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民主的探尋者,還是官僚專斷的守護神?

——毛澤東主義的文革實踐

作者:鮑狄埃

關於毛時代的論述及評價,當前的毛圈已達成一些“共識”。為毛澤東及大躍進、文革“翻案”的文章還在繼續湧現,以重塑毛澤東“反官僚、反復辟、捍衛勞動人民民主”等等偉光正革命形象。“兩條路線鬥爭”的提法也被反復論證,亦即,49年後的中國一直存在著以毛為首和以劉為首的“兩條路線的鬥爭”;劉少奇搞的是封資修,事事與毛主席對著幹[1];毛是最社會主義最擁護工人民主和自治的,在官僚當中幾乎是唯一的例外分子。

“文革前黑暗的新中國”

“激進”毛份子對劉少奇以至整個官僚層(或“走資派”)的批判,從某種程度上說,甚至超出了文革中的批判。“文革前的中國”頭上那頂“社會主義光環”被摘下來踩個稀爛(有待其他毛份子揀起來重新補綴):原來那是一個極度官僚化的、極權的、對勞動人民“控制嚴密的等級社會”。這一整套模式——從社會控制、等級特權到工業管理——又是從“蘇式官僚主義管理體制”搬來的。但這裡有一個“誤區”。不少毛份子裝腔作勢地聲稱中共是因為“缺乏建設社會主義的經驗,照搬蘇聯模式”不慎造成了等級森嚴的官僚制度,以掩蓋問題本質:中共的官僚化至少在三十年代已定形,從而形成淩駕於工農之上的本位利益,即使沒有蘇聯模式可供借鑒,仍無妨於他們建立起一黨專政的官僚制度。

在“激進”毛份子筆下,文革前的中國,大體上正是斯大林時代的蘇聯,即中國特色的官僚體制,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幹部們對下級和群眾宣揚的是“《修養》所提出的順從人格[2];各級幹部“都可以是至高無上的皇上。反對他們就是反黨”;“通過強化管理者管理地位和建立嚴格的管理制度(‘管、卡、壓’)來提高生產效率”[3];“工廠裡的班組長就有剝奪一個工人的自由和經濟利益的權力,工人如有反抗,支持班組長的車間主任就可以根據法規,以‘不服從勞動分配’的‘罪名’將其送去‘勞教’,自此打入‘賤民階層’。在農村或街道,一個隊長、辦事處主任、派出所所長就可以是至高無上的‘皇上’。那時,剛解放不久,車間主任、公社書記以上幹部大多參加革命較早,支持他們的上級就是他們的老領導、一級級更大的‘功臣’,你是無處告的。多少反對領導的冤、假、錯案直至文革爆發後才有可能公諸與世(6667年是一個揭露高潮,林彪事件後又出現一個上訪高潮),這些案涉及解放後歷年、歷次運動,很多都是鮮血淋淋的。[4]那麼舊統治階級(不管有沒有錯劃)又如何?據我們現在所知:地主階級是不客氣地打倒了;“民族資產階級”在短暫的新民主主義蜜月之後,也被匆匆“改造”掉了,其中不少上層資產階級仍是養尊處優的統戰對象,下層則允許在一定年限內拿資本利息,但日子越來越不好過[5]。儘管有官方的改造政策,也就是把舊統治階級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勞動者,但出於分化人民以加固統治的需要,一部分舊統治階級及其後代,在歷次政治運動中都要被當作靶子或當作其他群眾的出氣筒來糟踐一番;另一些“壞分子”跟下層黨幹部的關係仍舊頗為密切;還有一部分,年青貌美的資產階級或地主女兒已由首長披上“馬列主義外衣”,花枝招展地服侍革命功臣們過著快樂的生活。[6]

托洛茨基寫道:在蘇聯,每個小官僚都是小斯大林。毛份子看起來在用另一種音調呼應托洛茨基:“要說個人崇拜,文化革命以前才嚴重得多呢!那個時候,全國到處都是大大小小的菩薩,黨組織的每一層,每一個領導幹部都被當成了大家必須崇拜的對象。每一個黨員都被看得很神聖……我們中國在當時也的確必須有毛主席那尊最大的神,否則那麼多大大小小的神就不能打倒。[7]

斯毛的不同之處在於:毛主席這尊最大的神的作用,不是供從上到下的小菩薩們效尤的無窮力量的榜樣,倒是為了打倒小菩薩們而為歷史所必需!當然,毛主席永遠與眾不同,你既要把他當最大的神來崇拜,又大可以不服從,不奴隸主義,甚至還能“工人自治”。……

對劉少奇“《修養》所提出的順從人格”以及“管卡壓”管理模式的批判,是文革中批判的延續。《修養》一書的印銷數量,竟然超過毛著!這也是當時的一大罪狀。如果需要再補充什麼,那就是在劉少奇成為反修道具以前,特別是在49年以前,這一切都是中央決議了的,毛澤東首肯和提倡過的。也就是說,對《修養》所提出的順從人格,英明的毛主席一直以來並無異議。

毛澤東的提法似乎不同,例如他批評“他們提倡不講原則,提出無條件服從。不是服從黨中央的正確領導,而是無條件服從直接上級[8]。這類頗有彈性的毛式語錄事實上是說:一、必須堅持黨的領導不動搖,這是根本;二、群眾對黨的“錯誤領導”要有提意見、糾正偏差的權利,不宜完全順從(“對危害革命的錯誤領導要批判”),否則主席和黨的利益也會受損害。到文革初期,聽黨的話的意思就是聽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組)的話。當然各地“革命幹部”如果“輕裝上陣”回到“革命路線”或群眾路線上來,他們也能算“黨的正確領導”……但裁量權在毛和中央那裡。

在中國的老托派當中,不少人也曾經認為文革造反運動的實質是中共官僚層中“頑固派對改良派的鬥爭”[9],或認為“毛澤東(至少從八大就開始)憎恨劉鄧”[10]並將之追溯到毛的大躍進政策的失敗及劉少奇所作的“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尖銳批評”,因此以發動文革來奪回權力。許由認為,文革的群眾運動“從萌芽到發展為全國性運動時間異常短促,而且從一開始就以奪權為中心要求”,這是不合常理的,因為“古今中外多少具有革命性的群眾運動都有一個共同點:他們的最初要求往往都不是奪取權力那麼高,而是局部性的要求,尤其是經濟要求[11]。這種帶“一步一步漸進革命論”色彩、把經濟要求和政治要求機械分開的思路,使他低估了文革中群眾造反運動的合理性與革命性。文革進程確有許多複雜和令人迷惑之處,包括“奉旨造反”的表像和以莫須有罪名整肅對手的斯大林主義官僚慣伎,群眾鬥爭和官僚內部鬥爭的並存。誰會相信劉少奇從始自終就是混進黨內的“叛徒、內奸、工賊”?此類荒唐的指控反而促使局外人更傾向於相信挨整的官僚原本是無辜的“千錘百煉的革命老戰士”,甚至給予同情。

為了論證文革之必要與正確,毛份子們致力於揭下這些挨整官僚的面具:原來這些蒙冤受屈的老革命,一向以來正是吸工農血、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視人民如草芥的專制官僚和整人大師。劉少奇就是“整了一輩子的人,最後整到自己頭上”。揭下這些官僚的“黨內開明派、改良派”面具,值得歡迎,跟指出毛澤東的官僚立場同屬必要。像一切有產社會裡的改良主義者一樣,毛澤東致力於“揭發我們社會的黑暗面”,最終是為了維護和鞏固特權官僚的統治。

中蘇衝突與赫魯曉夫“變修”的衝擊

曾蹲過中共監獄多年的托派老前輩謝山儘管對49年後中國的認識有不少偏差,但在其《劉少奇能走資本主義道路嗎?》一文中卻提出了頗為有力的理由,批駁“兩條路線鬥爭”。他說:當時的“社會主義陣營”取得巨大的建設成就,比資本主義發展得快,陷入停滯是後來的事,因此,講究實際的劉少奇不可能頂著巨大壓力去“走資變修”。

事實上,毛澤東關於“走資派”或“修正主義”的論述並無科學分析的基礎,其內涵模糊不清,既指“路線”,也指“脫離群眾高高在上做官當老爺”以及“貪污腐化搞特權”。依此標準,斯大林為首的蘇共官僚層厲行管卡壓路線,高踞群眾之上,特權多多,完全有資格榮獲“走資派”勳章。毛澤東當然知道得很清楚,但這無妨於他頑固地把斯大林繼續奉為正統。論戰中滿口革命辭句,實際上只有官僚層本位利益。

中蘇衝突給了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上層巨大的震撼,在國內和國際政策上都造成了深遠的後果。[12]毛澤東由此開始對斯大林主義體制的反省和改良,並重新進行黨高層的人事安排。後來毛澤東談到:

“我的責任是分一、二線。為什麼分一、二線呢?一是身體不好,二是蘇聯的教訓。馬林科夫不成熟,斯大林死前沒有當權,每一次會議都敬酒,吹吹捧捧。我想在我沒死之前樹立他們的威信,沒有想到反面。(陶鑄插言:大權旁落。)這是我故意大權旁落。現在倒鬧獨立王國,許多事情不與我商量……”[13]

毛從蘇聯“變修”得到的教訓是:斯大林大權獨攬,沒有好好培養接班人,樹立其威信,馬林科夫僅能扮演敬酒吹捧的角色,結果斯大林一死,赫魯曉夫就打敗了馬林科夫,還把斯大林頭上的光環也摘掉了。中國的斯大林當然不能接受這樣可怕的結局。為此,毛澤東“故意大權旁落”,於19594月辭去國家主席職務,提早委劉鄧們以重任,站到“一線”來鍛煉。[14]至於“鬧獨立王國,許多事情不與我商量”,那是後話了。

關於毛澤東如何關注“勞動者最根本的權利”,毛份子常引用毛對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批判:

“這裡講到蘇聯勞動者享受的各種權利時,沒有講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總之,人民自己必須管理上層建築,不管理上層建築是不行的。我們不能夠把人民的權利問題,瞭解為國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勞動、教育、社會保險等等權利。”[15]

毛澤東讀“蘇聯教科書”時,是1959年。蘇聯的變化和中蘇衝突,迫使他不能不好好研究和吸取蘇聯的教訓,並且終於“發現”斯大林正是剝奪勞動群眾管理社會的權力、採用管卡壓手段的始作俑者,毛由此開始醞釀中國社會的大改革。中共高層向來重視“反對官僚主義”,厲行“整黨整風”,但49年後的中國社會卻比延安時期更加等級森嚴。管、卡、壓是驅迫工農增產的手段,但這不僅導致幹群關係日益緊張,而且令幹部隊伍膨脹,因為管理層不擴充,則無法對付生產積極性日益下降的群眾;擴充管理層有助於加固幹部權力。這又導致寄生蟲的增加,在社會剩餘產品中占去越來越大的份額,從而加劇社會矛盾。

毛澤東的對策——“幹部參加勞動,群眾參加管理,取消特權”——有多種功能,比如密切幹群關係,減緩幹部當老爺的“官僚主義”趨勢,減少幹部的寄生性並激勵工人的生產積極性,壓縮用在中下層幹部身上的開支(上層官僚的特權絲毫無損),工人分擔生產、技術管理可以有效提高生產率和企業運轉效率,等等。當然,經營決策和利益分配等至關重要的權力是要由官僚層獨攬的。[16]

毛思想——從“民主”到“大民主”

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週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毛澤東回答黃炎培的著名語錄,以往一向被用來反證“主席食言”,現在則被毛份子們當作主席服膺民主的證詞。但這裡說的是什麼樣的民主呢?無非是“人民監督政府”,並不超出資產階級代議民主的範圍。它表明毛思想在19457月仍自囿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在他看來至少還是大幾十年以後的事呢!

毛份子大力吹捧的“工人可以批評廠長,下級可以批評上級”、“黨無所畏懼地讓廣大群眾運用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大串連的形式,批評和監督”,其內涵也僅止於此,跟“勞動人民自治”或“人民自己必須管理上層建築”毫不相干。批評歸批評,各級領導的權位照樣穩如泰山。在“下級批評上級”和“最終消滅一切等級差別,實現人人當家作主”的遙遠彼岸之間,根本不存在一道橋樑。群眾何來“隨時罷免(各級幹部)”的權利呢?更不用談“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了——那是黨的命根子。除了作為輔助手段的民兵,主要的暴力機器就是與人民脫離的正規軍隊。

為了發動群眾整黨,文革之初,毛澤東的確暫時地給予了人民某些“民主權利”,尤其是自我組織的權利,為“造反”提供支持和方便,使被壓迫工農得以對官僚層施行重大打擊。毛澤東談到道:“有些官僚,怎麼樣也打倒不了,結果大字報一貼,上街一鬧,他就怕了。

就像當前中央的“反腐”一樣,自上而下的三反五反四清社教收效甚微,變成了走過場,甚至越反越腐。官僚們應付自如,或把“鬥爭方向”轉移到替罪羊頭上,或利用運動來打擊提意見的群眾、知識份子和其他幹部,自己則穩坐釣魚臺,“怎麼樣也打倒不了”。但當群眾起來,“大字報一貼,上街一鬧”,領導們才不得不有所收斂。可見,有限度的民主權利是必要的,群眾監督有助於規範統治者行為。但“怕了”不等於“倒了”,毛主席的意思其實只是:卑賤者的監督可使高貴者不至過份專橫,從而緩和與卑賤者的矛盾。

然而,群眾通過大字報或上街鬧事迫使黨官收斂,遠不等於群眾在“管理社會”,而僅類似於“維權勝訴”。即使批鬥黨官,被批鬥者仍有官復原職的可能(多數被打倒的官僚在文革後期又官復原職)。毛份子把“大字報”比擬為“網絡(輿論)”,也表明了這點。網絡輿論確有可能“監督”政府,造成壓力,令統治者稍稍讓步,擺出好官或好老闆的樣子,但哪個網民會當真認為自己在管理社會或國家?

因此,“大民主”雖被毛份子吹噓為對群眾民主權利的宏揚,其實質則是服務於統治者的工具,儘管是以監督、批評、鬥爭的方法來服務。文革中,它還是群眾自己整自己的工具,所謂“使人民群眾受到自我教育,克服私有觀念”,亦即貫徹毛主席的“鬥私批修”戰略。面對工農拋棄了毛澤東和“文革左派”這個“令人痛心的”事實,這些小資社會主義者或公開,或暗暗地痛恨和鄙視工農的覺悟低、不爭氣(較委婉的說法是“不成熟”),既沒有跟著“左派”走到底,也沒有盡力維護人民公社和國有制。他們就差喊出“工農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實屬罪有應得!”[17]如果毛主席的“鬥私批修”戰略能夠再搞上十年二十年,“走資派”要復辟大概就沒那麼容易了……

“群眾監督、隨時罷免、公務員領取普通工資等巴黎公社原則”也時時掛在部分毛份子嘴邊。這當然比毛氏大民主進步得多。“公務員領取普通工資”在文革後期似乎有所兌現。文革的一大措施就是“吐故納新”:“吸收新血液。工人、貧農、紅衛兵中的積極分子要吸收到黨裡來[18],同時通過壓縮下層幹部編制和工資達到幹群相對平等。不過,壓縮的只是下層,上層官僚的特權巋然不動……

總之,毛思想跟“工人管理企業、社會”是兩碼事,但沾了一點邊,也就是在儘量發揮卑賤者的智慧、批評監督幹部的權利方面下了些功夫,以代替工人真正的管理企業與社會。用曼德爾的話說:“毛派在向蘇聯官僚的權力宣戰以後,最後走到保衛一個官僚指揮的制度,它和蘇聯現存的制度很相像,卻使它上面加了一層群眾‘參與’決策的花樣糖霜。對於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由自由而民主地選舉產生的工農代表會議來行使——的理論,毛澤東主義所接受的並不比斯大林、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接受的多。[19]

毛時代“新中國”政權的性質

有毛份子寫道:“在毛澤東看來,新中國舊的一套同資本主義、封建主義、同蘇聯差不多。[20]……所謂“看來”、“差不多”,只能是“感性認識”,指的是“控制嚴密的等級社會”這一特徵。那麼,“新中國”到底是什麼性質的政權呢?真的是“蘇式封資修”嗎?按照毛份子的描述,在許多方面,它比封、資社會控制得更嚴密,等級尊卑的差別甚至可能超乎一般的資本主義國家,並因此曾獲“極權主義”殊榮。資本主義國家通常只有在法西斯狀態下達到這種境地。總之,至少在文革前後,一般勞動人民是跟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不沾邊的,那是(包括毛在內的)“走資派”的特權。

看起來,毛份子是不會認同:這樣的國家有資格稱為“社會主義”。

可是不然:“社會主義人民共和國的政權在正確路線下要更新,就不能(像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那樣)把原有的政權‘徹底打碎’,只能是部分打碎。[21]或者說:不要搞什麼“公社”,要搞(三結合的)“革委會”。

就像為了發動群眾來整黨,毛主席是什麼革命口號都喊得出來的,“不要搞包辦替代”啦,“群眾自己解放自己”啦。同樣,為了烘托毛的偉光正,毛份子不在乎疾顏厲色批判“新中國”,乾脆把它說成是“封資修”社會。但談到如何改變時,調門就變了:那是“社會主義共和國的政權啊!怎麼可以‘徹底打碎’?!……還是和一下稀泥,搞搞平衡算了吧。革委會不就很好嗎?……”

毛主席把“公社”改為“革委會”,要義就是:保證“黨的領導”地位。19672月,張春橋、姚文元奪得上海領導權並宣佈成立上海人民公社。毛澤東問張春橋:

“如果都改成公社,還要不要黨呢?把黨放在哪?要建立公社領導下的委員會,就要有黨員和非黨員。把黨委放在哪?總要有個黨,有個核心,不管叫共產黨、社會民主黨、社會民主工人黨、國民黨還是叫一貫道,總之,還要有一個黨。公社總要有一個黨;難道公社能代替黨嗎?”[22]

“如各省市都叫人民公社,那國務院叫什麼?中華人民共和國叫什麼?是不是也要改成中華人民公社呢?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是否叫中華人民公社主任或者叫社長?”

“如果叫公社,黨怎麼辦呢?黨放在哪裡?

“還是叫革委會好。”

按照“激進”毛份子們的觀點,除了毛(及其近侍或一些“左派”之外),幾乎整個黨都是“走資派”。如果你把他們所說的“走資派”換成“黨官僚”、“統治者”、“特權集團”、“老爺”等等,理解起來不會有什麼問題。那麼,毛主席這番話就等於說:“如果搞公社,搞群眾專政,那麼走資派怎麼辦?走資派放在哪裡?”是啊,沒有走資派,毛主席怎麼辦?你讓他出任“公社社長”?!毛主席要搞的就是“思想改造”或曰“靈魂救贖的革命”[23],我“打倒走資派”,就像你們現在聲討“黑心資本家”一樣,目的只是為了讓他們當個“好”老爺、守規矩的老爺,以免一輩子跟工農處在階級鬥爭狀態,最後被賤民們打倒了事……[24]

毛澤東主義有一個特別顯著的特徵:它不瞭解工人官僚的社會性質,也不瞭解社會主義革命和工人國家可能發生官僚主義墮落的根源——因為它本身就是這個官僚層的一部份的思想表現。[25]今天的毛份子同樣不理解毛時代中國社會和其它介於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發生官僚主義變態的工人國家”的性質,它的矛盾特徵——巨大的社會進步和在壓迫勞動人民及異見份子方面的醜惡。因為這些小資社會主義者仍舊繼承著毛主義那種(自以為)自外於各階級、熱衷游離於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之間、以“又鬥爭又團結”的手段調和社會矛盾的改良主義本性。

官僚層自我改良釋放出來的革命幽靈

文革造成了事實上的工人政權或雙重政權:“民眾享有前所未有的自由:批判社會,向現存的政治權力機構造反,建立自己的政治組織”……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真實的。(因為要真搞巴黎公社工人民主等等而被毛文革抓起來的)楊曦光在《中國向何處去》中寫道:官僚機構癱瘓,“生產力得到很大的解放,煤炭部垮了,煤照樣出;鐵道部垮了,運輸照樣運行;省委各部都垮了,各種工作照常進行。而且工人階級的生產熱情、主動性大大得到解放,工人們在一月份後已管理工廠的情景,真是令人感動。工人第一次感覺到‘不是國家管理我們,而是我們管理國家’;第一次感覺到是為自己而生產,幹勁從來沒有這麼大,主人翁的責任感從來沒有這麼強。長沙紡織廠等地還創造了造反班等無數新鮮東西。城市在一個短時期內,處在一種‘武裝的群眾專政’的情況,大部分工業、商業、交通、城市管理的大權又從走資派的手中轉到了武裝的革命人民手中。革命人民從來沒有像八月那樣以創造世界歷史主人翁的姿態出現在歷史舞臺上。小學生自動充當交通警衛工作,指揮車輛的英姿,湘江風雷、紅中會等群眾組織直接控制部分財經大權的自豪,給人留下難忘的印象。

就像現代史上的各國工人革命高潮時期常見的情形那樣,在文革造反的高峰期,中國工人階級的的確確表現出“人民群眾自己管理自己事情的能力和水平”,這證明了許多毛份子為之辯護的“精英”或黨官僚們根本就是有害無益的社會寄生蟲,還證明了毛澤東所謂“三結合”根本就是倒退。要搞“三結合”,就必須把“群眾自我管理”之類的花招拆去,壓制群眾鬥爭,取締群眾的自我組織,把那些(經過“改造”的)寄生蟲重新安放到勞動人民頭上。這正是毛澤東認為他的“偉大戰略部署”達到目的後針對造反群眾所做的事。

毛澤東並不認為文革完全達到目的(“文化大革命就是整黨、整團、整政府、整軍隊,黨、政、軍、民、學,都整了。”;“壞人還是搞不乾淨,一次搞乾淨,是不可能的[26]),但他顯然認為效果還令人滿意,因而宣稱以後還要七、八年再來一次。但是,文革的“無政府主義”,或者說,官僚層自我改良釋放出來的革命幽靈,把革命或不革命的幹部們弄得膽戰心驚。不難想像,即便不被推翻,每七八年挨一次整的前景對官僚們來說意味著什麼。

無論如何,官僚層已不可能再阻止自己繼續腐爛的趨勢,也不再有任何歷史出路了。管卡壓激化了矛盾,用毛澤東的話說,使官僚層一輩子跟工人處在階級鬥爭狀態下。鞍憲遠遠看去民主而美好,對官僚權力也有所約束,但在“最好”的情況下,它也僅僅意味著官僚對群眾有所顧忌和讓步。工人的奴隸狀態並無改變,也不能長久地靠政治鼓動的迷魂藥來維持。儘管毛澤東在發動群眾整黨的同時小心翼翼地維護黨的至尊地位和威信,以避免群眾“懷疑一切,否定一切”。但這個後果還是發生了。文革的批判造反,事實上大大影響或“敗壞”了黨和領導人的威信。這是不論官方怎麼平反、“禍水東引”都挽不回來的。而造反失敗和官僚層一再的“運動群眾”又加深了群眾的政治消極、恐懼、反感和對黨的不信任。官僚方面,沒有像資本家那樣絕對的約束工人的權力,也不需要負什麼責任,因此同樣傾向於得過且過,他們大概要比群眾更早地不再相信什麼社會主義了。這就是毛澤東大刀闊斧改良的限度。套用毛的話說: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一切官僚化的工人國家,最終都要走到這一步:結束與群眾的對峙、僵持或“平衡”狀態,徹底控制群眾,吹起西風,壓倒東風……

簡談毛劉衝突和文革的性質

當今中國的官場爛到極點,相形之下,80年代以前的幹部們看來清正廉潔得多,這是毛份子所喜歡吹噓的毛時代的一部分。但是,為了力證毛主席發動文革的大智大勇,毛份子們也不惜大肆揭露和批判毛時代官僚統治之嚴厲與黑暗,同時裝作毛主席對這個“極權的”官僚體制毫無建樹、也不屬￿其中一份子似的。這讓人想起毛的一句話:“在人代大會上講的一片光明,在工作會議上講的一片黑暗,對不起頭來嘛![27]而即使按照毛份子的論述,文革前的中國人民被管卡壓到極點,文革中的群眾運動進行了兩年多便已收場,“當權派”重占上風,那麼,工農“當家作主、揚眉吐氣”的日子也著實短得可憐。

中共的治國史,是一部越來越嚴厲的反腐史,同時是一部越來越深刻的黨的腐敗史。翻一翻文革前夕上層幹部到工礦企業和農村蹲點的報告及毛澤東的批示,就足以看到問題的嚴重程度了,茲舉幾例:

“壞幹部和階級敵人對貧農、下中農積極分子的打擊報復已經發生很多。……雙十條規定的處分幹部黨員不超過百分之二的規定,恐怕不能再適用了。不嚴厲處分這些壞人,就不能團結群眾的絕大多數。”[28]

“冶煉廠職工在兩個半月的‘五反’運動中,初步揭發的嚴重問題是:一、打擊報復和把頭作風;二、領導幹部特殊化;三、不講階級路線,任用壞人;四、搞資本主義經營管理。……這主要是冶金部有關業務單位,對於冶煉廠只要超額完成任務、指標,不管採取什麼手段,都一律加以表揚,即使是弄虛作假也不予揭露,反而默許。[29]

“我所在的生產隊已經產生新的兩極分化,出現了以七戶幹部為代表的新的富裕農民階層,他們同一戶上中農、一戶富農、四戶地主聯合起來對貧下中農進行嚴重的剝削。這種新的兩極分化,新的富裕階層,新的剝削決非花縣所獨有,而在廣東省以至中南各省都是普遍和大量存在的。”[30]

“良湖大隊和省地委負責同志蹲點的其他六十九個大隊的材料說明,在湖南被敵人竊據領導權的基層要多於三分之一。”[31]

到文革前夕,針對幹部的四清整風已提不起毛澤東的興致。必須反腐、“反官僚主義”,才能保住“紅色江山”;“腐敗的根子在中央”——這在高層決策者當中,包括毛劉之間,並無異議。毛澤東所不滿的僅僅是劉少奇慣於由上至下地“派出工作組”、“紮根串聯”、“打殲滅戰”的辦法,譏之為“繁瑣哲學”。他批評道:“有的同志提出打殲滅戰,怎麼打?集中15千人,搞一個小縣,28萬人口,搞幾個月還搞不開。學習文件40天,不進村。……運動不應該只依靠工作隊,應該依靠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幹部和群眾。”在重新制訂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即四清工作指導文件《二十三條》)中,加進了“在整個運動中,省、地、縣級黨委和工作隊,必須逐步做到,依靠群眾大多數,依靠幹部大多數(包括放了包袱的幹部),實行群眾、幹部、工作隊‘三結合’”等規定。毛澤東爭辯道:

發動群眾就是整我們這個黨。中心問題是整黨,不整黨沒有希望。”[32]

毛澤東的發言表明,他意識到官僚系統已大為腐爛,不發動群眾,仍靠“集中領導”的老辦法,整黨是無望的。為此非清除“包辦替代”,讓“群眾自己解放自己”不可。不給予群眾“四大民主權利”[33]乃至自我組織的權利,就不能把黨官僚捆緊了的群眾的四肢解放出來,群眾就無從發動起來整黨。我們應當謹記:毛澤東發動群眾的目標就是整黨,僅僅是整黨,群眾只不過是幫助整黨的工具而已。挨過整並恢復了“蓬勃的革命朝氣”的黨才能更好地繼續統治當牛做馬的群眾。

這一切與工人民主或勞動人民自治無關。在毛澤東眼裡,巴黎公社式的民主並非無產階級專政的應有之義,需要的只是通過給予群眾有限的批評、監督乃至造反之權來保證對黨官僚的約束,使之“不脫離群眾”,改善同群眾的關係,循規蹈矩地統治群眾。

毛澤東這個如意算盤在上層中間並未得到踴躍反響或“深刻理解”,包括主持“反腐”工作的劉少奇。他們尤其不能理解“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一提法。[34]同時,上層官僚們對“放手發動群眾”本能地感到戒懼:

少奇同志為什麼非要在工作組和群眾運動問題上“頑抗到底”呢?王光美的分析給我很大啟發。毛主席在領導革命和建設、糾正黨風反對腐敗時,歷來都是熱衷於大搞群眾運動,喜歡轟轟烈烈,而且是“放手發動”。可這是一把“雙刃劍”,轟轟烈烈中湧動著無政府主義極左思潮,可以使熱情變成狂熱衝動,甚至失去理智;如果不能及時加強領導、正確引導,就很容易失控,產生極大的破壞力。“文化大革命”哄然而起,無政府狀態相當嚴重,少奇同志敏銳地感到極左的危險,認為必須派工作組控制局面,抵制極左思潮。[35]

這最終導致毛澤東要越過黨,直接向群眾發出奪權號召。負責整黨工作的劉少奇則從此成了毛澤東整黨的絆腳石,並在文革中淪為反修道具。

以激進改良來捍衛特權集團的長治久安

“相信群眾,依靠群眾”的“群眾路線”,是毛主義的傳統。毛澤東頗善於講群眾的好話,厲行要求幹部“為人民服務”,到群眾中去,不要脫離群眾,並常常因此被吹成特立獨行的理想主義者。但究其實,“為人民服務”只是服務於緩和社會矛盾,以維持特權集團的長治久安而已,就像皇帝們要求下級官員“清正廉潔,愛民如子,造福地方”一樣。

1967年,江青動員軍隊官僚“為人民立新功”的講話,可以旁證毛主席真正憂慮的是什麼:

“在座的同志,大概權是很多的。……但是這個權就不能輕易用。既然人民給了咱們這麼高的職位,俸祿也很厚,權又很大,如果我們不立新功,對得起人民嗎?久了人民能要我們嗎?這個故事(指“觸讋說趙太后”——作者注)主席講了很多次。對我們自己的孩子也曾講了好多次,但他們是不怎麼理解的。……所以,解放軍要立新功。……”[36]

“觸讋說趙太后”的故事後來編進了中學課本,其主旨是規勸統治者如何避免過份寵愛和嬌慣後代,最終失去統治能力和統治地位,即“君子之澤,五世而斬”。毛澤東當然明白問題在於“幹部特權”。他並不吝惜於批判幹部。文革之初,當群眾起而造反之後,他不無得意地說道:

“有些幹部為什麼受到群眾的批判鬥爭呢?一個是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群眾有氣[37]。一個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為了不起,就擺架子,有事不跟群眾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歡罵人,訓人,嚴重脫離群眾。這樣,群眾就有意見。平時沒有機會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爆發了,一爆發,就不得了,弄得他們很狼狽。今後要吸取教訓,很好地解決上下級關係問題,搞好幹部群眾的關係。以後幹部要分別到下面去走一走,看一看。遇事多和群眾商量,做群眾的小學生。”[38]

很明白,毛的意圖無非是給“有些幹部”一個教訓。“官做大了”,不是問題。“薪水多了”,不是問題。問題只在於“自以為了不起,擺架子,有事不跟群眾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歡罵人,訓人,嚴重脫離群眾……”反過來說,毛澤東眼裡的理想幹部是:官不妨做大,薪水不妨多拿,但要謙虛,平易近人,不罵人不訓人,遇事要多跟群眾商量……總之,應當跟群眾搞好關係。

在作為最高黨官僚的毛澤東的“偉大戰略部署”中,根本不存在“推翻官僚制度、取消官僚特權”和“工人自治”的設想。毛份子所吹噓的、聽起來悲壯之極的“靈魂救贖的革命”,意思無非是“毛主席力圖對墮落日深的黨官僚實行‘思想改造’,以永保其對勞動人民的千秋萬代的統治”。如此而已。群眾想撇開“黨的領導”,那就別指望了……正如密利本德所總結的:

這位主席從來沒有表示過他有任何想放棄或甚至減少黨的“領導作用”的意圖;也沒有想要對黨的存在方式作出大的制度上的改革。不論何時,只要有一點跡象表明他所發動或鼓勵的運動真的要控制不住了或者把黨吞沒了,他和他的黨人就堅決重申保持黨的領導性質的極大重要性。……

更引人注意的是,毛主席從來沒有表示想對他一貫倡導的群眾捲入過程提供一個制度上的和結構上的堅實基礎;他也從來沒有指出這種捲入需要建立獨立於黨的控制之外的其他機構。[39]

因為黨是毛澤東的權力基礎,他的本位利益和黨的本位利益是一致的。不受黨控制的群眾組織對他來說是不可容忍之事。對黨來說,他是一個恪盡職責的大家長,深謀遠慮的捍衛者。這種捍衛並不完全是通過對勞動群眾的嚴厲壓制來實現,也通過賦予群眾一定的主動性和鬥爭性來挽救特權集團統治造成的惡果,緩和社會矛盾。文革就是在革命口號的煙幕下對病入膏肓的官僚制度施行改良主義外科手術。但是,文革中群眾運動範圍之廣、鬥爭的激列程度和曲折性卻遠遠超出了毛的預想——它是由舊體制下中國社會積累起來的矛盾的深度,即官僚層對勞動群眾的壓迫程度和群眾的怨恨程度決定的。因此,我們可以這樣定義文革的性質:這是一場以官僚層自我改良為導火索的、中國社會矛盾的大爆發。

今天的毛份子雖然更加喪失了“革命精神”,但深深繼承了毛主義的改良主義精神。他們也許提倡鬥爭,鼓勵鬥爭,大唱革命高調,但同時謹慎地努力將群眾鬥爭限制在維護特權階級統治的限度內。在高唱民主、泣血表態相信“人民群眾自己管理自己事情的能力和水平”之余,毛份子們並沒有忘記一再展示自己的改良主義奴才嘴臉:

“砸爛公、檢、法”雖然歷史條件尚未成熟,但是總比“加強公、檢、法”好吧?

毛澤東說得好,“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文革要“過七八年再來一次”,後來又曾經說過“一個世紀來三到四次”。無非是通過週期性的大民主運動,激發民眾的政治意識,形成新的政治平衡力量,不斷衝擊官僚體制,促進社會進步,最後實現質變。除此之外,是沒有捷徑可走的。

所謂民主歸根到底是人民力量的壯大,是人民和統治力量對比的平衡,是人民可以和統治者進行討論和談判。[40]

對文革史深有研究的老田,也以同樣的精神勸誘群眾:“要在從前鐵板一塊的官僚機器中間‘摻沙子、透空氣’,加入新的因素和力量,讓群眾的聲音通過新的代表產生方式進入決策和監督層面。……團結起來形成自己的力量,形成對上層的制約,形成對上層的監督。[41]

在為文革和毛澤東塗脂抹粉的同時,毛份子們也圓滑地為現今的官僚資本主義政權保駕護航:

“毛澤東是不在了,文革是失敗了,但是官僚集團也得到了教訓。當他們板起臉訓人的時候,也會想起牛棚的滋味了。他們不得不作一些讓步,給予民眾一些權利。甚至到現在,‘文革’、‘毛澤東’這些字眼還是他們揮之不去的惡夢,還是懸在他們頭上斯摩達利劍。”[42]

也就是說,“被文革”了的官僚集團(“走資派”的同義語)懾於文革餘威,比起文革前已經收斂得多,進步得多,給了群眾一些讓步和權利,也更能容讓了……前途是光明的,你們就知足吧!

在“相信群眾、依靠群眾”的毛主席和毛派遺老遺少之間,那條貫串不變的紅線就是:統治者永存,特權階級永存,人民啊,你們慢慢在水深火熱中熬到像我們這樣“成熟”吧……

20102


 

[1]   尤其是強調毛澤東在大躍進時期“力糾‘五風’”(官僚主義、強迫命令、瞎指揮、浮誇風、共產風),劉少奇則為“五風”推波助瀾。

[2]   即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修養》成為中共黨員的必讀物,也不是49年後的事情,而是延安時期開始的。

[3]   風之谷《毛澤東的民主之路》

[4]   崔文華《毛澤東:社會主義革命的對象是官僚主義者階級》

[5]   中共如何拉攏上層資產階級,又如何通過大扣“資產階級思想”、“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帽子壓制工農改善生活的要求,可參見樓國華文章《兩極相遇》。

[6]   周鯨文《風暴十年》之《第八章    狂人的天堂》:“不論她們是資產階級或地主的女兒,就由首長給她們披上件‘馬列主義的外衣’,穿得花枝招展坐在胖子們的身旁。有的是‘新夫人’,有的是‘女同志’……為服侍‘革命功臣’過著快樂的生活……”

[7]   曹為平的回憶,轉引自《站在21世紀的高度重評文革和毛澤東》(作者:非龍在天)

[8] 毛澤東73歲生日講話(《王力遺稿:王力反思錄》上冊,香港北星出版社P322-329

[9]   向青《簡評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1966103日)

[10] 彭述之《毛澤東與劉少奇的關係和分歧》(196776日)

[11] 許由《文革、八九民運與工人群眾運動——從兩本書談起》(1997515日)

[12] 關於中蘇衝突發展經過的分析,可參看王凡西《毛澤東思想與中蘇關係》(1972

[13] 《毛主席在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61024日)

[14] 毛的這些言論也表明,劉鄧一直以來仍然是他的“親密戰友”,“權力之爭”即便存在,也是極其次要的事情。毛根本無意於置劉鄧於死地,只因為他們是毛發動群眾整黨的障礙,因而不得不設法先將其打倒,但仍然多有回護:“要准許劉、鄧革命,允許改。你們說我是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的人。”可以說,文革的目標遠超排除異己或權力之爭的狹隘目的。在文革中,官僚內部的權力之爭倒是跟隨在毛澤東改良官僚層的運動之後的。

[15] 作者的引文來自毛澤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下冊談話記錄稿》(1959年)

[16] 詳見陳泰《門後是牆:漫談“鞍鋼憲法”》

[17] 例如:“在文革中,工人階級之所以會呈現出這樣一種政治不成熟的狀態(指工人分裂為造反、保皇兩派——作者注),最根本的原因在於,工人階級是文革前‘17年’體制的最大受益者——他們的政治地位很高,社會聲望很好,福利待遇也優於許多其他社會階層。單從這個角度來看,他們是這個社會的穩定力量而不是革命力量……工人階級為自己的政治不成熟和文革的失敗,已經並且將繼續付出慘重代價……”(郭松民《毛澤東是追求徹底民主的》)還有較露骨的如“孫千鈞棒”《中國工人階級必須先知恥而後勇》宣稱“中國工人階級既有先天性不足(指工人沒有成為49年革命的主力軍),又有今日之短視(指輕易受“資改派”擺佈),是個不成熟的勞動人民群體”。

[18] 毛澤東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關於“九大”和整黨問題的談話,中央檔案館提供的戚本禹記錄稿。

[19] 曼德爾《社會進化和人類出路》(1977)第十二章《斯大林主義》之《七、毛澤東主義》

[20] 風之谷《毛澤東的民主之路》

[21] 同上。

[22] 19672月毛主席與張、姚的談活》,轉引自《施拉姆集》p500

[23] 張宏良《靈魂救贖的革命與暴力失衡的悲劇》,

[24] “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員不到車間小組搞三同,拜老師學一門至幾門手藝,那就一輩子會同工人階級處於尖銳的階級鬥爭狀態中,最後必然要被工人階級把他們當作資產階級打倒。”(毛澤東《對陳正人關於社教蹲點情況報告的批語和批註》(19641212日、1965115日)》)

[25] 曼德爾《社會進化和人類出路》(1977)第十二章《斯大林主義》之《七、毛澤東主義》

[26] 毛澤東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關於“九大”和整黨問題的談話,中央檔案館提供的戚本禹記錄稿。

[27] 196515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

[28] 劉少奇19641019日給毛澤東並周恩來、朱德、鄧小平、彭真等的信。

[29] 中共遼寧省委瀋陽冶煉廠工作隊19641112日報送的《瀋陽冶煉廠資本主義經營管理方法種種》的簡報,為公安部部長謝富治率領工作隊在瀋陽冶煉廠蹲點的報告。

[30] 陶鑄1964121日給毛澤東和中央的報告。

[31] 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1964126日彙報在湘潭縣良湖公社良湖大隊蹲點情況給劉少奇的信。

[32] 19641220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擴大會議上的講話。

[33] 即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

[34] 劉少奇對毛澤東說:“對於這個“派”,我總是理解不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有,但是資產階級都要消亡了,怎麼能有什麼“派”?一講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處都有敵我矛盾。像煤炭部、冶金部,哪個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19651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記錄)

[35] 孫興盛《把歷史的真相告訴人民——採訪王光美及其子女的回憶》(《百年潮》雜誌)

[36] 江青《為人民立新功——1967412日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

[37] 所謂“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指文革之初幹部們壓制造反群眾的行為。

[38] 《毛主席視察華北、中南和華東地區時的重要講話》(1967107日中共中央通知下發)(記錄稿,未經本人審閱)

[39] 密利本德《馬克思主義與政治學》之《第五章階級和政黨》

[40] 風之谷《毛澤東的民主之路》

[41] 老田(田立為)《我們今天應該如何回顧與反思文化大革命——在吳焱金回憶錄出版座談會上的發言》

[42] 風之谷《毛澤東的民主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