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多方面地决定整个世界政治

弗朗索瓦萨巴多François Sabado

〔第四国际20092月的国际委员会会议上作的这份报告,在200811月执行局会议提交的报告结构内,发表在200811月的第406期《国际观点》上,题为“评金融危机”Taking the measure of the crisis。〕

1.    最近的事态发展证实了危机的深度和持久,尤其是它的制度特性。

这不是一个短周期的危机。金融危机与生产过剩的总危机相吻合并加重它。信贷的瘫痪正在逐步减少经济活动。这场危机已经蔓延到整个世界。其规模可与1929年的危机相比,但不同于1929年,危机是全球整体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已扩大到整个世界经济。资本主义全球化已构成了世界商品市场,实行了广义的“再商品化”运动,并为一个世界劳动力市场创造了条件。

因此,这场危机具有整体性质。它有几个组成部分:经济危机,银行和金融危机,粮食危机,能源危机,气候危机。20091月贝伦世界社会论坛(WSF),实际上最清楚地表达了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的这种结合。一些人想把贝伦论坛中心限制于生态环境的问题;事实上,从标志着本次论坛的各个方面来说,这次中心是经济危机。

资产阶级及所有的“专家”们担心焦虑。他们没有一个替代模式。他们正在讨论各种情况,但没有专家能看到一个摆脱危机的方法。他们设想2010年底的“软”复苏,或者一个日本式的危机:一个近10年的持久通货紧缩,但没有人敢预想一条摆脱目前危机的路。与1929年不同,各国政府和行政当局进行了干预,以图遏制它。在一系列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用作减震器…但要到何时?

当然,这还不是资本主义的结束,因为只要没有任何的替代品,也即直到反资本主义的解决方案可以实施以前,对于该制度不存在“没有出路的局面”。它总是可以创建新的回旋余地。资本主义可以同它的危机、它的痉挛、它的衰退一起苟存下去。所以无处可容纳大难临头的说法,但目前我们清楚地看到,该体系已达到了极限,资本主义危机的社会、经济和生态的代价已经把摆脱这种制度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对有些人,这是一个超越资本主义的改革问题;对于反资本主义者来说,有必要同资本主义决裂,推翻它。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将有这一危机的''''

2.    因此,我们处在深刻而长期的危机中

*银行和金融危机在继续:“有毒”产品在毒化该制度。

出现了“垃圾桶银行”或“坏银行”的说法,其用意是剔除所有的“有毒”金融产品,但由于他们并不真正了解金融产品的深浅,所以他们不能决定用什么价格回购这样或那样的产品。结果,各国政府要么倒退,例如美国,要么害怕启动机制,会曝露更大范围的未解决的信贷问题。避税天堂继续发挥作用。金融市场的不透明性阻止发展新的控制机制。银行发放的贷款越来越少。国家的贷款,援助和资助不能得到保证,因为银行的情势依然令人怀疑。即使政府贷款很难进行谈判。去年12月在德国有警告。一些国家已破产,比如冰岛。而希腊,匈牙利,巴基斯坦,西班牙和立陶宛则局势危急。新的银行破产可以把该制度系统进一步拖下水。公共财政不能无限期地延伸,除了印刷更多的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进入危机的一个新阶段…。斯特劳斯•卡恩代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了干预,要求给银行更大规模的国家援助,用以重新启动信贷供应,对政府提供的资金没有达到危机的规模表示遗憾。因此,国家的偿付能力和债务的暴增有限。在这个阶段只有美国,由于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角色,有办法继续其负债政策…

*生产过剩的危机——在银行和金融危机之前,它已出现在某些部门——已经遍及各处。

世界经济正处于衰退状态。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测约为0.5%。美国和欧洲联盟国家则是负增长。我们正在目睹工业生产的下降:美国下跌9%,日本下跌9.8%。成千上万的公司关闭或裁员。渐渐地,每个部门都受到影响。美国有7.2%的失业率,即一千一百万失业者。据克里斯蒂娜•罗默和贾里德•伯恩斯坦(奥巴马的经济顾问)的一个报告,在未来几个月内有300万至400多万的就业机会可能会丧失。通用汽车公司和克赖斯勒公司仍然需要几十亿美元,才能维持不垮台。关于失业问题的预测令人印象深刻:经合组织国家会有超过3000万至5000万失业者。这是一个真正的失业浪潮。至少在2009年和2010年,该就业的萎缩和失业率的上升将继续增加。我们会有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高的失业率。

*危机是世界性的。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危机和新兴国家,特别是中国的情形,两者之间并无关联,这个假说还没有得到证实。中国经济增长下降了711个百分点。根据中国海关数字,贸易出口量11月下跌2.2%12月下跌2.8%。进口则萎缩了21.3%。上海有数以千计的公司已经关闭,数以十万计的中国人,首先是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工,发现自己要失业了。无可否认,百分之七的增长速度证明了中国经济的实力。危机甚至会确认世界经济重心倾向新兴国家的改变趋势,但在该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美国和欧洲。更重要的是,这场危机将导致中共政权优先发展国内市场,在很大程度上,这也将取决于政治和社会的斗争,包括在共产党内部…但是,在这场危机中,中国经济能够成为重新启动世界经济的火车头,成为带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另一台火车头吗?目前没有这样的证据。更何况还有如俄罗斯和印度这样的国家也开始卷入了经济衰退。

3.    新自由主义“模式”遭受了历史性失败

华盛顿共识爆裂了开来。统治阶级,新自由主义和社会自由主义政府已遭受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失败。有一种新自由主义的一致性,即:私有化,灵活性,放松管制。今天,这一致性已经移位脱臼。但他们还没有遭受到社会的失败。离政策或方向的修改还很远,他们的政策就是“坚持顶住”,使工作者和人民负担危机,并把新自由主义的框架同一系列的设计或“坚持顶住”措施结合起来,希望…这场危机将结束,他们能回到正轨!此外,资本家利用危机重新调整公司结构,推进公司高度融合的过程,继续压低工资…

因此,有变化,有新论述,有保障措施和局部经济刺激措施,但他们并不质疑总体的路线。我要从这个角度论述三个问题。

3.1  凯恩斯主义回头了吗?

可能有一些剂量的凯恩斯主义,一种凯恩斯主义的代用品,注射进新自由主义政策,但不会有新凯恩斯主义的回头。无可争议,有国家在经济方面,在挽救银行方面的新干涉主义,有工业和金融集中和重组的政策。同整个极端自由主义的列根和戴卓尔腔调——少而又少的国家干预——相比,这是一个改变。但是,我们不应忘记,这是个管制松散的国家,私有化的国家,摧毁了社会成果的国家。我们不应该混淆讲话与现实:国家从来没有消失。今天,国家的干预是要保存制度,绝不是重建“社会性国家”。国家并不会为了捍卫普通民众而进行干预。

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和民主党左翼鼓动家保罗•克鲁格曼,在他的博客上表示的:“让我们弄清楚,它完全是黄色社会主义:损失社会化而利润私有化”。只有考虑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全部有关层面,凯恩斯主义的讨论才有意义。这不是关于这个或那个经济措施的一个讨论。

从这个角度来看,毫无疑问有一个“浪漫”的凯恩斯主义观点,但如果我们用1930年代中后期的美国以及战后欧洲的政策,作为一个参照点的话,情形就远非如此。

凯恩斯主义政策的选择,不是统治阶级内部一场意识形态辩论后的社会经济建设选择。它是力量关系促成的,美国工人斗争的高涨,使得公共政策和工资政策上的转变有必要。但最重要的是,凯恩斯主义政策的执行,依据于军火经济,该经济同战争和一些势力有关,这些势力同特殊的社会和政治运动相联,而那些运动促成了战后的“社会妥协”。是战争造成的破坏,使得战后必须要重建,从而为经济复苏创造了条件。

因此,那些是特殊情况中的事件。

然而引人注目的是,危机深度以及各种有必要“重新发现资本主义”的论述同行动两者之间的不平衡。有一些象征性的决定——如美国某些收入的高端数目被封顶,英国政府的代表出现在英国银行的管理董事会上——,但并没有关闭的避税天堂,没有新的金融规范或有效的信贷控制,以刺激经济活动。还没有采取技术上和财政上可能的措施。例如,瓦勒里•季斯卡•德斯坦声明(发表在2009112日的世界报)证实了这个事实,即各国政府和国际机构尚未建立新的财务准则,新的审计程序,新的条例(例如,有关销售你所没有的金融产品这种“卖空”做法)。

但更重要的,必须强调的是,所有的刺激方案都被认为是不够的。有分歧存在:法国计划不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1.5%2%。七千八百七十亿美元的奥巴马计划则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五,分量更重。但是,我们必须看看这个计划涉及的美国危机的深度。据奥巴马的经济顾问克里斯蒂娜•罗默和贾里德•伯恩斯坦的说法,这一计划只会把失业率在2010年底限制在7%7.5%之间——比现时的失业率多一点——如果没有计划,预设的失业率是8.8%。更重要的是,在共和党的压力下,公共开支减少了910亿美元,减税额增加了640亿美元。

美国政府的计划和决定,考虑到教育,社会保障,某些大公共工程的新公共开支,但如果我们给银行,给富人减税,给公司援助投资加上二万亿美元——但在什么样的控制下?——并且限制旨在刺激需求的措施,我们就不会找到危机的出路。

在这种情况下,根据保罗•克鲁格曼的说法,刺激方案只能弥补增长所丧失之潜力的一半。相对于按现有的生产能力和劳动力预计的增长,可能的增长将只有一半,这已经使奥巴马受到了民主党左翼的尖锐批评。

塔多•帕托的文章[我们将出版该文],谈的是目前政策和凯恩斯政策之间的关系,它解释说,在1960年代末,德国社会民主党部长制定了凯恩斯刺激方案。这项计划是400亿德国马克的公共投资。今天,将相当于400亿欧元。然而,德国政府只投入了5080亿欧元。

在美国和欧洲,他们又在谈论银行的“国有化”。我们不能从理论上排除银行的“资产阶级国有化”。换言之,即“临时和部分”的国有化,用以挽救资本主义银行体系,但我们不应该误解国家干预的含义。实际上,为了挽救银行系统,只有通过国家和大规模援助进行干预,对问题银行作或多或少的国家控制。在英国,政府代表参加银行的管理董事会。当政府或专家们设想“国有化”时,它仅仅被视为暂时的,局部的。总之,这是再次由社会负担损失来挽救制度,并为在适当时候重新私有化和重启利润争夺战创造条件。此外,没有任何政府质疑过去几年中进行的私有化。打击公共服务,削减公务员人数的做法得以确认。再一次,我们远离战后国有化和公共服务设立时期盛行的经济和政治关系。

我们处在危机的第一阶段。它的深化可以倾覆所有的资产阶级政策。经济和政治的理性“可以推动更多的经济刺激,工资和社会的让步,更多的绿色增长”。在统治阶级的政策中可能有实质性变化,这取决于各个势力的社会和政治关系,但资本主义并不是一个合理的制度,而是各个有自己利益的资本之间的竞争,是有其自己利益的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是有自己利益的各国之间的竞争…所有这一切可能导致新的紧张和新的对抗。在任何情况下,当今压倒一切的是统治阶级的社会和政治利益,统治阶级正在寻求一切手段维护自身的利润。

3.2  另一个问题:“绿色资本主义”能重新启动运行吗?

我们可能有一个既处理环境问题,同时又开辟新积累领域和新市场出路的资本主义吗?关于这个问题,围绕着奥巴马的某些建议(见迈可•哈的文章《绿色资本主义可能吗?》在20091月的‘意外事故’)有一整套说法。

绿色资本主义是理论上可能的。气候变化问题的决议,提交给了下次世界大会作讨论,它指出:“抽象地说,在可再生能源基础上的资本主义似乎是可以想象的,因为可再生能源的技术潜力,相当于全球能源消费量的810倍。在实践中,从百分之八十的能源基于石化来源的现存资本主义开始,朝向这一绿色资本主义的转型,完全不符合急救气候的要求。重新启动当今资本主义而又不重新开始温室气体的排放,这是不可能的。资本主义只考虑排放量减少的定量指标,而转型的过渡需要许多定性指标。”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存在。

将要引进新技术,生态税,导致交通和住房领域中的变化。但是,谈论“绿色福特主义”或“摆脱危机的绿色出路”,则是不懂资本主义处理生态环境问题的局限性了。

a  首先是一个“时机”的问题。这场危机是即刻的。需求下降,信贷萎缩,预算问题限制了新能源的开支。这些问题的答案,即使按照“绿色资本主义”的说法,也是中期和长期的。而这场危机需要立即,甚至迫切的答案。

b  他们需要有足够的盈利能力。新技术的成本或生态税造成了盈利能力的问题。对一系列部门而言,这是太昂贵了。而且不能肯定,在作了大力投资的绿色部门,生产效益是否足够高和持久。

c  必要的是,不仅要有可观的增长,而且还有发售。但是,工资持续的下跌限制了这个绿色增长的销路…

d  一个世界经济的“生态”重组,需要协调,国际标准,中长期的选择和取向。这些选择同竞争律及市场是冲突的,后者的基础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获取尽可能多的利润。

e  最后,这样的选择,结合持久的凯恩斯主义回头和大规模生态增长,只能是来自于经济实际动力以外的选择,来自于与巨大动荡有关的社会和政治选择…如果没有这些选择,我们将处在危机的深化和局部有限的复苏交替出现的情形中。

f   更加实质性的是,一个满足社会需求,相应于新生产消费模式的逻辑,同资本竞争主导的资本主义盈利逻辑是不能共存的。我们需要国际的规划和协调,以便重组世界经济。这是生态社会主义方案的基础。

3.3  贸易保护主义的转变提上了议事日程吗?

危机自动地加剧了竞争,甚至能够把它变成经济战争。世界贸易和交流趋于萎缩。美国政府要求“购买美国产品”的声明,西班牙政府的“购买西班牙产品”的声明是一个迹象。欧洲联盟和捷克主席对法国政府用六十七亿欧元援助其汽车产业所作的批评,也反映了这一倾向。欧盟的内部矛盾使得协调的欧洲计划无法设立。由于危机,欧洲的经济管理比以前更为本国化;把稳定公约放置一旁。德国,英国和法国之间,关于他们在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上的经济特殊地位的问题上,相互对立,就表明这些矛盾。

因此,我们将有压力、冲动、“保护主义”倾向,在紧急情况下,这将促使各国领导人为维护自己的地位采取一些行动,特别是反动的、民族主义甚至排外的政治举措,但这个世界的领导人追求的选择方向是保护他们的阶级利益,这恰恰意味着,要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维护他们的地位,继续把他们融入世界经济和国际机构。

此外,历史经验促使统治阶级遏制其保护主义冲动。但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危机的深化可能会导致修改。并可能引起大众阶级的波动,民族主义的,反动的,极右的思想可能重新出现。高举反动口号“英国工作给英国工人”的英国劳工运动某些部门的反应,幸好是少数,却是这一点的证明。贝卢斯科尼政府授权的,由反移民尤其是反罗马尼亚移民的意大利右翼所组织的夜间“巡逻”,也证明了种族主义、仇外和极右思想的崛起。

在任何情况下,工人运动必须保护自己免受这些“保护主义”或民族主义政策之害。任何惩罚南方人民的政策,特别是通过各个海关和税收施行的惩罚政策,必须予以拒绝。还必须拒绝这个或那个国家工人之间的任何竞争。围绕在国际层面上的共同要求的团结,是面临危机时的决定性问题之一。

4.    奥巴马的胜利是世界转折的一个显示

我们已经说过,在美国地位大为恶化的经济形势下,它是美国统治阶级“改头换面”卷土重来的选择,以及美国大众拒绝布殊政府8年执政的选择,这两者的结合。的确,要了解奥巴马的上台,注意到美国世界地位的削弱这一点是重要的。

因为在新的世界局势中,奥巴马将是捍卫美帝国主义利益的人,更何况美国市场和军事力量的巨大仍然给他重大的优势。

在经济层面,美国依赖于其债权人——日本人,中国人,各种主权基金——资助其债务者。但是,这些债权人反过来也依赖于美国和美元的价值。事实上,我们可以预期,美国遭受危机的打击后,美元会下跌。然而,美元却在上升!首先,因为它得到一个国家的支持,这是不同于欧元的地方。其次,得到大众效应——美国巨大而持续的力量的支持。最后,美元得以维持上升,是因为如果它崩溃,将祸及中国,日本和各种其它的资金。构成中国储备的二万三千亿美元中,有一万七千亿美元投资于美国!人人相挺以致炒高了美元…所以这就是美元(和它的美国资本主义),尽管同人民币和欧元关系紧张,它仍然是世界参照货币。

在军事方面,奥巴马的回旋余地有限,但毫无疑问,他仍然是美国政治军事机器的头子:在以巴冲突上,他将继续全力支持以色列政府。他在复位美帝国主义的战略重点,优先考虑阿富汗,在那里美国下令新增部队(超过1.7万人),并敦促其盟国再派遣一些部队!在伊拉克,他已决定了情况允许时的撤军日期。在更广泛的层面,美国保留了政治和军事霸权,但必须同其盟国重新谈判,重新讨论这个问题。2001911日以后,我们不再处于1990年至1992年的情形中,甚至也不处在2001-2004年的情形中。奥巴马政府将与欧洲联盟,与拉丁美洲之巴西这样的国家有更为合作的政策。但这需要拉丁美洲的配合对应,即:同进步制度保持相当距离甚或决裂。查韦斯已被定性为美国和其它南美国家建立良好关系的“障碍”。奥巴马已确定美国对古巴的政策。此外,卡斯特罗声明谴责美国新总统的幻想。

更何况还有大量的幻想。你可以在贝伦世界社会论坛的某些部门感觉到它,有人竟然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奥巴马不在世界社会论坛上?幸运的是,这些声明是非常孤立的。考虑到现政府的,同布殊政府相比的“新立场”,我们应该没有错解奥巴马是什么人,他维护什么样的利益。

5.    危机多方面地决定整个世界政治

危机将挑起变化,也许是左翼和工人运动情势中的动荡。

社会民主党的政策仍然在其社会自由的框架内。其领导人原则上支持救援银行的计划,同时考虑它们的不足,并要求补充。正是这些势力,尤其是当他们在野时,引用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以便将其纳入仍然在新自由主义框架内的政策。然而,面对着民众对危机的反应,反对和抵制,他们可以骑墙越过运动,采取更左的立场。但是,当它是一个基本立场的问题时,就像在欧洲那样,他们就采取其一般的方向立场。讨论左翼领导能力,比讨论面临危机时各个势力和民众第一反应的关系状态,更无意义。第一反应表明,人民和工人不准备无动于衷。抗议危机的第一次世界大示威是贝伦世界社会论坛。除了各种各样的反应,十三万与会者表示有必要拒绝资本主义危机。他们给全球正义运动以新的能量。重新发现了世界社会论坛的“巴西”根源,使得论坛有可能再次开始。因为,尽管有卢拉政府的政策,贝伦论坛还肯定了存在于巴西的社会运动,工会运动,MST(无地农民运动)和成千上万的如印第安族群那样的其它社团的力量。也是在这个同查韦斯的帝国主义局部破裂经验的框架内,莫拉莱斯和科雷亚激励拉丁美洲人民的抵抗力。从这个角度来看,尽管有美帝国主义的巨大压力,尽管有希望在其任内,使这些国家同巴西以及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的右翼势力一致的卢拉经验,在玻利维亚和委内瑞拉全民公决中“赞成”票的胜利,代表着拉丁美洲的决定性支持点。社会成果(保健,教育,减少贫困)和政策(反对美国统治)是不可否认的。如果这些制度已经失败,我们可以想象这些国家和拉丁美洲的力量关系的变化,古巴的压力,等等。现在,他们面临着一个主要问题:面对危机所采取的态度,目前的社会成果是不够的。特别是,如果委内瑞拉以石油为基础的回旋余地减少的话,这确实代表一个考验。或者这些国家将无法抗拒危机的影响,或者在危机的基础上和社会运动的压力下,这些国家的政府将采取影响经济结构,财富分配和财产结构的措施。现在是确认破裂程度加深与否时候。

经济危机和工人的社会政治激进行为之间没有自动的联系。

经济危机和阶级斗争之间没有机械的关系。相反,有左翼和右翼的两极化,存在可能或将要发展的反动压力,但在另一方面,工人和他们的组织不接近危机,同势力和既得地位没有关系,没有出现在这里和那里的激进力量。在一些国家,在一些部门已经有社会阻力。

在更广泛的层面,在贝伦的成功和拉丁美洲的那些抵抗,希腊青年的暴动,法属西印度群岛事件,129日巴黎的200万示威者之间,我们怎样才能着手把它们联系起来?我们必须遵循每一个国家示威和罢工的曲线。尽管有80年代和90年代的失败,但是已经获得的成果,和工人运动维持的政治上,组织上和宪法上的地位,以及准备斗争的新生代的出现,这些代表了对社会抵抗运动的相当多点的支持。

正是这种双重运动:传统左派和社会抵抗的社会自由演变,给反资本主义左翼提供了新的空间。

最后,在国际危机的关头,中东和巴勒斯坦问题是一个关键问题。赞同加沙人民抵抗的支持运动给巴勒斯坦人民团结运动提供了新的活力。

6.    资本主义的危机,其深度,其持续性,把反资本主义的行动方案提上了议事日程

在宣传领域里,原先一般解释的那些东西,会变动荡。自由秩序的捍卫者完全动摇了。新自由主义说法的一致性被粉碎在半空中。让资本主义更道德,重建资本主义,这样的咒语,完全缺乏可信度。它们不过是困扰着资本主义领导人的恐慌的表现。我们的答案则有一个新的意义,一种新的相关性,即必须建立直接要求和社会变革目标之间的联系,这将导致制度的改变,为21世纪的社会主义引导出一个反资本主义的,生态社会主义的过渡计划。

“我们应该拯救人民,而不是拯救银行家!”

“不能让人民和工人负担危机,要让资本家承担它!”

面对裁员,解雇,购买力下降,公共服务的破坏,和环境污染,我们需要有一个社会和生态应急计划。拒绝裁员,拒绝技术性的和部分的裁员,减少工作时间,和让失业者分享所有工作者定期和不定期的工作,以便人人有一份工资合理有保障的工作,增加工资,以刺激需求,保护和重组面向大众的公共服务,大型公共工程主要优先考虑生态因素(节能,可再生能源,打击污染,公共交通,社会住房,在对社会有益的生态活动中创造就业机会)。妇女的特别要求是,反对强制性非全日制工作,反对不定期工作,新的公共服务,特别是关于儿童的,也必须在社会紧急状况中占有完全的地位。

在这场斗争中,我们有一个“巨大”的论据。在过去几十年中,在竞争的名义下,在竞争力和打击预算赤字及债务的名义下,当权者顽固不化,拒绝了每一个重大的需求…而一夜之间,数百亿送给了银行!!!

给银行的这些资金必须用于资助优先的社会需求。围绕这些需求,我们建议最广泛的团结行动。

这次紧急社会计划还必须同民主权利和自由的捍卫相结合,尤其是捍卫移民和非法劳工的权利。

除此之外,还要就危机答案展开战略辩论。从这个角度来看,贝伦世界社会论坛的辩论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第一种方案,新凯恩斯主义,集中于新的规定:关闭避税天堂,新的财务准则,金融交易的税收。贝伦金融危机会议的讨论宗旨是“让金融服务于公民”,但并没有质疑银行和大公司的所有权,要不就主张私人银行与一个公共银行中心的混合系统。我们已经知道,在资本主义统治下的混合系统,结果会让私营部门作主导。这些建议同时伴有一个办法,这个办法规定国家和国际机构发挥核心作用。社会运动只是向联合国或这样那样的20国集团会议施加压力,G20有机会扩大到南部的某些国家而成为G23

第二种方案采用部分需求(税收,打击避税天堂),但把它们同挑战资本主义制度联系在一起。首先,通过一个重新分配财富的激进政策,把大量的利润分给工资,就业,社会保障,公共服务。

但是,这场危机提出了另一个问题:谁控制,谁决定,谁拥有?这是所有权的问题。银行或大企业的破产不仅是金融过度扩张或欺诈的结果;它是不计代价为少数特权者寻求利润的主导之制度的后果。我们必须有一个变化的规则。例如,必须让权力远离银行主。银行必须在工作者和消费者的控制之下国有化。破产的公司,必须置于公共控制之下,由工作者管理。但是,围绕“公共财产的概念”——全球正义运动的要求之一,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危机扩大了“公共财产”的概念。“公共财产”不仅是水,土地,卫生,教育。有必要把它扩大,扩大这个概念的使用范围,包括社会需求所必须的所有经济部门。这意味着,将中心放在事物的使用价值而不是交换价值上,就像世界社会论坛许多讨论中(特别是在解放神学家弗朗索瓦•胡塔特的插入发言中)强调的那样。而且,如果经济被视为公共财产,那么,关键经济部门的公共和社会拨款,民主和控制的问题就提了出来。从这个角度来看,社会运动大会的宣言,它支持的有这样一些目标,比如对银行作无偿的并由工作者控制的国有化,减工时但不减工资,发展各种形式的社会财产,所以它构成了我们参预的支持点。

所以这是一系列更新了的论点,旨在提出摆脱危机的反资本主义出路。在战略层面,它有双重后果:

a  为了满足需求,把各个力量之间的社会关系,放在动员的中心位置。深度危机作出的必要变化是这样的,它们需要一场异常规模的社会和政治动乱。这些力量关系能够在体制水平上表达出来。可以得到部分改革。但疯狂捍卫自己利益的统治阶级的行为,确定了即便要获得部分改革,我们也需要并将继续需要大规模的社会动员。

b  反资本主义方案的应用,需要一个反资本主义政府,依靠大众阶级的动员和自我组织,承担同制度破裂的进程。必须依靠民众控制和管理的部分经验,通过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对抗,为这一目标做准备。争取这种反资本主义的政府,同参与管理资本主义危机的议会联盟或政府不协调,就像社会民主党和中左派今天所做的那样。

弗朗索瓦萨巴多,第四国际执行局的成员和革命共产主义同盟全国领导层成员(LCR,第四国际法国支部)。

感谢十月评论杂志社允许转载译文。原文网上版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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