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分裂事件與中國民族政策思考

(勞動民主編者按:這篇文章有助讀者瞭解大漢族主義對於新疆騷亂的看法,特轉載此文。)

轉載自烏有之鄉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7/200907/94870.html

作者:華北電力2009-7-19

新疆事件,令人痛心。國家好,個人才好,子孫後代才好。不希望國家動盪、分裂,亂世人不如狗。十分珍惜我們得來不易的安定局面。面對慘痛的民族分裂事件,痛定思痛,有必要痛思、檢討我們的民族政策,從根源上杜絕民族分裂事件的發生。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只是進行“教育”,是完全沒有用處的,是不可能改變他們的思想的。如果沒有解決民族分裂的根源問題,在未來,民族分裂事件將有可能此起彼伏,讓我們應接不暇,並且一旦國力衰落(任何國家都難免有低潮時期),我們就沒有能力解決民族分裂問題,民族分裂就可能成為事實。一定要以此次慘痛的事件為契機,徹底反思、改革我們的民族政策。這是關係國家長治久安甚至中華存亡的大事。

我認為民族分裂的根源主要有:

一、我們的民族政策需要反思

世界上處理民族關係有兩種導向,一種是民族關係政治化,如蘇聯、南斯拉夫,具體表現為強化各民族意識,設立“自治共和國”、“自治區”;另一種是民族關係文化化,如美國,表現為淡化民族意識,強調國家認同,把民族只視為一種文化現象,把各族各種族融合成為一個統一的美利堅民族。這種成功的經驗值得我們學習。我認為,民族自治是蘇聯、南斯拉夫解體的根本原因,政經危機只是誘因。任何國家都有衰落的時間,為什麼蘇聯、南斯拉夫一遇政經危機就剛好按民族成份解體呢?這難道不值得我們深思嗎?有人說是民族自治做得不夠,我認為說“民族自治做得不夠”的是因為在頭腦裏已先入為主的建立了“民族自治必然是正確的”的觀念,或者根本就是民族自治的利益既得者,或者是別有用心的。民族自治做得“夠”的後果就是加快分裂成獨立的民族國家!“民族自治區”天然就是“民族獨立國家”的雛型。

民族同罪不同罰的結果是縱容犯罪,助長囂張氣焰,萌發分裂念頭。沒有民族平等,哪來民族和諧?法律上特殊待遇,處處強調民族身份讓我們面對普通的治安犯罪事件也縮手縮腳;民族優惠反而使其生存能力降低;民族語言文字政策使其形成自己的小圈子,小圈子融不進大圈子,融不進主體社會,無法在主體社會競爭、活動、經商、就業,造成貧困,萌發怨恨,無所事事,滋生事端。民族語言文字政策的後果就是把少數民族推向邊緣化,而萌發分裂念頭,這是十分危險的。民族政策並沒有達到照顧少數民族的目的。民族自治造成民族隔閡,加深民族對立,阻止民族融合。民族自治實質是民族隔離、民族分化。民族自治,從道理上分析就是說這個國家不屬於這個民族。如果各族屬於同一個國家,各族都是這個國家的主人,那為什麼還要搞什麼自治?少數民族自治,漢族又不自治,那這個是誰的國家?民族自治反而使少數民族認為中國是漢族的國家,自己不屬於中國,所以才需要自治。民族自治本身是個帶有“大漢族主義”的民族歧視政策,潛意識認為這個只是漢人的國家,是不屬於少數民族的,所以才需要另建一個政權給少數民族。如果這個是全民族的國家,還有必要再搞一個自治嗎?民族自治政策把少數民族引向了追求“政治獨立”的道路,對於中國這個國家的不認同,種下民族分裂的種子。如果外面有個與這個民族同樣民族的國家,那麼情況更糟,導致國內的這個族的人“身在曹營心在漢”。那是我們國家的災難。這個“民族自治區”以及戶籍、簡歷表等中的“民族成份”,不斷提醒和強化其自身的民族意識;而“少數民族”與“中華民族”採用同一個“民族”的詞,當我們宣傳中說到實現“民族振興”、“民族獨立”,邊疆少數民族想到不是“中華民族振興”、“中華民族獨立”,而是“自己民族振興”、“自己民族獨立”,從而造成嚴重的分裂誤導。民族政策讓我們吃力不討好,左右不是人。民族政策已經走入了一個死胡同。民族政策已經到了需要改革的時候了。民族政策並非只有“民族自治”一條路。

平等,一體化,族群融合才是根本之道。我們應當淡化民族成份,強調國民認同。反觀美國,為了防止在就業和其他活動中可能出現的種族、族群歧視,美國人的身份證明中沒有“種族、族群成分”的內容,人口普查表中的“種族、族群身份”由被調查人自行申報填寫,政府在各種政治、經濟、文化活動中有意地淡化和模糊各個種族、族群之間的邊界,鼓勵族際通婚,並以各種方式來促進族群之間的相互融合。沒有民族融合,哪來民族和諧?

民族不是永恆不變的,民族融合是歷史趨勢。正因為民族融合,才造就了我們千年不敗,分久彌合的中華,才形成我們主體人群。中華其實是一種文明現象,而不是一種民族現象。中華文明是由各族共同創造的,是各族人民共同的財富,並不是由漢族獨享的。漢族,其實是各族的融合體,融合了中華大地上的各族各種族。如果歷史上就實行民族自治,那麼各族彼此將走得越來越遠,就不會有主體人群——民族融合體,也不會有統一的中國,分開就不會統一了。一個統一的主體——民族融合體,是最堅強的,最團結的,是不可戰勝的,是符合各族利益的。而民族自治阻止了民族的自我融合。

中國社會本來就跟歐洲社會不同,不是以民族為認同的社會,而是以文化為認同的社會,具有巨大包容性的。才形成了我們偉大的中華。中國人本來是最不在乎什麼民族的,只要你認同了這種文化,你就是一家人了,就是平等的,不受歧視的。中國本來沒有歐洲那種狹隘的民族概念。這本來是一個非常良好的傳統,但我們採用蘇聯的民族自治制度,引進歐洲的民族概念,反而造成了本來沒有的民族分化、民族分裂,製造了巨大的社會裂痕。

近年來學術界對民族問題做了許多有益的探討研究。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系主任、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所長馬戎教授的文章(馬教授是回族,曾在內蒙插隊,在美國留學)。他對民族問題研究十分透徹,提出了真知灼見,民族問題的根源和解決辦法都在文章裏面了。

馬教授提出:世界上處理民族關係有“政治化”和“文化化”兩種導向。我國實行的蘇聯模式的“政治化”導向。我國建國後為各“民族”設立的“自治區域”則催生或加強了各族的“領土”意識,以“民族”整體為物件的各項優惠政策也使民眾的“民族意識”不斷強化。這就是近年來在中國一些地區出現的民族關係問題和民族分裂思潮的國內思想政治基礎。這種“民族意識”主要體現在接受了“民族理論”教育的少數民族知識份子和幹部當中,而接受教育較少的普通農牧民對國家和政府的忠誠情感還是十分純樸的。

馬教授提出:有“民族”和“族群”兩個辭彙,“民族”的對應英文辭彙應當為“Nation”族群”所對應的英文辭彙則是“Ethnic group”(或Ethni city)。當我們同時使用“中華民族”與56個“民族”的提法時,因為前者包含了後者,實際上是把兩個層面上的東西用同一個辭彙來表述,混淆了兩者之間在概念層次上的差別。“Nation”和“Ethnic group”在國外文獻中是截然不同的兩個概念。從這兩個英文辭彙各自出現的時間和具有的內涵來看,代表著完全不同的人類群體,表現了不同的歷史場景中人類社會所具有的不同的認同形式。“民族”(Nation)與17世紀出現於西歐的“民族主義”和“民族自決”政治運動相聯繫,“族群”(Ethnic group)這個辭彙則出現於20世紀並在美國使用較多,用於表示多族群國家內部具有不同發展歷史、不同文化傳統(包括語言、宗教等)甚至不同體質特徵但並保持內部認同的群體,這些族群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被歸類於這些社會中的“亞文化群體”。當我們講到中國的56個“民族”和地方“民族主義”並把這些辭彙譯成英文的Nationalities以及Nationalism時,國外的讀者從這些英文辭彙中很容易聯想為有權利實行“民族自決”並建立“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某種政治實體和分裂主義運動,從而在國際社會造成嚴重誤導。

馬教授分析

1民族關係“政治化”阻礙民族交往與民族融合,強化其“民族意識”,催發“民族自決”、“民族獨立”願望,成為民族分裂運動的思想基礎,並成為國外干涉我國的藉口。

政府正式確認每個公民的“族群”身份,這一做法就是把“族群”和“族群邊界”制度化,使之成為一個正式制度,任何跨越這個身份的行為(一個公民改變自己“族群身份”)都必須得到政府的認可,需要經過一個正式的官方審批手續。這種安排對族群成員之間的相互交往與族群融合,無疑製造了制度性障礙。族群邊界的“清晰化”和個體“族群身份”的固定化,使得族群邊界成為一個社會問題。而當族群身份與某些優惠政策或歧視政策相關聯時,族群邊界就進一步成為政治問題。

族群關係的制度化可能會出現“正”和“負”兩種作用,優待弱勢族群的政策可能會改善族群分層(族群間在教育、職業、收入等方面的結構性差異)的狀況,歧視弱勢族群的政策則可能會強化族群分層。儘管“制度化”政策強化了族群意識,在一定的歷史階段內和一定的條件下,優待政策可以緩解因此而帶來的族群隔閡與矛盾。但是優待政策既不會淡化族群意識,也不可能從根本上化解與平衡因制度化造成的族群意識的加強,所以優待政策帶來的局面會是增進族群合作,緩和族群衝突,但是無法真正推進族群融合。前蘇聯把族群問題“政治化”和族群關係“制度化”,實施了大量優待少數族群的政策,明顯地改善了族群分層狀況,縮小了各族群之間在社會、經濟、教育、福利發展方面的差距,一度形成了族群合作的局面,但是族群意識並沒有弱化,而且在“制度化”的基礎上通過“聯盟制”反而強化了族群的政治意識。一旦國內外政治形勢發生重大變化,這種強化了的族群政治意識就會轉變為“民族主義”運動。

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把族群與地域正式掛起鉤來,使各個少數族群獲得了某種獨立的政治身份、政治權力和“自治地域”,確保了“少數民族在自己的自治地區內當家做主”,確保了在行政體制、幹部任命、財政管理、經濟發展、文化教育事業等各個方面少數族群可以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優惠政策下得到較快發展。但是在這些制度的建立和推行的過程中,當我們以族群為單位強調政治上的“民族平等”而不是“公民平等”時,當我們以族群為單位從制度上保障少數族群各項政治權利時,也不可避免地把我國的族群問題“政治化”,並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一些族群向加強其“民族意識”的方向發展。

中國政府採取族群問題“制度化”的措施,除了意識形態因素和50年代蘇聯的影響外,其他外部勢力也發揮了一定作用。少數民族問題始終是西方國家批評其他國家的核心議題。面對西方輿論批評和外交壓力,一些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的政府也在努力提高本國少數族群的“政治地位”並使他們得到更多的政治權力,而這些措施將有意或無意地使本國的族群問題“政治化”。這些國家的政府期望通過這些做法來平息或緩和西方國家的批評,但是其結果最多不過暫時緩和了外部的批評,而少數族群在新的政治基礎上會不斷提出新的政治要求(筆者注:步步進逼,直至建立獨立民族國家),而且這些要求也將毫無例外地將得到西方國家的全力支持。這些國家的政府在本國族群問題上所做出的政治讓步非但沒有緩解國內的族群問題,反而使隨後的“民族分裂運動”具有了更堅實的基礎。

2民族關係“政治化”使少數民族對“中華民族”的認同非常脆弱。

在漢人的頭腦裏“,中國人”“、中國公民”的身份意識是自然而然的,是他們群體意識體系中屬於核心層面的關鍵認同。但是我國的其他族群(如藏族、維吾爾族、哈薩克族、朝鮮族等)是否都具有同樣的對於“中華民族”的認同意識呢?在這些族群的廣大民眾當中,“中國人”和自己族群這兩個層面的認同意識方面,哪個層面的認同更為核心和更加重要呢?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需要進行大量的調查與研究才能確定,而不能靠“想當然”。同時,民眾中的認同意識也並不是固定不變的,是可以在一定條件下加以引導和改變的,如1997年回歸以後香港人對於“中國”的認同意識即在不斷加強。人們的族群意識和認同格局依環境和各類影響因素處在不斷變化的動態過程之中。

如果我們承認有些族群在對“中國人”、“中華民族”的認同上與漢族之間存在著差別,確實存在著有些人在意識中把對本族群的認同置於對“中華民族”認同之上的現象,我們就需要注意在少數族群成員當中培養與加強對“中華民族”的認同意識。由於漢人通常把對“中華民族”的認同看作是不言而喻的,所以以漢族為主體的政府部門在重視落實少數族群政策的同時很容易強調少數族群的“自我認同”而忽視對他們進行“中華民族”認同意識的培養與鞏固。這樣,政府在落實“民族政策”、宣傳“少數民族權益”的同時,很容易在客觀上淡化了原來就比較淡漠與脆弱的對“中華民族”的認同意識,造成“矯枉過正”的偏差。

在建立和鞏固以“民族—國家”為單元的“國民認同”的過程中,有可能出現兩種偏差。

第一種偏差,是強調某一個意識形態的重要性,並以此為基礎建立各族群之間共同的“國民認同”,忽視本國在歷史發展中形成的共同文化方面的認同基礎。這樣,在意識形態出現變化、政治結構出現鬆動時,各個族群原有的以本族文化(語言、宗教等)為基礎的“族群認同”就會發展成為以建立獨立“民族—國家”為目的的“民族主義運動”。這就是前蘇聯在民族問題上的教訓之一。

第二種偏差,是想當然地把“國民認同”視為已經存在並且具有“牢不可破”的共同基礎,因而為了協調和改善各個族群之間的關係而片面強調發揚(少數)族群”的傳統文化、強調保護(少數)族群”的政治與經濟權益、強調和維護(少數)族群”的人口邊界和傳統居住地,把“族群”問題政治化和制度化,但是同時卻忽視了在各少數族群民眾、知識份子與官員中對“國民認同”的培養與鞏固。這第二種偏差是前蘇聯在民族問題上的教訓之二。

馬教授分析

各國在處理民族關係實行“文化化”的成功經驗

1、美國

美國是一個由來自世界各地的移民組成的新興國家,在“政治一體、文化多元”的框架下,在這些具有不同種族、族群背景和不同語言宗教文化傳統的公民們中逐步建立了新的“國民認同”。在今天,儘管歷史遺留下來的種族偏見和歧視仍然存在,有時也會發生種族矛盾和族群衝突,但是國家的統一自“南北戰爭”後從未受到真正的威脅。考慮到歷史上實行的黑人奴隸制和對土著印第安人、華裔等的種族歧視使得美國族群關係的先天基礎很差,我們應當承認美國自“民權運動”以來在協調種族關係方面取得了相當的成功。

在一些工業化的現代社會特別是移民國家中,“民族”(Nation)越來越顯示出作為一個穩定的政治實體的特徵,相比之下,“族群”(Ethnic groups)則逐漸淡化了政治色彩。隨著族群之間的交流日益頻繁和相互通婚,各族群成員之間的界限也在模糊化,有部分成員處於被其他族群同化的過程中。所有族群的成員都被視作平等的國家公民。對於少數族群成員作為國家公民所應當擁有的各項權利,政府從“公民”這一角度予以保障,針對每個成員的具體情況採取個案處理的形式,盡可能不把他們視為具有某種獨立性的政治群體。對於一些少數族群成員在社會發展中面臨的不利狀況(如英語水準差或教育程度低),美國主要不是通過政府政策來保護其群體的“政治權益”,而是通過民間和半民間的社會福利專案來對需要幫助的個人或小群體(而不是“族群”)予以救助和支持。這就使與族群相關的各種問題主要以個體成員和個案的社會問題為形式表現出來,而不表現為以整體族群為單位的政治問題。

長期以來,美國政府和主流社會一直實行著把族群問題“文化化”的政策導向,但並不採取行政強迫手段來推動文化同化。強迫同化實質上是族群“政治化”的另一種表現。在政治一體化的同時,美國政府和主流社會極力引導人們把族群差異、宗教差異看作是“多元文化社會”中的“文化差異”。

考慮到社會中的族群差別將長期存在,美國學術界在20世紀中葉提出了“文化多元主義”的目標,努力把族群問題向“亞文化群體”的方向上引導,具體做法有三條;第一是堅持國家在政治法律的一體和主流文化的普遍性(英語、基督教文化);第二是允許各少數族群保留自己的部分傳統文化;第三,為了防止在就業和其他活動中可能出現的種族、族群歧視,美國人的身份證明中沒有“種族、族群成分”的內容,人口普查表中的“種族、族群身份”由被調查人自行申報填寫,政府在各種政治、經濟、文化活動中有意地淡化和模糊各個種族、族群之間的邊界,鼓勵族際通婚,並以各種方式來促進族群之間的相互融合。

近半個世紀以來,美國在討論與處理種族、族群關係時十分強調“文化多元主義”。同時,文化多元”首先並不意味著各族群在政治、地域上實行任何形式的“割據”而危害國家的統一,美國的“文化多元”之上有十分強大的“政治一體”,各州和聯邦都是很強的政治實體。美國雖然允許成立以某個族群為基礎的、不具有排他性的文化團體,但絕不允許建立在種族、族群方面具有排他性並具有“自治傾向”的政治組織和經濟組織。同時美國政府和美國社會非常重視各種族、各族群的“政治一體化”,只是在討論族群問題時不公開這樣提而已。即使是在經濟發達、軍事強大的美國,處在社會底層的一些少數族群(黑人、土著印第安人)及其組織依然存在著“民族自治”並建立獨立國家的傾向,這種傾向當然會受到美國政府的嚴密監控與全力壓制。

美國不僅僅堅持政治上和經濟上的統一,實際上在文化層面上也存在著強有力的“一體化”措施,如正式的公共語言是英語,在作為“文化”最核心內容的價值觀念和行為規範方面必須追隨美國的主流社會。事實上這些少數族群成員如不會講英語,在美國就寸步難行,不接受美國的基督教價值觀念和行為規範在美國社會裏與其他人和各種政府機構打交道就十分困難,更談不上就業和發展。所以,“文化多元主義”並沒有保留真正獨立的“文化群體”,只是允許在接受“美國共同文化”的前提下保留了原有傳統文化某些特點的各“亞文化群體”的存在。如果允許發展有族群背景、真正具有自治傾向的“文化群體”,有可能最終會危害美國的政治統一,這是美國政府和政治家們所不可能接受的。

簡而言之,美國政府這些年來在處理國內種族、族群問題上的基本政策和指導思想就是把各少數種族和族群引導成多元社會中的“亞文化群體”,即把這些族群“文化化”和“去政治化”。

2、印度

印度在淪為英國殖民地之前存在無數個大小不同、彼此獨立的土邦,是英國殖民政府把這些土邦組合到了一個政治架構之中。基於這樣的歷史背景,印度政府自獨立後就積極致力於在全體國民中發展“印度人”的共同認同,從歷史文獻和文化傳統中努力締造一個可以凝聚各個族群、各個宗教群體的“印度的共同文化”,以避免第一種偏差。所以儘管印度存在多種宗教(印度教、伊斯蘭教、錫克教、耆那教、基督教等)、多種語言(但都以英語為族際共同語)、多個族群(孟加拉人、泰米爾人、旁遮普人、比哈爾邦人等)、多種政治上的意識形態(現在仍有三個邦由印度共產黨執政)以及根深蒂固的種姓問題,印度各族民眾逐步把“印度”看作是一個具有共同文化和歷史的共同體,各個群體在文化傳統上是密不可分的,而印度的電影業在建立這一創建新的文化—歷史共同體的努力中也發揮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同時印度政府積極克服第二種偏差,在尊重各種宗教和族群平等權利的同時,竭力建立全體印度人的“國民”意識,明確地把國民意識置於各個族群、宗教群體之上,極力淡化族群意識。現在雖然印度各地仍然存在各種因族群文化差異、宗教差異、語言差異以及地方利益差異和意識形態差異等帶來的各種矛盾,出現過政治領導人被刺殺的惡性事件,但是沒有出現真正威脅印度統一的民族分裂主義運動。在族群關係上努力克服這兩種偏差,可以說是印度建國以後重要的成功經驗。

馬教授建議:對我國民族關係實行“文化化導向”,即有意識地引導民眾把群體之間的各種差異(語言、宗教等)主要視為“文化差異”,把群體邊界“模糊化”,努力淡化各群體的“民族意識”,同時積極強化“公民國民意識”。在思考群體之間的和諧與衝突時,採取的是把民族關係“文化化”的思路,具體做法就是努力在全體國民中構建一個核心認同,即讓所有的人最看重的是自己的國家公民的身份,而把族群身份、種族身份、宗教信仰淡化為“文化特點”,是次要的、非核心的、不關鍵的。這樣把主要的認同問題解決了,矛盾就成了內部矛盾,成為國家內部公民個人之間的利益問題,也就可以在內部來協調解決。

根據把中國的民族分界、民族身份“文化化”的思路,建議保留“中華民族”的概念,並在這一概念下重新開始“中華民族”的“民族構建”,以“中華民族”為核心認同建立一個全體中國人的“民族國家”,同時把56個“民族”改稱“族群”(簡稱××族),在這樣的概念框架下強化中華民族的“民族意識”,逐步淡化目前各“民族”的“民族”意識。只有這樣,才能加強各“民族”之間的相互認同,共同凝聚起來,以一個民族即中華民族來面對和參與激烈的國際競爭。

中國傳統中把少數族群“文化化”的成功思路,沒有被我們繼承下來,卻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國發揮著積極的作用,這種歷史錯位的現象應當引起我們的反思。中國人應當從祖先們幾千年處理族群關係的傳統中吸取寶貴經驗,也應當借鑒美國、印度、前蘇聯等處理本國種族、族群問題的策略與經驗教訓,把建國以來在族群問題上的“政治化”趨勢改變為“文化化”的新方向,把少數族群問題逐步“去政治化”。在“民族(國民)認同”和“族群認同”這兩個層面中,應當強化民族(國民)意識,逐步淡化族群意識。把我國的56個“民族”改稱為“族群”的建議,就是在這樣一個大思路下提出來的。

我們今天在思考中華民族族群關係的“多元一體”格局時,可以參考中國的歷史傳統和西方國家的體制與處理族群關係的思路,進一步把費孝通教授提出的“多元一體”具體化為“政治一體”和“文化多元”兩個層面的結合,在這樣一個大框架下來思考中國的族群關係問題。如果接受這樣的一個整體性框架,我們的許多觀念和做法也就需要進行反思和逐步進行相應的調整。在思考少數族群的有關問題時,應逐步把它們更看成是“文化群體”而逐步減少它們作為“政治群體”的色彩。族群“去政治化”的思路應當在21世紀引起國人更多的思考,也有可能在未來把中國的族群關係引導到一個新的方向。

二、民族分裂第二種根源——國外勢力利用宗教灌注分裂思想

據瞭解,很多維族兒童從小接受的不是國家規定的義務教育,而被送進一些有嚴重分裂主義思想的阿訇所私自開設的經堂。一些維族孩子從小接受的不是愛祖國、愛共產黨的思想,而是被灌輸這樣的觀念:長大後不反對漢族人,死了以後“胡大”不收。許多清真寺裏的阿訇在念“三反”經。這已經不是宗教問題了,而是民族分裂問題,我們要堅持制止,堅持取締,決不能手弱,不要怕國外的反對,我們分裂動亂才是他們最高興的。

還有一點,新疆一昧對西邊開放,是不是引進了更多的分裂?對西開放,究竟是利大還是弊大?我們得到了什麼?是不是該實行有限開放?未開放前,是不是沒有那麼多的分裂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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