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问题与无产阶级革命

吴灿泽 丁含笑(中国内地)

「无产阶级承认各民族平等,承认各民族都有成立民族国家的平等权利,但它把各民族无产者之间的联合看得高于一切,提得高于一切,并从工人的阶级斗争的角度来评价一切民族要求,一切民族分离。」

——列宁(1914年)语录[1]



目录

、「3•14暴动」:贫民起义+反军警专制怒火+民族主义精神鼓动

1951-1959:从「上层爱国统战」到被动的革命冒进

1959-1980年代中期:官僚化工人国家时期的西藏

1966-1968年文革与西藏:以毛为首的中共官僚集团葬送劳动群众的阶级反抗

1987-1989:反复辟、争民权的民众起义

、达赖集团真面目:从冷战反共前哨到与虎谋皮

、「中央招商局」向西藏猛砸钱的秘密:谁是头号受益者?谁是最大牺牲者?

、民族问题,西藏原住民自决权,与阶级解放

、关于西藏问题的左翼观点(一)西藏评论:许由和李基的机会主义

、关于西藏问题的左翼观点(二)CWI及其民族问题立场:修炼成精的左翼机会主义

十一、最坚决反对镇压藏族分离运动 支持西藏住民自决权 各国各民族无产阶级劳动者,联合起来!



西藏稳定关系全国稳定,西藏安全关系全国安全。」[2]胡大老板在2008年「两会」上话音刚落不过几天,西藏就爆发了所谓「3•14打砸抢烧事件」[3]。自由派舆论抢占了第一时间进行详细报道,公布了大量关于军警实行镇压的照片和资料,抛出「中共不想办奥运了?」的噱头、为抵制奥运的反对派舆论造势[4],引起国内外媒体高度关注。北京当局喉舌延后数十小时才展开了全面舆论反攻,包括公布相应资料、照片和录象,却被自由派指责漏洞百出。当局一面下令禁止讨论西藏问题[5],另一面元首们却不得不在「两会」记者会回答外国记者的相关提问,同时随着报道持续增加网上讨论不可避免蔓延开来。319日,京城左翼喉舌乌有之乡网站开始推出一系列文字评述,泛左色彩的自强派学者「嗓音嘶哑」地大吼「中华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张宏良)[6];毛左派大义凛然地宣誓「坚决支持政府镇压『藏独』分子暴乱,维护国家统一」[7];更有人狂吠「坚决支持狠狠打击台独藏独」[8],类似言论或带有沙文主义气息的极端爱国言论甚至反对少数民族的准法西斯言论在高校学生中也并不希奇[9]。随着镇压和反镇压运动的发展激化,在国内互联网舆论上,逐渐出现了有利于镇压的大趋势,许多网民为着维护国家统一而纷纷认为应支持镇压。西方列强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一开始就采取了亲北京立场,自由派舆论暂居下风。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得以在3月下旬缓过神来逐次展开谨慎有步骤的宣传反击战。面对海外自由派把奥运与藏独等民族分离运动捆绑的架势,当局利用爱国主义的强大网络民意基础、通过奥运圣火传递活动来与前者进行稳打稳扎的公开斗争,同时网络上也掀起一浪又一浪爱国主义与中华民族主义热潮。这是自1999年炸馆风波以来的第二波爱国热潮,其势更汹涌更广泛更有组织(与其后的汶川地震救灾及奥运前后的舆论造势形成互动共振),表明着新民国资产阶级的自身塑造进入了一个相当高的阶段。

然而正是在资产阶级高歌亢进和阶级矛盾空前激化的总背景下,资产阶级国家利益与无产阶级斗争利益的矛盾尖锐凸显。一些毛派也没有完全无视这一点,也作了些姿态以区别中央态度,例如提出了某些阶级分析批评「走资派」复辟以来的西藏政策[10]。但是这些批评与其说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革命批判,不如说是站在朝廷候补军师位置的苦谏,同时更卖力地「坚决支持政府镇压藏独」,甚至巴不得再出现一个类似毛泽东的专制强权铁腕。革命社会主义者认为,在西藏问题上,中国主流泛左翼完全堕落成为了中华资产阶级的附庸(很默契的、并非偶然的是,西藏以南的尼泊尔毛派也附和着中国当局「强烈谴责拉萨暴乱」[11])。那么,从无产阶级革命立场如何看待「3•14暴动」呢?又如何看待西藏问题呢?我们应从对西藏得出怎样的政治结论呢?鉴于西藏问题的迫近性和多层次复杂性,本文首先将谈论「3•14暴动」的原因和性质、革命社会主义者态度,再倒叙西藏的历史,逐次谈及各政派及相关历史、乃至现状,引申、并在新的现实基础上重温和再思考革命社会主义在民族问题上的经典观点。本文只是一家之言,但全部论述建立在严肃的资料和理论分析基础上,希望能对关心西藏问题的进步青年和当代斗争中的先进工人们有所助益。

3•14暴动」:贫民起义+反军警专制怒火+民族主义精神鼓动

对于习惯单一日常生活的大多数国内民众来说,「3•14暴动」似乎是那么地突然和偶然。但实际上并不完全是偶然事件。近二十年来的每年310日都成了西藏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的所谓「独立节」,在拉萨及海外藏人聚居区都鼓动进行游行、静坐等示威活动(1959年的这一天解放军与独立运动发生了武装冲突,随后人民共和国政权迅速武力解放了西藏)。今年310日也不例外,但是当局对于藏族反对派的和平示威活动(游行、散发传单、挥舞藏独旗帜等)却采取了如临大敌的武装警戒甚至攻击措施(拘捕、关押乃至殴打示威者、关闭和武装包围寺庙)。由于部分僧人311日上街要求释放被捕示威者,并继续提出分离主义的和要求自由的口号,却遭到武警用催泪弹镇压[12]。专制警察政权对民权的蔑视和粗暴践踏激起了一般民众(特别是心理最敏感的藏族年轻人)的怒火,这可以说是「3•14暴动」的重大诱因。

北京当局大肆鼓吹「3•14暴动」是达赖集团一手策划的,实质上是在掩盖自身的粗暴颛顼。当然,「3•14暴动」是由310日游行直接发展而来的,而那场游行在西藏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的政治影响下,这个运动也包括了以达赖为首的「西藏流亡政府」。但是从310日游行到「3•14暴动」并没有一座必然的天然桥梁,假设在一个有基本民权(即政治自由权利)的社会,一场政治性的和平游行示威(包括拉横幅、发传单等等)在大多数情况下很难发展为一场暴动。透过和平的游行、静坐、集会等方式,资产阶级民主有效地舒缓了相当部分的社会异议、怨气和矛盾,然而在中共官僚专制集团统治下民众以及各种反对派的公开话语管道都被斩尽杀绝了(互联网是唯一特殊例外,但也处处受限)。用暴力镇压和平示威,这不但使暴力统治者在具体事件中已经完全失去了起码道义(不管它事后「平暴」显得多么无比地正义),而且激发了反对专制强压的更大怒火。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北京当局在314日以前的一连串暴力压迫不自觉地极大帮助了达赖集团的民族主义鼓动。当然,事到如今(专权压迫政策已延续了五十年并早已定型为一整套严密的国家系统),北京当局即使明白这一点也无法回头,不得不继续硬着头皮更大力度地执行镇压政策,然而暴力镇压只会使藏族人民的怒火(包括民族情绪)在地底下燃烧得更旺盛。北京政权自己给自己埋下了越来越具破坏性的不定时炸弹。

然而「3•14暴动」远远不是主流舆论所描绘的,仿佛仅仅只是西藏分离主义运动与中华爱国主义(中华民族主义)之间的民族纷争。对于二十年来中国资本主义复辟,西藏并不是一个旁观者;尽管西藏至今仍是中国最落后的省份之一,客观上却早已属于资本主义中国市场的一部分。招商引资、国企改革、下岗分流、「与国际接轨!」、市场化、「转变就业观念」、「保护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等等这些在内地耳熟能详的名词在西藏同样不陌生。重新归来的贫富两极分化、权贵当道、吏治腐败以及高失业率、高物价和民生艰难早已成为「新民国」的显著社会特征,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发展使这些矛盾在后进地区甚至表现得更为尖锐。官僚化工人国家时期遗留给西藏的社会政经发展畸形结构——高投入低产出的中央巨额财政补贴、巨大的城乡差别和惊人的「特权经济」以及官僚化的畸形政治决策机关——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反而在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时代更加恶化和复杂化,造成了「中央补贴越来越多、市场越来越繁荣、民生却越来越艰难」的奇异现象;相当部分民众越来越边缘化,而且陷入难以缓解的困局。「3•14暴动」就是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发生的。「3•14」之后,台湾某评论一语道破天机:「西藏问题,不全然是达赖喇嘛流亡政府和外国势力等外部因素所造成,关键在于西藏内部,尤其是底层群众,他们对政府的不满既深刻又真实,时机成熟,难保日后不会发生更大规模的抗暴事件。」[13]

西藏「3•14暴动」类似于吉尔吉斯斯坦2005年三月贫民大起义的微缩版。对于吉尔吉斯「3月暴动」,曾有左翼评论如是说:「三月暴动的多数参加者『根本不是反对派积极分子』,而以社会底层的失业青年和杂工为主;他们对乖乖充当国际列强地缘战略过河卒的精英盘算没啥兴趣,而急于发泄复仇的怒火。这怒火来自赤贫绝望的生存状态,来自国家机器『无孔不入、无所不在的腐败』,来自富豪权贵们无日无之的践踏,来自资本主义复辟与随后十五年市场浩劫」[14]。这段话几乎可以套用西藏「3月暴动」,只是规模要相对小得多,而参加者的社会成分主要是普通市民和农牧民[15],暴动的迅速发展也超乎了民族主义反对派的预料和政治控制,以至「流亡政府」首脑达赖嘛喇也吓得提议引咎辞职[16]

目前镇压仍在持续扩大和加强,这些镇压只会更不利于国内民众(包括藏族民众以及所有关心西藏问题的国内反对派和质疑爱国意识形态的异议分子)的一般民权,对民众造成更大的政治压迫和苦难,镇压首先和主要地有利于中华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革命社会主义者毫无疑问应最坚决最彻底地反对镇压包括分离主义运动的政治反对派,但是我们同样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达赖集团是其中之一代理人)主导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原则上我们支持西藏原住民的自决权,但我们认为西藏分离出去首先从社会经济现实考虑就是不可能的;从实现真正社会经济解放和无产阶级的独立的阶级立场出发,包括藏、汉、维吾尔等各民族/族群在内的有觉悟的劳动者必须不分民族地联合起来,团结在为建立统一的劳动民主政权而斗争的旗帜下,才能进而争取真正的彻底的民族平等、自由民权和自身的全面的社会经济解放。

为要认清和解决当今的西藏问题,我们需要系统回顾西藏问题的历史。

1951-1959:从「上层爱国统战」到被动的革命冒进

毫无疑问,1959年革命曾经极大地革新了西藏的社会政治经济秩序,使西藏从极端落后的农奴制社会跃进到现代社会文明中。1959年,西藏有耕地336万藏克(1藏克约等于1市亩),几乎全归政府(38%)、贵族(24.3%)、寺院(36.8%)三大领主占有。三大领主及其代理人仅占人口的5%,他们还占有大部分牲畜和工具;而占人口95%的一百二十万农奴不仅一无所有,而且没有人身自由。这些农奴中还包含着占西藏人口5%的「朗生」(意为家里饲养的),世代为奴,生活极悲惨。其中寺院除了占有1/3以上的土地、400个牧场和10多万农奴外,还收取高额地租和牧租,大量发放高利贷,还利用布施、化缘、捐赠、念经、卜卦、出售「神药」等方法对群众进行超额剥削[17]19593月军事占领及其后几年的社会革命扫除了三大领主(他们携带少数农奴跑到了印度),「百万农奴齐翻身」,分到了土地,甚至有数千名翻身农奴和土改积极分子进入了政权机构。不论从阶级解放意义,还是从现代生产力进步的意义上看,这都是一个巨大进步。

但是认真研究当时的情况,我们发现问题不限于此。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就是,1951年中共军队就进驻西藏了,为什么还一再宣布把土改推迟延期(1956年末中共宣告六年内西藏不进行民主改革,周恩来甚至向达赖允诺如果六年还未准备好,可再延长五十年[18])?唯一一个合理的解释只能如革命社会主义者向青同志当时就评论的:「今天西藏人民的革命觉悟并未成熟,这是不用置辩的。事实上不是西藏人民起来暴动反对原来的『葛厦』(地方政府)然后中国军队去协助西藏人民,而是一直稳定地统治着西藏的『葛厦』(连中国政府都一直不得不承认它是西藏合法政府和藏族人民的领袖)起来驱逐中国占领军而引起战争的。中国军队进驻西藏已经八年,还无法发动人民起来实行中国其余各民族中都已实行了的改革,相反,还要一再宣布改革之期尚远,借以安定人心」。他继续写道:「直至战争爆发而且叛党首领被迫逃亡国外之后,我们仍然看不见有藏族人民反对旧制度的革命行动。中共所能够拿来宣传的,只有空洞的未必完全可信的关于藏族人民表示拥护平乱之类的消息而已,完全拿不出一点关于群众的革命组织和革命行动的消息来。中共企图拿班禅和阿沛阿旺晋美(原来『葛厦』中的『葛伦』之一)之流的态度来证明西藏人民拥护工农的中国。其实,第一、他们都是西藏统治层中的人物,而且是少数;第二、班禅一派在西藏的地位完全是靠中国赐予的;第三、他们当作个人来看,对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革的拥护是可疑的,而当作整个社会集团来看,那拥护是虚伪的。」也就是说,革命是在群众觉悟未成熟的情况下发生的,从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上看,这是十分有害的,因为这种缺乏群众觉悟基础的外部强行干涉「本身就含有对藏族不信任和强迫(虽然是强迫进步)的意味,所以无法避免引起藏族人民的反感」,「在客观上帮助了叛党继续假借民族自由的口号欺骗人民,阻碍了人民觉悟的进程」,还在群众中埋下了族群间不信任的祸根。对此,向青同志当时提出「主张中国立即宣布准许西藏独立自决,立即就地停战,与叛军谈判中国军队全部撤退的具体办法,西藏前途交由西藏人民自行决定」[19]。这样的原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在当时,中共官僚集团根本无法(准确说是无能)执行这样的原则。因为从一开始(1951年)对待西藏问题,毛氏政权就一直奉行着「上层爱国统战」的阶级合作路线,直至发生武装冲突时(1959年)早已形成了比八年前更巩固的上层既得利益联盟。

这个毛氏北京与西藏的上层联盟的基础恰恰不是什么社会主义,而是中央对不改变西藏农奴剥削制度的一再延后许诺。眼光紧盯上层、倚重权贵阶级,不信任群众力量,暴露了这批「革命领袖」骨子里头的官僚实用主义本质。正如当时北京政权「统战」工作负责人所说「在西藏,争取团结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具有极大的重要性。……给他们安排适当的政治地位,保护他们正当的经济利益,并且保证在将来实行政治经济改革以后,一般地不降低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生活水平」(李维汉)[20]1950年中共解放了西藏的昌都地区,「在所建立的具有政权性质的『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中,九个副主任有七个藏人,其中只有一个藏人是共产党,另外六个都是当地上层人士;委员会中的35名委员基本都是上层人士;下属的12个宗的『解放委员会』,有汉人官员14人,藏人官员154人,所有藏人官员均系上层人士」[21]。「1956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以后,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各种机构中对上层人士进行了大量安排。当时全区中上层人物(含主要土司头人)约6000余人,(其中四品官205人,五品以下的2300人,宗教界2500人)已安排了2163人,尚有3400人未安排,计划在1960年全部予以安排。」[22]1958828日驻藏解放军十八军的一份小小的内部简报暴露了革命前噶厦仍具有社会经济控制权、而中共缺乏当地群众基础的尴尬处境:「索康卖给我们房子前曾向噶厦及达赖递呈文,内容为『请准予卖给解放军房子』。于批准出卖后才卖的。卖后又递呈文一件,内容『现在我已将房子卖给解放军了,但西藏独立后请准予该房子归还原主。』噶厦批准『准予照办』。」[23]

需要指出的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官僚集团实行的跨阶级合作路线遭到了中共自身的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强烈反感、困惑和自发抵触。入藏的军人、干部和职工还带有强烈革命理想和斗争意识,他们对西藏农奴制社会「穷人多、压迫多、神灵鬼怪多」的现状极为不满,「他们认为革命的目的就是让穷人翻身做主人,也是他们之所以投身革命的理想。但是,中国内地早已被打倒的『剥削阶级』在西藏仍然高高在上,他们作为革命者,却被要求对那些『剥削者』表示尊敬,对此他们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抵触」[24]

这一时期的西藏问题必须放在当时特定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背景下才可理解。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始,中共一直奉行「先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再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两阶段纲领(斯大林式机会主义的中国翻版,毛泽东思想的右翼部分),按照该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一个稳定发展资本主义的相当长的时期,在全国革命胜利(也即后来的1949年后)还要经历几十年的时间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直到50年代初,按当时中央权威说法,至少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即十五年)才能完成农业合作化和产业国有化。但是社会革命有它自身的历史发展规律,到朝鲜战争发生以后乃至5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革命运动趋向加速了。毛泽东顺应时局,突然变卦,于1955年中后期因势利导主动大幅度加快合作化,但同时也使粗钝的官僚统治机器及其政策齿轮发生卡壳、脱节和混乱,官僚专权系统对群运的怠慢延缓和过猛过火参差不齐地并存,甚至起火冒烟。1956-58年,全国各地的运动都大大前进了,但问题也很不少,在较落后的一些西南地区甚至发生农民反对官僚冒进政策的暴乱。官僚阶层的极左冒进最终发展成为1958-60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一步跨入共产主义」的官僚社会主义妄想传染了刚刚翻身解放的全国民众(特别是小农),并很快造成了社会经济危机。这样一个历史进程始终牵动着西藏的上层统治者:在1951年「17条协议」后,得到「新民主主义政府」厚待的上层贵族的主流地位大致稳定到1956年;随后,全国范围的土改激进化浪潮开始波及毗邻西藏的云、川、青等地藏族聚居区,大批不满藏民涌入西藏,引起西藏喇嘛贵族的恐慌和疑虑,195611月发生了拉萨暴乱、同时间达赖和班禅赴印度,而前者受藏独运游说、踌躇滞留于印的事件。对此,中共政权的法宝就是紧急进行中印统治集团间的上层斡旋,并许诺西藏土改宽延,安慰讨好西藏有产阶级。「但喇嘛贵族们看见外围地区的情况,总觉得大祸临头了。而这时在中国本部由于推动公社制度时的某些错误引起很大的震动,那些喇嘛贵族以为社会主义在中国失败了,连汉族农民也行将起来反抗现政权,中国政府自顾不暇了,正是宣布独立以保存旧制度的好机会,于是实行叛变」[25]。由此,中央与西藏的上层联盟迅速转向不稳定,为了把西藏继续保留在身边,在西藏缺乏群众基础的中共统治集团只好出兵戡乱。

从「上层爱国统战」急转向军事打击的革命冒进,由于始终执行着上层合作路线,这就造成了极大混乱,根本无法避免普遍性的错杀错捕冤假错案。连北京政权自己也坦承:「有同志说,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难于划分,没有标准」[26]

我们应该摆脱以中共为中国共运天然唯一代表的官定惯性思维——只有从中共是中国共运唯一代表的立场才会得出「除既成历史所表现的那样外别无选择」的结论。「倘若不是中共主导解决西藏问题,而是别的左翼反对派……」之类的历史假设毫无实际意义,提出这类假设的人已不知不觉中了实用主义逻辑的邪;况且历史作为动态社会关系的结果难以架空假设。我们要提出的是,阶级斗争的情况下(不管革命工人力量本身是否存在于此时此地),对待一切重大事件和问题的态度怎样才符合无产阶级革命立场,基于此种分析才可能得出现实的政治结论。无论是1951年至1959年三月革命前的「上层爱国统战」政策,还是恰恰部分地由此导致后来被动的革命冒进政策,都是按照官僚集团的本位利益和错误政策进行的,与无产阶级革命利益相冲突的。达赖集团至今还怀念1951年后最初几年的上层蜜月期,这倒并非虚伪,盖因中共「上层爱国统战」的确有利于西藏旧有产者的反动统治,但另一方面却根本不利于西藏底层人民的物质利益和政治觉醒。达赖在20世纪80年代北京确定「向右转」后决定弃独、改争自治的战略转变,恰以中共政权曾经的上层统战政策为纲领参照,可以说,1951-59年中共「新民主主义」在藏实践经验戏剧性地为四十年后资本主义复辟和可能的重整合流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政治缓冲阀。(略补充:有的左派认为当年的藏族左翼分子平措汪杰[Phüntso Wangye]为讨论西藏命运「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实际上1949年以前其西藏共产党只是个没有群众根基的流亡左圈,游离于斯大林主义主导的共运边缘但并未摆脱其政治路线的牵引,在1949年后则直接自愿自觉充当了中共「上层爱国统战」机会主义路线的炮灰和负责者之一,其1958年被判刑、最终戏剧性地同化于中共官僚阶层,实属合乎逻辑的历史悲剧。[27]

但我们还要更深入地指出,1959年至80年代复辟前后的社会革命与官僚化工人国家时期,一方面给西藏造就了一个全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基础,为全面现代化变革准备了初步物质基础,并且一度开创了社会主义的历史前景,另一方面却由于官僚专权化(在落后地区表现得更为丑恶和刺眼)和极度缺乏一般政治自由,又大大遏制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改善和社会思想文化进步。我们认为这样的后果是复杂的,不能单纯以「好」或「坏」来宣判,但无疑具有重大的历史进步性;对这段历史,我们既不像毛派和民族主义者那样一味叫好鼓噪,更反对多数反共右翼那样痛批「共产邪党强权暴政」,而力求提出独立的无产阶级批判分析。我们还认为,这段历史虽已成记忆,但仍然极为重要,是理解当今西藏问题乃至社会主义革命前途的一把关键钥匙(尤其是,80年代资本复辟并未解决畸形工人国家时期遗留的社会政经问题,而是在加剧老问题同时滋生了新问题并使整个西藏问题进一步溃烂发脓)。

1959-1980年代中期:官僚化工人国家时期的西藏

工人国家的物质基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极大地解放和促进了经济发展,但是,官僚特权集团掌权的中华工人国家长期奉行「重积累、轻消费」的发展模式,即以忽略民生和粗放型发展为代价取得基础建设和工业发展的高速度,但官僚特权利益却日益膨胀,所以在全国的情况都普遍是:初步建成了基本工业体系和建立起了完善的科教体系,社会生产力取得重大进步,为进一步的质变创造了坚实物质基础,但是农轻重比例严重失调,人民生活长期贫乏。这种情况在落后地区表现得特别扎眼,尤其在中国最落后的中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学家白南风的《富饶的贫困——中国落后地区的经济考察》提供了不少数据和揭示了深层次的问题,下面我们以此书为引,看看这种落后情况[28]

1983年,西藏193万人口,工业总产值仅1.3亿元。西藏人均工业总产值仅及东部省份江苏7%,新疆仅及江苏44%,内蒙古仅及江苏42%1983年西藏工农业总产值仅及江苏不足千分之九。在1981年,新疆省西部的县平均每三户有一户欠债。北疆地区8万多户牧民,1.6万多户毡房破烂不堪。南疆4.1万多户牧民,1.4万多户没有毡房,夏天竟在核桃树下过夜,冬天则住在土洞或在烧热的沙土上过夜。从上述「人均工业总产值」来看,新疆比西藏强五倍,而新疆的牧民生活水平况且如此,西藏百姓又好到哪去?另一份来自官方的材料中则提及:「1980年,全西藏有五十万人的生活比不上公社化以前的互助组时期,其中有近二十万人生活相当困难。这个数字在当时西藏一百八十万的人口总数中,所占比例是相当高的。」[29]

当然,并不能简单以生活水平是否提高作为社会进步的标准,我们应该看到,西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的重大变化为它日后可能的社会经济飞跃创造了极为重要的物质基础。我们以1959年为中共工人国家领导西藏建设的开端,以大抵1980年代中后期为中共工人国家的终结、资本主义复辟的开端,来考察西藏物质生产力发展的情况[30]。从1959年到1990年,西藏工业企业数量增长了7倍多,达到271个;工业总产值增长了8.6倍,达到3.72亿元;在1990年的工业总产值中,公有制企业(国营与集体)占据了80%的份额。在1959年,西藏的产业结构基本上完全是原始落后的农牧业,而到1988年,工业经济(即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占了劳动力的近1/5。西藏的主要工业产品,以发电量增长最为显著,1959年发电量仅88Kw•h1989年达到了27492Kw•h,增长了三百多倍。电力生产大幅度增长得益于一大批电站的建成,这些物质基础为进一步飞跃造成了重要条件,到1998年又翻了一番多达到了62162Kw•h。另一主要工业产品、重要建筑材料水泥,1959年根本没有生产,1960年才起步,生产了500吨,到1990年达到了13.2万吨,增长了整整264倍。在现代交通运输方面,以公路里程为主要的文明指标,1959年有公路7343公里,1989年达到了21834公里,增加了1.4万公里,增长了近3倍。有意思的是,六、七十年代中共工人国家计划经济时代相对贫乏,却极大促进了西藏公路建设,而到了资本复辟后最初十年却几乎停滞了(根据统计数字,只增长了600余公里)。这个现代化进步对自古交通闭塞落后(长期靠人力畜力运输)的西藏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1959年公路货运量只有31万吨,——到1990年达到了140万吨,1997年则达到了200万吨,分别比1959年增长了4倍多和6倍多。

正因为建筑在六、七十年代社会主义物质生产建设的基础,才可能使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全国性的政策调整(即改变重积累、低消费的畸形发展模式)给人民带来实惠,否则再明智的政策离开了一定物质基础也是空头支票。这一点在西藏也很明显。「西藏农牧民人均收入1979年为147元,1990年为484元,而1994年已经达到903.29元。1992年西藏自治区的农业总产值比1978年增长69.8%,比1952年增长4.6倍。城市生活水平提高的幅度就更大。」[31]如果没有一定的物质基础——不仅是工业技术部门和交通发展,更包括一支现代劳动者建设队伍及相应的科学教育体系,中共工人国家的援藏建设具有关键意义,那么无论怎么调整政策和设计制度,也无从进一步发展经济。

以社会生产力进步的观点,应认为中共工人国家对西藏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但是中共工人国家的官僚政治特点却反过来极大压抑了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特别由于西藏的物质落后而使官僚系统的粗笨低效更凸显出来。在西藏(以及所有中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和落后地区)长期存在着中央财政补贴入不敷出、财政赤字数额和比例惊人的特殊困境;而且还伴随着「越输血、越贫血」的奇特景象。「国家在民族自治地方的基础建设投资:1950-198030年)中共计达691.12亿元。仅民族地区补助费、边疆建设事业补助费、基本建设补助费、支援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等专款,每年即达10亿元左右。」[32]以西藏为例,1983年,西藏国民收入5.8亿元,使用额10.5亿元,其差额全靠中央财政补贴。从1955年起,中央财政补贴就占了绝对优势。1967年开始,西藏地方财政收入一直为0,全靠中央救济。19521983年,中央财政补贴累计70.88亿元,地方财政收入累计倒亏1.63亿元!官僚化工人国家的三十余年来,西藏中央财政补贴年均增长14.97%,而地方财政收入年均下跌14.12%[33]!简单说,中央政府在西藏投入了巨大的资金,却取得了远远不成正比的微小产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在对西藏经济史料和数据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我们认为,恰恰是官僚专权集团的社会政治经济控制造成了对西藏经济的压抑乃至破坏作用,具体有如下几个方面:

1.庞大而臃肿的官僚特权阶层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经济耗费,它自身滋生的特权行为和活动又进一步加剧了浪费。

2.同时这个社会集团对西藏的政治经济管理的随意粗率和低效无能又使产业投资和社会再生产造成了巨大浪费,同时又十分缺乏有效的生产者民主监督(在中国最落后的西藏,这一点表现得简直不可思议,下面将会具体举例说明)。

3.典型的斯大林主义官僚式经济发展模式——不顾落后经济现实地以高度公有化和集权制压制小生产和小商品经济,从而极大压制了西藏农牧民(他们占西藏居民的绝对多数)的生产积极性,反过来又极不利于本地现代产业的发展(因为现代产业的发展需要一个具有可持续发展的购买力的消费者市场);同时又不切实际地发展工矿业。

4.最后,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出于自身的特殊阶层利益,北京官僚政权对西藏官僚特权体系和相应的畸形经济模式的长期有意纵容和精心维护。

诚然,西藏的官僚特权阶层来自于土改的积极分子,他们对于革命具有功勋,这是不可否认的,但是从工人阶级利益的角度来看,恰恰不该用官僚主义弊病来「奖赏」他们,相反应力求实现劳动者民主并由此改良经济发展方式。实质上,当那些土改积极分子和革命者坐稳了特权官僚的位置后,他们就已完成了自身的蜕变,完全转向了劳动阶级的对立面上。在官僚化的工人国家时代,西藏的统治集团是怎样的呢?「在异常薄弱的经济基础上,耸立的却是与内地发达省份一样叠床架屋的庞大『上层建筑』。……仅自治区一级就有局、委、办各级部门62个。……行政管理经费支出,增长了10倍。总算下来,不计企业、社队的干部补贴、吃喝送礼等,平均每购进1元商品,财政直接付出行政管理费1.33元;或者说平均每得到1元工业总产值,财政直接付出行政管理费0.54元」!!工人官僚国家的三十年来,行政管理经费更是以年均8.56%的速度猛增[34]。官僚集团本身的特权行为和活动(比如说以五花八门的名义大搞排场、请客送礼)又进一步加剧了不必要的浪费,在天高皇帝远的落后地区这一情况可想而知更严重。1980年,中共工人国家的总书记胡耀邦在西藏的一次公开讲话中亲自披露:「进藏的汉族干部……但是,也有少数同志,有点不正之风。这些不正之风是:一,违反民族政策,损害民族团结;二,利用职权,安插私人;三,闹派性,搞小圈子;四,不负责任,浪费国家和集体财产;五,搞特殊化,请客送礼。」[35]

官僚专权管理体系的典型特征:拍脑袋决策、以行政命令代替经济技术规划和指导、浮夸掩饰和好大喜功、极度缺乏经济审计和生产责任制以及劳动者民主监督等等——在贫乏落后的西藏表现得更为突出,造成的损失更为严重。高投入,低产出,甚至无产出而报废的情况比比皆是。例如,塘河电站装机仅6400千瓦,工期9年零7个月,每千瓦造价高达4646元,远超全国平均水平;献多电站装机仅2600千瓦,每千瓦造价10761元,为全国平均水平的4-5倍,人称「钱多电站」。1970年,为了赶快「填空白」,昌都、拉萨等地盲目上马玻璃、化肥等厂,却没有产生效益,浪费1500多万元。向阳煤矿投资478万元,竟挖不出煤,群众戏称为「煤矿烧牛粪」。昌都金河电站301.6万元投资全报废。1965-1968年「三线建设」,投资7237万元,三年报废2300万元。从前引数据看,西藏电力建设成就最为卓著,但这一项的无效生产却也令人咋舌:西藏三十余年建成小水电站816座,却已报废23.3%,带病运转的占15.7%;两项合计高达2/5[36]

从西藏具体领域的日常经济运行中最能看出问题。西藏石油公司1983年财务检查时才意外发现过期油票多达937万元,从1963年公司成立至今,这笔钱无法上缴也不处理。而「此事涉及几乎所有非农业人口的所在单位。」各单位花国家的钱,毫不吝惜,极为慷慨。1981年亚东县交通运输领域的一件「小事」更令人震惊:该县运进暖水瓶834个,验货时发现烂了120个,级级查访才知道在拉萨已破损。交通部门之所以「不辞劳苦」(485公里!)运来,只是为了不把1142元损失记在自己帐上。他们只管多拉快跑。官僚机关的部门扯皮之猖獗和生产经济责任之混乱可见一斑。可是,亚东县商业局对此却见怪不怪,「据说不少积压货经常是退回去,又莫名其妙地运回来。」1981年西藏自治区拨给日喀则地区教育局50万元学校桌椅修缮费,根本就没设帐,两年后检查时才偶然发现。1982年区交通厅公路局房建组承办四项工程,一次虚报支出竟领回国家基础建设款101万元。这些钱又去了哪呢?天晓得。[37]

官僚集团为维持自身运作与生活的高昂费用以及在生产中导致的巨大浪费又直接导致了一个特殊后果:西藏长期以来的主要财政收入,即中央给的钱,很大部分是直接用来买内地的商品,而这部分商品的最大消费者就是享有特权的干部集团及最接近于这个核心的职工阶层。而除此之外的广大农牧民阶层和其他阶层却甚少受益。中共官僚化的工人国家的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在物资贫乏的西藏尤甚。这种情况又严重钳制了西藏经济的发展。官方统计数据显示,1955-1983年这28年,西藏区外商品调入总数竟占区内销售总额的82%1983年,这一比例高达94.12%,可见这一趋势当时还呈上升势头。甚至于「离开了中央补贴支持的区外调入,区内就几乎没有商品可以销售了。」经济学家白南风提出一个假设:「中央给的钱,并不是满足由(西藏)本地投资需求而产生的资金不足的。因而中央财政补贴的资金运动与本地经济的资金运动,事实上处于『老死不相往来』的分割隔绝状态」。由上述分析看来,这个假设不无根据。这样就造成了一种与中国内地表面上恰好相反的特殊情况:在内地,总体情况是高积累、低消费,也就是说大部分的投资在于工矿业和基础建设领域,以农业轻工业、社会消费和民众生活水平的长期徘徊不前为代价;而在西藏,似乎是相对的「高消费、低积累」。而所谓的高消费只有西藏少数特权居民的高消费,积累率相对低,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此,而在于生产积累由于官僚体系必然的决策失误、责任混乱和无效浪费而未见经济效益,甚至连年亏损。例如,19521983年的31年间,西藏工农业总产值增加了4倍,同期中央财政补贴增加了65倍,企业收入反而正转负,共计亏损7亿多元。西藏与内地的另一显著差异在于前者财政基本靠皇粮,而内地各省份更主要依靠本省的内部经济循环,这种差异使得中央当局对西藏有更大的责任。很显然,北京政权有意依靠维持西藏的官僚化畸形发展模式来治理西藏,因为西藏对于中共工人国家有重大的地缘政治利益(在当时这利益归根结底只能是官僚集团的特殊利益)。因此,我们还认为,北京官僚政权对西藏官僚化特权体系的长期纵容和维护,实则是阻碍西藏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原因。[38]

官僚专权政治也是造成西藏缺乏基本政治自由特别是宗教文化自由与藏民的政治民主权利遭到伤害的根本原因。

关于19591960年代初期,即武力收复西藏、同时推进社会革命的时期,效忠拥护北京的西藏宗教领袖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1962年呈递中央政府的工作汇报(即著名的「七万言书」)做了最好的说明[39]。「在深山禅庵或寺庙中有许多从事终身悟静修禅,严守教行的虔诚教徒,他们视红尘诸事为毒树,悲观厌世;由于革命事业也是红尘之事,所以他们很少有人对之表示欢迎或积极的态度,这是不足为奇的,是可能有的,正常的;但是干部则以为他们有顽固不化的反动思想的基础,把不少这类教徒予以管制或关押等,对依教行事的圣洁教徒给了严重的打击,加之在僧尼还俗方面,强行采取各种毫无根据的办法,因此西藏的大多数寺庙没有僧尼居住,就是有人居住者也只是人数很少的,且这些人的宗教修养水平也低。虽然发生了这些情况,而有些人却说:『西藏进行了民改,广大僧尼活动获得了解放和信教自由权,自愿回家还俗,所以寺庙仅剩下了那么一点喇嘛』。这种说法,是得不到包括我在内的百分之九十以上西藏人民思想承认的。在消灭佛像、佛经、佛塔方面,从基本上说,除去四大寺等被保护的极少数寺庙外,在西藏的其它寺庙和广大农牧区的村庄或村镇或城市中,我们的汉藏干部中,一部分汉族干部出主意,藏族干部动员,积极分子中的不明事理的人充当执行者,盗用群众的名义或戴着群众的面具,掀起了消灭佛像、佛经、佛塔等的滔天浪潮,把无数佛像、佛经、佛塔烧毁、抛入水中、扔在地上、拆毁和熔化,对寺庙、佛塔、玛尼墙、佛塔恣意进行了疯象闯入般的破坏,盗走了许多佛像饰品和佛像神塔体内的宝贵物品,由于政府的各收购机关在收购有色金属时,没有考虑仔细区分,收购了用有色金属制作的佛像、佛塔、供器,从而表现出了鼓励消灭那些佛像等的态度等,致使那些寺庙村庄的景象,不仅不像是『有心』之人所为,倒像是『无心』的炮弹摧毁,战争刚结束的样子,目不忍睹。而且公然无忌地污辱宗教,把『大藏经』用于沤肥的原料,专门把许多书的佛像和经书用于制鞋原料等,毫无任何道理;由于做了许多疯子也难做出的行为,因而使各阶层人民诧异透顶,心绪混乱至极,极度灰心丧气,眼中流泪,口称:我们的地方搞成了黑地方等而哀号。……我在去年1961年向总理您曾经报告过的:『西藏过去只有信教的自由,没有不信教的自由,从民改以来有充分的不信教的自由,没有信教的自由或者仅有一点影子。』这种陈述肯定是和西藏实际发生的情况符合无错的。……从民主改革以来,宗教、信教和寺庙问题根本没有搞好的说法、看法和认识是有根据的,而不是恣意找岔子、诬赖诬蔑。因此所有藏人中除了不会思考的小孩子外,其余各阶层人民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们都非常诧异,以至失神,现在只要向藏人一提到佛教,就不由自主地伤心至极而落泪,口中道出痛苦之言等情况非常严重。……在民改、复查时,……把必须受到尊重的藏族的语文、服饰、好的风俗习惯等主要的民族特点,也在所谓革命工作中大破坏、大暴露、大建设的三大之下,认为一切旧的都是落后的、肮脏的和无用的,不区别其实际上需要与否,全部混淆在一起,而挂起要予破坏的风,忽视藏文,嘲笑藏装,并且说什么『浪费了材料,穿起来不方便』;对妇女的首饰、男人的辫子表现出不喜欢的态度,致使无法继续穿戴和留下去;对屋墙外的粉刷、屋顶的旗杆、婚丧送礼、庙会敬神、节日娱乐和民间体育等也看做无益多余的,致使大部分停顿了等,诸如此类,难以一一叙述,……民主生活不健全,对于应受法律保护的各项民族权利,未能依法严格执行,因而干部中有大民族主义思想的人,自以为了不起,骄傲自满,刚愎自用,偏爱(自己的)民族,忽视藏族特点,侵犯藏族的权利,甚至给提到藏族权利和利益的人强行扣上地方民族主义者的帽子等。在藏族中也有一些滑头巧语,随机应变,私利熏心之辈,在大民族主义者面前,逢迎装相。……近年来在对其要进行『文化革命』和『文字要通用口语化』之下,那些藏文水平低而骄傲如高山或阿谀奉承之徒,对我们藏文祖师吞米所创的作为藏文的根基的『三十颂』和『字性添置』(文法)以及历史上学者所撰正字学、通用的书面语狂言乱语地说:『不对』、『不完善』,而随心所欲、自以为是地改革文字,致使通俗精湛的传意表达能力丧失了。……现在藏文之情况是:没有应得的政治地位,发展藏文所采取的方法不合理,而这两个原因,使得大多数藏族青年只求粗通藏文,不愿好好进行学习,领导对此也不加注意等,形成了藏文前途上的危险和发展藏族文化中不幸的一个大问题。」(正如一位左翼写手近来所分析的,西藏民改的积极分子群「包括原先被压迫的农奴,和许多善于在政治上跟风和充当打手的投机份子。这一点最足以表现官僚化了的革命党的双重特征:它在诉诸革命行动,包括『发动群众』时,也倾向于采取自上而下的手段,在打击、消灭旧统治阶级的同时,为自己培养政治仆从,从而使革命行动带上混乱、『过火』甚至反动的特征。」[40]

1961年后西藏以外的广大藏区状况如何呢?「严重程度、时间长短以及规模大小则比西藏更坏了一大步。……(1)无合乎标准的寺庙。在那些兄弟省藏族地区寺庙和喇嘛数目比平叛前减少了百分之九十八到九十九;对于宗教知识分子和依教行事的『善僧』予以铲除排斥,疯象般的打击,致使留有喇嘛的寺庙也形存实亡。由于把寺庙的主权授予了一些疯狼般地向和平、利他、圣洁的宗教进攻的脱离实际的人,因而使进行宗教活动的寺庙变成了反对宗教的基地。……(2)无宗教的前途。在那些兄弟省的藏族地区,平叛后,在下级当政干部的直接间接的各种阻挠下,浩如烟海的佛教经典的『讲经办』工作,连名字也听不到了;不要说宗教文化的存在,就连名字也眼看着消灭掉了等。在这些实际情况下,宗教的前途已实际被毁灭,因而事实上已没有宗教的前途。(3)……对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给以像对待反革命活动一样的压制,因而僧俗群众无法自由地过宗教生活,从基本上来说,事实上群众没有宗教生活。」在民族权力方面,「由于大部分藏族地区都发生过叛乱,因此我们的干部和军官中有一部分人产生了不喜欢藏族,恶意地歧视藏族,侵犯民族的特点,禁止风俗习惯等严重行为。……(对藏装)公开加以禁止,不让群众穿戴自己民族的服饰。并为了消灭民族服装和装饰品,利用政权,采取各种办法从群众手中收集装饰品等,……」(以上皆摘自班禅「七万言书」)

官僚阶层的全部政策显然不符合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利益,相反还极大地损害社会主义的政治利益。社会主义当然秉承无神论,在思想上与宗教是敌对的,一个革命的工人政党固然要千方百计地力图促使宗教消亡、促使各种封建迷信的消亡。但是,真正革命的社会主义政策是要最大限度地造成充分政治自由包括言论自由、宗教自由,依靠革命的思想斗争和教育,同时大力保障和提高民主政治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因为物质匮乏导致的恐惧是宗教发展的根源之一),才可能最好地逐步破除宗教和迷信思想。行政官僚的粗暴压制反而会造成更大的民愤和强烈的逆反心理,加深宗教偏见,客观上更帮助了境外的反动派。

这里很有必要指出的是,作为现代意义(即资本主义意义)上的「民族」,在1959年革命前是不存在的。因为在1959年前喇嘛贵族和农奴制度在西藏占据着几乎绝对统治的地位,并没有出现显著的资本主义发展和本土资产阶级以及相应的现代民族意识乃至独立建国意识。按照「一般的历史发展法则」,1959年以前的西藏存在着一个通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彻底清除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空间的社会历史需要。但直到20世纪50年代当毗邻地区已出现一个后资本主义的工人国家时,西藏甚至仍未出现一个象样的资产阶级。正是1947-1956年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粉碎了西藏的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旧有产统治并将它纳入国有制计划经济这一点上,以更大历史跨度实现了「不断革命论」,工人国家的政治经济现实使西藏甚至未开始资本主义的发展,就已从比欧洲中世纪社会关系更落后的农奴制度跃入了后资本主义社会,开始社会主义的历史前景。(这一情况发生在中国西南某些少数民族地区更夸张,有的是从阶级社会以前的原始氏族公社社会跨入后资本主义社会。)这整个时期的(也就是说直到资本复辟前的)西藏问题与现代意义上的「民族问题」毫无关系。问题出在,「不断革命论」是以扭曲的方式实现的——这一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带着官僚政治弊病,而牺牲了地方(包括西藏、新疆等所谓「民族地区」)的住民民主权利。正如前文所述,在特定的这一时期里西藏不论经济还是文化上存在着的压抑,皆来自工人国家官僚专权统治。所谓的「民族自治」,在工人国家官僚专权政治下也是形同虚设。请看北京政权负责官员的讲话:「(在西藏)程度不同地忽视自治权利的现象相当普遍地存在:有的撤销自治地方,有的合并自治地方,有的合署办公,有的专署领导自治州,有的上级机关布置工作不经过自治机关,有的自治地方的人大会和人民委员会不按期召开,等等。」[41]那么原因何在呢?——「这几年,在党政关系方面,党委包办政府工作的情况也影响自治机关的权利(在汉族地区同样有这个问题;是民族干部负主要责任的地方也有这个问题)。……有些同志反映,在近几年的几次政治运动中有批判过头、斗争过火的地方,使相当一部分少数民族干部不敢讲话,不敢反映本民族的真实情况和问题。这是很值得注意的。」[42]这些话揭示了当时所谓「大汉族主义」的本质正是以官僚本位利益为核心的一整套政治机器及其政策活动。(关于西藏问题与民族问题关系的进一步分析,参见本文后面「民族问题,西藏原住民自决权,与阶级解放」一节。)

然而,在这种官僚集团统治的工人国家现实下,对「民族问题」的虚构和混淆又意味着什么呢?正是19629月那次著名的重提阶级斗争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中共官僚集团提出「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成为此后长期奉行的基本理论。这个著名的论断后来也成为文革中的绝对主导思想。自由派的西藏问题专家王力雄先生对此分析道:

「不是熟知中共话语的人,一般不容易理解所谓『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这句话到底有什么意义。正是这个理论,成功地使中共摆脱了其长期自我宣传的『民族自治』造成的束缚,成为中共扼杀其他少数民族之民族性的杀手锏。按照这种理论,民族是可以没有的。既然马克思说『工人无祖国』,何况民族,本质在于阶级区分。不管哪个民族,都分为革命阶级和反革命阶级。各民族的革命阶级全属于同一个阵营,而不应该被民族的不同所区分。各民族的反革命阶级也都是一丘之貉,一概是敌人。所以,在这种理论的前提下,闹民族性就是干扰阶级斗争,强调民族特点也是混淆了大是大非。在发生任何矛盾时,只能以阶级观点处理和解决,『亲不亲,阶级分』,而不能以民族分。按照这种理论的逻辑推导下去,也就根本就不应该存在民族自治,选择领导干部也无需考虑民族成分,只要是革命干部,就可以领导各民族的革命群众。谁要是要求本民族干部担当本民族领导,那就是『狭隘民族主义』。既然都是同属一个阶级,以人口最多的汉族干部为主,充当各民族人民的领导,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43]

这段话掺杂着自由主义荒谬观念和对马克思主义的胡说八道:自由派在此默认了官僚集团对「民族问题」的虚构和混淆,并且巧妙转移了问题实质。尽管王先生也在另一处地方说过「在六、七十年代,……今天经常制造麻烦的『民族问题』那时几乎可以不考虑」[44],但他在这里是把中共官僚的左倾修正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混为一谈,其真正用意是让后者为前者承担罪责达到其反共目的。马克思主义的本义是:要实现工人阶级最大利益,就不应从国家和民族的界限、而应从无产者的国际联合来看待和解决问题;但要实现这一点不是靠(斯大林、毛泽东之流)官僚特权阶层的思想钳制、政治压迫乃至国家暴力,而是要在尊重民族自决权利、坚决反对民族压迫的前提下在工人阶级群众中进行反对民族偏见的思想斗争。

不过如果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经典观点上来看——他解释说的「在发生任何矛盾时,只能以阶级观点处理和解决,『亲不亲,阶级分』,而不能以民族分。」倒是对的,——只不过,官僚集团恰恰是按它自身的特权阶层利益而不是按无产阶级革命利益来处理和解决任何矛盾的。「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这一句话的最大的问题并不在于抽象理论意义上,而在于当时现实语境下,中共官僚集团为了加强自己的专权统治,把压制「民族权利」(即地方居民的民主权利)合法化,而以「阶级划分」(即毛氏中共官僚集团对劳动阶级群众分而治之、转移社会矛盾与强化极权恐怖的主要方法)代之。

1966-1968年文革与西藏:
以毛为首的中共官僚集团葬送劳动群众的阶级反抗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社会革命之后的西藏与当时的中国内地一样,消灭了旧的有产阶级。但并不是依靠工人阶级自下而上的革命运动,而是靠着中共官僚集团自上而下地扶持一个新的特权利益阶层(积极分子群体)进而发动农民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官僚化的工人国家还存在着官僚特权阶层与劳动阶级之间的根本对抗性的主要社会矛盾,它促使群众趋向反对官僚化。这类畸形的工人国家必须通过政治革命铲除官僚统治层、重建劳动民主政权并改良国有制计划经济,更重要的是只有民主的劳动者政权才可能把世界革命作为头号任务,尽快打破社会主义被孤立在一国的危险局面。若不如此,单独一国的(即使是比较民主和健康的)工人政权也必定会承受来自国内的新兴有产者和国际资产阶级的不断增长的压力和侵蚀,进而可能导致有利于资本主义复辟的阶级力量对比。

1966年开始的文革恰恰充分暴露了官僚阶层与劳动大众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和殊死斗争。从最初的红卫兵运动到后来的工运等群运,虽然在表面上与「当权派」做激烈斗争的「造反派」也不乏大批见风使舵的投机分子(其主力是以「激进毛左」之权威代表中央文革小组为领导的群运活跃力量,文革中发迹的新官僚即来自其中,被老官僚嫉恨为「坐直升飞机」式地晋升),但的确存在着底层群众的真正反官僚专权的、甚至试图捍卫自身阶级利益(尽管是模糊粗糙的)运动。以文革斗争最前沿上海为例,造反派群运的投机主义领导(以王洪文为代表)与中央文革官僚(「军师」张春桥亲自出马)达成攻守同盟,在19671月推翻旧的官僚政权、建立起新的官僚政权,立即把工人阶级谋求更高和更平等工资的运动扣以「经济主义」帽子(实际上中央文革小组对激进工人使用这一帽子最早始于1966年底,当时两派斗争导致使上海全市瘫痪的总罢工),并重建专权化的社会政治经济控制。但就在1月中下旬又出现了打着反对张春桥旗号的更激进的工人和学生组织,「由于担心张春桥的新政权和它所取代的旧政权没有多大差别,代表体力劳动者和游民无产者的组织(特别是耿金章的第二兵团)对张春桥统治的革命合法性表示异议」,「反对张春桥的较著名的组织,除了耿的第二兵团,还有工人第三军(是从工总司里分裂出来的),复员军人的红旗军,和一些激进的学生组织。这些组织以前曾和工总司联合」。一些人甚至成立了与2月初成立的「上海人民公社」分庭抗礼的「新上海人民公社」,还「派代表团去北京抗议张春桥的镇压政策」,其「领导人物就是第二兵团的领导人耿金章。他声称得到了48个革命组织的支持,比张春桥得到的支持更多」。而恰恰是在1967123日,毛泽东才指示军队介入「参加」文革,随后几个月里受到支持或纵容的武斗(主要是军队对来自基层的独立群运的镇压)才明显开始不断升级,导致1967年春夏全国各大城市的血雨腥风[45]。这段史实证明了不被官僚操纵的组织曾经一度大量存在,而且它们主要借助于底层群众的动力。与其说官僚集团指使军队的镇压是出于对「无政府状态」的模糊担心(毛泽东在接见张春桥建议上海公社改名时表述的理由),不如说它出于对已经出现或当时潜在的独立群运可能威胁官僚统治的忧惧。

相比中国内地的文革,西藏文革的基本原因和社会动力并无不同。正如王力雄所指出的:「不过那时区别一个人的身份是以阶级出身、参加的组织、持有的观点、政治面貌、是否党、团员等,民族成分不是主要的,即使后来分派进行『武斗』,每派成员也都各有汉藏民族,……在中国内地,普通人民对官僚主义及当权者的不满,以及长期严厉管制所造成的压抑,使相当一部分人在文革初期是欢欣鼓舞地投入的。西藏也是一样。甚至在某些方面,我认为文化大革命在西藏的群众基础甚至比中国内地还充分。内地的文化大革命矛头所指主要是中共当权派,而在西藏,文化大革命既可以表达对中共当权派的不满,也可以发泄已经被煽动起来的对西藏传统社会的仇恨。群众获得解放的感觉是空前的」[46]。唯色在与二十三位亲历者访谈后写成的文革口述史著作《西藏记忆》中提及,具有官方背景的居委会所组织的红卫兵和群众,是大破「四旧」大肆砸毁寺庙的主要力量,他们拥护「当权派」(即官僚特权集团),与造反派群众相对抗。由于西藏更受到军政官僚集团的压迫,因而造反派红卫兵最早最激烈地反对西藏军区负责人也是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张国华,使得军队立即开始镇压。而在内地,军队是在造反派攻击了各企事业和政府机关后乃至政权上「破旧立新」(如上海)后才介入的[47]

就劳动大众反官僚特权的政治革命而言,文革遭到了失败,而且是极为惨烈的失败。1969年四月中共九大宣布文革取得了「伟大胜利」并非谎言,只不过它代表中共官僚阶层原先不握实权的那些宗派(包括中央文革小组及林彪的军政官僚派系等)在夺得了政权后的新利益,它的「伟大胜利」是牢牢地践踏在成千上万造反派工农的血泊和尸骨上的,在政治台面上(从「伟大领袖」毛泽东到当时掌权的「新官僚」阶层)则在鼓吹「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团结」表象下有步骤有计划地为「新的」官僚特权统治的合法性、权威性辩护并逐步为「老同志」们平反。这次官僚集团方面的胜利的大会本身就正式宣告了劳动大众通过文革路径反对官僚阶层的政治斗争的大失败。相应地,1968-69年官僚集团的镇压广度和惨烈度堪比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日军侵华战争,在华南省区例如广西和重庆等地的有组织的大规模屠杀特别令人震惊(自然,只有中共官僚集团控制的军队能做到这样的行动)。直到1969年官僚集团取得「伟大胜利」后,直到1980年代初期,镇压、清算乃至杀戮造反派群众的事件仍未停息。中共工人国家官僚集团绵延十多年的巨大罪恶(这样的激烈斗争和惨酷镇压是许多同时代工人国家没有过的)导致了整整几代中国劳动群众对社会主义理想的精神幻灭。

对于文革的惨烈失败要负第一位思想及政治领导责任的,应是当时的「激进毛左翼」——首先是以毛泽东及其毛泽东思想为精神灵魂、以中央文革小组为政治核心的「文革官僚集团」(姑且这么称[48])。这倒不简单只是因为表面上的「官方文革」对「人民文革」的镇压(这种泛自由主义的划分大有问题),而首先是因为上述「激进毛左翼」恰恰是造反派群众最重要的领导力量——它不是靠在「人民文革」中的数量规模而是靠其背后巨大的毛氏偶像权威招牌、官僚特权和相应物质资源来发挥决定性的影响力(包括在舆论文化上扼杀异己,1968年初对以杨小凯为发言人的湖南「省无联」的铺天盖地的舆论宣传压迫即是典型一例[49]);另外,被毛左捧上天的「战无不胜的武器」「四大」之首的大字报[50]实际上是出版自由权的极不完整的表现方式,能够很好地被群运中的强势者筛选利用以有效引导大的舆论空气[51],关于这些需要专文另述)。文革失败的更大原因在于被统治的劳动者阶级长期地与自身的革命马列道统绝缘,同时也长久地失去了在自发群众运动中尝试表达自身利益和训练社会活动能力的政治机会,更缺乏相应的群众自我组织[52]

限于本文议题,这里不可能系统清算文革失败原因以及毛主义左翼思想的极大祸害(特别是对当今及未来国际国内共运的危害)。这里只说一点,毛泽东及其毛泽东思想也不外乎是官僚特权集团的一个因素(而且还是这个集团最重要的精神护身符),服从于官僚化的畸形工人国家的基本力量对比总格局。至于被压迫者打着压迫者的旗号甚至还尊崇着后者,这种古今中外皆有的事实并不能成为压迫者根本代表被压迫者利益的证明。文革反官僚斗争失败的核心教训之一在于先进劳动者与进步青年由此应领悟到只有在劳动阶级自己的独立的革命旗帜和政治组织下,依靠自己的阶级力量才能解放自己。文革更强有力地证明了当时官僚化工人国家的主要矛盾是官僚统治集团与劳动大众之间的根本对抗,即使全民信佛的雪域高原藏族聚居区也没能例外。劳动大众通过文革反官僚斗争的失败,直接使得官僚集团的罪恶的残酷清算得以大规模发生。毛泽东及其毛泽东思想以及追随毛的官僚集团不但是导致反官僚斗争失败的罪魁祸首,而且作为整个中共官僚集团的一部分而容忍默认也亲手参与了这样的残酷清算和重建了甚至更专权的官僚秩序。相对于未经斯大林之流篡改的马列主义来说,毛主义文革理论(毛左派思想最重要部分之一)实质上是一种旁门左道的修正主义,就其在中国文革中的实践来说它完全效力于官僚集团保守的或改良的利益,而与基于无产阶级历史利益的革命共产主义没有丝毫共同之处。笼统地把文革的灾难性后果归于反抗压迫的共产主义革命传统是极不负责任的,客观上是在为一小撮占据统治地位的反动官僚特权集团开脱罪责。今天的自由派和民族主义分子(包括达赖集团和其他藏独运分子)对文革的全盘贬损一方面基于抹黑反资本主义的社会革命和否定工人国家的反共需要,另一方面更是出于对文革表现过的劳动阶级大规模自发抗争可能再次侵犯现行中国资本主义压榨秩序的极大恐惧。简单地一概否定文革,必定会抹杀劳动群众为自身阶级利益奋斗的伟大道义性和其中宝贵的正反经验。重新思考和分析文革还在于现实的思想斗争需要:警惕和揭露以文革为历史经验的毛主义左翼思想对现实共运和斗争的危害。

历史上,在不少前官僚化工人国家都发生过多次向往着劳动民主政权的群众运动乃至革命起义(如1967年的上海底层工人运动19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波兰团结工会运动,1956年的匈牙利的起义工人甚至建立了自己的雏形政权),这类国家的民众并不是没有在公有制基础上民主改良畸形工人国家的主观愿望和热情(如古巴和南斯拉夫)。但由于马列传统的断代失传(比这更严重的或许是对共运指导思想的有组织有系统的精心篡改歪曲)以及国家规模的秩序精神奴化、长期无自由无组织而缺乏最基本「民主训练」的专权局面,使得劳动者无法取得自我解放所必需的思想理论、政治经验与相应纲领和阶级组织(特别是阶级先锋队)。在这些改良工人国家的主观企图遭到惨败后,前官僚化工人国家知识分子和反对派更多想到的是转向自由主义,追求建立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的代议制民主国家。但是迄今以来前工人国家资本复辟史无一例外地表明官僚特权集团之转向资本主义只会造就今天的「最坏的资本主义」(赵紫阳),自由派「民间」资本向官僚资本献媚勾结都来不及,更遑论真心实意反对它,即使在那些已建立起代议民主的东欧国家也是如此。

八十年代后期中国资本主义复辟导致的政治经济危机,和群众运动在自由派领导下的大惨败也说明了这一点。这一点在中国最落后省份之一西藏表现得特别尖锐,导致的民愤也特别强烈。

1987-1989:反复辟、争民权的民众起义

在经过极权罪恶登峰造极的「官方文革」时代后,20世纪80年代初国内出现了初步自由宽松的政治局面和趋向,同时自身利益膨胀的官僚阶层迅速走向右倾,有意无意地开始资本主义化,在80年代中后期开始迅速形成了一个暴富的军政官僚权贵阶层,而越来越多民众在市场化价格改革中陷入困苦。国内70年代中期抬头的民主运动到此时已开始具有显著的反资本复辟(「反对官倒、军倒」)性质。西藏也不例外。

西藏于1984年开始实行市场化改革,同年4月对外省开放。在全国轰轰烈烈上演的「打破铁饭碗」的市场化改革在西藏进行得更为迅速,至1986年底,合同制职工已达7000多人。中央对西藏比其他省区更强调「以市场调节为主」和「以集体、个体经济为主」,从西藏实际生产力水平的角度看这是合理的,但在官僚政治和资本主义化倾向的改革走向下则导致了严重混乱。其中问题层出不穷:其一,破除旧制(流通体制)后,新的市场没能很快相应建立。「一时间工业品下不去,农畜产品也上不来,买难卖难的问题在部分地区仍比较严重。……除了引导、组建市场的不力之外,在市场的管理上也缺乏必要的措施,造成了无规则、无秩序的混乱状况。」其二,本地行业(例如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和羊毛羊绒产销)市场化和对外省开放后,大量内地企业无序涌入,造成价格哄抬,本地企业经营困难,市场严重失衡。其三,习惯于官僚化计划经济的工业企业在取消了生产计划后,未进行实质性的民主改良和改进经济技术指导,「一部分企业,由于对新的经营环境不适应,原料来源和产品销路困难,加工任务不足,处境不佳」。其四,国家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削弱了自身作用。中央对西藏财政补贴已由每年递增10%改为定额补贴,「使财力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53]

19893月初就应对区内民主运动迅猛发展态势而召开的自治区党政军联席会议上,区政协提供的六条意见极好地说明了80年代中后期西藏的政治经济剧变对民众的巨大影响:「(1)近年来党政各级对群众的举报不重视,致使不正之风在全藏区蔓延。(2)中央财政逐年减少,教育经费,宗教经费严重短缺,致使全区人民对改革缺乏信心。(3)内地的一些企事业单位籍改革之机纷纷入藏进行经济活动,对西藏经济已构成威胁,应立即制止内地经济对西藏地区的影响。(4)官倒,军倒的不法行为,使大量援藏物资外流,使全藏人民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加。(5)达赖集团对宗教界的渗透,使全藏区出现了离心倾向。建议中共应加大宗教经费的比例,以起到安抚作用。(6)驻藏武警部队的违法乱纪行为已经引起绝大多数人民和宗教界人士的不满。武警驻拉萨部队伙同一些地方部门在拉萨市开设的商店和公司,有非法侵占市民房屋的行为。建议中央迅速查处,杜绝汉藏不和的因素」[54]。在这列清单中,第1346点很明显都是资本主义市场化与不受监督的军政官僚特权体制相结合的恶果,这些决非西藏一地的特殊情况,而是当时全国的普遍情况。

社会政治经济之趋向官僚资本主义,以及长期对包括宗教自由的政治自由与民族政治权利的漠视和践踏,导致了19871989年的一系列民众起义。「1987927日,拉萨发生自1959年以来的第一次街头示威,到198937日为止,十七个月内拉萨共发生18次示威骚乱,对抗烈度不断提高,一直升级到打砸抢,开枪和流血,最终导致19893月在拉萨实行军事戒严,整个戒严期长达419天。」[55]

王力雄的研究观察揭示了当时的西藏社会状况:「毛泽东时代以阶级划分瓦解了西藏民族的一体性,使得西藏下层社会摆脱上层社会的控制,成为共产党政权在西藏的基础和同盟。邓小平时代放弃了阶级斗争路线,上层人士重新成为『统战』对象。当年的贵族、头人和活佛又被请进人大、政协,59年担任西藏叛军司令的拉鲁(79年释放),现在是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他妻子是政协常委,儿子是自治区民族宗教局的副局长。……过去的富人重新富起来,而过去的穷人重新穷下去……西藏普通百姓已经自觉不自觉地开始调整行为方式。藏北丁青县一位在基层呆了二十多年的干部给我讲了一个小变化:文革时期,当年的领主在路上与翻身农奴相遇时,领主远远就要侧立路旁,一只袖子搭在肩上,弯腰吐舌——那是旧时代下等人对上等人的礼节──等翻身农奴过去后才敢继续走自己的路。现在则变了,又变成当年的农奴在路边弯腰吐舌,给当年的领主让路。这种变化发生得非常微妙,并非有人强迫,也未曾有人明说,完全是自觉的。虽然旧时代并没有真地回来,但是社会氛围已经变化,农奴们敏感地意识到还是早点缩头为好,那也是为他们曾经有过的挺胸抬头表示悔过。从这个小动作的变化,折射出了时代的大变迁。」[56]

由这一社会政治经济转变及其所导致的巨大民众怒火、反抗运动,我们能够更进一步加深对工人国家时期(尽管有巨大的官僚弊害)的历史进步性的认识。这即是说,尽管有缺乏政治自由、宗教自由以及官僚专权、人民生活水平长期低迷等严重弊病,但是相对的社会平等、终身职业保障和稳定发展的医疗教育福利却对平民百姓的日常利益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不但是从物质生产力进步的角度来看,而且恰恰是从民众生活福利的角度看,工人国家的公有制计划经济实践表现出重大的进步性。这一点到资本主义复辟时代会更为凸显出来。在我们专谈这一时期前,先来简要考察西藏问题的另一重要当事人——达赖集团。

达赖集团真面目:从冷战反共前哨到与虎谋皮

以历届达赖嘛喇为首的西藏统治阶级,在1959年以前长期实行比资本主义更落后的农奴制。但是,早在十九世纪末期、二十世纪初期大中华地区就以强迫方式逐步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西藏也未能例外。1888年英军大举侵藏,两年后清廷与英议和,签定藏印条约,其中规定亚东于18949月开放通商。亚东商埠正式开市后,印藏贸易额逐年递增。190497日(光绪三十年七月二十八日)英属印度又与藏签定《拉萨条约》,共计十条,其中有三条规定增开江孜、噶达克为商埠;英藏往来货物商定税则后不得再加税项;自印边界至江孜、噶达克各通道保持畅通无阻,英派员至西藏各商埠监管英国商务。[45]1911年辛亥革命后,「西藏独立问题」一直是英帝国主义资本与老民国资本争夺政治经济利益的重要把柄[57]1949年后西藏的旧式有产阶级对中共解放军的反击——求助于联合国的各西方资本国家[58]——更是紧紧服从于二战后工人国家阵营与资本阵营的全球阶级对抗格局。

当年英帝国主义侵藏,固然有商业扩张算盘,但更大程度出于制衡「北极熊」俄国的地缘政治考量。1917年革命及1922年地跨欧亚的苏联成立后,英之于藏就已被赋予了反共堡垒的角色。诚如亲英的十三世达赖嘛喇在其圆寂前两年(1931年)的「政治遗嘱」中所言:「此外,眼下正是『五种堕落』之时,无一国家例外。最糟糕的是红色革命人民(笔者注:应指苏联)的行为方式。他们不允许寻找乌尔库伦(原译注:指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大喇嘛的转世灵童。他们从寺院抢走了全部圣物,占为己有。他们逼迫僧人像士兵一样去工作劳动。宗教在他们手中荡然无存,甚至宗教的虚名也不复存在。……如果我们不能保卫自己的祖国,……至于寺院和僧侣,他们的土地以及其他财产则会遭受灭顶之灾。……国家僧俗官员的土地以及其他财产会遭到剥夺和没收……苦难的日日夜夜会令人难熬」[59]

1946年,印度资本借助民众力量摆脱英帝国主义的政治支配取得本民族独立。但印度民族资本与英帝资本千丝万缕的政治经济联系决定了它不可能真正排除帝国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影响,相反还要继承帝国主义特权和衣钵,维持民族不平等和恃强凌弱的旧秩序,忠实代理国际资本的遗产。1946318日,印度有产领袖尼赫鲁亲赴新加坡与英印总督蒙巴顿会面。英国老板附加给印度独立的主要条件是:「印度和英国联系不应受到严重削弱」;「将西藏分离出去」。194693日,印度成立临时政府,身为副主席的尼赫鲁初即负责外交大权,印度遂开始「向北方扩大其因『印巴分治』而缩小了的地盘」。很快,194962日印度政府派兵锡金,借口锡王公已无法维护秩序,两日后接管当地一切政务。随即印度又以继承英国作为不丹的保护者自居,194988日与不丹签定《印度不丹友好条约》,使「不丹政府同意在有关对外关系方面受印度的指导」。紧接着,1950731日,印度利用拉那家族失去英国支持的恐印心理,迫其签定《印度尼泊尔和平友好条约》,将尼纳入印度的安全体系。[60]作为独立后印度民族资本自身阶级利益的逻辑延伸和对英帝特权的继承代理,企图使西藏独立,作为印度与红色中国之间的缓冲带,已不可避免。195010月解放军入藏后,印度当即向藏军提供军火,唆使十四世达赖迁至亚东,准备逃印[61]

但极具讽刺性的是,打着红旗的中共解放军1950年入藏后却根本未执行任何意义上的阶级革命政策,相反还极力推行「上层爱国统战」,千方百计讨好西藏有产统治层(参见本文第二节)。对于中共官僚「务实」态度,西藏旧贵族和印度的新兴民族老板暂时松了口气;在狡猾的警觉下,前者对「英明的党中央」大唱赞美诗,后者则从1953年底开始与北京谈判,并于1954429日签定了《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62]。协定宣称遵循后来著名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主权与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与和平共处。「这些无可非议的主张可说是已经成了中共最爱背诵的一首主题歌了,不过,对印度来说,把这些主张订在同强邻缔结的正式协定内,无疑是有几分价值的。」事实上,印度的确从这项协定中赚了一笔实利[63]。但中印这一协定却是以牺牲弱小的西藏的自决权为代价的,429日协定处处提及「中国的西藏地方」,这就相当于承认了中国对西藏的政治支配权,也消灭了西藏人抱有的印度将支持西藏自治要求的任何希望。中共官爷们当然乐见于此。不过,「来自噶伦堡的印度商人和到达那里的西藏难民的报告,都指出西藏的不满情绪相当大。」[64]本位利益至上的共产党官僚集团和惟利是图的资产政府哪管那么多,195410月又进一步签定了贸易协定,特别规定凡印度没有的各种中国土制商品得经由加尔各答运往西藏,并规定印度大米也得供应西藏。以牺牲西藏原住民的自决权为代价,中印两大寡头政权捞足了政治经济好处。但就阶级而论,资产阶级无疑赢得更丰厚得多,而工人阶级阵营却以一点眼前利益(部分包含于工人国家官僚的本位利益)牺牲了长远利益。

但社会主义革命本身的不断革命逻辑愈益突破了北京官方一厢情愿的保守限制,50年代中期以后阶级斗争在全国范围内加剧(参见本文第二节)。1955年,西康试行土改,触动了一部分农奴主和土司头人利益,他们发起叛乱,反对民主改革,失败后大部分逃往印度的噶伦堡。噶伦堡一度成为康藏分离分子推动藏独运的大本营。19564月,中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前后,分离主义者又策反「西藏人民议会」活动。藏区的昌都、丁青、黑河、山南等地相继叛乱,分离分子还在山南建立了武装的「根据地」。195611月,达赖、班禅应印度当局邀请,赴印参加佛祖释迦牟尼涅磐2500周年纪念,藏族分离分子随即在拉萨举行暴乱,要求达赖留印,发展独运。当年112728日,尼赫鲁总理两次同达赖谈话,突出两大重点:(1)美、苏为首的两个阵营都有所削弱;(2)西藏和中国的条约承认西藏属于中国,但如果中国超过协议范围,西藏有困难时,印度将帮助西藏。[65]

达赖集团被北京一脚踹出西藏的王宫后毫不犹豫直奔南邻印度,此乃完全情理之中。19593月达赖集团裹挟近十万藏人出逃印度,刚到印度边境,就受到印度外交官率领武装部队之隆重迎接,尼总理亲赴达赖下榻地与其会见,在3月中旬后的一个多月间尼总理在人民院发表八次同情和支持西藏流亡者的谈话,称西藏局势是悲剧,强调印度对西藏「宗教和文化联系」的「感情」。418日达赖一行刚到提斯普尔,印外交部联合秘书斯•森就向记者散发用英文写的「达赖嘛喇声明」。1960年,印度政府更是协助达赖集团在印度西北的达兰萨拉(Dharamsala)建立了流亡政府。[66]

作为没落有产代表的达赖集团也很快认识到了要保存自己、东山再起,就必须识当今资本主义之时务,自我翻新,成为独立新生的印度资本的一枚棋子,同时甘当国际垄断资本的反共前哨。一位与藏族流亡政府打交道二十多年的印度老外交官道出了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心声:达赖抵印后不久称,「由于闭关锁国,西藏吃了不少苦头。如果西藏人民要纠正自己过去所犯下的错误,他们甚至不得不改变对自己一些最神圣、最悠久的信念的态度。……如果西藏人要在当今世界上赢得进步,就必须废除迷信。他们必须要使自己适应于在世界其他地方发展起来的新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无疑,这「新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就是指现代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达赖喇嘛甚至还主动说过,西藏人民有权决定从他手上剥夺达赖喇嘛现有的任何职权。他十分明智、直言不讳,公开宣布无论什么时候出现新的组织机构,达赖喇嘛一手控制僧俗大会也许都是行不通的。」这些话除了指议会民主制之外,不可能指别的政治制度,因为实行资产阶级民主的印度的外交高官只会认为采取其所实行的民主制才是「十分明智」的。不过,十四世达赖喇嘛的「革命的观念、思想上的成熟和务实精神」(印度外交官英德•马利克原话)决不是由于其伟大英明所致,而完全是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压力下国际资产阶级被迫豢养和调教的结果。有意思的是,恰恰是信奉佛祖的有神论者们为我们认真揭示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真理:「上至达赖喇嘛,下至每一个普通藏人在无数次场合都公认,如果不是印度政府慷慨而又熟练地帮助这些受苦受难的西藏人振兴恢复,他们肯定会失去依靠,现在也就会成为一群被人丢弃不管的可怜难民,在印度的各条大街上行乞为生!」位于印度西北部的西藏流亡政府及其「国土」(实乃一个「国中之国」)完全依赖印度的土地,并且依靠印度政府提供的财政和物质援助,由西藏人自己垦荒盖房。「侨居印度、锡金、不丹和尼泊尔的西藏人无疑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他们的传统生活方式,这主要是因为印度政府所采取的政策」[67]

19593月直至1970年代后期,达赖集团一直紧紧受控于印度资本利益。探究印度国内及关于中、印等国的国际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情势,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时期西藏问题及达赖集团的政治渊源。

20世纪印度,半数以上土地实行「柴明达所有制」,这意味着仅占印人口2%的柴明达成为社会上最有权势分子。帝国主义时代国际资本与本土资本不可避免的紧密联系使一切「资产阶级激进派」都失去了推动民主革命的力量,印度的「进步资产阶级政党」国大党也不例外。「从国大党来说,即使在最激进的时候,也是对柴明达友善地实行中立」。1917年后,印度民族运动主要领袖甘地和帕特农领导的农运,矛头仅针对英国政府或英国资本,一旦当农民与本地地主发生冲突时,国大党只好摆出「互相信任和谅解」的说教。直到1930年代末期,柴明达和国大党之间依然没有「任何直接冲突。二战爆发后,有产阶级内部利益分化与对立阶级的斗争加剧,柴明达公开支持英帝国主义者,迫使国大党试图消灭作为旧的殖民统治支柱的柴明达阶层。但是,国大党本身的有产基础使它根本无法有所作为,在印度独立时及其后数十年的所谓「土地改革」和所谓「尼赫鲁式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地主的大地产和资本家的工厂根本未被动摇,改革步履之艰难,使当初有产政府的改良承诺等同于儿戏。独立后印度第一个「宣布消灭」柴明达的北方邦政府,就是一个典型例证[68]

另一方面,全国范围的阶级斗争越来越激烈,在局部地区甚至进入准革命状态,这恰恰才是印度土改多少得以推进的最主要原因。在二战期间及战后初期,印共领导的有组织农运在孟加拉、比哈尔、北方邦、旁遮普邦和马德拉斯邦的很多区里发动反对过高地租、反对驱逐佃农、主张让无地农在地主非法占有的政府土地上定居的群众运动。最激烈斗争乃1946年开始于古老的王邦、印度南部海得拉巴邦特伦甘纳地区的土改,到1948年秋,该邦已在有四百万人口的1/6地区消灭了地主,并把近100万英亩土地分给了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农村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的革命行动所清晰显露出的底层阶级利益,严重威胁了印度有产国家的统治利益。由于印共并非偶然的机会主义妥协,国大党残暴镇压了特伦甘纳的激进土改。国大党当然没有乘胜推进贫农的战果,但却借助于已有成果逐次在整个海得拉巴邦稳步扩大了改良,以此巩固自身统治。但这样完成改良了的地区在当时的印度仅占少数。尼赫鲁的有产当局并不愚蠢,它之所以能够并愿意实行局部改良,是以在全国范围普遍挫败和彻底驯服印度无产阶级的政治运动为前提的。其中,跟着克里姆林宫指挥棒跳舞的印度共运扮演了本国资产阶级反革命头号帮凶的角色。

1924年成立的印共先天不足,自身又长期孱弱,同在苏联官僚集团为首的共运支配下,但却比中共更深受阶级合作政策的毒害,路线摇摆得更厉害。「25年来党的政策,有时在反帝的总战略下,彻底支持民族资产阶级(如1925-1927年,1935-1941年,1945-1949年期间),有时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战略下,又彻底反对民族资产阶级(如1928-1934年,1942-1944年,1948-1950年期间)。经过了这25年的急剧摇摆,现在终于确定为一种相当复杂的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的政策,以反对国外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垄断资本主义。……它的立场是,一方面反对尼赫鲁政府的国内政策,一方面支持它的不与两大国家集团结盟的外交政策,这个立场迎合了苏联不希望印度参加西方阵营的愿望。」1952年大选中印共及其同盟获550万张选票,成为议会第二大党。在原马德拉斯邦,共产党的阵线是议会最大组织,还得到了邦内一些重要农运的支持。承继1947年底以来的国际共运激进化趋势(时值苏联在其外围如东欧和中国东北建立一批斯大林式工人政权),印共也领导了一些罢工和农运。在特仑甘纳,印共在3000个村庄1.6万平方英里范围内建立了村苏维埃、人民法院和民兵组织。诚然,尼赫鲁政府不遗余力的暴虐镇压导致了民主革命失败:1948年末至1950年末派兵5-6万,仿英国镇压马来亚游击队,建战略村,杀害近4000名共产党人、农运积极分子和同情者,逮捕上万名共产党人。正是奉行两面派机会主义路线的印共及其负责的国际上司幕僚要为印度革命溃败负相当大责任。此后印共就一直扮演了印度资产阶级的左翼批评者角色,甚至从1956年开始支持国大党政府的五年计划了(此时苏早已开始大举援印)。[69]这种转变实质上是为了服从苏联的国际缓和战略、与美英争夺对印影响[70]以及同期苏中阵营着力于东方战线(朝鲜)、稳住西线的需要,50年代大部分时期苏、中皆强调印度的中间角色。当1949年印共拍电报祝贺中共建国时毛泽东还把尼赫鲁同保大、蒋介石、李承晚并称为「人类的渣滓」,而到了195410月(朝战爆发已一年有余),老毛在与总理尼赫鲁的四次会谈中反复大谈「伟大的中印友谊」。19599月主席同志又强调对印度「中立的立场」的欢迎[71]

但与苏联不同的是,这一时期毛氏北京官僚更依赖印度来维系本位特权利益——压迫弱小的藏区群众,以享有对西藏地区的政治支配权。5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境内土改和公有化改造的激进化不可能不影响到近邻印度,康藏叛乱分子聚集于印度噶伦堡本身就会带来革命的讯息;紧接着几年后中苏分歧乃至论战(北京表现出相对激进的立场),更直接影响了印度共运和印国内阶级斗争。1959年印度喀拉拉邦共产党政府推行的民主改良严重侵犯了有产者利益,尼赫鲁当局以该邦共党政府「不能维持法律和秩序」为由解散之,此事激起了印共左派,它们主张放弃1958年提出的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路线(该路线得到莫斯科赞扬),在中苏论争中倾向北京一边。但这所谓左派与党内温和派并无本质不同,为了眼前的选举利益,两派都同意对「民族资产阶级机器」国大党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纲领性方针。

196210月的中印边界冲突历来被中共称为「对印自卫反击战」,声称正是印度提出了大片领土要求并进行军事挑衅导致了战争爆发,但这场战争若不放在当时国际共运的特定情势中则无法理解。1957年至60年代初期,斯大林主义的国际共运围绕中苏论战形成了两条路线,莫斯科力促国际局势缓和化,强调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北京则摆出必须依靠民众武装斗争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急进姿态,倾向于从激化方面估计国内外阶级斗争。这种意识形态分歧有其深厚的国内原因——苏联已进入相对殷实和更有自信实行宽松政策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而红色中国才刚起步,尤显落后,而且受到1947-56年社会主义革命惯性影响(大跃进就带有这一性质),但这一分歧之利益实质乃两大党国官僚集团对国际共运领导权的争夺[72]。中印冲突期间任印度驻华使馆临时代办的班纳吉(Purnendu Kumar Banerjee)指出,中国革命成功使毛泽东试图将国际共运领导权从莫斯科转移到北京,为此毛最先关注亚非那些同中国有相似政经状况的国家,首选地理最近和最有影响的印度。「进攻和颠覆是毛的战略的第一步,如果印度垮台了,印共将夺取政权,其他亚洲国家将会纷纷效仿这一模式。」[73]这一说法并非完全虚夸,事实上当时已存在一个在印度国内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亲北京的左翼派别。这从1962年中印冲突后印度当局的镇压可看出:被逮捕者中有印共110个全国委员中的40人,还有上百名印共领导人及党员。即便如此,19634月,又有32名委员退出全国委员会,8月召开了党名义的全国代表大会。196410-11月更是在加尔各答召开了所谓印共七大的大型会议,成立了「印共(马克思主义)」,与亲苏的印共区别开。[74]中印边界冲突的实质,正如毛泽东本人后来总结的:中印边界冲突打了一场政治军事仗,或者叫军事政治仗[75]

本文并不想过多谈中印冲突及国际各大寡头(不论官僚集团或有产阶级)纵横捭阖的大国风云,这里只要说明:中共官僚集团从中印边界冲突进一步争得国际共运影响力等战略好处[76],但也被迫开始承受自己将印度推向西方反共阵营的苦果,使中共工人国家的根本利益受到了比此前更大的威胁。这种威胁恰恰就在西藏问题上集中表现出来——通过印度资本与美英资本勾结,达赖流亡集团成为全面公开的反共前哨阵地。说明这种转变的最显著例证就是,1959年印度虽然政治收容藏族流亡集团,并参与策划向联大提交「西藏问题」,但印度驻联合国代表不参与讨论,表决时还投了弃权票。但到了1965年第20届联大,印度开始正面攻击中国「侵略西藏」,「肆意镇压和杀害一个少数民族,毁灭藏人人种、种族和宗教集团」,表示印度「全心全意地支持西藏人民的事业」,最后对表决投赞成票[77]196211月美助理国务卿哈里曼访印与尼赫鲁四会谈,回国禀告肯尼迪:「印度的不结盟政策(将)会发生相当程度的、实质性的和在方式上有利于美国的变化」[78]。随后美英资本大量军援印度[79]。也正是在1962年后,印度国内才第一次开始有政党公开鼓吹发展核武反华,其后越来越多政治力量要求保留核选择权,1965年印度批准地下核试计划,正式开始发展核武[80]。正是「印中边境冲突后,『北防中国』成了印度某些高层人士制定国防政策的首要考虑。印度把占全国1/425万兵力部署在靠近中国的北部和东部边境。在印度陆军的五大军区中,防务领域涉及中国的就有两个。」[81]

当然,我们也看到即使不考虑印度,西藏问题也早就具有反共性质(如本文前面所述)。但并不难发现印度这个因素对西藏问题的杠杆作用。1949412日美国务院远东司秘密备忘录中,美驻印大使汉德逊提出五点看法:(1)中共接管中国后,西藏将成为亚洲共产党堡垒之一,战略地位提高;(2)如西藏能经受中共渗透,应视西藏为独立国家,而不是当作已被中共统治;(3)达赖的佛教地位超出西藏之外,对尼泊尔、蒙古等地都有号召力;(4)中国政府还不能在西藏行使事实上的主权;(5)要「千方百计使西藏的行为和倾向适应西方而不是东方」。另一派美国外交官则有顾虑,也有五点,其中一点就是:如果印度愿与西方合作,西藏作用会大为增加,否则西藏作为西方堡垒则困难重重[82]。印美资本的勾结以及冷战时期国际资产阶级遏制共运的首要目的是理解这一时期西藏问题的关键钥匙。在50年代,印度奉行在苏美夹缝求生、左右讨好的「不结盟政策」,很大程度因为苏联对美资既斗争又合作的政策;另一方面,美国资本看到印度在国内对待私有企业的态度趋于「比较现实」,愿下狠心镇压共运农运工运,捍卫大地主大老板们的私有产权,使得美国从50年代后期开始大力援印[83]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是中印边界冲突不断加剧最终导致战争爆发的时期,也正是北京逐步形成比莫斯科更急进的共运斗争路线的时期,这两条线紧密交织暗合。对此,国际资本心知肚明。195912月,访印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受到了印度此前给予过外国国家元首的最热烈款待。1961年,世行、美资牵头的「援印财团」扩大了,西方明确指出将印作为一个「试验场」,「它将检验一个拥有4.3亿以上人口的赤贫国家是否能不通过共产主义途径而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国」[84]19615月底,「援印财团」华盛顿会议,审议印雄心勃勃的1961-66年第三个五年计划。西方阵营1961-63年承诺援印22.25亿美元,其中美援10.45亿美元,世行援4亿美元,此外美再提供13亿美元剩余商品[85]

以美帝打头的西方为主力,印度为杠杆,西藏问题和藏族流亡集团成为一个向北京施压的反共马前卒,完全服务于国际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利益。1952年昌都叛乱后,美国中情局(CIA)决定开始在西藏实施「Nsc5412计划」,即在全世界秘密援助地下反共力量的行动计划。1956年反土改反社会主义革命的康巴叛乱爆发后,美国开始对「这一地区发生巨大兴趣」,成立了第一个援助藏独的政治组织「争取自由亚洲美国协会」[86]195919623月,170多名康巴人在科罗拉多州接受CIA游击战训练,先后被空投或派入西藏谋反叛乱。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后,印美勾结在奥里萨建秘密援藏据点。印当局同意美在印秘密建立了为藏独运分子提供空中支援的查尔巴迪情报站。印还在英国人奥拉夫•卡罗建议下,招募大批流亡藏人,军训后派往喜马拉雅山边境沿线哨所。印政府任命B.J.帕特奈克负责募集和训练西藏难民回藏区打游击。60年代印政府还秘密组建以流亡藏人为主的印藏「特别边境部队」(Special Front Force),80年代更是组建了一支待遇较高的特别部队:多达8000人的藏族突击队,他们住在特别营地,受到特别精神灌输,每早起来都高喊「达赖喇嘛万岁,我们要解放西藏!」[87]196019611965年美三次把西藏问题列入联大议程,通过相关决议。1960年代初,CIA每年向达赖集团拨款170万美元;在达赖集团流亡的头十年,美当局直接援助其530万美元。直到1972年中美邦交正常化才停止援助[88]。达赖集团所谓解放西藏的藏民族独立的理想,除代理国际资本反共利益和满足自身有产贵族复辟需要外,再别无它意。而对于美国资本意图,达赖也很清楚:「显然,美国人认为提供有限的援助给西藏自由战士是值得的。他们这么做并不是关心西藏的独立,只不过是为了颠覆全球共产党政府所做的努力之一。」[89]如果说中共官僚的工人国家对西藏住民自决权、社会经济平衡以及宗教文化自由所造成的侵犯破坏给反革命势力留下了反制的把柄,这完全符合事实,但达赖流亡集团的全部政治目的只在于复辟有产制度(至于是农奴剥削制还是资本剥削制还是农奴资本混合剥削制,都无关宏旨),只在于把翻身解放的百万农奴重新置于新旧有产者脚下。而这种复辟努力又是与美帝资本的反共野心契合的,加之达赖集团紧紧附属于美印资本的状况,使达赖集团不仅被迫而且乐意为之效犬马之劳。

1970年代后期,中国官僚层在外交上转向实用主义而放弃了形式上的革命锋芒,同时实行更为宽松的国内政策,为更重视经济实利的政治路线及技术官僚集团的翻身崛起营造社会氛围。197811月,中共在拉萨特赦24名达赖集团领导层分子和10名美、印特务。同年12月底,中共统战部发表《关于争取达赖集团和外逃藏人回归问题的请示报告》。1979-1980年,达赖先后派五批人返藏参观访问[90]。为了重新求得国际资本的政治认同以实行经济改革,中共官僚层对西藏问题又祭出了「上层爱国统战」的法宝。同时,1972年后中美邦交趋于改善,这是众所周知的史实了。印度从70年代后期也开始采取对华和解和接触政策:1976年印中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19792月印外长阿•比•瓦杰帕伊访华,标志两国高层往来恢复;1981-87年,印中八轮边界谈判;198812月,印总理拉吉夫•甘地访华,恢复与中国的最高级政治对话,决定全面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其后十年印度继续对华和解,其间199611月中国国家主席首次访印。在经历1998-2000年因为印核试验引发的中印邦交危机后,印总统访华行破冰之旅。迅猛增长的经贸联系乃中印关系大发展的根本原因。2002年初,朱镕基总理访印时提出中印可(暂且搁置其他议题)优先发展经济关系,同年底印度总理瓦杰帕伊更是首次声称印中是「健康的竞争关系」,而非「分裂的对手关系」。90年代初中印贸易仅2亿美元,2002年已达50亿美元,2003年陡增至75亿美元,2004年更达100亿美元。2001年「9•11」后中印又在反恐领域找到了合作新机会。20036月瓦总理访华,双方发「北京宣言」,确认两国「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两国互不为威胁」,「中国和印度的战略以及国家发展重点没有根本冲突,因此两国没有必要奉行一种『要么相互排斥,要么遏制』的政策」。过去的印中联合公报里印方只承认西藏是中国的自治区,而不明确承认西藏是中国的领土,在西藏归属问题上立场暧昧;而瓦总理访华期间,印首次明确表示「印方承认西藏自治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一部分」[91]

达赖流亡集团早就觉察到了这种时势气候的大转变:「由于现代世界的经济、政治、军事等各个领域之间日益密切的相互依赖关系,从而使过去各民族或国家独立于世的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同时鉴于中国也将不免于这种历史趋势而必将发生重大的历史变化,从而意识到中藏和谈的时机终将会来临」,它们1979年决定弃独、采取「中间道路」战略寻求藏区自治[92]。从那时起,达赖集团就已开始削弱了藏人的独立运动。

官僚特权阶层本身对复辟的倾向性及其不受任何监督的专断性,使资本主义倾向在中国国内比较顺利地增长起来。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中后期,是原有的党政军官僚转变为官僚资产阶级的相对平稳时期。对过去极不合理官僚经济制度的改良,使统治集团反而还多少处于政治统治趋稳的状态中,这个过程直到复辟和「官倒」劫掠激起民愤以及对国内民运的宽容政策终结(1987年)。正是在1987年,达赖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痛陈八十年代初与北京接触的失败:「我们更沮丧地发现中共政府错过了一个真正对话的机会。他们不但不讨论六百万藏人所面对的真正问题,还试图把西藏问题变成我个人地位的问题」,并抛出一套作为中藏关系谈判前提的和平方案[93]。但即使在八九群运的威胁面前,中共政权亦不向达赖的西藏分离要求妥协,这只是由于中共自信凭自身力量还能维持或改良其统治。

那么在被印度资本抛弃后,达赖集团又在代表谁的利益呢?国内左派普遍认为达赖是美帝的棋子,这诚然道出了一部分事实。但全部事实并非那么简单。但达赖集团在长期流亡生活也形成了自身利益。例如,藏传佛教中的噶举派(俗称白教)海外势力最大,已在四十多国建起了400多座寺庙及传教中心,拥有资产11亿美元[94]。达赖的黄金和珠宝还直接投资于美国和印度的房地产交易,并通过介入印度的选举政治发挥自身影响力[95]。但是,流亡集团财政如今不仅仅靠自身经营的产业,更依赖其不断发展的国际信徒的税款和宗教捐助。1980年代中期以前,西藏问题在国际社会的市场相对有限;其后,特别是在1990年代后期,随着达赖频频出访欧美,大打藏传佛教牌,坐收滚滚政治红利及相应物质好处。六十年代达赖仅出访过两个亚洲国家,七十年代出访五次(欧陆两次,美苏蒙各一次),八十年代后期以来则密集走欧访美:九十年代,达赖访欧59次,走访96国次,年均走访欧洲6次、近10个欧洲国家。整个九十年代,欧美国家元首均视达赖以「宗教领袖」身份予接待。藏传佛教在美国更受到各界上层精英和社会名流的追捧推崇,这种古老宗教甚至已成为当今美国最时髦和最著名的一支宗教。每次达赖赴美,必组织规模庞大的弘法大会,动辄吸引数十万、乃至百万听众。20006月达赖集团在美举办为期十天的「雪域之外的西藏文化节」,吸引了120万观众[96]。目前美国约有500万佛教徒。许多信佛的美国人成为佛教在西方的忠诚代言人,他们译经书、建出版社,二十世纪最后20年里许多佛经译成了英文。他们还建立起大量社团、禅宗中心和山林寺院[97]。论家喻户晓,在美国说藏传佛教不亚于NBA篮球联赛,那是毫不夸张的。毫无疑问,上述达赖集团自身利益与欧美国际资本(尤其是美帝资本)有极为密切的关系:若非欧美有产主流主动乃至极力迎合追捧,达赖的政治经济摇钱树——藏传佛教也不会如此蒸蒸日上、兴旺发达。欧美资产阶级为达赖提供政治经济好处,达赖也为欧美资本牵制中国资本提供支持,与两伙生意人在市场里做交易一样道理。当然达赖资本要相对小很多,充其量是中西资本角力的借助因素并从中渔利。

达赖集团是否还能代表西藏普通民众的利益?这一点几乎是不言而喻的,脱胎于旧有产贵族、靠资产阶级的娘奶喂大、至今还仰国际资本鼻息过活的达赖集团根本不可能真正代表民众的利益。不过,达赖集团是有可能在维护有产利益主导的前提下,部分地给予民众小恩小惠改良利益,包括有限的政治自由权利和点滴物质利益。但向民众让利的唯一考虑只会是为了维护自身资本的总的压榨利益、给自己的有产统治品牌增添吸引力。值得注意的是,达赖集团早就在力图把自身利益延展到目前中国治下藏区的两部分上层群体,竭力寻求它们的支持:新起的神权人员群体与新兴有产阶层。官僚专权政府在思想文化方面服从于政治统治的实用主义,以及对劳动群众利益的绝对排斥,使其将喇嘛僧人重新作为「上层爱国统战」对象,八十年代对喇嘛神权体系的扶植成为「拨乱反正」这一当时最大政治在藏区的核心内容之一,喇嘛神权体系取得了大发展。改开后藏区宗教活动和寺庙兴建异常活跃,僧侣队伍迅速膨胀。当局不仅拨大批财政专款支援喇嘛神权队伍和相关物质设施建设,而且甚至以共产党负责人的身份来提高藏区佛教的地位:「为了促进西藏宗教恢复,当时的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伍精华甚至身着藏装,亲自参加在拉萨举行的宗教大法会,并通过电视播放到整个西藏」。「19948月的统计则达到1787座(寺庙)。整个西藏的僧尼人数也在不断增加,19948月的统计为46400人(其中和尚42500人,尼姑3900人),达到西藏总人口2%[98]。另一方面,达赖集团还力求以藏族新兴资产者作为构建未来「自由西藏」的核心主宰部分。达赖流亡政府网站上一份特别标榜「境内藏人」所作的「解决西藏问题的建议」开篇头条即一本正经地写道:「『现代化』的西藏经济并不与『民族化』冲突,西藏目前的经济领域中涌现出的部分西藏人自己开办的现代化民营企业的突出贡献证明了这一点。虽然它们没有起到经济主导地位的作用,但少数西藏民营企业给社会所带来的社会效益是有目共睹的,也经常被中国相关媒体报导并为之津津乐道的。在未来的西藏,由西藏人自己经营的经济实体,相信凭藉经济实体本身所具备的条件,并且在合理利用本土资源和外来技术的影响下,相信将在中国经济的整体提高的带动作用下,完全可以取得具备现代企业所应具有的『管理水准』、『人员素质』及『经济实力』全方位提高的新的地位。在这种状况下,西藏民族才能首先屹立于西藏经济社会的主导地位,而只有这种自身所具备的经济后盾才能在保持本地区民族文化主导地位的领域屹于不败之地。」[99](着重字体系本文作者所加。)这段被流亡政府推崇的「境内藏人」的纲领性论述极好地说明了达赖集团的民族主义以及其所推崇的「西藏/民族文化」的实质,只是要在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大环境下与虎谋皮

那么,达赖集团的藏民族独立或分离方案能否实现藏族人民的自由解放?我们须要知道,即使真的建立起一个「西藏共和国」也不能自动消除阶级矛盾和一切社会问题,相反更独立的政治权力实体乃至民族国家只会进一步增强西藏新兴资产阶级的统治力量,使它们在与北京的拉锯战中赢得更大块利益蛋糕,留给藏族工农大众的只会是残羹剩饭以及更深的被奴役地位。更现实的问题是,几十年来内地在西藏的经济建设和近二十多年来的资本主义化进程,已把西藏纳入了大中华经济圈和经济全球化之中,寻求分离出去的努力早已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和现实可能性(后文将继续揭示这一点)。但我们又如何解释目前中央当局在西藏的大量经济投入呢?这究竟是不是中华有产朝廷无差别地给予「藏人」的社会经济优惠?在西藏问题中,住民自决问题与阶级问题存在怎样的关系呢?对于西藏普通劳动群众来说,他们的出路究竟何在呢?对此,我们还要沿着历史轴线继续考察西藏问题的今日状况。

「中央招商局」向西藏猛砸钱的秘密:
谁是头号受益者?谁是最大牺牲者?

在当今中国官方文献资料、新闻报道及网站中,我们能看到中央政府确实给予了西藏大量具体好处。2008年西藏官方工作报告提及西藏2007GDP达到342亿元,人均超1.2万元,比五年前翻了一番。经济连续七年保持12%以上的增长速度。近五年地方财政收入和税收的高速增长使「历年财政滚存赤字全部消化」,西藏几十年来的恶性财政补贴问题似乎已基本解决。从电力、交通、通信等基础建设到工矿、农牧等产业建设,都取得了大幅度进步[100]。教育、医疗、住房等一般民生改善及特殊群体更是显著[101]。官府大吹目前西藏「正处于历史上发展和稳定的最好时期」[102]并不完全是空话谎言。更不乏有内地人困惑抱怨说,中央给了藏人那么多好处,他们还要造反。

问题究竟何在?

由于中国内地一边倒的舆论状况和极度缺乏(并刻意封杀)信息交流的自由,反面的相关资料奇缺,甚至自由主义反对派方面的资料也很难说明问题(他们往往揪住所谓文化或人权或「藏汉冲突」问题大作文章)。但是,我们仍能从现有资料里找出一些很能说明问题的东西。

应该这样提出问题:中央投向西藏的资源真的是全民受益吗?还是另有蹊跷?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的一份权威资料不经意地透露了秘密:

C26-6西藏自治区支出法 国内生产总值[103]

Gross domestic product by expenditure approach of Tibet

单位:亿元(100 million yuan

居民消费Household 政府消费 Government

1992 20.23 4.91

1993 21.13 5.96

1994 25.65 7.09

1995 28.13 9.01

1996 31.10 12.13

1997 35.75 12.13

1998 38.06 14.88

单是看这份表还看不出什么,但是只要算一下1998年消费量较1992年消费量的增长幅度就能看出问题来:居民消费在资本主义大发展(也是中央向西藏猛砸钱)的六年间只增长了88%,而政府消费在同时间却狂增了203%

一份更大时间跨度的消费情况官方统计数字(1978-1994年,等于至今以来资本主义化进程的前半时期)说明了同样的及更多深层次的社会经济政治问题,可以借以研判西藏的整个资本主义化进程中的总体趋势。稍做归纳,可列为以下几点:

①消费资料增长快于生产资料增长。消费品销售额增长了8.5倍,生产资料销售额增长了2.5倍。

②城市消费增长快于农村消费增长。前者增长了8.7倍,后者增长了5.7倍。1996年城市消费总额15.8亿元,乡村只有10.6亿元。其中城市人口只占西藏总人口的16.9%,相当数量为暂住的外来人口。

③「政府支付各项行政费用的企事业单位」(「社会集团」)——即官僚资本集团的消费增长快于个人消费增长。前者增长了19.8倍,后者仅增长6.7倍。其中,政府及有关机构人员仅占总人口的7%,却在1992年消费了总量的32.2%1994年进一步增长为33%[104]

从这些资料看——这些资料还是放得到台面上的官方统计资料——非常显然,谁是近二十多年来资本主义发展与中央投资的首先受益者已不难发现了。实际上,官僚化的工人国家时期所形成的畸形经济结构并没有本质上的改变,财政赤字的消化仅仅是表面上的社会经济改良,官僚特权制度造成的贫富悬殊由于权力的资本化更加发展。而且显然的是,作为一种趋势,这种局面还在不断扩大。能摆出来的官方统计资料都如此,就更不用说台面下的黑幕有多深了。

3•14暴动」后不久,境外某留学生中文BBS上一位自称亲身接触过拉萨干部的网友写道(他自身的真实性我们难以追查,但他说的不无道理):

「有一文认为:十几年的西藏经济建设,底层的、尤其是边远的藏民相比之下受益不大,而上层的藏人受益匪浅,他们之间的差距愈来愈大。这是此次事件的主要原因之一。

「我颇为认同这一看法,并且相当多的汉人、尤其是上层汉人受益更是匪浅,这是汉藏冲突的新元素,且将成为主要元素之一。

「从宏观上看,中央政府对整体藏民族的权益是照顾的、甚至是倾斜的,对整体藏民的经济发展的投入是大量的、甚至有时是全额的;自治区政府对主要城市的改造开发是全力的、甚至是全面的,对宗教场所尤其是标志性宗教场所是保护的、甚至添砖加瓦式的。

「但是微观上,得益最多的是近些年产生的藏族新贵族,及一些掌握实权的汉族干部,他们在执行政策、保护权益、经济发展、城市建设、庙宇维护的过程中让自己得益颇多。

「加之,在日常的商业行为中,起主导地位的是汉商人、汉老板、汉小贩……,资金回流的主要去处也是他们那里。

「……

「本人在多年前接触过一些在拉萨政府工作的汉族干部,有些是公安系统的干部,他们动用资产的能力是巨大的,自肥相当自然,从他们的言谈中可是感到他们及藏族新贵族是可以如何地运用中央下拨的大量资金,基本无视藏民的生活,也不和他们来往,想的是如何干几年就离开,甚至还有蔑视普通下层藏民的感觉。

「在我的观察中,这些情况在这些年发展的更严重了,中央的主管领导在这方面的认识相当不够。

「从现象上看,用上街打、砸、抢、烧来泄愤的,大部分都是生活在底层的人,他们的直接手段不外乎如此,可以说是全世界此类现象的通律。……」[105]

本文笔者只需补充:若善良的网友以为「中央的主管领导在这方面的认识相当不够」那就大错特错了。如果「中央招商局」真的对民生问题认识不够的话,就不会在教育医疗住房等民众生活问题以及特殊困难群体大举作秀、大书特书了。善良的网友或许以为,中央的主管领导是真的认识不够,如果认识足够的话就能避免或扭转这种贫富分化扩大化的趋势。但是,要真正扭转这种两极分化扩大化的趋势就必须——至少是削弱乃至废除目前汉藏有产新贵的政治经济权力,促进政治的民主化和劳动大众集体掌握财富生产手段。但即使是稍微削弱汉藏有产权贵的政经权力,对于「中央的主管领导」们来说都是不可忍受的。因为中央高层很明白:这一部分人就是自己的阶级根基,就是自身统治的一部分,加强它们就是增进自己的统治利益。别忘了,北京的官僚层自身不外乎是这个大官僚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且是掌握着全国政权的核心部分。

西藏的消费远大于生产的特殊经济结构,正是源于西藏存在着一个人数比例很少、但占据着政治经济统治地位的有产阶层——而且恰恰不是什么「外来汉人集团」,而是汉族与藏族的有产权贵阶层。这个阶层并非天高皇帝远地孤立于内地之外,而是属于正在崛起的中华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为了中华资产阶级的一系列切身物质利益(地缘政治和战略军事利益以及以西藏为前沿阵地开辟南亚次大陆市场、丰富的自然资源等),现行中央政权(中华资产阶级的国家核心部分)并非消极容忍甚至「认识不够」、而是有意精心维持着西藏庞大的经济与消费畸形结构。

3•14暴动」发生后不久,西藏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在区工商联召开座谈会,「愤怒声讨达赖集团的滔天罪行」。对于作为中华资产阶级一部分的西藏资产阶级来说,最可耻最卑劣的罪行无非就是破坏了它的生意和利润:「目前根据我们的初步调查,估计拉萨市餐饮饭店企业被暴徒打砸抢烧而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近800万元,由于无法经营而停业、退订合同受到的间接经济损失近500万元。这样惨重的损失使我们更加清醒地认清了达赖集团的丑恶嘴脸」(西藏自治区烹饪餐饮饭店业协会会长褚立群)。对于西藏资产阶级来说,最能拿来反击达赖集团(另一伙生意人)的就是赚更多钱和靠招商局官爷们引更多资:「近年来西藏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发展的事实使我们坚信,西藏经济社会的喜人发展劲头不会变,自治区政府对非公有制经济的优惠政策和支持力度不会变」(西藏舒心公司代表朱坤)。那么西藏资产阶级的政治结论是什么呢?「希望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认清此次暴力事件是由达赖集团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煽动的分裂活动,坚决与区党委、政府保持高度一致,并尽快修复被砸毁烧毁的店面,早日投入正常的生产,恢复正常的经营,以实际行动回击和粉碎达赖集团的险恶图谋,这是我们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首要任务」(区工商联主席索南平措)[106]

离开了西藏资本主义化的社会格局来谈中央当局的巨额恩惠意义不大,因为一切根本问题源于西藏社会经济关系所造成的基本矛盾。正如药方好不好不能仅看医方的广告和药方本身质量数量有多么好,更要首先和最主要看病根出在哪,以及相应地看疗法和目前的疗效。实际上,两极分化、失业、城市贫民扩大化、生态破坏这些放之四海皆准的资本主义普遍规律在西藏也不例外,严重程度甚至相比内地许多地方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据外电报道,200610月底拉萨发生几百名藏族大学毕业生游行示威事件,这些刚刚从内地大学毕业的藏族学生抗议当地政府在录用公务员时歧视藏族人,要求政府为他们安排工作[107]。这一事件表现了民族歧视和压迫,但它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市场竞争下的失业压力引起的,从而进一步加剧了民族分化。藏族大学生所面临的就业压力不外乎与全国各民族青年学生及其他劳动者面临的就业压力一样,是源于全国范围内乃至中国与各国间愈演愈烈的资本主义市场竞争。与内地一样,西藏也实行了「高校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即变前工人国家的毕业生计划分配制度为市场条件下的自谋职业)。只不过,由于西藏在政治稳定大局中的特殊地位的考虑,时间晚了许多(2006年开始),力度也更小(西藏大学2006161名实现就业的高校毕业生中有146人通过政府渠道上岗)。到2007年,西藏政府只安排了74.5%的高校毕业生(4968人中的3700人)。尽管近期因为政治稳定的考虑会略有上升,但是可以预见这个数字的总体趋势是下降。因为,资本主义的大格局下国家毕竟不可能无偿支持太久(老板的政府总不能不让老板们赚钱嘛!)。但是正如一位西藏大学生所说的「大学毕业生在增多,政府能够提供的岗位毕竟有限,离开了政府,许多同学找工作将会很困难」;另外,政府提供的岗位难免总会优先供给「有关系有背景家庭的子弟」(别光说西藏,在整个官僚资本主义社会都是这样),对于广大普通劳动者的子弟而言,政府给不了更多希望。最新报道表明,西藏大学生在经历着和全国各地大学生别无二致的资本主义残酷事实和思想转变:「(西藏民族学院学生)洛次说:『我们必须要习惯到处投简历、面试、被淘汰。新的分配方式可以让学生更好地规划自己的学习生涯。』近日在西藏大学举行的一个企业招聘会上,300多名毕业生在争夺几个工作岗位。参加招聘的学生索朗告诉记者,现在工作是等不来的,要靠自己去争取。……目前,西藏的高校还鼓励学生『走出去』,并且积极联系内地的人才市场,引导学生到自治区外就业。西藏民族学院学生郭黎说,她的许多同学正在厦门、广州等沿海城市寻求发展。」[108]西藏青年们和劳动者们面临的头号问题(如果就业吃饭不是老百姓的头号问题还有什么是头号问题?文化吗?语言吗?)难道是什么独特的「民族问题」吗?西藏青年们面临的这些严峻问题难道不也是我们内地青年们同样面临的严峻问题吗?难道不也是资本主义市场条件下各国各民族劳动者们同样面临的严峻问题吗?西藏青年们的种种想法和做法(到处投简历和无数次面试、几百人争几个岗位、到沿海城市求生存等等)不正是同样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我们内地劳动者所熟悉的吗?

关于西藏就业情况,我们不妨看看包括西藏在内的「民族自治地方」的普遍情况。

历史与统计资料表明,从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期(即官僚化工人国家时期),少数民族地区就业水平(42.45%)相对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9.52%)。这诚然是由于少数民族地区地广人稀,但是它更说明了工人国家的经济基础——公有制计划经济本质上的优越性。资本主义市场化和私有化之后,就业水平就逐年下降,地区经济差距随即拉大。1999年民族自治地方从也率47.56%,低于56.06%的全国平均水平;民族自治地方的城镇从业率(38.24%)更是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54.03%)。据学者测算,1978年(工人国家时期)民族自治地区失业人口仅322万人,失业率6.88%;到了资本主义复辟时代(1999年)该地区失业人口已达1612万人,失业率陡增至14.86%[109]西藏不仅在全国而且在整个民族自治地方都犹显经济落后,民族自治地方普遍状况如此,可想而知西藏怎样。资本主义复辟初期西藏的一些统计资料也很能说明问题:根据1988年抽样户访调查,拉萨老城区(指市中心大昭寺周围以藏民为主的旧城区)人均收入是各乡农民的两倍,高于当时的全国城乡差距。「同时,城市居民内部的贫富差距大于农民内部的贫富差距。」老城区受访者中38.5%是无业人员,只有40%挣工资并在一定的行政、经济组织管辖下。「这在中国的城市里也是独一无二的。」

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要造就一个数量越来越大的处于生存边缘状态的城市贫民阶层,在经济最落后地区这种情况更为突出——乞丐、娼妓、吸毒者、流氓遍地——这便是今日资本主义西藏的不光彩现实,却是资产阶级主导的好莱坞影坛不愿面对的(笔者注:当代一些美国电影极力塑造充满圣洁、神秘的西藏雪域文化,填充着资本主义中心地带因资本异化渐失灵魂、却极欲获得自由解放的厌世者的头脑)。「(在西藏)很多农区和牧区的人民,却陷于贫穷的深渊。在拉萨的帕廓街(环绕大昭寺的转经路)、林廓路(环绕拉萨的转经路)上,黎明时,乞丐们就成行地坐在冰冷的石头路中间,为了一块糌粑,一口酥油茶。在各个藏餐馆,乞丐们络绎不绝地把顾客吃剩的米饭敛起来,晒干,作为过冬的口粮,在萨迦,这个曾经为西藏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达百年之久的地方,几乎多数人成了乞丐。……90年代以来,拉萨的林廓路上出现了一家挨一家的『饮厅』、『美容美发店』,这些肮脏的店铺又沿着林廓路包围了整个拉萨及西藏各中、小城镇。人们看见,里面不时地钻出一些妖俗的四川女人拽住男人们不放,连僧人也不例外。在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男性病皮肤科,平均每天20几个患者中,就有78个性病患者,有时还达到10几个。性病种类繁多,有淋病、梅毒、生殖器泡疹、尖锐湿尤……自治区人民医院男性病皮肤科主任说,1978年,在11081人中调查,没有一例性病患者(此信息登在《医药卫生治疗》杂志78年第2期)。如今,在78月份的高峰期,每月都有300多个性病患者。并且数字还在上升」[110]2007年的一期《凤凰周刊》则写道:「以拉萨市中心的太阳岛为核心,色情经营场所遍布全市。一位走南闯北多年的矿老板认真地说:『我觉得拉萨才是中国真正的性都。』」另据报道,「在西藏最偏远的西部阿里,满街妓女让一位援藏干部惊叹,观光游客的游记也说『那儿对妓女根本就不抓』、是『完全公开合法』的『妓女和流氓的乐园』。」2006年西藏的吸毒者更达到1700多人。[111]

对西藏社会经济发展更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是人口、资源和生态的动态平衡与可持续发展问题,但离开了当今资本主义发展则根本不可能理解这一问题。由于西藏是一个不仅对全国而且对整个地球都具有重大意义,并且异常敏感的原始自然生态地区,而西藏主要产业——农牧业、工矿业和电力生产以及一般居民生活无不与高原上的水、地质、森林和大气生态系统息息相关,因而西藏的生态保护就直接对西藏劳动大众具有重大生存意义。但是,恰恰是市场竞争为本、利润至上的资本主义制度主导了西藏生态环境的大规模破坏,从中央到地方惯于以作秀树政绩的招商局的猛砸钱,更是加剧了以牺牲劳动民众长远的生活生产利益为代价的破坏性发展模式。「2004年前后,西藏进入一窝蜂的采矿状态,拉萨周边爆炸声震耳欲聋,街头巷尾到处有人拿着刚挖出来的矿石寻人合作。有人采矿甚至直接采到军营门口,采矿者因擅自接近军事禁区差点被扣押。」资本家贪婪的逐利本性之疯狂野蛮可见一斑。到2005年底,连官方通讯社新华社也「曝光说西藏大部分采矿企业采取『先易后难,先富后贫,采富弃贫,层层转包』的野蛮开采方式,所有矿区草场均被破坏。开采过程中遍地开花,进入矿区的车辆没有固定行车路线,周边草地在碾压下遭到严重破坏。」[112]在青藏高原的三江源地区,官商勾结滥采矿资源对生态环境造成了骇人听闻的破坏[113]。关于此类报道数不胜数。诚然,劳动大众就成为了那些工矿业破坏性开发的受害者,而大笔投资的「光辉业绩」自然要归功于「英明的党中央」及「功德无量的」各大实业家们了。

客观上,劳动者阶级和有产阶级共同居住在一个生态系统中,资本主义对这个系统的破坏不仅会伤害劳动者的利益,也会损害有产阶级的利益。问题在于资本主义这一以利润而非需求为最大生产目的的生产关系的社会运行和整体破坏性后果是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然而资产阶级占据统治地位的现实,使得这个阶级有多种办法尽可能避开破坏性后果或减少自身损失,例如设法采取与污染隔离的措施和更好的安全、卫生、物资资源,大不了拍屁股走人。占人口多数的普通劳动民众(特别是西部少数民族的广大农牧民)却无法轻言离开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土地。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事实是,在西藏造成生态破坏的不仅有汉人官僚和企业家,还有(而且事实上也首先是)当地的藏人资产者(例如藏人资本家普布次仁的成立于2004年的「西藏普康矿业公司」成为了当时「大采矿运动」的急先锋,靠近四川的东藏昌都地区更是由于「较早参与矿产开采,已形成牢固的利益格局,一直合力抵制外来进入者」)[114]这个重要事实再次提醒我们注意,西藏问题远远不是自由主义者们竭力鼓吹的所谓「汉人政权和汉人经济压榨藏人」的「汉藏冲突」那么简单。

分析至此,我们已不难知道中央当局巨大投资——带来的却是破坏性的经济发展——的头号受益者和牺牲者是谁了。从目前事实来看,多数藏民还是各种大规模公共建设的暂时的、有限的受益者,中央还在进一步加大砸钱力度。这不免使人迷惑不解。问题只在于,反革命的资本主义复辟在西藏才刚起步没多少年(事实上是全国最晚的),而且由于经济发展和市场化程度相对内陆(更别说沿海)低得太多的水平,相应典型矛盾还未得到充分扩展。从长远看,藏民的社会生活状况以及高原的自然生态只会越发恶化,这决非危言耸听,如今摆在眼前的客观事实和客观趋势就已很明显了。但,即使是在「资本主义典型矛盾刚起步」的如今,我们已看到官商勾结、利润至上的资本主义在西藏已经带来多么丑恶可怕的现实!随着中原铁路进藏、更多境内外老板的更多投资以及尼泊尔到西藏的公路把东亚与南亚市场紧密联系起来,资本群雄的争霸赛还将给西藏的土地、江河、大气以及生息其中的西藏劳动大众,带来更多新的血泪、苦难和灾祸。

民族问题,西藏原住民自决权,与阶级解放

我们共产主义者应该如何看待当代的西藏问题呢?

一种似乎不证自明的经典观点支配了对西藏问题的主流政治看法,认为当代西藏问题完全、或主要、或首先是民族问题。不必说,中华资本政权和(与之形式上对立的)藏族独运势力都死死地咬住民族问题,并且似乎全部问题都可归结于「祖国统一」或「民族独立」哪个才具有合法性这个「基本问题」。进一步看,藏独运动还存在着激进派(如主张不排除利用暴力手段争取民族独立的西藏青年大会等组织)和温和派(持「中间道路」的达赖流亡政府多数派)的内部差别。自由派则不仅拿着民族自决权的抽象原则标尺,还拿着民主或专制的抽象原则标尺;它们承认西藏问题是民族压迫,但精心地把问题归结于「中共专制/暴政」,把根本解决方案指向了实现政治民主化并落实自由权利[115]

共产主义者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指出这些政治派别无一例外是借着各种披着抽象原则外衣的表面现象——我们不否认这些都是、且只是部分事实——来实现它们各自所代表的那部分资本集团的利益。上文已比较充分地分别指出了中华资本阶级与达赖集团的利益实质。达赖集团的政治妥协(弃独、改主张「中间道路」和「高度自治」)本质上在于与虎谋皮——与北京复辟集团共同侵吞分享前工人国家公有财产,共进资本强盗盛宴。主流自由派则基于自己的利益(亲美亲西方的中国资本,力图把握未来的「自由中国」)视「大规模的民族分裂运动」为「危险」(刘晓波语),而支持达赖集团的温和派纲领,也就不难理解了。而那些执意主张藏民族独立的激进民族主义组织,它们无论在其纲领还是所有的宣称上都与资产阶级代言人达赖集团无本质不同,它们不外乎要建立起一个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西藏共和国」,充其量是利益相对独立的一个资本集团。这样的「自由西藏」又意味着什么呢?

工人国际委员会(CWI)的一份文件(至于CWI的民族政策的政治机会主义待后分析)有如下一段很有力的论述:

「只有社会主义斗争——远离资本家和他们的政府,包括目前北京的亲资本主义政权,转向工人阶级,特别是觉醒的中国劳工巨人——可以指明前进的道路。即使西藏实现了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独立,这对大规模的人口又意味着什么呢?它在喜马拉雅山脉另一侧的邻居是一个令人震惊的例子,说明在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基础上『独立』意味着什么。不丹和尼泊尔,在现实中不过是印度的附庸国,而锡金,在

「这些国家遭受到很高的婴儿死亡率(不丹几乎是西藏的三倍水平)和较低的预期寿命(尼泊尔59.8岁,不丹54.4岁,而西藏则是65岁)。由于土著统治者采取的政策遵守着帝国主义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愿望(中国在其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无论是尼泊尔和不丹,境外难民的数量都大大高于西藏的。上世纪90年代初,不丹政府的种族主义政策驱逐了五分之一的人口(134000)流亡。尼泊尔,由自己的(印度教)『神王』统治,处于亚洲最血腥的内战的阵痛中,自2001年以来已夺去10000人的生命。一个伟大的历史讽刺是:中国政府提供武器给尼泊尔国王贾南德拉抵抗毛派游击队的叛乱,这是因为它担心『尼泊尔病』可能蔓延到西藏。」[116]

显然,资本主义的「西藏共和国」「自由西藏」(不管名字起得多么美)的政治纲领不过是另一场社会经济灾难来取代现在的社会经济灾难,它实质上只能够代表一个新兴的基于本土的西藏资产阶级的利益。此外,一个独立于中华资本的「西藏资产阶级」是否已形成?这对藏独纲领来说甚至更要命。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支配下的民族斗争本质上立足于不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离开了一定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由此产生的资产阶级,藏独运则连自身存在的物质基础都没有。然而在国际垄断资本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空前发展和庞大的中华资本对西藏当地经济紧密关联、高度渗透的今天,这个「西藏民族」的物质实体本身能在多大程度上独立地发展起来都很难确定。更不必说现实经济发展中是否存在这样一个独立的西藏本土资产阶级了。

就在对问题的提法和讨论方向上,左翼很容易滑入主流有产观念的圈套。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而依本质一切民族主义必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所主导)的话语是「统」或「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则在与前者其乐融融的基础上把问题归结为「民主/专制」的原则论。它们的共同点都是不讲清楚背后的利益实质,而且有意无意地将这些问题抽象化,进一步扯鬼谈什么「文化」啊,「民族观念」啊,「合法性」啊,「信仰」啊,以便用这些高深莫测的抽象词汇欺骗各民族劳动群众,为各路老板利用西藏问题发大财开辟道路。因而,无产阶级共产主义者的第一步,就是要彻底揭穿这些牛鬼蛇神的胡里花哨的外衣,指出它们的利益实质。

那么,当代西藏问题到底是民族问题还是阶级问题?或者说哪个问题更主要或暂居首要?难道「民族问题实质上是阶级问题」?——问题不应这样提出,不应一开始就乖乖地跟着那些牛鬼蛇神跳大绳,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者拒绝从这些资产阶级的提法来考虑自己的立场!问题应该是这样提出的:既然各主流政治派别(民族主义者也好自由派也好)在看待西藏问题时都是受着资产阶级利益支配的,那么我们共产主义者——本身属于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一部分并作为这一阶级的先锋部分——从自身阶级的历史利益应该如何看待西藏问题?我们应该毫不客气地和更多直截了当地、更多光明正大地揭穿那些「民族自决权原则」或「民主主义原则」背后的历史的具体的利益实质,而不是和有产鬼魅们玩暧昧,不是和它们同流合污、沆瀣一气;更重要的是我们应以同样的直截了当、光明正大来指出我们考虑问题的根基在于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独立的阶级利益,我们应始终从这个根基上去考察民族问题等问题与民族自决权和其他的民主权利,而不是把立足点和所考察的具体因素(不论是「民族」「族群」或「性别」)放在同一平面上考虑。

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上说,民族问题和阶级问题固然是两个相对独立的问题,且在事实上存在。民族与阶级同样是有形的社会实体,而非「想象的共同体」。在民族问题被形形色色的斯毛老左和「多元新左」修正或模糊得面目全非、甚至已鲜为人知的今天,我们有必要重温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列宁至为推崇的斯大林早期著作《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它实际上是在马克思主义者布哈林的大量指导修改下完成的)有这些一般性的论述:

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民族也和任何历史现象一样,是受变化规律支配的,它有自己的历史,有自己的历史,有自己的始末。……民族不是普通的历史范畴,而是一定时代即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历史范畴。封建制度消灭和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同时就是人们形成为民族的过程。……有时资产阶级也能把无产阶级吸引到民族运动中去,那时民族斗争表面上就会带着『全民的』性质,然而这只是表面上如此。实质上这个斗争始终是资产阶级的,主要是有利于和适合于资产阶级的。……『分而治之』,——这就是(笔者注:指民族主义的)挑拨政策的目的。这样的政策如果得逞,就会给无产阶级带来莫大的祸害,使国内各族工人的团结事业受到极大的阻碍。但工人所关心的使自己所有的同志完全汇合成一支统一的跨民族的大军,使他们迅速地彻底地摆脱资产阶级的精神束缚,使任何一个民族的兄弟们的精神力量都能得到充分的和自由的发展。……觉悟的无产阶级不能站到资产阶级的『民族』旗帜下面去。……民族运动实质上既然是资产阶级的运动,它的命运自然就和资产阶级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只有资产阶级灭亡,民族运动才会彻底灭亡。只有在社会主义世界里,完全的和平才能建立起来。」[117](着重标记为原作者所加)

由此,很显然,直到1980年代后期资本复辟前西藏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民族问题」(参见前文「官僚化工人国家时期的西藏」)。因为这一时期的西藏从未经历资本主义的发展。如果说早在19世纪末西藏就纳入了全球资本主义市场和阶级力量对比的政治格局中(参见前文分析达赖集团的一节),它却并不是有机融入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恰恰由于帝国主义资本与旧民国「民族资本」的相互争夺和操纵,西藏的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主导社会经济局面及其相应的落后政治形式才迟迟未能被触动。不可否认,1980年代后期以来的西藏已出现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尽管很难判断是否出现了一个相对独立的西藏本土资产阶级。如果说经典意义上的「西藏民族」的存在尚且难以论证,但至少可以说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它自身的独立趋势会渐增。但是不应落入是否承认「西藏民族」的理论争议,不管是否存在着一个成型的「西藏民族」,我们都应基于无产阶级的解放利益最坚决地反对资产阶级的专权压迫政策、支持西藏原住民的自决权。

中国资本主义复辟以来四川凉山彝族农民受到地方资产阶级当局的专制压迫政策引发的族群冲突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它有助于我们认识包括西藏问题在内的当代中国具有自己语言文化特点的住民问题。凉山彝族200余万人口分布在川西藏东近七万平方公里的山地。随着市场经济发展,1990年代中期以来凉山彝族开始明显大量地向外迁居,仅在攀枝花三区两县就有近3万人,凉山周边其他城市如成都、雅安、汉源等地也有数以万计凉山移民。以攀枝花为典型例子,「其中除少数是没有正当职业与合法收入的盲流人口外,大部分已在当地定居多年,从事农业生产」。但占少数的盲流人口对当地居民生活生态造成了很大不良影响,导致19978月当地(汉族)住民的堵路抗议静坐。实际上,在资本主义滚滚向前的铁甲巨轮下,不仅是彝族群众,中国各民族群众中都存在着流氓无产者阶层(当然大城市里的少数民族往往要更突出些)。攀市民族负责人员也坦承在盲流中「有些人可能不是少数民族,但被抓后故意不讲汉语,给少数民族抹黑」。但是官僚资产阶级政权却利用(而决没有真正去削弱)群众中的民族偏见进一步制造着民族冲突,借此打压弱小民族为自身牟利:汉族住民的堵路抗议静坐不久后,攀枝花市政府就开始对全体凉山彝族移民采取了一系列悲剧性的极端措施——「市政府部署武警、公安、民兵和联防队,由各乡镇领导带头开始强制驱赶。驱赶中发生过打人和烧房等情况。199914日起,政府又动员三区两县各种力量进行统一的拉网式驱赶并强迫当地农民参与,去者有奖,不去有罚」。结果「酿成了至今还没有平息的恶性事件,也多次激起北京、成都等地彝族同胞举行上访、请愿、抗议等活动,给民族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20世纪90年代,四川西昌大桥水库建设,搬迁1万多人(大多是彝族和藏族),平均每户补偿7000元,但少数民族搬迁户平均只得4000元,低于3000元者更是占1/5多。「此外,在凉山投资建设的各种项目,包括扶贫项目中的基建工程,彝族都很少能够参与。公司企业在招工中歧视少数民族的现象十分普遍,致使少数民族青年打工和经商困难重重」。[118]凉山彝族的遭遇很能说明问题——这个弱小民族所遭受的问题与其他社会弱势群体的遭遇本质上相同,唯一不同只在于他们更遭到(各民族的)有产阶级刻意维持着的民族压迫和民族偏见。堵路抗议盲流的城市汉族居民并不是官府民族压迫政策的真正受益者,客观上他们与包括彝族移民在内的各民族迁城农民同为劳动者大众的一部分,劳动者自身不团结只会损害劳动者阶级的根本利益,而有助于有产统治者对劳动阶级分化打压、使自身利益最大化。以上述征地补偿为例,造成「民族分化」的局面非常有助于征地的有产政府降低「支付成本」,同时又可利用群众中的民族偏见来方便地孤立遭遇不公正对待的弱小民族的抗议群众。同理,如果相对优越民族的群众遭遇有产阶级打压,民族偏见又可能使弱小民族的群众对此袖手旁观。民族主义偏见就是这样大大分化劳动群众自身以巩固资产阶级统治的。

今天逐步被复辟的资本主义占领了的西藏,似乎与上述凉山彝族的问题「很不同」。但至少有个决定性的共同点:主流有产文化及一切有产政治派别(从官方到各路自由派)总是刻意维持着乃至煽动和无限夸大着所谓「藏汉冲突」或其他的民族冲突,而不去揭露其中明显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压迫,千方百计地强化着群众的民族偏见和加强民族不平等的现状,从而分化和腐蚀着无产阶级劳动群众、削弱其反抗力量。对此,共产主义革命者不仅要揭露所谓「藏汉冲突」或其他民族冲突以及民族压迫的核心实质,同时也坚决反对真实存在的民族压迫和(首先是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中存在的)民族偏见,而我们反民族压迫和民族偏见斗争的最重要前提就在于强调和鼓吹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不分民族(尤其是最受压迫的藏族和维吾尔族)、不分国界的,基于以建立工人政权为历史目标的革命阶级斗争的完全平等与团结联合。

关于西藏问题的左翼观点(一)
西藏评论:许由和李基的机会主义

关于共产主义者对西藏问题的态度,一些左翼最近阐明的系统立场和政治争议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因为要绕过其他左翼来澄清共产主义者对西藏问题的看法是绝对不可能的(本文根本排除那些所谓强国左派和亲北京的所谓左派,严格来说在这类问题上它们已不是经典意义上的左派,而是大资产阶级的奴才走狗)。仅就境内的中文评论而言,今年五月香港先驱社网站发表了笔名「许由」的老笔杆子写了《谈谈西藏——左翼的看法》(上、下篇分别于51日、520日发表),523日「鲍迪埃」发表文章尖锐批评了「许由」的《上篇》,而「李基」则在531日撰文为「许由」辩护。更早时候,工人国际委员会(CIW)的中文网站也发表了几篇关于西藏的文章[119]。本文将一一考察这些论述。

作为一个长期奉行马列托主义的重要作者,许由的文章却令人感到吃惊和深深忧虑,尤其是结合着上下篇(即作为一个系统的评论分析文章)来看,就许由这篇西藏评论来说完全不是个别的「偏差」或「犯错误」那么简单,而是根本地从无产阶级革命立场整体向后退,退到了一种看似面面俱到、实则不伦不类的机会主义立场,其政治结论更是完全钝化,失去了革命锋芒,实质上是资产阶级在群众运动发展水平还不很高的某个阶段暂时用以蛊惑民众的激进自由派立场。而李基对鲍迪埃的引经据典的反驳貌似理论高深活学活用,实质上比他为之辩护的许由更退得直截了当和肆无忌惮(不过由于引用了大段托洛茨基经典著作,因而批判「教条主义者」时更为自信)。

许由文章的问题可以归纳为:

一、严重的「政治精神分裂症」——他一方面把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原则作为评判尺度,处处大谈滥谈(「现代民主国家的起码条件」「民主原则」「国际公认的法律公正原则」「真正的政治自由和民主选举」等等陈词滥调),另一方面又机械地结合着关于无产阶级从自身利益应有态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表述(特别见其《下篇》)。许由表面上既「充分发挥」了民主主义原则,比当代自由派更坚守了资产阶级的原则,又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观点面面俱到地阐述了一遍,实质上许由全文的思想灵魂、方法论和政治结论已输给了有产自由派意识形态。这方面具体表现很多,仅举几例。例如一个并非不重要的细节:许由全文始终隐含了一个伪前提:他左一个「中共」又一个「中共」的,实际上已把「中共」抽离出阶级关系之外——请问「中共」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许由始终在特别强调「中共得罪了所有阶级和阶层」,从许由的相关分析看来,仿佛「中共」的本质也正如它表面上所呈现的那样是一个始终凌驾并孤立于各阶级各阶层的社会集团。更别提许由根本未对「中共」做辩证的历史的分析了,似乎它是亘古不变、铁板一块的顽固集团。但正是依阶级分析,毛时代之「中共」与当今之「中共」具有本质不同,前者是寄生于工人国家的官僚肿瘤,后者则是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特权阶层并且自身也属于整个资产阶级的有机部分。即使是照许由的提法,「圣城的(资本主义)商业发展的决定权在哪个民族手上」这一「根本原则问题」在「同样是」「中共」统治的官僚化工人国家时期是根本不存在的。而在资本复辟后,官商勾结、本地经济与内地经济的竞争、交融和彼此不同方向的增长则导致了复杂的阶级关系和相应的社会集体心理关系,党政一体的「中共」决非孤孑傲立之外的抽象物,而是由于其形式上的垄断地位而被迫表现出上述种种关系。至少这样看才更接近于唯物主义的和辩证法的方法论。又例如,贯穿许由全文的机械的抽象的历史进步论和对民主原则/权利的抽象谈论。如果说敏锐的马克思主义者鲍迪埃已在「束之高阁的马克思主义」一节中嗅出了许由文章《上篇》的相关问题,那么其《下篇》则同样如此。如许由对(尽管是官僚畸形的)公有制计划经济基础上的西藏取得的重大社会经济进步的轻描淡写之余,尖酸地挖苦道:「这种低效的现代化,实在很难叫藏人尊敬」,许由本想以此为藏人的「民族感情」辩护。但这种(也贯穿于王力雄著作中的)自由主义煽情滥调不过是抽象的空话废话——反问「社会主义者」许由,难道资本主义的纽约、香港或上海的「高效的现代化」(按这个词本意来说也不算错)就「让人尊敬」吗?

二、同样严重甚至更为严重的问题在于即使是许由文章把民族问题与社会经济、阶级问题割裂了,而把民族问题(至少是「现阶段」)限于非阶级斗争的解决框架——但正如全文的两面派特点一样,许由在文中也说过「民族解放同劳动解放的事业是可以兼容而非必然相斥的」之类的把两个问题联系起来的原则性套话,但具体分析起来上却处处割裂乃至将社会经济分析和阶级分析矮化为民族问题相关论证的附带脚注和补充说明,例如他在阐述整个西藏现代史时几乎完全就是在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殚精竭虑、不厌其烦地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感情基础」做证,仿佛现代西藏阶级斗争史的最大后果就是导致了比原先更大范围的民族主义(而对阶级斗争史的分析许由更是极为欠缺和随意粗滥)。许由也说过为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利益,可以在两者发生冲突时暂时牺牲民族自决权这样的原则性套话,但是在具体谈论民族压迫、民族自决、民主原则等等具体问题时则统统没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利益的踪影,似乎纯粹只是一个如何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问题(《下篇》第一节正是如此,待后还会讲到无论许由还是李基对苏维埃早期的民族问题实践也存在着极大的理解偏差)。许由写道:「万一西藏独立后,这个『命运共同体』很快就会分裂为两个内部民族:有产统治者和无产的被统治者」。这段话姑且不论其荒谬之极(仿佛如今西藏还真是没有阶级分裂的和谐社会),值得注意的是它很像我们托派所熟悉的「革命阶段论」的经典说明,它包含有一种逻辑倾向,即似乎认为目前西藏还没有那种带根本性质的阶级矛盾,所以目前更应关注民族解放问题。笔者难以确定许由这篇西藏评论是否将成为他告别「教条」「极左主义」的「不断革命论」的开端,尽管他在「怎样看藏独」一节的末尾又重新祭出了被托洛茨基在1938年《过渡纲领》中作为对政治纲领基础原则的根本改动所抛弃了的最高和最低纲领论。但仅就个别分子的退化问题而言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来说并不重要,唯一值得共产主义者关注的是已出现的和潜在的机会主义倾向的现实影响,因而必须无情地、明确地揭露和批判向资产阶级思想政治意识妥协的倾向,哪怕只是倾向,尤其是发生在具有较稳定立场的分子的这类倾向。

许由的那种两面派的「左翼」评论只会让人晕头转向。例如在其《下篇》中连篇累牍地为民族主义和「民族感情」做论证(见其阐述西藏现代史的那两节),一切「阶级分析」无非就是在证明无差别的「藏人」是如何「至始至终地」仇恨那个既无历史性又抽象得令人匪夷所思的「中共」的。尽管这样的论述粗滥庸俗,但某种情况下总能多少在政治上欺蒙一些工人的,一个藏族工人或内地工人看到这样的「阶级分析」对自己利益所在仍会是一头雾水,不过他倒有可能从前半部分「领悟道」:「原来藏族的民族主义是合情合理的呀!」——即使许由先生在后半部分强调了也要反对藏族的民族主义,但他对民族主义实质上是「既倾向肯定又否定」,极力为藏民族主义的「感情基础」辩护,向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示好。也许我们看看列宁在一百年前的理论分析会得到更多启发和教益(也许相对来说许由的机会主义倾向还很初步和混乱):

「谈到和机会主义作斗争的时候,决不应当忘记整个现代机会主义在各个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特征:模棱两可,含糊不清,不可捉摸。机会主义者按其本性来说总是回避明确地肯定地提出问题,企图找出一种合力,在两种互相排斥的观点之间像游蛇一样回旋,力图既『同意』这一观点,又『同意』另一观点,把自己的不同意见归结为小小的修正、怀疑、善良天真的愿望等等。」(列宁:《进一步,退两步》,19042-5[120]

三、最后,许由在政治结论上完全无力作出革命社会主义的战斗号召,他压根就没有想到应该用包括汉藏工农在内的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团结斗争作为反对民族压迫和争取民族自决的现实基础,实际上作为共产主义者他已放下了自己的革命武器——首先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利益看待一切的战斗的世界观和政治立场。尽管他也写到了「理论上并不是只有一种藏独,即上层阶级的藏独﹔也可以有劳动人民的藏独,虽然目前看不到兆头」这样的积极论点,但他这么写只是为了应景式的政治套话,至于现实中完全可能出现、而且目前已经在中国出现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自发的基层群众运动,恐怕他就算知道有也不甚关心——因为这「似乎」与西藏等民族独立运动问题无关嘛。他真正不愿考虑的是如何以革命阶级斗争的路径来解决民族问题。值得共产主义者予以最大关注的是许由在《下篇》第一节在分析苏俄工人国家早期的成功经验后而提出的「根据一般原则和历史经验,不论是民主主义者还是社会主义者,对于西藏都应该采取这样的立场」,然后列举了四点。许由自信满满地以为这个「从早期苏俄工人国家的成功历史经验中得出的结论」毫无疑义的,民主派和左派都必定会承认的。但是我们首先看到这四点立场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政治任务没有一丝一毫的直接联系,纯属资产阶级原则框架内的民主政治问题——第一点要求政治自由权利,第二点要求承认民族自决/分离权,第三点提出联合的形式问题,第四点谈藏独得到多数支持时中国的态度。无产阶级的革命利益和革命任务在哪?没见到半个字!!许由先生大概就差说这句话了——「这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不能跳过阶段一步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那是极左教条主义!是左派幼稚病!」——不过,这位老托派写手很可能会断然否定这样的「革命阶段论」。可是不管许由声明否认还是承认,他的逻辑再推演下去必定如此。

为许由辩护的李基在政治上退得更远。从李基文章的开篇我们就初步见识了他的庸俗。他一开头就这样写道:

「鲍迪埃写了一篇文章,严厉批评许由的《谈谈西藏——左翼的看法(上)》。但是,如果他多给一些耐心,先等对方写完续集,那么,他的部份批评就不会变成现在那样的乱放箭。他批评许由援引一位西藏人的话『汉人的苦难跟藏人无关,但藏人的苦难跟汉人有关』,是忘记了阶级分析。谁看过许由的续集,就知道他确实接着运用了阶级分析来讨论藏人民族主义。分析得好不好,这当然可以讨论,但是谁看完他的续集,应该不至于得出结论,以为许由那篇文章对于西藏民族主义只有支持,而没有任何阶级立场上的批评罢」。

许由的「高明的」「阶级分析」究竟如何,上文已充分解剖了。不过对于李基先生来说,分析的实质好不好(乃至是否可能有精神腐蚀毒害和政治反动作用)相对只是次要问题,关键是形式上有「阶级分析」,那才是首要的。李基的这段绝妙的批评可见,他(事实上也代表了一部分左翼)把包括阶级分析在内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庸俗化为一种日常应付的「政治任务」,我只要形式上完成任务,只要「该讲的」都讲了(不妨碍同时鬼扯一通),实质如何另当别论。这是赤裸裸的机会主义党棍心理。

李基的文章,如果单独抽出当前的论争来看,大部分论述似乎是恰当的。但他全文显然是在反驳鲍迪埃对许由的批评并为后者辩护,由此看来,李基实质上几乎没真正打到鲍迪埃,反而在某些最关键问题上证明了自己比许由的观点更堕落。李基的很多反驳抽象来看都是对的,可他多是在反对自己头脑中臆想捏造的敌人,所以虽然语言激越豪迈而亢奋,但八杆子打不到鲍迪埃。鲍迪埃文章对许由的种种推断和尖锐批评基本上只是表达了一个共产主义者的比较健康的阶级直觉,他根本没有主张迷恋于抽象逻辑推论和无的放失的李基的所谓——「很有可能就是」无条件地高呼打倒有产阶级、放弃群众改良斗争或否认资产阶级继续改良的可能性。李基讲的那些不过是最起码的马列ABC,鲍迪埃不可能不知道,而且那些宗派主义错误对于西藏问题评述也只是比较低层次的错误。「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李基虽未有任何打到点子上的批判,反而先跌进了机会主义泥潭,而且跌得比许由更深更彻底,集中表现在他最后两节里。

在「宗教化的『马克思主义』」一节,李基认为鲍迪埃所谓民族自决权「不是什么超历史超阶级的无上命令,而是因为只有这样才符合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是一句空话,据他说,把「任何一个概念」——「工会」「先锋党」「社会主义」「阶级解放」——「放入鲍迪埃的公式」,「都讲得通」。天才的形式逻辑学专家李基先生对真正的辩证的马克思主义真是一窍不通,他以为这些「社会学概念」作为具体的和历史的范畴是可以等量齐观、相提并论的。这简直荒谬到了极点!

列宁在其重要著作《论民族自决权》(1914)中提到:

「无产阶级承认各民族平等,承认各民族都有成立民族国家的平等权利,但它把各民族无产者之间的联合看得高于一切,提得高于一切,并从工人的阶级斗争的角度来评价一切民族要求,一切民族分离。」[121]

由此可见,列宁极端强调无产阶级的革命阶级斗争利益高于民族权利、高于一切,无产阶级的阶级解放利益必须成为先锋分子考虑一切问题的根本基点,这个根本基点与其他问题绝对不能等量齐观、相提并论。在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不同年份的这样的论述中比比皆是,广泛大量存在,列宁将之作为一个贯穿始终的斗争红线不厌其烦地强调和捍卫。

在马列主义的论述中,无产阶级的阶级解放利益与民族自决权究竟存在怎样的关系?

正是在这个极端重要问题上,可以看到连敏锐的马克思主义者鲍迪埃都无意间滑进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空话的陷阱中。鲍迪埃在批评许由时写道:「民族问题对他来说很简单(尽管他可能认为别人的理解才是简单化了):哪个『民族』要独立,我表态『无条件地支持民族自决权』,就一切OK,其它不再是问题,或者统统是次要的问题。……要表态的话,那么当然,原则上应『无条件支持民族自决权』。我们应当支持各族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包括民族自决权」。且不论鲍迪埃所批评的是否许由所主张的。但不难首先认定,鲍迪埃即使不认为「无条件支持民族自决权」是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充分条件,但至少也是「要表态」时的「当然」的「原则」的一部分。这句话按其本义理解就是:「支持民族自决权」是不容考虑条件的,就是说不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以及任何情况下,都应该「支持民族自决权」。但,「支持民族自决权」(这句话本身无可否认)——是「无条件」的吗?

列宁及其战友在1903年对波兰社会党和俄国社会革命党的民族问题政治主张的辩析和批判值得我们高度注意[122]最值得关注的还不在于当时争论的具体问题(过度纠缠会使我们被枝枝节节绊住而看不到根本问题),而在于包含其中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提法、立场和方法论。当时,布尔什维克—火星派的党纲草案中在关于将来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宪法中保证「承认国内各民族有自决权」,但当时许多人以为不够明确,因此火星派做了如下解释:

「社会民主党将始终反对一切想用暴力或其他任何非正义手段从外部影响民族自决的企图。我们无条件地承认争取民族自决自由的斗争,但是并不一定要支持任何的民族自决的要求。社会民主党作为无产阶级的政党,其积极的和主要的任务不是促进各民族的自决,而是促进各民族的无产阶级的自决。我们应当始终无条件地力求各民族的无产阶级最紧密地联合起来。只有在个别的、特殊的情况下,我们才能提出并积极支持建立新的阶级国家的要求,或者用比较松散的联邦统一代替一个国家政治上完全的统一等等要求。」(着重标记为作者所加,列宁只对「最紧密地」加着重标记。)

这样的解释引起了当时波兰社会党的强烈反对。它「责备我们【笔者:指火星派】既有教条主义又有『无政府主义』的观点,似乎我们认为『工人只要完全消灭资本主义,其余什么都可以不管,语言、民族、文化等等都只是资产阶级的虚构』,如此等等」。对此,列宁代表布尔什维克—火星派从形式和实质上分别做了回答,尤其是他这样写道:

「我们还要直接地从实质上提出一个问题:社会民主党是否应当在任何时候都无条件地要求民族独立,还是只在某些条件下,而又在什么条件下才要求民族独立?波兰社会党解决这个问题时始终无条件地承认民族独立。因此,它对俄国社会革命党人表示好感,是不足为奇的,因为俄国社会革命党人要求建立联邦制的国家制度,主张『完全地和无条件地承认民族自决权』(《革命俄国报》第十八号《民族的奴役和革命的社会主义》一文)。可惜这只是一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空话,这种空话千百次地表明了所谓社会革命党的本性。波兰社会党误食了这种空话的诱饵,为这种叫嚣所迷惑,这就证明,它在理论认识和政治活动方面,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联系是多么薄弱。我们正应当使民族自决的要求服从这种斗争的利益。我们对民族问题的提法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提法的区别就在于这个条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以及步他后尘的现代社会党内的机会主义者)以为民主制度可以消除阶级斗争,所以他们抽象地、笼统地、『无条件地』、用『全民』利益的观点或者甚至用永恒的绝对的道德原则的观点来提出自己的一切政治要求。社会民主党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无情揭露这种资产阶级的幻想,不管这种幻想表现在抽象的唯心主义哲学上,还是表现在无条件的民族独立要求的提法上。」(着重标记为笔者所加,列宁本人只在「服从」处加了着重标记)

可见,列宁将无产阶级革命利益视为至高无上的灵魂和无条件的最高价值标准,与李基把这一利益与「任何社会学概念」等量齐观、相提并论的荒谬做法毫无共同之处。李基在反驳鲍迪埃时还说了这么一句话:

「鲍迪埃在这个关头,他不去支持藏人的民族自决权,反而百般矮化它:『民族自决权不是什么超历史超阶级的无上命令』,『不知道藏人是否一个民族』。这几句话其实是说:民族自决权没有什么了不起,它只是工人阶级解放的工具,如果工具不好使,我就随便丢弃你。就这样几句话,鲍迪埃把藏人的民族自决权轻易否定了,以背向着受压迫的藏人了。如果藏族工人聆听了这些革马份子的教诲,他一定这样回答他们:谢谢你们的『工人阶级解放』。可是我们不打算做你们的『工人阶级解放』的工具,何况你们比我们还更自身难保。我们还是先管好我们的民族自决权比较现实一点。」(着重标记为笔者所加)

引经据典的、理论高深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基其实恰恰是批判了「无产阶级革命利益至上」这一马列主义核心立场(注意笔者加着重标记部分)——尽管我们马列主义者从来不会「随便丢弃」对民族自决权的支持这一民主要求,而总要加以具体分析。我们的「灵活的现实主义者」李基以为,机会主义经过了工人之口就具有了更大说服力,但他这么做却是妄图利用工人群众的暂时的政治落后(而这总是存在的)来反对革命社会主义的思想,以便巩固和加深工人群众的资产阶级偏见。(不过,幸亏现实中没有工人追随李基先生之流。)

拿列宁对波兰社会党的一段辩驳来与当前鲍迪埃和李基的分歧对立进行对比,是十分有趣的,尽管相差一百年,但是套路却惊人相似:

「波兰社会党无视无产阶级力量的分散,势必堕落到沙文主义的地步,例如,对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观点作了这样的曲解:『我们(波兰人)应当等待社会革命,在这以前应该耐心忍受民族压迫。』【李基也同样(!)讥笑道:『可怜的藏族工农啊,你们的解放事业,唯有等待鲍迪埃的汉族革马派完成他们的革命之后了——如果真有这一天。』】这简直是造谣。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不但从来没有提出过这样的劝告,相反地他们自己在反对,而且号召全体俄国无产阶级反对俄国的任何民族压迫,他们在自己的纲领中不仅要求语言、民族等等完全平等,而且承认每个民族有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但是我们在承认这种权利的同时,认为支持民族独立的要求应该服从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鲍迪埃同样写道:民族自决权『不是什么超历史超阶级的无上命令,而是因为只有这样才符合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只有沙文主义者才会把我们的立场说成是俄罗斯人对异族人的不信任;实际上,这种立场是由于觉悟的无产者对资产阶级不信任而必然产生的。【列宁千方百计地从阶级矛盾中找民族问题的根源,而许由和李基则在具体论述中千方百计地割裂两者。】在波兰社会党看来,只要把『我们』(波兰人)同『他们』(德国人、俄国人等等)对立起来,民族问题就解决了。【李基也不遗余力地把臆造的『汉族革马派』与『藏族工人』对立起来。】而社会民主党人应当把『我们』无产者同『他们』资产阶级的对立放在首位。【如果李基看到这句话说不定会大叫:『你在转移矛盾!我们在谈民族矛盾,而不是阶级矛盾!』当然,他也许仅仅会因为说这话的人是列宁而不是网友鲍迪埃而有所收敛。】『我们』无产者多次地看到,只要革命的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面前站了起来,资产阶级就会出卖自由、祖国、人民和民族的利益。我们看到,在法兰西民族受压迫、受屈辱最厉害的时候,法国的资产阶级如何把自己出卖给了普鲁士人,保卫民族的政府如何变成了背叛人民的政府,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如何依靠压迫民族的士兵来镇压敢于伸手夺取政权的无产者同胞。正因为如此,我们根本不理会沙文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攻击,我们要经常地告诉波兰工人:只有同俄国无产阶级结成亲密无间的联盟,才能满足目前反对专制制度的政治斗争的要求;只有这样的联盟,才能保证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彻底解放。」

关于列宁对民族自决权的态度,许由提及了一个在国际共运史中很经典的正面例子,那就是围绕1905年挪威人通过全民公投从瑞典中分离的事件两国社民党工人进行了成功的斗争。当时挪瑞分离事件也引起了国际社会主义者的热烈讨论。列宁在谈论这个例子时做了许多极为有价值的论述,他最可贵的地方在于始终紧扣如何借助这一民族分离事件来促进工人群众的独立的革命意识和革命运动。然而许由的提法却是庸俗化的,但这种庸俗化又十分精细。他这样写道:

「列宁谈到挪威脱离瑞典的经验的时候,就强调:对,这次脱离并没有带来明显的历史进步,但同样也并非明显的历史退步,所以没有理由反对。同时,因为瑞典的社会民主党支持挪威独立,所以两国分离之后,两国的工人阶级的友谊反而有所促进。这对于促进国际主义就是一个明显的积极因素。」(着重标记为笔者所加)

这里必需指出的历史背景是19058月挪威议会决议不再承认瑞典国王为挪威国王,后又经挪威全民公决以绝对多数的选票赞成完全从瑞典分离出去,瑞典人经过一些犹豫后容忍了分离事实。分离出去的挪威依然实行君主制而非当时更进步的民主共和制。当时德国左翼分子卢森堡认为挪瑞分离「决不是进步或民主的表现」,因为挪威人只是「十分平静地选出了另一个国王」,「因而这是一场与革命毫不相干的运动」,她认为这次挪瑞破裂的事实证明了资产阶级的联邦制不过是「代表了纯粹的王朝利益」和「君主政体和反动统治的一种形式」(引语皆为卢森堡原话)。列宁则予以有系统地辩析。——但是列宁压根没有一个字、也没有论述类似许由所说的「强调:对,这次脱离并没有带来明显的历史进步,但同样也并非明显的历史退步,所以没有理由反对」!可问题决不仅仅在于许由在词句文法形式上歪曲了列宁的原著,而在于许由所关注的仅仅是抽象的「历史进步或退步」或「如果既不是历史进步又不是退步该咋办」,可是,「马列主义者」许由恰恰抽离了列宁在分析挪瑞分离问题上的最要命的核心精神(也是彻头彻尾贯穿列宁全部民族问题论述的核心精神)——如何借助民族政治现象的每一个细微机会来千方百计地加强而不是削弱各国各民族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革命阶级斗争和团结利益,如何「始终能够在既反对瑞典资产阶级,又反对挪威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保持和捍卫两个民族的工人的完全平等和阶级团结」(列宁原话)!!许由没有详谈从挪瑞分离事件中反映出的非常有教益的重要成功经验,只是几笔带过,这不是偶然的——因为他最关注的不是什么「抽象的」阶级利益,而是「历史进步还是历史退步」。

让我们来看看列宁同志就此是怎么谈论的。

卢森堡认为挪瑞分离「与革命毫不相干」,而且政治上只是原地踏步(只是「选出了另一个国王」)。列宁并没有执拗于去论证究竟是「历史进步」或「历史退步」,他只用两句话简要说明了当初挪瑞联合并非平等合理的:「但是挪威同瑞典的联合不是自愿的,所以罗莎•卢森堡谈论『联邦制』实在毫无道理,只是因为她不知道要说什么罢了。挪威是在拿破仑战争时代由各国君主违背挪威人的意志送给瑞典的,而瑞典人为了征服挪威,曾不得不把军队调到挪威去。」、列宁更多得多的篇幅是在解读「两国无产阶级在发生这个分离时所担负的任务」,也就是说民族问题与阶级解放问题的联系——无产阶级如何从民族问题中获得自身利益。而卢森堡的最关键问题决不在于是否支持了民族自决/分离权,而在于她割裂了民族自决权与阶级解放问题的关系,她认为那是「毫不相干」的,但她恰恰在民族问题上放弃了借此致力于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革命任务。

列宁是这样谈到对于挪瑞分离,两个民族的革命无产阶级所采取的态度以及最重要成功之处的:

「由于瑞典工人承认挪威人的分离权,因而赢得了挪威和瑞典两国工人的紧密联合,赢得了他们同志般的充分的阶级团结。因为挪威工人相信瑞典工人没有沾染瑞典民族主义,相信瑞典工人把他们同挪威无产者的兄弟般的联合看得高于瑞典资产阶级和贵族的特权。欧洲各国君主和瑞典贵族所强加于挪威的这种联系遭到了破坏,从而使挪威工人同瑞典工人的联系加强了。瑞典工人证明,不管资产阶级的政策发生任何变动(在资产阶级关系的基础上,完全可能再次发生用暴力迫使挪威人服从瑞典人的事情!),他们始终能够在既反对瑞典资产阶级,又反对挪威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保持和捍卫两个民族的工人的完全平等和阶级团结。」

上引文中的着重标记正是列宁所加,由这种着重标记我们可以再次看出列宁在每一个具体谈论民族自决/分离权时始终是在鲜明地强调无产阶级应该如何从中赢取革命的利益。

当然,许由也说了挪瑞分离促进了两国工人的友谊和国际团结。但正如许由文中其他谈论一样,他在看待民族问题和阶级解放事业时是机械割裂的,而且他两方面的话(资产民主原则的空话废话和革马原则套话)都说尽了(正如前文所说这恰恰是机会主义),「该说的都说了」,在把读者糊弄忽悠了一遍后,得出的政治结论了无革命生气,沦落为表面激进的自由派。

但正如鲍迪埃所指出的这类更为「『彻底的、进步的』自由派,但在实际斗争中,它不起决定作用,仅有助于为民间资产阶级赚取政治资本。资产阶级在不需要自己『激进的一翼』时,可以轻易地将之抛弃或边缘化,在触犯到自身利益时则毫不客气地予以消灭。」只不过,我们要记得许由和李基的那些「激进自由派」实质的文章还包裹着(尽管不甚高明的)机会主义的外衣。

许由多少希冀于在「说不定」能争取到的「自由环境中,一个立足劳动人民的世俗化左翼党也能够慢慢发展」,(正如鲍迪埃同志所说)这「对一个长期在孤独中前行,始终难以打开局面的革命小团体来说,这真是一个难以抵挡的诱惑!急于『打开局面』的结果,就是或多或少地冲淡本团体的政治色彩,甚至模糊自己的阶级基础和阶级原则,不自觉地保守化」。但是在我们看来,鲍迪埃对当今时局的估计又不免有些悲观:「在阶级语言无人倾听和呼应的年代,这种诱惑只会日益增强。而形形色色的改良主义语言无疑会有更多听众,并夜以继日地侵蚀『革命左派』」。我们倒认为,如果说传统左翼群体的右转趋势可能将一直发展下去,它反倒很可能会被当今正在中国大陆(尤其是在新一代青年和斗争中的工人里)潜在酝酿着和初露端倪的阶级斗争情绪浪潮无情抛弃。其实,比传统机会主义(例如正统斯大林主义、社民主义)更诱人更具有欺骗性的「激进左翼」早已出现——例如具有很大思想影响力的「激进毛左」和刚刚「开拓中国市场」的主流国际托派组织(CWI俨然成了急先锋)。要开始新的革命运动,必须首先彻底清算一切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流毒,包括我们自身潜在的不健康趋向。最决绝无情地反对我们自身的腐化蜕变倾向,就是捍卫和发展包括我们共产主义者在内的整个无产阶级的革命解放利益。

比起许由和李基的粗滥不堪的机会主义观点,工人国际委员会(以下称CWI)的中文评论则要高明许多,它更正统也更「激进」,十分能惹人(尤其是左翼青年们)注目。不幸的是,CWI的西藏问题立场乃是它的整个有系统的左翼机会主义纲领的一部分,下面我们将专门开辟一节认真剖析它。

关于西藏问题的左翼观点(二)
CWI
及其民族问题立场:修炼成精的左翼机会主义

CWI的中文主页于2005年创建时,它既没有提供多少有代表性的中文文字,也没有成为中国共运中的一个现实因素(当时它在中国大陆的支持者也仅限于偶然零散的几个年轻人)。但它表面上的「富有朝气的激进姿态」和相对庞大的国际组织及物质资源使它在短短两年迅速发展。它的影响很难估计,虽然主要还限于青年学生和职员阶层,但无疑已大为超过两年前[123]CWI中文主页上出现了越来越多评论、分析、理论文章并保持着一定的更新速度,虽然翻译语言往往很粗糙,但毕竟正在发展着。据CWI自称,其部分最新时评已翻译为少数民族语言并发布在一个维吾尔语网站和一个流亡藏族网站上[124]

必须看到,CWI许多现实分析和不少政治结论(如果抽象出来看)是基本确切的,就看待西藏法而言它比许由的观点更显得正统,包含更多正确成分。仅以CWI一篇「火速出炉」(今年318日发表)的西藏问题评论的结论部分「今后的出路」来看:

「在藏族青年中有一种紧迫感——『某事必须完成』——,即使他们不确切清楚应该做什么。社会主义者支持藏族人民决定他们自己的未来的权利,直到包括带有给予汉族少数族群的充分的民族权利和保证的独立的权利。但是为了在西藏的运动能够成功,特别是在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必须不仅仅吸取他们自己的历史教训而且要吸取其他民族解放和反专制的斗争的经验教训。环顾这个地区,基于资本主义的民族独立绝不能解决贫困群众的问题。……(笔者注:此处我们省略了不丹和尼泊尔的具体事例说明。)目前只要赞成中国的资本家专制统治,甚而此种『独立』长远来看也没有被摆在西藏面前。甚至达赖喇嘛的有争议的类似香港享有的更加真正的自治权的选择也被中国的现有的国家权力排除。由于特殊的经济和历史的原因,北京政权确实容忍了香港的广泛的自治权,但是它恐惧对西藏作出的相似的让步将打开其他省要求自治权的潘多拉魔盒,从而威胁到中国的领土完整。为了他们自己的声望和力量,北京的独裁统治者不能让西藏独立的企图得逞。

「要去反对如此强大的国家,而且该国家对西藏的政策得到全球的资产阶级支持,藏族群众因此必须把他们的为基本的民主权力以及结束中国的军事占领的斗争和受到超级剥削的中国工人阶级正展开的斗争联系起来。特别是藏族青年必须支持和建立与反对相同的压迫并寻求根本上相同的自由——结束一党专政和警察恐怖、集会的自由、言论的自由、宗教的自由、组织的权利以及通过使工业在工人民主控制和管理下的社会化而废除阶级剥削——的中国工人和青年的斗争的联系。真正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与毛泽东和斯大林的官僚主义一党独裁毫无共同之处,更不要提今天统治中国和种族区域自治区的新自由主义『共产主义者』了。通过和喜马拉雅山地区也包括印度的被压迫群众的联合,藏族人民的斗争——作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反帝国主义的斗争的一部分——能够鼓舞为消灭腐败堕落的资本主义制度以建立国际社会主义社会的全球的运动。」

仅就这样的结论而言——如果我们不把它作为CWI纲领性立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其本身是完全正确的,是忠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并符合无产阶级团结解放的利益的。不仅是这类「原则性套话」,CWI还有大量非常杰出的现实分析——我们并不否认CWI在更大程度上坚持了灵活的社会经济分析和阶级分析并且明显强于任何自由派,在这方面CWI显示了马克思主义分析在当代的独特魅力,这对于在学校里早已厌倦了中共官方的马克思主义教条滥调、多少有自己思考和创造性的青年学生来说无疑具有(潜在的)强大吸引力。我们认为,当今国际共运中最具有政治分析和阶级动员能力的部分(这本身不代表它们符合阶级利益)——国际托派中,其绝大多数却已在资本主义改良政治的臭酸坛里蜕变并越发腐烂了[125]。而CWI恰恰以国际托派中的「反主流」面目出现,它反对最大的一些国际托派组织(例如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派),并且的确显示着更激进的理论和政治面目。然而我们正要指出,CWI也不过是业已或趋向腐朽的主流托派的一部分,只不过它更精滑更具有欺骗性,可谓修炼成精的左翼机会主义。我们的研判并非基于对「内幕」「小道消息」的追风捕影和对CWI只言片语的吹毛求疵,而恰恰基于对CWI中文网站上目前已经公开表现出来的整个政治分析、理论及核心立场的清晰明确的有机联系的严格分析。下面我们将由CWI的西藏问题评论,谈及CWI系统的、纲领性的民族问题立场。

如同任何鬼魅魍魉一样,左翼机会主义善于用大量合理的、漂亮的外衣来裹挟自己的害人伎俩(百分之九十几的马克思主义掺杂百分之几的机会主义),何况是修炼成精的托派左翼机会主义。对CWI的西藏问题立场决不能孤立地抽出一篇文章来看(例如上述引文),也不能抓住令人困惑的枝梢末节(例如CWI曾可笑地批评资产阶级的政治代理人达赖集团「缺乏任何社会主义性质的政策而只重视与资本主义政府进行秘密交易,却没有向中国的汉族工人阶级发出进行共同斗争的阶级呼吁」[126])。机会主义毒药不仅进行了精心包裹,还会在「时机成熟」时才登场,但在登场前它就已包含在了具有相当稳定性的纲领性的政治骨髓和灵魂里,而这一点并不容易看出来。正是在CWI不久前出炉的「最新的发展」一文,出现了一段极为值得关注的论述:

「在现阶段,我们并不呼吁建立『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的西藏』,我们的立场类似于我们在苏格兰问题上的立场(那里成为大不列颠的一部分已经超过400年)。假如我们提出『独立的社会主义的西藏』的口号事实上它已经超越了今天西藏的现实。即使在藏族人口中也有相当人反对这一口号并且对于是否支持直接的独立,群众态度很难精确计算。但有一件事是很清楚的:现中国当局的政策和镇压措施正促使更多的藏族人口倾向于独立的阵营。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一问题上必须保持高度的敏感性和灵活性——因时而宜。托洛茨基曾经在1930年代后期甚至提出了独立的社会主义乌克兰的呼吁,——将它从斯大林主义控制下的苏联分离出来—斯大林的罪行导致乌克兰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而在资本主义的罗马尼亚、匈牙利和波兰的乌克兰少数民族也遭到了残酷镇压。托洛茨基解释到除非乌克兰的民族运动由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者领导并掌握方向,否则它就可能存在被帝国主义和反动力量劫持的危险。而由社会主义者领导的乌克兰人民的斗争将可能变为促使苏联内部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政治革命的发动机。」[127](着重标记为笔者所加。若无特别注明,后文引文着重标记皆为笔者所加。

这段话中提出的新问题和托洛茨基的历史先例都是很独特的和鲜为人知的(对于中国内地读者来说尤为如此)。但这不应该太多妨碍读者的思考,我们只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对无产阶级政党的任何政策的制定都基于具体的和历史的条件。首先,1930年代后期的乌克兰(畸形苏维埃工人国家的一部分)与21世纪初期的西藏(资本主义中华经济圈的一部分)是否能够相提并论?固然,CWI提到了「今天西藏的现实」,而且还提出了「必须保持高度的敏感性和灵活性」,但我们还要进一步追问,CWI所谓的「现实」究竟是什么?CWI紧接着暗示说:「即使在藏族人口中也有相当人反对这一口号并且对于是否支持直接的独立,群众态度很难精确计算」,然后话锋一转:「但有一件事是很清楚的:现中国当局的政策和镇压措施正促使更多的藏族人口倾向于独立的阵营」——这句话非常关键,它暗示着CWI把「群众态度」作为阶级力量对比中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暗示着「如果多数藏族工农群众倾向民族独立,我们将支持这种独立」,当然,是以「独立的社会主义西藏」作为漂亮的包装的。也许有人会说,你如何证明这样的政治推论?的确,CWI对西藏问题的观点仍没有「图穷匕首见」,这仅仅是因为CWI认为藏族独立情绪在西藏虽然在迅速发展,但仍有「相当人反对」「独立的社会主义西藏」的口号。CWI的新疆评论中,我们却看出了更多值得关注的预计:

在这个阶段,不能肯定大多数维吾尔人想彻底独立。尽管今天的经济增长的影响极端一面倒,很清楚新疆得益于与中国其余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并且甚至在维吾尔人中有一个可以理解的东突的独立国家会遭受到失去工作和投资的恐惧。不过,如果多数人选择独立,社会主义者将支持这个选择,但必须说明是『独立民主的社会主义东突厥斯坦』的口号,并解释说要摆脱北京政权控制(以及中亚的反对独立的资本主义精英),只有通过在全中国和全亚洲的基础上的一次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实现。」[128]

这段话出自CWI重要成员温塞特•柯洛(Vincent Kolo)的专题时评,是颇具代表性的。就此我们要提出一个问题:「如果多数人选择独立」——这种独立意味着什么?它是不是资产阶级意义上的独立建国运动?反问一句:如果不是,它又能是什么?再问一句:如果是,那么,资产阶级民族运动的政治性质是否会因为支持者本身是信奉社会主义的革命工人而有所不同?我们要立即指出:这个问题对CWI的整个民族问题立场来说是致命的、毁灭性的。要知道——诚如CWI同样估计到的——中华资产阶级的专制统治者的暴虐压迫政策正在把大批西藏居民、新疆维族居民以及其他有民族政治要求的地方居民(特别是最敏感的年轻人)赶向另一拨资产阶级政派——民族独立阵营,这是一个非常具有现实性和爆炸性的问题,它不仅可能使中国无产阶级和青年一代中已有的和潜在的最具有思考能力的部分大翻船,还正在和更多地大规模分化、破坏着各民族无产阶级的团结斗争利益,威胁和损害着甚至从长远看来可能断送掉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革命事业。

CWI已成为一个现实因素时,我们有必要彻底清算它的、首先在民族问题上的机会主义立场。这里要提出来的是刊登在CWI中文主页上的、彼得•哈登(Peter Hadden)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民族问题的立场与解决方法》之第十四章《结论》[129](顺便一提:译者「左言」,他的翻译明显比CWI中文网站上的其他支持者赶鸭子上架般的翻译确切通畅得多,也有助于我们的思考、辨析和批判)。而这篇理论文章表面上正儿八经,却充满了千锤百炼的精致毒素,堪称万恶的左翼机会主义的当代经典之作。本文不限于简单抽象的理论批评,更着眼于其理论上的机会主义与政治上的机会主义的紧密联系,由此重新阐明我们对于西藏问题以及民族问题的政治结论。

哈登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民族问题的立场与解决方法》的《结论》(以下简称「哈文」)最激动人心的漂亮之处在于它充斥了大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灵活政策」——但又紧紧地以「如何有助于劳动大众的阶级团结和阶级抗争」为名义。而阶级利益至上原则和具体分析方法恰恰是列宁对民族问题的经典立场和方法论。不过,正如哈文所写道的:「基本上,我们从列宁以及马克思主义所学习到的,乃是一种方法与分析思路。如果我们能灵活地应用它,马克思主义的论证能解答今日民族议题的复杂现实」(第一节《寻求解决之道》第三段)——它回避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CWI政治机会主义的理论缺口恰恰就是从马克思主义对民族/民族主义/民族运动的经典定义打开的,而这一含混不清的「修正」使CWI的全部民族问题立场站在了「民族意识」的唯心根基上。让我们来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哈文第二节《结合》准确阐述了工人阶级及其内部群体分化、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阶级分化、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虚伪性以及应该坚决反对民族压迫和拥护民族自决权这些马克思主义基本思想,但它却把民族和民族主义精巧地混淆了起来。它这样写道:

「就其本身来说,民族主义根本就是一个分裂体,有着两个相异的层面而无法弄成一块。法西斯主义者的民族主义所要求的乃是一个新帝国,而这与栖身在难民营中的巴勒斯坦人之民族主义是大不相同的,后者所抗争的是一个能让他们同胞们安顿生养的家园。前者全然是反动性质的,而后者却代表了一个对自由、对较美好生活的基本渴望。一个是阻挡历史的发展,而另一个则是以群众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形式,而成为本世纪历史变化的最伟大推动力之一。

「上述民族主义的不同内涵不仅表现于外,而且也展现于民族解放运动的内部中。即,在所有民族运动中,它们都有不同,而且终极来说,并相互冲突的阶级因素。

一方面,正上升中的统治阶层或统治菁英有他们自己的民族主义。……另一方面,被压迫群众也有他们自己的民族主义。这些被压迫的群众所希望的,乃是从压制中自由解脱出来,以掌握他们自己的命运。就根本来说,这些差异都是相同的,即两种不同层面的民族主义存在于一国之内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例如英国、德国的民族国家中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各有其不同的民族主义内涵。马克思主义者的民族纲领是支持民族运动中所有进步的一面,而绝不支持民族运动中反动的一面。

之所以要大段地引用这些话,正因为这些话最集中地暴露了哈文对民族和民族主义的精心混淆,在这个「微小」的理论方面,它已经明显地离开了经典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正如我们前文所引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民族与民族主义是不同的两种范畴。民族是基于资本主义发展形成的社会群体,其中包含不同的和根本对立的阶级。但民族主义(也可以说是民族运动)却是资产阶级主导的、指向资产阶级独立建国利益的政治运动,它的确可能有大批无产者加入,而且正因如此才取得了力量,但它毕竟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政治运动。上述哈文写道:「民族主义根本就是一个分裂体」——「民族」的确是分裂的,但「民族主义」呢?哈文不动声色地偷换着概念。为证明这一点他写道:「法西斯主义者的民族主义所要求的乃是一个新帝国,而这与栖身在难民营中的巴勒斯坦人之民族主义是大不相同的,后者所抗争的是一个能让他们同胞们安顿生养的家园。」哈文以为拿人人诛之的「法西斯主义者的民族主义的新帝国」与可怜的「栖身在难民营」的「巴勒斯坦人的安顿生养的家园」做比较,或许更能博得读者的「人道主义」抽象同情。我们只需举一个同样发生在战后中东的惨痛史实:在1958年的伊拉克,正是奉行斯大林主义二阶段革命纲领的伊拉克共产党对「反抗万恶的美帝国主义压迫的伊拉克民族主义者(指阿拉伯复兴党)」的「批判地支持」拖延和窒息了工人革命、并最终导致1960年代伊拉克有产阶级在大规模清共后建立起资本独裁暴政——套用CWI田园诗般的美妙辞藻——(让国内外资本更好地)「安顿生养的家园」。1950年代末期伊共是该国迅猛发展的「准革命形势」中最庞大力量,其一般积极分子数量是复兴党一般积极分子的五十倍以上,就是这样数量庞大的工人阶级政治力量,却在机会主义路线牵引下遭到毁灭性的下场。百万工农人头落地的机会主义血史岂能忘掉![130]

对基本理论(即民族和民族主义的经典定义)的含混不清和实质上的修正,使哈文进一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

「提出民族纲领,并非倡导民族主义,而是要在民族运动中划出阶级区分的场域,是要在这民族运动中发展劳动大众的阶级团结、倡导阶级抗争。」

绝了!要在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运动(一切民族运动的实质都必定是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的政治地盘里「划出阶级区分的场域」,我们要说:早在八十年前斯大林主义就在中国做到了,那我们的CWI对此有什么新花样呢?哈文首先提纲挚领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评断一个或一组民族要求是否正确的最佳方式,就是提出以下的简单问题:藉助这民族要求的提出,它是否能使左派的阶级诉求更能打动充满民族意识的工人群众,它是否有助于阶级抗争的发展

「以下是列宁的分析思路:『资产阶级总是把自己的民族要求提到第一位,而且是无条件提出来的。无产阶级认为民族要求(应)服从阶级斗争的利益。』〔521页〕。以及,『(无产阶级)承认各民族平等,承认各民族都有成立民族国家的平等权利,把各民族无产阶级之间的联合看得高于一切,提得高于一切,而从工人阶级斗争着眼来估计一切民族要求,一切民族的分离』(523页)。」

在哈文《南斯拉夫》一节,又提出了直接对应这一中心问题的基本政治结论:

「关键在于,我们对于民族问题的立场必须对阶级抗争以及阶级团结有效果。如果在某些地区,大部分工人阶级群众都清楚地表现出民族分离的渴望,而这种愿望有其深刻、持久的力量,而且这种分离理想不断增强而有其实现可能时,我们就必须考虑比分离要求更进一步。这不仅是政治议程的问题。我们必须一方面提出独立建国的要求,而如果有条件的话还要付之实践以完成这目标。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同时提出社会主义者联邦的理想。

「如果工人阶级运动在这类案例上没有支持独立,那马克思主义者将会有失去工人阶级中最具有战斗意识的阶级群众之风险,而将这些进步力量拱手让给可能会出现的激进民族主义运动。(译者加添︰如果强势民族的工人阶级袖手旁观弱势族群的民族抗争),那民族主义者就会指责那些强势民族的工人阶级不过是一个沙文主义者罢了。

「有关以色列/巴勒斯坦的民族问题,它固然有被殖民境况的因素,但它也有一国之内少数民族的问题。在这里,毫无疑问的,巴勒斯坦民众对建立自身民族国家的渴望是极深沈而坚毅的。他们这种民族情感乃是由数十年长久的民族压迫下而孕育出来的。为了要巴勒斯坦人能倾听社会主义的理想,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不仅要支持他们对于独立建国的呼唤,更要提出一套行动纲领来达成这理想。如果我们作不到这些,巴勒斯坦人不会理睬我们的。

「所以,对于以巴民族问题,最好的答案乃是︰倡导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一个是巴勒斯坦国家,另一个则是以色列国家。这意味着,我们将在现有的政治疆界中重画出新的政治版图,因为一个新而能持久存在的巴勒斯坦国家不可能建立在一个被占领的疆界中,而这新的巴勒斯坦国也势必包含了目前以色列境内巴勒斯坦人的生活区域(在此区域内的大部分巴勒斯坦人会愿意加入新的巴勒斯坦国)。

……

「另一方面,当分离的诉求未达到上述巴勒斯坦人如此深刻的程度时,当工人阶级群众还被民族主义与阶级团结这两种相互冲突的要求而分裂时,我们若还拥护分离就是愚昧了。在这情况下,倡导分离将会是站在民族主义者的一边而对立于工人阶级,并会强化民族主义。」

哈先生从提出问题到政治结论,始终把是否有利于阶级团结和阶级抗争作为衡量标准。但是我们要针锋相对地指出,首先在问题的提出上,「是否能使左派的阶级诉求更能打动充满民族意识的工人群众」与「是否有助于阶级抗争的发展」根本不是一回事。但哈文精巧地回避了这个问题,将之作为未经论证的隐含前提。如果哈先生认为评判民族要求是否恰当,必须而且唯一只须看是否有助于阶级抗争的根本利益,那么他无疑是对的,包括他引的那些列宁语录也只能证明这一点。但他同时又提出「是否能使左派的阶级诉求更能打动充满民族意识的工人群众」,这就是另一回事了。我们要知道,「左派的阶级诉求」决非任何时候都能「打动工人群众」。在运动低潮时,革命左派只能是在主流改良主义周边游离的小派别。原则上说,追求「打动工人、扩大群众基础」无疑也是革命工人政党所力争的,但这一任务不能以牺牲无产阶级的独立阶级意识和自身组织的独立性——即阶级抗争的根本利益——为代价。因而,哈先生把「是否能使左派的阶级诉求更能打动充满民族意识的工人群众」与「是否有助于阶级抗争的发展」提到同一平面,对两者的关系不加以任何讨论,这就是一个精细的理论陷阱。它可能使人以为「如果左派的阶级诉求更能打动充满民族意识的工人群众,那么将有利于阶级抗争」。但问题远远不是那么简单。二十世纪革命史不乏吸引了大量「充满民族意识的工人群众」的「左派政党」——如上文提到的五、六十年代伊拉克共产党以及第三世界国家的不少斯大林式共产党,但决非「有利于阶级抗争」。让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是为什么哈文如此关注「充满民族意识的工人群众」?在其政治结论部分,他写道:「如果工人阶级运动在这类案例上没有支持独立,那马克思主义者将会有失去工人阶级中最具有战斗意识的阶级群众之风险,而将这些进步力量拱手让给可能会出现的激进民族主义运动」。从上下文看,毫无疑问他所谓的「最具有战斗意识的阶级群众」就是指那些「充满民族意识的工人群众」。这真是荒谬绝伦!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决不会把满脑子民族意识(同义于民族偏见)的工人称为先进工人,更不会说他们是「最具有战斗意识的……进步力量」了。CWI的理论家哈先生大概不会同意把支持纳粹的德国工人——虽然工人始终不是纳粹支持者的主体——说成是「最具有战斗意识的进步力量」,但是按他的逻辑是很容易推导出这个论断的。但是想到哈先生的对「民族主义」的绝妙的划分(「进步的民族主义」与「落后的民族主义」),就不难理解了。民族意识(它要求按民族来划分人群并争取和维护有产统治的民族国家)与革命的阶级意识(强调不分民族的无产者团结反抗各民族有产统治)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矛盾,存在着你死我活的历史对决,以为靠「革命工人政党」对民族意识的迁就和支持就能化解问题,这实质上是拿工人阶级的人头来做「革命工人政党」的政治筹码!

不过哈文是很狡猾和精巧的,它紧接着举了一个例子,表明应该对世界上最热点的民族争议问题之一——中东巴以争纷采取怎样的立场。它开出的药方很美妙:「对于以巴民族问题,最好的答案乃是:倡导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一个是巴勒斯坦国家,另一个则是以色列国家。……耶路撒冷为开放的城市而且是两国的首都,以及在此地区建构一个社会主义联邦」(这实际上正是CWI对巴以问题的政治立场[131])。这里并不想转而讨论巴以争纷。首要问题不在于设计一个远景的解决方案,而在于实现方式。如果我们结合着前面的政治论述来看,会发现在层层的左翼高调掩护下CWI民族争议立场的问题十分隐蔽、欺骗性十足。

哈文鼓吹「当多数工人充满民族意识时」即支持他们的民族分离要求,这在客观上是充当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政治附庸,因为「充满民族意识的工人」——即使他们占运动的形式多数——在任何民族运动中都必定受资产阶级政治领导的支配和主导。但CWI的民族问题立场的特点在于:CWI实际支持资产阶级的独立建国运动之同时,又极力主张「社会主义基础的独立建国」(正如它在巴以冲突中设立的政治目标),并「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联邦」的要求。在某种条件下(例如民族运动在工农中大规模扩展的情况下),这一成套的左翼高调极具有欺骗性和诱惑性。问题的关键在于,资产阶级意义上的「独立建国」与「社会主义的独立建国」这两个词不仅限于语词结构上的相似性,更具有极为现实的根本对抗的政治冲突:前者要以民族为基础(它必定要极力「调和」「同一」民族内部的不同阶级)建立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后者则必定要凭借不分民族的国际性的阶级群众基础——否则它极难有胜算——建立劳动者专政剥夺资本私有产权。CWI尽可以在支持资产阶级独立建国运动的同时鼓吹「社会主义的独立建国」,但这毕竟是两回事。「同样是」「独立建国」,却存在着血淋淋的生死对抗,对于这个带有根本性的纲领性的问题,CWI却企图以「马克思主义者的高度的敏感性和灵活性」来解决——无非是首先实际地支持资产阶级的「独立建国」同时力争「社会主义的独立建国」,两者矛盾如何解决呢?CWI对此狡猾地缄默,但它实际上已站到了资产阶级的一边(同时在鼓吹「极左」高调)。诚然,CWI在表明对新疆问题的立场时如此写道:「不过,如果多数人选择独立,社会主义者将支持这个选择,但必须说明是『独立民主的社会主义东突厥斯坦』的口号,并解释说要摆脱北京政权控制(以及中亚的反对独立的资本主义精英),只有通过在全中国和全亚洲的基础上的一次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实现」。——显然,CWI并非不知道「社会主义的独立建国」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必须凭借一场相关国际连带性质的社会主义革命,但理解这一点并不等于自动解决了资产阶级的「独立建国」与「社会主义的独立建国」之间的根本对抗。然而,CWI「在多数工人充满民族意识时」采取支持相应民族分离运动的投机主义政治立场,实质上只能是用「激进左翼」的旗帜为资产阶级民族分离运动打掩护。这不会促进民族运动中的工农向「社会主义的独立建国运动」转变,而只会使阶级群众身陷困惑和思想混乱,从而极大地损害和降低工农群众的阶级觉悟和斗志。恰恰就是在这里,「社会主义组织」CWI已经向资产阶级卑躬屈膝地投降了,同时却还在高调鼓吹「社会主义的独立建国」和「进一步的」「社会主义联邦」——这些只是「社会主义者们」用以掩护自己的政治投降立场的空话废话。

CWI在苏格兰的政治实践是又一个重要例子。哈文写道:

「我们必须认清苏格兰的民族主义情感力量,而且这种情感力量将会随着对英国工党政府希望的幻灭而迅速地增长起来。在此阶段,我们对于苏格兰民族立场的响应,乃是:要求在苏格兰议会的架构下以广泛自主权力来进行最广泛的自治。如果苏格兰的民族主义继续深化发展并似会得到民众支持的话,那或许我们会更进一步地支持独立建国,并同时争取这是在与英格兰、韦尔斯共组联邦下的社会主义苏格兰

这足以说明CWI正是按照上述机会主义的基本立场来对待高涨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的。要知道,位于大不列颠岛的苏格兰是CWI发家之地,CWI的苏格兰支部在该党至今仍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假设多数藏族或维族工农倾向支持独立,CWI同样也完全可能——甚至可以说是几乎必定会采取上述的「精致的」机会主义立场,即以社会主义的名义来支持资产阶级民族分离运动。对这样的机会主义立场,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予以反对,同时也反对包括任何民族分离运动在内的任何民族主义/民族运动。「反对压迫者的民族压迫政策」与「支持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民族运动」完全是两回事:尽管前者客观上是对被压迫民族的一种帮助,但前者应该也能够完全服从于无产阶级的革命利益,而后者——哪怕是「有限度地支持」——则必定造成无产阶级革命利益对民族要求的迁就,必定要损害无产阶级的革命利益。就西藏问题来说,正是出于无产阶级的团结斗争利益,必须最坚决地反对民族压迫政策并支持西藏原住民的自决权,同时以各民族工农的团结来对抗一切民族运动。不应当落入这样的陷阱:是应该支持这个民族主义还是那个民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是否更进步、更值得支持?共产主义者及群众的先进分子应该基于无产阶级的团结斗争利益——尽管中国大陆目前仍不存在革命工运,但保持一面独立的不妥协的战斗旗帜始终是最重要的——来最坚决反对民族压迫政策。正如我们所说,CWI对西藏和新疆问题的立场还没有「图穷匕首见」,但它实际上已为资产阶级改良政治提供了一份包含于根本政治纲领里的可靠安全保证,那就是「当多数工农充满民族偏见时」CWI将竭尽所能以社会主义名义为资产阶级民族分离运动打掩护。可想而知,为了取得民族运动中的更多「市场份额」,CWI这个精明的红色生意人已经正在精心包庇和纵容工农群众中的民族偏见,还会把积极地为资产阶级民族运动充当炮灰的藏族或维族工人荒谬地说成是「最具有战斗意识的进步力量」,以便帮助资产阶级进一步迷惑和愚弄工农及青年中的先进分子。

就其纲领和政治路线来说,很难说CWI在民族问题上的机会主义立场是偶然的。尽管我们还缺乏更多有系统的材料来判断它的全部问题——实际上这也不应成为我们最关注的问题——这涉及到我们中国共产主义者从整体上应如何看待CWI以及其他国际左翼组织。正如我们前面说过的,绝大多数国际托派组织——更不必说其他左翼组织了——已经蜕变或正在蜕化中,不应妄想「打入」它们来「利用」它们。对机会主义的丝毫妥协已经意味着革命社会主义的失败。包括CWI在内的国际左翼机会主义有自己的政治根源、生长环境和难以改变的特定趋势,不可能通过几个「革命的」支部或行动或「建设性的批评」而改变。包括CWI在内的国际左翼机会主义政治商人们都有着急于「开拓中国市场」的心理,从去年10CWI向中国左翼发出的呼吁信可以看出来[132]

CWI这封呼吁信中,它自我标榜「开放性和建设性的精神」——但实际上任何一个真正战斗性的革命工人政党应该从其一开始就保持着一个符合无产阶级的独立阶级立场的政治路线,并且不讳言这一点以及自身的清晰的党性。CWI并不是不懂这一点,它之所以这么说,只是为了在中国左翼中为本团体吸引更多的支持者和关注者。类似地,CWI在信中还说:「CWI并不认为自己是『新的工人』国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取名为工人国际委员会——其表明其临时性或筹备性的特征,而这当然也不意味着我们将组织问题留在明天。但具有群众性或半群众性的新马克思主义国际的力量在我们看来不仅来自于现存的CWI支部也来自于各种不同社会主义形式,特别是在大规模斗争中被激进化所推动的工人和青年中新一代战斗阶层」——这种精心伪装的「开放多元」「临时性或筹备性」姿态并不妨碍(而恰好掩护着)CWI把它那修炼成精的左翼机会主义纲领细致地灌输到其各个支部(包括其中国支部)。热衷于本组织宗派利益是许多蜕化的左翼组织的共同特点,CWI也不例外:「我们(CWI)同意在中国所有真正左派团体间建立一个联合阵线,包括那些对于毛抱有幻想的阶层:在一致认同的问题上共同斗争,如罢工,团结工人斗争,保护被捕的活动者等方面。但正如列宁对联合阵线问题经常提出的『共同奋斗,分开行进』——政治旗帜绝不能混杂一起!」——这话说得何其漂亮何其动听!可是,仅仅就以西藏问题立场为例,一个主张坚决镇压藏族独立运动的「激进毛左」分子,如何与一个主张坚决反对压迫藏族独立运动的左翼分子建立和谐美妙的『联合阵线』呢?

实际上,正如我们始终所强调的,有着上述种种问题的CWI只是趋向腐化的主流国际左翼的一部分。如果说部分中国共产主义者可能与CWI这样的国际左翼组织保持距离(这是按CWI呼吁信的说法),不应该出于——「对已建立的国际性组织的恐惧,因为它们正如『战象』一般,认为应该保持距离」——这样的简单庸俗的宗派主义理由,而应该出于对维护包括自身在内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自下而上独立成长过程的必要性,特别是在当代「国际激进左翼」不容乐观并且自身还很孱弱的情况下。但这决不等于说拒绝国际主义。中国同志须认识到必要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联合不等于那些表面上的堂而皇之的国际左翼组织的抽象联合,国际主义应该是各国斗争最新经验的积累、学习与交流以及阶级斗争中的具体的联合协作,它恰恰应该最坚决排除和反对那些确定的和疑似的各种左翼机会主义流派。国际主义组织当然是绝对必要和重要的,但它并不能由善良的愿望和不顾实际的人为推动来保证。

但相对于迅变的时局发展,我们自身保留的态度或「自我修行」是微不足道的;除非我们能够坚持公开澄清合乎无产阶级革命利益的立场,并一直坚持下去。CWI——将来或许还会有其他国际左翼组织,在中国更多地「开分店」并「扩大市场份额」,贩卖它们的机会主义私货,它们将植入精致的高级的左翼机会主义脉络,从而可能衍生出一些「绝大部分」理论正确但政治上实质为资产阶级效劳的极具欺骗性的机会主义甚至成为将来「激进工运」的主导路线。无论多么困难,与已有的和潜在的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做不调和的决绝斗争,捍卫无产阶级的独立的历史利益——即无产阶级革命利益的理论和政治立场,始终是战斗的共产主义者的最重要任务之一。

最坚决反对镇压藏族分离运动 支持西藏住民自决权
各国各民族无产阶级劳动者,联合起来!

先贤马克思早就说过「一个民族去奴役别的民族,便是给自己锻造奴役的铁链。」资产阶级的极权专制政策总是首先打压在最无财力和权势的无产大众身上。如同1999年镇压民间团体法轮功组织一样,对藏族分离运动的镇压也造成了更普遍范围(不分民族地),对一般民众自由权利的紧缩和侵犯[133]。今年奥运危机西藏暴动各地局部「群体性事件」等等事件造成的紧张局势,使中华资本在迅速崛起寻求自身民族认同之时,也造成了某种趋向于政治统治危机的局面;在这种形势中,资产阶级中央政权把藏族分离运动列为主要打击对象之一,以此为借口,不断向普通民众的自由权利开刀(从交通通信邮政到互联网都做了严格管制和更严密监控,内地民众时有怨言)。从言论、新闻、出版自由到游行示威、罢工、结社自由等的基本政治自由权利,当然不是什么虚伪的「普世价值」「现代民主国家的起码条件」,它们只是且必定是资产阶级专权统治下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争取自我解放的有力工具。只有从无产阶级革命解放利益的角度,才能恰当地评估政治自由权利的必要价值意义,由此我们必须最坚决反对镇压藏族分离运动(以及其他一切目前中国境内的民族分离活动)。这是我们反对镇压藏族分离运动显而易见的第一个现实理由。

我们反对镇压藏族分离运动的第二个现实理由就在于全篇论证了的:对藏族分离运动进行镇压者正是中华资产阶级政权,而这个政权是与工农劳动阶级为敌的。这种镇压毫无疑问符合中华资产阶级的利益,且主要和首先有利于这个阶级的统治利益;本文已论证分析了,稳定和基本延续现行的官方西藏政策正正是符合中华资产阶级利益的。

诚然,采取反对镇压立场的还有声势很大的国际资本和达赖集团,这是否说我们既不应该支持镇压也不反对镇压而采取一种中立政策呢?署名「巡夜人」的网友正是这样下结论的:「对共产主义者来说,要明确,这次事件是国际资产阶级、TIBET流亡贵族和神权势力以及国内资产阶级矛盾斗争的表现,作为共产主义者,对这样的事情要保持中立,同时谴责杀人放火的行径,并密切关注后续发展」[134]。但是,这种自诩的中立立场的前提是超脱了任何阶级立场,并且无形中包含了一个「在这个事件中无产阶级不存在」的奇怪假定。不过有意思的是,「巡夜人」对西藏事件只言片语的阶级分析,却是与他稳健的中立结论正相反对的:「这次事情中有一些参与者是当地的无业人员。实质上,这并不是汉族与藏族的对立,而是与内地一样,是商业爆发户与底层人民的矛盾,这种矛盾的本质是阶级对立,而不是民族对立」。而我们看到他在做结论时却认为这次事件只是国内外资产阶级矛盾的表现。他的结论否定了他的分析。只能说「巡夜人」的分析没有进一步,因而内在矛盾也没有展开。如果把他的分析推论到底,不难看出共产主义者究竟应该站在哪一边。但是,「巡夜人」自诩的中立立场也决非中立的,仅就国内而论,相对强势的中国资产阶级政权显然是压迫者,而藏族分离运动是被压迫者,任何中立客观上都是在支持强势一方。更何况,「巡夜人」对资产阶级政府的专制镇压政策没有丝毫抨击,反倒要「同时谴责杀人放火的行径」,并且用很大篇幅否定「民族自决权」和连带抨击西藏自决的要求。这种貌似理性冷静四平八稳的中立立场(更不用说还连带否定地方住民自决),究竟是个什么货色,不用再多说了。

关于「巡夜人」的文章,值得一说的有两点,并且可以据此帮助引申出我们的结论:其一,「巡夜人」的确完全否定了目前西藏无产阶级(现代意义的产业工人阶级)的存在,我们且不论这是否符合事实,退一万步说,即使西藏藏族(或其他某个族群)中不存在现代意义的无产阶级,那么共产主义者是否能够采取一种旁观资产阶级狗咬狗、完全中立超脱的姿态?我们的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因为这种观点俨然把目前的西藏(或其他某个族群)的社会经济政治发展进程超脱于世界资本主义进程之外了。在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大一统以来,就再也不可能存在一种既非资产阶级立场又非工人阶级独立立场的政治立场,而工人阶级的独立阶级立场必定也符合全世界工人阶级不可分割的团结利益,也就意味着共产主义者必须从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团结斗争角度来看待一切问题,包括那些(假设)还存在工人阶级的地方的问题。「巡夜人」说得好,西藏3月事件本质上是阶级矛盾和阶级对立。要进一步指出:这个矛盾和对立只能从属于现行中国范围乃至世界范围的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和对立。更何况就我们的分析来看,西藏早已置身于资本主义发展和阶级分化的进程中,「西藏工人阶级」自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就开始发展起来,尽管数量很少,但决不等于零。

其二,否定西藏的「民族自决权」意味着什么?我们应该支持具有自己语言、文化、宗教特点的西藏原住民的自决权,支持他们有完全的权利来决定自己是分离出去还是自治,支持他们有完全的权利来决定自己如何组成地方权力机关。我们并不赞成对西藏问题使用「民族自决权」的说辞,不过,否定「民族自决权」的人显然也就会否定我们的上述主张,即否定西藏住民的民主自决权,这意味着继续支持从官僚化工人国家蜕变至今的资产阶级官僚国家压制族群权利的沙文主义专制政策,也就是继续支持资产阶级的统治利益。

如果陷入对「中华民族」「西藏民族」历史或「民族自决权」理论的探究,就容易使人越来越远地离开真实存在的、无可否认的现实政治问题:那就是西藏原住民显然是有自己独特的语言、文化和宗教的一个族群,而他们的独特性在几十年的官僚专权下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民主权利和充分的自由权利。我们支持西藏的住民自决权,并不是以某种理论或历史原因作为依据,而是因为只有这种政治立场才能够真正反对中华资产阶级的统治利益,才能最大限度促进无产阶级的自主的团结斗争利益。并且,共产主义者只有以这种立场,才能让藏族工农看到,我们是真正不带民族/族群偏见的、真心实意从无产阶级不分民族的统一利益出发的。只有支持西藏住民的自决权,才能使西藏工人真心相信中国内地工人是支持两地工人的完全平等和阶级团结的。(就像列宁所说的,瑞典工人以承认挪威从瑞典分离出去的权利,能够有效地赢得挪威工人的信任,使挪威工人认识到瑞典工人是真心实意支持两国工人的完全平等和阶级团结的。)这是我们支持西藏住民自决的唯一的理由。除了无产阶级的独立的、统一的阶级利益,和阶级斗争的利益之外,我们的立场没有别的任何理由。

需要特别解释的是:支持西藏住民的自决权,决不等于支持任何具体的地方分离或自治要求。在这一点上,我们特别与工人国际委员会(CWI)机会主义的有系统的民族问题立场区分开来,CWI采取了一种投机性的保留态度,这种态度使工人阶级对资本民族主义解除了政治武装。假设西藏提出要求(不管是西藏和藏族的哪些人要求)召开住民大会,公决西藏前途和决定西藏的统治者、统治形式,我们完全支持这种一般的要求(所谓「一般的」就是指不管具体提出者是谁),即支持西藏住民的自决权。至于这种住民大会可能是对藏青会更有利、还是对达赖集团更有利,并不影响我们这一政治结论。但我们决不支持在资产阶级基础上分离独立或自治的具体主张,也就是不鼓吹支持资产阶级(不管是中华资本、神权集团及国际资本、藏独运势力等)的任何一种主张。有人大概会说,你们这样谁也不支持,难道不是中立吗?我们答曰:非也。我们只支持工人政权的前途。如果届时当地工农无产者尚未准备好夺权,我们则紧紧坚持独立政治立场,把各民族无产者团结一致的阶级斗争和工人自我组织放在首位。当然,同样支持西藏住民自决权的还有西藏的民族主义独立运动(例如藏青会之类的所谓民族主义激进派),但只要我们坚持阶级斗争和本阶级独立的立场,对一切民族主义坚持政治敌对和揭露态度(如果工人阶级存在政治组织的话则坚持绝对的独立性),就不会沦为资本民族主义的附庸。

无论在当今世界还是在当今中国境内,所谓的「民族问题」(包括实际的和臆造夸大的民族问题)对于既有的国家疆界越来越具有爆炸性。这一方面是因为民族疆界已不能容纳日益高度全球化的生产力,所以传统的民族疆界常常受到挑战,且资本主义制度下任何力量也无法根除这种挑战;另一方面是因为晚期资本主义时代资产阶级之间的竞争愈发激烈和错综复杂,民族矛盾和民族纷争就是这种资产阶级内斗的政治表现。民族/族群的划分和争纷对于资产阶级来说甚至还是一种维系自身统治的必要,资产阶级依靠它来煽动工人阶级劳动群众内部的对立和仇视,分化瓦解阶级反抗,同时更进一步让无产大众充当各路资产阶级火中取栗的炮灰。就当今中国境内而言,不光是藏族,还有西北的维吾尔族及其他一些少数民族、北方的满族和蒙族、西南的苗族、瑶族等、多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毗邻朝韩的东北朝鲜族等族群,都存在过或多或少、或公开或隐蔽的自决权要求。不管它们有多少原因和理由,有一个主要点可以确定,即中国境内大多数所谓的「民族矛盾」都是在198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阶级分化后而膨胀的,强权的中央官僚资产阶级以「民族」对人民分而治之、加强工农的「民族」偏见。前面提到的汉族有产阶级以「民族」借口分化四川凉山彝族农民和攀枝花汉族市民的案例,就很好地说明了所谓的「民族矛盾」是如何形成并恶性膨胀的。还要看到,地方的新兴资产阶级也越来越多有意营造扶持「民族文化」。除此之外,国际资本也在积极介入境内一些族群的争纷活动,一些民族/族群的资产阶级政治分子在国际范围内活动。例如维族的资产阶级独立运动在整个中亚上活动,并以阿拉伯资本为后台;中国西南地区和相邻印支半岛的苗族、瑶族的资产阶级民族运动也得到一些美国资本的支持。不用说藏族独立运动也得到了国际资本的广泛支持。共产主义者对西藏问题的立场应成为无产阶级对待境内其他民族问题的一个重要参照,即使不可能完全解决这些问题。不管具体的民族/族群问题如何复杂,——不向任何民族主义妥协,坚持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独立的和团结的阶级立场,支持住民自决权并反对镇压民族政治运动和其他异议团体、个人,才能最好地反对资产阶级的统治利益,才最有利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这应该成为一个适用于目前中国境内的参照通则。

诚然,我们目前还没有现实力量(阶级群众基础和组织实力)来实践这一政治立场,并且发出有直接行动意义的团结战斗号召。但是严肃的政治立场一经公开提出,就会具有思想效力,特别是在这个信息飞速传播的互联网时代和自发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即使暂时孤军奋战,我们也要把「阶级高调」唱到底。如果我们只是让工人阶级能思考的潜在部分和少数先进分子、进步青年澄清了思想,保持了清醒头脑和摆脱阶级偏见,也算是一步重大的胜利。在国内外暴发户盛宴及其越发反动和专横的「思想界」(目前的泛左翼客观上属于其中较腐烂的一部分)底下,分明是无产阶级的星火在按自己的逻辑延烧着。我们共产主义者的眼界不在于眼前被「大国崛起」的中华爱国主义狂潮和各种民族主义流毒所挤压了的狭隘空间,也不在于小小的宗派圈子,新生代工人阶级有更多可能性理解和觉悟到自己独立的阶级利益。我们深信,对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态度是一道强有力的筛子,它将自动把相当一大部分「左派」赶向资产阶级阵营,目前的思想分化已带有阶级斗争的重大现实意义。(今年西藏问题及其他境内民族问题引发的争议就是这种思想分化过程的开端。)这种思想分化的物质根源在于中华本土资产阶级的崛起和寻求自身认同的巨大努力。中国共产主义者和进步青年惟剩下融入产业工人阶级一途,到阶级利益的客观现实中,才有可能认清自己的历史使命,找准位置,帮助自己和阶级兄弟们一同开辟劳动解放的出路。工人阶级在这一思想分化过程中固然可能失去几个头脑,但它得到的将比失去的更多。对于作为历史前景和现实可能的无产阶级革命来说,也许「左派」圈子越来越只能发出绝望的回音。但,无产阶级不指望别人来拯救。「如果存在着希望的话,它就在无产大众身上。」[135]

20081222

(全文完)



全文注释部分

[1] 列宁:《论民族自决权》,19142-5月写。参见《列宁论民族问题(上册)》P325P340,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民族出版社198712月第1版。

[2] 腾讯网转中国新闻网:《胡锦涛:西藏安全稳定关系全国》,200837日。http://news.qq.com/a/20080307/000647.htm

[3] 腾讯网当日就开设了专题,并利用OICQ这一网络聊天工具进行强势舆论宣传,对国内年轻人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见http://news.qq.com/zt/2008/tibet/index.htm

※在三月下旬以后的奥运火炬传递系列事件中,以腾讯QQ为代表的聊天平台成为主要爱国动员方式之一,以爱国主义和中华民族主义为主要特点的政治化在青年(不单是学生)中蔚然成风,惹人注目。

[4] 参见章天亮:《在西藏开枪 中共还想不想办奥运》2008315日。http://www.aboluowang.com/comment/data/2008/0315/article_8071.html

[5] 《网监局通知:请各位网友禁止发布西藏事件》,博讯2008320日。据信,国内网监局于318日即已紧急发布此令。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8/03/200803202101.shtml

[6] 张宏良:《拉萨暴乱——超越一八四零年的最大买单》,2008319日。http://www.wyzxsx.com/Article/[|/200803/34337.html※这篇文章连续多日(直至笔者的本文发表时)仍被乌有之乡网站置于显著位置。

[7] 网友「吾将上下而求索」:《坚决支持政府镇压「藏独」分子暴乱,维护国家统一》,2008321日。http://www.wyzxsx.com/Article/[|/200803/34476.html

[8] 网友「宁可抗日死121」:《坚决支持狠狠打击台独藏独,软弱只会给中国带来无尽的后患》,2008322日。http://www.wyzxsx.com/Article/[|/200803/34522.html

[9] 自由派藏族作家唯色女士的博客披露了北大的类似言论,见其319日博客《呼唤民族间的理解与包容》http://woeser.middle-way.net/?action=show&id=402。实际上在拉萨暴动发生以前,沙文主义的中华民族主义或爱国言论在国内一般大中学生里就不是惊人之事,赞赏希特勒者也不鲜见。「3•14」之后此类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更加发展。

[10] 云淡水暖:《时代变了》,200841日。http://www.wyzxsx.com/Article/[|/200804/35366.html

[11] 《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强烈谴责拉萨暴乱》,红石编译。2008320日。见国际共运网站http://gjgy.org

[12] 参见博讯热点专题—「西藏问题」相关报道:310日转载BBC:《西藏流亡人士开始返乡抗议游行》http://news.boxun.com/news/gb/intl/2008/03/200803102145.shtml

311日转载:《拉萨藏人抗议多人被捕》http://news.boxun.com/news/gb/china/2008/03/200803111416.shtml

312日转载VOA:《数百印度藏人不顾禁令续往藏游行》http://news.boxun.com/news/gb/intl/2008/03/200803120734.shtml

313日转载BBC:《拉萨喇嘛举行第二天抗议,中国警方催泪弹驱散》http://news.boxun.com/news/gb/china/2008/03/200803130258.shtml

313日转载自由亚洲电台:《拉萨僧人接连抗议 武警驻寺院催泪弹阻上街》http://news.boxun.com/news/gb/china/2008/03/200803131100.shtml

313日:《西藏色拉寺和哲蚌寺僧众在镇压下仍持续展开抗议活动》http://news.boxun.com/news/gb/china/2008/03/200803132250.shtml

313日:《西藏曲桑寺150多名尼姑示威游行被中共阻止》http://news.boxun.com/news/gb/china/2008/03/200803132251.shtml

313日:《印度警方拘捕100多名返藏流亡藏人》http://news.boxun.com/news/gb/intl/2008/03/200803132252.shtml

314日转载明报:《拉萨爆发骚乱,已经开枪》http://news.boxun.com/news/gb/china/2008/03/200803142318.shtml

……

这些报道我们认为应属真实,因为在一般情况,中共官僚集团严禁和平示威运动是众所周知的。我们看到过去十多年里,当局往往向和平示威抗议的失业工人动用极端恐怖的暴力手段,更遑论政治敏感的藏族反对派了。而且有组织的抗议者一开始就走极端的情况在西藏以及内地多数地方是很少见的,在国内迄今我们只知道部分新疆独立势力是长期使用极端的恐怖主义进行斗争的。

[13] 《西藏问题,关键还在底层民众》,来源:《中国时报》。博讯2008316日转载http://news.boxun.com/news/gb/china/2008/03/200803161102.shtml

[14] 李星:《吉尔吉斯二零零五:贫贱者的怒火》,2005419日。见《李星国际左翼报告文集》,200651CHM电子版。

[15] 唯色:《八年前的预言,来年还将重现》,2008329日。参见唯色博客http://woeser.middle-way.net/?action=show&id=417

[16] 《达赖喇嘛:如西藏暴力恶化将辞职》,博讯2008318日转载。http://news.boxun.com/news/gb/intl/2008/03/200803182121.shtml

[17] 见金炳镐主编:《中国民族自治区的民族关系》P471-P473。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6月第1版。

[18] 《流亡中的自在:达赖喇嘛自传》,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页143。转引自王力雄《天葬:西藏的命运》第五章《「一国两制」的失败》第二节《两难「统战」》。

[19] 向青:《西藏问题上的社会主义立场》,1959417日。见劳动民主网http://xinmiao.hk.st/trad/

[20] 李维汉:《西藏民族解放的道路——纪念〈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30周年》,1981523日。

[21] 资料引据陈竞波(当年的中共西藏工委的统战部长),《西藏统一战线工作的历程》,载《西藏文史资料选集.纪念西藏和平解放四十周年专辑》,西藏自治区文史资料委员会编,1991年,P121。转引自王力雄:《西藏问题的文化反思》,199812月。

[22] 陈竞波,《西藏统一战线工作的历程》,载《西藏文史资料选集.纪念西藏和平解放四十周年专辑》,西藏自治区文史资料委员会编,1991年,P120。转引自王力雄:《西藏问题的文化反思》,199812月。

[23] 吉柚权,《白雪——解放西藏纪实》,中国物资出版社,1993年,P476。转引自王力雄:《西藏问题的文化反思》,199812

[24] 引自王力雄:《天葬:西藏的命运》第五章《「一国两制」的失败》。

[25] [19]

[26] 李维汉:《在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纪要》,19625月。转引自李维汉《统一战线问题与民族问题》P631

[27] 参见先驱劳动民主网转载文章《一代西藏革命领袖的命运——平措汪杰传略》。http://xinmiao.hk.st/trad/

[28] 白南风:《富饶的贫困——中国落后地区的经济考察》。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6月第1版。

[29] 资料引据郭锡兰198063日在党委二届五次会议上的讲话,载《西藏自治区重要文件选编》(上),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页97。转引自王力雄:《西藏问题的文化反思》,199812月。

[30] 本段社会经济数据均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P748-P760。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11月第1版。

[31] 资料引据《当代中国西藏人口》,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页342。《西藏统计年鉴.1995年》,中国统计出版社,页178。孙勇等,《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简明史稿》,西藏人民出版社,1994年,页122。见王力雄:《西藏问题的文化反思》,199812月。

[32] 资料引据施正一:《要从战略眼光来看待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问题》,《民族经济学研究》,第二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P41。转引自白南风:《富饶的贫困——中国落后地区的经济考察》。

[33] [28]

[34] 同上。

[35] 胡耀邦:《建设西藏要做的六件大事》(在西藏干部大会的讲话要点),1980529日。转引自中共中央统战工作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新时期统一战线文献选编》P11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11月第1版。

[36] [28]

[37] 同上。

[38] 数据资料同[28]。关于北京政权对西藏官僚阶层的供养关系,大量具体翔实资料,还可参见西藏问题专家王力雄的专著《天葬》第十二章《被供养的现代化》。

[39] 该资料引据达赖流亡政府官方网站「西藏之页」的「文献与档案库」,文献琏接为:http://www.xizang-zhiye.org/b5/arch/books/qiwan/index.html。这份材料后来成为班禅遭到政治批判的证据之一,但中央当权派始终是采取「批判地支持」与保护的措施,可以作为权威的官方资料。

[40] 鲍迪埃:《从阶级退却?——评许由〈谈谈西藏——左翼的看法(上)〉》。见先驱劳动民主网http://xinmiao.hk.st/trad/

[41] 李维汉:《在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纪要》,19625月。见李维汉《统一战线问题与民族问题》P636-P640

[42] 同上。

[43] 王力雄:《天葬》第六章「革命」第四节「革命的泛滥」。

[44] 王力雄:《西藏问题的文化反思》第六节《神界轮回》末段。

[45] 参见莫里斯梅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相关章节。

[46] 王力雄:《天葬》第八章「神界轮回(上)」第四节「西藏寺庙是谁砸的」。

[47] 唯色《西藏记忆》。

[48] 笔者姑且用「文革官僚集团」一词指代以不触动官僚政治根基的微小社会改良来牺牲真正的工人阶级革命利益的那部分官僚及其在「造反派」中的投机主义跟班们,那些一心向上爬的投机分子只有少数如愿晋升为官僚,更不乏在派性斗争中死掉的,以及更多被斗倒、但仍处于被统治的普通民众地位的。严格来说,这些没有做成官僚或死掉的投机分子也要为文革的反动方面承担责任,但这责任不是第一位的,而且实际上很多时候也较难分清。不过仍然可以肯定相当一部分普通工农和学生是出于真诚的反官僚愿望而不是想投机走仕途捞一把。

[49] 事实上「省无联」由于把斗争矛头直接对准了「相对中立的」周恩来以及其他官僚代表,最致命是是它的纲领倾向于否定官僚整体权威,因而遭到了「新」「老」官僚联合一致地强力压制。

[50] 「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被毛泽东及其追随者推崇,始于1957年「反右」,兴盛于文革,后被列入1975年宪法,80年代初被中共官僚集团的保守派否定。

[51] 例如文革中不乏这样的事实:被认为是「走资派」的大字报会在广而告之前就被迅速撕掉,而且撕报行动完全可能以「大民主」的名义「广泛发动群众」进行,这实际上就剥夺了反对派的出版自由,而且还是名正言顺的,因为是「依靠群众」「民主路线」嘛。

[52] 有的左翼过分夸大了1966年秋至1967年春的上海独立工运的意义,认为它是又一次被出卖和扼杀的工人革命。笔者认为那次运动的确有重大意义,但还远远未具有清晰的自身阶级面目,如就当时而言,其失败几乎是必然的。当然换作1967年初,任何人都没有资格断言文革反官僚斗争是百分之百必败的;但问题在于当时民众的自身政治水平太薄弱,胜算本来就很小,仅就19661967年的局势来说,以毛不亚于中世纪罗马教皇的巨大精神权威和「分而治之」的「理论点拨」,配以中央文革官僚的软兼军政官僚集团的硬,就足以得心应手地应付局面了。关于毛主义实践,需要专门系统清算的议题太多。例如文革1966年开始前十几年频繁的「群众运动」准确说应是「运动群众」,恰恰是对群众自我组织和活动能力的不断否定,却造就了一批当时热情效忠于毛氏特色官僚核心、后来成为文革造反派机会主义核心之一部分的干部队伍。

[53] 谷长春、郑德荣:《中国改革概览》P333-P344。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8月第1版。

[54] 唐达献:《刺刀直指拉萨——一九八九年西藏拉萨事件纪实》。见「西藏之页文献与档案库」,原琏接:http://www.xizang-zhiye.org/gb/arch/writings/cidao/index.html

[55] 王力雄:《西藏问题的文化反思》第八节「走下神坛」。

[56] 《英国侵略西藏史》P165,孙煦初译,西藏社会科学院研究所编印,19836月,拉萨。

[57] 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白皮书《西藏的主权归属与人权状况》历史部分。

[58] 见达赖流亡政府文献:《以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

[59] 该遗嘱英译本出自「西藏通」查尔斯贝尔爵士。见英德马利克:《西藏的历代达赖嘛喇》,作者乃印度负责与达赖集团日常联络二十余年的政府外交官。西藏流亡集团的宗教及政治领袖十四世达赖喇嘛为其撰写了一个序言。这本小册子在国际上有很大影响。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9月第1版。中译本出版前加了一个有趣的编者说明:「为避免谬种流传,这本书只能内部发行,仅供有关的高级领导干部和高级研究人员研究西藏问题时参考,切勿滥传。否则,后果自负。」

[60] 参见张敏秋主编:《中印关系研究(1947-2003)》,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6月,第1版。

[61] 参见张蕴岭主编:《未来10-15年中国在亚太地区面临的国际环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11月,第1版。

[62] 见《纽约时报》195411日;新华社电讯,1954430日;《文献摘记和研究》,第1912号,1954826日。

[63] 引自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学会主编:《国际事务概览》,[] 科拉尔贝尔/著,F.C.贝纳姆/编:《1954年(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10月,第1版。1954年中印协定可谓互惠互利,此外印度更从中赚取了政治安全保障和边境信任,甚至可说是乐得开怀。具体内容为:印继续在亚东、江孜、噶大克设商务代理处,并享有旅行与交通特权。作为交换,中方获准在新德里、加尔各答和噶伦堡设商务代理处。另在西藏指定若干处,作为继续依习惯供印藏贸易的印度商人常去场所。凡自印度赴藏朝圣者,可按指定路线前往,给香客以公平待遇。所有正式商人与香客,在出示旅行证后即可获准入境,免护照等限制。协定有效期八年。相应地,印度同意撤离驻扎亚东、江孜的武装卫队,规定半年内撤离完毕。两地商务代理处房屋仍属印度政府产业,中方将协助解决商务代理处人员在噶大克住房问题。印度政府同意以合理价格,将其在西藏经营邮政、电话、电报业务和设备转给中国,以及将在西藏保留的供旅客歇息的十二个驿站转给中国。据《纽约时报》195451日报道,新德里官方声明甚至称印度向中国无偿移交各项交通事业。

※另,1954年协定在内容上几乎满足了19522月印方向中方提交的《关于印度在西藏利益现状》备忘录,唯一一项、也是最关键一项退让在于印方放弃了对西藏的政治支配权,承认了「中国的西藏地方」。见王福春、沈春兰等编著《核阴云下的南亚》P282-P283,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8月第1版。

[64] 《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19541231日,195511日。

[65] 穆立克:《我和尼赫鲁一起的岁月》,英文版,P180-P181。此据张敏秋主编:《跨越喜马拉雅障碍——中国寻求了解印度》P404,重庆出版社20063月,第1版。又见李维汉:《西藏民族解放的道路——纪念〈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30周年》,1981523日。此据李维汉《统一战线问题与民族问题》P734-P735

[66] 参见[61] P206-P207[42] ;又见张敏秋主编:《跨越喜马拉雅障碍——中国寻求了解印度》,重庆出版社20063月,第1版。

[67] [59]

[68] 印度北方邦政府在1950年「消灭地主与土改法」中规定土地无条件归于邦政府。但实际归还工作到19527月才开始。在1952-54年土改中,各邦地主和贵族配合着有产当局的默许,大钻法律空子,保留了1/51/3不等的私有土地,更得到政府60亿卢比(合3亿英镑)的巨额赔偿。1948年实行保障佃农租地权和所有权的法案,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况下几乎无效。土地法的另一方面是关于私有土地和今后土地的限额购买方面,更是政策和立法雷声大,雨点小,从执行到落实更是要拖到猴年马月。以拉贾斯坦为例,195311月该邦国大党政府指定一委员会研究地产最高限额问题,该委员会竟用了四年才提出一个报告,拖了两年才出了一个法案,等到上报总统批准后已是19603月了——但至此毫无任何行动!因为法律实施方法还有待邦政府决定,然后国大党起草具体规章,再经邦议会考虑,这样又过了三年半。1963年底法案即将生效时,一些地主当即就此上告法院,等最高法院驳回上告时,时间又过去一年。而后政府又以印巴备战及战争为由延期法案生效日。再后来,大地产主又以法律文字游戏再次延期实施……直到接近1970年时发生了有组织的左翼农运后,才终于迫使该邦当局实行了法案,但有产者略施法律花招使结果又打了3/5折扣,更由于过去近二十年地主、老板和贵族们已捞足了好处,亏的仍是穷鬼。

[69] 这几段史料均见英国人迪利普希罗/著:《今日印度内幕》第八章「不彻底的土地改革」,第十一章」「1964年以前的共产主义运动」。(19755月成书)。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10月第1版。

[70] 印共在印度国内的重大影响,使印共的上司莫斯科得以把这种党派影响转变为一种国际政治经济的影响力。独立建国后的印度相当一段时期对苏、美两边讨好,又左右逢源。

[71] 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 戴超武:《印度外交政策、大国关系与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本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英文2003夏季号。据牛大勇、沈志华主编:《冷战与中国的周边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5月第1版。

[72] 关于这场争论的马克思主义分析,详见王凡西《毛泽东思想与中苏关系》。

[73] Purnendu Kumar Banerjee, My Peking Memoirs of the Chinese Invasion of India New Delhi: Clarion Books, 1990, pp.77-79.[71]

[74] [] 迪利普希罗/著:《今日印度内幕》第十一章「1964年以前的共产主义运动」。(19755月成书)。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10月第1版。

[75] 萧心力主编《毛泽东与共和国重大历史事件》P340。见戴超武:《印度外交政策、大国关系与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据牛大勇、沈志华主编:《冷战与中国的周边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5月第1版。

[76] 对于北京官僚集团来说,中印冲突一个附属的、但并非不重要的好处在于打破了美国在南亚的均势努力,使巴基斯坦加速向中国靠拢,中国由此取得了一个可靠的西南战略出口,对于中国多面被美国包围、北方受俄压境的处境有重大地缘政治意义。冷战时期,巴基斯坦是中国主要对外进出口通道之一。19651971年的两次印巴战争,中国都更紧密地成为巴国的后盾。

[77] 张植荣:《国际关系与西藏问题》,旅游出版社1994年版,P106-P108

[78] FRUS1961-1963vol.19, pp.426-427.见戴超武:《印度外交政策、大国关系与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据牛大勇、沈志华主编:《冷战与中国的周边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5月第1版。

[79] 196212月时值中印边境战争后不久,美援印6000万美元;1216日,美英拿骚会议,同意军援印度1.2亿美元;196310月底,美印临时协定,美承诺五年内援印7500万美元/年。戴超武:《印度外交政策、大国关系与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据牛大勇、沈志华主编:《冷战与中国的周边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5月第1版。

[80] 同上引。

[81] 唐世平、张洁、曹筱阳主编:《冷战后近邻国家对华政策研究》P224,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12月第1版。

[82] 周溢横:《中美关系风云录》P161,山西人民出版社,20031月第1版。作者曾任中国驻美大使馆外交官,系资深美国问题专家。

[83] 作为美初步援印的一步,1957年美对印设立「发展贷款基金组织」,当时印外汇拮据威胁到了第二个五年计划。1961627日美国印第安纳州议员阿戴尔与前驻印大使埃尔斯沃思邦克先生在众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上的对话:

阿先生:大使先生,几年前我们有些实业家,特别是汽车制造业的实业家,感到他们在印度没有得到太好的对待。这种感觉现在还有吗?

邦先生:没有,我想是没有了,议员先生。我认为,这整个态度是相当务实的。态度已发生了有意思的变化。而且,我还认为印度人是聪明的,是愿意改变想法的,我必须相信他们。

美众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国际发展与安全法案听证》(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Act, Hearings),第87届国会,第一次会议,H.R.7372, 3部分,P1147

50年代后期是一个微妙的转折点,两边讨好的印度开始倾向美倾斜。但这种倾斜的根本动因在于相类的阶级性质和反革命动力。但在国际上,面对越来越纯粹按地缘政治利益行事(与美争夺「势力范围」)的苏联官僚集团,印度有产者仍愿意保持相当程度地接近。因此直到60年代初,印度仍比较忠实地奉行中间政策,直到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把印度推向了反共的西方阵营。

据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学会主编:《国际事务概览》,[]D.C.瓦特/编著:《1961年(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10月,第1版。

[84]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学会主编:《国际事务概览》P97[]D.C.瓦特/编著:《1961年(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10月,第1版。

[85] 见《国际金融消息调查》(International Financial News Survey),第8卷,第22期。据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学会主编:《国际事务概览》,[]D.C.瓦特/编著:《1961年(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10月,第1版。

[86] 见迈可派塞尔(Michel Peissel):《西藏秘密战争》。作者在西藏执行特别任务十几年。据周溢横:《中美关系风云录》P170,山西人民出版社,20031月第1版。

[87] 苏布拉马尼亚姆斯瓦米:《从西藏问题看中印关系》,见印度《前线》双周刊200092-915日。此人曾任印政府内务部长。据张敏秋主编:《中印关系研究(1947-2003)》,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6月,第1版。

[88] 郝时远、王希恩:《中国民族发展报告(2001-2006)》P28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5月第1版。

[89] 见十四世达赖「自传」。据周溢横:《中美关系风云录》P175,山西人民出版社,20031月第1版。

[90] [88]P282

[91] 出处同[81]

[92] 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中间道路简介》20056月。http://www.xizang-zhiye.org/b5/arch/books/zhongjian/zhong1.html

[93] 达赖喇嘛在美国华盛顿国会人权小组的演讲《西藏和平五点方案》,1987921http://www.xizang-zhiye.org/b5/arch/books/zhongjian/zhong2.html

[94] 胡仕胜:《藏传佛教与「西藏问题」国际化》,据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民族与宗教研究中心编《世界宗教问题大聚焦》P388-P401,时事出版社20031月第1版。

[95] 出处同[60]

[96] 胡仕胜:《藏传佛教与「西藏问题」国际化》,据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民族与宗教研究中心编《世界宗教问题大聚焦》P388-P401,时事出版社20031月第1版。

[97] [] 玛丽帕特费舍尔,杜红/译:《亲历宗教(东方卷)》P179,东方出版社200511月,第1版。

[98] 王力雄:《西藏问题的文化反思》,199812月。

[99] 西藏流亡政府西藏之页文献与档案库:博扎瓦(拉萨):《境内藏人解决西藏问题的建议》,200747日载于博闻社。http://www.xizang-zhiye.org/gb/arch/writings/zangren/bozha1.html

[100] 2008年西藏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2008218日,原载于《西藏日报》。见:http://www.gov.cn/test/2008-02/18/content_892437.htm

[101] 《西藏民生模式:免费如何成为关键词?》,200835日,原载于新华网。见:http://cctvenchiridion.cctv.com/special/C20768/20080305/105631.shtml

[102] 《西藏正处于历史上发展和稳定的最好时期》,200836日,原载于《西藏日报》。见:http://cctvenchiridion.cctv.com/special/C20768/20080306/104869.shtml

[10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P751,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11月第1版,第1次印。

[104] 潘乃谷、马戎:《中国西部边区发展模式研究》P66-P69,民族出版社200010月第1版。

[105] 来自新西兰中文网论坛——四海同心论坛(http://www.chineseblog.co.nz/bbs)一位名为「周五哥」网友的发言。

[106]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西藏发展劲头不会退步》,2008321日,原载西藏新闻网。http://news.qq.com/a/20080321/000249.htm

[107] 《西藏拉萨发生藏族大学毕业生游行示威事件》,博讯2006119日报道。http://news.boxun.com/news/gb/china/2006/11/200611090912.shtml

[108] 《告别计划分配:就业「阵痛」考验西藏高校毕业生》,2007417日,原载新华网。http://edu.qq.com/a/20070417/000082.htm

[109] 王希恩:《当代中国民族问题解析》P151,民族出版社20023月第1版。

[110] 朱瑞:《藏人为何要抗议?——也谈西藏问题》,2008321日大纪元时政评论。https://122.127.61.193/do/zaaZ/gkjxQ_AXg3LxjX/yw/I/U/sr/n2053294.htm

[111] 唯色:西藏的艾滋病数字,20071219日,自由亚洲电台藏语专题节目。载于《西藏通讯》200711-12月号 总第65http://www.xizang-zhiye.org/gb/nl/65/index.html#5

[112] 《炮声惊动布达拉宫》,原载《凤凰周刊》2007年第24期(引自网站)。见《西藏通讯》200711-12月号 总第65http://www.xizang-zhiye.org/gb/nl/65/index.html#5

[113] 《西藏三江源地区的悲剧》。见《西藏通讯》200711-12月号 总第65http://www.xizang-zhiye.org/gb/nl/65/index.html#5

[114] [112]

[115] 关于自由派的西藏问题立场,只需参见:刘晓波《解开西藏死结的钥匙——读王力雄新著〈与达赖喇嘛的对话〉》,2002423日。此篇可代表当代主流自由派的主要立场,包括支持达赖集团。默默:《西藏问题杂感》,原载《莱茵通讯》19868月第四期,转载于流亡政府网站档案库http://www.xizang-zhiye.org/gb/arch/writings/zhong2/momo.html。此篇对民族自决权和政治民主的支持够得上「激进自由派」。

[116] 见工人国际委员会(CWI)的中文评论《西藏与民族问题》,2005922日。引自CWI中国劳工论坛http://www.chinaworker.tk/zh/content/news/400/

[117]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19131月于维也纳。引自《斯大林论民族问题》P28-P39,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19904月第1版。

[118] 事件资料来自两文:张海洋:《公民、居民、城乡、贫富与族群——凉山彝族自发迁居农民困境的人类学分析》;侯远高:《川滇大小凉山社会文化变迁中的民族关系》。皆出自侯远高、刘明新主编:《西部开发与少数民族权益保护》,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6月第1版。侯远高与张海洋都是中央民族大学的学者。

[119] 先驱相关文章,皆参见其劳动民主网站http://xinmiao.hk.st/trad/CWI相关评论,皆参见其中文网站http://www.chinaworker.tk/

[120] 列宁:《进一步,退两步》,19042-5月。参见列宁全集。

[121] 列宁:《论民族自决权》(1914)。参见列宁全集。

[122] 列宁:《我们纲领中的民族问题》,原载于《火星报》第441903715日。见《列宁全集》第6P413-P421

[123] 甚至在国内有很大影响力的某些高校学生网上社区已出现CWI的中文文字,也引起了内地左翼青年越来越多议论和抽象的同情。

[124] CWI通讯:《最新的发展:奥运会——西藏危机的新变化(截止到2008425日)》之「一场危险的游戏」。另外,国内主流泛左网站例如「乌有之乡」对CWI文章的转载,有效地传播了CWI在中文泛左舆论的声音。

[125] 我们完全同意李星同志在《托洛茨基运动的前世今生》中的判断:「托派并非刀枪不入的金刚之身。篡权官僚对共运数十年的控制,随着工人国家被官僚最终搞垮而消失了;可是那个马列主义一度的掌灯者——托派,经过七十多年的风吹雨打,也早分化得面目全非。今日托派不仅没有统一的组织形式,而且各个团体在路线上也常大相径庭,有极左的,也有机会主义的(例如现在的巴西『社会民主』),能够坚持托洛茨基所代表的革命社会主义路线的团体,已很少见」。参见《李星国际左翼报告文集》,200651CHM电子版。

[126] 引文同[124] ,在开篇部分。我们不知道CWI是「写错」话还是翻译问题。在CWI中文网站一篇未署名的《西藏与民族问题》一文结尾,以工人阶级革命组织自居的CWI又向藏族资产阶级上层发出「呼吁」:「为了完美的时机,藏族精英要继续追求与北京媾和」。就其潜在的引导来说,这些明显的问题并非不重要。但这些还不是CWI的最关键问题。

[127] 引文同[124] ,见「西藏事件」一节。

[128] 见温塞特柯洛(Vincent Kolo)《新疆的民族问题》之「为了一个社会主义的新疆和一个社会主义的中国」,2008115日。

[129] 正文以下的引文若不注出处,则皆引自此文。文章在CWI中文站上的发表时间标记为2005101日。

[130] 区芳、陈亦谋:《伊拉克共产党怎样帮助复兴党上台》,200331日,载于先驱社网站:http://www.xinmiao.hk.st/sim/internationalview/intna017.htm

[131] CWI成员凯文辛普森:《巴勒斯坦现在怎么办?》,200779日。http://www.chinaworker.tk/zh/content/news/215/

[132] 《中国,革命左派和国际主义》,2007108日。http://www.chinaworker.tk/zh/content/news/269/

[133] 官僚资产阶级政权及其爪牙也时常会给工农积极分子或其他社会抗议者扣上「法轮功修炼者」的帽子,以方便镇压。

[134] 巡夜人:《Truth about TB issue and Marxist viewpoint》,我们看到的版本是由作者本人发于天益马克思主义论坛的文章,写于2008511日。原链接为:http://bbs.tecn.cn/viewthread.php?tid=274199

[135] 语出英国左翼作家乔治奥威尔的社会科幻小说《一九八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