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剿汪晖?

——兼论资本家的柿油党走狗秦晖与

新左派走狗韩德强

杜建国

汪晖又招事儿了。

先是《文艺研究》20103月号刊发了王彬彬的《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指出汪晖进行了“抄袭”“剽窃”;随后《南方周末》如获至宝迅速跟上,于324日拿出近两个版面再次予以全文刊登(手头没报纸,据说是没注明转载),并专门加了编者按。

当年任职读书主编期间,汪晖就麻烦不断,我记得的就有“长江读书奖”事件,哈贝马斯访京事件,“高家村”事件,以及最后的换帅风波。原以为读书主编的乌纱摘了后,汪晖周围就会风平浪静了,可事情竟然愈演愈烈,莫非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如此“招风”,原因者何?其实不用笔者啰嗦,大家都心知肚明:谁让汪晖是“新左派”的主将呢!

不仅如此,汪晖的独特之处还在于他与“新左派”中居大多数的那些墙头草们有所不同。

2003年《思潮:中国“新左派”及其影响》的出版为标志,“新左派”算是正式成军。但是成军之日,即是分化之始。“新左派”的多数虽然貌似激进,但是高调下面多为庸俗。看似鱼龙混杂色彩斑斓,其实其绝大多数具有共同特征,即不能彻底摆脱官僚包办代替主义,不管是斯大林式的,还是毛泽东式的。斯大林主义——现实“社会主义”的破产证明,若不打倒官僚,就不能彻底反资,反官反资不可分。“新左派”短短数年或十数年的历史,再次验证了这一真理。其中以韩德强的思想演变过程最有特色。以“新毛主义”圣人自居的韩德强可谓是官僚包办代替主义的怪胎,此公曾经雄心勃勃,要变不道德的市场经济为“道德市场经济”,进而建立“道德计划经济”。话音刚落,最高目标就打了折扣,蜕化为“可持续剥削”。韩德强也坦承自己其实只不过是“资本家的走狗”(“新左派”与中国的未来——“中国与世贸”研讨会记录”)而已。这一演化的完成仅仅用了四五年。现在,韩德强已融“毛教”“孔教”等诸“教”之大成于一身,倘在黄巾白莲时代,或可大有作为。至于其他人的所谓的“制度创新”,也无非是修修补补或期盼上层“左转”而已。

对资本主义投怀送抱的同时,“新左派”原本响亮的反帝反西方口号声中,对新中华帝国的欢呼日见高亢。

2008年全球危机以来,“新左派”嘴上多了些批判资本主义的话语,但更多的是另一种明欢窃喜——美国玩完了,轮到我们当老大了!这也正是贡德·弗兰克和乔万尼·阿瑞吉这些前毛主义者、世界体系论者或中心外围论者在中国走红的原因。

当年,弗兰克阿瑞吉们认为,靠走资本主义,外围永远进不了中心;只有脱钩,走社会主义——当然是毛式的,外围才能摆脱中心的压迫。毛式道路失败后,弗兰克阿瑞吉们也抛弃了毛式社会主义,但仍继续坚持反西方,反帝而不反资。其成果就是《白银资本》、《亚当·斯密在中国》等。

据说大约十年前,因访华未受热捧,弗兰克不禁纳闷,老朽的《白银资本》为你们摇旗呐喊,你们怎么却如此不屑?弗兰克没弄明白,其实在中国他的门徒甚广,只是他们当时还在追随其早期的主张,不消数年,他们就已追上其晚年的步伐了。比如韩德强,1999年还在《碰撞》中引用弗兰克过去的同道阿明的说法称中国走资本主义死路一条,到2005年就以“资本家的走狗”自居了。如今,追随弗兰克和阿瑞吉者如过江之鲫,忙着“重新著史”:过去两千年一直是我们当老大,近代我们才失去了这一地位,如今是重新恢复昔日荣光的时候了。

新中华帝国的蓝图已经被设计出来了:“未来二三十年,中国可能将处于历史的关键时期。换句话说,无论怎样困难,只要中国咬紧牙关,渡过这二三十年,就可能进入一个历史性的利好时期。那时,来自西方世界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压力将根本缓解,中国将获得机会,进入因西方势力收缩而出现的国际空间,在更加平等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获得与中国人口规模更相称的财富和资源份额,从而回馈国内社会”。

另外,早期弗兰克与晚期弗兰克常常会在许多“新左派”身上合而为一:忽而我们要沦为西方的经济殖民地了,忽而我们要成为老大了;刚刚还在说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就是自杀,现在又在为中国的如鱼得水而洋洋自得了。这种自相矛盾的论调常常出现在同一篇文章中。

未来的中华帝国与欧美西方帝国有何异同呢?弗兰克阿瑞吉们拿这样的幻想来安慰自己:“复兴”后的中国与西方不同,“很有可能能够为真正尊重差异的文明联邦的出现做出决定性贡献”(《亚当·斯密在中国》结尾),是一个反帝国主义的帝国。

在资本主义丛林世界,不管国际国内,要么当羊,要么当狼,没有第三种选择——除非用社会主义世界革命根本颠覆之,这难道还需要争论吗?一个独立大国——尽管其数十年前还是半殖民地——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复兴”的结局,不管是有意的还是被逼的,只能意味着其最终将挤进帝国主义豺狼队伍——不管是独霸还是共治,否则这种复兴就不可能完成。凭什么断定与美利坚帝国主义和大日本帝国主义相比,中华帝国主义会有本质的不同呢?一个反帝国主义的帝国不是幻想又是什么呢?弗兰克们的幻想,骗得了所有人,就是骗不了资本家。

帝国主义那一套,学起来并不难,快着呢!罗斯福第一次当选总统时,美国军方领导人在华盛顿连间像样的办公室都没有,谁能想到,罗斯福去世时美国已经成为世界霸主了。

“新左派”中还有这样犯糊涂的,一面承认“我们不是一个人类”,另一面又幻想“中国在成为新的霸权的过程中,必须同时创造出新的文明。这种新的文明不是像西方文明一样把‘异’与‘不同’作为‘恶’与‘敌人’,而是不同文明的和平共存。”

看好中华资本主义的前景的王小东曾指出,“新左派”与“柿油党”都低估了中华资本的能量:前者说,西方资本太强大了,一搞资本主义我们就被他们吞掉了;后者说,西方资本太强大了,我们应该搞资本主义,尽情享受当人家孙子的快感。当然,今日“新左派”对中华资本的态度已与往昔不同,其与“柿油党”的差别在于,前者拥资反西,后者拥资媚西,大致如此。个人以为,在“新左派”的“进化”大潮中,汪晖并没有随波逐流。

与“柿油党”食尸兽们的诬称相反,晚年陈独秀不仅没有皈依资本主义,反而在其绝笔《被压迫民族之前途》中明言:中国之出路,在于同时反帝反官反资。三者缺一不可。今天,问题与选择,依旧如此。

“转型”中的中国,权力、资本、被雇佣劳动者阶级三方并立,只是目前劳方还没有形成独立意志,遭受官资联手盘剥。权力与资本,一个寄生虫一个吸血鬼,对于受害者劳方来说,谁是主犯谁是从犯,很难区分。权力与资本之间,一个狈一个狼,是狼狈关系,而非狼羊关系。

由于劳方还没有形成独立意志,资本在稳稳当当地榨取时,也不愿铁板一块,一伙安于现状,一伙想抛开官僚,独家通吃,后者自号为“柿油党”。当然,“柿油党”与官僚之间,吵得再欢,其实也只是“人民内部矛盾”。只要劳方延续目前的无独立意志状态,那么“柿油党”就去忽悠劳动,声称同属“民间”,名为“大社会小政府”,实为“大资本小政府”(黄纪苏语),大做反体制表演。若一有风吹草动,劳动稍不逆来顺受,资本就不再“民间”了,转而呼求“官家”严惩“暴民”了。只有这样才能明白“柿油党”的变化无常,甚至自相矛盾:忽而倡导民主主义,忽而警惕“民粹主义”;忽而为民请命,忽而反对“多数人的暴政”;忽而“新启蒙”,忽而“新保守”;忽而“躲避崇高”,忽而崇拜“牺牲”;忽而婊子,忽而牌坊……

“柿油党”里的秦晖,比那些只知道“为富人说话”的笨伯们要精明一些。一提起血汗蓝领血汗白领的惨状,秦晖也是痛心疾首呼天抢地状,认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正是源自工农“缺自由少福利”的悲惨现状。

有人受损,必然有人因之受益。那么血汗蓝领白领受损的受益者是谁呢?不正是资本家嘛!牛虻吸食牛血,还用讨论吗?但是,秦晖在对受损者大表同情的时候,却不愿谈论谁是这个受益者,有意避开这个话题,或者刻意掩盖这一点,并把吸食白领蓝领血汗而肥的资本家,打扮成与工人一样的受害者,把牛虻与牛混在了一起:

今天中国不仅工农没有结社、谈判的自由,资本在连《产权法》都难产的情况下又有何自由可言,但是‘低人权优势’的确使全球化中‘中国的竞争’势不可挡”(秦晖:“中国奇迹”之谜:左右共赞”背后的共同困惑”)。

真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牛连尾巴都被割掉了,不正是牛虻最大的自由吗?难道“工农没有结社、谈判的自由”不正是资本家最大的自由吗?难道“工农没有结社、谈判的自由”的最大受益者不正是资本家吗?全世界的资本家有哪一个不渴望这样的自由呢?“‘低人权优势’的确使全球化中‘中国的竞争’势不可挡”的好处不正是被资本家独享吗?与资本家最忠实的走狗哈耶克一样同为朝圣山学会会员的张五常,不正是因此才号召“美国学中国”的吗?

面对血汗蓝领白领,张五常说,好得很,这样资本家才能发大财,这样的社会才叫好。

面对血汗蓝领白领,秦晖说,糟得很,不过资本家跟你们一样糟,你们应该跟资本家一起去做“民主化的动力”。

黑脸白脸而已。

秦晖的职责和目标就是要把血汗蓝领白领的怒火从资本家身上引开,只针对官僚。其理论可概括如下:

“老板的奴隶们!血汗白领与血汗蓝领们!我是为你们好呀!老板其实与你们一样受着当官的欺压。先跟老板一起把当官的赶走了,在民主宪政体制内你们就可以捍卫自己的权益了!”

这纯属忽悠。劳动的权益应该立即捍卫,资本的压榨应该立即反抗,哪容拖延到民主宪政体制实现后,否则将永远无法捍卫、反抗!团结工会就是前车之鉴:早期反官而不拥资的创始人遭官僚打压,资本乘机而入,扶持自己的走狗控制工会,工人为资本所利用驱使,反官成功而一无所得,资本坐享其成,通吃一切。

那么,同时反对权力和资本可能吗?完全可能,试举一例:

上世纪俄国革命面临的局面其实与今日中国的现状相似:劳资,两国都没有区别,中国之权力则可以相当于俄国之沙皇政权。当时孟什维克以及俄国的“柿油党”主张,革命乃“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被雇佣劳动者阶级——工人阶级应该只反沙皇不反资本,换成秦晖的话就是“资产者与无产者都是民主革命的动力……同样可以成为渐进的民主化的动力”(秦晖、陈宜中:“为自由而限权,为福利而问责”)。列宁托洛茨基则认为,劳动决不能作资本的附庸,应当掌握民主革命的领导权,一面反沙皇,一面反资本,相互促进,把两个敌人都搞臭,实现反资本的民主化。如此,推翻沙皇之后,就可以顺便解决资本了。革命进程最终如列宁托洛茨基所设想。俄国革命初期既反资本,又反权力,官僚蜕化并非必不可免,民主的计划经济并非不可能(参阅拙文《论俄国革命——从兴起、蜕化到垮台》,《唯议会主义的悖论——社会民主党的自我毁灭》)。

汪晖在与秦晖的那次对谈中,反对秦晖“劳资联合反官”、“牛与牛虻联合反官”的诡计,强调非资本的民主才是值得追求的,尽管未能提出具体明确的政治经济方案。这就是双方分歧的关键所在。

言归抄袭事件。

与以往的“旁敲侧击”不同,这次的矛头直接对准了汪晖的著作。当然,并不是针对其观点来展开交锋,而是质疑其学术性本身。王文的指责是否可靠,我不作判断,这本非我所长,如汪晖所言,结论应该由此领域的权威们做出。不过,针对围绕汪晖的这些风波,我仍旧想从其他角度略陈孔见,这让我想起了前几年美国发生的“围剿乔姆斯基”事件。现在旧话重提,中美对比一番,或可有助于对我们身边所发生的事情加深理解。

乔姆斯基在语言学领域早已是功成名就,举世景仰,可他老人家放着这些不好好享受,非得跟美国统治阶级过不去。乔老从年轻时候就是刺儿头,到如今更是老辣异常,其批判一针见血,有理有据,让美国统治者对其恨之入骨而又无可奈何:想与其正面交锋吧,那简直就是自己找死,兼为其做广告;置之不理把他晾在一边吧,乔老自己一个人照样能煽乎起事儿来。

左右为难,蓄恨已久,美国保守派文人想出了一个点子,从质疑其著作的学术性下手来打击乔老。围剿行动开始,到2004年结出了成果——《反乔姆斯基读本》(The Anti - Chomsky Reader)。该文集由柯利尔(Peter Collier)和霍洛维茨(David Horowitz)编辑,汇集九篇文章,指责乔老“长期地、大量地、系统性地‘捏造事实’、‘篡改数据’、以及‘偷换历史背景’”。文集中还“重新评估了乔姆斯基的语言学研究,其中指出他隐瞒了自己明知的自身理论的矛盾,由此指责他的学术工作品质与其政治言论相当一致:‘对真相的严重轻视、掩盖内在矛盾以及对不同意见的辱骂。’”文集作者们的结论就是一句话:“乔姆斯基是不可信的!”另外,期间还诞生了一个“反乔姆斯基日志”的网站,收集了大量“黑材料”,宣称“乔姆斯基的面具已被一劳永逸地揭穿了”。围剿行动的后续情况,我就一无所知了,有兴趣的读者可自己去查询。

美国有围剿乔姆斯基,中国也会有“围剿汪晖”吗?两桩事情的相似性到底有多少呢?

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八日初稿

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日改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