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國外理論動態》2009年第3期,鄭亞捷 譯)

“五月風暴”的遺產

歇爾·羅伊(Michael Lowy

美刊《反潮流》(Against the Current)第136期(20089-10月號)刊登了社會主義思潮研究學者米歇爾·羅伊(Michael Lowy)評論1968"五月風暴"及其遺產的訪談文章,認為"五月風暴"的所有因素今天依然存在和活躍著,只不過是以不同的形式、圍繞著不同的問題展開,採取了不同的表達方式。文章主要內容如下。

記者:您曾將1968年“五月風暴”的精神描述為“陶醉的混合物、混合著各種成分的爆炸性雞尾酒”,您認為其中最重要的成分是什麼?

羅伊:大概是反對舊有秩序、資本主義制度、資產階級社會的野蠻等級、宗法家庭、殖民和帝國主義戰爭的強烈的憤怒。這種怒氣、抗議、憤慨伴隨著對於權威、官僚機構和政黨的深深的不信任;它能帶來浪漫的、烏托邦式的和革命的形式,能激起馬克思主義、無政府主義或激進民主政治的潮流,但是它高於任何政治立場。事實上,在概念的辯證性含義中,這樣一個否定性的時刻是任何社會改革運動、任何叛亂或暴動的必要起點。

記者:您認為其中的哪些因素和成分依然存在和活躍著,它們怎樣從社會和政治方面影響了跨國社會運動的發展?

羅伊:1968年反權威的“五月風暴”的所有因素今天依然存在和活躍著,但以不同的形式存在著,圍繞著不同的問題,採取了不同的表達形式。歷史從來不重複它自身;每一代人都必須找到自己的反抗風格。

20世紀60年代政治激進主義的一些獨特成分已經褪去:比如對“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模式”的幻滅,過於樂觀的對立即作出改變的期待。但其它的成分,比如女性主義和生態主義,比起在60年代,它們今天顯得更為引人關注。

國際主義也經歷了一些變化:在今天的全球正義運動中,我們不只是在南半球團結起來作鬥爭——比如薩帕塔運動,而且團結起來反對共同的敵人:新自由主義、帝國主義戰爭、世界貿易組織。

記者:在2002年,您曾經說過1968年“五月風暴”最重要的方面之一是“革命的浪漫主義”,也即被您認為是“一場在前現代社會價值與文化價值名義之下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反叛”,那麼您認為今天誰是它的繼承者呢?

羅伊:我可以給出拉丁美洲的一個例子:墨西哥的薩帕塔民族解放運動——它已經獲得了全球的同情和支持。自1994年起義以來,薩帕塔民族解放軍(The Zapatista National Liberation Army)一直致力於反對新自由主義及其破壞性的“自由貿易政策”。事實上,它是恰帕斯原住民植根于“前現代”共同體傳統、反抗資本主義“現代化”的一場反叛。這個運動既有現代革命運動色彩——帶有明顯的馬克思主義背景,也表達了本土的集體主義、民主傳統與文化。這一獨特的混合體使薩帕塔解放軍成為了當代“浪漫主義革命運動”最有趣的例子。

記者:法國“五月風暴”通常被認為是一次整體性的否定(對資本主義社會、制度、家庭、工作倫理等等),那麼它的“積極內容”和建議又是什麼呢?

羅伊:“五月風暴”運動中不存在普適的“建議”,但存在普適的價值:團結、自由、社會(性別)平等、橫向民主等。鬥爭本身不屈服,起義、抗議都體現出了這些價值。支持第三世界的抗爭,支持反殖民主義的革命,支持社會主義經驗——古巴、越南,這些都是這一共同議程的組成部分。

有些人提出了教育改革、工廠自我管理、醫療制度改革的具體建議,其它人從社會主義角度(無政府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出發,提出要進行革命性變革。這些主張都曾被熱烈地討論過,但並沒有為所有人認可。

記者:您曾經提到過,參與“五月風暴”的很多人現在成了資本主義的經營者,這些人在生活中出現了“深層的倫理和政治斷裂”,您如何解釋這種矛盾?

羅伊:並非所有該事件的參與者都變成了資本主義的“經營者”,很多人仍然活躍在革命運動中,比如我的朋友丹尼爾·本薩伊德(Daniel Bensaid),楠泰爾322日運動的創始人之一。其它許多人不再從事社會運動,但他們仍然忠於青年時代的理想。很多人在調整自己以適應資產階級秩序這也是事實,甚至有些人變成了新自由主義、反工人的“改革”和美國帝國主義冒險行動的殷切支持者。考慮到資本主義制度的經濟和政治權力,它有籠絡、腐化或者整合知識分子的能力,在士氣低落、失敗和運動退潮的時代,發生這些並不令人感到吃驚。這和法國大革命、1848年革命和巴黎公社失敗後的發展情況是一樣的。

記者:您認為今天的精神環境和文化環境是否適合發展新的革命思想和先鋒思想?

羅伊:在長時間的革命低潮後,在柏林牆倒塌之後——被認為是“歷史的終結”和“烏托邦之死”,新自由主義的進攻隨之達到了一個高潮,但同時我們也看到了新一波激進運動的跡象。

它的主要表現是尋求全球正義的新的跨國運動——表現在1999-2000年西雅圖和熱那亞壯觀的“反新自由主義動員”中,也表現在世界社會論壇上。世界社會論壇是一個非常多樣化的“運動中的運動”,包括社會運動的巨大網絡,以及許多不同的左翼激進思潮。

對於革命思想的發展這是非常有利的文化環境。運動是多樣性的,但是都具有強烈的激進成分,它們清楚地看到敵人不只是世界貿易組織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而是資本主義制度本身。革命者可以在廣泛的反資本主義的氛圍中提出女權主義的、社會主義的、自由主義的和生態主義的替代方案。

記者:鑒於歷史的差異性,在未來的歲月中是否有可能重現一種新的“五月風暴”?

羅伊:事實上,自1968年法國“五月風暴”後,我們曾經有過許多顯著的革命高潮,主要發生在拉丁美洲,從1979年的桑地諾解放陣線暴動到1994年的薩帕塔起義,再從2001年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動亂到2007年的瓦哈卡公社(Oaxaca Commune),但是不可能再有“新五月風暴”,就像不會再有“新巴黎公社”和“新十月革命”一樣。

革命最迷人的一面就是它總是不同,總是讓人意想不到。起義或群眾運動的高潮將在未來以不可避免、新穎、難以預測和令人驚訝的形式發生。但是過去的革命傳統,從1789-1793年的法國大革命到1968年的“五月風暴”,將永遠存在,它們將以這樣或那樣的形式在未來的叛逆者心中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