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理论动态》2009年第11

解构劳动:当代资本主义的“新”特点

[意]里卡多·贝罗菲奥雷 [澳]约瑟夫·哈利维

200756日美国网站http://www.mrzine.org刊登了意大利学者里卡多·贝罗菲奥雷和澳大利亚学者约瑟夫·哈利维题为《解构劳动:从马克思主义—卡莱茨基视角审视当代资本主义和经济政策的“新”特点》的文章,认为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资本主义走向金融资本主义,它将工人阶级以投资人和债务人的身份纳入金融循环,这暂时解决了有效需求问题,但却解构了劳动,使工人面临低工资和不稳定就业,使经济不稳定、低迷和不可持续。这种情况正从发达国家向中、印等国蔓延。文章内容如下。

一、引言

大约十年前,意大利和欧洲其他地方的激进左派痴迷于当代资本主义具有三个趋势的论断,即“全球化”态势已定、“劳动因自动化而终结”和民族国家的“削弱”。接着,耐格里等“帝国形成论”的学者们发表了他们对“新经济”和世界经济的看法(这种观点最初来源于后工人主义的著作)。这两种不可信的、引起广泛争议的观点都是建立在新资本主义的稳定性的基础上的。但是它们都是虚幻无益的,仿若克林顿、布莱尔、若斯潘实行的全球中左路线,以及随声附和的意大利各任政府——普罗迪、达莱马和阿玛托政府——推行的类似政策。

我们从不迷信此类观点。90年代后期,我们预见到了“新经济”危机将在几年后出现,即网络公司的倒闭、战争资本主义的再现和国家的回归。随危机一起还出现了宽松性货币政策,和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通过军事开支形式进行的大幅财政扩张。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认同一些人对新经济神话和超全球化逻辑的过于简单的批评;根据他们的观点,当今的资本主义和其实践中的经济政策没有什么重大改变。

二、新资本主义如何暂时地解决了利润的货币实现问题

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了严重的停滞趋势,但从90年代中期开始,政治上的反趋势开始出现,暂时解决了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同时削弱、碎化了劳动力。这些从美国波及开来的政治进程和机制被一种新的干预主义经济政策所取代。但是,无论如何,国家的积极干预从来没有真正停止过,即使是在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总统当政时期也是如此。如果认为新自由主义是对自由放任政策的回归,那么你就犯了将意识形态误认为事实的错误;而自由放任是否在历史上真正存在过令人生疑,凯恩斯应对此十分清楚。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和其经济政策具有一些需要我们重新认识的新特点。

停滞趋势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成为主导。放松资本管制运动、紧缩性货币政策、福利供给的削弱、制造和服务业的国际玩家的激烈竞争是投资水平变得低迷、波动和工资份额被大幅压缩的根源,并且往往是真实工资大幅降低、乃至工人消费水平降低的根源。过去十年的特点显现在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新经济的黄金时期,特别是在19956月之后——当时美联储制定的审慎的政策终止并且扭转了美元的长期走衰趋势,德意志联邦银行也提供支持,以避免日本的崩溃。美元重新走强,和美联储出台的货币政策一起催生了华尔街股市的繁荣,于是消费和投资扩张,特别是与金融服务紧密相关的技术部门得以扩张。整个过程的关键因素是:私人部门出现赤字、支出大于可支配收入。因此,在克林顿的第二个任期中,当国家预算赤字变成盈余时,私人债务代替了收缩的公共债务。家庭负债率因这种金融财富的快速扩张而不断攀升,与金融机构形成强烈对照。

“非理性繁荣”泡沫的破裂使人们对新经济的最天真的幻想结束,但美国经济,或广义上的世界经济,并没有因此而直线降落。快速的和强劲的流动性的注入、将实际利率降低至零以及重新恢复赤字导向的财政政策(与克林顿时期相反,财政政策导致了公共债务的再度攀升),使美国经济危机得以缩短。简而言之,得益于内生货币的创造和重新动用军事凯恩斯主义,危机得以避免。

然而,我们不能据此推断出后者是凯恩斯主义兼容于当代资本主义并为其接受的唯一形式。原因有两方面。第一,我们已经提到过,无论新经济多么地自相矛盾,它依赖于某种有效的凯恩斯主义的形式,以美联储的货币控制为金融杠杆。第二,低利率和军事支出不足以使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重启。这是我们对过去十年的特点和变化分析的第二个观点。大量流动性的注入和军事支出保证了经济活动衰退的底线。但是,使经济在世界经济周期内上升的因素还与其他两个条件有关,二者绝非可有可无:一是美国与亚洲的关系,首当其冲的是与中国和印度的关系;二是银行为消费提供信贷的积极性,这必然会导致家庭债务的上升,同时也是如今“房地产”泡沫处在急剧收缩边缘的主要原因。这就是当今的经济现实,这种现实对欧洲也具有启示意义。

多年来,亚洲一直为美国的双重赤字买单。我们可以大略捕捉到当前形势的如下特性。世界净需求主要产生于盎格鲁-撒克逊国家,这个需求通过一种以非本地化生产为主的生产循环来满足。拉动需求的主要变量是私人负债(如今美国的私人债务已呈指数级增长)。总体而言,当前私人部门的净储蓄、甚至于家庭的净储蓄都是负值。银行一边忙于维持消费水平,另一方面也在以间接而有效的方式为公司注入流动性、帮助开辟市场销路。所以,对家庭消费的信贷实际上是对企业生产的信贷,并同时保证了足够的有效需求。作为新的世界制造的一个引擎,亚洲对其巨大的“产业后备”劳动力进行剥削;而在成熟国家内部,去工业化和新服务经济不可避免地使就业和工作条件处于整体不稳的境地。

如果今天还存在某种形式的凯恩斯主义,这就是凯恩斯主义,它与劳动力的“临时雇佣化”的趋势同步,因此,建立在“劳动力临时雇佣化”基础上的“完全就业”从本质上就是不可信的、不稳定的。这就是凯恩斯主义的“金融”变体:在初期主要依赖证券交易泡沫,现在由于房地产泡沫的存在,主要依赖于对消费者的信贷(对消费者的信贷可以暂时从有效需求方面帮助货币“走完”其循环周期)。这既不是新的榨取剩余价值的稳定机制(超全球化论者和安东尼奥·耐格里的信徒希望我们相信这一点),也不是新、老凯恩斯主义者乐于宣称的停滞机制。

工人们被吸入了这个由金融凯恩斯主义造就的地狱漩涡,他们的身份不仅是工人(受国内重组和国外竞争的双重压力的工人),而且还是储蓄者和消费者。他们不同程度地参与到金融市场中(参与程度因所在国家的金融体制而不同),首先作为自己的货币储蓄的投资者(在国家养老制度解体之后,机构投资者开始增多。但这些投资活动的发展没有受到任何阻碍,国家没有对此进行任何控制);其次作为银行系统的债务人(因为银行为家庭提供消费和抵押贷款)。这就是普遍存在的、由积极的“新”经济政策支撑和推动的经济趋势,在扩大再生产的恶性循环中,它加速了劳动的解构,并且催生了更为激进的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榨取方式。

必须强调的是,在美国,这种新模式是以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为先决条件的,这与欧洲中央银行加上《马城条约》参数加上都柏林《稳定公约》的模式是截然相反的。这个新模式的支点是:低工资、不稳定就业、预算赤字、高负债,以及将雇佣劳动力以投资人和债务人的身份纳入金融循环。因此,有效需求的问题,即利润的货币实现的问题,得到了暂时的解决。但是难以预测这种解决方式会维持多长时间,因为它包含着不稳定的、长期内不可持续的因素。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说,这些特点不仅现在存在于主要的经济体中,也可能会逐渐地更多地出现在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全球“后备劳动力”经济体中。

三、同时,在欧洲,《稳定公约》不是主要问题

欧洲的情况也是如此。但究其原因,不是因为耐格里的帝国神话论和全球化神话论中的同质世界的构想。首先,新美国—亚洲模式的性质使欧洲扮演着“跑龙套”的角色,并且看起来像一个失败者。美国—亚洲轴心需要美元继续保持其在世界金融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即使在系统贬值(但是受控的系统贬值)的情况下也应如此。这个因素,加之亚洲制造部门的崛起,使旧大陆国家受到冲击;对于意大利这样的最薄弱地区,败落成了自由落体运动。但是,如果这个新模式内部爆裂的话,还在运行的唯一全球经济引擎(尽管其自身有局限性)将停止。欧洲很显然无法成为接替者,即使它有接替的愿望。欧洲的无能使美国将一直拥有强大的讹诈力量。此外,欧洲越来越将美国的社会和金融现实当成其模式,虽然偶尔有些前后矛盾和勉强。最后,与欧洲其他国家不同,意大利基于其相对落后的国情,正按照从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国家拿来的标准,以不顾一切的速度,对金融机构、劳动力市场、生产过程和公司治理结构进行彻底的重组。事实上,意大利虽位列最后,但仍是欧洲链条上的一环!

我们应避免严重的理解误区。我们不应认为《马城条约》和都柏林-阿姆斯特丹的《稳定与增长公约》只是欠考虑的或愚蠢的决定,(前欧盟主席和意大利总理罗马诺·普罗迪先生曾如此说过)。相反,《马城条约》和《稳定公约》是一种托辞——欧洲正是在这层掩护下重组工业、创造金融空间,形成新的地区关系,并摧毁了福利国家。但是,上述变化有着更为重要的、更为实质性的原因;这些原因必然存在,并且,即使在条约对公共财政的限制放宽的情况下(这种放宽在过去几年中一直在进行)仍然会持续存在。这些进程表明:不同地域有不同发展态势,不仅是可以接受的,而且是必需的。东欧新成员的加入,因其隐蔽的失业率和低工资水平(对于熟练劳动力也是如此),使欧洲不同地域的发展态势更加分化。

我们将欧盟和倾向欧盟国家分为四个不同且分化的区域。以高质量制造部门为特征的制造极,中心为欧洲传统的法德中心,延伸到比利时和奥地利,事实上还包括瑞士的重工业区。德国的重组运动使这一极的工业化外缘延伸到了东欧地区,主要在捷克共和国国内,还有斯洛文尼亚的一些地区。这一极的西欧一侧的福利制度虽然在被逐步削弱,但仍保有相当程度的福利供给。我们认为,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高技术利基产业是另一极,包括芬兰(芬兰似乎仍然维持着非常好的社会民主主义模式的精髓,但这种模式想在欧洲普及是完全不可能的)。然后是英国。英国基本上是独成一极,主要与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有联系,此外,通过金融和服务中心与荷兰和卢森堡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最后一极的中心是意大利,是低水平工业重新布局的区域(意大利传统部门中的小企业将生产外包给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等仍位于欧盟之外的国家,这一点即是明证)。新欧洲经济版图更新并巩固了原来的经济版图:一些国家,如意大利,滑下了旋梯,丧失了从前的地位和角色;同时有趋势表明,一个以中欧为中心的帝国主义极点将要形成。

在这种背景下,人们不能将头埋于沙砾当中、无视现实。应当看到,在新千年伊始,重新界定《稳定公约》——不仅仅在文件中,而且也应在实践中——是权力关系运行和演变的杠杆。各个国家对待《稳定公约》的态度——假装履行或视而不见——深刻表明了在欧盟政策制定方面国家所占的支配地位。欧洲民族政体(国家)是欧洲大陆及欧盟阶级关系的政治和制度上的核心。

小国支持《稳定公约》,恰恰是因为它们为满足公约要求作出了很大的牺牲。和荷兰一样,这些小国不得不重新定义其与工会的关系和社会内部的社会关系——以荷兰为例,荷兰为满足公约要求,使约40%的全职工作变成了兼职。没有哪个资本家或常规政府会真诚地对这个结果提出质疑,并说:“抱歉,我们错了,你们中间的40%的人因这份公约而受到影响,我们不用再理会那份公约了。”因此,对荷兰而言,屏蔽那些不遵守要求的(大)国家所造成的影响,是捍卫其新形成的阶级关系的方式;而这种新的阶级关系的达成,是以牺牲为代价的。

德国和法国的情况与荷兰完全不同。早在新的统一货币启动时,这两个国家就没有达到参数的要求。而这种情况再也没有得到纠正。这两个国家也是倚仗自己的实力、坚决反对制定真正意义上的欧洲预算的国家。它们要求并获得了对相关规则的豁免权;同时它们却给欧盟小国和意大利施加压力,要求它们遵守规则。同样引人注意的是,法国和德国是欧盟相机抉择新规则的最大贡献者,相机抉择的新规则支持制定更严格的公共债务标准。法国和德国支持的新规则是建立在一个合理的罪魁——意大利——的身上,这样巴黎和柏林就可以继续忽视《稳定公约》,而意大利将不得不集中一切努力满足它的要求。

照此逻辑,在怎样的共同利益的基础上,会形成一种欧洲凯恩斯主义模式,以对《稳定公约》进行统一改革?这根本不会发生。

长期以来,欧洲已经是事实上的统一领土,这不是因为席卷一切的全球化浪潮,而是因为过去和现在的政治干预。就市场而言欧洲是统一的空间,这是欧洲国家资本主义进行新重商主义掠夺的长期目标。德国的经常账户盈余达到了1100亿美元(截至20063月),这一点足以说明问题。将瑞典、荷兰、比利时和瑞士的盈余加到一起,就有了另一个1100亿美元。从纯粹的马克思-卡莱斯基的角度来讲,这些盈余中的大部分都是在欧洲内部实现的,即是通过欧洲内部的交易实现的。这就暴露了一个问题——对于欧洲大陆来说,这个问题比《马城条约》参数问题更严重,影响更为深远,更多涉及结构问题。欧洲内部确实缺乏一个类似凯恩斯主义的、使积累盈余国家的经常账户盈余再循环的机制。在欧盟成立之前,在20世纪50年代,归功于为接受美国马歇尔计划的对应资金而建立的欧洲支付同盟,这种再循环进行得相当迅速。当国际收支平衡问题不可避免时,就可以忽略《马城条约》参数,这就是德国、法国(还有英国)现在的做法。

我们可以确信,在外部盈余的情况下,按照凯恩斯在布雷顿森林谈判时建议的方式建立一个欧洲清算同盟,是德国万万不能接受的。原因相当简单。对于德国来说,盈余是德国公司或跨国公司的德国分支机构在外部交易中获得的利润。利润必须还保持为利润,将利润“社会化”是不能接受的。如果认同我们对凯恩斯分析工具的判断——我们认为其不“理想”,并且看到了经常账户盈余方面的反凯恩斯含义,就很容易认识到在当今欧洲内部实行凯恩斯主义是不可能的。有些人通过分析给出了这样的一些建议:如在经济政策方面,放宽公共债务和预算赤字的限制,在社会政策和措施方面,创造更大的工资需求等。这些分析,根据我们的推理,只能是短命的。

我们分析的结果是,《稳定公约》和目前的收入分配机制是不能被接受的,我们对凯恩斯主义政策在今天的有效性不抱有任何幻想。我们认为当前的分配机制和《公约》在结构上是与欧洲新重商主义背景下的资本—劳动关系紧密相连的。我们主张,非常迫切的任务是从左的方面用政治手段确定生产体系的结构,即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而这个问题一直被忽略。在欧洲层次,这种非主流的论点和政策计划必须被清楚地纳入阶级分析的理念和政策框架,并以此作为基础;也是因为当前的资本主义体系和实际的经济政策架构在某种程度上是与直接的“价值增殖过程”再造(价值增殖过程因为所谓的“将劳动力吸纳进金融循环”而更加深化)相呼应的。如果不了解资本主义劳动进程的改变,就无法反对这种现实,更无法改变这种现实。不幸的是,大多数的欧洲进步经济学家只是象征性地提一提阶级,接着就建议对现行的制度安排进行改革,仿佛有一帮非正统的经济顾问(不管他们是斯拉法-凯恩斯主义者还是后凯恩斯主义者),就可以万事大吉了。

四、旧的剥削体系的新形式

我们已经指出,至少就对劳动力施加的压力而言,所谓的欧洲模式看起来越来越像是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欧洲翻版。增长率长期低迷、波动,需求的结构愈来愈受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的影响,金融成为主导并直接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要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态势,最关键的是要认识到这些因素的存在使对劳动力(无论其技术水平高低)的“系统”控制成为可能。

一方面,对“灵活”的、不稳定的劳动力的新控制形式看起来仿佛是不可预测的、变化无常的市场强加给企业的。但是正如我们所说,这些控制形式也是全球宏观经济管理的政治决策的产物。欧盟中的欧元区奉行的不体面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也是这种局面形成的原因之一。但是在这些政策下藏匿着社会生产关系的严酷本质。不首先分析主导的社会生产关系就无法制定任何进步的经济政策。反对《马城条约》的凯恩斯主义者,包括他们当中最痴迷于斯拉法观点的意大利左翼人士,从未提及这一点。

另一方面,劳动的“分裂”和“变质”是在新的公司治理的微观经济标准基础上在公司内部产生的。这就对直接生产过程中的价值增殖的动力机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劳动不再是在稳定的生产和技术条件下按事先定好的生产标准进行的——生产不再是一种需按顺序严格执行的计划。相反,生产根据目标和指标组织;目标和指标需进行事后评估;生产成了需灵活执行的任务。市场本身“进入”生产过程,因为在目前的重组结构中,是否是获得利润的中心是对每个单位进行评判的标准,包括在内部与其他单位进行的虚拟的“自制或采购”交易中。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市场就开始渗透到生产过程中;在从传统的外包向内部外包的转变中,市场渗透的速度加快了。新的“客户”形成了,这种客户被视为正常的外部客户,虽然生产过程无任何变化,工人还是像以前那样并肩工作。在新的利润—成本中心的机制下,同一条生产线的工人被合同分割,归属不同的工会组织。新的机制助长了职业不稳定化的趋势,活劳动好像被视为一种普通的“商品”被使用,然后被及时付给费用。从这个角度来说,从过去到现在,从1996-1998年的第一届普罗迪政府的“一揽子政策”到贝卢斯科尼政府的“比亚吉法”,意大利都是一个反劳动力政策的实验室,原因是它处于欧洲的边缘,实力相对较弱。

正是在这个时候,针对新的更加恶化的社会现实,阶级敌人在物质剥削的基础上又精心策划了理论的宣传。三个因素——养老保险制度变革、随后工人的储蓄被引至金融市场以及银行体系按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进行改革——使雇佣劳动被成功纳入金融和债务体系。根据这些理论家的观点,工资降低和工作的不确定性应该通过投资的高额回报来平衡,即将工人的储蓄投资到证券交易从而得到高回报。我们因此得出两种趋势:一方面是借助多变的市场从金融主导转变到对劳动力的控制;另一个方面是借助公司的内部分权管理从金融主导转变到对劳动力的控制。几年前曾经出现过一些支持“劳动终结”论和“工资—劳动关系危机”论的观点,而当前世界范围内的雇佣劳动力的扩大本身就昭示了这些观点的破产。但当代雇佣劳动力的扩大体现在了工人阶级的分裂上;工人阶级没有消失,只是失去社会意识和力量。

一些意识形态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包括意大利经济)越来越以非物质的知识密集型产业为基础。我们感到非常有必要对这些思想作出批判。必须强调的是,在马克思的术语中,“工人阶级”不是仅指产业工人的社会学概念。工人阶级的意义不在于一个性质单一的主体在数目上的简单扩张;工人阶级作为阶级的重要性在于:产生的收入只不过是工人阶级付出的活劳动的货币表达。如今,当资本的制高点(无论在金融上还是在生产上)越来越集中、直接参与生产的单位越来越小时,这个看法仍然是正确的。当前的状况与几十年前的状况相反,用马克思主义术语来说,是“没有资本积聚的资本集中”。这也意味着分离、分裂工人阶级的资本动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大。

但工人阶级的团结不是某种自发过程的产物:相反,它总是来自对抗资本进一步“解构”工人的有意识的政治和社会行动。在几十年的“福特主义”时代,雇佣劳动力阶级在总就业人口中的比例下降;但今天的雇佣劳动力(即依赖于资本的劳动力)无论在绝对人数还是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上都显著增长。这种趋势不仅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如此。

最后,制造部门在就业结构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虽然数据表明的情况可能与此不同——在现实中,许多职业看似属于服务部门,只是因为它们被工业部门外包出去了,但之前都被计算在严格意义上的产业工人数据中。“制造业重要”也是从纯粹的技术和生产意义上说的。没有强大的发达的工业,就不会有任何产品、包括服务产品的产出,因为服务也需要投入诸如计算机这样的重要工业产品。对于一个像意大利这样丧失了工业基础的国家,凯恩斯主义的需求政策不会奏效。2005年,意大利左翼报纸《宣言报》的经济编辑以加拉帕哥斯的笔名准确提出了凯恩斯政策不适用于结构性分裂的经济体的观点。他的文章引起了意大利左翼代表——斯拉法-凯恩斯主义者的不必要的抨击。然而,尽管有些地方含糊不清,他基本上是对的。美国验证了他的观点。“美国”资本主义确实拥有自己的工业部门,只是美国的工业部门越来越位于美国国土之外,并位于美元的直接势力范围之外。因此,除非有人坚持认为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不重要,否则美国的案例有力地证明了拥有、培育强大的制造部门对一个国家是多么地重要。

虽然“涡轮资本主义”可以与军事凯恩斯主义和工业空心化并存,但是,按照发明该词的前里根政府顾问爱德华·勒特韦克的说法,涡轮资本主义发源国的人们将受到严重的影响。同样的过程在别处必然会发生,并且实际上正在发生,在欧洲也是如此。因此,组织反抗斗争的第一步必须是“自下而上地”重新实现劳动力的社会团结。“自上而下地”只强调经济政策(这是欧洲的中左派后凯恩斯主义者的一贯做法;即使意大利的左翼斯拉法-凯恩斯主义者,也只是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些许对分配矛盾的关注),是推动劳动力团结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在当代资本主义研究和非主流经济政策的设想中,阶级关系和生产方式都是核心。这两个因素必须成为左派制定所有政治和经济战略的决定因素。

从劳动力的角度,我们总结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如下:当代资本主义增长的不稳定平衡的支点是恐慌的工人(因为劳动进程的转变和所谓的劳动力市场的转变而恐慌)、恐惧的储蓄者(因为退休制度的改革和金融投资的不确定性而恐惧)和负债的消费者(因为其消费支出越来越依赖于银行信贷而负债)。从雇佣劳动的角度,上述本质上仅是当今世界现实——世界范围内的产业后备军的形成和扩大、全球移民潮、制造工业在全球范围内“去本地化”——的一个辩证方面。在任何经济地域,这种全球性的、严峻的阶级现实都是根据具体的宏观经济动态通过政治手段进行管理和控制的。

让我们再补充一点。如果说20世纪30年代的国家干预是重启扩大再生产的条件,那么,当代资本主义管理也就是重复制造“不稳定”和危机,这已成为治理各个积累阶段的政治和经济条件。因此在分析体系动力时,将“增长”从不稳定和危机中剥离是徒劳的。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不稳定和危机重复出现一直是积累动力的条件。后凯恩斯主义和斯拉法-凯恩斯主义方法的致命弱点就是毫无依据地割裂了积累动力与重复出现的不稳定和危机的联系。

五.意大利之案例

为了纠正一系列的传统错误观点,并重新提出对经济过程的阶级分析观点,我们仅在此简要分析一下意大利的案例。

右翼势力还有温和左派经常表示出他们对公共债务水平、劳动力成本和所谓的劳动力市场刚性的痴迷。我们不能接受左派的回应,即将公共债务水平完全归咎于20世纪80年代基督教民主主义党和社会党实行的支出政策。意大利央行,从钱皮任行长开始,就对此负有责任。在20世纪80年代,意大利央行使利率高于贷款需求和国际形势所对应的水平。意大利央行的昂贵贷款迫使企业采取工业重组的适应性策略;工厂的劳资冲突因此得以平息。结果,工会力量从此处于长期的、系统性的弱势。这为资本主义达成劳资关系和产业政策方面的劳资协议(而不是通过斗争达成的双方妥协)扫清了障碍。

我们也拒绝接受意大利左派官员的老调重弹:国家的逆境是因为缺少一个真正的企业家阶层;企业家阶层的缺失造成了大工业企业的衰落,从而使意大利公司的规模变小,重大研发活动受阻。我们认为,对此我们需要给出不同的解释。意大利的“工业衰落”可以追溯到大约40年前,当时的意大利资本主义以倒退的方式处理价值增殖过程中出现的冲突,暴露了“二元”不均衡的“经济奇迹”的内部局限。意大利从没有认真地尝试着制定某种计划,以提升意大利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意大利资本家在20世纪60年代制定的战略抉择使意大利的一些部门在几十年的时间内(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完全消失,如核工程、电子、制药工业、化工、民用航空工业、汽车、钢、电信技术等。没有一种工业政策或银行政策提升了意大利经济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促进了新部门的诞生或促进了一批新的大公司的形成。永远是对外国竞争逆来顺受、毫无作为

不足为奇,在这种相对落后的情况之下,寻求加入欧洲货币体系、然后加入统一货币的策略只能在降低劳动力的交换价值(工资)和提高他们的使用价值(主要通过提高劳动强度)上才能觅到“灵活的空间”。加入欧洲货币体系(1979年—1992年)和欧元区(1998年)使经济丧失了竞争性贬值的安全阀门;采用欧元导致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自主权的丧失;旧产业的危机和新产业的缺位使国家丧失了坚实的结构基础。不难理解,劳动力成了唯一的可调变量。事实上,对劳动力的打压是过去所有政府的特点,无论是“左派”政府、“右派”政府还是企业家阶层(尽管其内部有* 本文(上)见本刊2009年第11期。分裂)组成的政府。这种策略导向意味着意大利的发展(如果有发展的话),是被外界力量拖着走的。但这并不是否认高质量的小型企业的存在,但是因为其规模有限,不足以形成对整个国家的推动力。

不难描述意大利最近遇到的危机现象。最明显的事件发生在最近几年,以菲亚特危机、食品巨头奇里奥公司和帕玛拉特公司的财务危机为标志,还有小企业的困境以及由小企业困境而引发的工业区的衰败。在新世纪之初,意大利的衰败与欧洲的停滞并行,但意大利的情况更糟。事实上,日渐明朗的美国—亚洲轴心使欧洲边缘化,而意大利受到的冲击更甚,因为这个国家缺乏英国那样的世界金融体制和德国那样的工业部门。很明确,意大利的衰败不是从贝卢斯科尼政府开始的,也不是华尔街投机泡沫破灭带来的(虽然华尔街投机泡沫的破灭对意大利时尚产品的出口造成了负面影响)。同样明确的是,欧元强劲升值所遭遇的困境使意大利衰落更为突出,但这些困难并不是意大利衰落的原因。中左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推行的稳健的金融政策对意大利的进一步衰落负有更大的责任,特别是政府同意了从主导工业部门退出的战略(意大利资本主义随之跟进)。

中左派实行的大规模私有化政策意味着工业和银行业的公共堡垒的沦落,而这些公共堡垒对任何真正意义上的非主流的经济政策都是至关重要的。私有化使食利资本主义出现并得以延续——所有资产负债表显示正值的大型私人企业都是原来的国家垄断企业,这一点即是证据。

六、新自由主义者和社会自由主义者

“替代全球化”运动的局限在于:它将当前资本主义的结构解释为新自由主义,且对此没有进一步的说明。中左派或温和左派的观点被相应地描述成新自由主义的温和变体。如果这些观点与某种经济理论相关,那么它就是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我们认为,这种对于目前现状和政治经济周期的本质的看法是明显错误的。

在经济理论辩论中,主流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不完全竞争理论。对于这些理论家来说,完全竞争市场均衡理论,作为经济学逻辑的严谨典范,仍然是基本的起点,虽然这个理论在实际的市场经济分析中完全失效。只有考虑到市场的“非完全竞争”和“非对称”,才可能将货币的作用、不确定性、时间、制度、动力等纳入分析。有人甚至认为阶级冲突具有微观行为基础。这些经济学家中的大部分人都不会认为自己是新古典派,但将他们与旧正统划等号也是错误的。在意大利的维托里奥基金中,不完全竞争理论者的地位与最近由共产党主导的意大利总工会的地位(CGIL)相近,这个例子足以说明问题。

对此,美国和其他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主流观点与意大利稍有不同。大部分美国的著作虽以不完全竞争为起点,但都已经超越了这个问题,进入了相关的“制度设计”的阐述阶段,以便合理地实施被认为是“市场友好”的政策。哈佛的朱塞佩·阿莱西那的研究就是一个例子。这种倾向起源于休谟和其信徒的高贵的哲学思想——例如,为维持经济体系正常运转,必须使产权明晰化。相关的学术实践常常运用博弈论模型,得出的结论一般都建立在“特定”均衡的基础上,以确定某种制度设计。货币政策实际上变成了唯一的政策工具。货币政策的目标不应该从某种新古典综合的理论构想中产生,也不必遵循新、旧货币主义的主张。就像格林斯潘所说并在实践中表现的那样,货币政策没有均衡模型,货币政策的制定应因地制宜。这实际上是货币政策论战达成的“新共识”。在诡辩和常识的外表之下,真正的政策问题是如何说服或迫使世界各国将储蓄转移至美国,以支付美国的赤字——可能只有中国有能力停止这种做法。

不完全竞争主义者的观点在理论上是没有根据的:他们的根本理论起点是对多重市场均衡的一般均衡理论的认可;他们认为在实践中存在着不完全竞争,不完全竞争需要纠正,从而为“干预有利于竞争”的观点提供理由。我们还需要向信奉一般均衡理论的当代主要理论家们证明一般均衡理论的不可靠性。说他们的理论不可靠,不是因为世界是不完全竞争的,而是因为该理论过于强调多重均衡和不稳定均衡的存在(不稳定均衡的例子似乎很难在现实中找到),并在此基础上得出了只适合极少特例的结论。而且,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阻碍了人们对该理论的接受。他们的理论在第一层抽象时,就去掉了货币因素和阶级之间的宏观社会关系。这样一个无效的起点判定了当代货币资本主义经济的新个人主义方法的无效。事实上,如熊彼特——还有他的前辈马克思和后辈凯恩斯——教导我们的,如果经济分析的目的是创立一种真正的资本主义货币经济理论的话,那么,必须引入货币和阶级作为其理论大厦的绝对基础

在此简要介绍一下最近几年的经济讨论,以使大家了解一下当下的政策讨论状况,并理解为什么现实要比“自由化”和“国家干预”的简单两分法更复杂。在一个极端,我们有“新自由主义”观点——在经济学方面可能与属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的学者有某种渊源,但更恰当的例子可能是哈耶克和米塞斯的奥地利学派鼓吹的自由市场。在这个观点看来,美国代表着成功的唯一模式。新自由主义者不遗余力地公开宣称他们对自由市场的喜爱,但是他们不反对垄断(布什和贝卢斯科尼的做法体现了这一点)。当然,他们的目标是通过微观经济改革抹掉各处仍残留的刚性。欧洲新自由主义者也是如此。劳动力必须更有竞争力,劳动力的成本必须降低,劳动力供给必须更为灵活;必须摧毁福利国家,因为福利国家阻止人们参与市场进程和资本主义生产。但有一点非常明确:如果需要保持经济活力和货币利润,这些支持此类观点的国家也会毫不犹豫地动用旧凯恩斯主义的工具——预算赤字和扩大公共债务。

另一个极端是“社会自由主义者”,他们逃过了大多数的“运动中的运动”的理论家的注意。他们不仅仅是温和的新自由主义者,他们的理论还与之有着显著的差别。例如,在意大利和法国,他们被称作“不完全竞争主义”——更确切地说,被称作“新凯恩斯宏观经济学派”和(严重脱离马克思主义根本的)“庶出的法国调节学派”。

社会自由主义者不仅担忧国家失灵,还担忧市场失灵;他们不仅宣称支持国家权力的扩大,还支持自由市场的扩大。与新自由主义者不同,他们力主建立更具竞争性的商品和服务市场;在这个方面,他们比新自由主义者更支持自由竞争。他们也提倡国家发挥更大的调控作用(他们的宣言是:自由化是调控的条件)。在劳动力市场和福利方面,他们希望国家能进行重新分配。他们确实提倡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但是建议国家应通过调控建立保障体制和社会安全网络作为缓冲。他们推行某种形式的全民福利,包括最低收入保证,并重新将之命名为公民收入、绝对基本收入等。社会自由主义者知道对福利国家和劳动力的全盘攻击会对劳动力的生产率产生负面的影响。同时,没有哪个社会自由主义者会否认国家干预作为需求的重要提供手段所起到的辅助作用,他们也不会拒绝中央银行在危机发生时发挥最后贷款人的作用。他们甚至会担心金融的不稳定并提出某些建议。简而言之,依据不同状况,他们也可能是凯恩斯主义者。他们宣称支持以结构为目的的强劲的工业和信贷政策,同时强烈反对任何通过指令性计划进行的国家干预,唯恐他们被控以国家社会主义的罪名。法国和意大利的社会自由主义者支持建立养老基金,以使工人的储蓄进入证券交易的循环,从而帮助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证券交易所。此类做法还有很多。

这就是温和左派的经济学家在工会和中左政治力量中左右逢源的理论和政策构想。将他们定义为新自由主义者不仅是不可行的,而且是有害的。顺便说一下,意大利和其他地方的对抗性左派的许多观点与托尼·耐格里有关联。他们宣扬的许多立场(如减少工作时间,与前文所说的绝对基本收入类似),只不过是同一社会自由主义逻辑的激进形式。最后应该清楚看到,如果对今天资本主义的潮流视而不见,并且自欺欺人地认为在未来一些年内,资本主义体系将基本上保持稳定的话,那么进步派和温和派(例如意大利的重建共产党和左翼民主党人党)之间在政策层面的冲突就很容易弥合。为了缓冲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带来的影响,进步派接受了温和派的进步主张,如社会保障、全民福利、最低收入等,同时将左倾的空间留给未来可能的社会冲突——而这种社会冲突不在进步派的政治框架之内。

无论当代资本主义以何种方式解决我们本文提出的问题,社会自由主义者根本就不想直面这些问题;在帮助新形式的资本主义冲破劳动困境时,他们甚至会使问题进一步恶化。

七、新的经济和政治周期

如果从新自由主义和社会自由主义二分法的角度来看,意大利中左政府——普罗迪政府,与法国的前总理若斯潘和德国的前总理施罗德一样,堪称是新政治经济周期的完美典范。

社会自由主义的文化主张加强竞争、减少垄断,因此是中央调控式的和反托拉斯的。这种文化的基点是:竞争的加强和自由化(包括私有化)的扩大,有利于对大型公司进行调控。社会自由主义者比新自由主义者更支持(标准教科书式的)竞争——至少在实践中如此。同时,他们需要劳动的灵活性,而非“雇佣兼职化”。基于这个原因,他们乐于在劳动力市场为工人维持一些保障,乐于在改革福利体系的过程中建立一个社会安全网络。事实上,社会保护网络的真正作用是防止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造成破坏性影响。

在欧洲,新的政治经济周期将包容中左派和右派的立场。右派的计划是尽可能地削减福利体系,使雇佣劳动力尽可能地处于危险的境地。但这样的计划即使在他们执政时期(比较德维尔潘和意大利的贝卢斯科尼)也不能完全成功。右派失利了,因为他们很快遭遇了温和派和激进左派联合组成的反对派。同时,右派扩大预算赤字和公共债务的政策,只是在经济活动层面使衰退放缓,并没有形成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凯恩斯经济扩张。

在某个阶段,右派将被逐出政府,中左派将及时接替。新政府尽力遵循自己的社会自由主义原则,一方面实行经济自由化,另一方面重新调控经济。它将坚持奉行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同时也采取一些再分配措施。但再分配的措施只能是温和的、有限度的,因为新政府会说,右派执政时的极度浪费导致了如今的资源匮乏。中左派尽力实施其社会计划之时,也是要求工会投桃报李、接受其在劳动关系改革中的从属地位之日。根据中左派的说法,这是保证经济重新增长的“结构性改革”。

各种形式的收入补贴,包括法国实行的工作时间的缩短,只是使劳动力影响其工作场所物质条件的能力降低的手段。因为,作为交换,资本要求劳动力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并成功达到了目的。而且,这只会造成工会内部和左派内部的分裂。中左政府很可能比右派显现更大的破坏力。激烈的社会冲突可能会再次突发,但是,这次是由社会党右派领导的。接着,中左政府在选举中失利,整个循环重新启动,并呈螺旋式下降趋势;在循环的每个阶段,劳动力的谈判能力都会下降。

八、什么样的非主流经济政策?

任何左倾的、主张提高公共支出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的财政政策,必须要从根本上重新明确政府支出的内容和构成。如果我们的看法是正确的——即今天的资本主义是能够以其特殊的方式,通过军事开支、经济微弱增长,达到一种不稳定的、兼职化的“完全就业”——则制定非主流政策的核心一定是就业、劳动组织、经济。新政策的覆盖面将拓宽,其现实原因是:几十年来的限制政策已经造成了供给瓶颈,特别是新产业和新型设备的供给瓶颈。

这个战略的框架是已知的:政府干预经济以确定投资的长期走向,积极的产业政策和选择性的信贷政策并行,福利体系在更大范围内提供产品和服务。为了实现这些目标,非常有必要对工业重组和转换作出新的规划。环境的问题可能会成为制定战略的基点,因为环境问题的提出会引发一系列的挑战。对环境问题不应撒手不管;通过先期投资、尖端生物技术和限制大企业对公共空间、空气、土壤、水的使用等措施,环境问题可以在熵极限的范围内得到解决。这个策略完全不同于欧盟以可交易污染许可证形式使公共环境问题私营化。如果认真对待,环境问题可以成为改变的一种契机——如重新规划交通方式、对私人交通方式的作用和规模重新定义以及有计划变革城市设计等。

我们确信,在上述背景之下,建立在不可靠的假定(即私人投资马上会对低利率作出反应)上的传统货币政策的作用是有限的。在任何情况下,这都不是投资的无限制、累积性扩张的问题,即量的问题,而是质的问题。当然,赤字支出会完全按照卡莱茨基的方式提高利润,但是我们不认为赤字支出会自动促进就业。相反,我们认为,赤字支出不会机械地影响就业;它实际上会依赖于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作出的独立抉择。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相信,高工资、转移支付、基本工资等提高货币收入的政策不会对真正的收入分配产生直接的正面影响。企业的真正决定不依赖于雇佣劳动力和家庭的货币选择;再大程度上的名义再分配也不会打破这种不对称性。

为了在现实中积极改进收入分配并确定就业的总体水平和部门分布,从而引发产出结构的质的变革,在实施积极的需求政策时必须要考虑投资的结构构成。但是必须记住,如果不在欧洲内部引入分割的资本市场,包括对资本流动进行质和量的控制的话,任何此类的经济政策(包括以扩大实物供给为基础的全民福利制度)都是不可能成功的。

社会自由主义倾向的另一个观点是:充分就业政策要求劳动力具有“可雇佣性”。人们必须被教会“如何工作”。培训劳动力的目的就是提高就业和增加真实收入。因此应该改革教育体系和大学体系,它们不再是应对(短期的)地域和经济紧急需求的职业培训的提供者。社会自由主义者也认为失业不是需求的问题,即在给定的制度下,需求水平不足以保证完全就业。他们认为,失业从根本上是劳动力供给瓶颈造成的,而劳动力供给瓶颈的形成原因是各部分劳动力内部缺乏必要的规范以及规范与需求不匹配。一句话,失业者的困境是他们自己造成的。

我们的观点是:收入分配的斗争是为了给现有的劳动力创造合适的工作;解决方法应是创造比现有工人更多的就业岗位。因此,此类就业计划的制定、管理和规划应由国家承担。培训的最好方式是:建立通识和专业兼容并包、惠及全民的教育体系。因为只有满足这两个条件,社会下层才有能力成为主人公,并迎头赶上世界的变革。但是,这些观点不符合当代资本主义的潮流,因此非主流的战略需直面的问题是:如何从政治上解决下层需求和资本的迫切需求之间的矛盾。


注释:

最佳分析来自卢兹艾诺(Luciano Gallino),意大利的工业社会学的泰斗,他的书《消失的意大利工业》(都灵:埃诺迪出版社2003年版)对意大利工业发出了警告。更早的类似观点来自国际知名的货币经济学家、《共和国日报》的定期撰稿人马塞罗(Marcello De Cecco)的《意大利发展的机遇和局限》。但是这些文章没起到作用。他们可以在发行量大的日报上发表文章,但是中左派的政治力量对此没有给予任何政治上的关注。

菲亚特危机对意大利资本主义的困境而言是具有代表性的,对意大利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新阶段的定位有警示作用,参见里卡多(Riccardo Bellofiore)的意大利语版的《菲亚特局势,也是一个来自左翼的挑战》(《宣言》杂志,第34期,200212月)。

大部分货币理论中没有引入货币。最明显的例子是著名的关于货币和增长的托宾模型,其中对货币只字未提。斯拉法-凯恩斯主义也没有引入货币,他们的体系只是建立在实际兑换率之上:参考斯拉法的同一本书《通过商品生产商品》,其中货币仅出现在第44部分,被视为由中央银行控制的(外生)利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