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学习系列之二

“老工人最革命”的毛左神话

中国工人阶级的辩证发展

吴灿泽 葛马湃

20106月初

【劳动民主网编者按:此文的第一篇已经发表,详见http://www.xinmiao.com.hk/0001/20100516.02S.htm

至於此文的批评对象《改革开放年代的资本运动》,也见于http://www.xinmiao.com.hk/0001/20100521.01S.htm

最近本田工人罢工事件,再一次说明,本文有关老工人与新工人的讨论是有现实意义的。我们希望围绕着工运方向的辩论越多越好。】

(对象:《改开年代》关于工人和工斗的核心观点。引用分析:《工人阶级可以当家作主》,贝特兰《中国的文革与工业组织》,孙礼静《工人之路——西安整流变压器厂职工的护厂斗争》。这些书均是工研网出版物,本文引用时分别简称《改开年代》《工》《文革》《工人之路》)

《改开年代》第七章《城市传统工人地位和作用》,集中阐述了当前中国毛左派的一个核心思想:受过文革锻炼的毛时代传统工人(首先是退休工人和下岗工人,通称“老工人”)“比较有组织性”,尤其下岗工人“所面对的矛盾最重”且“革命要求也是最强烈的”,将会促进“新工人”革命化并引领整个工斗方向。这一理念已贯穿工研众多小册子、会议、活动乃至工作方法之中,并通过工人调查等实践影响着许多左青,所以这篇文章很有代表性,值得共产主义者回应分析。

表面上看,这个思想仿佛只涉及工人斗争的策略问题,与工人的划分方法问题。毛左当中也有不少人,推重“新工人”或认为老工人已日落西山,正如工研所说:传统工人地位和作用“这个问题不仅在左右派之间,即便是左派内部也存在很大分歧”(P95)。然而,工研网阐述的“老工人对未来革命的意义”并不那么绝对和透彻(它并没有直接说“老工人必将是今后中国工运领头羊”),但这正是它的高明之处——工研表达的更是一种大的政治方向,其兜售亮点在于“老工人是受过毛主席反修防修斗争教育的”“对文革和对文革理论的伟大意义”最为认可。为此工研主编张耀祖起劲吹捧“老工人”,他说:“中国工人阶级具有完整的世界一流的阶级意识,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革命阶级。……老一代工人还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仍然在发挥着他们的引导作用。中国老工人的政治素质是最高的,因为经历过这正反三十年的教育,虽然年老体弱了,但是政治头脑很高。现在是老工人头脑发达,肢体虚弱,而新工人则相反,是年轻力壮,能打能斗,但是欠缺政治意识。……在以后的工人运动中,老工人必然会发挥巨大的作用,并且在这样的带领下,新工人也会完成百年跨越形成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1]

正由于这种理论具有毛主义政治方向,而不是技术上的划分和策略,所以对许多强调“新工人”的毛左分子也产生了政治上的牵引作用(如南方劳工维权NGO红花草及锤子网[2])。所以,如果以为这种“老工人最革命”的毛左理论仅仅只有技术、策略的影响,或仅仅影响到国企及其传统工人聚居区,那是目光短浅的和错误的。今天的共产主义者迫切必要从全国工人阶级斗争的高度,辨析这种推重老工人的毛左理论:让我们来看看,它究竟是中国工运的正确出路,还是毛左的神话?这种毛左理论对中国阶级斗争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中国工人阶级的出路与未来又在哪?追求于工人阶级先锋的共产主义者应该怎么办?本文试图初步探讨这些问题。

一、追根溯源:毛时代的工人民主状况与工人觉悟

对于“老工人的高度觉悟”,毛左特别强调建国后的“前三十年”即毛泽东时代的“教育意义”。基于此,为了准确把握今日老工人阶级意识,我们决心下一番工夫,重点考究毛时代工人民主与工人觉悟的情况。我们有信心也有能力证明,主要依靠(准确说是:通过批判地学习)毛左工研精心编辑的小册子,我们也能解决问题。

本章将全方位、尽可能充分地引用《工人阶级当家作主》里的老工人发言,也兼引别的材料(尽可能引用毛左选定的老工人话语)。此小册子的主要问题在于政治方向及其相应调查方法,这些方法例如以偏概全、选择性失明、混淆问题等,不过其中大多数内容的确是真实的,但却是片面的真实,因而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把握这些内容。我们力图通过逻辑分明的剖析,说清问题。

1、工人可以当家作主与毛时代工人的“当家作主”

工研的编辑很聪明,他们给小册子起名为“工人阶级可以当家作主”(一个所有真正左派都不会反对的信条),而不是按小册子真正内容起名为“毛时代工人曾经当家作主”。支持工研的人也许会说,这样起名有利于克服人们多少沾染的主流偏见,激发真诚同情劳动者的广大人们去看这本书。然而实际上,工研这本小册子的确在混淆这两个问题。

但,工研还不只混淆了这两个问题。如果仔细思考,“毛时代工人是否当家作主过”这个问题里还包含了一种含混。小册子至少两处提到:毛时代工人的“最大权利”是厂长不能任意开除工人(六、P34,赵师傅;九、P49,金师傅)。且不说“就业保障权”并非“新中国”一开始就有的,只要指出:就业保障远不等于工人当家作主。工研网则有意将两者混淆起来。

我们认为,在某个特定阶级主导方向的国家,这个特定阶级却还不一定有政治经济上具体的决策管理权。这种观点可能会让一些只看理论形式的人很不解。但历史上这样的国家类型很多见:官僚集团独大,各阶级无权或很少权力,但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些国家仍是阶级专政的国家,被一定的明确的阶级利益主导,特定官僚集团代行着生产关系中特定阶级的利益。历史上有过波拿巴的法兰西第二帝国,纳粹德国以及战后许多官僚独裁专权的国家和地区(从李承晚到全斗焕的韩国、蒋介石的台湾岛、皮诺切特的智利等),这些国家按其经济基础及相应法权关系,都毫无疑问是资产阶级的专政,但资产阶级的大多数甚至有的全部都没有政治上的决策管理权和自由权利。我们认为前苏联东欧和毛时代中国也是这样一种形式——当然,这些国家实质都是工人阶级的专政,具有社会主义的历史方向,但形式上也与上述国家一样,其统治阶级虽是实质主人、根本利益得到实际保障,但却没有决策管理权和政治自由权利(群众自我组织的权利以及各类民权)。由此我们称前苏联东欧和毛时代中国为:官僚专权集团统治的工人阶级国家。通俗可称为官僚社会主义。

这样,我们首先辨析了毛左工研含混的说法,把有意无意夹杂混淆的几个问题分开来:“工人可否当家作主”并非我们要反对(而且绝对肯定的);“毛时代是否有实质的主人权利(如就业保障权)”,也非我们要质疑的(如前所述,这也是我们肯定的);真正问题是:毛时代工人是否有决策管理权、财产(生产资料)控制权和产品分配权?

2、从毛左批判一长制看毛时代工厂人事管理

《工》专有一章《厂长负责制为什么不好?》,毛左借部分老工人的口批判厂长负责制,而推崇毛时代“党委负责制”“厂长和党委相互制约”“书记可以起到监督厂长的作用”(八、P40,老工人田、马)。有趣的是,毛左工研还借一些左翼知识分子似是而非的话批判一长制。

例如亲毛派的法国左翼经济学家夏尔·贝特兰,先是引用了恩格斯的一段话:“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末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按他利用自然力的程度使他服从一种真正的专制,而不管社会组织怎样。想消灭大工业中的权威,就等于想消灭工业本身,即想消灭蒸汽纺织机而恢复手纺车。”[3]然后写道:“正如哈里·布雷夫曼所指出的,当恩格斯谈到不受任何社会组织约束的专制主义和以超越历史的方式运用‘权威’这一概念的时候,他自己被论战弄得忘乎所以,于是他忽视了马克上的一切有关论断,即‘工厂专制主义’是由社会决定的。利用恩格斯这段话表明,中国当前正在执行的东西,恰恰就是以那些超越历史的‘规律’为名,强化工厂里的专制主义。”[4]

毛左贝特兰为了否定一长制,却把正确的观点也否定了。但这段话里,恩格斯恰恰正确指出了不管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下,大工业生产都要求生产者服从集中统一的有意识的权威。贝特兰提到,工人阶级的压迫者从恩格斯的话里得到了支持,但这种支持只有在割裂了恩格斯原文的上下文后才能得到。如果贝特兰引述属实,布雷夫曼苛责恩格斯忽视“社会决定论”也是明显昏了头的,因为恩格斯所强调的“真正的专制”正是同一段话里的“大工业的权威”,与“工业本身”不可分割,“工业本身”就是社会决定的,谁也不会认为工业是大自然天然产生的。我们正是要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否定一长制。正如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言人埃内斯特·曼德尔指出的:

“恩格斯在和无政府主义的辩论中认为企业中集权的必要性是适当的,同时明确指出这种权威必须从选出的代表中产生或由全体大会多数人决定。”

“这种制度(引按:指一长制)与马克思主义原则无论如何没有丝毫共同之处。它必然导致经济和政治大权集中到官僚手中,并造成劳动群众逐渐对生产缺乏兴趣的恶果,它使社会主义建设失去强大的动力。

“当然,另一方面个人服从统一的决定也是无可争议的。正如恩格斯所强调的那样,这是技术的发展所造成的必要性。这对大工厂和整体经济来说都是如此,这里除了倒退到个体手工业式的生产或者服从于市场更加异化和盲目的强制要求,此外没有其它出路。尽管个体生产者要服从一个有意识集中的权威,但是,只要集中的权威不再是由上面指派和不可推翻,而是由基层选举并可撤换,这种个体生产者服从于集中的权威的情况并不一定要导致官僚主义、权威主义和专制主义。……任免企业领导(工人委员会的领导)要通过所有企业成员,所有技术和商业干部都应服从这个整体的领导,这就是一个真正的工人自治的核心。”[5]

所以,真正的问题在于厂长对谁负责、工厂管理者与生产者是怎样的关系,让我们从工人民主的立场来考察毛时代工厂管理。且听听工人老师傅的表白:

厂长是谁决定的?对谁负责?河北某鞋厂下岗老工人余师傅:“毛时代的工厂是工业局管理,厂长和书记都是上级任命,他们与工人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六、P34)东北砖厂老工人:“我们砖厂包括厂长在内,有五六个人是脱产的。厂长是上级派的”(九、P47)。某木器厂下岗工人徐师傅:“以前不是厂长说了算,党委书记是一把手,关于机器、厂房等还得上报,只是对办公费用有支配权。”(八、P41。大事还得“上报”,一小撮领导要对“上面”负责)。农机厂刘师傅:“那时候我们厂长、书记都是调配的,我们归农机局管,所以就是农机局调配。”(八、P42)沈阳标准件厂老工人:“标准件厂的厂长是中央派的(一机部直属)。”(五、P31)还有一个例子更夸张,更富有启发性:某制药厂吴师傅谈到为了撤换副厂长,工人集体上访找市长(!!),因为之前去找轻化局都解决不了(!!),毛左工研网欣欣然试图以此证明毛时代工人有权力制约厂长(那位市长顺应民意把副厂长调走了),却无奈我们诚实可敬的老工人直白透露了厂长究竟是谁决定的、对谁负责的谜底。

企业干部怎样提拔的?按周师傅的说法:第一步,“在生产过程中发现苗子”,标准自然是在群众中口碑好,且“工作积极,乐于奉献”,也就是说万一有对管理不满而怠工的“坏工人”是没有资格的;第二步,政审,也就是让干部层做一番政治审查;第三步,“由组织部或是干部处(党政干部由组织部管,技术干部由干部处管)找群众座谈、了解当事人的情况,然后再把意见汇总讨论”,即由干部们来主导“选举”过程,当然,是“三上三下之后决定是否提干”。这样的由干部们提名、由干部们政审、由干部们主导“选举”、群众在一旁表决的“民主”,固然也可以把一些明显不受群众欢迎的候选人赶走(就像周举的那个例子:一女同志因常说脏话而被群众否决),但这充其量只是“消极民主”(不选择谁),还远远不是“积极民主”(选择谁乃至主导选择过程)。然而就是这样也被周认为是“工人是工厂的主人”的体现。在此,了解一下“周师傅”的身份更耐人寻味:“在毛时代是技术人员,曾在市委、电力部门的领导岗位任职,改革后在电力部门某公司当总经理”(六、P32-P33)。

党委监督是法宝?毛左痛骂一长制,却狂捧“党委负责制”,强调党委监督工厂管理。这就给人印象:似乎党委书记和厂长(或工厂管理层)彼此独立,能互相监督。实情如何?让我们聆听工研座上客铁杆毛左贝特兰发言:“(1970年代初)对上海工厂的不完全调查表明,70%的党委委员同时是革委会(引按:文革后的工厂行政管理机构)成员,49%的革委会成员同时是党委委员。在(北京)针织总厂,党委的领导人也是革委会的领导人——革委会的副主任是党委的副主任,而党委书记也是革委会主任。”(《文革》,P19)老工人的话更直白朴实:“当时的书记由市政府派下来的,也有部队转业过来的”(八、P40,马师傅),也就是没有党员群众选举党的干部的份。左手监督右手,真是反修防修法宝吗?我们老工人不转虚文,直截了当摔出话来:“如果党的路线出了问题,党委书记也会变坏,哪能对厂长起到监督作用呢。”这位烟厂老工人师傅又举例说他们厂的厂长、副厂长和党委书记就都沆瀣一气了(八,P41)。

毛时代的“工人监督”为什么老是事后监督?丁师傅:“我给你讲一个厂办的事情。那时候部里派一个农业局长来视察工作,厂办觉得不能叫人家喝白水,就买了两包茶叶一包烟,那时候这花不了几块钱。后来开会一说,职工发现按规章制度里不能报销,这个账一直挂到文化大革命,你看着规章制度严格不严格?你再看看,到现在报销大吃大喝的经费算个啥?”(九、P49,粗体是本文笔者所加,下同),徐师傅:“有人给党委书记送礼了,就可以写大字报监督,……大字报写出来有用,党委会的时候必须交代,……出问题了要开批判大会,检讨。”(八、P42)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总是在搞特殊了、送礼了、出问题了之后,群众才能“有力地监督”?

老工人李师傅说:毛时代工人查账,“运动一年半年来一次”(八、P43)。我们感谢厚道的老工人说了大实话,由此我们更有理由质问那些大言不惭的神话炮制者:为什么这一切,远远不是1917-1920年代俄国工厂委员会的“工人监督”那样,始终保持对全部账目的监督、让工厂管理过程从头到尾置于全厂工人的严密监视下,并且可以随时按民主方式撤换任何管理者?[6]如果说“鞍钢宪法”监督有效,那也无需文革了。

不过,读者你要试图从毛左精心编选的小册子中了解这些问题的清楚的正面回答,那简直比从自来水里淘出金子还难。

3、毛时代工人民主权力(鞍钢宪法)的真相:

生产技改出主意,决策管理一边去

毛左工研证明毛时代“工人民主”时,又是把各种情况扯一堆:例如毛时代工人工资不比干部低或更高,例如干部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例如许多干部都从工农中提拔(“苏修”等官僚化工人国家也是如此),甚至例如干部怎样对工人体贴、关心工人生活(当代许多大型资本主义企业也如此)等等。这些虽值得欢迎,但充其量只能说明毛时代“好官”比现在多一些,并不自动说明工人对生产决策和利益分配是有权力的——就像清官、明君跟工人民主毫无关系一样。限于主题和篇幅,我们在此只紧紧围绕“工人参与管理“来谈(“鞍钢宪法”指“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结合”,即“两参一改三结合”)。

首先,一位普通工人的话值得思考:“那时候很多工人对工厂的管理不感兴趣,只埋头于自己的岗位工作”,但是,“对于生产中的技术问题,大家都能积极参与。”(九、P46)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原因何在?假如说因为对工人集体事务消沉的话,为什么又“都能积极参与”生产中的技术改造?读者且带着这个疑问,来看我们诚实可敬的老工人如何谈论毛时代的工人民主。

毛时代“工人民主”就是给生产任务安排出主意。电缆厂孙师傅:“那时开会主要有几种情况。一是以车间为单位的民主生活会,每个人总结自己的工作情况,安排下周任务,如果有未完成的,其他人帮忙完成,一周开一次。二是以厂为单位的生产调度会,也是每周一次,全厂各车间负责人参加”,厂长也参加。“三是政治学习会,每天都要抽一小时进行政治学习。……开会主要围绕生产,同时提高政治思想。各车间如何相互协作,生产程序上可能出现什么问题,如何完成生产任务,每天生产多少都是会上讨论规划的,都有记录,管理得很有条理。”(九、P48)田师傅:“班组会是很经常的,……大家每天开会都是很主动的,开工前布置一下工作:今天都是啥任务,工作完成的工时是多少。”(九、P48)凌师傅:车间管理会上,工人提意见最多的是如何尽量减少浪费(九、P49)。一位老退休工人:“我们经常开会,通过开会可以了解国家大事,也经常讨论厂里的工作,比如生产中遇到了问题,大家就在一起分析问题的原因……”(九,P50)张师傅的话更直接地说明,毛时代工人的主人地位就体现在工人参与制定生产任务的技术安排上:“当时的工人在生产过程中也处于一个主人翁地位。就拿生产任务的制定来说,……一个生产任务下来了,厂里面下到车间,车间下到班组,班组传达到每个工人。然后让工人讨论,看应该怎样完成这个生产任务,如果觉得这个生产任务规定得不合适,工人就提意见让上面修改生产任务。比如有一次一个生产任务下去了,让一个工人轧了碳素钢马上轧锋钢,工人觉得蔗渣生产任务安排得不合理,于是提出意见,后来就把生产任务修改了。”(二、P8

毛时代“工人民主”就是给技改出主意。范师傅:“当时还提倡让群众提合理化建议。我们厂还专门设立了机械化车间去实施工人提出来的合理化建议。当时工人一共提出了4万多条建议,最后根据这些建议做出了400多项技术革新。”(二、P8)一位老工人:“毛泽东时代普通工人也可以参加技改和管理工作,有专门的实验室供工人从事技改活动,虽然学历低,但在实践中也是能有所创新的。”(二、P11)第九章专谈“鞍钢宪法”的“民主管理”,可是大半篇幅都由老工人来谈工人技术员干部们,如何共同抓技改、促生产,真是谈得不亦乐乎。

毛时代工人能影响生产计划的关键指数吗?我们前文刚引用了张师傅谈论工人给生产任务的技术安排出谋献计的情况,但他还远远没有谈到毛时代的工人是否有权参与修改生产计划的关键指数:如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各主要产品之间的比例、原有部门的改建扩建或设立新部门、旧项目淘汰、积累和消费的比例,乃至国民经济的农轻重比例、经济计划增长率、计划安排就业人数等指数。

“毛时代老厂长卢师傅说:‘那时候我们定计划,都是有讲究的。你站在这里,就够到了,那不行。你要稍微踮起脚,就像这样,’卢师傅说着说着踮起脚,又伸出手往高处够,‘这样的高度,才行。……那时候大家心齐,一般都没问题。”(四、P19)老厂长轻描淡写说这样定计划“一般都没问题”,但问题好像没那么简单。如果说正因为毛时代全国工人都一致支持超高的生产计划指数(也就是说假定毛时代生产计划是真正工人民主决定的),那么贝特兰谈毛时代五年计划制定时的话就让人困惑了:“无论如何,降低产量的决定不能由工厂自身做出。只是在个别情况下,工厂计划才会下调。”(《文革》,P31)事实上,毛时代不仅生产计划的产量指标总是超高的、很难下调的,而且一直维持着高积累、低消费(意味着低工资)的计划比例;老工人们也不否认这一点(《工》三、P16,十、P51)。生产计划的关键指数,或者说整个工农业计划指标,在毛时代都是上级规划,层层分解下来的。现实中在下层只是个执行的灵活性问题。但在工人民主管理之下,整个经济计划也不是在工厂层面制订的,但全体劳动者有权通过自己的“代议制”即各种代议机构(以及各种大会和媒体)来影响之。

另外,即便的确有部分工人自愿甚至乐于这样紧张忙碌(我们并不怀疑革命后不久,翻身工农劳动热情万丈的真实),但也不排除总有另一些工人,且随着经济增长会有越来越多工人,更希望减少工时、追求更好收入。前者工人不应认为后者工人是“被物质刺激迷惑了”或“觉悟不够”,更无权以后者工人的这种“觉悟不够”,漠视和否定他们的正当愿望。正如一位左翼历史学家对毛时代的评论:“积累率,即全国物质生产总量与减少消费转而为发展生产力所投下的资金之比,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23%增加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33%,到1978年高达36.7%。这些政策虽然有助于以异乎寻常的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但是对消费和人民生活水平却不可避免地造成有害的结果。”[7]

缩短工时这一步还涉及劳动者管理国家的可能性:如果工人国家一味树立宣传工人勒紧裤带促生产的风气,不随着经济增长为工人的生活宽松和自由发展创造最起码的实际条件,即让劳动者有更多余暇从事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那么这样的社会经济发展是难以促进工人阶级民主权力的发展的。

另外,从1977-1980年代国家多次上调城镇工人工资,得到全国工人广泛欢迎来看,原来那些希望收入更多生活更好的工人决不在少数。有意思的是,毛左工研小册子《改开年代》谈论到1970年代末改革时,仅羞答答地一笔带过:“老工人……对物质刺激并不支持”(P13)。这样过堂宣判否决,难道真的反映了工人阶级的真实愿望和根本利益的吗?

如果工人连主要产品的产量和积累消费比率都无法影响(更不用说能否决定了),那么,又如何保证对计划经济中的其他众多重要事项有民主权力?如果制定的计划总是超高的、难以下调的,一味让工人处于紧张忙碌的状态,还有人跟着大官们的思路大批“物质刺激”是什么修正主义,劳动者参与企业管理(更别说国家管理了)的主席书面指示又如何能得到实际贯彻?

从一个细节(工人难有择业权)看毛时代工人民主权力。《工》第七章是这本小册子最为尴尬的一章,其主题是讨论毛时代工人有无就业自由(工人的择业权):它先是决绝地否认该问题的存在,但我们看到分明有多位老工人不得不承认工人的确难调动工作,或工厂单位掌控工人择业权的情况(见老工人王师傅、凌师傅、陈师傅的发言,七、P36P37),甚至老工人们干脆为工人难有择业权或单位垄断工人择业权辩护(见老工人赵师傅、杨师傅、丁师傅的发言,七、P36-P38)。老工人林师傅以当年管过人事的资历,给我们讲了个足令当代人瞠目结舌的故事:毛时代一个女技术员为了与身处异地的爱人一起生活,竟劳驾了所在工厂的组织部门、党委、所在城市的市委组织部门,乃至两座城市的市政府,“一两个月就能解决”,林师傅轻松地说道,“调动是很方便的。”更让人无语的是老工人丁师傅的话:“有这样的情况(引按:指夫妻两地分居),但尽量照顾,实在调不了的(!),有探亲假,除去路上的时间保证够18天(!)。”一年365天只有18天能夫妻相会,真可谓大工业时代的牛郎织女。

更耐人寻味的是,老工人丁师傅接着说:“如果是厂里特别需要的人,这个问题解决得要快一些。”——工人阶级应有的一种很普通的正当权利,在一个自诩工人当家作主、还“大民主”的国家,却变成了少数“特需者”的奢侈特权。

我们说关于就业自由的这一章是《工》最尴尬部分,因为它的回答自相矛盾。我们无从知道毛左工研是否加工过老工人的话,但至少可确认工研第N次用了一种陷阱式问法:混淆夹杂不同问题。在这里,“毛时代工人是否有择业自由权”的问题,与“农民今天有了进城务工自由”的客观事实,与脑残右派关于“国企破产,工人才得自由”的蠢话,这三种意思被工研煞费苦心地混搅在一起。结果,毛左们满意地看到了老工人听众对他们表演的轰动反应:“这个问题刚提出来,工人们一下子就炸锅了,大家愤慨地说:咋不自由?!我们根本不接受!国家分配,咋不自由?这就是对你们的灌输、说我们过去啥都不好!”(七、P36)这样我们也可理解为什么老工人解释毛时代工人择业权时,一再自卫性地抨击今日资本剥削自由,还夹杂不清地为就业保障权辩护。可是,资本家的剥削自由与工人的择业自由实在是两码事,否定前者,未必就要否定后者;工人的择业自由与工人的就业保障权也并不必然冲突,国家保障工人的饭碗,不等于可以剥夺工人选择岗位的权利。早在20多年前,中国的革马派就写过针对中国用工制度的专论,既旗帜鲜明地有力抨击资本剥削自由,又为工人择业权(就业自由)做了清晰的辩护,批判官僚社会主义下工人人身依附于单位的变种“奴隶制”[8]。毛左工研网避开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严肃批判,却选择用脑残右派的低级蠢话来煽动老工人怒气,这固然有利于缓解他们自己的尴尬,但这无益于这个关系工人阶级切身利益(也是权力或权利)的问题之解决。

从另一个细节(工人无权带薪开会)看毛时代工人民主权力。电缆厂孙师傅:“开会都在业余时间,不耽误生产。”(九、P48)话说得很艺术:的确不耽误生产,但却耽误了工人完成超高生产指标之外本已有限的休息时间。无怪乎“有时工人也烦,下班就要开会”(朱师傅语,九、P49),但工人有什么办法呢?按工研推崇的老工人孙礼静的原话:开职工大会,是“毛泽东给我们的权利”,既然是主席恩赐的,能推辞吗?敢推辞吗?无独有偶,孙礼静也说过去开会时“很多工人”消极对待开会。这难道真是孙礼静几十年后沉痛检讨的当年觉悟不够吗?早在一年前,工研网刚出版孙礼静关于护厂斗争的书时,我们就评论道:

“在官僚社会主义社会,工人阶级难以得到官方法律规定的那些权利所带来的实际好处。何以见得?工人孙礼静诚实地说不仅他自己,而且‘很多工人觉得那(即职工大会)是耽误了自己的工时’。孙礼静没有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不仅仅是自己而且“很多工人”都有这种想法。从工人的话中,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工人行使民主权利却是不带薪的,是要耽误工时的。不带薪开会分明是把职代会变为大而无当的摆设。当然带薪只是贯彻落实好的政策框架的必要条件之一,如要职代会运作得好,应有更多其它实际操作配套;然而连开工人大会带薪这一点都做不到,又怎可设想工人民主权利是贯彻落实了的呢?中国的工人如此之多,他们并不傻,总有人会想到,应该让工人带薪开会才有条件把会开好,不过谁提出,恐怕都要被当局打成‘经济主义妖风’。反之,如果工人真正能够具体地行使民主权利,工人们又怎么会‘都不愿意参加职工大会,都是能推就推,能拖就拖,不召开大会反到觉得还轻松了’呢?职工大会和工会在工人民主的意义可谓形同虚设”。[9]

现在我们再来回头看前面提到的那位毛时代普通工人,再来想想他说的很多人不关心决策管理、倒积极关心技改,这原因何在?在通过众多老工人的发言(还得感谢工研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学习机会),了解到上述实情后,我们是否也可以做出这样的推论:正因为在毛泽东时代,工人长期以来无法影响企业乃至国家的决策管理,也就使参政议政的信心和热情消退隐藏了起来,并且在官方舆论和干部们的自觉推动下,工人的积极性转移到了为抓技改、促生产出主意上。

4、毛时代的“民主”是否包含真正的群众自我组织

《工》里多次提到职工大会(名义上职代会对其负责)以及工会,多次说到它们的最大权力就是使厂长不能任意开除工人,即所有工人国家都普遍具有的权力。但仅凭这一点,仍远远不足以说明职工大会和工会是真正的群众自我组织。单单从前文来看,厂长和企业干部都由头头脑脑们主导产生,就说明职工大会和工会等所谓工人组织毫无主导权。

有意思的是,据老工人们的反映:毛时代工人有意见就写大字报,或者实在不行就上访(八、P43,参见吴师傅发言),也就是说,毛时代工人维护自己权益要么诉诸个体表达方式(大字报),要么三五成群求助政府(上访),似乎没有过首先依靠“工人自己的群众组织”——职工大会或工会。毛左常常把75年宪法纸面规定的“罢工自由”当作毛时代工人民主的光辉例证,但在现实中,几十年的毛时代里(文革那两年除外),鲜见罢工的正面例子,倒是文革中的许多工人要求提高工资的正当斗争,被中共高层的革命毛左派们指控为经济主义。在毛时代,群众自我组织(比如工会)下的罢工斗争,比用大炮把美国间谍飞机打下来的消息还稀罕;即使有的话,如有不被扣以经济主义罪名的,那就更加闻所未闻了(又或者只是我们太孤陋寡闻,我们极其郑重地希望:毛左同志们举实际事例,说明毛时代工人罢工权得到积极实现过,特别是文革短暂两年之外的漫长时期里)。标准件老工人干脆就告诉我们说:“过去工会就是搞福利的”(九、P48)。山东某机床厂张师傅则说:“当时工会是在党的领导下,但可独立行使权利”,是什么权利呢?他接着说:“工会主要是关心工人的生活,……工会主要的部门有职工福利、计划生育、纠纷调解、后勤和宣传等等。周末或夜里组织青年工人开展活动,不占用工作时间。”(五、P23)可是,工会对工人民主权利的表现跑到哪去了?毛时代的工会就是这样,我们不难设想与工会排列在一起的共青团、妇联等“法定的群众组织”又怎样了。

在工人阶级国家,除了应该有阶级专政机构和生产民主管理组织(政府)与工人政党组织以外,群众还应该有维护日常权益,或具有民主自治功能的各种群众自我组织;当然,工人政党组织也应该是一种政治性的群众自我组织,并且很需要最广泛的结社自由(从一般的结社到政治性的结社自由),需要不同的声音,来表达和维护工人阶级各个部分不同的利益,从而达到劳动者群众最大的民主,尽可能体现全体劳动者的利益。毛时代(1949-76)的27年间仅有两年(1966-68)出现过群众自我组织遍地开花的盛况,但这种局面很有限:因为它们表面上都极力拥毛和宣称革命,借以保护它们实则不同的各种倾向;但实质上真正有政治独立性的群众自我组织非常罕见,而且同样被迫以极力拥毛的色彩自我保护起来。一旦这些稍有独立性和某种异端倾向的群众自我组织有所冒头,就会被包括毛在内的官僚集团坚决彻底狠狠粉碎掉,例如湖南的省无联和予红的广州马列小组(后者已具有明显的政治独立倾向,但被发现后全体成员就立即遭到毛党官僚集团的最残酷迫害[10])。1968年春夏,正是毛点头默认下,官僚集团军队铁蹄无情踏平了文革中产生的众多群众组织。在文革群众运动1969年正式落幕后,毛时代的民主框架里还存在真正的群众自我组织吗?

夏尔·贝特兰特别列举了1971年中国的三种所谓生产单位的群众组织:“工人管理小组”、红卫兵、革委会。但我们可首先排除革委会,因为它实际上就是工厂行政机关,我们前文已讲了革委会与党委会的密切重叠、工厂干部均不由群众决定的情况。(据贝特兰透露:红色首都一个女工占60%的纺织大厂,21人的革委会仅2名女性,这非常刺眼地再次提示读者:革委会这个“群众组织”是由谁决定的。《文革》P17。)再说“工人管理小组”,它的确是工人组成的,但问题在于这个组织的工作“集中在确定方向、检查工作、实地调查、思想组织工作、以及正确的工作作风,而不是管理本身,后者是革委会的职责”(P10,《文革》)。其实,连所谓“确定方向、思想政治工作、正确作风”云云,也不过是附属性的,因为正如贝特兰所说,“工人管理小组”扮演着党员和行政部门的助手角色,遵从党委的思想政治领导(出处同上)。这样的“工人管理小组”与“群众自我组织”实在不是一回事。那么“红卫兵”呢?(1968-69年红卫兵陆续被解散,这些曾经点燃大规模群众运动的热血青年们,以响应主席上山下乡的名义被疏导到农村去了。贝特兰讲到的1970年代初“红卫兵”已远远不是当年多少有一点儿独立性的那些红卫兵了。)贝特兰干脆说:“准确的说,红卫兵不是群众组织”(P15,《文革》),而是许多零散的个人。而且他们的主要工作只是“推进思想革命化”,从例举来看,也就是对工厂同事的个人修养、作风、态度问题的监督批判,而跟群众自我组织、参与管理、决策监督、维护权益、参政议政等广泛丰富的工人阶级民主内涵统统没有一丝一毫关系了。

5、毛时代“阶级觉悟”方面留给工人阶级的精神遗产

顺着我们上述对毛时代工人民主、群众自我组织状况的了解,我们今天必须正视:毛时代在工人的“阶级觉悟”方面,不仅很少有正面教益(其实有的精神教益遗产,多是官僚社会主义建立以前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而且还留下了一系列有毒害的精神遗产,导致了一些消极后果。这些不利特点,常常互为补充、相对立而存在。概括地说,这些不利特点至少首先包括:阶级自我意识的长期缺失,以及填补这种缺失的对“伟大独裁者”的盼望和政治依附心理;经历被愚弄之后的不信任一切政治斗争的普遍情绪,以及一部分工人迷信权谋手段和倾向无原则实用主义(这些正是毛党极为推崇的“革命传统”)。

正如工研网自己所说:“1995年公布和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全面推行了合同制,国有单位的劳动合同制职工由1992年的2059万人猛增到1996年的5549万人。在签合同的过程中,一开始领导告诉工人这不过是‘走过场’,签个字就行了;到了90年代末,签了字的合同就开始起作用,领导们宣布‘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合同制的职工这时就傻眼了。”(《改开年代》P13)这些被领导们的言语愚弄了的傻眼的工人,正是被今天同一本书的作者吹捧为“受过毛主席反修防修斗争教育的”、“对文革和对文革理论的伟大意义”最为认可的、最革命的老工人们特别是下岗工人们。

对于1990年代复辟初期中国工人阶级毫无自主防卫的悲惨状况,工研主编也不得不被迫承认:“整体来看,在90年代,就是资本进攻和工人防守的过程。工人们虽掀起了护厂运动,但队伍换撒,散兵游勇,没有形成有效的抵抗。”[11]

但值得注意的是,工研网对此做了一系列辩解,并且把“前后三十年正反对比的教育”作为“老工人最革命”的论据,而不单强调毛时代和文革的“政治教育”。例如:“传统工人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培养起来的,缺乏同资产阶级斗争的经验。……传统工人习惯于听党的话、跟党走,对党的变质、对资本主义复辟缺乏具体和深刻的认识,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恢复和发展,传统工人受到现实的教育,才逐渐地认清当年不能深刻理解的党内走资派问题。”(《改开年代》P17)又例如:“中国工人阶级由自在阶级到自为阶级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并不是刚建国就成为了自为阶级,不是一开始就有完整阶级意识的,是在生产实践的不断发展中逐渐成熟的。……改革开放初期,…资本被人描述为一种美好生活,没有引起人们的害怕和反对,不论干部、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张老师认为,这是因为人们对资本还没有深刻的认识。当在后三十年,随着资本逐渐露出自己的本来面目后,中国工人阶级才意识到是被资本‘温水煮青蛙’了,地位被迫下降了。……这是资本发展的代价,工人阶级队伍也是与资本的对立斗争过程中成长起来的。温室成长不起来强大的工人阶级,工人阶级可以在恶劣的条件下成长起来。”[12]

怎么看待毛左上述辩解?

第一,应该承认:经过1980年代后期以来资本复辟的近二十年来沉重抽打,直到21世纪初中国传统工人群体才开始出现了较强的阶级意识和自我组织性,并形成了一批有一定抗争经验和初步觉悟的工人斗争骨干分子。

 

但是同时,不容忽视的是,恰恰是他们中最具政治性的人群,仍然有着冀望某个“英明党中央”的强烈依附意识(从2004年被捕关进统治者牢里依然不忘敬拜中央(!!)的郑州崇毛老工人[13],到2007年对党中央声声呼唤的毛左老工人孙礼静[14]),这些意识至今仍在极大阻碍中国工人阶级(包括他们自己)的阶级自我意识,也相当程度地妨碍着独立自主的阶级斗争的进一步前进。

第二,毛左派工研网把改开初期工人们的毫无防备,归结于对资本缺乏深刻认识,以及前三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缺乏同资产阶级斗争的经验”。这种回答转移了问题的实质,并且夹杂有不符合事实的论点。

首先,官僚阶层虽然性质不同于复辟产生的资产阶级,但是同样存在着经济上的控制和压榨,而工人在两种制度(官僚社会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下同样地缺乏反压榨的手段(例如罢工权)和阶级自我组织,这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其次,说工人开始时对资本缺乏深刻认识而导致抱有幻想,这里包含一个有意的混淆:把改开初期的一般商品经济,与80年代中后期以后“劳动力商品化”(资本化性质)的经济混为一谈。前者商品经济并不具有剥削性,后者,资本(劳动力商品化)才具有剥削性。工人对改开初期商品经济抱着欢迎态度,反映的恰恰是落后地区工人国家的正确发展倾向:应该在主要产业国有化的同时,在城市消费品生产与农村中适量发展商品经济,繁荣城乡工农生活,而不是到处一刀切实行官僚社会主义的伪极左公有化[15]。再则,简单地把工人说成是对资本缺乏深刻认识,给人一种印象:好像首先是工人缺乏某种科学认识,才不懂得反抗剥削它的那种力量。但劳资对立情况下的工人(可以说任何国家的工人),从来都没有仅因认识的缺乏或偏差,而没有不满和反抗的心理,工人从来都具有反剥削的朴素直觉心理(虽然不一定总是表现为行动,更不会直接表现为理论化的认识)。即使在官僚社会主义的极权之下,工人也没有泯灭这种反剥削的直觉,并且会通过大量的消极怠工表现出来(这甚至是导致众多官僚社会主义国家普遍生产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三,所谓“前后三十年正反经验教育了中国工人”,其实是毛左一厢情愿的简单化认识。的确,前三十年一定程度的有保障生活(铁饭碗),是后三十年工人所怀念向往的。但今天的工人——不止是“被主流舆论错误宣传迷惑了”的年轻工人,如果正视现实(如果不戴有色眼镜精心筛选)的话,还包括众多经历过那个时代的老工人——不愿回到劳动者缺乏自由的官僚社会主义时代。可是,许多毛左们沾沾自喜谈论“前后三十年正反经验教育了工人”时,已经达到了完全不自知的程度,正如一位同志所说,这些毛左“不是自己去了解、回应工农的要求,却要求工农来迁就自己”。

二、也谈新工人和老工人——中国工人阶级的辩证发展

在充分理解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及遗留产物(传统工人及其精神方面的遗产)之后,我们再回过头,结合毛左工研小册子《改开年代》,围绕新工人和老工人,展开谈中国工人阶级的现状与未来。

结合工人阶级发展的一般历史规律和特点,对现状和未来加以分析,我们能够发现毛左关于中国工人阶级的一系列理论和政治分析的荒谬。在本节以后进一步的分析中,我们将以此为基础,揭示这些毛左理论不仅仅是“不科学”那么简单,而是具有确定危害性的政治机会主义。

1、资本“日常”压榨状态下的工人阶级一般特点

毛左的所谓新工人,正是资本主义状态下产生的经典的工人阶级,所以毛左如何看待新工人,能够看出他们对工人阶级的一般认识:

“新工人,他们的要求是提高工资、改善工作待遇和工作条件,属于工联主义范围。……政府不怎么害怕东南沿海私营企业的罢工,多数都是工联主义的斗争,而且甚至还会看到媒体上报道这类斗争,因为他们不过还处于欧洲百年前的自发状态而已。”(P97)另一处写道:“从行为组织上看,自发性是农民工的重要特点。深圳某台湾鞋业有限公司的管理和保安人员经常体罚工人并克扣工资,结果引发了3000多名工人参与的大罢工,工人在厂内砸玻璃、烧垃圾、呐喊示威,以示抗议。大连某日本独资企业,由于工人工资水平过低,工人多次反映而资方不予理睬,于是,爆发了有6000多人参加的罢工,在坚持了两天半后,日本总部急令答应工人的要求,但大连市政府出面干预压制工人的要求。”(P25

这些对新工人的判断的核心,指向“工联主义”这一类政治结论。如果联系毛左工研“老工人最革命”的核心理论,就首先能在理论上发现一大堆问题。第一个大问题是:把工人阶级的日常状态与工人阶级的确定政治思路混为一谈。

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很早以前就指出:资本“日常”压榨状态下,绝大多数工人进行抗争时只限于经济斗争,这不是因为工人天生觉悟低下或受到主流文化“蛊惑欺骗”,而是因为他们既无时间精力,提高自身的科学认识水平,也无兴趣关注更高水平的斗争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而阶级先锋队的建立正是为了保证在较长时期的资本“日常”压榨状态下,在无产阶级的少数有组织部分里(而且必然只是阶级的少数部分),维持无产阶级的独立阶级意识和独立的阶级政治路线。这种阶级先锋意识并非是什么“精英主义”,而是基于对资本“日常”状态下工人普遍情况的现实主义的认识。只有当群众运动经过一般罢工、总罢工和城市巷战等飞跃、间或局部倒退以及突变之后,也就是经历了一个在矛盾中曲折向前的辩证过程之后,因为有产阶级的统治危机和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就可能发生群众运动迅速激进化,以至进入一种“准革命状态”,其表现是劳动群众开始普遍干涉生产乃至社会生活领域、广大平时非政治化的群众开始把政治当作自己的事情密切关注。直到那种状态时,工人的政治意识才一跃而起,并且使革命社会主义的斗争思路有广大呼应的可能性。

在这种时间短暂、但是觉悟迅速飞跃的“准革命状态”之前和之后的较长时期里,广大无产者是处于非政治化的状态,也就谈不上任何意义的“主义”。工运意义上的“主义”,都是结合了一定抗争实践和与之有机联系的政治化人群,由后者归纳化出的确定的某种政治思路。把新工人的目前日常状态,归结为一种落后的政治思路——工联主义,多少反映了部分左派习惯从自身意识形态的思维方式,去看待无产阶级,导致了一种表面上的“不严肃”和“无知”。然而,这当然不首先是思维方式的问题,而是政治思路导致——到底是为了突出“老工人的政治意识最高”。可是,老工人在现实斗争中难道不也普遍是经济斗争吗?我们让毛左工研自己来告诉我们:

“根据2004年厦门市的调查,下岗职工中48.4%参加集体行动,主要采取经济目标的形式,其中46.7%要求工作,43.3%要求收入补助,8.3%要求惩治腐败问题”(P21)。

工研也提到有的“小资左派”“看国企工人,只是‘恨铁不成钢’,指责工人‘怎么不革命,一天到晚都只搞经济斗争’等”,但也没敢否认“一天到晚只搞经济斗争”,恰恰是国企工人抗争的普遍现实。更有意思的是,工研貌似老道地指责“小资左派”埋怨老工人只搞经济斗争,而工研自己呢,也默默地把新工人只搞经济斗争,视为“工联主义”——这不也在说明工人的“落后性”吗?

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认为,无论国企工人争取社保的经济斗争,还是新工人争取提高待遇的经济斗争,都无可厚非,都不是“工人落后性”的证明,更不表明工人受到了某种确定的政治思路(例如工联主义)的局限。因此,姑且不谈老工人“政治意识”究竟如何,只说毛左把老工人的“政治意识高”与新工人的“工联主义”相提并论,这是错误的。因为后者以及前者的大多数,还是非政治化的暂时停留于经济斗争水平的工人阶级群体。(即使已存在有组织工运的地区,例如当今的欧美,在日常状态下的主要目标仍是经济诉求,并且更广大的阶级人群并不属于工会会员,他们基本也处于某种自发斗争状态。)更不能简单地从意识形态的“左派本位”角度,去看待现实的非政治化的无产阶级抗争,从这个错误的角度去看待,只会勾画出一幅工人觉悟低下的歪曲图景,歪曲革命青年的真正应该关注的领域。

2、工人自发斗争的激进化,及其与工人革命的辩证联系

我们上面说过,群众运动从“日常”状态转入“准革命状态”,是有其自身的动力,是可能通过飞跃或局部倒退、突变而发生的。但这不等于说两种状态之间毫无联系、纯属偶然,其间的一个联系就是:“日常”状态中形成的某种程度的阶级意识、自我组织性与经验积累及其体现者,会在突变的“准革命状态”中起到具有某种决定性的重要作用。因此,这些阶级意识、自我组织性与经验积累及其体现者的水平的高低,对于革命自发地起来之后,是否具有更强的动力——乃至推动建立工人政权,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这样一个过程,主要地,首先是无产阶级在自发斗争中表现出来的。随着产业的大规模发展和集中化,以及阶级矛盾的纵深发展,随着劳资斗争达到一定频率和规模,而在阶级的集体记忆——很多时候是靠许多个人的本能的无意识的内心累积、示范效仿和互相学习——潜移默化地形成了一定的阶级意识、自我组织性和抗争经验。

今日毛左(不论工研还是它所抨击的“小资左派”)却用一种简单化的思维来看待工人阶级的自发斗争,仅仅把这些自发斗争看做是十九世纪英国的工联主义。他们不了解:历史还并没有对中国工人斗争下政治判决。当代的中国工人自发斗争中,正蕴涵着比他们父辈一代(传统工人)更强的独立阶级意识和反抗权威的萌芽,也蕴涵着自我组织性的萌芽。就拿毛左提到的(2005年)大连某日资6000职工的罢工(见本节第一小节开头的引文)来说,就曾有学者调查指出,其中有某种临时的组织性,而且这场罢工实际上后来波及了十几家企业、涉及几万工人,具有了同盟罢工的性质,这样大的规模和强度,表明中国工人斗争达到了一定高度的觉悟水平。且不说这些观察判断是否真实准确,就看毛左工研对待这些斗争的态度:不是去关注新工人的觉悟和内在组织性的发展水平,而是死死盯住所谓“自发性”——这却不是当代中国新工人独有的特性,而是一切工人运动在大多数时期里的一般特点。

3、揭开老工人“高度政治意识”真面目:
正视阶级现实是走向阶级解放第一步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指出自发斗争蕴涵着向革命发展的辩证联系,强调不能简单化看待工人的自发斗争,并不等于迷恋崇拜工人自发斗争,以目前斗争水平来自我限制。强调着眼于群众大规模起来的革命前景,来进行各种准备,但这并不等于说,在当下放弃启发工人阶级意识、尽力发展工人阶级力量的努力。恰恰由于多数工人大众日常无暇顾及更进一步的政治斗争,才需要先锋队伍的努力。

除开对自发斗争的简单化偏颇认识不说,工研大概基本上不会否认这些任务,至少字面上不会有大的反对吧,但是他们声称目前中国已形成了一个政治意识很高的老工人群体:“中国工人阶级具有完整的世界一流的阶级意识,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革命阶级”。

我们前面一大章说过,毛时代留给了今天中国工人阶级怎样的“精神遗产”,也说过一些今日中国老工人斗争者的斗争水平仍很局限。现在我们来专门考察一下,毛左所吹捧老工人群体的“政治意识很高”究竟如何呢?让我们结合着工研小册子及张耀祖先生的有关言论做一番分析。

综合分析来看,工研的思路主要有这么几点:

其一,“老工人只要有斗争,表面上争取经济利益,实质是政治化的,因为单纯的经济要求解决不了问题,只有上升为政治才能解决。今天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传统工人与资产阶级之间不是单纯的劳资矛盾,老工人受到的是整个国家机器的压力,不是简单的与资本家冲突,更不是简单与警察冲突,而是与政权直接冲突。这种斗争是全国性的。”(P97

这种思路混淆了工人斗争的客观实质与主观方面。客观上,当代阶级矛盾激烈地区的一切较大规模斗争(不管老工人还是新工人斗争),都具有政权力量介入的特点,乃至发生工人与政权力量的直接冲突。但这不等于说这些斗争的主观方面已经政治化了,已经提出了某种政治性质的诉求。而且事实上,也的确多次出现过新工人的大规模斗争引起劳动局、警察、当地政府关注的事例,那么能否说这些工人已经开始自觉地与资产阶级政府对抗了呢?如果回答是否定的,那么又何以说唯有老工人与当局冲突了,才算有政治斗争性质?

其实,经过长达二十年的复辟斗争,才有少许地方的老工人(往往是企业都已经私有化了、破产了)开始“反私有化”“反复辟”斗争,才出现了尴尬地捍卫(已经不存在了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准确说是捍卫曾经社会主义的影子)。这种捍卫历史上的社会主义影子的斗争,很难说是现实的政治斗争,这其实已是一种非常被动的自卫防守战。就连工研自己也都默认了:在企业已经破产情况下,工人呼喊的“保护国有资产”也只是就事论事的具体斗争口号,而谈不上政治诉求[16]

其二,“老工人明白邓时代、毛时代的区别,能分清社会主义和修正主义,他们的意识普遍达到了这个程度,以老工人的这种政治意识,自《共产党宣言》以来欧洲工人经历100多年的斗争,整体上仍达不到这个水平。”(P97

这段话的思路是把抽象模糊的某种概念认识,当作了阶级意识,而抽去了“阶级意识”所反映的实际内涵。阶级意识只有在社会活动中,首先是围绕着集体行动才能反映出来。通常意义的任何一个工人(或者说任何一个普通的被压迫者,其实都一样),他纵然可以通过大量的读书了解到很多社会政治知识,从观念上去“明白邓时代、毛时代的区别,能分清社会主义和修正主义”,但这不代表他在遇到侵害时,会采取更进步的斗争方式,更不代表他有更高的斗争觉悟。完全有可能一个工人(或任何一个普通的被压迫者)在观念中真诚理解社会主义的概念,而实践中他也有可能认为穿着红马甲的现行政权,仍然是朝向社会主义的,只是被坏人们暂时把持住了。那么从诚实的角度说,这个工人固然可以被认为很了解社会主义的某些概念,却在实质上不仅不能说是有很高阶级意识的,还应该说这样的对阶级斗争的理解是很低的。

其三,工研竟然干脆把老工人对中央抱有的政治幻想,当作了一种证明其斗争具有先进性——具有政治斗争性质的表现:

“跟英国工联主义运动不同,下岗和退休工人不是跟厂长斗,而是在跟厂长背后的国家机器斗,是采用以中央压地方的策略来斗。”(P97)“老工人几十年的斗争,教育也锻炼了他们自己,也阻止了资产阶级的进程,在一定程度上延迟私有化进程。今天共产党不脱红马甲与工人的斗争有关系,‘中央是好的’其实也是工人自己斗争结果。”(P98

诚实地说,这段引文中说老工人的斗争一定程度延迟了私有化、使今天共产党不脱红马甲,这有一定道理,但是如果认为老工人“以中央压地方”的“策略”是具有更先进的政治斗争性质的表现,如果以工人对中央政府的幻想当作“工人自己斗争的结果”,那就是颠倒是非的一派胡言。

“以中央压地方”不只是策略,也实实在在地维护和宣扬了十足的政治幻想:以为对资产阶级政权的政治依附性,能够“策略地”增进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策略地”推动“工人自己的斗争”。把损害独立阶级意识的机会主义立场当作“策略”,这正正再次坐实了我们上篇批判学习工研的文章中,对工研网在对待阶级独立立场上的实用主义判断[17]

经过这番审视,我们肯正视事实的话,应当承认实际上老工人远未具有“很高的政治意识”,很多毛左推崇的老工人不仅不具有,而且抱着对中央政府、对伟大独裁者的幻想。揭穿这一点,对一些轻信了毛左“老工人最革命”神话的左青和工人来说,可能暂时是一种痛苦。但是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指出这一点,决不是为了“抛弃老工人”或在老工人身上使劲踩几脚——决不是这样,我们是要打破神话,打破幻想,是为了不要让自认共产主义者的青年和工人们依靠自欺欺人的谎言度日。这也是使老工人正视自身:不要被任何吹捧他们的言论冲昏头脑。正视阶级的现实,恰恰是走向阶级解放的第一步。

4、文革的进步与今日毛左的倒退:希望在中国工人阶级的青年一代

很有意思的是:与推崇文革经验、并且指望老工人的今日毛左不同,1966-68年文革首先冲锋陷阵的是广大青少年:底层出身的青少年学生以及青年工人——临时工和学徒工,他们是造反派的主要群众基础,正是他们首先直击官僚社会主义下的各种特权与不平等问题,并且使这场自上而下的官僚自我改良运动,带上了工人政治革命的伟大性质。而当时保守派的群众基础,是高干子弟,以及体制内熟练工人和技术工人,也包括当时的许多老工人。

无独有偶,伟大的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托洛茨基早在1936年就指出过:

“每个革命政党都是从新兴阶级的年青一代中寻求主要的支持。政治上的腐朽表明自己已经没有能力把青年吸引到自己的旗帜下来。一个接一个退出舞台的资产阶级民主政党,被迫把青年交给革命或者交给法西斯主义。布尔什维主义处于地下状态的时候,一直是一个年青工人的政党。孟什维克所依靠的是更加值得尊敬的工人阶级上层熟练工人,他们总是为此自豪,而看不起布尔什维克。后来的事态发展严酷地向他们说明了他们的错误。在决定性的时刻,青年带领了更加成熟的阶层,甚至还有老年人。[18](着重标记系笔者所加)

今天中国无产阶级,正处于一个空前的历史时刻:大量80后、90后年轻人充斥着阶级大军,这些很显然地更具有自由不羁精神和叛逆意识的年轻工人,使今日无产阶级充满了空前的活力。只要不是太迟钝麻木,都不难发现:中国工人阶级越来越高的斗争频率、斗争水平及觉悟进展,与其年轻特性,明显地有着很大关系,今天为全世界所瞩目的中国工人阶级的频繁罢工,绝大部分来自年轻工人的抗争(老工人也有不少斗争,但长期以来争取社保斗争远多过上班工人的在岗罢工)。中国工人阶级的另一辩证特点,恰好很可能体现为:青年一代工人斗争带动老一代工人斗争,推动后者阶级意识的进一步跨越,实现充满时代活力的新老工人团结。在这种历史时刻,部分中国左派认识不到工人阶级青年一代斗争的决定性作用,反而“依靠更加值得尊敬的老工人”,他们“总是为此自豪”,迷恋那些头顶主席巨像、怀念伟大独裁者、声声呼唤英明党中央的老工人,还虚构出老工人“高度政治意识”,试图牵引新工人的斗争——结果只能是牵制新工人的斗争。这是不折不扣地倒行逆施。更让人惊讶的是,一些自己就是80后、90后的左倾者,也跟在这些神化老工人的毛修老左后面亦步亦趋,自我磨钝独立批判的朝气,——本质上,这些左青尽管有所实践(工人调查或进厂上班),仍是隔膜于中国工人阶级的集体心理与现实斗争;虽然顾忌于工研“不要灌输老工人”的政治指示,但实质上仍然没能跳出斯毛修正主义的包办替代思路(即所谓“老工人”也不过是毛修灌输工人阶级的盗用之名)。

正如我们所说,工人阶级在一般日常被压榨状态下,其绝大多数只能局限于经济斗争及其相应的意识;但即使如此,这些表面上较低水平的斗争,也包含着不同程度的阶级意识、自我组织性与经验积累水平的进展,这些特点使表面上较低水平的日常工人斗争与“准革命状态”下的激进化群众运动有着辩证的联系。依此来看,今天年轻的中国无产阶级越发频繁的斗争中,蕴藏着巨大的革命希望。

三、毛左神话对今日中国阶级斗争的影响

上文中我们说明了毛左关于老工人的整个“理论”的荒谬性,但正如前面就提到过,这决不是他们的“理论缺陷”或“不科学”所致,而是有自己的一套特定的政治逻辑和本位政治利益。本文决不只满足于理论上“打倒”毛左神话,更不会批驳完事,正视现实的话,还应该指出客观存在、而且必然继续存在的这种思路对中国阶级斗争会发生什么样的影响。

要了解这种影响,还得结合工研的言论文字(包括密切联系我们上篇所指出的,工研在历史反思中暴露的政治痼疾[19]),抓住关键要点进行分析。

1.    毛左工研表面上反对“灌输论”,实际上它是牢牢坚持着自己一套不折不扣的毛左神话灌输,同时又借着“反对灌输”来抵制其他的阶级斗争思路。

工研这样写道:“有一些青年,他们也看到了老工人的重要性,因此提出要向老工人‘灌输马克思主义’。……现在情况不同,不要简单提‘向工人灌输马列主义’。主要是中国历史的特殊性,老工人经历过社会主义教育和文革的训练,又经历这几十年复辟的教育,从《安源实录》的访谈中就可以看出不少工人觉悟很高。”(P100

这里且不论工研把“灌输论”栽到列宁头上的错误(本文未引用,即省略号部分),且不论工研理论上并不彻底地反对灌输论(这也不是偶然的),如果单看工研反对灌输论在今日中国的运用——抽象出来看,是正确的。但是恰恰不能这么看,工研在表达反对灌输论的同时,强调了另一种“灌输”:由他们很大程度上虚构的“老工人的高度觉悟”,灌输整个工人运动。如果说,“老工人的高度觉悟”很大程度上不存在的话(少部分老工人通过反复辟斗争形成了一定阶级觉悟,但毛左却极力维护其阶级独立觉悟进一步发展的阻碍因素),其现实政治实质究竟指向什么呢?它其实是毛左传统的左右摇摆的劳资阶级中间商手法:既鼓舞工农斗争,又把斗争局限在维护“红马甲”的资产阶级“党中央”框架里;既发动群众,又限制群众。排除对毛左政治派别的各种个人动机的揣测,这样一种劳资阶级中间商不外乎两种可能:要么伺机壮大、待价而沽,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卖身给资产阶级当权派,使工农充当统治者的炮灰,要么在全国或局部地区再造毛式官僚社会主义政权(可能有所改良,以使中间商们的特权统治位子坐得更稳),从而有力地窒息更广大无产阶级的自我解放斗争。

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毛左对老工人的神化和吹捧,可以说是在利用老工人而不是当真把老工人作为依靠对象。并且,也通过利用老工人,来给进步青年洗脑灌输,进而对工人运动实行不折不扣的灌输论。

2.    表面上毛左甚至容忍对革命阶段论的批判,实质上它们依然轻蔑于“不可调和的独立阶级立场”,维护和美化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政治依附意识,抹杀无产阶级的独立阶级意识。这为更高明的阶段论——先要“批判地利用”某种资产阶级主导的“革命局势”,再行社会主义革命——做了政治铺垫。

我们注意到近几年来,有的毛左不仅公开宣称毛修的“新民主主义”和“农村包围城市”至少在今日中国都已不适用,今日中国要走的是社会主义十月革命的道路,而且甚至开始模仿“托派腔调”批判起了革命阶段论:

“改良派的基本认识是:中国是依附性资本主义,主要矛盾表现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同广大人民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是人民的一部分。社会主义革命不能毕其功于一役,经济上需经一个混合经济的阶段,发展一段国家资本主义;政治上须经一个民主革命的阶段,主张建立无产阶级和所谓进步资产阶级联合执政的多党民主政治体制。但改良派在实现途径上有两种不同的主张:一部分人主张通过加强‘共产党内社改派’的力量,促其左转,最后‘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另一部分人则主张通过与所谓‘民族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派联合,结束一党专制,实行议会民主道路,实现社会民主主义。左翼改良派的共同特点是惧怕资产阶级,惧怕革命;缺乏对无产阶级的信心,本质上是一条精英思想路线。”

“改良派不能认清或承认中国资本主义的实质就是依附于美帝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一党专制正是资产阶级的一党专制,工农被剥夺了管理国家和经济事务的权利。他们往往通过强调中国对美帝的依附性买办性而掩盖它本身正在膨胀的帝国主义倾向,从而错误地把革命目标确定为本国范围内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鼓吹国家资本主义和工农民主政权(同时打着为我所用包装起来的‘毛主义’和民主自由两面旗帜)就是他们的既定政策。……我们认为这是小资产阶级立场在对待中国革命问题上的当代反映。……(他们)把资产阶级简单地划分为腐败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所谓进步的‘民族资产阶级’,并夸大两者之间的矛盾,幻想后者具有革命要求,企图与其建立统一战线的关系。”[20]

为了在不久将来的革命大潮中抢占阵地,近几年来部分毛修(毛左)有限地批判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以及有限地批判斯大林主义,直到这样地批判革命阶段论,其演化速度令人有点吃惊——从理论上漏洞百出的修正主义,转到以较为正确与革命的理论来掩护有害实践的机会主义。但如果共产主义者以为毛左真的在阶级矛盾尖锐化压力下“进步了”,那就大错特错了。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毛左对革命阶段论的批判,就会发现这种批判并不包含着对无产阶级独立精神的肯定。实际上革命阶段论与阶级合作的思想紧密相关。革命阶段论的“革命的第一阶段”里总是鼓吹某种阶级合作:无产阶级与某种有“客观进步作用”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调和。毛左今天维护甚至美化部分老工人“中央是好的”这种政治依附幻想,不正是对应着这种阶级调和的精神吗?我们上篇所说的西藏问题上,毛左对待阶级调和路线的实用主义态度[21],不正是说明其对阶级调和路线还有所保留吗?批判革命阶段论,却并不肯定无产阶级的独立立场,同时还对阶级调和抱着暧昧态度,毛左的这种批判是不彻底的,而且是其政治立场所决定的。

在不久未来的中国阶级斗争局势中,很有可能出现某种类似今日委内瑞拉(实际改良程度应该更低)的政治局势:当权派里出现某种改良主义力量(或者在野的某种改良主义势力通过某种方式进入政权),毛左为加强本身的政治影响力和特殊本位利益,今天就已得到毛左大力维护乃至美化的老工人政治幻想,必然会更进一步得到发展。不容低估的是,对毛左肆意损害工人阶级独立阶级意识的姑息容忍,将对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起到更有力的遏制作用。

3.    一方面,毛左的“经济主义”抗争思路,人为限制了整个中国的工人斗争,另一方面,毛左通过强调和扶持具有一定抗争经验的“职工代表”,同时有意巩固其政治落后性,又在一定程度上领导工人运动,更准确说是使工人斗争为阶级中间商的政治本位所用。

200911月乌有之乡讲座里,工研主编有这样一段重要的讲话:

“有这么个现象,通过我十几年观察,我们今天工人斗争尤其是老工人的斗争,不是列宁所批判的在俄国经常出现的只抓经济斗争,一部分左派只搞经济斗争,不把工人斗争上升到政治上。在今天的中国正好相反,工人只有提出经济口号的时候,才有最广泛的动员力,才有可能少受对方的加害,而且最有力量,有理有据。但地方性政府为了打击工人,往往把这些工人提出的经济问题政治化,越快的政治化越能打压工人。因为我们更多的工人群众,对这个政治恐怖还是比较害怕,辽河松原油田工人代表无辜被抓就是证据。在这种政治环境下,目前中国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斗争,还是很难想象的。即便有人提出了政治口号,在目前也是不合时宜的。”[22]

比人为限制工人斗争向政治斗争发展更进一步的是,工研甚至还否定了现阶段工人阶级发展群众性自我组织的必要性:

“有人提出,现在工人处于被动是因为没有有形组织,不能有效约束那些不参加斗争的工人,所以当务之急是成立工会等组织。这种组织在目前形势不合适。这同今天的政治环境有关系,现在成立工会或类似组织,跟建党是一个难度。在××油田,下岗工人打算公开成立‘下岗工人联谊会’,还没组织起来领头的就被抓进去了。对于组党、组建工会等问题,很多工人都认识清楚,他们说没必要,今天还不用这个方式,而且用了也起不到正面作用。在大多数工人都还有其他出路的情况下,没必要用这种组织。他们现在采用的就是职工代表的方式。在毛时代的干部中,有很多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他们往往主动承担职工代表的职责。而地方政府在冲突过程中也要求工人派出代表,也半公开的承认职工代表。这种组织说合法也不合法,说不合法却合理。”(《改开年代》P100

只有从目前毛左或左翼可以影响的工斗范围来看,才会认为工研上述言论文字是“有道理的”。因为无论政治斗争还是组织工人起来斗争,都毫无疑问具有被打压或被监视的危险,这对目前整体力量弱小的左翼来说,都是具有毁灭性的。

然而,工人阶级斗争很显然不只局限于左翼影响之下的工人斗争。对待左翼影响之下的工人斗争,左翼难免要考虑到如何同时保护自己,这本身没有问题。但是考虑整个工人阶级斗争,就必须从整个工人阶级的现实需要出发,而不是只从它现有的积极势力出发的。如果把可能遭致更大镇压当做工人阶级自我限制进一步斗争的理由,甚至工人进一步斗争了还要追认“这是不合时宜的”,那么等于告诉工人“永远别想更进一步斗争”,因为进一步斗争总是有更大的危险。共产主义者无权把自己的处境类比整个工人阶级的处境,来约束工人斗争。(联系我们上篇所说的,工研无视现阶段民权斗争的必要性,可想见这并非偶然[23]。)

正视工人阶级的整体现实需要,工人在进行日常斗争时,很多时候也面临着国家力量的威胁或干涉介入的危险,正如工研自己举例的油田工人代表无辜被抓,那么工人要不要反抗?是进行零星的个体防御和个体反抗,还是组织起来争取抗争活动(例如游行集会、罢工、结社、言论、出版等)的权利?工研避开了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但这些客观存在的问题,是不会因为鸵鸟把头埋进沙堆里就不存在了的。

事实上,少数“职工代表”的确为工人争到了一定权益,但在普遍缺乏群众性的阶级自我组织及政治活动空间情况下,仍显得十分乏力。例如,孙礼静谈到申请工人游行示威,却不得批准,工人受到了严重打击:“这次游行示威最后还是没申请上,从那以后,我们的工人也彻底垮了,真的是垮了!”(P124,《工人之路》)。当这条路被堵塞之后,孙礼静又寄希望于申请公众演讲:“我在思考究竟中央才能打破僵局。最后我想到了去申请演讲,反正也不允许我上街去游行,那我申请演讲总可以吧?如果我能在这里打开缺口,那也算为与我同样的人找到一条出路。”但三次申请,终而失败(P149-P157,《工人之路》)。

然而制约现阶段工人斗争的这些政治因素,却又是毛左工研拼命回避的——它不但不去解决这些问题,反而以老资格的中国工人斗争者的面目,否定争取工人阶级政治权利和自我组织权利的必要性。

毛左一方面人为限制整个工人阶级斗争的水平,另方面却鼓吹“职工代表”,甚至将之类比于1905年和1917年俄国革命中出现的苏维埃(工人代表会)。这里暴露的惊人无知,更说明了毛左对于目前初步觉醒的少数老工人,做了怎样不着边际的夸大。与当代中国“职工代表”的防御性质与初级抗争性质不同,1905年俄国革命中的工人代表会是具有政权性质(直接干预生产与社会生活)的大规模群众组织,是与资产阶级政权并立的“双重政权”。与当代中国“职工代表”产生于广大非政治化和意识落后的工人群众不同,1905年俄国工代会是伴随着大规模工人运动迅速激化,伴随着广大群众觉悟“一天二十年”的迅速飞跃而诞生的。更不必说,1905年和1917年俄国的工人代表由群众民主选举产生、又能随时被群众罢免,工代会能够迅速传达群众的集体意志甚至集体情绪的波动。而“职工代表”并不是一种组织,而是一些个人,群众推选(且不论还不是民主选举)出他们之后,就无法再有效监督,实际上很容易被有效瓦解。证据何在?西安整流变压器厂退休工人孙礼静,说到了自己作为“职工代表”的尴尬境遇:

“我在北京上访时遇到了铜川煤矿的职工代表,他们后来就妥协了,当地给职工代表都安排的很好,达到了他们的个人要求,但下面的工人没有拿到任何好处。还有桑文英的工厂,中间和桑文英一起出头的几个职工,给了12万就妥协了,而一开口提出给桑文英8万她都没有答应,说要解决就一起解决,后面大家多多少少都拿到了一些好处,要不是桑文英坚持到底,她们厂的职工根本拿不到这些利益,但她们拿到好处就把桑甩在了一边。”(《工人之路》P165-P166)。

这一段话就反映了一连串问题:首先,“职工代表”一旦被选出来,就难以受到群众的有效监督,容易被统治者收买分化。其次,职工利益非常依赖于“职工代表”:“要不是桑文英坚持到底,她们厂的职工根本拿不到这些利益”。再次,职工与“职工代表”实际上非常隔膜:“但她们拿到好处就把桑甩在了一边”。孙礼静及其工研的政治指导员们提出了什么解决的办法呢?《工人之路》里有引人注目的一小节《对职工代表的要求》,但是我们看到通篇都在谈对职工代表的个人作风、品质乃至道德的要求:“职工代表不能有私心,……职工代表要比较能冲锋陷阵、能为大家办事,……职工代表做工作时需要耐心细致。……职工代表还要多做工人的工作。……还有,职工代表尽可能的不要去伤害别人。”(笔者所引语句并非主观截取,而分别代表每个逻辑段的中心意思,该节全部内容即是如此.参见《工人之路》P165-P168)但职工代表的一席自我道德宣誓,真的能有效保证斗争着的工人群众,保证自身民意的表达与推进斗争的前进吗?

让我们再看职工代表、老工人孙礼静自己怎么说:“大家心里也都知道,如果高爱莲我们几个有私心,是可以解决我们自身的问题的,因为我们是领头人,厂里可以给我们开出很优惠的条件。”(P165,《工人之路》)而后的话,都是孙通过别人的称赞来说自己如何有公心、如何为大家牺牲。对职工代表自然要有所要求,但这个要求并不是限于“道德标兵”之类,通常还得必要的能力。但重要的是职工代表和工人之间的关系——不是主观上,而是客观上不能和群众脱节。现代的中国,从来不缺树立一两个若干个先进典型作宣传榜样,但现代中国的工人阶级从来都缺少群众自我组织及其先进干部的斗争思路。

当前中国工人斗争的水平并不高,这和工人阶级缺乏自我组织是有很大关系的。政府的凶残打压和政治控制是重要原因,但更重要的还是中国工人阶级意识、阶级斗争意思的混乱和残缺,是组织斗争传统的匮乏。工研不是努力探讨工人如何在不利条件下进行组织,相反,却以这些不利条件为由,并且借部分工人之口,把工人的自我组织说成是不必要的。不但如此,毛左反倒退而求其次,极尽吹捧目前困境重重的“职工代表”,除了沾沾自喜于对群众影响的一点市场份额外,只会起到人为限制中国工人整体斗争水平的作用。

四、不只是为了反击毛修神话——从头起,共产主义青年走自己的路

当今中国无产阶级(首先是城市工人阶级)及其斗争,正处于大规模的发展进程中,无论斗争经验还是潜在自我组织性的成长速度都在加快。从阶级斗争角度看,中国无产阶级相对于中国资产阶级的真正劣势,并不是在于后者依然把持着国家政权,而在于后者最近数年来做了思想、政治、技术方面的各种准备——不只是统治者的维稳,更有暂时“在野”的改良主义运动与各类“民间”思想家们的艰苦卓绝的政治努力;而前者的自觉力量——以工人政权为政治目标的工人阶级核心群体,却还没有出现。今日中国左翼真正有一点分量的部分——毛左派(以工研网为代表),正如本文所分析,从长远来看,其不容低估的危害性,要大过多少能鼓舞工农斗争、鼓舞左青走向工人阶级的积极作用。着眼于走出自己的路,附带反击毛修正主义的种种神话,是今天中国共产主义者不可回避的重任。

诚然,我们也看到:对中国工人茫然失望的情绪一直弥漫于当代中国左派运动,许多初步接触了工人的左青,虽然模糊感知“中国无产阶级斗争事业前途大好”,也难免受到“工人不过如此”观感的影响。这实际上正是部分左青倾向毛左的“老工人最革命”之神话的心理基础——“小资左派否认老工人对未来革命的意义,很多人说要搞社会主义,却不知道依靠力量在哪里,就在老工人中”(《改开年代》P99)——先不管情况如何,总算有部分工人认同了心目中的某种社会主义,这对部分有所实践而又没能真正融入工人的左青来说,不啻于在茫茫黑夜里找到了一盏明灯——至于这明灯是否捏造出来的,甚至都不是首要的。那么,除了理论上的问题,这种心理的根源何在?

一方面,有组织的激进群众运动的缺席,及真实的阶级抗争传统文化的缺乏,使许多左青无法具体感知“阶级斗争中的先进工人”,找不到自身活动与阶级实践的现成结合点(孙礼静式的老工人还不是阶级斗争意义上的先进工人,他们要更前进一步,就必须在斗争实践中打破毛左神话的虚假吹捧)。另一方面,对传统左翼文化里的包办替代主义不加批判地接受,正应和了知识分子圈子里的本位心态和意识形态式思维。这使得部分左青的初步靠拢工人,不但没能帮助他们取得无产者视角,反而暂时更强化了他们超脱阶级之外的潜意识冲动。

对于左青来讲,在这历史性的困局面前,实在没有一个可供选择的合格阶级集体。从这意义上看,左青一旦要从斯毛修传统之外寻求道路,就面临着孤立无助的困境。但从当代中国无产阶级的历史前景与历史规律来看,左青其实有着广阔的思想和实践空间,决不只是要尾随斯毛修屁股后面“批判”;今天左青已经有了一定的理论资源和实践可能性,来走出属于共产主义运动自己的路,对斯毛修的批判和斗争,是在开拓前路时顺带要斩断的荆棘。因为,值得庆幸的是,斯毛修囿于自身的种种理论和政治劣根性,仍然难以影响新一代工人阶级;真正的希望,属于中国工人阶级的青年一代,包括那些自觉身体力行走向工人阶级,并且力图复兴“阶斗文化”及其革马道统的共产主义青年。我们试图结合现有的路径,做几点方向性的思考,供广大泛左青年参考:

一,以认清不调和地反对资产阶级、维护无产阶级独立性之重要意义为首要目的,重点搜集和学习19-20世纪历次工人阶级革命高峰史的正反经验(从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到1936年西班牙内战、1968年法国革命总罢工,特别是唯一成功的工人阶级革命:俄国革命的经验)。以及在同样目的下,学习未经斯毛修篡改或曲解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从马恩到卢森堡列宁托洛茨基)。可通过学习小组的形式,通过扎实阅读和倡导批判性的讨论,及时整理出不拘一格的讨论笔记,跳出小圈子寻求更多的交流。(在本系列第三篇里,我们试批判地学习工研的学研方法。)

二,对于“阶斗文化”的资料挖掘,有目的地关注、搜集、整理从第二国际到斯毛修正主义的跨阶级合作(如中共史上历次“统一战线”、新民主主义、共产国际各个“人民阵线”),给工人运动造成的方方面面影响的资料。还可以结合尼泊尔毛派当前实践来认识它对工人运动的危害,力图从阶级独立立场加以审视,做出初步分析,或讨论。

针对毛修既发动群众、又约束限制群众自主斗争的“运动群众”手法,搜集整理其全部历史上丰富的有关实践资料(从延安整风到文革),特别关注和挖掘这种实践手法与资产阶级、工人运动、小资产阶级及各个中间阶层(民主党派)等各方面的相互影响。

三,近来已有些许左青不满“毛左派‘屁股决定脑袋’型工调”,尝试实践“阶级观察”,并将之与靠拢工业、融入工人阶级的方向结合起来[24]。笔者认为,一切阶级观察(不论对新工人还是老工人),都应重在发掘工人的阶级意识萌芽和组织性的表现,研究影响它们的各种因素,与工人斗争经验。对待老工人调查,特别关注当代斗争情况,以及通过斗争形成的认识与过去有何不同;即使追问历史,也更注重过去时代的管理关系,及其工人相应认识和心态方面。对其一切可能的毛左神话宣讲,一律做聆听教导状,或友好点头应声、伺机转入正题。

现阶段共产主义青年应将上述努力有机联系起来(本文只是有限的思考,应更拓展学习实践思路),一切活动都指向现阶段工人斗争以及大规模群众运动前景的历史需要。具体来说,共产主义青年应该在学习实践中克服斯毛修正主义(特别是进化了的毛机会主义)的影响,革除无原则实用主义和主流泛左圈虚浮气,更明确地为从头起建立更高质量的革命工运,抓紧时间扎实做好点滴准备。

20106月初


 

[1]       《张耀祖讲座综述:新中国60年劳动者社会地位演变录》,200911月。

[2]       仅就这方面说,毛左锤子网要比毛左工研网更狡猾。以锤子网主编石秋的最新文章来看,今年429日他写的《中国的革命未来,希望在中国的新工人群体》,通篇大捧新工人,宣称传统工人已衰(http://bbs.chuizi.net/thread-5541-1-1.html),才过了几天又写下一篇文章,其中写道:
“由于对珠三角工人的整体状况缺乏深入的了解,因此也就很难抓到珠三角工潮的核心力量。受到社会主义教育影响的外来工,特别是其中来自原城镇企业的外来工,他们自身的阶级觉悟是较高的,往往高于试图做他们工作的NGO“专业人士”。这也就从根本上导致试图影响或者“领导”珠三角工人阶级的NGO,无法真正的形成力量。”
(着重标记是笔者所加。见一网站汇编的“石秋文集”:http://pioneer-worker.forums-free.com/topic-t329.html

[3]       恩格斯:《论权威》,1873年。

[4]       贝特兰:《中国的文化革命与工业组织》附文《大跃退(节选)》,P78

[5]       曼德尔:《一长制还是工人自治》,见《过渡时期的政治经济学》,1967年。

[6]       这种真正的工人民主盛况,读者可在网上搜索《一九一七:彼得格勒工厂委员会运动综述——工人监督与无产阶级政权》。

[7]       莫里斯梅斯纳:《毛的中国及其之后》,P485。社科文献出版社,1992

[8]       见先驱社小册子《从官僚社会主义到官僚资本主义》经济篇:《就业自由与社会主义——试论中国的用工制度》。

[9]       吴灿泽、夜火急:《简评吉林通钢工人7月反私有化抗争》,2009729日。

[10]     参见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阶级斗争文献:《红卫兵运动中一个被遗忘的人和事——予红与广东第一个马列主义小组》http://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marxist.org-chinese-wenge-197904.htm

[11]     [1]

[12]     [1]

[13]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和以温家宝为总理的中央政府……使党和国家的面貌全面发生了和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新的变化大得党心、民心”,“(胡温新中央)不是回避矛盾、掩盖矛盾,而是正视矛盾,积极地化解矛盾。……这当然是符合广大劳动人民的心愿和根本利益的”。20041220日张纤夫:《关于我撰文纪念毛泽东无罪的几点说明》。

[14]     “但我们无怨无悔

我们坚信共产党与人民永远是鱼水不分

……

党啊母亲您可听见???您可知情???

我们的呼声、我们的呐喊在中南海上空飘荡

胡主席挥动您的巨手吧

中国大地将不会有腐败、只有和谐光明!”

又有:“必须充分发动全国人民积极参加反腐斗争,形成党、政府、人民三位一体的立体反腐战线,才能从根本上遏制贪污腐败。在这条反腐战线中,我们上访群众是一支最坚决支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社会力量。……腐败分子的阴谋就是想截断群众向党中央和国务院反映问题的渠道,割断党中央和国务院与人民的联系纽带。因此必须上下结合,打破腐败分子的阴谋。我们上访群众是完全拥护党中央和国务院惩治腐败的决心和决策的,我们上访不仅仅是为了解决自己的实际问题,更是为了给党和国家分忧解难,促进社会科学发展,我们完全相信党中央和国务院是能够充分理解我们的爱国之心的。”(孙的讲演辞)

孙礼静:《工人之路——西安整流变压器厂职工的护厂斗争》第五章,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09年。类似的话大量出现在其话语、讲演辞、文章、上访信、诗歌里。这位作者还是有一定抗争经验的退休工人,即属于毛左工研认为最革命最有觉悟的阶级群体。

[15]     参见曼德尔:《过渡时期的政治经济学》。

[16]     见《张耀祖讲座综述》第二个答客问,200911月。

[17]     参见“批判学习之一”——吴灿泽 葛马湃:《对毛式官僚社会主义的反思与今日中国阶级斗争》的《从西藏问题论述看:工研网对阶级调和路线的双重标准》。

[18]     《被背叛的革命》第七章第二节《反对青年的斗争》开头。

[19]     参见“批判学习之一”——吴灿泽 葛马湃:《对毛式官僚社会主义的反思与今日中国阶级斗争》

[20]     程广胜:当前形势与社会主义革命,20094月初稿。本文登在工研网首页“资料下载”的显著位置。

此文很有代表性,也详细论证了毛左关于老工人的神话,但文章分析完全在工研小册子的政治框架内。

文章下载链接:http://zggr.cn/?action-viewnews-itemid-395

[21]     [17]

[22]     [16]

[23]     参见“批判学习之一”——吴灿泽 葛马湃:《对毛式官僚社会主义的反思与今日中国阶级斗争》的《毛左工研把民权斗争任务默默送给自由派资产阶级》。

[24]     《阶级观察的方向与意义》,2010428日。发表在新青年论坛http://www.youth-sparks.com/bbs/viewthread.php?tid=26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