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外理論動態》2009年第11

解構勞動:當代資本主義的“新”特點

[意]里卡多·貝羅菲奧雷 [澳]約瑟夫·哈利維

200756日美國網站http://www.mrzine.org刊登了意大利學者里卡多·貝羅菲奧雷和澳大利亞學者約瑟夫·哈利維題為《解構勞動:從馬克思主義—卡萊茨基視角審視當代資本主義和經濟政策的“新”特點》的文章,認為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資本主義走向金融資本主義,它將工人階級以投資人和債務人的身份納入金融循環,這暫時解決了有效需求問題,但卻解構了勞動,使工人面臨低工資和不穩定就業,使經濟不穩定、低迷和不可持續。這種情況正從發達國家向中、印等國蔓延。文章內容如下。

一、引言

大約十年前,意大利和歐洲其他地方的激進左派癡迷於當代資本主義具有三個趨勢的論斷,即“全球化”態勢已定、“勞動因自動化而終結”和民族國家的“削弱”。接著,耐格里等“帝國形成論”的學者們發表了他們對“新經濟”和世界經濟的看法(這種觀點最初來源於後工人主義的著作)。這兩種不可信的、引起廣泛爭議的觀點都是建立在新資本主義的穩定性的基礎上的。但是它們都是虛幻無益的,仿若克林頓、布萊爾、若斯潘實行的全球中左路線,以及隨聲附和的意大利各任政府——普羅迪、達萊馬和阿瑪托政府——推行的類似政策。

我們從不迷信此類觀點。90年代後期,我們預見到了“新經濟”危機將在幾年後出現,即網絡公司的倒閉、戰爭資本主義的再現和國家的回歸。隨危機一起還出現了寬鬆性貨幣政策,和在盎格魯——撒克遜國家通過軍事開支形式進行的大幅財政擴張。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認同一些人對新經濟神話和超全球化邏輯的過於簡單的批評;根據他們的觀點,當今的資本主義和其實踐中的經濟政策沒有什麼重大改變。

二、新資本主義如何暫時地解決了利潤的貨幣實現問題

20世紀80年代早期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導致了嚴重的停滯趨勢,但從90年代中期開始,政治上的反趨勢開始出現,暫時解決了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同時削弱、碎化了勞動力。這些從美國波及開來的政治進程和機制被一種新的干預主義經濟政策所取代。但是,無論如何,國家的積極干預從來沒有真正停止過,即使是在撒切爾夫人和里根總統當政時期也是如此。如果認為新自由主義是對自由放任政策的回歸,那麼你就犯了將意識形態誤認為事實的錯誤;而自由放任是否在歷史上真正存在過令人生疑,凱恩斯應對此十分清楚。儘管如此,我們仍然認為,當代資本主義和其經濟政策具有一些需要我們重新認識的新特點。

停滯趨勢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成為主導。放鬆資本管制運動、緊縮性貨幣政策、福利供給的削弱、製造和服務業的國際玩家的激烈競爭是投資水平變得低迷、波動和工資份額被大幅壓縮的根源,並且往往是真實工資大幅降低、乃至工人消費水平降低的根源。過去十年的特點顯現在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在新經濟的黃金時期,特別是在19956月之後——當時美聯儲制定的審慎的政策終止並且扭轉了美元的長期走衰趨勢,德意志聯邦銀行也提供支持,以避免日本的崩潰。美元重新走強,和美聯儲出臺的貨幣政策一起催生了華爾街股市的繁榮,於是消費和投資擴張,特別是與金融服務緊密相關的技術部門得以擴張。整個過程的關鍵因素是:私人部門出現赤字、支出大於可支配收入。因此,在克林頓的第二個任期中,當國家預算赤字變成盈餘時,私人債務代替了收縮的公共債務。家庭負債率因這種金融財富的快速擴張而不斷攀升,與金融機構形成強烈對照。

“非理性繁榮”泡沫的破裂使人們對新經濟的最天真的幻想結束,但美國經濟,或廣義上的世界經濟,並沒有因此而直線降落。快速的和強勁的流動性的注入、將實際利率降低至零以及重新恢復赤字導向的財政政策(與克林頓時期相反,財政政策導致了公共債務的再度攀升),使美國經濟危機得以縮短。簡而言之,得益於內生貨幣的創造和重新動用軍事凱恩斯主義,危機得以避免。

然而,我們不能據此推斷出後者是凱恩斯主義兼容於當代資本主義並為其接受的唯一形式。原因有兩方面。第一,我們已經提到過,無論新經濟多麼地自相矛盾,它依賴於某種有效的凱恩斯主義的形式,以美聯儲的貨幣控制為金融杠杆。第二,低利率和軍事支出不足以使美國經濟、乃至世界經濟重啟。這是我們對過去十年的特點和變化分析的第二個觀點。大量流動性的注入和軍事支出保證了經濟活動衰退的底線。但是,使經濟在世界經濟週期內上升的因素還與其他兩個條件有關,二者絕非可有可無:一是美國與亞洲的關係,首當其衝的是與中國和印度的關係①;二是銀行為消費提供信貸的積極性,這必然會導致家庭債務的上升,同時也是如今“房地產”泡沫處在急劇收縮邊緣的主要原因。這就是當今的經濟現實,這種現實對歐洲也具有啟示意義。

多年來,亞洲一直為美國的雙重赤字買單。我們可以大略捕捉到當前形勢的如下特性。世界淨需求主要產生於盎格魯——撒克遜國家,這個需求通過一種以非本地化生產為主的生產循環來滿足。拉動需求的主要變量是私人負債(如今美國的私人債務已呈指數級增長)。總體而言,當前私人部門的淨儲蓄、甚至於家庭的淨儲蓄都是負值。銀行一邊忙於維持消費水平,另一方面也在以間接而有效的方式為公司注入流動性、幫助開闢市場銷路。所以,對家庭消費的信貸實際上是對企業生產的信貸,並同時保證了足夠的有效需求。作為新的世界製造的一個引擎,亞洲對其巨大的“產業後備”勞動力進行剝削;而在成熟國家內部,去工業化和新服務經濟不可避免地使就業和工作條件處於整體不穩的境地。

如果今天還存在某種形式的凱恩斯主義,這就是凱恩斯主義,它與勞動力的“臨時僱傭化”的趨勢同步,因此,建立在“勞動力臨時僱傭化”基礎上的“完全就業”從本質上就是不可信的、不穩定的。這就是凱恩斯主義的“金融”變體:在初期主要依賴證券交易泡沫,現在由於房地產泡沫的存在,主要依賴於對消費者的信貸(對消費者的信貸可以暫時從有效需求方面幫助貨幣“走完”其循環週期)。這既不是新的榨取剩餘價值的穩定機制(超全球化論者和安東尼奧·耐格里的信徒希望我們相信這一點),也不是新、老凱恩斯主義者樂於宣稱的停滯機制。

工人們被吸入了這個由金融凱恩斯主義造就的地獄漩渦,他們的身份不僅是工人(受國內重組和國外競爭的雙重壓力的工人),而且還是儲蓄者和消費者。他們不同程度地參與到金融市場中(參與程度因所在國家的金融體制而不同),首先作為自己的貨幣儲蓄的投資者(在國家養老制度解體之後,機構投資者開始增多。但這些投資活動的發展沒有受到任何阻礙,國家沒有對此進行任何控制);其次作為銀行系統的債務人(因為銀行為家庭提供消費和抵押貸款)。這就是普遍存在的、由積極的“新”經濟政策支撐和推動的經濟趨勢,在擴大再生產的惡性循環中,它加速了勞動的解構,並且催生了更為激進的價值和剩餘價值的榨取方式。

必須強調的是,在美國,這種新模式是以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為先決條件的,這與歐洲中央銀行加上《馬城條約》參數加上都柏林《穩定公約》的模式是截然相反的。這個新模式的支點是:低工資、不穩定就業、預算赤字、高負債,以及將僱傭勞動力以投資人②和債務人的身份納入金融循環。因此,有效需求的問題,即利潤的貨幣實現的問題,得到了暫時的解決。但是難以預測這種解決方式會維持多長時間,因為它包含著不穩定的、長期內不可持續的因素。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說,這些特點不僅現在存在於主要的經濟體中,也可能會逐漸地更多地出現在中國和印度這兩個全球“後備勞動力”經濟體中。

三、同時,在歐洲,《穩定公約》不是主要問題

歐洲的情況也是如此。但究其原因,不是因為耐格里的帝國神話論和全球化神話論中的同質世界的構想。首先,新美國—亞洲模式的性質使歐洲扮演著“跑龍套”的角色,並且看起來像一個失敗者。美國—亞洲軸心需要美元繼續保持其在世界金融體系中的核心地位,即使在系統貶值(但是受控的系統貶值)的情況下也應如此。這個因素,加之亞洲製造部門的崛起,使舊大陸國家受到衝擊;對於意大利這樣的最薄弱地區,敗落成了自由落體運動。但是,如果這個新模式內部爆裂的話,還在運行的唯一全球經濟引擎(儘管其自身有局限性)將停止。歐洲很顯然無法成為接替者,即使它有接替的願望。歐洲的無能使美國將一直擁有強大的訛詐力量。此外,歐洲越來越將美國的社會和金融現實當成其模式,雖然偶爾有些前後矛盾和勉強。最後,與歐洲其他國家不同,意大利基於其相對落後的國情,正按照從盎格魯——撒克遜資本主義國家拿來的標準,以不顧一切的速度,對金融機構、勞動力市場、生產過程和公司治理結構進行徹底的重組。事實上,意大利雖位列最後,但仍是歐洲鏈條上的一環!

我們應避免嚴重的理解誤區。我們不應認為《馬城條約》和都柏林——阿姆斯特丹的《穩定與增長公約》只是欠考慮的或愚蠢的決定,(前歐盟主席和意大利總理羅馬諾·普羅迪先生曾如此說過)。相反,《馬城條約》和《穩定公約》是一種託辭——歐洲正是在這層掩護下重組工業、創造金融空間,形成新的地區關係,並摧毀了福利國家。但是,上述變化有著更為重要的、更為實質性的原因;這些原因必然存在,並且,即使在條約對公共財政的限制放寬的情況下(這種放寬在過去幾年中一直在進行)仍然會持續存在。這些進程表明:不同地域有不同發展態勢,不僅是可以接受的,而且是必需的。東歐新成員的加入,因其隱蔽的失業率和低工資水平(對於熟練勞動力也是如此),使歐洲不同地域的發展態勢更加分化。

我們將歐盟和傾向歐盟國家分為四個不同且分化的區域。以高質量製造部門為特徵的製造極,中心為歐洲傳統的法德中心,延伸到比利時和奧地利,事實上還包括瑞士的重工業區。德國的重組運動使這一極的工業化外緣延伸到了東歐地區,主要在捷克共和國國內,還有斯洛文尼亞的一些地區。這一極的西歐一側的福利制度雖然在被逐步削弱,但仍保有相當程度的福利供給。我們認為,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的高技術利基產業是另一極,包括芬蘭(芬蘭似乎仍然維持著非常好的社會民主主義模式的精髓,但這種模式想在歐洲普及是完全不可能的)。然後是英國。英國基本上是獨成一極,主要與盎格魯——撒克遜資本主義有聯繫,此外,通過金融和服務中心與荷蘭和盧森堡保持著密切的關係。最後一極的中心是意大利,是低水平工業重新佈局的區域(意大利傳統部門中的小企業將生產外包給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等仍位於歐盟之外的國家,這一點即是明證)。新歐洲經濟版圖更新並鞏固了原來的經濟版圖:一些國家,如意大利,滑下了旋梯,喪失了從前的地位和角色;同時有趨勢表明,一個以中歐為中心的帝國主義極點將要形成。

在這種背景下,人們不能將頭埋於沙礫當中、無視現實。應當看到,在新千年伊始,重新界定《穩定公約》——不僅僅在文件中,而且也應在實踐中——是權力關係運行和演變的杠杆。各個國家對待《穩定公約》的態度——假裝履行或視而不見——深刻表明了在歐盟政策制定方面國家所佔的支配地位。歐洲民族政體(國家)是歐洲大陸及歐盟階級關係的政治和制度上的核心。

小國支持《穩定公約》,恰恰是因為它們為滿足公約要求作出了很大的犧牲。和荷蘭一樣,這些小國不得不重新定義其與工會的關係和社會內部的社會關係——以荷蘭為例,荷蘭為滿足公約要求,使約40%的全職工作變成了兼職。沒有哪個資本家或常規政府會真誠地對這個結果提出質疑,並說:“抱歉,我們錯了,你們中間的40%的人因這份公約而受到影響,我們不用再理會那份公約了。”因此,對荷蘭而言,屏蔽那些不遵守要求的(大)國家所造成的影響,是捍衛其新形成的階級關係的方式;而這種新的階級關係的達成,是以犧牲為代價的。

德國和法國的情況與荷蘭完全不同。早在新的統一貨幣啟動時,這兩個國家就沒有達到參數的要求。而這種情況再也沒有得到糾正。這兩個國家也是倚仗自己的實力、堅決反對制定真正意義上的歐洲預算的國家。它們要求並獲得了對相關規則的豁免權;同時它們卻給歐盟小國和意大利施加壓力,要求它們遵守規則。同樣引人注意的是,法國和德國是歐盟相機抉擇新規則的最大貢獻者,相機抉擇的新規則支持制定更嚴格的公共債務標準。法國和德國支持的新規則是建立在一個合理的罪魁——意大利——的身上,這樣巴黎和柏林就可以繼續忽視《穩定公約》,而意大利將不得不集中一切努力滿足它的要求。

照此邏輯,在怎樣的共同利益的基礎上,會形成一種歐洲凱恩斯主義模式,以對《穩定公約》進行統一改革?這根本不會發生。

長期以來,歐洲已經是事實上的統一領土,這不是因為席捲一切的全球化浪潮,而是因為過去和現在的政治干預。就市場而言歐洲是統一的空間,這是歐洲國家資本主義進行新重商主義掠奪的長期目標。德國的經常賬戶盈餘達到了1100億美元(截至20063月),這一點足以說明問題。將瑞典、荷蘭、比利時和瑞士的盈餘加到一起,就有了另一個1100億美元。從純粹的馬克思——卡萊斯基的角度來講,這些盈餘中的大部分都是在歐洲內部實現的,即是通過歐洲內部的交易實現的。這就暴露了一個問題——對於歐洲大陸來說,這個問題比《馬城條約》參數問題更嚴重,影響更為深遠,更多涉及結構問題。歐洲內部確實缺乏一個類似凱恩斯主義的、使積累盈餘國家的經常賬戶盈餘再循環的機制。在歐盟成立之前,在20世紀50年代,歸功於為接受美國馬歇爾計劃的對應資金而建立的歐洲支付同盟,這種再循環進行得相當迅速。當國際收支平衡問題不可避免時,就可以忽略《馬城條約》參數,這就是德國、法國(還有英國)現在的做法。

我們可以確信,在外部盈餘的情況下,按照凱恩斯在佈雷頓森林談判時建議的方式建立一個歐洲清算同盟,是德國萬萬不能接受的。原因相當簡單。對於德國來說,盈餘是德國公司或跨國公司的德國分支機搆在外部交易中獲得的利潤。利潤必須還保持為利潤,將利潤“社會化”是不能接受的。如果認同我們對凱恩斯分析工具的判斷——我們認為其不“理想”,並且看到了經常賬戶盈餘方面的反凱恩斯含義,就很容易認識到在當今歐洲內部實行凱恩斯主義是不可能的。有些人通過分析給出了這樣的一些建議:如在經濟政策方面,放寬公共債務和預算赤字的限制,在社會政策和措施方面,創造更大的工資需求等。這些分析,根據我們的推理,只能是短命的。

我們分析的結果是,《穩定公約》和目前的收入分配機制是不能被接受的,我們對凱恩斯主義政策在今天的有效性不抱有任何幻想。我們認為當前的分配機制和《公約》在結構上是與歐洲新重商主義背景下的資本—勞動關係緊密相連的。我們主張,非常迫切的任務是從左的方面用政治手段確定生產體系的結構,即生產什麼和如何生產,而這個問題一直被忽略。在歐洲層次,這種非主流的論點和政策計劃必須被清楚地納入階級分析的理念和政策框架,並以此作為基礎;也是因為當前的資本主義體系和實際的經濟政策架構在某種程度上是與直接的“價值增殖過程”再造(價值增殖過程因為所謂的“將勞動力吸納進金融循環”而更加深化)相呼應的。如果不瞭解資本主義勞動進程的改變,就無法反對這種現實,更無法改變這種現實。不幸的是,大多數的歐洲進步經濟學家只是象徵性地提一提階級,接著就建議對現行的制度安排進行改革,仿佛有一幫非正統的經濟顧問(不管他們是斯拉法——凱恩斯主義者還是後凱恩斯主義者③),就可以萬事大吉了。

四、舊的剝削體系的新形式

我們已經指出,至少就對勞動力施加的壓力而言,所謂的歐洲模式看起來越來越像是盎格魯——撒克遜模式的歐洲翻版。增長率長期低迷、波動,需求的結構愈來愈受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劇的影響,金融成為主導並直接影響公司的治理結構。要瞭解當代資本主義的發展態勢,最關鍵的是要認識到這些因素的存在使對勞動力(無論其技術水平高低)的“系統”控制成為可能。

一方面,對“靈活”的、不穩定的勞動力的新控制形式看起來仿佛是不可預測的、變化無常的市場強加給企業的。但是正如我們所說,這些控制形式也是全球宏觀經濟管理的政治決策的產物。歐盟中的歐元區奉行的不體面的貨幣和財政政策也是這種局面形成的原因之一。但是在這些政策下藏匿著社會生產關係的嚴酷本質。不首先分析主導的社會生產關係就無法制定任何進步的經濟政策。反對《馬城條約》的凱恩斯主義者,包括他們當中最癡迷於斯拉法觀點的意大利左翼人士,從未提及這一點。

另一方面,勞動的“分裂”和“變質”是在新的公司治理的微觀經濟標準基礎上在公司內部產生的。這就對直接生產過程中的價值增殖的動力機制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勞動不再是在穩定的生產和技術條件下按事先定好的生產標準進行的——生產不再是一種需按順序嚴格執行的計劃。相反,生產根據目標和指標組織;目標和指標需進行事後評估;生產成了需靈活執行的任務。市場本身“進入”生產過程,因為在目前的重組結構中,是否是獲得利潤的中心是對每個單位進行評判的標準,包括在內部與其他單位進行的虛擬的“自製或採購”交易中。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市場就開始滲透到生產過程中;在從傳統的外包向內部外包的轉變中,市場滲透的速度加快了。新的“客戶”形成了,這種客戶被視為正常的外部客戶,雖然生產過程無任何變化,工人還是像以前那樣並肩工作。在新的利潤—成本中心的機制下,同一條生產線的工人被合同分割,歸屬不同的工會組織。新的機制助長了職業不穩定化的趨勢,活勞動好像被視為一種普通的“商品”被使用,然後被及時付給費用。從這個角度來說,從過去到現在,從1996-1998年的第一屆普羅迪政府的“一攬子政策”到貝盧斯科尼政府的“比亞吉法”,意大利都是一個反勞動力政策的實驗室,原因是它處於歐洲的邊緣,實力相對較弱。

正是在這個時候,針對新的更加惡化的社會現實,階級敵人在物質剝削的基礎上又精心策劃了理論的宣傳。三個因素——養老保險制度變革、隨後工人的儲蓄被引至金融市場以及銀行體系按盎格魯——撒克遜模式進行改革——使僱傭勞動被成功納入金融和債務體系④。根據這些理論家的觀點,工資降低和工作的不確定性應該通過投資的高額回報來平衡,即將工人的儲蓄投資到證券交易從而得到高回報。我們因此得出兩種趨勢:一方面是借助多變的市場從金融主導轉變到對勞動力的控制;另一個方面是借助公司的內部分權管理從金融主導轉變到對勞動力的控制。幾年前曾經出現過一些支持“勞動終結”論和“工資—勞動關係危機”論的觀點,而當前世界範圍內的僱傭勞動力的擴大本身就昭示了這些觀點的破產。但當代僱傭勞動力的擴大體現在了工人階級的分裂上;工人階級沒有消失,只是失去社會意識和力量。

一些意識形態認為當代資本主義(包括意大利經濟)越來越以非物質的知識密集型產業為基礎。我們感到非常有必要對這些思想作出批判。必須強調的是,在馬克思的術語中,“工人階級”不是僅指產業工人的社會學概念。工人階級的意義不在於一個性質單一的主體在數目上的簡單擴張;工人階級作為階級的重要性在於:產生的收入只不過是工人階級付出的活勞動的貨幣表達。如今,當資本的制高點(無論在金融上還是在生產上)越來越集中、直接參與生產的單位越來越小時,這個看法仍然是正確的。當前的狀況與幾十年前的狀況相反,用馬克思主義術語來說,是“沒有資本積聚的資本集中”。這也意味著分離、分裂工人階級的資本動力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強大。

但工人階級的團結不是某種自發過程的產物:相反,它總是來自對抗資本進一步“解構”工人的有意識的政治和社會行動。在幾十年的“福特主義”時代,僱傭勞動力階級在總就業人口中的比例下降;但今天的僱傭勞動力(即依賴於資本的勞動力)無論在絕對人數還是佔總就業人口的比例上都顯著增長。這種趨勢不僅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出現,在世界範圍內也是如此。

最後,製造部門在就業結構中起著重要的作用,雖然數據表明的情況可能與此不同——在現實中,許多職業看似屬￿服務部門,只是因為它們被工業部門外包出去了,但之前都被計算在嚴格意義上的產業工人數據中。“製造業重要”也是從純粹的技術和生產意義上說的。沒有強大的發達的工業,就不會有任何產品、包括服務產品的產出,因為服務也需要投入諸如計算機這樣的重要工業產品。對於一個像意大利這樣喪失了工業基礎的國家,凱恩斯主義的需求政策不會奏效。2005年,意大利左翼報紙《宣言報》的經濟編輯以加拉帕哥斯的筆名準確提出了凱恩斯政策不適用於結構性分裂的經濟體的觀點。他的文章引起了意大利左翼代表——斯拉法——凱恩斯主義者的不必要的抨擊。然而,儘管有些地方含糊不清,他基本上是對的。美國驗證了他的觀點。“美國”資本主義確實擁有自己的工業部門,只是美國的工業部門越來越位於美國國土之外,並位於美元的直接勢力範圍之外。因此,除非有人堅持認為美國的國際收支逆差不重要,否則美國的案例有力地證明了擁有、培育強大的製造部門對一個國家是多麼地重要。

雖然“渦輪資本主義”可以與軍事凱恩斯主義和工業空心化並存,但是,按照發明該詞的前里根政府顧問愛德華·勒特韋克的說法,渦輪資本主義發源國的人們將受到嚴重的影響。同樣的過程在別處必然會發生,並且實際上正在發生,在歐洲也是如此。因此,組織反抗鬥爭的第一步必須是“自下而上地”重新實現勞動力的社會團結。“自上而下地”只強調經濟政策(這是歐洲的中左派後凱恩斯主義者的一貫做法;即使意大利的左翼斯拉法——凱恩斯主義者,也只是在此基礎上“增加”了些許對分配矛盾的關注),是推動勞動力團結的必要而非充分條件。在當代資本主義研究和非主流經濟政策的設想中,階級關係和生產方式都是核心。這兩個因素必須成為左派制定所有政治和經濟戰略的決定因素。

從勞動力的角度,我們總結當代資本主義的本質如下:當代資本主義增長的不穩定平衡的支點是恐慌的工人(因為勞動進程的轉變和所謂的勞動力市場的轉變而恐慌)、恐懼的儲蓄者(因為退休制度的改革和金融投資的不確定性而恐懼)和負債的消費者(因為其消費支出越來越依賴於銀行信貸而負債)。從僱傭勞動的角度,上述本質上僅是當今世界現實——世界範圍內的產業後備軍的形成和擴大、全球移民潮、製造工業在全球範圍內“去本地化”——的一個辯證方面。在任何經濟地域,這種全球性的、嚴峻的階級現實都是根據具體的宏觀經濟動態通過政治手段進行管理和控制的。

讓我們再補充一點。如果說20世紀30年代的國家干預是重啟擴大再生產的條件,那麼,當代資本主義管理也就是重複製造“不穩定”和危機,這已成為治理各個積累階段的政治和經濟條件。因此在分析體系動力時,將“增長”從不穩定和危機中剝離是徒勞的。在過去的幾十年中,不穩定和危機重複出現一直是積累動力的條件。後凱恩斯主義和斯拉法——凱恩斯主義方法的致命弱點就是毫無依據地割裂了積累動力與重複出現的不穩定和危機的聯繫。

五.意大利之案例

為了糾正一系列的傳統錯誤觀點,並重新提出對經濟過程的階級分析觀點,我們僅在此簡要分析一下意大利的案例。

右翼勢力還有溫和左派經常表示出他們對公共債務水平、勞動力成本和所謂的勞動力市場剛性的癡迷。我們不能接受左派的回應,即將公共債務水平完全歸咎於20世紀80年代基督教民主主義黨和社會黨實行的支出政策。意大利央行,從錢皮任行長開始,就對此負有責任。在20世紀80年代,意大利央行使利率高於貸款需求和國際形勢所對應的水平。意大利央行的昂貴貸款迫使企業採取工業重組的適應性策略;工廠的勞資衝突因此得以平息。結果,工會力量從此處於長期的、系統性的弱勢。這為資本主義達成勞資關係和產業政策方面的勞資協議(而不是通過鬥爭達成的雙方妥協)掃清了障礙。

我們也拒絕接受意大利左派官員的老調重彈:國家的逆境是因為缺少一個真正的企業家階層;企業家階層的缺失造成了大工業企業的衰落,從而使意大利公司的規模變小,重大研發活動受阻。我們認為,對此我們需要給出不同的解釋。意大利的“工業衰落”可以追溯到大約40年前,當時的意大利資本主義以倒退的方式處理價值增殖過程中出現的衝突,暴露了“二元”不均衡的“經濟奇跡”的內部局限。意大利從沒有認真地嘗試著制定某種計劃,以提升意大利在國際競爭中的地位。意大利資本家在20世紀60年代制定的戰略抉擇使意大利的一些部門在幾十年的時間內(特別是在20世紀70年代)完全消失,如核工程、電子、製藥工業、化工、民用航空工業、汽車、鋼、電信技術等。沒有一種工業政策或銀行政策提升了意大利經濟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促進了新部門的誕生或促進了一批新的大公司的形成。永遠是對外國競爭逆來順受、毫無作為①。

不足為奇,在這種相對落後的情況之下,尋求加入歐洲貨幣體系、然後加入統一貨幣的策略只能在降低勞動力的交換價值(工資)和提高他們的使用價值(主要通過提高勞動強度)上才能覓到“靈活的空間”。加入歐洲貨幣體系(1979年—1992年)和歐元區(1998年)使經濟喪失了競爭性貶值的安全閥門;採用歐元導致了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自主權的喪失;舊產業的危機和新產業的缺位使國家喪失了堅實的結構基礎。不難理解,勞動力成了唯一的可調變量。事實上,對勞動力的打壓是過去所有政府的特點,無論是“左派”政府、“右派”政府還是企業家階層(儘管其內部有* 本文(上)見本刊2009年第11期。分裂)組成的政府。這種策略導向意味著意大利的發展(如果有發展的話),是被外界力量拖著走的。但這並不是否認高質量的小型企業的存在,但是因為其規模有限,不足以形成對整個國家的推動力。

不難描述意大利最近遇到的危機現象。最明顯的事件發生在最近幾年,以菲亞特危機②、食品巨頭奇里奧公司和帕瑪拉特公司的財務危機為標誌,還有小企業的困境以及由小企業困境而引發的工業區的衰敗。在新世紀之初,意大利的衰敗與歐洲的停滯並行,但意大利的情況更糟。事實上,日漸明朗的美國—亞洲軸心使歐洲邊緣化,而意大利受到的衝擊更甚,因為這個國家缺乏英國那樣的世界金融體制和德國那樣的工業部門。很明確,意大利的衰敗不是從貝盧斯科尼政府開始的,也不是華爾街投機泡沫破滅帶來的(雖然華爾街投機泡沫的破滅對意大利時尚產品的出口造成了負面影響)。同樣明確的是,歐元強勁升值所遭遇的困境使意大利衰落更為突出,但這些困難並不是意大利衰落的原因。中左政府在20世紀90年代推行的穩健的金融政策對意大利的進一步衰落負有更大的責任,特別是政府同意了從主導工業部門退出的戰略(意大利資本主義隨之跟進)。

中左派實行的大規模私有化政策意味著工業和銀行業的公共堡壘的淪落,而這些公共堡壘對任何真正意義上的非主流的經濟政策都是至關重要的。私有化使食利資本主義出現並得以延續——所有資產負債表顯示正值的大型私人企業都是原來的國家壟斷企業,這一點即是證據。

六、新自由主義者和社會自由主義者

“替代全球化”運動的局限在於:它將當前資本主義的結構解釋為新自由主義,且對此沒有進一步的說明。中左派或溫和左派的觀點被相應地描述成新自由主義的溫和變體。如果這些觀點與某種經濟理論相關,那麼它就是新古典主義經濟理論。我們認為,這種對於目前現狀和政治經濟週期的本質的看法是明顯錯誤的。

在經濟理論辯論中,主流理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不完全競爭理論。對於這些理論家來說,完全競爭市場均衡理論,作為經濟學邏輯的嚴謹典範,仍然是基本的起點,雖然這個理論在實際的市場經濟分析中完全失效。只有考慮到市場的“非完全競爭”和“非對稱”,才可能將貨幣的作用、不確定性、時間、制度、動力等納入分析。有人甚至認為階級衝突具有微觀行為基礎。這些經濟學家中的大部分人都不會認為自己是新古典派,但將他們與舊正統劃等號也是錯誤的。在意大利的維托里奧基金中,不完全競爭理論者的地位與最近由共產黨主導的意大利總工會的地位(CGIL)相近,這個例子足以說明問題。

對此,美國和其他的盎格魯——撒克遜國家的主流觀點與意大利稍有不同。大部分美國的著作雖以不完全競爭為起點,但都已經超越了這個問題,進入了相關的“制度設計”的闡述階段,以便合理地實施被認為是“市場友好”的政策。哈佛的朱塞佩·阿萊西那的研究就是一個例子。這種傾向起源於休謨和其信徒的高貴的哲學思想——例如,為維持經濟體系正常運轉,必須使產權明晰化。相關的學術實踐常常運用博弈論模型,得出的結論一般都建立在“特定”均衡的基礎上,以確定某種制度設計。貨幣政策實際上變成了唯一的政策工具。貨幣政策的目標不應該從某種新古典綜合的理論構想中產生,也不必遵循新、舊貨幣主義的主張。就像格林斯潘所說並在實踐中表現的那樣,貨幣政策沒有均衡模型,貨幣政策的制定應因地制宜。這實際上是貨幣政策論戰達成的“新共識”。在詭辯和常識的外表之下,真正的政策問題是如何說服或迫使世界各國將儲蓄轉移至美國,以支付美國的赤字——可能只有中國有能力停止這種做法。

不完全競爭主義者的觀點在理論上是沒有根據的:他們的根本理論起點是對多重市場均衡的一般均衡理論的認可;他們認為在實踐中存在著不完全競爭,不完全競爭需要糾正,從而為“干預有利於競爭”的觀點提供理由。我們還需要向信奉一般均衡理論的當代主要理論家們證明一般均衡理論的不可靠性。說他們的理論不可靠,不是因為世界是不完全競爭的,而是因為該理論過於強調多重均衡和不穩定均衡的存在(不穩定均衡的例子似乎很難在現實中找到),並在此基礎上得出了只適合極少特例的結論。而且,還有一個更大的問題阻礙了人們對該理論的接受。他們的理論在第一層抽象時,就去掉了貨幣因素和階級之間的宏觀社會關係。這樣一個無效的起點判定了當代貨幣資本主義經濟的新個人主義方法的無效。事實上,如熊彼特——還有他的前輩馬克思和後輩凱恩斯——教導我們的,如果經濟分析的目的是創立一種真正的資本主義貨幣經濟理論的話,那麼,必須引入貨幣和階級作為其理論大廈的絕對基礎③。

在此簡要介紹一下最近幾年的經濟討論,以使大家瞭解一下當下的政策討論狀況,並理解為什麼現實要比“自由化”和“國家干預”的簡單兩分法更複雜。在一個極端,我們有“新自由主義”觀點——在經濟學方面可能與屬￿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的學者有某種淵源,但更恰當的例子可能是哈耶克和米塞斯的奧地利學派鼓吹的自由市場。在這個觀點看來,美國代表著成功的唯一模式。新自由主義者不遺餘力地公開宣稱他們對自由市場的喜愛,但是他們不反對壟斷(布什和貝盧斯科尼的做法體現了這一點)。當然,他們的目標是通過微觀經濟改革抹掉各處仍殘留的剛性。歐洲新自由主義者也是如此。勞動力必須更有競爭力,勞動力的成本必須降低,勞動力供給必須更為靈活;必須摧毀福利國家,因為福利國家阻止人們參與市場進程和資本主義生產。但有一點非常明確:如果需要保持經濟活力和貨幣利潤,這些支持此類觀點的國家也會毫不猶豫地動用舊凱恩斯主義的工具——預算赤字和擴大公共債務。

另一個極端是“社會自由主義者”,他們逃過了大多數的“運動中的運動”的理論家的注意。他們不僅僅是溫和的新自由主義者,他們的理論還與之有著顯著的差別。例如,在意大利和法國,他們被稱作“不完全競爭主義”——更確切地說,被稱作“新凱恩斯宏觀經濟學派”和(嚴重脫離馬克思主義根本的)“庶出的法國調節學派”。

社會自由主義者不僅擔憂國家失靈,還擔憂市場失靈;他們不僅宣稱支持國家權力的擴大,還支持自由市場的擴大。與新自由主義者不同,他們力主建立更具競爭性的商品和服務市場;在這個方面,他們比新自由主義者更支持自由競爭。他們也提倡國家發揮更大的調控作用(他們的宣言是:自由化是調控的條件)。在勞動力市場和福利方面,他們希望國家能進行重新分配。他們確實提倡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但是建議國家應通過調控建立保障體制和社會安全網絡作為緩衝。他們推行某種形式的全民福利,包括最低收入保證,並重新將之命名為公民收入、絕對基本收入等。社會自由主義者知道對福利國家和勞動力的全盤攻擊會對勞動力的生產率產生負面的影響。同時,沒有哪個社會自由主義者會否認國家干預作為需求的重要提供手段所起到的輔助作用,他們也不會拒絕中央銀行在危機發生時發揮最後貸款人的作用。他們甚至會擔心金融的不穩定並提出某些建議。簡而言之,依據不同狀況,他們也可能是凱恩斯主義者。他們宣稱支持以結構為目的的強勁的工業和信貸政策,同時強烈反對任何通過指令性計劃進行的國家干預,唯恐他們被控以國家社會主義的罪名。法國和意大利的社會自由主義者支持建立養老基金,以使工人的儲蓄進入證券交易的循環,從而幫助建立一個名副其實的證券交易所。此類做法還有很多。

這就是溫和左派的經濟學家在工會和中左政治力量中左右逢源的理論和政策構想。將他們定義為新自由主義者不僅是不可行的,而且是有害的。順便說一下,意大利和其他地方的對抗性左派的許多觀點與托尼·耐格里有關聯。他們宣揚的許多立場(如減少工作時間,與前文所說的絕對基本收入類似),只不過是同一社會自由主義邏輯的激進形式。最後應該清楚看到,如果對今天資本主義的潮流視而不見,並且自欺欺人地認為在未來一些年內,資本主義體系將基本上保持穩定的話,那麼進步派和溫和派(例如意大利的重建共產黨和左翼民主黨人黨)之間在政策層面的衝突就很容易彌合。為了緩衝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帶來的影響,進步派接受了溫和派的進步主張,如社會保障、全民福利、最低收入等,同時將左傾的空間留給未來可能的社會衝突——而這種社會衝突不在進步派的政治框架之內。

無論當代資本主義以何種方式解決我們本文提出的問題,社會自由主義者根本就不想直面這些問題;在幫助新形式的資本主義衝破勞動困境時,他們甚至會使問題進一步惡化。

七、新的經濟和政治週期

如果從新自由主義和社會自由主義二分法的角度來看,意大利中左政府——普羅迪政府,與法國的前總理若斯潘和德國的前總理施羅德一樣,堪稱是新政治經濟週期的完美典範。

社會自由主義的文化主張加強競爭、減少壟斷,因此是中央調控式的和反托拉斯的。這種文化的基點是:競爭的加強和自由化(包括私有化)的擴大,有利於對大型公司進行調控。社會自由主義者比新自由主義者更支持(標準教科書式的)競爭——至少在實踐中如此。同時,他們需要勞動的靈活性,而非“僱傭兼職化”。基於這個原因,他們樂於在勞動力市場為工人維持一些保障,樂於在改革福利體系的過程中建立一個社會安全網絡。事實上,社會保護網絡的真正作用是防止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造成破壞性影響。

在歐洲,新的政治經濟週期將包容中左派和右派的立場。右派的計劃是盡可能地削減福利體系,使僱傭勞動力盡可能地處於危險的境地。但這樣的計劃即使在他們執政時期(比較德維爾潘和意大利的貝盧斯科尼)也不能完全成功。右派失利了,因為他們很快遭遇了溫和派和激進左派聯合組成的反對派。同時,右派擴大預算赤字和公共債務的政策,只是在經濟活動層面使衰退放緩,並沒有形成任何真正意義上的凱恩斯經濟擴張。

在某個階段,右派將被逐出政府,中左派將及時接替。新政府盡力遵循自己的社會自由主義原則,一方面實行經濟自由化,另一方面重新調控經濟。它將堅持奉行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同時也採取一些再分配措施。但再分配的措施只能是溫和的、有限度的,因為新政府會說,右派執政時的極度浪費導致了如今的資源匱乏。中左派盡力實施其社會計劃之時,也是要求工會投桃報李、接受其在勞動關係改革中的從屬地位之日。根據中左派的說法,這是保證經濟重新增長的“結構性改革”。

各種形式的收入補貼,包括法國實行的工作時間的縮短,只是使勞動力影響其工作場所物質條件的能力降低的手段。因為,作為交換,資本要求勞動力具有更大的靈活性,並成功達到了目的。而且,這只會造成工會內部和左派內部的分裂。中左政府很可能比右派顯現更大的破壞力。激烈的社會衝突可能會再次突發,但是,這次是由社會黨右派領導的。接著,中左政府在選舉中失利,整個循環重新啟動,並呈螺旋式下降趨勢;在循環的每個階段,勞動力的談判能力都會下降。

八、什麼樣的非主流經濟政策?

任何左傾的、主張提高公共支出在國民收入中所佔比例的財政政策,必須要從根本上重新明確政府支出的內容和構成。如果我們的看法是正確的——即今天的資本主義是能夠以其特殊的方式,通過軍事開支、經濟微弱增長,達到一種不穩定的、兼職化的“完全就業”——則制定非主流政策的核心一定是就業、勞動組織、經濟。新政策的覆蓋面將拓寬,其現實原因是:幾十年來的限制政策已經造成了供給瓶頸,特別是新產業和新型設備的供給瓶頸。

這個戰略的框架是已知的:政府干預經濟以確定投資的長期走向,積極的產業政策和選擇性的信貸政策並行,福利體系在更大範圍內提供產品和服務。為了實現這些目標,非常有必要對工業重組和轉換作出新的規劃。環境的問題可能會成為制定戰略的基點,因為環境問題的提出會引發一系列的挑戰。對環境問題不應撒手不管;通過先期投資、尖端生物技術和限制大企業對公共空間、空氣、土壤、水的使用等措施,環境問題可以在熵極限的範圍內得到解決。這個策略完全不同於歐盟以可交易污染許可證形式使公共環境問題私營化。如果認真對待,環境問題可以成為改變的一種契機——如重新規劃交通方式、對私人交通方式的作用和規模重新定義以及有計劃變革城市設計等。

我們確信,在上述背景之下,建立在不可靠的假定(即私人投資馬上會對低利率作出反應)上的傳統貨幣政策的作用是有限的。在任何情況下,這都不是投資的無限制、累積性擴張的問題,即量的問題,而是質的問題。當然,赤字支出會完全按照卡萊茨基的方式提高利潤,但是我們不認為赤字支出會自動促進就業。相反,我們認為,赤字支出不會機械地影響就業;它實際上會依賴於工業資本和金融資本作出的獨立抉擇。出於同樣的原因,我們相信,高工資、轉移支付、基本工資等提高貨幣收入的政策不會對真正的收入分配產生直接的正面影響。企業的真正決定不依賴於僱傭勞動力和家庭的貨幣選擇;再大程度上的名義再分配也不會打破這種不對稱性。

為了在現實中積極改進收入分配並確定就業的總體水平和部門分佈,從而引發產出結構的質的變革,在實施積極的需求政策時必須要考慮投資的結構構成。但是必須記住,如果不在歐洲內部引入分割的資本市場,包括對資本流動進行質和量的控制的話,任何此類的經濟政策(包括以擴大實物供給為基礎的全民福利制度)都是不可能成功的。

社會自由主義傾向的另一個觀點是:充分就業政策要求勞動力具有“可僱傭性”。人們必須被教會“如何工作”。培訓勞動力的目的就是提高就業和增加真實收入。因此應該改革教育體系和大學體系,它們不再是應對(短期的)地域和經濟緊急需求的職業培訓的提供者。社會自由主義者也認為失業不是需求的問題,即在給定的制度下,需求水平不足以保證完全就業。他們認為,失業從根本上是勞動力供給瓶頸造成的,而勞動力供給瓶頸的形成原因是各部分勞動力內部缺乏必要的規範以及規範與需求不匹配。一句話,失業者的困境是他們自己造成的。

我們的觀點是:收入分配的鬥爭是為了給現有的勞動力創造合適的工作;解決方法應是創造比現有工人更多的就業崗位。因此,此類就業計劃的制定、管理和規劃應由國家承擔。培訓的最好方式是:建立通識和專業兼容並包、惠及全民的教育體系。因為只有滿足這兩個條件,社會下層才有能力成為主人公,並迎頭趕上世界的變革。但是,這些觀點不符合當代資本主義的潮流,因此非主流的戰略需直面的問題是:如何從政治上解決下層需求和資本的迫切需求之間的矛盾。


注釋:

最佳分析來自盧茲艾諾(Luciano Gallino),意大利的工業社會學的泰斗,他的書《消失的意大利工業》(都靈:埃諾迪出版社2003年版)對意大利工業發出了警告。更早的類似觀點來自國際知名的貨幣經濟學家、《共和國日報》的定期撰稿人馬塞羅(Marcello De Cecco)的《意大利發展的機遇和局限》。但是這些文章沒起到作用。他們可以在發行量大的日報上發表文章,但是中左派的政治力量對此沒有給予任何政治上的關注。

菲亞特危機對意大利資本主義的困境而言是具有代表性的,對意大利資本主義在資本主義新階段的定位有警示作用,參見里卡多(Riccardo Bellofiore)的意大利語版的《菲亞特局勢,也是一個來自左翼的挑戰》(《宣言》雜誌,第34期,200212月)。

大部分貨幣理論中沒有引入貨幣。最明顯的例子是著名的關於貨幣和增長的托賓模型,其中對貨幣隻字未提。斯拉法——凱恩斯主義也沒有引入貨幣,他們的體系只是建立在實際兌換率之上:參考斯拉法的同一本書《通過商品生產商品》,其中貨幣僅出現在第44部分,被視為由中央銀行控制的(外生)利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