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見,中產民主運動

劉宇凡

舊的中產民運已經走到盡頭了。

走到盡頭,不等於它消失,而是說,它更加無力引領群眾繼續民主奮鬥了,它的精神資源耗盡了,它未老先衰了。

中產民運三大迷信

中產民運有三條精神支柱,第一是迷信資本主義市場的自我均衡能力,迷信它只會帶來中產化而非兩極化,所以中產民運總是擁護資本主義,對壟斷資本小罵大幫忙---小罵幾句“太貪婪”,同時以支持更多私有化、外判化來幫忙壟斷資本發財。所以他們也迷信靠提高個人競爭力來脫貧,反對所謂“免費午餐”,即反對全面的社會保障制度,甚至對最低工資那麼起碼的保障也抗拒良久。

第二是迷信他們這些中產會不斷擴大,成為民運中堅,所以迷信自己有能力在官商統治者與普羅大眾之間,居中斡旋。它一方面向統治者苦口勸說:你得讓我們分享小部分權力,把普羅市民的不滿疏導於無形,不然,光你們獨裁,統治基礎顯得太狹窄,實在於你不利啊;另一方面,它又向普羅大眾說,你們不要過激,你們最好把一切交給我們,投我們一票,包保會為民請命。

中產民運的第三條精神支柱,是迷信甚麼“政治就是妥協的藝術”:向統治者爭取民主,要懂得自我限制,例如不要一開始提普選,只能提一半直選[1],那麼中共就會投桃報李,很快恩賜大家全面普選。再者,也要遵守中共定下的河水與井水的界線,不要在香港的選舉中多提甚麼廢除一黨專政等等,那麼,它也會尊重香港人爭取民主。

二十年後的今天,已經證明這三條精神支柱全部破產。

資本主義市場無法避免周期性的經濟危機,而它帶來的,不是中產化而是兩極化。除非實行財富再分配,打擊壟斷財團,實行全面的社會保障,否則資本主義就難免讓官商把一切民生事業都變成他們發財的工具。

中產民主派以為自己有能力在不撼動資本主義社會的權力結構的前提下,去促進社會中產化,幫助統治者減少階級矛盾。可是他們幫助得越起勁,二十年來香港越無產化!大眾生活更沒有保障!雖然根本責任不在他們,但是由於他們擁護資本主義,所以客觀上是在幫助官商階級蒙蔽普羅市民。

中產民運幻想做“妥協的藝術家”來換取民主,結果中共卻用殘酷鬥爭來報答你,導致二十年民運至今幾無寸進。他們有點像一個想跟江湖術士學葵花寶典的傻瓜,自宮之後卻甚麼也學不到。

他們自知無能,只想多撈選票,所以近年來也不敢多談甚麼中產是民運中堅了。

誰是民主化的最大障礙?

舊的中產民運在精神上破產了,但它的確還在代表著一個重要社群的世界觀,代表著成功向上爬的小資產階級上層(專業人士等)。他們得益於資本主義的一時繁榮,知遇於殖民地政府,因此成為維持現狀的保守派。這個“中產”論述的核心綱領,就是決不會從根本攻擊資本主義的階級社會,決不會從根本批評壟斷資本主義,他們的最大本領不外是要求派糖!希望由這等保守派爭取民主,豈非問和尚攞梳?

二十年的發展應該讓大家看得清楚,香港民主化的阻礙,不只是中共,也不只是香港政府,還有一個大阻礙,就是香港的大財主,即壟斷資本。他們最擁護功能組別選舉,最想永遠吃政治權力上的免費午餐。香港想實現民主,不僅需要鏟除功能組別,而且要釜底抽薪,廢除壟斷資本,建設新的平等社會,一個能把生態平衡保持萬代的新社會。

新民主運動必須把爭取社會平等作為主要目標之一。佔人口大多數的普羅大眾,根本不必勞駕中產民主派在上下層之間和其稀泥,因為普羅市民需要的是根本廢除階級統治。幾年前由中產民主派發表的《香港核心價值宣言》高舉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偏偏就沒有追求社會平等,沒有對於貧富懸殊哪怕是一絲一毫的批判,其實不是偶然的。因為這些“中產”在核心價值上,即在擁護社會無限制地發財和壟斷民生上,根本同大財主沒有分別。

當二十三條的陰魂不散,當資本主義導致越來越多青年和普羅市民從相對貧窮化變為絕對貧窮化,當社會上越來越多人既無恒產亦無恒業可以去“保守”的時候,當乖乖遵守基本法和一切官定游戲規則,結果只換來遙遙無期的民主承諾的時候,就是新民主運動誕生的時候。

新民主運動需要進行更有力的抗爭,而這就需要有新的動力:青年和普羅市民。這些無產群眾,或者頂多有一所自住蝸居的打工者,有一切理由去激進,因為這個制度並無帶給他們希望,更不用說有保障的生活。他們一直比較消極,其支持民主的程度,不外遊行和投票,而沒有采取更為進取的行動(何況還有更多始終對民運冷感),究其原因,其中一個是因為舊民運過於中產化,只懂提出普選,而無均富的目標,相反,一貫支持由大財團壟斷民生(所謂“交給市場經營更好”),與普羅市民的根本利益相迕,這樣的中產民運,如何吸引廣泛群眾參與?

中產民運的一個盲點是以為,貧富懸殊源於官商勾結,官商勾結又源於沒有普選。“只要實行普選,就不會有官商勾結,不會有貧富懸殊了!”真是再錯也沒有了。不論有無普選,貧富懸殊和官商勾結都是資本主義必有,最多是程度有別而已。這種把民運誘導到只針對政府,不針對大財團,究竟為誰服務,不是洞若觀火嗎?新民運如果不想重蹈覆徹,就要對資本主義基本持否定態度,標舉就業與民生高於財團牟利,反對財團壟斷經濟資源。

舊民運已死,新民運當立

為了能夠發動普羅市民,為了讓他們認為值得為民主而做出比遊行、捐款、投票更大的行動和犧牲,就需要把普選要求同均富要求(廢除財團壟斷,建設全面的社會保障制度等)聯系起來。事實上,民主一詞的歷史含義,不是光有“普選”二字。民主原意其實指普羅大眾作主,即既要普羅大眾掌握權力,又要反對貧富懸殊,實現財富再分配。中產民主派把民主兩字拿過來閹割之,使之失掉普羅大眾翻身作主的精神,失掉均富的原意,然後化為純粹政治選舉,等而下之,再變成要選民永遠在幾個爛蘋果之間作選擇,就像台灣一樣。新民運決不應甘心於這種虛有其表的普選。

新民運固然絕不接受中共招安,但更要勇敢突破基本法的緊箍咒。如果按照基本法來普選立法會和特首,這樣的立法會永遠權力小得可笑(所謂行政主導),這樣的特首選舉也永遠由一個委任出來的提名委員會壟斷提名權,結果市民永遠只能在幾個爛蘋果之間做選擇。此外,基本法規定特區政府必須平衡預算,等於事先禁止政府在經濟危機時採用赤字預算去幫助普羅大眾渡過難關,所以也是惡法。所以新民運要在雙普選之外,還主張“普選的民意機構重訂基本法”。香港和台灣一樣,有幸免於受中共直接統治,如果我們還不利用這個特殊條件去爭取更大的自主權,如果像舊民運那樣只知偏安茍且,其勢必敗。相反,香港新民運應該進取,不僅敢於突破基本法,而且要以促進大陸民主化為己任。我們不必學習當年孫中山的武裝革命,但是他利用香港來催化中國大陸的建立共和,卻值得學習。

最後,新民運是真正的群眾運動。舊民運其實不是群眾運動,只是“運動群眾”---就是由大佬,議員,領袖來“運動群眾”。新民運雖然也需要自己的領導人,議員等等,但是沒有領導人或議員可以包辦民運,可以代替群眾的力量。

回頭來談談總辭。不論總辭是否公投,也不論總辭之後能否贏回議席,總辭都不會成功迫使中共在普選上讓步。但是在目前這種陰沉的政治氣氛下,哪個議員想用辭職來抗議一下,所謂求仁得仁,也未嘗不好;從選民角度看,所能夠做的就是補選時投辭職黨派一票。這不應該是問題。反而現在要開始注意更根本的問題:總辭之後,又怎樣?究竟香港民主前景如何?是否應該把民主奮鬥升級,例如進行不合作運動,包括抗稅,罷課等等?更重要的是,新民運的口號也提出來了,但是這個新民運的性質,綱領,路線和策略都還沒有人談。社民連的領導人最近也常講新民運。看看它的政綱草案,也似乎具備一些新民運的元素,例如對市場失效的批評,對社會保障制度的堅持等。這是積極的一面。但同時這個草案又的確保留著許多舊民運的元素,和新民運應有之義尚有距離。而黃毓民的許多文章也往往保留著不少陳舊的中產論述。社民連的形象看來堅決抵抗中共,但是它還沒有達到否定基本法所規定的官商壟斷政經的制度的程度。它的政綱草案還表示支持“中國的改革開放”,這就特別需要商榷了。三十年後的今天,應該看得更清楚,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不過是讓官僚資本主義復活而已。這樣的“改革開放”只是使官商階級得益,所以不值得支持。新民運應該對所謂改革開放持批評態度,而不是支持。

在這個舊的尚佔據舞台,新的尚未建立的時刻,現在的要務就是刺激討論,共同探討新民運的前途。

201017


[1]中產民主派直到九七後才敢隨大流而改提普選。劉慧卿差不多是唯一例外。此外,一些小團體例如先驅社也從頭起主張普選,反對一半直選的要求,但是當時沒有影響力。


延伸閱讀:

《四個政黨,一個立場──論九月立法局選舉》

廖化

http://www.xinmiao.com.hk/0000/3417T.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