府也好,地方工会也好,对于企业工会这个层次,已经不能实际控制了,因为大多已经被资方控制了。但是,这也意味,如果一个企业的工人经过长期筹备和斗争,是有可能经过改选夺回企业工会的控制权的,虽然也不会太容易。想根本改良全总,那几乎不可能;但是在企业工会,那并非不可能。所以,提出改选工会是一种适合目前阶段的策略。

但是,这明显也不是唯一适合的策略。首先,不论是〈劳动合同法〉,〈工资集体协商试行办法〉,还是〈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都让工人有权自行推举工人代表同资方谈判。也就是说,工人不一定要在工会框架下进行初步组织,也可以在其它框架下组织。而工人只要觉得有法律做依靠,只要他们感到理直气壮,就能够做到。

再者,只要我们不是刻舟求剑,就不难明白,工人不能名正言顺地组织独立工会,不等于完全不能有事实上独立或半独立的组织。虽然企业工会是工人进行经济斗争的常态组织,但是在中国条件下,在未有广泛的工运高潮之前,即使只是民主成立或改选企业工会,其实也绝对不容易。因为按照工会章程,虽然企业工人可以民主选举工会委员会,但是上级地方工会也有权否决。或者像烟台奥利威那样,即使给你成立,但是上级工会处处配合资方来为难你,你成天穷于应付,也应付不过来。目前的本田企业工会的改组,会否好一点,现在也难说。总之,现在只是开始实验各种斗争策略,改选工会毕竟只是其中一种合适策略,不是唯一。尤其在工人联合起来的筹备阶段,可能需要其它有实无名的组织,或者使用其它软性名义。总之,既然是策略,一切都要看当时的情况,根本不能一概而论,千万别把个别策略上升为唯一策略。

坚持民主立场

提出改选工会不是唯一策略,更不是战略甚至原则。不,我们应该始终坚持民主原则,只要时机适合,就高声提出:中国工人阶级有结社自由!有组织独立工会的自由!要求实行多党制!即使暂时不能实现这个根本要求,我们也不应该预先宣布自行放弃,相反,只要时机适合,就以这种民主精神来教育工人。不想做牛马?就要有民主!

有一些左派朋友,虽然同情工人,但是一讲到独立工会或者多党制,就会反弹,把独立工会的主张看成必然是坏的,把废除一党专政,实行多党制的主张看成必然是资产阶级性的---这其实是最大的误解。

在本田罢工事件中,巩献田等几个共产党员也发表文章声援工人,这是难得的。在这篇声明中,这些朋友要政府尊重罢工权,这也是比诸过去是一个明显的进步。它要政府和全总尊重工人改选工会的权利,这当然也没问题。但是声明主张要高举四项基本原则为法律武器,那就有问题了。不是所有四项都有问题,但至少其中一条“坚持共产党领导”仍有很大很大的问题。试问,今天的共产党还算坚持共产主义原则吗?当然没有,而是相反。而所谓坚持共产党领导,今天实际上是让一个官僚资本主义党独享政权。今天中国工人虽然还没有力量去迫使它实行民主,但是工人阶级的傲骨,要求我们绝对不应该在思想上向专制者投降。

对,今天,在中国工人开始发出自己的幼嫩啼声之际,在中国社会彻底腐烂的当儿,我们更需要坚持民主傲骨。如果说今天中国的最大倒退是甚么,除了物质利益分配上完全向权贵倾斜之外,就是人文精神上的奴才化。这种奴才化之深之广,可以在最近陈冠中的小说《盛世》中管窥。要打破这种奴才化,需要坚持劳动人民民主奋斗的立场,坚持以这种傲骨来教育正在开始摸索出来的中国工人阶级。我们当然了解国情,但是,即使不是“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至少也可以选择沉默,不去说迁就一党专政的话。我们可以理解那些思想上转不过弯的朋友,但是我们自己至少不去迎合这种风气。我们一方面既要捍卫工人的眼前经济利益,但是也需要在适合时机教育工人认识到长远的奋斗目标,并且学会把两者结合起来。(当然每个人,每个团体的定位不同,不能一概而论)

要有远大眼光,也要有实际头脑

接着,我想评论一下一些激进左翼朋友对本田的评论。吴灿泽的《南海本田罢工与当代中国工人斗争的路向——大规模工斗浪潮前夜的若干思考》很强调维护工人阶级独立性,和坚持共产主义路向。在一片歌颂中国资本主义新盛世中,在知识分子普遍遗忘劳动人民的情况下,这种声音自有其价值。但是,同许多同类文章一样,有时由于太注意强调远景,而忽略了当前的策略甚至事实。

首先,吴文根本不愿意承认这次本田工人的斗争是得到重大胜利的事实:正式工增加工资三成,实习生增加工资七成;整个斗争没有损兵折将,反而全身而退;这次胜利也鼓舞了许多工人模仿。提出改选工会的要求还未达到,但是已经引起广泛讨论。这是近年少有的胜利。但是吴文只是略略带过一句“得到初胜”,之后就是大力抨击工人代表,说民选工人代表“在与资方高层对话协商的层面上来欺骗麻痹自己的阶级兄弟(甚至不只麻痹南本工人,还麻痹全国工人)。但是,正是对曾总的幻想和妥协,导致了罢工在531日打人事件后再度发力时却又嘎然而止。部分南本工人只知反对本厂老板,看不到自己所面对的是整整一个资产阶级:从本田零部件到广汽集团、到日本本田,到大小老板及其官府。”

吴文怪责工人代表决定同那个曾总谈判不对。他没有看到,当时占全部工人数八成的实习生已经复工,剩下的正式工已经没有实力继续坚持罢工。事实上,吴文对于这次事件的实际情况,掌握得不够,同事实有很大出入;再者,依靠网络上的匿名批评来评论工人代表,也欠公允,因为匿名者很少风险,而工人代表却有非常高的风险。何况,网络上的消息有时真假难辨,所以在评论时本来适宜留有余地。

此外,文章在缺乏具体事实的支持下,太轻易否定工人提出“改选工会”的要求。文章质问:“凭什么改选工会?能够离开工人自己主导的骨干力量来改选工会吗?”但凭甚么说工人代表提出改选工会就一定是“离开工人自己主导的骨干力量来改选”?有甚么证据证明工人代表有这个主观意图?这个主张是否适合,当然可以讨论,而上文我多少也讨论过,但是在一口抹杀这个主张之前,是否应该多一点实证?退一步说,即使这个主张大错特错,那请教阁下有何妙计?

吴文对于本田工人代表太多消极批评,同时却不肯承认他们事实上取得胜利。这大概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文章所理解的“共产主义理论”有关。

吴文说:“共产主义工运当然与左翼改良主义工运一样设法介入具体工斗,但首要目的不是争取各项劳权保障、赢取群众威信、壮大自身影响(这几个短语抽出来看都没错),而是以具体工斗中的立场和实践,作为启发阶级意识,开辟、维护和发展阶级独立路向的基点。”我们所理解的共产主义工运关于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对策,不是这样的。共产主义者介入一般经济斗争,首要目的的确是“争取各项劳权保障、赢取群众威信、壮大自身影响”;只有做好这一条,才能“启发阶级意识,开辟、维护和发展阶级独立路向的基点。”

它从“共产主义工运”的高度来评论这次经济斗争,但它其实并没有吸收共产主义运动的优良传统,就是好好区分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左翼当然重视怎样把经济斗争发展为政治斗争,但是只有先承认这个分别,才能谈怎样由前者发展为后者。

“无产利益高于一切”,这个看法当然是对的,但是,无产者的利益,分为眼前的经济利益和历史利益(工人阶级的解放),并非只有后者。而只要有工人起来为眼前的经济利益(包括工会权)而斗争,共产主义者都应该首先尽量帮助工人去得到这些经济利益,并以此为成败的指标---不是唯一的指标,但它还是很重要的。本田工人的觉悟没有吴文那样高,他们虽然表达了对全国工人惨受剥削的关注,但是绝大多数的确既无能力也没有想过现在就来同全体资产阶级决一死战,他们首先要做的是改善自己的处境。而工人这种改善处境的要求是完全正当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应该站到最前头来支持工人。任何共产主义者如果怠慢工人这些经济斗争,或者在不具备条件下鼓动工人去采取激烈行动,结果不仅令到工人(如果他们听你的)丧失目前的经济利益和斗争信心,而且也令工人加倍对这种共产主义的反感:如果你连小小的经济罢工都搞不好,谁还能相信你那些遥远的理想社会的说教?

对于参与经济斗争的一般工人,要获得阶级意识,往往首先不是抽象的阶级教育,而是具体斗争,特别是成功的斗争。所以,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要有所贡献,就不该停留在宣传抽象的政治远景,而是应该针对具体斗争提出有用的策略或者至少向广大读者解释为何罢工值得支持。总之,在那个当儿,应该多考虑如何实际支持工人。可惜,两篇文章并没有好好处理当前策略和思想远景的关系。

要工人在平时愿意接近自己,前提恰好是把“争取各项劳权保障、赢取群众威信、壮大自身影响”视为首要任务。尤其出现经济斗争的苗头时,更需要这样。把争取经济利益殿后于政治教育工作,那不是我们所理解的共产主义工运理论。

从总的方向来说,经济斗争与政治教育,并不矛盾,也并非必然是两个截然的先后阶段。大多数工人往往是先经过工会意识的提升,才慢慢提升到社会注意意识,但是也总有少数先进份子能够一开始就寻找政治出路。原则上,面向两种人,我们都要因材施教,既不能拔苗助长,也不能为了迁就前一类群众而硬把先进者往后拉。所以,工会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两者当然是辩证的,互动的,难分先后的。但是,在大陆今天的条件,在一切都只是开头,在左翼毫无力量,而且往往要单干,在这个情况下要同工人结合,更加需要务实精神。只有当共产主义者显示自己有能力在实际斗争中尽量获得成果,它的阶级教育才会有效。

重大的经济斗争自然也具有政治意义。但是目前这些经济斗争都限于一厂,根本不大,无论怎么拔高,也难以发展为政治性事件,除非当局做得太愚蠢。而近年来,对于工人的经济罢工,地方政府也学乖了,知道只要它维持在常态的劳资纠纷的范围内,也不是很可怕的东西,所以比较过去较为容忍。在这次本田事件,政府最多是顶着地方工会的招牌来打压工人,但是出师不利之后也很快调整对策,导致工人反居上风,并且得到显著胜利。而一旦取得胜利,工人大都比较满意,这样事件就暂时结束了。所以,本来就不适宜把这次事件看得太重要,把它当成甚么起义的开端就更脱离现实。这种脱离还会为自己和工人带来不必要麻烦。

不过,文章这些不足,与其说是个人所致,不如说是反映大陆运动的具体水平:很少数注重共产主义目标者,比较缺乏从现有水平接近群众的能力,而大多数注重目前实际工作者,则往往没有远见,容易随波逐流。

真正的左翼如果要证明自己有用,就应该思考怎样把顶天立地的劳动解放原则,与务实的工作风格,辩证地结合起来。

2010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