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國際形勢的報告

弗朗索瓦薩巴多François Sabado

本報告介紹了我們眼中國際形勢的最重要特點,沒有涉及每個問題,它可能會被標記為某種歐洲中心主義,導致某些問題的部分解決方法。另外,關於國際建設的問題和下次世界大會最緊迫的事情,隨後會有一份報告。

2007年夏末以來,國際形勢的明顯特點,是金融和經濟危機衝擊全球經濟。這一危機的出現形成了一個轉捩點。這是一個重要的轉捩點,因為它代表一個時刻,包括幾個過程,是發生在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的歷史改變的一部分,特點是資本主義的全球化及其矛盾。

對該危機,我們已經根據法蘭歌思•切思奈,厄里克•圖桑(Francois Chesnais Eric Toussaint)和革命共產主義聯盟(LCR,原第四國際法國支部)經濟工作組的分析作了研究。

1.     在一個美國經濟週期終結的意義上,這是一個轉捩點,該週期起於2003年的經濟回升,以國內消費膨脹和大量債務為標誌,在非常低的利率和降低財務費用的基礎上,該機制導致當前的“房屋泡沫”。因此,發展了“次貸系統”,即浮動利率風險貸款系統,給最脆弱的家庭貸款。連帶外國資本金融赤字和美元貶值,這是2003年至2008年美國增長模式的主要機制之一…但是,2005年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美聯儲,美國中央銀行)提高利率,使得經濟機器失調,造成數百萬負債家庭的破產和崩潰,從而導致重要信貸機構的破產並使銀行體系動搖。因為信用是美國經濟增長的主要特點。事實上,為了維持高額和定期的利潤,動態的需求是必要的。它不會來自工資,因為僱主把工資壓得很低,也不會來自充分發展的新興國家的國內市場,也不是來自從分配給股東的收入,因為股東數量不足以支援需求。因此,當代資本主義在房屋信貸用戶裡發現了這方面的需求。這個危機過程在美國發作了。

2.     我們所面臨的不僅是一個金融和銀行業的危機,而且是一個真正的經濟危機。全球化金融體系特有的機制把次貸危機在世界範圍內擴大。它挑起償債能力和流動資金的危機,打擊了整個國際貨幣體系。這導致資本大規模的注入美國經濟(國會通過超過1680億美元的經濟重新擴張計劃)導致利率下降,在另一方面,因歐洲中央銀行(ECB)拒絕降低其利率而導致新的緊張局勢。但這項政策不足夠讓經濟機器再次開動…

由於美國經濟衰退的預測正一點一點地被證實,美國地產業已經崩潰。其他國家如西班牙、愛爾蘭和澳洲採用了與美國相同的住房貸款機制,因此也受到危機的打擊。

u  美國經濟活動正在減緩。

u  美國和歐洲的經濟增長預測為1.52%左右。

u  20071月,美國經濟創造的就業機會的結算結果是負的。20071月,美國經濟失去了17000個工作。

u  在房地產和工業界分別喪失了2.7萬和2.8萬個工作。市場估計創造了7萬個就業機會。在法國,2007年創造了30萬個就業機會,但在工業界喪失了五萬多職位。

u  300多萬住戶將發現自己無家可歸。

u  我們正在重建將造成數以萬計失業者的體制。國際勞工局((ILO)估計,將有五百萬以上工人失業。

在目前階段,這個金融危機的代價是數百億元的損失。

這場國際金融體系的危機導致信貸收縮,從而使得經濟活動減速。各大銀行需要清理(把“爛債”從“良好投資”中清理出來)從而導致經濟活動放緩。

行政當局及美國聯邦銀行正面臨著一個可怕的兩難局面:要麼重新啟動經濟,降低利率,注入流動資金,加劇赤字和債務,加大通脹壓力,並有貨幣貶值惡化甚至導致美元崩盤的危險(這是一個真正的危險:在五年內,美元已貶值25%,增加了危機的風險)或者,通過提高利率,或減少債務,嘗試減少不平衡,而這會導致經濟活動大幅下降,他們發現自己正處在一個經濟衰退中。

3.     在這場危機的源頭,有切思奈稱之為“不間斷積累的長期階段”,即自1950年以來的一個不間斷(沒有戰爭或革命)的資本積累過程。這是資本主義歷史上的這種類型的過程的最長階段。這個金融化的起源與資本主義是一體的,即與利潤積累是一體的,利潤不再投資於價值和剩餘價值的直接生產。這些利潤的定價遊離於生產過程之外,而僅僅通過金融市場的交易來確定。此外,還有兩個其他的金融交易,也按同樣的方式定價:私人退休基金和同石油收益連接的資金流動。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商品生產不斷地被市場吸收能力所限制。如果商品生產和服務業沒有足夠的利潤,那麼投資就會落在其他地方:對投資在商品生產的每1美元或歐元,就會有多得多的資本金尋求在證券交易、投機基金、財產投機、黃金、金融和貨幣交易中為自己定價——這是資本主義利潤積累的邏輯,是私有資本和私有生產資料的邏輯。

20世紀70年代末也有轉捩點,同自由反改革思想和華盛頓共識有關,它導致我們所謂的“資本主義全球化”,就是說,一個標誌著“大大超越經濟範圍的資本主導”的社會,一個通過經濟的“大規模商品化”和“大規模金融化”的迅猛擴張而來的市場社會。這個全球化的實現,只能通過在俄羅斯、東歐國家和中國那樣的大國裡恢復資本主義的過程,重新整合資本主義世界市場來達成。這強烈刺激了世界資本主義的增長,不過這個資本主義受到一些矛盾的破壞,這些矛盾同金融資本的迅猛擴張是相連的。

但這種增長也是三十年左右的某種類型積累的結果,特別是因為:二十多年來,經濟中的工資份額的下降,分配給工人的那一部分財富生產的下降。結果,這剩餘價值,比全國財政收入增加得更迅速,被一小層財富擁有者壟斷了,這些財富擁有者在瘋狂地搜尋越來越多的有利可圖的投資機會。這導致的結果是:巨大過量的流動資金和金融資本,離開實質經濟而自立,並且自行其是。它運作到這樣的地步,使得不平衡過大,以致引起危機:這是正發生在美國的事情,在整個2000年的頭十年裡,那裡一直存在著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實質經濟最慢的增長(即使是有一些增長)和最強烈的金融經濟擴張之間的矛盾。這是美國增長模式的限制,該模式的增長今天正在弱化甚至消耗殆盡。

新的世界力量關係

4.     但是,它顯示了新的世界力量關係,顯示了美國、歐洲和新興國家如中國、印度、巴西、俄羅斯、印尼、南非、馬來西亞之間的新關係,在這個意義上,它也是一個轉捩點。

20世紀90年代的危機幾乎只觸及所謂發展中國家:1994年至1995年的墨西哥危機,1997年至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1998年的俄羅斯危機,1999年的巴西危機,2001年至2002年的阿根廷危機……這一次,危機沒有爆發在週邊,而是在中心。

北方金融體系的危機是如此,以致我們眼睜睜目睹資本外逃到如印度,中國和巴西這樣一些國家的證券交易所。北方國家被迫接受由南方的“主權財富基金”拯救他們的金融機構。

這些資本運動也以金融形式表現實質經濟的變化:

世界GDP分佈的變化:在過去十年,根據所有的估計,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在世界GDP的份額增加了一倍,從6%升至12%。當然,關於中國的統計是不可靠的:200712月,世界銀行承認,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按購買力平價(折算為我們用這筆錢可以購買的等價物)被高估。2005年國內生產總值不應該是88190億美元,而是53330億美元。對貧困家庭數目做計算時,這使得一個主要結果有幾千萬的差別,但這個或那個數字之間的這些差別,不會讓人對中國經濟發展的總趨勢有疑慮,該趨勢就是:修改世界經濟力量間的均衡和相互關係。

經濟增長率的提升,商品和服務生產的增加,全球勞工分工的變化是顯而易見的。作為世界“工廠”或“工廠”,中國得益於部份世界生產機器(特別是美國)的搬遷和再定位的整個運動,也獲益於大量的分包業務。同時,這一重組加強了中國資本主義。她現在應該是第三或第四位的世界強國。她已是僅次於德國和美國的世界第三大出口國。她是資訊技術生產的第二大國。雖然其消費比例仍然薄弱,但在固定資本的生產性投資上,特別是在基礎設施和關鍵經濟部門上,有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增加,增加了25%以上,甚至有導致“經濟過熱”的風險。

她是接受外國資本直接投資(外國直接投資,FDI)的第一個國家。還有一個需要加以研究和澄清的問題:在中國的外國投資中,什麼是來自散居於香港、台灣的華人資本份額以及美洲華人資本的資本份額…,它們與本土資本合併可以給整體中國資本相當的實力。中國和印度的增長率在8%9%之間,而美國和歐洲在1.5%2%之間。中國製成品的出口已積累了數量可觀的儲備外幣:到200712月,它們價值超過一萬四千億美元。它有一個2.5億到3億居民之間的市場。

中國,印度,俄羅斯和巴西的國內生產總值加在一起,其經濟權重潛在地相當於美國的——我所以說‘潛在地’,是因為它是“四個國家的經濟”權重,而不是一個單一國家的單獨一個經濟體的權重。亞洲國家和石油國家積累的儲備相當大。2007年底,發展中國家一共持有46000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而工業化國家持有的不到其三分之一。亞洲國家的商業盈餘和這些外匯儲備,被置於美國的短期國庫券,股票,私人債券中。正是它們,實際上在補貼美國的赤字。

5.     當然,現在我們也不應低估這些新的世界經濟巨頭對美國經濟的依賴。美國繼續扮演世界經濟火車頭的角色。它代表了25%以上的全球GDP,不要忘記歐洲,它的27個國家,代表了約25%30%的全球GDP。美國市場仍然是中國生產面向的一個主要市場。35%以上的中國國內生產總值依賴於出口,即使有些專家解釋說,中國經濟的出口敏感性正在減少。中國國內市場沒有足夠的容量來吸納中國的生產。大西洋彼岸的嚴重經濟衰退難免會影響世界經濟活動,而且也會影響中國,即使是有限的。但中國身上的更重的壓力是程度巨大的社會不平等,城鄉之間的難以忍受的緊張,有所減少但仍然非常嚴重的影響著數億人的貧困。對貧困的統計往往低估了它。

但有一個新的世界經濟結構,讓我們提出一些問題,即同整合新興國家時的世界經濟危機有關的分析問題。

兩個替代假說

如何擺脫目前的危機,答案大部份就在亞洲,美國和歐洲之間的關係中:

目前的金融危機揭示了一個過度積累和生產的過程出現在所有亞洲經濟體裡——中國、日本、韓國、台灣、印度。這標誌著世界需求的總體下降,它可能導致類似1929年危機的總危機發生。中國內部市場的限制,約6%7%的通脹上升率,社會不平等的增加,特別是在農村,貧窮的錢袋急速增加,糧食危機以及遏制機制靈活性的中共(CCP)獨裁,這些加重了危機爆炸一側的份量。但也有一些其他的假設:

或者,用內部需求的增加和內部市場吸收中國生產的新能力來補償外部需求的收縮,然後,會有再啟動經濟機器的新可能性。中國生產過剩的唯一補救辦法,是把基於出口增長的經濟活動調整為以更多內需為中心的增長。如果這樣,美國和歐洲的“反危機”機制和新亞洲能力的結合,可以遏制危機。在任何情況下,有必要研究並且再研究發生在中國的事,尤其是因為我們缺乏其內部知識,而且由於傳統和我們關注的國際趨勢基本集中在一系列歐洲和拉美國家。研究亞洲必須成為一個優先事項。

惡化的勞動階層的力量關係

6.     經濟—世界正在改變其軸心。但這些經濟進程表達了世界政治全景的變化,力量關係的變化。

a  這個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新階段是長期的,這期間,從勞動階層的角度來看,其相關的勢力在全球削弱瓦解。開始於1970年底的自由主義高壓,再加上俄羅斯的重整,東歐國家和中國融入世界市場,為統治階級的主動性提供了新能力。自由主義反改革思想,社會關係的開放,再加上新技術的引進,轉換成靈活性和不穩定的工作,改變了資本主義剝削的形式。在世界勞動力市場的章程的框架內,被置於彼此直接競爭中的工作者數量,有相當大的增加。

b  此外,隨著世界經濟的變化,在資本和勞動之間也有一些新的勢力關係。從社會力量的總關係的角度來看,這個世界的重新定位,發生在這樣的國家,在那裡,具有工會或政治形式的獨立工人運動,在結構上是薄弱的。在美國有工會的存在,但從未有大規模的工人黨。史達林主義所造成的破壞,粉碎了俄羅斯和東歐國家中獨立工人運動形式的可能存在或出現。在中國和印度,數千萬人進入工資勞動經濟,但至今沒有政治或工會代表。中共的獨裁,迄今已阻止了獨立的工人組織的發展,即使在中國有越來越多的衝突和社會暴動,表明存在萌芽形式的協會或工會。在印度,情況更為複雜,因為在許多州有一些起源於親蘇聯或親中共的組織。

亞洲,特別是中國和印度的獨立社會組織的存在和發展,對於世界各勢力的社會政治關係,將是決定性的。在一系列東歐國家的部分政治復蘇——包括工會的重建,新一代工人進行的鬥爭激烈的罷工,和政治左派尤其是波蘭和俄羅斯左派的重生,以及斯洛文尼亞的工會戰鬥——必須專注地遵循進行下去。

c 儘管這些工作階層在退卻並且有一些變化發生,但在穩定世界局勢方面,全球化的資本主義並不成功。不存在一個新的世界秩序:

首先,由於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內部矛盾,特別是資本主義金融積累模式的限制,戰爭的風險;

其次,慢性的社會阻力,包括初級階級鬥爭,反對高昂生活費用的暴動或動亂,控制自然資源的運動,民主的反叛。

最後,政治危機。資產階級領導的危機與左右兩派的政治代表性危機,甚至公開的政治制度危機結合在一起。拒絕布殊,德國大聯盟的無能,義大利的嘉年華,和薩爾科齊的越軌行為是這種現象的例子,而這發生在帝國主義中心。

陷入泥沼的美國

7.     這些新結構在國際政治領域有結果,被削弱的美國資產階級和在這個新的世界競爭中要保持其地位的歐洲強權,尤其是面對中國和俄羅斯,他們的利益使他們聚集在新的聯盟系統裡。這遠不排除為各個資產階級侵略性地尋找新的市場份額,以及世界經濟中保護主義緊張局勢的發展,但美國和歐洲聯盟的政治聯繫趨於加強。薩爾科齊的法國和布殊的美國的新關係是這個轉捩點或變更的一個很好的例子。希拉克反對伊拉克戰爭。薩爾科齊支持它。他甚至站在與伊朗對抗的前線。但更廣泛的,法國返回北約和融入這個聯盟內歐洲軍事力量的設想,則清楚地表明正在進行的重組類型。

美國處在新選舉的前夕(在2008年年底),它能夠導致美國政策的轉變或修改。美國和國際政治的大問題,將是弄清楚美國是否會從伊拉克撤軍。

極有可能,為了根本的原因,佔領會繼續。在過去的長時期,美帝國主義已確認了其戰略上的政治軍事重新部署的政策。正如歐尼斯特•曼德爾指出的,二十多年前它就面臨一個矛盾,面臨著經濟及美元的下降趨勢和其政治軍事機器霸權之間的不對稱性,該軍事機器得到以軍備為中心的經濟的支援。這些深刻的傾向使克林頓,奧巴馬,甚至麥凱恩之間的細微差別或分歧是相對非本質的,即使美國競選展開的方式,以某種樣式表現出美國政治制度的缺失。不過說到美國統治階級的根本利益和政策,這是一個用侵略性的軍事政策補償一些經濟轉弱的問題,該政策就是佔領伊拉克和阿富汗,對抗伊朗,在較小程度上與俄羅斯和中國對抗。這一方向,還包括一個“再殖民化”某些國家的政策,目的是保持或甚至擴大對自然資源或石油一類戰略原料的控制。

但軍事上的優勢並不自動意味著軍事勝利。“新越南”是美國媒體經常慣用的形容當地美國軍隊情況的說法。政治上和軍事上,布殊政府是真的陷入了困境。無論是在伊拉克,還是在阿富汗,美國不會贏得戰爭。以色列沒有贏得對黎巴嫩和真主黨的戰爭。他們不能在伊朗重複“伊拉克方案”。重新武裝的俄羅斯和美國,兩國之間的緊張也影響到世界關係。最後,就像在巴基斯坦、阿富汗或某些非洲地區那樣,整個衝突地區都正在出現“失控”衝突地區的情形。造成國際形勢的不確定和未知要素,帶有前所未有的戰爭風險。從軍事的角度來看,即使美國仍然“第一”,在單極世界秩序後面,我們正看到多極力量關係的一些要素在出現。

8.     也正是在此框架內,必須考慮新的社會和政治現象,它們不採取階級矛盾或極端化的形式,標誌著或將標誌著世界局勢的演變。我將不會詳細探究它們,但它們有一些重要的後果:

a  全球氣候變暖的生態危機和後果已經開始,並有可能在長時期內引發新的災難——生態的,社會的和人類的災難。我們剛剛在這些牆壁內舉行了一個研討會,發展我們關於氣候問題的思想。

b  組織,流派,宗派或宗教群體的存在,當然,有必要分析他們的特點,但有一個一般的趨勢。可以有進步的宗教流派,但在全球範圍內大部分宗教流派是反動的。這正是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境內所涉及的情況。應該指出的是,宗教現象的增加也影響到資本主義中心的國家:薩爾科齊對政教分離的質疑,福音派在美國的崛起。

c  也有必要考慮非洲一系列國家的破裂傾向,而且還要考慮其他危機的出現和後果,像巴爾幹地區的情形一樣。

拉丁美洲的後果

9.     美國陷入伊拉克的方式有國際上的後果,尤其在拉丁美洲,更是如此。問題不在於低估了“帝國”仍然加在它視為後院的拉美大陸的壓力,因為哥倫比亞最近對委內瑞拉和厄瓜多爾的攻擊提醒了我們。按相同的方式,有必要把一場國際經濟危機給拉美大陸可能帶來的後果,連帶拉丁美洲地位的惡化,特別是有關的農業出口和某些原材料問題,融入我們的分析。其地位的這種惡化,會加強北方的壓力。在當前的經濟形勢下,更需要指出的是,拉美大陸的親美右派,特別是它的先鋒隊:哥倫比亞烏里貝政權獲取主動性的能力。有“哥倫比亞計劃”在,更有查韋斯在122日全民公決的失敗,再次給美帝國主義一些獲得主動權的能力,就像凍結委內瑞拉國營石油公司(PVDSA)資產的試圖表明的那樣:在巴拉圭也有軍事基地。

仍然要給玻利維亞“政變者”(putschist)右翼和秘魯及墨西哥“自由-專制”右翼以支持。美洲自由貿易區(FTAA;西班牙語,ALCA)是一個失敗,然而美國和一系列南美國家之間的雙邊條約已經締結。但是,儘管過去數周在拉丁美洲的情況中,出現了有利於美國、哥倫比亞和極右力量的調動和轉變,我們還是必須加緊削弱美帝國主義對拉美大陸的幹預能力。介入伊拉克和阿富汗,又準備幹預拉丁美洲,在軍事層面上是很困難的,雖然美國保持對南美的壓力,無可否認的是,一個新的力量關係出現在美帝國主義和一系列拉美大陸國家之間,而且它並非是最不重要的。這種力量關係有利於兩個國家集團。

第一組集團由巴西,阿根廷,烏拉圭和巴拉圭組成。獲益於一個經濟發展的階段和執政政府的能力——巴西的盧拉,阿根廷的基什內爾,烏拉圭的塔巴雷•巴斯克斯——引導,控制和整合他們的群眾運動,或更確切地說,整個他們的領導層,尤其是巴西的工人黨(PT)和聯合工會聯盟(CUT),以及阿根廷的庇隆主義政治工會派(即使盧拉比基什內爾更靠近右派)的那些領導層,這些國家的統治階級已贏得了新的談判迴旋餘地,並在美帝國主義身上強加了一系列經濟要求。他們按自己的利益,以自己的方式,實行新自由主義政策,伴隨他們的是“社會援助”的一面。尤其是以其農業出口政策和同國際金融體系的特殊關係,他們已經強力打進了世界市場。這個以巴西和阿根廷為首的國家集團,今天佔據中心地位。

第二組今天正在承受一個與美帝國主義部分破裂的新經歷,它由委內瑞拉領頭,玻利維亞和厄瓜多爾緊隨其後,他們都得到古巴的支持。這些國家,每一個有它的特性,今天正試圖減緩債務的束縛,取回他們天然資源的所有權和控制權,確保食品、保健和教育的社會方案,恢復其國家主權,反對美國和歐洲(尤其是西班牙)的壓力。在這些政治和體制的變化下面,存在社會運動和群眾運動的動力,這些運動持續活躍在整個大陸,當然有程度的差別。巴西的形勢顯示社會動員水準的一個下降。阿根廷則繼續有一個高水準的鬥爭,還連帶強力的工會和協會,但他們的政治意見表達極其脆弱。托洛茨基遠左派的三個選舉集團的選舉得票結果低於2%。正是在玻利瓦爾省、厄瓜多爾和玻利維亞動員的過程中,社會運動保持一定程度的自發活動。在一些國家,這些運動同激進的或革命的民族主義潮流的進步相連。

委內瑞拉,一個關鍵的國家

從這個角度來看,很多事情依賴於發生在委內瑞拉的事。革命過程依然開放,但查韋斯處在一個十字路口:要麼,他前進,再次同最具戰鬥力的團體連接起來,滿足基本大眾的要求,玻利瓦爾省革命進程將重新啟動和深化;否則,他須屈從整個政府官僚和僱主階層的壓力,包括來自玻利瓦爾省過程內部的壓力,尋求引導、調和及阻止這相同的過程;而且他將失去作為其社會和政治基礎的各重要團體的支持。全國工會(UNT)或‘社會主義潮流’的某些工會領導人的幹預,提醒我們政府的當前航向。不過還有,一切都在運動。

玻利維亞危機正在加速,在那裡,莫拉萊斯和大多數人、工人、農民、印地安人捍衛的新憲法雖然通過,卻不被右派和集中在桑塔•克魯斯和西部省份的“富裕白人階級”承認,西部省份中有四個地區剛剛宣佈了它們的自主權。為了本憲法的實施,為了滿足玻利維亞人口中最貧窮階層的生死攸關的需求,革命者都站在莫拉萊斯的社會主義運動(MAS)一邊。

但關鍵的國家是委內瑞拉。如果玻利瓦爾省進程失敗,這在玻利維亞和厄瓜多爾將會有立即的反響,更遑論古巴。卡斯特羅的引退開啟了一個新的政治局勢。直接或間接的幹預風險始終存在著,這讓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記住要與古巴團結一致反對帝國主義。但是,正如菲德爾說的,危險在於革命從內部被消耗掉,而且現在有一場辯論正進行著:與市場應該有什麼樣的關係,他們應不應該走中國的道路,可以有什麼樣的革命民主空間……一句話,這所有一連串的問題,我們必須解答。

歐洲的社會阻力

10.   歐洲,因為經濟競爭力削弱和政治癱瘓,儘管它在世界上的地位更減退了,仍然是一個主要的,為保護權利和社會成果而發生衝突的對抗地區。尤其是,這些政策在資本主義的歐洲有一系列的後果,在那裡,歐洲主要的資產階級,為確保他們在世界競爭中的地位,身先士卒地攻擊“歐洲社會模式”,事實上是攻擊社會保障制度,工人的社會權利,公共服務。這項政策集中在新的“歐洲條約”上,該條約全盤採納2005年被法國和荷蘭人民拒絕的歐洲憲法的計劃大綱。由於融入歐洲聯盟的東歐國家的緣故,該條約正在得到加固。

這種整合已導致了一系列社會權利的廢除,並因此把這些國家佔多數人的階級的整個生活和工作條件降低。在法國,薩爾科齊政府的思想家已公開宣佈:要廢除1945年抵抗運動全國理事會(CNR)的方案和那以後的所有社會成果。薩爾科齊宣佈,他“要超過撒切爾夫人的改革”;但他既缺乏有力量的關係,也沒有政治工具來實施他的方案。

資產階級領導和政治代表性的危機,在一些國家的政治生活中舉足輕重。尤其是,對養老金和某些工人階層的特殊養老金制度實施其反改革立場,通過壓低工資和質疑社會權利,統治階級繼續贏得一系列的得分點,但他們還沒有戰勝工人運動。在像法國、義大利和德國這樣的國家中有社會阻力。20世紀80年代,在“英國礦工”型的歐洲,沒有發生過一次工人運動的重大失敗。重要鬥爭和主要對抗仍然擺在我們面前…

…及其弱點

不過應作三點注解:

鬥爭是防禦性的。它們不能阻止,更不能扭轉反改革過程。它們表現為暴動或局部的鬥爭。它們可以適度地動搖制度;但是,這並不能停止反改革進程。

在整個歐洲,這些鬥爭是程度不等,因國家而異的。在法國,階級鬥爭水準仍然相當高——歐洲人在談論“法國例外”——在義大利也是這樣,在90年代結尾和2000年的頭十年的開始,有一個由工會運動和強大的全球正義及反戰運動的總罷工組合期。最近,在德國有一個鐵路工人的重要罷工,即使它是一個沒有得到其他工會和大部份工會左翼援手的罷工。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社會鬥爭的水準仍然很低。在北歐國家,儘管有較強的攻擊,情勢仍在政府和工會運動領導層的控制下;鬥爭水準是相當低的。

在有一定程度鬥爭的國家裡,必須強調一個矛盾的局面:在鬥爭水準和覺悟水準之間有一個真正的不平衡。可以有局部鬥爭和暴動,卻沒有階級鬥爭浪潮的簡單增長——隨著一個全球水準的鬥爭,工會和工人政黨成員有所增加,而且階級鬥爭和革命政治潮流有所增加——就像20世紀60年代末,以及20世紀70年代的歐洲,尤其是歐洲南部的情形一樣。因此,所作的鬥爭難以找到使用階級鬥爭術語的政治表達。

接受或拒絕資本主義全球化——兩種左派

11.   在當前國際經濟形勢下,面對資本主義全球化,左派、工人運動、社會運動面臨兩個主要趨勢:一個方向是適應自由資本主義,另一個是(我們的)抵抗,鬥爭以及反資本主義的戰鬥路線。在法國,我們有一句套話來形容這種情況:我們認為,“有兩個左派”。當然,在現實中還有幾個不同的“左”,但我們真的面臨一個根本的選擇:接受或拒絕這種資本主義全球化!

相當大部份的工人運動——社會民主黨,前史達林主義或後史達林主義,綠黨——的傳統領導層,和某些發展中國家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選擇了適應。這是融入國家體制和資本主義制度的整個過程的結果。但這個當今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整合過程,用日益強大的債券,不僅用政治體制而且用資本,使得所有這些政治組合發生了質的變化,結構性變化。選擇斯特勞斯.卡恩(法國社會黨的主要領導人)掌管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就是證明!資本主義全球化的要求如此,使得達成統治階級和改革運動之間的社會妥協的迴旋餘地,大大減少。

大經濟集團,金融市場,政府高層要求改革派領導層接受這樣的框架,該框架旨在尋求最大的利潤,增加世界經濟的金融化。結果,社會民主轉化為社會—自由主義。面臨階級鬥爭,社會民主黨用它的支持交換反對社會改良的資本主義秩序,我們從這樣的社會民主黨轉移到社會主義政黨,在變成“自由主義反改革政黨”之前,先成為“沒有改革的改革派政黨”。

在歐洲,歐洲聯盟提供了基督教民主黨和社會民主黨之間的協作框架,目的是部署對養老金的反改革,和清算社會保障制度和公共服務。這並不排除在援助最貧窮階層的方案(一個最低收入制度,巴西的“家庭補助”方案)與處理工作階層權利和社會福利的困難核心問題的反改革方案之間,達到微妙的平衡組合。

但這些選擇極其顯然是政治層面上的:在歐洲社會民主黨朝左派和右派之間的一個“第三條道路”的演進中,在現時在義大利和在法國把過去的社會主義政黨改造成美國式的民主政黨的呼籲中,這也是我們在巴西看到的,在那裡,在僅僅大約十五年的時間裡,工人黨完成了幾乎有一個世紀歷史的社會民主發展軌跡:從一個階級政黨,工人黨轉化為社會自由黨。再次,這種演變並不排除社會援助政策,這些政策為那些政黨提供了社會基礎。

這種社會自由的演變代表一個總的趨勢。在一系列的國家,它是個未完成的過程。此外,在一個政府交替的政治體制裡,統治階級的需要“能夠在右派和左派之間作選擇”。因此,這些社會-自由組織不是像其他的資產階級政黨那樣的黨。偏向“左派”仍然可能保住官僚機器的巨大利益。這是德國社民黨的情形,不過有限制,須要同世界資本主義的目前航向保持相容一致。在另一個層面上,尤其是他們帶給普通階層的感受方面,右派和左派之間仍然存在分歧,但總體說來,社會民主黨和其同盟正到處經歷這個融入資本主義全球化的過程和“走向右翼”運動。

一系列的力量,試圖把自己游離於社會自由的力量,例如,共產黨,某些生態組織和左派改革黨,他們自稱作“反自由派”。問題是,他們把自己融入政府機構,或在一個聯盟系統內屈從民族-庇隆主義或社會自由派力量,導致共產黨及綠黨仍留在反自由宣言的水準上,同時又明確地加入中左或社會民主主義的國會或政府聯盟:這是法國共產黨(PCF)、德國左派黨或義大利共產主義重建黨的情形。

同資本主義決裂的左派

12.   在左派的另一極,有拒絕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力量,它們抵制全球化和捍衛反資本主義方向。

我們的計劃,我們的左派,是一個反資本主義的左派,有革命傳統的左派,與資本主義決裂的左派。在這個框架內,我們認為,在建設新的廣泛的反資本主義政黨方面,我們可以有一個新的時期。“新的時期,新的方案,新型的黨”這是我們在90年代初期和中期說的。我們認為,資本主義全球化和其相應的矛盾,及其對工人運動演變的影響,是這個新時期的證據。

從某一個角度來看,當前的國際資本主義危機,給這項工程以實際可能性。體制內部有更多的矛盾,傳統的領導向右轉變開闢了更多的空間,在一系列國家裡有重新出現的社會阻力,有左翼改革派或反資本主義組織的新經驗的發展。在這新的歷史時期,問題不只是提出建設我們自己組織的問題,還要再次為工人運動和社會運動、商會、工會的重組和重建籌畫遠景。

領導危機的問題,出現在其最廣泛的層面:覺悟,自發活動的經驗,建設,組織。有必要通過一系列的抵抗鬥爭重新組建一個新專案,新要求,新的組織形式,採納舊工人運動中最好的東西,而剔出最差的。一切形式的自我組織和自我解放的主軸,在這些重建進程中是決定性的。但建設新的反資本主義政黨,也有困難;當然,這取決於革命的和反資本主義的力量的積累,並不存在世界的或大陸的建黨路線。

不是機械的,但在最近經驗的基礎上,特別是在巴西,有必要強調指出,在巴西我們付出了很高的代價,但我們在巴西也學得了很多。在義大利和法國,這些新政黨的主要綱領和政治路線正在顯現出來。

新的反資本主義政黨:“對事件和任務的一個共識”

13.   我們要建設的反資本主義政黨,它們所以反對目前的資本主義危機,並不是為了改革或維護帶有人類面孔的資本主義或者處理過度的自由主義,以便返回到戰後資本主義,而是為了打擊資本主義的利潤邏輯。我們需要一個反對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新方案。一項行動的或反資本主義過渡的方案,它保護急切的需求(工資,就業,服務,土地分配,自然資源的控制,女權主義,最根本的生態層面……),民主的需求(帝國主義主導的國家中民眾和民族的主權問題,拉丁美洲的土著人問題)和過渡時期的需求,從而導致對財富作另一種分配的需要,以及對資本主義所有制經濟的質疑。

這些方案的實施,要求在大多數人的階級的動員和自發活動的基礎上管理工人。

這一仗(是今天的一個主要戰鬥)意味著拒絕對管理國家事務和資本主義經濟的社會自由派政府的任何參與或支持。這場戰鬥把我們同左派黨、共產主義重建黨,作為歐洲左翼黨一部分的共產黨的計劃分開來,同大多數巴西社會主義民主趨勢黨(DS)的政策分開來。

因此,參與或不參與這種類型政府的問題,在歐洲和拉丁美洲的主要國家,已再次成為權力戰略的根本問題。

但是,以托洛茨基所謂的“活動和任務的一個共識”作為參考,我們要建設的這些政黨,並沒有所有的方案,並不是所有的歷史,而只有戰略和方案的參考,這些戰略和方案的參考堅實可靠,足夠供中長期的建黨之用。我們不從劃定這些政黨的意識形態或歷史準則出發,而是從聯繫階級鬥爭的關鍵參考開始,以最好的革命傳統,制訂出一個社會主義過渡方案。

我們希望這些政黨要多元化,成為所有反資本主義的流派和活動家的聚集處。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將成為這些政黨內的一個流派。但我們必須更進一步:在讓一系列的戰略和方案的問題開放的同時,需要再次研究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規劃,充分參加關於二十一世紀社會主義的辯論。這些都是新的方案,它們旨在試圖回應新的歷史時期。

這些都是反資本主義政黨的組建基礎的參考資料,這些政黨正在興建中——如法國的新反資本主義黨(NPA),義大利的批判性左派,丹麥的紅綠聯盟,葡萄牙的左翼集團,巴西的社會主義與自由黨,還有在未來幾年內將會出現的其他經驗。我們正在籌備的‘1968年五月’的研討會,20085月在巴黎舉行,亦在此框架內。

作為國際形勢的導言,這報告在200831日第四國際的國際委員會會議上辯論。

法蘭索瓦薩巴多是第四國際執行局和第四國際法國支部革命共產主義聯盟全國領導的成員

感謝十月評論雜誌社允許轉載譯文。原文網上版見
http://www.internationalviewpoint.org/spip.php?article14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