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美洲左派戰略

Strategies of the Left in Latin America

克勞迪奧卡茨

Claudio Katz克勞迪奧卡茨

建立二十一世紀社會主義的呼聲,再一次掀開了關於拉丁美洲左派戰略的討論。為向社會主義目標邁進,人們又一次對社會主義特徵和行動路線進行研究和分析。

這一反思包括6大主題:物質條件、社會力量關係、社會主題、民眾意識、制度框架和受壓迫者組織。[1]

生產力的成熟

第一次爭論又承接上了經典的論戰。拉丁美洲的生產力是否已經成熟到可以開始一個反資本主義的變革的程度?現有的資源、技術和條件是否足夠開始一個新的社會主義進程?

與發達國家相比,這一地區的國家準備不足卻更迫切地需要面對這一改變。在營養、教育和衛生方面,他們比經濟發達國家的民眾遭受著更大的不幸,而用來解決這些問題的物質條件卻又相對更差。這一窘境是拉丁美洲周邊特徵在全球經濟大範圍內——編者和其造成的農業不發達、工業不完整和財經不獨立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面對這一狀況,左派方面有兩種傳統回應:推動一個進步資本主義階段或發動適合於地區不足之實際情況的社會主義轉型。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我們已經述說了支援第二種方案的各種論述。[2]

但另有一種同等相關的討論集中在每條路線的可能機會。在經歷過生產低迷和財經崩潰的創傷期後,拉丁美洲正在走上一個這樣的階段:因出口上升導致的經濟成長和商業利潤重組的階段(增長期)。有人會提出反對意見:在這種條件下,並不能預先看見到任何崩潰情況,而崩潰的出現是進行反資本主義變革的理由。

然而,社會主義方案並不是克服衰退週期的權宜之計,在這一點上它與凱恩斯主義有著嚴格的區別。[3]它的目標是克服作為資本主義特點的剝削和不平等。它致力於消滅貧窮和失業,根除環境災害,結束噩夢般的戰爭和制止財經動盪。

這一兩極對立傾向正發生在當前的拉美危機時期。富裕階層在利潤和消費方面的增長與可怕的痛苦指數形成鮮明對比。正是這些災難在經濟危機達到頂峰時更為明顯給出了為社會主義鬥爭的理由。經濟崩潰狀況並不成為根除這一制度的唯一恰當的時機。反資本主義的轉捩點是貫穿始終的自由選擇,它可在任何一個危機時刻開始。二十世紀的經驗已經確認了這一事實。

沒有任何社會主義革命恰好發生在經濟危機的頂峰。大多數社會主義革命的發生都是戰爭、殖民佔領或獨裁壓迫的結果。此類情況有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俄羅斯),毛澤東在中國建立自己的政權,鐵托獲得南斯拉夫的執政權,越南趕走美國以及古巴革命的勝利。這些勝利中的大多數都是在戰後的迅速發展期完成的;也就是說在有記載的資本主義成長階段完成的。因而,經濟的崩潰不會自動導致社會主義的開始。在這一制度之週期變動的任一階段,資本主義產生的貧窮就足以使其自我推翻。

有一種反對開始社會主義進程的論調誇大了由全球化產生的障礙。這種論調認為,當前的資本國際化使拉美的反資本主義挑戰變得不切實際。

可是障礙究竟在何處呢?全球化並不構成諸如社會主義這樣的全球事業的障礙。跨越國界反而擴大了資本主義的不平衡,並為社會主義變革提供了更好的客觀基礎。

全球化作為一個沒有替代模式的平台,其出現是新自由主義觀的一個支流,該新自由主義觀聲稱不存在右翼模式的替代品。但是如果我們因此而拋棄社會主義,那麼也必須拒絕凱恩斯或者調整過的資本主義替代模式。認為極權性的全球化已經埋藏了反資本主義方案,而容忍各種干涉主義形式的積累,那是說不通的。如果所有社會主義的方案都關閉掉,那麼新發展主義也一樣沒有出路。

然而,實際上全球化並不成為歷史的結束而所有替代模式仍然是敞開的。它僅僅是一個新積累時期的開始,通過利潤重組維持下去,利潤重組的代價是:犧牲受壓迫者利益,把大多數國際不平衡轉嫁給最為虛弱的經濟體。這些倒行逆施的做法給社會主義的必要性以新的生命,社會主義是對該新平台唯一的大眾回音。面對資本投機的氾濫、帝國主義極端化和市場與技術進步之間的脫節,對於克服由全球資本在單一民族國家範圍內的擴張所產生的不穩定而言,這是唯一的出路。

什麼是力量關聯性?

有利於被壓迫者利益的勢力關係的突起,是社會主義轉變的一個條件。如果面對很負面的權力失衡,民眾大多數就不能勝過其統治階級對手。但是我們如何評估這些因素呢?

在拉美,力量關聯性取決於以下三個團體已經取得的,岌岌可危的或已經失去的地位,三個團體即:當地資產階級、被壓迫民眾和美帝國主義。1990年代,一場資本對勞工大規模的全球進攻在全球範圍內完成。在此方面,最初的撒切爾夫人支持者的猛烈攻擊力量已經弱化,但它把一個不利的大氣候留給了國際範圍內的工人。然而在拉美究竟發生了什麼呢?

這一地區的資本家積極參與了這次攻擊,但最終受害於這一過程所產生的各種間接後果。隨著商業貿易的發展,他們失去了其有競爭力的地位,而隨著生產機構的非國有化,他們對外部競爭者棄守投降。後來,金融危機打垮了制度,並剝奪了他們直接的政治存在。其後果是,右派淪為少數黨,而中左派政府取代了許多保守主義者管理國家(特別是在南錐地區)。[4]從而,資本主義精英力量再也無力去高枕無憂地確定整個地區的各項政治議程。他們受到了新自由主義危機的影響,這種危機可使此計劃產生結構性衰退。

地區力量關係還受到大規模民眾起義的影響,這使多個南美國家首腦倒台。在玻利維亞、厄瓜多爾、阿根廷和委內瑞拉的反抗活動已經使整個統治階級產生了直接反響。他們挑戰商業侵略並同許多國家的民眾達成了一定的調整和妥協。

然而鬥爭的推動力很不均衡。在有些國家(玻利維亞、委內瑞拉、阿根廷、厄瓜多爾),民眾參與積極性顯而易見,而其他國家(如巴西、烏拉圭),作為欺騙的後果,退潮佔了上風。在新自由主義排行上名列前茅的國家(智利)和被群體虐待和民眾遷移所累的國家(墨西哥)中,工人和學生運動的喚醒是一種新的發展動向。在拉美,力量關聯性更是五花八門、莫衷一是,但是其民眾動員的總體趨勢是,在整個地區範圍內再一次肯定了自己的力量。

1990年代初期,美洲帝國主義通過自由貿易和設置軍事基地的方式,在其後方推行其重新開拓殖民地的政策。而這一情況現在也已經發生了改變。原始版本的美洲自由貿易區(FTAA)已告失敗,其原因為全球化公司和依賴內部市場的公司之間的矛盾,出口商和實業公司之間的衝突以及此計劃所遭受的廣大民眾的反對。美國國務院發動的雙邊貿易協議的反擊,也不能抵消這一挫折。

布殊的國際孤立(共和黨之選舉潰敗、伊拉克之敗、痛失歐洲聯盟)已經關閉其單邊主義的發展空間並喚醒和促進了反對美國的地緣政治集團(如不結盟國家)的發展。美國(洲)的這一衰退突出表現為,委內瑞拉的挑戰並沒有引起軍事上的回應。

因此,力量的關聯性已經從拉美發生的各種重大形式變動中表現出來。統治階級再也不能依仗其新自由主義戰略方針,民眾運動再次出現在街頭,而美帝國主義勢力已經喪失了其干預能力。

主題多樣性

一般而言,社會主義變革的參與者是資本主義統治的受害者,然而在拉美,這一過程的各個特殊主題則大相徑庭。在有些地區(厄瓜多爾、玻利維亞、墨西哥)土著社區已經在反抗鬥爭中佔據了主導地位,而在其他地區(巴西、秘魯、巴拉圭)農民領導著反抗鬥爭。在有些國家,唱主角的已經是城市的正式工人(阿根廷、烏拉圭)或城市的臨時工(委內瑞拉、加勒比、中美洲)。土著社區的新角色和工人聯盟的相對微弱的角色已經凸現而出。在各個國家,社會階層的多樣性反映出社會結構和政治特徵的不同。

然而,這種多樣性也決定了社會主義變革參與者的多樣性。隨著資本主義對工薪工作的剝削和多種形式壓迫的擴大,社會主義進程的潛在參與者是所有被剝削者和被壓迫者。這一角色不僅僅是落在直接創造剩餘價值的工人階級肩上、也是所有資本主義不平等的受害者的義務。然而關鍵是要在一場圍繞不斷變化的反叛重點展開的共同鬥爭中讓這些團體聚集起來。勝利取決於反對敵人的行動,敵人是以分化民眾陣營的手段去取勝的敵人這一行動。

在這一鬥爭中,某些階層的受薪工人往往發揮一種更為核心的角色,這是因為他們佔據著經濟結構中的重要行業(礦產、工業、銀行)。資本家從所有受剝削受壓迫階級所喪失的權益中獲利,然而他們的利潤卻取決於受剝削者直接勞動力和從一些行動中特別獲得的利潤。

這一核心作用在當前的經濟復蘇的重要時刻得以有力證實,這經濟復蘇傾向於重建受薪工人的重要性。在阿根廷,各工人聯盟正在走上街頭向人們展示著他們的突出地位,這與2001年經濟危機時期失業者和中產階級所扮演的角色形成鮮明對比。在智利,礦工們的罷工運動在起著主導作用;在墨西哥,一些工人聯盟正在確立他們的地位;在委內瑞拉,自從石油工人們同政變(2002年)企圖作鬥爭以來,他們的核心作用一直持續著。

民眾覺悟問題

消滅資本主義是一項完全依賴於被壓迫者覺悟程度的事業。只有這些信念,才能指導人民為社會主義鬥爭的過程。

作為歷史長河中不可避免的變革,這一發展的原始遠景已經失去了智識共識和政治魅力。這一類型的歷史演變無固定模式可循。社會主義要形成為(組建起獲得)絕大多數人的自願創造,否則它就永遠不會興起。發生在所謂“現實的社會主義”下的事情,揭示了用官僚專制強制取代民意是多麼的可怕。

然而受壓迫者的覺悟是一個易於遭受突然變化的球,並且受鬥爭經歷的支配。兩股相互對立之力量影響其發展:一是受壓迫者在其與資本主義進行對抗中所吸收的知識經驗,一是令人窒息的勞動、生存的壓力和日常的孤獨疏遠而產生的沮喪情緒。

受薪工人們疑慮還是接受現行規則的取向,根源於上述兩股力量之間的相互衝突作用所產生的不同結果。有時批評佔主導,有時順從為主流。這些態度還取決於許多因素,並作用於截然不同的新一代資本主義觀念之上。例如,與1970年代恰恰相反的是,大批當代青年是在無望獲得更好的工作或教育機會,目睹著排斥、失業和不平等是制度作用的正常面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伴隨現存次序的這一新景象,新一代的拉美人重拾前人的好戰性。

但具體而言,社會主義覺悟並不僅僅取決於資本主義的先決形象。在此層面上,由階級鬥爭和重大國際事件所帶來的影響而得出的結論才更為重要。這些里程碑確定了一些“社會主義覺悟的平均程度”,並轉化為各種程度的反資本主義事業參與熱情或者對反資本主義事業的幻滅。在俄羅斯、中國、南斯拉夫、越南或古巴取得的勝利,帶來了正面的社會主義看法,這期間雖屢遭挫敗,該看法並未破滅。

當今的拉美年青一代並不像他們的父輩在以大勝利著稱的年代那樣成熟。缺乏一個成功的反資本主義參考–接近他們切身經驗的參考–可以解釋他們對社會主義事業天然比較冷淡的原因。

當代與1960-1980年代的最大區別多在於政治覺悟的程度上,而不在於社會力量關係或民眾主題的改變上。這不是社會衝突的增強,也不是受壓迫者抗爭的部署或壓迫者控制能力發生了實質性的改變,而是社會主義模式的可見性和民眾對它的信心發生了變化。

蘇聯的解體導致了社會主義運動的國際信譽危機,也限制了左派的行動。拉美也不例外,但在地區範圍內受影響程度比較有限。拉美的左派在“社會主義陣營”解體前已經在蘇維埃模式基礎上取得了很大進展,並且其低落更大程度上是由專制獨裁遺留的負面效應、桑地諾革新運動失敗或因中美洲叛亂所遭受的封鎖所致。[5]也正是在這一層面上,古巴革命的倖存形成了制衡力量。

但不管怎樣,低落的氣氛正逐漸被一股重建解放進程的衝擊波所代替。反新自由主義意識的進展充分體現在對私有化和縮減調控的有力拒絕(比在諸如東歐的其他地區所見到的強烈得多)。反帝意識的復興,也不存在盛行於阿拉伯世界的民族性或宗教性的退化成分。

然而,這種反資本主義方面的前後關係成為反新自由主義和反帝國主義驅動系統中的大斷鏈。這一斷鏈至今都一直阻礙著民眾意識的激勵進程,因而就二十一世紀的社會主義進行討論至關重要,這一討論由(委內瑞拉的)玻利瓦爾革命進程所發起。這一意識形態的重建是可能的,因為這裡的左派受斷裂之害少於其他地區,存在有許多連續性特徵。無論是工人歷史政治身份的喪失,還是出現在東歐多個國家的與左派的疏遠,都是很不明顯的。

憲法框架

拉丁美洲左派面臨一個比較新的戰略問題:憲法制度的穩定性。該區域歷史上第一次,在幾乎所有的國家和一個重要時期後,統治階級通過非獨裁的機構管理他們的政府。經濟崩潰,政治危機,還是民眾起義都未能改變這種形式的政府。

軍事政權的返回對該半球的精英而言多半是一張用過廢棄的牌。在最緊急的情況下,總統被某些軍政過渡類型的其他領導人所取代。現在拋棄的是獨裁統治的重建,同上層的分裂或下層的叛亂作戰。

目前的體制不是真正的民主政體,而是服務於資本家的金權政治。這個系統的設立已經使得一些社會職權濫用弊端永久化,這些弊端做法,甚至許多獨裁統治都不敢啟齒。這些濫權行為,削弱了該系統的合法性,但並沒有導致民眾抵制憲政體制,如同舊暴政所遭遇到的那樣。

資本主義統治規則的這一變化對拉丁美洲左派的行動有相互矛盾的影響。一方面,它擴大了公共自由條件下政治行動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穩定的議會,政黨和公務人員向資本家提供更多的政治安全和不斷增強的事業信心。

一個制度,減少壓迫者權力的同時又鞏固它,這個制度就代表了對左派的一個巨大挑戰,尤其是當這個制度被大多數人視為一個現代社會運作的自然機制。

右派和中左派鼓勵上述的後一個信念——右派抓住了在憲法背景下進行政治活動的作用,而中左派要保留進步面具下的現狀。雙方都為虛偽的選舉極端化煽風點火,把權力人物的簡單替換當做有意義的變化來展現。

關於該互補性的當前例子是所謂“現代文明的左派”,它出現在盧拉(巴西),塔瓦雷(烏拉圭)或巴切萊特(智利)的政府裡,旨在延續資本家的特權。不過,其他情況更加麻煩,因為欺詐(卡爾德龍在墨西哥)或總統辭職(玻利維亞,厄瓜多爾,阿根廷)打破了體制的連續性。

結果,這些動亂導致資產階級秩序的重建(基什內爾,阿根廷),而在其他國家,危機導致被權勢集團排斥的民族主義或改革派總統意外的掌權。這是查韋斯(委內瑞拉),莫拉萊斯(玻利維亞),並且也可能是科雷亞(厄瓜多爾)的情形。在這些國家,危機和暴動一開始就具有的非體制性質導致了這些後果。

在這些進程中,選舉地區已經被塑造成了一個同反應作鬥爭的區域,以及同激進變革達成協議的支援點。這個結論對左派是非常重要的。舉例來說,自1998年以來,所有的選舉都加深了委內瑞拉玻利瓦爾革命進程的合法性,並把街頭右派的失敗轉移到投票箱上。選舉的範圍和動員的成功相輔相成。

幾十年來左派已經習慣於面對一個獨裁的敵人,憲法設置大大改變了他們行動的框架。戰鬥在這些系統裡並不容易,因為制度主義同再造現存秩序的永久藉口一起作用。因此,有必要把直接行動與參加選舉結合起來。對這條路,民權興起——是每個革命進程必需的——的時機,和社會主義覺悟的成熟(在一定程度上,是通過憲法舞台而促成的)是相輔相成的。

運動和政黨

大眾覺悟轉化為組織。被壓迫者的分組組合對創建反資本家的變革的手段是不可缺少的,因為沒有自己的組織,被剝削者就不能為社會啟動另一種事業。

運動和政黨構成當代民眾組織的兩種模式。這兩者為社會主義信念的發展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他們加強自我組織的信心和未來民眾權力集體運作的發展基礎。

運動支撐著直接的社會鬥爭,而政黨發動更蓬勃的政治活動。這兩個情況對促進直接的行動和參加選舉是必要的。不過,這種互補性經常遭到質疑。有一些排它性的運動和政黨鼓吹者。

但這些反對,只是使某些政黨的行動無效,並不涉及這些結構的一般功能,這些結構在政治層面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只在社會層面上,沒有一個解放計劃能獲得進展,解放計劃不能沒有特定平台。這些平台由政黨組織提供,把權力的需求和戰略鏈結起來。這些組織有助於克服自發反叛的局限性。政黨促使反資本主義覺悟的成熟。這種成熟不會從抗議行動中突然出現,它需要把資本主義條件下爭取改良的鬥爭和爭取社會主義目標的鬥爭區別開來。

政黨的不合格同優越性的缺陷一樣是不足的,有些左派組織仍在展示優越性。他們保持舊的先驅領導者觀念,實行嚴苛的等級行為,還總是自許高人一等。該組織的狂熱崇拜,在所有的社會運動裡,導致派系分立和追求獨佔。

這種形式的政治行動本身繼承的是集體軍事獨裁的傳統,或由上而下的強人政治傳統。在一些國家,這種行為還表現出固執的壞習慣,這些壞習慣的來源,是在幾十年的秘密行動和反獨裁抗爭中建立起來的組織文化。在目前的公眾自由和政黨競爭的框架內,這種行為的混亂性質是顯而易見的。保持這些做法的那些人可以發展起來,但他們絕不會領導一個社會主義改造。

改革和革命

物質條件,力量關係,社會課題,大眾覺悟和民眾組織環繞著左派的戰略,形成主題六邊形。按照社會主義意識把行動、信念和建議聯接起來的必要計劃,依賴於這六個基礎。

然而,這些組件很少是相合的。有時,物質條件的成熟度同力量的關係,社會課題的辯護,或政治背景的傾向並不合拍銜接。這些因素同反資本主義運動必需的組織程度、覺悟程度和民眾領導能力的聯繫仍然不夠普遍。左派戰略是探索克服這些不一致性的途徑,探究這六大問題的解析特點,以促進這一分析。

最大的問題在於連接這些支柱的鏈結。要走的路線是極其不同的,因為社會主義事業的普遍性並不等於均一性。二十世紀的經驗已經說明了,在每個國家這一進程的基礎是如何以不同的形式相結合的。它也證實,在叛亂迅速結束者(俄羅斯)兩權長期相爭者(中國,越南)之間,社會主義初期的臨時性質有顯著不同。[6]

改革和革命,這兩個社會主義變化元素之間的斷裂引發出兩難困境,對該困境有傳統上相互對立的兩大反應。第一路徑是通過社會改良進程,促進這些脫節元素相結合,這些社會改良包括加強工人的地位,把他們的政治份量、體制存在和組織力量團結起來。

但這些改革—資本主義條件下是可行的—不積累也並非不可逆轉。或遲或早,改革的鞏固(或深化)會同利益原則衝突,並遭受僱主的濫用以至挑起重大衝突。在這種情況下,相應的民眾反應是要求推進社會主義變革。

在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中,改革只能作為一條紐帶才能生效。不從這個角度來看問題,導致的不僅是放棄反資本主義的未來,也會丟失改良本身的前途。為了“稍後討論社會主義”,首先嘗試“解決眼前的問題”,這是不對的。如果資本主義能在結構上解決這些問題,那末社會主義就是不必要的。

第二個關於社會主義改變的想法是推進革命和拒絕改良。它呼籲,通過行動,把資本主義的危機高峰同群眾鬥爭和社會主義信念的部署聯結起來,從而克服客觀和主觀條件之間的脫節。不過,這個聯結並不是那麼簡單的,即便出現了接近列寧主義模式的革命形勢的局面(“上層不再繼續主導,下層扮演歷史劇變的領導角色”),也是這樣。

過去的幾年中,在南美洲我們觀察到各種各樣的這類情況出現,但並不帶有任何社會主義的結果。統治階級的霸權或權力危機(在葛蘭西條款裡,多數共識和領導能力的喪失)同下層階級的反抗的匯合是不夠的。[7]

社會主義的成熟需要一個事先的學習過程,這並不是權力征程上的即興之作。這個準備包括通過改革獲得的社會成就和民主戰果。後面一項不是一個貶義詞,也不是革命的反意詞。它是一個有用的工具,有用於逐步發展革命的飛躍,架設橋樑讓被壓迫者更接近社會主義目標。

改革和革命的結合可以把立即征戰和同資本主義徹底決裂兩者聯接起來。第一種成果是創建人民權力不可缺少的,第二種則用來挫敗不放棄其特權的敵人。

把改革與革命聯接,是適應各個國家的力量相互關係和民眾行動的辦法,那些力量相互關係和民眾行動有可能促成反資本主義的變革。但是有必要用它們的匯合點取代雙方的道路上的舊對立。

樂觀與理智

關於戰略的討論,其預設的條件是,尋找一個總是對新的情況和經驗開放的,過去經驗裡的鼓動指南。這項調查包括了前所未有的假說,而且並沒有一個簡單的計算模型可供重複使用。

左派戰略包括有在其他政治架構中無法找到的一個自由層面。它以共產主義的視野提出了以人為本的目標,那不是資產階級思潮所能提供的。但這些目標的公信力取決於其組織者的行為,而且這種行為的先決條件是這樣一種態度,即對不平等的自發抵抗和對不公正的天然排斥。

戰略的功能是把面對苦難的憤慨和被壓迫者的團結轉變成理性的事業。而且這個發展要求以理智無畏的精神面對最棘手和最不愉快的問題。如果沒有處理困難的意志,社會主義道路一定會繼續受阻。

當代拉丁美洲的轉機要求以坦率、公開和尊重的辯論更新左派的戰略爭議。用熱情和批判的態度採納各個成就和權衡各個局限性,現在正是時候。這兩個立場有助於建立理性的樂觀主義,這是社會主義鬥爭所要求的。

克勞迪奧卡茨任教於布宜諾賽勒斯大學,並參與阿根廷網路雜誌'左派經濟學家'EDI'左派經濟學家')的工作。

感謝十月評論雜誌社允許轉載譯文,原文見
http://www.internationalviewpoint.org/spip.php?article1301


注釋:

[1]   這篇挑戰性理論文章首次以英文發表。克勞迪奧卡茨介入拉丁美洲社會主義未來的熱烈爭論,這些事在整個拉丁美洲和西班牙的網站和雜誌期刊上有很多討論。在提供卡茨最近作品的譯文時,“新社會主義者”雜誌社嘗試向北美讀者引進一種特別味道的討論,主題是為21世紀建立一種當前發生於拉丁美洲的社會主義。編者給原著加了註腳。克勞迪奧卡茨是布宜若斯艾利思大學的經濟學家,國家科技會議的研究員,阿根廷“左派經濟學家”雜誌成員。本文由“新社會主義者”雜誌編輯傑夫雷R韋伯翻譯,發表於“新社會主義者”第61期(2007年夏)www.newsocialist.org

[2]   克勞迪奧卡茨,“社會主義和新發展主義”,見於西班牙www.lahaine.org1-12-06,或www.rebelion.org1-12-06

[3]   凱恩斯主義指凱恩斯的改革派經濟理論。是二戰結束至70年代最具影響的思潮。

[4]   南方錐地帶指阿根廷、智利、巴拉圭和烏拉圭。

[5]   桑地諾主義指19791990間尼加拉瓜桑地諾革命政府的實踐和主張。這裡中美洲武裝起義指1980年代危地馬拉和薩爾瓦多進行的不成功的革命遊擊戰爭。

[6]   雙重政權指一個革命形勢的不穩定和不持久的階段,這時候被剝削被壓迫者的民眾機構出現在一邊,同政府的現存機構相對立。

[7]   安東尼葛蘭西是意大利馬克思主義者,發展了關於領導權的最有影響力的馬克思主義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