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經濟發展與民族關係

作者:伊力哈木土赫提(中央民族大學經濟學院)
聯繫方式:ilhamatush@126.com
http://www.uighurbiz.net/bbs/viewthread.php?tid=487&extra=page%3D1

後冷戰時代,長期被掩蓋的民族問題由於世界格局的轉換而凸現,冷戰時期建立的國家,民族關係準則隨之發生動搖,全球政治生活由此發生強烈震撼。民族關係問題成為影響國家乃至地區政治穩定的一個重要因素。但因國情不同,民族問題的表現形式存在明顯的區別。一般而言,引發和構成民族問題的基本要素是經濟,民族、宗教和文化傳統等面的差異,以及由此導致的少數民族或弱勢群體的不平等待遇及權益的缺失,因此,謀求平等和自決權(自治權)往往成為民族問題的核心內容。就中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而言,隨著新中國成立後的半個世紀大量以漢族為主的移民的湧入以及民族結構的急劇改變。民族成分從自治區成立之初的13個民族增加到54民族。新疆史居少數民族人口在新疆人口的比重急劇下降。當今新疆各個民族處於不同的發展層次上,有著不同的發展條件和需求,各自走著不同的發展道路。但他們面臨的是同一種挑戰:現代化的挑戰,爭取的是同一個前途民族發展的前途。各民族在社會經濟方式,宗教,文化層次,教育,氣候地理條件等多方面存在著不同程度的差異。特別是在發展新疆區域經濟,尤其是中國西部大開發的環境中,新疆不根據自己的情況制定地區和民族發展戰略其結果是新疆史居少數民族或是在封閉,越來越邊緣化的狀態下保持貧困的惡性循環或成為競爭較量中的犧牲品。我們應清醒認識到,沒有少數民族的發展,就談不上中華民族的振興,沒有新疆少數民族的發展和現代化,也談不上新疆的發展和現代化。新疆少數民族總是處於貧困和落後,就很難保證新疆的長治久安。估計新疆民族關係現狀時,我們必須站在新疆乃至全國改革開放的背景下,充分注意民族關係廣闊的區域歷史遺產,各民族發展的總體態勢和格局並從更長遠的趨勢出發。我相信新疆少數民族乃至世界將會新疆少數民族從新疆社會經濟乃至全國社會經濟發展中得到多少實惠是否公平來評判新疆民族關係。形勢迫使我們把新疆民族關係研究重點放在對經濟發展進程中新疆少數民族群體的境遇和宿願的剖析,來解釋新疆民族問題的多元性和獨特性。

本報告中影響新疆維吾爾族和漢族民族關係的主要因素的討論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1、關於民族關係的一些基本原則,2、新疆人口分佈情況及特點及民族關係,3、新疆少數民族群體的資本積累能力,4、知識貧困和教育的不平等,5、權能資訊獲取能力,6、制度歧視,7、集團博弈的受害者 。

一、關於民族關係的一些基本原則

無論是從理論上還是從實踐上講,國家在民族問題上都起著關鍵的作用。通常國家處理和解決民族問題所採取的模式可以粗略地劃分為兩種。第一種是“民族模式”,在這種模式中存在巨大民族差異,甚至嚴重分離傾向的國家“偏愛”某個民族群體甚於其他民族群體。在實施“民族模式”的國家中,民族主義的體現在本質上是民族的,而不是國民的或領土的這些國家即便擁有形式上的民主制度,但在公民待遇和權益問題上,民主則讓位于優先考慮的民族利益。還有一些國家採取的是極權主義體制,即用暴力和非暴力手段來對付居於從屬地位的(或少數人)群體,以保持和維繫居統治地位的(或多數人)群體的絕對優勢地位上述兩種情形都是在國家的作用下,賦予某個民族群體及其個體成員比其他群體及其個體成員優先或特殊的權益。少數民族或弱勢群體被排除在國家的整體民族目標之外,他們不僅在政治上而且在生存上面臨困境。然而,任何民族群體,謀求平等,歸屬和認同都是其最基本的準則,是不能被長期忽視或遭受長久壓制的無可商議的人類需求。第二種是“民主模式’,民主是在特定的政治構架內的一種社會組織形式他有兩條基本原則:自由和所有社會成員或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缺失這兩個要件中的任何一個,都將造成社會的不公正、不民主。除此之外,在存在嚴重民族分離的國家中建立的民主政體,還必須確保國家及其政府機構嚴格執行平等政策,並設立相關的專門機構,監督和懲處社會內部的民族歧視行為。民主模式的宗旨是,廢止任何一個群體的支配地位或國家對他們的特殊認同,一視同仁地賦予所有群體完全平等的權利,保持國家在不同群體間競爭中的中立。也就是說,國家務必以相同的標準認同所有的群體。中國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我國憲法明確保證全體中國公民,不分宗教,信仰,民族與性別法律面前最充分享受平等。同時民族區域自治法和其他有關民族政策賦予自治區和自治民族的各項權利已有明確的規定,其中包括發展本地區和本民族的社會,經濟,文化,教育的權利。其目的是讓各民族在平等的基礎上調整本民族內部的關係和其他民族的關係,以建立新型的民族關係。這種關係有利於促進民族的發展,有利於增進各民族的相互溝通和理解。客觀地講,新中國成立後尤其是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成立後的半個世紀裏,新疆少數民族社會經濟狀況不斷發生的明顯的變化,與他們的祖輩相比各方面有了長足的進步。新疆少數民族參政議政的情況方面也有了改善,例如,每一屆中國政協,和全國人大有新疆少數民族的代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政府,人大,政協,法院,檢察院和新疆多數縣市的第一把手由新疆少數民族幹部擔任等等。把新疆稱為維吾爾自治區,我國在政體上還是全體中國社會是認同的。但新疆的社會經濟實踐中有些部門和單位,領導在這些方面認識不清,認識不夠。國家與地方,集體與個人,民族自治區域社會經濟發展與民族發展利益關係方面認識模糊。

二、新疆人口分佈情況及特點及民族關係

新疆目前正面臨著西部大開發的千載難逢的機遇與挑戰。作為中國21世紀西部大開發的重要基地之一,新疆具有其他省區不可比擬的豐富的礦產資源和光熱水上條件,具備加快發展的有利物質基礎條件和發展向西開方的地緣政治,經濟,人文優勢。但是,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現,除需要具備一定的物質條件,還需要具備較好的人口環境條件,包括人口數量規模及其變動、合理的人口結構以及良好的人口素質。除此之外,人口的分佈與遷移狀況,尤其是新疆各民族人口的區域分佈和變動,也將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新疆的發展和民族關係。這在西部開發中將會變得日益重要。作為一個多民族的維吾爾自治區,新疆各個民族地域空間的分佈及其變動,不僅反映出各不同區域人口在出生、死亡等方面的變化,也可以反映人口,勞動力在區域間和部門間的流動情況,反映出新疆民族發展和民族關係。

新疆各地州人口密度差異懸殊(表1)單比較各地州伊犁州直屬縣人口密度最高,為44.60/平方公里,其次是喀什地區(25.1/平方公里),最低的是巴州,僅為2.4/平方公里。如果將三個單列市(烏魯木齊、石河子和克拉瑪依)再考慮進來,那差異會更大。新疆又是一個多民族聚居的地區,共有54個民族,其民族人口分佈呈現“大雜居,小聚居”的特點,其中漢族佔約39.87%少數民族佔60.137

1)少數民族人口中又以維吾爾族為主。其佔少數民族人口的75.88%佔新疆總人口的45.62%。維吾爾族主要居住在南疆,北疆的伊黎地區和東疆以及散居在北疆的昌吉州,塔城地區。

2)漢族人口的地區分佈特點

新疆漢族人口表現為非常明顯的廣域性分佈特點,全疆15個地、州、市都有分佈,有一定比重。北疆的漢族人口,佔全疆漢族總人口的73.29%,南疆的漢族人口只佔26.71%。從各個地州市來看,受到地區範圍大小以及漢族人口木身分布狀況的雙重影響,烏魯木齊市、伊犁州和昌吉州的漢族人口比重較大,佔全疆漢族總人口的比例均在10%以上,佔當地總人口的比例分別為72.72%44.71%74.88%,三地漢族人口合計佔全疆漢族總人口的58.22%,其他如北疆的克拉瑪依,石河子、和奎屯市,東疆的哈密地區內漢族人口,到75%甚至98%以上,在漢族總人口中的比重也在20%以上。

3)哈薩克族人口的地區分佈特點

哈薩克族作為新疆第二大少數民族,在人口分佈上與維吾爾族有相似之處也是人口分佈的集中化程度較高,不過不是主要分佈在南疆,而是主要分佈在北疆。北疆地區的哈薩克族人口,佔全疆哈薩克族總人口的94.27%,南疆僅佔5.73%。其中以伊犁地區為最集中,全疆哈薩克族總人口的36.76%,佔本地總人口的22.88%。此外,阿勒泰地區和塔城地區的哈薩克族人口,佔全疆哈薩克族總人口的比例也都在17%以上,佔本地總人口的比例分別是49.31%24.63%o昌吉州、烏魯木齊市、此外哈密和博州也都有零散分佈。

4)回族人口的地區分佈特點

新疆回族人口有廣域分佈特點,全疆各地均有分佈,但以北疆為主,佔全疆回族總人口的83.27%,南疆佔16.73%。從地區來看,昌吉州最多,佔全疆回族總人口的21.45%;伊犁地區第二佔20.86%;烏魯木齊第三,佔18.71%;以後依次是塔城(7.68%)、吐魯番(4.58%)、巴州(6.69%)、阿勒泰(2.57%)。

5)柯爾克孜族人口主要分佈在南疆,佔全疆柯爾克孜族總人口的88.38%,其中76.98%的人口分佈在克孜勒蘇自治州境內,集中化程度非常高。其次,北疆的伊犁地區分佈有9.54%的柯族人口,阿克蘇有5.07%的柯族人口。

6)蒙古族人口的地區分佈特點

蒙古族人口在新疆的分佈表現為大分散、小集中的特點。南北疆均有分佈,但相對集中在某幾個地區內。蒙古族人口的地區分佈以北疆,佔全疆蒙古族總人口的68.02%,南疆佔31.98%。蒙古族人口在北疆主要分佈在伊犁地區、塔城地區和博爾塔拉蒙佔自治州境內,比重均在10%以上,在南疆主要分佈在巴州,佔全疆蒙古族總人口的27.88%。此外烏魯木齊市和昌吉州也有少量分佈。從1982年至1998年少數民族人口的年均增長率為2.02%,而同期漢族的為1.53%。不過漢族人口90年代的年均增長率(2.12%)明顯高於80年代(0.94%),這主要是機械人口增長所致。在12個少數民族中滿族和俄羅斯族人口的增長率大大高於其他民族。這主要源於80年代民族成分的更改,這不說明這兩個民族人口的自然增長率或機械人口增長率奇高。從1982年到1990年滿族和俄羅斯族人口的年均增長率竟分別高達9.21%14.86%。從1990年至1998年兩個民族的年均增長率分別回落到了1.47%1.74%的水準。90年代以後民族成分更改基本上得到了有效的遏制。人口最多的維吾爾族的人口年均增長率逐步走低,人口最少的塔塔爾族和烏孜別克族的人口年均增長率不到1%其他少數民族的人口年均增長率基本上高於全區少數民族的平均水準。

1 新疆各民族人口數量及其增長(巾一位:萬人%

這半個世紀以來,新疆地區的人口遷移的規模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新疆成了中國吸引移民最多的地區,人口增長最快的地區。為了新疆的穩定,促進經濟建設。國家有計劃地先後多次組織以內地青年、複轉軍人及其它人口稠密地區人員向新疆的移民活動。例如1949-1953年進入新疆的部分中國人民解放軍部隊和起義部隊陸續轉業組建了生產建設兵團。之後,津,京,武漢、江蘇、浙江、湖北、河南、山東等省市33萬人各類人員來疆;1962-1966年,上海共組織了15萬青年進入新疆等。他們的艱苦勞動塑造了一些新的“移民城市”。如奎屯,石河子,阿拉爾,北屯等等。為發展經濟和鞏固國防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時,除國家有計劃地組織的人口遷移外還有國家實行鼓勵東部地區廣大農村人口向邊疆民族地區的自發流動政策而遷移。以上人員中農民比重大,勞改,勞教,刑滿人員的比重也不小。1949-1984年國內其他省、市、區遷入新疆的人口統計數總計為306.91萬人。推算數為955.65萬人,約佔新疆總人口數的1/4。大批移民的進入緩和了當時新疆勞動力不足的矛盾帶來了內地先進技術和文化。使新疆城市人口數量大增,不僅絕對改變了新疆的民族人口結構,而且改變了新疆發展的方向,也改變了新疆的城鎮特徵以及民族關係。新疆的多數城鎮具有很強的移民特徵。據統計資料顯示1953-1964年新疆城市人口淨遷移量為84.63萬人,佔城市總人口的62.43%1964-1982年間新疆城市人口淨遷移數量為86.06萬人,佔城市總人口的32.91%。這正是前30年新疆成為城市化水準增加幅度較大的省區的原因,也是新疆城鎮漢族人口佔絕對優勢的主要原因。新疆是中國經濟不發達民族區域自治區,移入過多的人口必然加大人口壓力。到2003年,新疆人口為1933.65,佔全國的1.05%,國土面積為1664897.17平方公里約佔全國的1/6,人口密度為11.62/平方公里,為全國平均人口密度的8.6%。但是新疆區域人口分佈主要受區域自然條件和地理環境的影響97%以上的人口集中分佈在僅佔新疆土地總面積3.5%的綠洲上。2002年,新疆勞動力資源總數達1309.72萬人,佔總人口的68.74%;從業人員為701.49萬人,佔勞動力資源的53.56%,勞動力資源供大於求。這種狀況勢必使就業問題越來越來突出,繼而影響居民生活水準的提高影響民族關係和社會穩定。其次人口的過快增長也會對資源環境造成巨人壓力。據資料統計新疆的人均耕地面積已經從1990年的0.20公頃/人減少到2003年的0.17公頃/人部分落後地區甚至低於全國平均水準(0.11公頃/人),如和田和克州在1990年人均耕地面積分別是0.17公頃/人和0.16(公頃/人,2003年減少到0.10公頃/人和0.07公頃/人。這種日益減少的趨勢會隨著人口的迅速增長速增長持續下去。綠洲人口密度為207/平方公里,這種人口壓迫生產力的地區轉移可以說是增加了自治區就業工作的難度,只是在當時吃大鍋飯的計劃經濟條件下引起的嚴重後果還不容易被察覺出來,其實新疆勞動力就業矛盾早就發生了,在少數民族尤其是維吾爾族聚居的城鎮和鄉村尤其嚴重。同時,國家在新疆興建的一批批工業企業及新墾區,新城鎮總伴隨著東部大量人口的移入,而幾乎沒有吸收當地少數民族勞動人口。而與此同時沒有能夠或忽視少數民族聚居的老城鎮和鄉村的各項投入。在制定地區發展計劃,預算分配方面和資源使用等方面,新疆少數民族處於被邊緣化的極不平等的態勢。根據中央和自治區政府的發展計劃經濟發展落後的新疆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和城鄉沒被列入任何發展計劃,工業化未給予任何考慮。在廣大南疆少數民族聚居區未開辦有一家有規模的企業。因此,撥給少數民族聚居地區的發展預算僅佔預算總額的極小部分。某種意義上講,新疆少數民族沒有很好的分享新疆經濟發展的果實。新疆實施的名目繁多的發展計劃,實質上不是出於新疆經濟發展的需要,而是索取資源更好地為全國經濟發展服務,同時確保移民安置和大量的資源儲備,以待日後大規模開發。

相關政策的探討

在新疆民族人口的問題上政府的相關政策主要體現為移民政策。資料顯示政府對城鎮和農村移民的直接參與程度都很高。國家一直是實行移民的最重要動力。漢族人口的大量遷入改變了新疆的民族人口結構。漢族從1949年,佔新疆總人口的6.71%,居第三位發展到1997年,佔新疆總人口的38.41%,居第二位。中央政府進行大規模移民的目的主要是推動民族融合,邊區開發和穩定。從目前看預期的目標基本達到。但是,漢族移民的大量遷入也給新疆其他民族造成就業,諮詢,資源,教育,城市化以及使用公共機構和設施方面巨大的壓力。

即使是如此大規模的移民一一建國後新疆每四個新增人口中就有一個是從內地遷移來的。新疆的民族人口的分佈格局仍是不均衡的。南疆喀什、阿克蘇、和田仍然是維吾吾爾族的聚居地區;漢族人口主要居住在北疆的城鄉和南疆的各個城鎮。此外,超過三分之一的人(1997年佔漢族人口的36.11%)生活在相對隔離的兵團(佔新疆總人口的13.88%)。這種聚居帶來的相對隔離的民族分佈格局,過去,今天乃至將來都影響著新疆民族關係的發展。在新的形勢下在區內外應該停止鼓勵或支持移民活動;國家不應該阻礙新疆維吾爾族人或其他任何群體可能發展成為多數人群體。對於新疆的絕大多數少數民族人口來說,新疆的地區性質更可取的定義是“新疆是維吾爾族自治區和全體已經在新疆或將來在新疆定居的全國各族公民的地區”。

三、新疆少數民族群體的資本積累能力

資本積累能力是最根本和最具有決定意義的能力。無論從新疆少數民族人口的地域分佈,行業和職業分佈還是從產業結構來看,我們很清楚地知道在新疆,約九成少數民族群眾靠農牧業吃飯。也就是說他們的經濟活動,主要收入跟農村和農業有關。農民的資本積累能力取決於農業剩餘和外部輸入。而農業剩餘=農民收入—農民負擔;外部輸入主要有國家財政支農和貸款。所以下面將從收入能力,減負能力等2個方面來衡量和分析少數民族農民的資本積累能力。

1.新疆少數民族獲取收入能力

先讓我們審視一下新疆少數民族的收入的現狀。我們主要看收入增幅和城鄉收入差距兩方面。根據一些報導和政府統計的資料,和學者的研究發現:⑴九十年代中後期以來全國農民收入增幅連年下降,新疆一些地區甚至出現了負增長,收入為0的新疆少數民族的農牧民數量更進一步擴大,收入為0和負增長的農戶數量居然也在增加,一些地區返貧現象嚴重。新疆的26個貧困縣市都是少數民族高度聚居的⑵北疆與南疆,兵團與地方,城市與鄉村,漢族聚居與少數民族聚居的城市之間的發展差距進一步拉大;進而漢族與少數民族群眾之間的收入差距不斷擴大。據資料統計,新疆城鎮居民家庭全年人均純收入是9061.72/人,位列全國第14位,而農村居民家庭全年人均純收入只有2106.19/人全國排名23位。可見新疆城鄉經濟發展水準差距顯著。新中國成立以後,新疆的社會經濟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但與內地許多省區,尤其是東南沿海一些發達省區相比,還是相對落後,居民的收入水準與生活水準都相對較低1999年,上海市城鎮居民人均收入與農村居民的人均純收入分別是新疆同類收入指標的2倍與3.7倍尤其是新疆農村居民收入水準從1990年以後與全國平均水準的差距越來越大,由負的2.8元增至負的737.1元,人均純收入由1980年在全國排第13位降至1999年的第25位。新疆共有16個地、州、市,各地經濟發展水準極不平衡,各地居民收入的差距也越來越大以喀什地區為例,1990年喀什市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是烏獸木齊市的70%1999年僅為57%1990年喀什地區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是昌吉回族自治州的72%1999年僅為33%.南疆的和田,喀什、克孜勒蘇和阿克蘇四地州是維吾爾族高度聚居區,也是全疆相對貧困的地區,全疆92.5%的貧困人口分佈在這裏。據自治區農村調查隊的抽樣調查,1999年和田地區農民一年的純收入僅夠生活費支出,而喀什地區還遠遠不夠,兩地農民家庭的恩格爾係數(家庭用於食品的開支在家庭收入的比重)達到60%以上。(新疆史居主要少數民族2000年城鎮人口比例:維吾爾族19.44哈薩克族15.25柯爾克孜族11.55,塔吉克族9.16,新疆為約35%)。現狀如此,客觀存在了的。我們的著眼點放在今後的增收能力上。

在新疆廣大少數民族群眾發展環境的制約下,無論即在家務農,還是外出打工,發展的空間都是很狹窄的。如果小農經濟,即一家一戶耕種一小塊土地,還繼續存在的話,再怎麼挖潛都將是徒勞的。可行的出路在於農村剩餘勞動力向非農領域轉移。按照是否轉移(遷徙),我們將新疆少數民族農民分為在家務農的和外出打工的兩部分。

對於前者,即在家務農的農民,他們收入的途徑主要有:⑴規模經營;⑵農業產業化、產品結構調整;⑶融入“公司+農戶”的所謂農業產業化之中;⑷農業技術創新;⑸農產品價格上升。對於⑴,理論上雖然講得通,但仍需要兩個條件的支援:一是農村剩餘勞動力向外轉移的力度要充分大;二是土地私有或是說農地有償轉讓制度的形成。這兩個條件對新疆少數民族來說由於制度和政策等多種原因兩個條件同時達到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假定兩個條件都能達到,少數民族農民由於資本積累能力弱,投資和經營能力不夠等諸多原因,也只能在自己的原來的土地上當一個農民工的宿命。少數民族農牧民依靠規模經營增加收入並非理論上那麼簡單。當然我們能夠想像其中極少數成功的典型。對於⑵,有一定的潛力是不可否認的,但是並非說要調整就能調整的,比如一些地區只適合種植某種作物,如果硬要種另外一種不適合當地氣候條件的作物,無易於自討苦吃。有一些地方就是這樣做的。對於⑶,我們並不持過於樂觀的態度。儘管在一些地方農業產業化搞的好,但這並不具有普遍意義。所謂的農業產業化實質上就是工商業資本投入到農業領域,在市場條件下,資本所有者是追求利潤最大化的,他不可能盲目“搞派對”將資本投入到沒有效益的地方去的。此外新中國成立以來國家在新疆投資開墾新的土地,新疆耕地面積大幅擴大。但主要作為兵團用地安置移民,但新疆少數民族聚居的綠洲耕地並未隨著人口的增加而相應的增加人均可種耕地減少,人地矛盾很突出。所以農業產業化並不是有些人說的那樣是解決新疆少數民族農村,農民增收問題的關鍵出路。對於⑷新疆不是沒有好的農業技術,也不是廣大少數民族群眾排斥新的技術,而是難於推廣。技術如何推廣,政府有沒有推廣的意願和決心,誰來推廣是一個難題。再說,技術轉讓是要支付成本的,且不論單個農戶能不能付的起這筆費用,有沒有必要都成問題。有那麼多勞動力有剩餘,又轉移不出去,何必用技術替代勞動。對於⑸,由於我國已加入WTO,農產品,尤其是一些常見的,如玉米、小麥、水果、棉花等價格上升的空間幾乎為零。因此,對於上述5點,我不是很樂觀的。這並不是說新疆少數民族群眾的人就不能致富了,少數民族就不前進了。我只是強調一點:他們收入的能力在現有的環境制約下是十分有限的。

對於後者,收入途徑只有打工一條,即工資收入。然而,這條路有是何等的崎嶇。首先,戶籍制度的障礙。這種“制度歧視”的弊端我向大家都很清楚。其次,行業進入壁壘,這裏主要指的是學歷或是說知識壁壘。新疆少數民族人口的整體素質差,文化水準低,這是事實。即使是戶籍制度取消了,廣大的少數民族農民工也只能從事一些服務業、建築業、小商業。因為你知識積累不夠,進不了報酬高的行業和部門。突破知識壁壘取決於新疆少數民族的知識獲取能力。而這種能力又是很有限的。此外,有些職業和行業,少數民族群眾哪怕學歷和學識等各項條件都具備,甚至優秀的情況下也遭到不同程度的排斥。表現在諸多領域,例如,新疆少數民族很少招募入伍,在軍隊,員警,財政,銀行等金融部門以及石油,天然氣,黨組織(書記),組織部,化工,通訊等諸多領域新疆少數民族擔任高官要職收到政策的限制。另一方面,新疆少數民族的教育機構和語言都受到了與我國的法律和政策都不允許的,不應有的輕視。更有甚至卡車司機,清潔工,采棉農,都被當成援助新疆,開發新疆的專家從遙遠的內地農村招聘。石油天然氣,化工等勞動密集型產業企業幾乎不用當地少數民族勞動力。這也在很大程度上在諸多方面影響了少數民族居民的包括收入獲取能力。少數民族缺乏取得收入的管道就會喪失自我積累自我發展和融資的能力。市場條件下,資本是趨於收益高的領域或區域流動的。新疆的農村金融組織,如“農村基金會”、“信用合作社”面向少數民族農牧民的金融服務呈收縮趨勢。農民的存款也紛紛向城市集中,而同時農民卻告貸無門,“就是傳統的生產和生活小額借貸,也與農民無緣”。銀行等金融機構是嫌貧愛富的。由於農業生產效益低,甚至負效益;再加上面對的是高度分散、貧窮的農戶,資本是不會進入農民手中的。當然農民有時又必須借款,不得以只好求助於高利貸了。很明顯新疆少數民族農民通過正常管道融資的能力幾乎為零。如果僅僅靠農業剩餘,新疆少數民族農民的原始資本積累什麼時候才能完成?遙遙無期,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但又能怎麼樣哪?

2.減負能力

中國農民的負擔現在是非常重的,這個大家都清楚,我不打算在這裏論述。我將用舉例子的方式來表述對新疆少數民族農民負擔問題。一個典型例子就是農民負擔越減越重的政策失敗怪圈。這裏我們不討論少數民族農民究竟被拿去多少錢。大量的事實已經證明:新疆南疆少數民族農民快被那些負擔壓死了!問題在於造成這個怪圈後面的原因。體制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例如:通常任命毫無農村工作經驗,不懂當地語言文化的人當鄉里的第一把手。另外的原因主要有:農民知識的匱乏、基層政權和地方惡勢力的相互勾結以及愈演愈烈的腐敗,還有民族工作方法有問題。重視形式和宣傳的效果:中央和地方派出民族訪問團,慰問團,工作團,到民族地區,傳達黨中央和國務院和全國各族人民對少數民族的關懷,表達漢族人民對他們的兄弟情誼,宣傳黨的民族宗教政策,進行民族團結,愛國主義,國際主義教育,黨和國家派出短期醫療隊,工作隊等等。更為嚴重地是近年來出現一種趨向,無論發生任何事情,解決任何問題與民族關係聯動在一起,其結果少數民族同胞不敢反映情況,不敢提意見,更不敢批評,抨擊政府的政策,怕遭到懲罰。把民族區域自治僅僅理解為政治制度的問題,著重於這一制度本身的政治因素的任務,而忽視了還有具有經濟因素的方面。中央政府政治高度集權體制與民族區域自治思想衝突,雖然有民族區域自治法,從法律上對民族區域自治給予切實保證,但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執行民族區域自治法的自治條例至今還未出台,自治地方許多應有的權力仍集中在中央和地方一級政府,法律所規定的自治權利不能完全兌現。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不能完全落實。相當程度上地方行政當局已經喪失了協調社會各階層,各民族之間的利益關係的職能以及促進發展的政策優勢。不改變這些作為原因的現狀,新疆少數民族農民負擔就不可能減下來。少數民族群眾有些不知所措,困惑,有時衝動,茫然,感到失落。農民期望費改稅。如果這一制度建立起來,有可能將農民負擔減下來,但並非治本之策。這一制度在新疆具體執行中會不會走樣呢?會不會達到應有的目的呢?。我們將拭目以待。

案例:“在葉亦克鄉我瞭解到,每戶早己分得了15畝土地,但農民不能自主經營。在這裏,計劃經濟體制依然存在,整個農業生產始終要按上級黨政部門的指令來執行。後來到了和田的其他縣屬農村和喀什、阿克蘇地區的一些農村後,我才知道這種政策在南疆的大部分地區都在執行。在農村有五個統一即統一耕地,統一播種,統一管理,統一灌溉和統一收割。而且像種子、化肥、塑膠薄膜和農藥等也必須縣鄉政府統一購進後,按鄉里確定的價格統一銷售給農民,農民不得自行購置。農民沒有錢,可以從鄉信用社貸款。夏收之後,農民所用的全部費用及貸款等一併扣除後,剩餘的才是農民的實際收入。葉亦克鄉的一位村幹部給我算了這樣一筆賬:如果一戶農民種10畝小麥,那麼按當地的收成標準和糧食銷售價格,可以有4500-5000元的收入。但當年的耕地費、播種費、水費、施肥費、管理費、地稅、鄉和村基金、公益金等支出就將達到4000元左右。扣除這些費用後農民實際能得到的也只有500-1000元”。{拜合提亞爾吐爾遜《新疆南疆地區社會經濟發展面臨的問題,對策及其意義》,《西北民族研究》,2003年第2期。}

四、知識貧困和教育的不平等

那麼新疆少數民族尤其是他們的子女的知識狀況以及在獲取知識的能力和途徑又如何呢?那麼他們改變這種狀況的能力又多大呢?

根據,我國第四次和第五次人口普查有關新疆教育人口素質資料,我們不難發現新疆教育有了長足的進步,新疆少數民族同胞受教育年限普遍提高,(看表)。但問題是區域內教育資源和人才的分佈極不平衡。存在著嚴重的民族和地區差異,南疆與北疆,城市與農村,漢族與少數民族之間存在著嚴重的差異。少數民族,尤其是廣大的南疆地區的處於嚴重的知識貧乏狀態。人口素質指人的智力,體力,知識與科技水準等,是制約一個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水準的重要因素。人口素質又人口分文化素質和健康素質。健康素質方面,據全國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資料統計,新疆平均預期壽命只有67.41,低於全國71.4的平均水準,位列全國倒數第五。文化素質方面,雖然新疆文盲和半文盲比例低於全國平均水準,從每萬人大專及以上學歷人數、每萬人專業技術人員數等指標看,新疆都高於全國平均水準,但是新疆具有大專以上學歷的居民中有80%以上是新疆本地院校培養的,少數民族中這個比例更高。而本地院校,其人才素質,教育水準遠不能與內地院校相比。就受教育居民的實際素質而言,並不像數位所顯示的那樣樂觀。新疆從事科研活動的人員不少,但成果極少。這又從另一個角度說明新疆。如2003年,新疆從事科研活動的人數為25246人,佔全國從事科研活動總人數328.4萬人的0.77%,專利申請儀為1473件,佔全國308487件的0.48%,專利批准數僅為752件,佔全國182226件的0.41%。。總之,新疆人口文化素質總體不高的狀況,勢必影響新疆的國民經濟發展水準。

大多數新疆少數民族只能一輩子呆在農村,自生自滅了(當然我不否認少數有文化的農民的存在)。把目光轉向少數民族農民子弟。他們接受知識的最主要的途徑就是接受學校教育。首先看義務教育。狀況並不樂觀:由於學雜費高,學校亂收費,很多學生讀完小學就輟學。讀不起書的現象比比皆是。這裏值得一提的是“普九”檢查。很多地方的學校都是臨時僱人當“學生”。所以,儘管表面上“普九”達標;其實學生流失嚴重!鄉村的義務教育,是一種公共商品,理應有國家公共財政來支持,但卻讓農民集資來承擔大部分費用。不出錢,有要鄉村學校硬性達標,豈非怪事!城鄉二元教育體制造成城鄉教育的嚴重不平等。我們看一下1986911日頒發的《關於實施〈義務教育法〉若干問題的意見》,其中第22條意見規定:"城鎮,凡國家舉辦的中小學新建、擴建、改建校舍所需的投資,按學校隸屬關係,列入主管部門基本建設投資計劃,並予以照顧。農村中小學校舍建設投資,以鄉、村自籌為主。地方人民政府對經濟有困難的地方,酌情予以補助。"也就是說,城鎮中小學屬於由國家舉辦的學校,由國家和地方財政撥款建設,農村中小學則是農民自己的學校,由農民自籌資金興辦。制度設置造成的教育的起點的不公平是最大的不平等。當一個少數民族農民的子弟問我電視裏的電腦是什麼時。我不知怎樣回答,只能說“等你上了大學就知道了。”他如果知道城市裏的孩子已經在利用電腦上網玩遊戲,學習文化知識時會作何感想呢?無論從校舍等基礎設施的建設,還是師資的配備來說,農村的教育和城市的差距很大(同一個城市的民漢學校基礎設施,人員配備,政策待遇上的差距更是不能理解)。差距主要在預算內經費上,而其餘差距主要在預算外經費支出上。據有關統計資料和自己的長期觀察,農村縣與一般城市市區在初中預算內和預算外經費支出上都存在著明顯差距,以預算外上的差距更突出。而市和直市縣的生均預算內經費較低,但其預算外經費支出則顯著高於農村縣。我國的《義務教育法》明確規定,義務教育事業由地方負責,分級管理。在實際操作中,縣、區級政府具體負責義務教育的實施。但是在我國的貧困地區,縣、鄉級財力有限、赤字嚴重的情況十分普遍。新疆最貧困的廣大少數民族高度聚居的南疆地區除極少數縣市外,在財政上靠上級的轉移支付來維持基本的行政職能的運轉,經費大量用於人員開支,對教育的投入、開支少而又少。據報導,這些問題已經引起了中央政府的強烈關注,這兩年自治區和中央每年都有專款資助貧困地區,而且過去幾年中教育轉移支付的力度由於“國家貧困地區義務教育工程”的實施得到加強。在轉移支付的政策框架的設計上,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各級政府的職責的分擔。目前,在“義務教育工程”這樣的大型專案上中央起著主導和決策的作用,而一般性的教育專款的設置省級政府也基本在中央的教育專款的框架之內操作。在這樣的體制下,省級政府在平衡地區間教育不平等上的努力很大程度上受中央政府的影響。考察發現,自治區級對下級的轉移支付項目中,資金量的一半是為了滿足中央政府專案的配套資金要求的。當然,這樣的安排是與我國整個的財稅體制,以及當地政府的行政體制和能力分不開的。

其次看高等教育。且不論高校招生上巨大的城鄉和民族差別,即使一個少數民族農家孩子考上了大學,能否供得起就是一個大問題。自從1997年高校收費並軌以來,學費連年上漲。一個一般的農村家庭根本供不起一個大學生。2000年的高校學雜費一般都在3000-4500圓之間,住宿費在500-1200元之間,一些藝術類學校更高。居住在鄉村的人口佔總人口的約85%以上的新疆數少數民族家庭有一半即使拿出所有的現金收也供不起一個大學生一年的學雜費。(新疆高校除塔里木農墾大學,喀什師範學院都分佈在烏魯木齊,石河子等等天山北坡地區的城市。離少數民族地區1000-1500公里,又增加一筆大的費用)考上了大學,家長也只能"望學興歎"!也許會有人說,我們有獎、貸、助、勤的措施,能夠保證貧困學生完成學業。能不能保證所有的貧困學生都能完成學業是一個問題。獎學金是給成績好的學生,並不必然給貧困學生;至於國家助學貸款,銀行也只青睞一些名牌大學,如北大、清華等一般的院校是很難貸到的,即使貸到也只有一小部分;學校助學款和勤工儉學數量有限。越來越高的學費卻將很多的少數民族子弟拒之門外。難怪很多少數民族父母祈禱自己的孩子考不上大學!此外,極少數新疆少數民族學生也只能報考少數內地高校,而受到嚴格的名額和專業限制。碩士,博士等更高的學歷教育招生體制對新疆少數民族來說也是很不公平的。

評論:1教育嚴重匱乏。⑴適齡兒童入學率低,不能在可接受教育的年限及時入學;⑵孩子隨家長四處流動,其中許多人有過輟學的經歷;⑶流動子女失學情況普遍。2基礎教育的邊緣化。新疆少數民族及其子女在接受教育上是處於非常不平等的地位,少數民族的教育資源是何等的貧乏。

五、權能資訊獲取能力

權能資訊是指控制、調節、協調全社會生產一切具有流動單向性的社會經濟教育文化資訊,都屬於此類資訊。比如國家的法律法規,政府的政策法令,經濟宏觀決策等等。它是一種重要的資訊資源。它的獲取意味著知情權的獲取,為進一步做出反映和決策提供資訊基礎。舉個例子來說,知道了哪些費該繳,哪些不該繳,就會做出繳什麼,不繳什麼的決策,以維護自己的利益等等。

由於我國的政治體制是集權型的,而權能資訊的傳遞是單方面的,必須要經過多個環節(各級政府),並且資訊通道狹窄。比如中央的政策往往是採用下發的形式,一級級地向下傳達。這就有很多問題了。在每個環節都存在類似“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狀況,只要在每一個環節做一點小手腳,比如說某一級政府將上級政府的決策改動一下,隱蔽一點,下一級政府再改動一點,到最後,這個政策就變樣了。有令不行,有法不依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資訊不對稱和監督成本太高。欺上瞞下能屢屢得逞就是由於權能資訊通道關口一些追求自身利益的人控制了,好政策下不來,壞消息上不去。所以一個對一些官僚不利的政策連續過幾道關口,到頭來要麼“消失”了,要麼變樣了。再加上自己文化素質低或語言不同,缺乏直接接受權能文化(如看報,上網查詢,等)的能力,即使知道什麼政策,也只知道一個大概。南疆農民負擔越減越重的政策失敗怪圈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獲取權能資訊能力的極度缺乏。權能資訊,尤其是一些有利於少數民族的政策、法令被大大小小的官僚壟斷。

六、制度歧視

戶籍制度,兵團制度,資源開發體制像一堵無形的牆,將城鄉分割開來,它帶給新疆少數民族的最惡劣的影響莫過於發展機會的狹窄。新疆少數民族無法融入先進的社會生產力系統中排斥在新疆社會整體發展目標之外,始終難以融入新疆城市的發展系統,尤其是先進生產力系統中去。這固然有他們文化水準低等他們自身的因素,但不可否認少數民族有大量的發展機會被慣性的制度限制了。所以農民幹得是“髒、苦、重”得活,職業選擇範圍的縮小,極大地影響新疆少數民族的發展機會。新疆少數民族也沒有成為新疆石油天然氣,化工工業等資源壟斷性,勞動密集型產業和企業的招工對象因此更不能成為訓練對象。因而他們很難轉化為訓練有素、有技術、具有現代化觀念的工人隊伍”。試想收入低不用說,最重要的是因此而失去了分享現代化發展成果(先進的文化、資訊、技術、方法等)的機會,難以融入先進的生產力系統,意味著少數民族綜合“素質”將難以提高,也只能充當“邊緣人”的角色了。很多少數民族群體成員因此從中國社會經濟邊緣中尋找生存與發展的機會,只能唱著流浪者之歌,甚至走向犯罪。(看附1)素質低,無能,道德品質差,不可信任,髒,貧窮,犯罪,好鬥,酗酒,吸毒,罪大惡極,無可救藥。例如:我的坐計程車的親身經歷。“新疆人”身份先天性地低人一等。“新疆人”或“維族人”本是稱呼,在我國卻越來越具有“身份”的另一層含義。“新疆人”二字只和“小頭,毒販”相聯結,人就是這樣給“新疆人”定位的。因此,無論一個人幹什麼事,只要他(她)是一個“新疆人”“維吾爾族人”,就免不了要受歧視。被排斥感由此而生。天然地處於“身份”劣勢的他,她想出人頭地是非常困難的。這種後果無論從哪方面講,都是災難性的,影響是長久的。我的新疆同胞問:我們的民族會被拋棄嗎?。其實新疆少數民族寬容的精神,吃苦耐勞的精神和創造力完全可以在新疆乃至中國現代化發展過程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七、集團博弈的受害者

兵團制度,戶籍制度,資源開發體制的背後其實是一種利益關係。談戶籍制度:這種不合理制度取消與否並不取決於我們的口頭呼籲和書面的批判,而是取決於它所涉及到的兩個利益集團之間的博弈結果。這兩個利益集團一個是農民群體,包括;另一個是城市居民,“包括人數廣泛的工商企業家、企業員工、政府官員、專家學者等”。我們知道城鄉差別的收益者是城市居民,受害者是農民。城市居民為了維護他們的工作崗位、福利、安全等既得利益,是傾向于不讓農民進城的。但農民是傾向于進城的。

談兵團體制: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是黨政軍企合一的特殊組織。它的前身是中國人民解放軍進疆部隊的大部分,1954年,10.5萬官兵就地轉業,部分來自全國各地的大中專生、支邊青年、復員軍人組建兵團。它擔負著中央賦子的屯墾戍邊保衛邊疆,鞏固國防的歷史使命,既是新疆的重要組成部分,又在國家實行計劃中一列,是國內最大的特殊的農工商經濟聯合體。設有自己的法院,檢察院,公安,銀行,保險,大學…。它下設14個師、174個農牧團場以及517個獨立核算工交建商企業和3215個社會事業單位。到2002年底,土地總面積7454.21千公頃,其中耕地面積1057.08千公頃;總人口250.12萬,其中漢族約佔89%,兵團人口自然增長率4.17%,是歷年來最低的。其中從業人員95.5萬人;實現GDP 222.51元。兵團是強大的,在我國,新疆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文化,教育等領域具有強大的影響力,有絕對的發言權。而兵團的成長環境的封閉型和外生性以及又肩負著特殊的使命。因此他盡力維護,爭取,發展自己的集團利益。近年來兵地之間爭奪水土資源,礦產資源,資金分配,行政管轄權等方面競爭加劇,糾紛不斷,難以協調。

談資源開發體制:我國憲法規定:所有資源(部分土地集體所有)都歸國家,全民所有。但至今為止,卻缺乏與其配套的資源管理制度和與之相適應的機制。目前新疆自然資源的管理仍然沿用的是行業管理模式,在自治區,地州,縣三級政府對資源產權界定,國營,集體,個人對資源開發利用的使用權限界定,部門之間對官屬許可權的界定方面都還有許多不確切之出。造成在資源的產權問題上模糊,混亂的狀況,如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國有資源的合法代表是誰,是地方政府,新疆各族人民,還是全體中國人,還是中央企業,作為國有資源的開發者和使用者的中央企業是不是有權無限期,無償的佔有資源,資源歸全民所有,是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有權開採礦產自然資源。在新疆由於特殊歷史原因形成目前中央,兵團及地方等部門條塊分割比較複雜的狀況,各利益主體都把加速無償資源儲備轉化成大量有價產品作為實現經濟增長的主要手段。而我們長期實行的是“產品高價,原料地價,資源無價”的價格體系。這種價格體系對新疆是很不利的。新疆把高成本的原料以低於其價值的價格調撥出疆的同時等於把部分巨額利益也轉移出去了。資源無價造成的自然資源開發過程中浪費現象也很嚴重。“無償”的價值觀念客觀上助長了追求狹隘的經濟效益觀念的種種行為。寶貴的有限資源被超過一定承載能力的人口分享時,每個個體,每個群體都想得到更多的利益。當地少數民族也不例外。而新疆的資源產業基本上是採用由國家投資在新疆建立中央直接管理的企業建立起來的,雖然表面上看促進了區域經濟的發展,但這種開發模式開發的衝動,計劃,資金,各類人員,技術,設備都來自區外有沒有吸收當接勞動力的直接參與開發活動,產品也主要輸往區外,也與當地產業無法彌補,達不到產業聯動,他與當地少數民族社會幾乎處於“隔離”的狀態。因此不能促進周圍經濟的發展,成為當地的經濟“高地”。當年對吐哈油田剛剛進行開發時,制定的一系列政策,應該說是不得全體新疆民眾的民心的,新疆石油管理局不在參與開發之列;塔里木油田的會戰,也主要是內地大石油公司之間的地盤爭奪,最多是庫爾勒市靠“為石油服務”得到一些利益,可是對整個南疆地區的經濟發展遠沒有宣傳的那麼大。

雖然新疆少數民族為這些利益集團的發展付出了巨大代價,而他們拒絕以新疆少數民族作為國有資源的可能受益人,不僅偏袒內地勞動力,而且想方設法把各種發展計劃的實惠留給自己獨享。“改革以來發生在政治生活中的一個重要變化就是,城市居民,大型企業對於自身利益的表達和尋求動力加強了,管道拓寬了,更容易被反映在政策之中”。而新疆少數民族多數聚居在鄉村,再加上他們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地位不高,缺乏表達利益的代表和暢通的管道。在內外環境都極為不利的條件下,加上及其懸殊的力量對比的條件下,新疆少數民族要求變革的意願和呼聲被忽略,其影響力似乎沒斷奶的寶寶的哭聲。儘管他們是各項政策的擁護者,依然是失敗者!因此渴望國家法律框架內區域自治,要求給予我國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上或法律上規定的自治權,在新疆發展進程中承認維吾爾族是中國新疆實行區域自治的民族的重要性。但這種願望不能得到利益集團的支持,因為現行體制對他們有利。注:(維吾爾族在國家民委連一個工人都沒有;至今沒有一家研究新疆少數民族社會經濟狀況的專門機構,缺少發表學術成果的平台)

當然影響少數民族發展和民族關係的因素很多例如:文化,宗教,歷史,國際政治環境,三股勢力等等。不過我所分析的是其中最重要的。需要說明的是:總體上只是分析了它們作為相對于新疆少數民族個體的環境之意義上的主要方面。勾畫了一幅限制、束縛新疆少數民族發展的有關制度、體制、政策、資源等聯結在一起組成的簡明的圖畫。所以對一些問題並沒有深入分析。只求總體清晰即可。至於新疆少數民族自身的狀況,如技術技能低,思想保守、目光短淺,不適應現代市場經濟的勞動價值觀點,競爭意識不強,安於現狀,很少或是基本沒有談。因為我認為通過政策的調整,民族區域自治法的進一步完善,有關自治條例的制定和貫徹執行,少數民族發展環境的改善,如受教育機會和就業機會的拓展,平等國民待遇的實現等,他們自身的弱勢地位是會改變的。因此我們將討論的重點放在發展環境上。構成新疆少數民族的發展環境的諸因素的相關性是相當大的。比如說收入低,就會影響他及其子女受教育的程度;知識貧困又影響他收入能力;制度壁壘限制了他們的發展機會,發展的機會的缺乏又會影響他們獲取“素質”的能力,增加收入的能力等等。因此雖然我們在形式上是分開討論幾個因素的,但事實上它們是作為一個有機整體而存在的。任何一個因素的變動都會直接或間接影響到其他的因素。從這個意義上說,要回答“新疆經濟發展與民族關係”的問題,不僅要一個一個因素的分析,還要從總體上考察。

結語

我們看到,在所注意到的幾個方面確實存在著許許多多的障礙束縛著新疆少數民族的發展也嚴重影響著新疆經濟發展和民族關係。那麼是不是說他們就一定會被拋棄呢?我們可以說已經有部分被拋棄了。問題在於會不會繼續拋棄。如果答案是是,我的回答就是:不會,絕對不;如果答案是不,我的回答就是:未來是不確定的,不可預測的。但如果新疆少數民族的發展環境能得到充分的改善,我可以肯定的是:最美麗的還是我們新疆。

1

據對新疆流浪兒童中心所作的問卷調查分析,去內地流浪的兒童人多是來自新疆南部城鄉的維吾爾族男孩在97名新疆流浪兒童中,維吾爾族兒童佔到85%,在內地流浪的兒童中,維吾爾族兒童更佔到了98%83%來自南疆,(在新疆流浪兒童中心救助的915名新疆各族流浪兒童中,來自喀什、阿克蘇兩地區的也佔到45%54%的維吾爾族流浪兒童來自城鎮,北京市收容遣送站在1998年和1999年分別收容維吾爾族流浪兒童達382人與515人分別佔到當年收容16歲以下兒童的12%11%

當地社會和政府有關部門對遙遠的異地、異族文化陌生,因此流浪兒童的個人行為,成為內地一些地方出現歧視與排斥新疆人現象的一個重要原因,甚至因此影響到新疆與內地、維吾爾族與漢族的關係。談談這方面的影響近幾年在一些內地城市中,“新疆人”似乎突然成為避之不及者的代名詞,在賓館、商場、市場、火車、公共汽車等公共場所,人們對來自新疆的人或相貌類似新疆一些少數民族的人百般防範,甚至公然拒絕提供服務,令不少去內地的新疆人心寒新疆人的名聲為什麼如此了一些人認為,一是新疆人中販毒、吸毒的多,一是新疆人中偷竊、搶劫的多人們總是憑藉社會記憶(或經驗)來確定自己的行為,建構自己對周圍的認識沒有社會記憶,人們在互動上就找不到一致性,就缺乏行動的規則也正是因為不同的記憶,造成了不同群體之間交流和溝通的困難,因為這樣的記憶影響著他們彼此的認同,他們很容易被當地人辨識,他們的行為進而被誇人許多內地人通過親身經歷或各種傳媒,形成對新疆人的思維定勢,將其定格為“偷、搶、毒”,從而造成廣泛的社會影響,甚至形成為一種社會記憶,並因此而影響整個新疆人的聲譽一些地方就乾脆避而遠之,採取懷疑、防範甚至是拒絕等過激態度對待新疆人並波及合法流動、合法經營的新疆人 李曉霞(1964830011女新疆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