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怎樣破壞黨內民主

高放

2010年第1期炎黃春秋雜誌

一、蘇聯共產黨在列寧領導下黨內民主制度初步建立

蘇聯共產黨最早建立於1898年,這一年31日,在明斯克市秘密召開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一次代表大會,通過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宣言》,選舉產生了黨中央委員會,宣告了俄國工人階級政黨的正式建立。但是在沙皇專制政府嚴酷統治下,新當選的三個中央委員在大會閉幕後旋即被捕,黨的各地方組織也大多被取締。1900年列寧從流放地逃到西歐後,只好重新籌備建黨。1903717日(公曆30日),黨的二大在布魯塞爾舉行,後來又轉到倫敦續開。大會通過了黨綱和黨章,選出了新的中央委員會,重新有組織、有領導地開展革命活動。以後即以1903730日作為黨的誕生日。1917年該黨領導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取得勝利後,1918年改名俄共(布),1925年又改名聯共(布),1952年才改名蘇共。蘇共執政74年,取得了重大成就。可是這個曾經領導人民創建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大國的最強大的共產黨,卻於1991年悄然自行解散,被廣大蘇聯人民徹底拋棄了,沒有多少人要出面保衛它。

當今在總結蘇共滅亡這個重大課題時,有一種頗為流行的觀點,即認為蘇共從列寧建黨時就是一個個人專制政黨。其實這種看法不符合歷史實際。這裡只要列舉最簡要的事實就可以澄清是非,辯明真相。

1847年馬克思、恩格斯參與創建的第一個共產黨——共產主義者同盟完全是民主政黨。民主制組織原則主要體現為這樣五點:黨的各級領導人均是民主選舉產生;黨代表大會是黨的最高權力機關;中央委員會是其執行機關;中央委員會每三個月要向各下級組織報告一次工作,每年要向黨代表大會報告工作;黨代表大會實行年會制,定於每年8月召開。恩格斯說:這個「組織本身是完全民主的,它的各委員會由選舉產生並隨時可以罷免,僅這一點就已堵塞了任何要求獨裁的密謀狂的道路」。

列寧在沙皇專制政府嚴密統治和嚴厲鎮壓的條件下建黨,不可能民主選舉產生各級領導人,黨代表大會甚至不得不在國外召開,因此列寧強調「必須成立統一的因而也是集中制的黨」。到1905年俄國爆發第一次民主革命、人民爭得一些民主自由後,列寧就改變提法,主張黨要實行「民主制」的原則,首先民主選舉產生黨的各級領導人。1905年黨的三大還決定實行黨代表大會年會制,中央全會至少每兩個月舉行一次。然而這在黨未執掌全國政權前,顯然難以做到。1905年革命失敗後黨又處於逆境。1906年列寧同意黨的組織原則採取「民主集中制」。19172月俄國第二次民主革命勝利、推翻了沙皇專制政府,緊接著取得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進而推翻了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建立了蘇維埃政權,俄共成為執政黨。19081920年為維護新生的蘇維埃政權進行激烈的內戰與外戰。1921年進入和平建設時期,在黨的十大上列寧提出了「工人民主制」。由上可見,關於黨的組織原則,列寧與時俱進,先後有過集中制、民主制、民主集中制和工人民主制四種提法。應該說,工人民主制的提法最規範。沒有不集中的民主,所以沒有必要在「民主」之後再加上「集中」二字;卻有不民主的集中,後來民主集中制在長期的實踐中經常是集中壓倒了民主,民主成為過度集中的裝飾品,甚至民主被破壞殆盡。

1917年—1923年,這頭六年在列寧領導下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黨建理論,初步創立了黨內民主制,主要內容是:堅持黨代表大會和代表會議年會制,中央全會由雙月會制變為每月召開兩次;堅持黨內思想自由、言論自由,保護黨內政治思想反對派,如左派共產主義者、軍事反對派、工人反對派、民主集中派等,允許他們在黨代表大會上做不同意中央觀點的副報告,同時嚴禁黨內有組織的派別活動;加強中央集體領導,黨中央不設主席,中央設政治局、組織局和書記處三個機構,各司其職;在各級黨委民主決策中堅持每人一票,平等表決;設立黨的監察機關,加強對各級黨委的監督。不幸列寧於1924年才54歲英年早逝!儘管他有很多新建樹,然而對黨內民主問題,在理論上論述不夠充分,在制度上建設不夠完備,在改革中設計不夠周密,在黨章中規定不夠具體。由於這四個方面都「不夠」(後面將詳加說明),這就使得在列寧之後初具雛形的黨內民主容易遭到破壞。

當今在總結蘇共滅亡這個重大課題時,在我國還有一種頗為流行的觀點。即認為:在列寧之後斯大林領導時期,由於是處在資本主義列強包圍之中一國獨自建設社會主義,國內又有激烈而複雜的階級鬥爭和黨內的路線鬥爭,所以不得不實行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黨內民主不可能充分;到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由於戈爾巴喬夫搞「公開性」、「民主化」,允許黨內派別林立,並轉去搞西方那種多黨制,才把蘇共搞垮了。這種看法似是而非。在列寧領導那6年,更是多半處於內戰外戰交融的腥風血雨中,更是與資本主義列強和國內階級敵人進行殊死鬥爭,依然能夠依靠黨內民主克敵制勝。

二、斯大林執政時期蘇共如何變為個人集權制政黨

19241月列寧逝世後,斯大林執政長達約30年之久。在他任期內蘇共由民主政黨逐步演變成為個人集權制政黨。這裡從六個方面扼要分述列寧開創的黨內民主制是如何被斯大林破壞殆盡的。

第一,清洗並且徹底消滅任何政治反對派。從1924年到1929年,短短6年之中先後開除了托洛茨基反對派、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新反對派和布哈林—李可夫反黨集團。在1936年前後的大清洗中進一步破壞法治,用逼供信、誘供的手段誣陷他們是「帝國主義間諜、特務、殺人犯」予以處決,連1929年已經被驅逐出國的托洛茨基,斯大林也要親自指揮蘇聯情報機關派人於1940年在墨西哥把他暗殺掉。昔日親密的布爾什維克老戰友凡敢於與斯大林持不同政見者無不成為階下囚和槍下鬼。斯大林對黨、政、軍、共青團、工會、科技人員和文藝工作者以至平民百姓中凡是反對他的思想觀點者採取「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方針,甚至以「人民公敵」定罪。據蘇聯內務部1954年起草的有總檢察長、內務部長、司法部長共同簽名的統計報告,從1921年至1954年,被判處反革命罪的罪犯共有3770380人,其中死刑642984人,25年以下勞改與監禁2369220人,流放和驅逐出境765180人。蘇聯在1918年、1924年制定過兩部憲法,1936年宣佈基本上建成社會主義時又通過了擴大社會主義民主的新憲法。可是實際上有憲法卻沒有法治,有憲法卻缺少憲政。一個民主政黨,黨中央內部在決策中見仁見智難免會有意見分歧。凡是在黨代表大會上經過民主討論表決,拒不服從多數人通過的決議者,頂多開除黨籍。可是斯大林卻網羅罪名,把他們作為敵我矛盾加以消滅,其結果只能把黨變成一言堂、一人專政。

第二,破壞黨代表大會和黨代表會議年會制以及中央全會定期會議制。1917年十月革命勝利後,在列寧領導下遵照黨章,每年都召開黨代表大會。可是從1925年黨的十四大之後,黨代表大會相隔時間越拉越長,從相隔2年、3年、4年、5年,甚至到相隔13年之久才召開。斯大林於1927年黨的十五大修改黨章,把黨代會年會制改為每隔2年召開一次,1934年黨的十七大又改為每隔3年召開一次,1952年黨的十九大再改為每隔4年召開一次(到1971年勃列日涅夫時期更改為每隔5年召開一次)。即便不斷修改黨章,把年會制改為每隔2年、3年、4年召開一次,依然不斷違背黨章。至於黨代表會議本來也是實行年會制,它在兩次黨代會之間召開,其權力小於黨代會,大於中央全會,在斯大林和後斯大林時期黨代表會議的召開甚至相隔時間更長,如1941年舉行第十八次黨代表會議,而第十九次黨代表會議是到1988年才揭幕,相隔幾乎近半個世紀。還有中央全會相隔的時間也愈益增長。從黨章規定來看,1922年定為中央委員會每兩個月召開一次全會並向各省委分發一次關於自己活動的書面報告;1934年就改為每4個月召開一次全會,而提供書面報告則從1925年就改為模糊的說法,「定期把自己的工作通告黨的各級組織」。到1952年,中央全會又改為每6個月召開一次。實際上中央全會經常延期召開。例如19407月之後相隔3年半之久才於19441月召開;19472月之後,相隔5年半之久才於19528月召開。更為嚴重的是在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上,自從清除了反對派之後越來越變成「一言堂」,越來越變成對斯大林言聽計從、歌功頌德的會議。

第三,在政治局實行個人專斷。黨代表大會和代表會議年會制被破壞,這表明黨的權力中心、黨的最高權力機關已經轉移到中央委員會;而中央委員會又一再被延期,甚至相隔3年、5年之久才召開一次,這表明政治局實際上已經成為黨的權力中心,成為黨的最高權力機關。按黨章規定,政治局本來是與組織局、書記處並行、並列、並重的黨中央3個常設機構之一。可是斯大林時常撇開組織局,實際上由政治局包攬、包辦一切,把政治局變成凌駕於黨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委員會及最高蘇維埃、人民委員會(中央政府)之上的黨國最高權力機關和權力中心。19251223日斯大林在黨的十四大上公然這樣說,「政治局是擁有全權的機關,除了中央全會以外,它是高於一切中央機關的。而最高機關是全會」,「在我們這裡全會決定一切」。這種說法是違背黨章的。蘇共黨章歷來明文規定「黨的最高機關是代表大會」,中央委員會只是代表大會的執行機關。所以只能說黨代表大會決定一切,而並非中央全會決定一切。當中央全會不按期召開時,實際上變成政治局決定一切,難怪斯大林敢於直言不諱地說「政治局是擁有全權的機關」。如果在政治局內部還實行集體領導、每人一票平等表決,那還算是寡頭專斷。可是斯大林違背黨章,在政治局內部又搞了5人小組。早在19193月黨的八大通過的關於組織問題的決議中,規定中央委員會設立政治局、組織局和書記處,「政治局由五名中央委員組成」,「政治局對不容拖延的問題做出決定,並且就自己兩周內的全部工作情況,向中央委員會定期全體會議做報告」。後來在黨章中從未規定政治局的人數和會期。從1925年十五大至1939年十八大,政治局委員一直是9-10人。1952年十九大政治局改稱主席團,委員增至25人,享有最高權力。沿用了33年之久的政治局為什麼要改稱主席團呢?在大會作修改黨章報告的赫魯曉夫一語道破真相。他說:這是「因為『主席團』這個名稱更符合於現在的政治局實際上行使的職權」。即是說從今以後公開廢棄早已名存實亡的組織局,使黨中央主席團成為名實相符的黨政最高權力機關。然而不論是政治局或主席團,都極少開會。實際上斯大林大都是召集其中的幾個人,向他們宣佈重要決策,要他們分頭去辦理。1971年出版的《赫魯曉夫回憶錄》透露了真情。他說:「無論是中央委員會、政治局還是主席團的常務委員會都沒有有規則地工作過。可是斯大林同他內圈的定期會議卻像鐘錶裝置一樣,到時必定舉行。」斯大林一般是每隔二三天或者更多天,就召見赫魯曉夫、馬林科夫、貝利亞、卡岡諾維奇等幾個人到他的別墅共進晚餐。通常是邊吃邊談,主要是斯大林獨自高談闊論,發號施令,與會者洗耳恭聽,邊聽邊記,心領神會,唯唯諾諾,誰也不敢輕易發表什麼新見,也顧不上認真吃飯。

第四,改變黨中央監察委員會的性質、地位和作用,使黨中央委員會和總書記沒有機構能對之實行監督。1920年建立的中監委,本來是與中央委員會並行、並列、並重的,同樣由黨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並向黨代表大會報告工作的一個中央監督機關,其任務和職責是「同侵入黨內的官僚主義和陞官發財思想,同黨員濫用職權的行為,同破壞黨內的同志關係」的謠言和流言蜚語現象作鬥爭;要「使對黨員的罪行和過失提出的一切控訴和申訴都得到適當的處理和解決」;「要加強對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的監察」。

斯大林先後邁出四步來改變中央監委的性質、地位和作用。第一步是監督監委。本來列寧是要中監委委員參加政治局會議以監督其工作。然而19245月(列寧剛過世四個月)黨的十三大通過的《關於監察委員會的工作》的決議竟倒轉過來,決定「黨委員會必須派代表參加監察委員會的各種會議和它們的全部工作」。第二步是19342月召開黨的十七大,進而決定取消中監委,改變為設立黨的監察委員會,其主要職責是「監督黨和聯共(布)中央委員會的決議的執行」。從此黨中央委員會(包括政治局、總書記)就不受任何機構監督了。第三步是到1939年黨的十八大又把黨監委改為設在中央委員會之內,受中央委員會領導,由中央委員會選出監委成員。第四步是在1952年黨的十九大上,乾脆把黨監察委員會改組為黨中央委員會的黨監察委員會,即直接隸屬於黨中央的一個部門機構,其任務是監督黨中央決議的執行和檢查地方黨組織的工作。這樣,監委的性質、地位和作用就完全改變了。總書記的個人集權制還擁有了一個監督全黨和地方貫徹執行其個人意志的機構。這樣,黨中央委員只由總書記個人對之實行監督,總書記則無人能對之實行監督了。

第五,斯大林把列寧開創的各種黨內民主制度破壞之後,進一步加強以黨代政制和個人集權制。本來在列寧領導執政時期,列寧只以黨的政治局委員出任人民委員會主席(即政府總理),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由政治局委員托洛茨基擔任(蘇共中央從未設立軍委),中央書記處總書記由政治局委員斯大林充任。可見當時黨、政、軍三大權是分歸3個人掌管,在政治局內部實行集體領導、分工負責制。這猶如三駕馬車,由3位能人各自駕轅,雖有齟齬,尚能協調,力求齊心協力,齊頭並進。到斯大林徹底斬盡殺絕黨內各個反對派、獨佔鰲頭之後,他的權力慾進一步膨脹,還要進而獨攬黨政軍三大權。19415月他以黨中央總書記兼人民委員會主席(即政府總理),6月衛國戰爭爆發後又兼國防委員會主席(1934年蘇聯廢除共和國軍委,19416月新設國防委員會),戰後取消國防委員會,他又兼蘇聯武裝部隊總司令。這樣他就把列寧當年確立的黨政軍三權分立的民主分權體制改變為黨政軍三大權統一於一身的個人集權體制。同時他從20年代末起就別具匠心,逐步獨自掌管國家安全部門(從「格別烏」到「克格勃」),以保衛國家安全為名,實則用以作為嚴密監控黨政軍民思想、剪除異己的得心應手的工具。斯大林在獨攬大權之後,還要獨領風騷,在文化思想界大興個人崇拜之風。黨內、國內盛行吹捧領袖之風,誰頌揚得多、頌揚得高,誰就越能得到提拔重用。斯大林用文化部門的「個人崇拜」和安全部門的「個人忠誠」這一文一武兩手來從思想上和組織上根本維護並鞏固其個人集權制。

第六,斯大林在社會主義國家還率先實行領導職務終身制和指定接班人制。他實現這「兩制」未必是早有預謀、事先設計的,而是個人權力慾不斷膨脹,又渡過權力危機的必然結果。蘇共黨章和蘇聯憲法從未明文規定黨政領導人的終身制和任期制,這樣就給領導人可以不斷連選連任留下法定的廣闊空間。斯大林自19224月就任總書記後,當年末翌年初就遇到了列寧要調離他這一要職的第一次權力危機。經他在黨中央贏得了多數人支持,終於留任。他進而清除了黨內的各種反對派,1929年提前結束列寧的新經濟政策,開展農業全盤集體化運動,在實踐中造成重大損失,這引起黨內不少人對他的領導不滿。於是在1934年初舉行的黨的十七大上他遇到了第二次權力危機。表現在選舉中央委員時,斯大林少得270多票,列當選中央委員名單末位,而列寧格勒市委書記基洛夫只以3票之差居於首位。只因中央委員是等額選舉,斯大林才得以當選。與會代表1225人,可見約有五分之一代表反對他當中央委員,更遑論當總書記了。斯大林的親信卡岡諾維奇急忙出面,暗箱操作,命令銷毀反對斯大林的大部分選票,最後在大會上宣佈的選舉結果是反對斯大林的和反對基洛夫的都是3票,才使他進而在中央委員會上又當選總書記。渡過第二次權力危機之後,他通過大清洗徹底消滅威脅他權力的所有的人,到19415月又以黨中央總書記兼任國家政權機關的人民委員會主席,把政府首腦大權攫取到手。6月法西斯德國入侵後,他出任國防委員會主席,該委員會集中了黨和國家的全部權力,統一領導戰時黨、政、軍、工、團的活動。他領導反法西斯戰爭取得全面勝利,戰後又較快恢復了國民經濟,這樣他的威望登峰造極,他自己也更加自信自負,更沒有要急流勇退之意。他沒有想到自己會不久人世,所以從未明確對人談過他的接班人問題。但是195210月舉行黨的十九大時,他要馬林科夫取代他作中央工作報告(從1924年黨的十三大起一直都是他自己作中央工作報告),在他提出的十九大後中央領導人名單中馬林科夫名列首位,人們都認為馬林科夫顯然是他意中的接班人。後來他嫌馬林科夫過於軟弱,尚未確定何人接班,天有不測風雲,195335日斯大林突然中風猝死。他擔任總書記31年之久,擔任政府總理和全軍最高統帥也有12年,實際上是領導職務終身制。斯大林帶頭實行的個人集權制、職務終身制和指定接班人制,這「三制」明顯帶有君主專制色彩,這「三制」正是君主專制與民主共和制兩種政治體制的三點根本區別(民主共和制是實行國家領導人的權力制約制、權力限任制與權力選舉制)。

斯大林實行的這種權力過度集中的政治體制,不僅破壞了共產黨黨內民主,而且也破壞了蘇聯的蘇維埃民主。黨權高於民權,以黨代政的體制使作為蘇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最高蘇維埃成為「橡皮圖章」和「表決機器」。斯大林開創的這「三制」以及以黨代政制、一黨專政制、高幹特權制、監控干群制等等,在蘇聯代代相傳,有的甚至愈演愈烈。缺少社會主義民主的種種體制長期無法進行體制內改革,到80年代後期蘇聯國內湧現了眾多政治派別和政黨,紛紛要求民主化,個人專制或者寡頭專制已經遠遠落後於時代。斯大林開創的這「三制」等等還推廣到其他共產黨執政的東歐國家,也破壞了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民主。其後果是嚴重的,切不可等閒視之。

三、斯大林執政時期蘇共為何變成個人集權制政黨

蘇共為何會形成過度集權的政治體制呢?為何會由民主政黨變成個人集權制政黨呢?這也是有歷史與現實、客觀與主觀、群體與個人等多方面的原因。

第一,列寧遺留下來的黨內民主的遺產不夠豐厚,容易被暴風驟雨吹散沖掉。如前所述,關於黨內民主問題列寧在理論上論述還不夠充分,在制度上建設不夠完備,在改革中設計不夠周密,在黨章中規定不夠具體,這樣不免留下了不少漏洞。

第二,沙俄君主專制和對外擴張的政治文化傳統是蘇共變為個人集權制政黨更深遠的歷史原因。俄國自1497年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建立了封建農奴制的中央集權國家起,俄國的君主專制統治和對外軍事擴張長達420年之久。俄國於1861年從上而下廢除了農奴制之後,現代資本主義才發展較為迅速,然而軟弱的資產階級,長期依附沙皇君主專制制度,始終未能建立資本主義議會民主制度。民族政治文化遺傳基因、民族負面政治文化傳統對一個民族發展的長遠影響,是不能低估的。

第三,歷史遺留與現實存在的經濟結構更是蘇聯形成並且長期延續個人集權制政黨和過度集權政治體制的經濟基礎。沙皇俄國儘管已經發展了一批資本主義大工業和一定規模的商品市場經濟(1913年現代工業約占國民經濟42%),然而依然給蘇維埃俄國留下了大量的自然經濟和半自然經濟。蘇聯共產黨長期不認識不發達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特殊規律,急於實現社會主義產品經濟、計劃經濟,實際上蘇聯確立的是依靠行政法律手段構建的、帶有半自然經濟色彩的統制經濟。這種條條塊塊分割、自我封閉、缺少競爭的統制經濟,不但使蘇聯經濟缺少活力,農業長期上不來,而且正好成為維護個人集權制政黨和過度集權政治體制的經濟基礎。蘇聯領導人長期以來把商品市場經濟視為資本主義的洪水猛獸,堅決反對發展社會主義商品市場經濟,也是因為害怕商品市場經濟的競爭張力勢必動搖、衝垮個人集權制和權力過度集中的政治體制。

第四,社會主義國家特殊培植的黨政軍官僚體制和高薪特權官僚集團成為維護個人集權制政黨和過度集權政治體制的政治基礎和社會基礎。1871年第一個工人階級政權巴黎公社採取兩個辦法、確立兩種制度以保證官員是社會公僕而不會變為社會主人(老爺),即實行官員選舉與罷免制、官員與熟練工人同等工資制(官員之間、工人之間工資差別只有5倍),這也是防止社會公僕變質的兩項重要保證。十月革命後頭幾年列寧非常重視貫徹實行巴黎公社的這兩條寶貴歷史經驗。可是後來在斯大林執政時期逐步背離了這兩大原則。選舉限於蘇維埃代表、黨代表和黨政主要領導人,但是蘇聯採取等額選舉,沒有差額,沒有競選,而且候選人的產生還要由上級黨委嚴加控制,這種選舉徒具投票形式,實際上是變相的任命。蘇聯沒有發揚巴黎公社開創的工人階級政權的優秀民主傳統,卻繼承了沙皇專制制度官僚層層任命制、權貴等級制和高薪特權制的衣缽。黨政軍各級領導幹部普遍實行任命制、等級授職制,於是逐步形成了依權仗勢、等級森嚴的黨政軍官僚體制,它成為個人專制和過度集權政治體制的政治基礎。而且黨政軍官僚的最高工資待遇與熟練工人工資的差別由20世紀20年代的幾倍擴展到30年代的30多倍,50年代的50多倍,80年代的100多倍,越是高級的領導幹部,在住房、汽車、物品供應等方面享有的特權就越多。總之,蘇聯從30年代起形成了黨政軍高薪特權官僚集團。這個特殊利益集團成為維護個人集權制和權力過度集中政治體制的政治基礎和社會基礎,因為他們可以從這種政治體制中分享到不等的特權。

第五,蘇聯共產黨特別營造的由黨嚴密控制的文化和對領袖的個人崇拜成為維護個人集權制政黨和過度集權政治體制的文化基礎和思想基礎。基於舊俄國文化十分落後的實際情況,十月革命後列寧特別重視文化建設,他著意批評了當時出現的「無產階級文化派」的極左思潮。這些人否定民族優秀文化遺產和外國一切文明成果,認為在「特殊的人工實驗室」裡,就可以製造出「純粹的無產階級文化」。列寧主張黨領導文化建設的方針應該是:充分發揮舊知識分子和專家的作用,對他們要採取耐心謹慎的態度;對藝術創作部門不能作「繁瑣的管束」,要允許他們有相對的自主權,使其「保持自治」。可是到30年代,隨著在經濟、政治領域轉向「左」的路線,文化領域也越來越「左」。黨的領導人對文學藝術創作、社會科學以至自然科學的研究加以嚴密控制,對各種不同風格和學派亂貼階級標籤,亂扣政治帽子,對被批判者採取各種行政和法律懲罰、懲治措施,各種社會文化團體在繁榮文化中的作用被大大削弱,黨組織和黨的領導人直接包辦文化的權力急劇膨脹。連蘇聯歷史教科書也要由斯大林等領導人來擬定提綱,一本書、一部電影的是非也要由黨中央領導人來做結論。這樣以黨代政的政治體制就進一步發展為以黨代文的文化體制。結果是營造出了黨文化:一方面文化必須按照黨領導人的觀點得到發展,另一方面文化只能是歌頌黨及其領袖的偉大,其核心是鼓吹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這種黨文化和對領袖的個人崇拜顯然是為維護個人專制政黨和過度集權政治體制奠定文化基礎和思想基礎。

第六,斯大林個人的特點對於蘇聯共產黨從民主政黨變為專制政黨起了關鍵性的催化作用。列寧曾經是彼得堡大學法律系畢業生,流亡西歐資本主義民主國家從事革命活動達15年之久,有民主素養。與列寧的經歷很不一樣,斯大林是土生土長的職業革命家。他於1879年出生於格魯吉亞一個鞋匠之家,在東正教教會中學讀書時因參加革命活動被開除。在地下鬥爭中曾經七次被捕,六次被流放。他勤奮自學,思維敏捷,對理論問題有濃厚興趣,觀察問題尖銳深刻,口頭與文字表述都簡潔明快,意志堅強,辦事果斷;然而思想方法主觀片面,思想認識狹隘固執,思想作風孤傲粗暴。他對馬克思主義的民主觀、自由觀以及西歐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民主與自由的實踐瞭解不多。他從親身經歷的10多年的地下鬥爭和監獄、流亡生涯中深切體會到的都是統一集中、服從組織、遵守紀律、嫉惡如仇、堅持抗爭、決不妥協等感悟和經驗,卻很少受到集思廣益、尊重少數、寬待反對者、善於聽取不同意見等現代民主與自由社會生活準則的教育與熏陶。所以,一旦他掌握黨和國家大權之後,很容易習慣性地按照自身的歷史經驗待人接物,處世辦事。隨著地位的上升、權力的增大,他的急躁、粗暴、咄咄逼人、盛氣凌人等毛病暴露得更充分,使列寧感到他「掌握了無限的權力」,「能不能十分謹慎地使用這一權力」感到「沒有把握」。

蘇共由民主政黨蛻變為專制政黨,當然不僅是斯大林個人的過錯,而且是整個俄國富有專制主義傳統的經濟、政治、文化、思想多方面歷史遺產的產物,又是蘇聯各級領導協同促成的結果。後來幾任領導人的改革措施不得力,最終導致改革方向有錯誤,這固然對蘇共的滅亡要負直接的責任,但是其根源在於這種過度集權的體制積重難返,盤根錯節,涉及眾多官僚特權集團的權益,遇到重重阻力,難以尋求、開拓一條從發展黨內民主著手,進而發展人民民主,取得體制內改革成功之路。結果是越來越多的人民群眾對共產黨領導的政治體制改革越來越失望,於是社會上要求體制外改革的聲浪越來越強大。結果到1989年—1992年間終於使蘇聯和東歐各國長期執政的專制型的共產黨被廣大黨員和人民群眾拋棄了,全軍覆沒了,這是何等慘痛的教訓!

往者已矣,來者可追。鑒於歷史經驗教訓,我們黨2002年十六大第一次明確、響亮地提出:「黨內民主是黨的生命」。2007年黨的十七大進而強調「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尊重黨員主體地位,保障黨員民主權利,推進黨務公開,營造黨內民主討論環境」。這是我們黨汲取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經驗,決心重新振興的重要論斷。然而黨內民主並非空泛的理論和空洞的口號,而是包含許多具體的內容和舉措。只要細心考察列寧初創的黨內民主制後來怎樣被破壞殆盡,就不難領悟到應該如何結合我國實際既堅持馬列主義的黨建理論和實踐,又向前去發展並完善共產黨的黨內民主制。

(本文資料來源原來有21個註解,如讀者需要可向作者索要)

(作者高放為中國人民大學資深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