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伊力哈木

黄章晋@2009-7-10 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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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伊力哈木

78日零点50分,突然接到伊力哈木的电话,他劈头就说:“我已经接到正式通知,这可能是你最后一次在电话里听到哈木的声音了。主席说维吾尔在线煽动暴力事件,这是冤枉我,我没有煽动过暴力,我不可能煽动暴力,暴力和仇恨对任何人对任何民族都没有好处,谁都不愿意看到民族仇杀的悲剧。”我只来得及说一句你要多保重,他就挂掉了电话。

当时,我正在一位朋友家谈起乌鲁木齐、谈起伊力哈木。一个小时前,我曾致电他,希望获得他的授权,因为我很难受,我想写这个人,让更多汉族人知道这个人,也想表达一下自己对民族冲突的认识,我知道他可能不便接电话,果然,他在电话那头说,他身边有几个“朋友”,希望我能理解。

“你赶快问问他是否需要什么帮助和有什么交代啊!”朋友提醒道,我如梦初醒,立即回拨电话,仅仅一分钟的时间,那边已经转为人工呼叫了。

伊力哈木身边的“朋友”,也许是75日夜去拜访的。当时,我得知乌鲁木齐的骚乱极为严重,便电话问伊力哈木的乌鲁木齐情况,电话杂音极大,几乎无法听清他说什么,只模糊听到他介绍,事件由韶关引起,据说下午示威的学生开始约定要遵守一切公共秩序,后来有失控,被逮捕。接下来几分钟完全听不清内容,再然后,依稀听他说似乎有人现在鼓动,要每天上街坚持闹让政府打死一百个(维吾尔人),连续让你杀五天,直杀到政府形象破产,他焦虑地说这些人现在都疯了,这时我突然听到电话里传来门铃声,然后他嘟囔道,难道我的朋友们就来拜访了?回头给你电话,然后挂断。

认识伊力哈木似乎是命运的必然。

2001年秋的某一天,某位朋友给了我一张人民大会堂的演出门票,因为想见识一下人民大会堂什么样,我兴冲冲去看那莫名其妙的演出。今天我已完全忘了晚会主题也和大致内容,但我记得快结束时,在欢天喜地的乐曲声中,一大群人穿着各个民族的服装,载歌载舞齐声赞歌。我突然被那些或插着鸟毛、挂着叮当作响的配饰,或袒臂或皮帽子的装束刺激得醒了过来:这难道不是一个现代版的中央帝国在炫耀万邦来朝的仪式么?今天还会有哪个国家会刻意将所有少数民族各选一对演员代表,穿上平时根本不穿甚至早已淘汰的服饰,在首都欢天喜地的歌舞展示呢?我能想起来的,只有强盛的苏联帝国,曾让各民族代表轮番上场激动地表达“对各民族的伟大父亲”斯大林的赞美,而苏联帝国已经解体了。

从那时起,我就常存辞职去新疆做民族问题调查采访的念头。在我内心深处,那里更像是我的故乡,虽然我在湖南生活的时间长于新疆,但湖南之于我始终是个笼统而整体的故乡概念,而新疆则是一个具体而清晰的小镇,我甚至不会说任何一种湖南方言。如果中华帝国步了苏联帝国的后尘,那我时时梦见的故乡就彻底变成敌国领土了。

除了阅读资料,为了能认识一个愿意讨论民族问题的维吾尔人以便于我日后的计划,我在一个穆斯林聚集的论坛潜水一年多。可惜直到它被关闭,我都不曾结识一个维吾尔人,而在别的维吾尔人常出没的论坛,则几乎看不到一个对时事关心的维吾尔人——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但凡是汉语的维吾尔人论坛,几乎都没有时事或社会论坛,人们只谈风月。但我好歹开始知道普通维吾尔人的立场是什么,他们的处境和呼声是什么。

等我已绝了到新疆去的念头时,因为做维吾尔流浪儿童大量在内地当小偷的问题调查,无意中知道竟然还有个“维吾尔在线”,于是,先碰到了站方几位小心谨慎在京读书工作的维吾尔年轻人,然后,是站长伊力哈木。时在2007年夏。

伊力哈木全名伊力哈木•土赫提(伊力哈木是其本名,土赫提是父名),民族大学国际结算专业的副教授,“维吾尔在线”创办人,他业余时间是个成功的商人和“一小撮”维吾尔人的精神领袖。伊力哈木大约生于1969年,新疆阿图什人,阿图什人在维吾尔人当中的地位犹如犹太人,此地人特别善于经商读书,历史上这里诞生了维吾尔大把大把的名人。伊力哈木毕业于东北师大,曾留学韩国日本,因为足迹广泛,伊力哈木通晓汉语、英语、韩语,“能说一些”日语、乌尔都语,“那不算啥”地能听懂中亚各国的语言。我结识的一些维吾尔朋友,大多都拥有令汉族人汗颜的语言天分,伊力哈木自称其语言天分在维吾尔人里“是中等偏上”。

伊力哈木的相貌容易被认为是印度人或巴基斯坦人,矮矮的个头,挺着大肚子,秃顶较严重,——陌生人在头半个小时里,未必认为他是个有魅力的男人,他曾屡次问我,他像我一样剃个光头是否可行,这个决心两年未下,看来最终由政府帮他光头愿望了。

最初,伊力哈木和我们交道时,约略有公事公办的架势,只在我见面向他用维吾尔语问好那一刻,他眉毛一挑、眼睛亮了一下,热度维持了五分钟,100W的灯泡就回到了40W的亮度。我后来才知道,那是因为他对我并不真正信任的缘故。在救助维吾尔流浪儿的过程中,他们曾与各地的民间反扒组织建立起联系,他感谢一些组织对维吾尔流浪儿的关心,——这些素不相识的汉族普通市民体现出远比政府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人道主义精神,但一些反扒组织血腥的报复则让他认为,本质上汉族人还是无法理解也不愿意理解维吾尔人的苦难。

但到他家做客,小心地谈起我的新疆情结,说起我曾写过一篇《请对他们说一声yahximusiz》时,他突然像插上了一个五千伏电源般振作起来,抓住我的手。原来那篇文章转到维吾尔在线,竟一直被置顶。他说他一度怀疑是否会是一个真正的在新疆呆过的汉人写的,因为他相信有能客观平等看待维吾尔人的汉人,但不相信真有有反省能力的好汉人”。

在我,则同样无法想象,我会这么不经意地遇见这样的“好维吾尔人”。我说的“好”,是指好的谈话对象,因为我确实想不起我的汉族朋友里,有过像他这般让我觉得兴趣点和见识有如此匹配和过瘾的交流对象。——当然,他是我的老师。

伊力哈木当时身边就有位一直追随他的学生,是西南某个民族的孩子,所学专业完全与伊力哈木无关,仅仅因为伊力哈木身上绽放的神奇的魔力,毕业在东南沿海工作一年后,又辞职返回伊力哈木身边。此外,他还吸引了好几个不同民族的热心者参与网站的管理。

伊力哈木生来就具有一种非凡的魔力:他说话一激动,就有股力量像蒸汽顶着茶壶盖子一样让他时不时想站起来。他似乎拥有五十升的肺活量,能不换气地倾斜出几十个排比句,原话照录,不需要修改一个字就是一篇杰出的演讲稿,而这个演讲稿,光你看一遍就能体温瞬间上升。POWER,这是我能想起来的唯一一个词,他显然没有过任何修辞学和口头表达的训练,完全凭一股澎湃浩荡的力量,一种从胸膛里抓出的滚烫的带着血肉温度的热情和痴诚,打动你,催眠你,征服你。

这样的人,我不可能放过他,尤其是这个人的知识和见识,一个人是否能吸引我,恐怕这是最重要的。他似乎也绝无放过我的意思。第一天,我们聊了一个通宵,同去的小姑娘从未听闻一个如此的世界,一直好奇地睁大双眼,我们注意到她时,她早已趴在桌上睡着了。第二天,我意犹未尽,又叫上另外一位同事前往,直到天亮方才各自找沙发、地毯躺倒。

其实,与他长谈后,我在感慨认识这个人的神奇之时,偶尔会升起一种莫名的怀疑,他在敞开胸襟时是否会真的相信我,相信我有与他一样的坦诚。因为不用他介绍我也知道,谈到民族问题,普通维吾尔人之间往往都没法互相信任,因为在现实世界里,“大哥”的眼线无处不在,一个处境逼仄的民族,绝望可以大量制造仇恨,也可以大量制造被出卖的灵魂。

而我,无论如何只是一个从未交往过的“和台”(Khitay,音“赫岱”)。在当地有维族朋友或藏族朋友的汉族人,或许会有这样的深刻印象:哪怕与这位异族朋友有很好的关系,可以一起吃吃喝喝生意上互相照应,但多半都会默契地避免谈论敏感的政治问题,尤其是在敏感时期。你可能会有一位维吾尔朋友,但随着时间流逝,你们会越来越不能诚实交流民族问题。这就是中国民族关系的普遍事实。

伊力哈木给我讲过一个疯子克里木的故事,此人二十年前曾在东南沿海炒外汇发了财,与当地汉人的交往中,深刻发现自己的族群在观念意识上的落后,也深刻感受到周围汉人对他的歧视,于是他狂热地想融入汉人社会,先是疯狂练习各地汉语方言,接着饮食习惯上完全向汉人看齐,不吃清真食品,每每大啃猪蹄,后来干脆到医院换了八升汉人的血,但他主动“被同化”彻底失败,人们看到那张中亚面孔,还是本能地横上一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客客气气的隔膜。

就如“和台”这个称呼,在懂维吾尔语的汉族人在场时,维吾尔人会用“汉人”这个词,但私底下维吾尔族人多半会常用“和台”这个称呼。同样,汉族公开场合使用“维吾尔”,而私底下会有不少人使用“缠头”这个词。对当地人来说,公开场合使用“汉人”和“维吾尔人”,不少时候只是自觉配合民族团结的一种表演。

“和台”这个在清代官方文献中大量使用的称呼,被“老大哥”禁止使用后,于今,早已自然而然地悄悄附丽上了一种贬义的、私下暗语切口的意味。原本,“和台”即“契丹”,源于金灭辽后,契丹人的一支逃到新疆境内建立的西辽政权,它并无任何贬义,俄语里中国的称谓КидайKitay)就应当来自突厥语。

而“缠头”源出“缠回”,得名维吾尔族人旧时以白布缠头的习惯,原本可视为无歧视意味,但清代官方公文中将“缠回”、“生回”与“汉回”、“熟回”分指维吾尔族和回族人时,中华文化中心论的歧视性意味不言自明。

而“和台”与“缠头”在今天日益广泛的私下使用中,民间又赋予其全新的歧视性解释:“缠头”多被解释为脑筋不好使,纠缠夹杂不清。而关于“和台”,则更让人啼笑皆非,一位“内高班”学习后考入名校的古丽说,她父亲给她的解释是:当年汉族人来新疆时,基本上都穿着黑大衣,所以大家就用“黑大衣”(Khitay)来称呼汉人。——汉人大规模进新疆,的确是穿着黑色棉大衣的劳改犯开道,但这个维吾尔词语的误读却完全是在汉语语音基础上,而非维吾尔语的语音基础(诸位读者可品出其间意味)。

——我不相信一个内心敏感的汉人在与维吾尔人、藏人交往时,会感觉不到有一道看不见的长城横亘在中间。——据伊力哈木介绍,“长城”一词在维吾尔语里还有一种称呼,意为“把我们隔在外面”。

第一次见面时,伊力哈木就给我讲过他的那种强烈不安全感,讲过一些这方面他知道的、他经历过的种种。当时,他刚刚经历过一次“大哥”的关心,家里的电脑、书都被搬去化验检查。他怀疑自己家里可能有小电子动物入驻,滔滔不绝之时会突然紧急刹车,抬头望望天花板,喃喃自语:“唉,党中央啊,我哈木可都是为了你好啊!”

我有一种隐约的分裂感:他虽然开玩笑说“我看我们中央政府真要是听到了我的真心话,那可是好事”,但这种状态下的生活,没有任何人会觉得自在。他可以认为,焦虑和不安全感是“老大哥”在看着他,也可以认为,这个明察秋毫的目光是“和台”的。而我,是“和台”的一分子呵。

第二次见面后仅仅两天,他的手机就始终无法接通,家里的座机好不容易有人接了,却是他的妹妹,她也在到处找他。

那天,我刚刚看完《窃听风暴》,我正被一种对人性的深刻怀疑强烈左右着情绪,我想这就是伊力哈木日常的感受吧。我在伊力哈木那里的长谈,大量是关于新疆的民族问题的现状、可能的危机、解决之道、他个人的理想追求等等。对维吾尔人来说,无一不是犯忌的内容。

我,一个“和台”,扮演一个假意对维吾尔人的热心人,诱使他滔滔不绝地说出内心的想法,讲出大量对“老大哥”的批评,然后我离开,“老大哥”破门而入。——当他坐在大功率电灯下的椅子上,不知道白天黑夜的时候,他是否会这么怀疑?他会对“和台”有信心么?如果我真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是否会因此彻底对汉族人失去信心。

这种纠结,我无法用文字表达。

知道我生于兵团,伊力哈木毫不掩饰一个普通维吾尔人对兵团人内心的敌意,甚至在我面前,他会故意夸张那种情绪,因为我和他热情如火刚好相反,表情肌实在不发达,或许总是一副不置可否的表情。

——我在他面前扮演过无知的大汉族主义愤青、扮演过党中央、扮演过自治区政府、扮演过沾满维吾尔人鲜血的湖南人代表、扮演过把新疆各个工程都承包了的山东人代表、扮演过掠夺了当地维吾尔人、当地汉人资源的国有垄断企业代表……我可能是中国带表最多的人吧。

他是在告诉对我来说只有概念没有细节的事实,是在倾泻压抑多年的表达愿望,我是在倾听和接受有关“把我们隔在外面”另一侧世界的系统知识教育。这是一个“和台”倾听一个“缠头”的倾诉,这是一个“和台”接受一个“缠头”的教育。

你们汉族当然是大哥,大哥说我都房子地方小不够住,小弟弟你让点地方吧,于是最好的地都让给兵团了,上游的水哗哗都截到兵团的地里去了。你说,国家发展的需要,东部的大哥需要小弟当原材料基地,暂时牺牲一下,没问题,石油、煤炭、天然气、棉花……拿去。也不求你的税收给我们维吾尔人给我们新疆汉人多留一点,但不要说每年国家拨款多少多少养着我们,这个话不好听对吧。

你看网上的汉族愤青,脑子很笨的,整天骂海外资本掠夺了中国财富,其实应该感激人家。你看,它们帮你解决了多少就业机会,把那么多农民培训成了适应现代管理的产业工人。没有台湾人、香港人办厂,内地人哪里会知道怎么管理一个现代化的大企业?没有外资企业的示范,内地人哪里能掌握什么东西都可以山寨的能力?应该有一颗感恩的心!可惜啊,我们维吾尔人有一颗感恩的心,但没人给我们感恩的机会,还有我们可怜的新疆老汉人,你看我们新疆什么都有,就是本地人没什么机会。

打个不正确的比方,汉族是个统治民族,是殖民者,到新疆来我们欢迎啊。刘晓波说中国需要三百年殖民统治的话很对,哪个落后民族不是西方殖民者带来的现代化?但是你看你们汉族人,最高端的行业,我们没有技术没有人才没有经验没有资本,好,你们去干,简单的加工业,你们开厂子,我们当工人嘛,低端的工作可以交给我们,我们可以边被剥削边学习嘛。你看看西方殖民者,从来都是带去先进的制度、先进的文化、先进的生产力,他们高高在上,一个英国人从来不会跑到印度和当地人去抢重体力活,但你们汉族人带给我们什么先进的制度先进的文化?最高端的工作抢了就抢了我们不眼红,但连扛麻袋这样的苦力都要和我们维吾尔人抢,世界上哪有这么没出息的统治民族呢,我都替你们着急啊。

不是么?大哥哥到处打井、开矿、修路、搞建设,你说地下的石油、天然气、煤炭是国家的,不是新疆本地人的,没关系,内地也是这样嘛,你守着祖先留下来的土地,中石油中石化一来说对不起,地下有国家的资源,你搬家吧,你搬家了。没关系,你还需要劳动力嘛,正好小弟弟没活干,分配一点苦力活给小弟弟养家糊口好吧?苦力活的机会都不给小弟弟。你看看新疆一些招工启事,这个写着只招汉人,那个写着限招汉人。你们兵团的人受不了兵团剥削,人口流失,没劳动力了,你们放着一边更穷的维吾尔小弟弟不管,偏要跑到内地去招民工,来一个人就给几千安家费,提供住房家具——汉族大哥哥很多时候做事太不含蓄。

你说我哈木有语言天分,没办法嘛,我十七岁才接触汉语,拼命学啊,汉语这么复杂这么难懂的语言都学会了,像日语、韩语这样和维吾尔语语法接近的阿尔泰语学起来就快多了。你说我们维吾尔人有语言天分,都是被逼出来的啊,你看维吾尔大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要么去中亚做生意,要么去当导游,只好拼命学外语,成绩好的就到西方去留学,不回来了。

为什么很多维吾尔人想独立,很简单嘛,在自己的家乡找个工作都必须懂汉语,哪怕是工地挖个沙子到小区扫个地当个保安也要懂汉语,懂了汉语还不一定给你这个工作。你们内地的汉人没有说一定要懂英语才可以到工厂打工、去扛麻袋吧?维吾尔人到内地去找工作,不懂汉语你当然可以不要他,但新疆是民族自治区,有宪法、有民族区域自治法。你看美国黑人,你白人如果因为种族肤色不雇用解雇我,我可以去告你,但你如果是一个维族人去告人家搞民族歧视,人家不理你,如果你敢到网上去说,人家就可以跑来抓你,说你破坏民族团结煽动民族分裂。这个时候,受害者除了维吾尔族还有谁?还有当地汉族老百姓,这些人欺负不了维吾尔人,自己平时也受气,新疆的资源他们也没分,但怎么办,维吾尔人恨他们,是你们抢了我们的饭碗,是你们汉族人在欺负我们,我能分得清是哪个汉人欺负我哪个不欺负我吗?

……

我知道伊力哈木不可能对我存有一丝的责怪或迁怒意识,他甚至认为新疆本地汉族是被愚蠢民族政策绑架的人质,但我得经常扮演这样一个坏人或愚蠢政策的代表,因为后来我介绍过几个关注新疆但却对此一无所知的朋友给伊力哈木,通常,这些新朋友在伊力哈木那里是“友邦”,而我则是干下了种种蠢事,让新疆民族问题越来越严重的主犯。

“如果我不是一个维吾尔族,我肯定会说,我是个自由主义者,但我是个维吾尔族,我首先得是个民族主义者。”伊力哈木曾重任在肩一脸自信地拍着胸脯说:“我们维吾尔知识分子里,学社科方面的人很少很少,内地的大学在新疆招生,法学、社会学、政治学从来就招的很少,经济学的有一点儿,你看维吾尔人里有不少理工科的专家学者,但他们不懂得自己民族的权益去怎么表达,那些老的搞文化艺术类的知识分子嘛脑子不好使,又活的像个娘们一样,我哈木自己能挣钱,我敢说我敢想,我不想着自己的民族,不关心自己的民族,谁去关心?”

伊力哈木自信是在为中央政府、为党操碎了心。因为他反对新疆独立,时刻担心新疆出现剧烈的民族冲突,虽然它认为后者随时可能。

伊力哈木反对新疆独立脱口而出的根本理由是:“每一次新疆的民族冲突,你首先看到的肯定是维吾尔人起来上街砍人,其实最后不都是维吾尔人死的多吗?如果中国出现民族分裂出现战乱,那肯定是维吾尔人血流成河,而不是汉族人血流成河。不要说你们汉族有十三亿人,光是新疆的汉族人,他们掌握的资源力量,都对维吾尔人有压倒优势。”

我曾多次问过伊力哈木,是否也有过独立的想法,只有一次,他一脸痛苦地认真想了一下喃喃道,有谁不曾幻想过生活在一个独立自由完美的国度,可以畅快自由地呼吸呢?他缓一口气道,你是一个对自己民族负责的知识分子,一个尊重历史也要尊重现实的知识分子,要有民族自尊,但也要有现实理性,独立是绝不能追求的。

好几次,他甚至这样反问并自答:“所有的汉族人都在担心,苏联、南斯拉夫的命运会不会落到中国头上,难道汉族人就没想过,维吾尔人也在担心吗?那么多维吾尔老百姓,只要有口饭吃,能活得好一点就非常满足了。就算血流成河之后,汉族人说你们独立吧,维吾尔人得到的是什么?从此世世代代与一个十三亿人口的邻居为敌?你想过没有,就算汉族人像瑞典人一样,大家和平分家,但是,新疆这么大的地方,这么长的边境线,你让汉族军队保卫你的安全多好,自己独立再搞一套东西,老百姓的负担多重?如果真像有些人想像的,独立后让美国人驻扎进来,那么我们就彻底变成双重仇恨的人质了。”

伊力哈木一直坚持认为,维吾尔人追求平等自由的愿望,完全不能脱离汉族人实现自由民主的进程,两者必须是紧密结合的。维吾尔人今日的处境,正是整个中国缺乏民主,缺少自由的产物,只有汉族人也实现了自由民主的愿望,维吾尔人才有可能获得自由民主。

但是,你们那些整天喊着自由民主进步的汉族人可是不关心我们”,伊力哈木目光闪闪地笑着问:“我们维吾尔人脑子很笨吗?你看看你们汉族多少愤青啊,他们一边说西方在搞文化侵略,在搞经济剥削,要反西方,要反西方的价值观,回过头又说要狠狠地镇压维吾尔人,要把我们维吾尔族全部同化,你看你们汉族人脑子好使吗?对不起,开玩笑我不是在说你。”

我们是在维权,是在维护宪法给我们各个民族平等的权利,维护民族区域自治应当享有的权利,不是搞民族分裂、不是在煽动民族情绪,有人说我们这是民族分裂,我们不能上这个当,不能真的去搞民族分裂煽动民族情绪。但为什么有些汉族知识分子一听到维吾尔人说我们争取民族平等,就跟着说怀疑我们是在搞民族分裂?

“在我哈木看来,只要生活在一个民族平等的自由的国家,是汉族人占多数还是维吾尔人占多数,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不是尊重各个民族的权利,是不是尊重彼此不同的文化和习惯。如果我们中国是一个真正自由民主的国家,那些周边国家的人才还会因为你制度的优越性被吸引到这边来。”

我怀疑,伊力哈木的有些看法,或许只敢对我分析:你看看中亚独立的国家,有哪个不是独裁者当政,一个比一个操蛋。有时候你会想,汉族人带来的难道就都是坏的影响吗?你看中亚那些国家,都是独裁国家,但斯拉夫化最深的国家,像哈萨克斯坦,它的统治比斯拉夫化浅的国家要文明一些开放一些现代一些。我当然恨不得汉族人是像讲英语的民族那么文明。

伊力哈木认为,如果中国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新疆是一个真正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自治区,维吾尔人会因生活在中国为傲,中国就对中亚地区拥有强大的软实力,因为维吾尔人的语言优势,他们天然会成为拓展中国在中亚文化、经济影响的排头兵,哪怕是对维吾尔人平等一些,情况都有不同。很多次谈到这个话题时,伊力哈木说如果有时间他要把这种国家发展战略的建议系统写出来,我也很多次答应,我可以帮他完成文字整理。两年了,这个事情终于被彻底搁置了下来。

伊力哈木说,虽然维吾尔人受了很不公平的对待,但因为维吾尔人是中国境内的一个民族,一个善于向汉族学习的民族,维吾尔商人向西拓展市场时,很多时候得益于维吾尔人在十三亿人口这个巨大市场上与各民族的互相交流学习。伊力哈木举餐饮业为例说,维吾尔人与中亚很多民族其实是同一民族,饮食习惯完全一样,但国境线这边的维吾尔人的餐饮文化融合了大量其他民族的创新,服务意识服务水平,比起国境线那边的同胞,有明显竞争优势,譬如中亚国家现在流行新疆人发明的“大盘鸡”,名称都是汉语音译。虽然维吾尔人在中亚也是夹缝中求生存,但服务行业却逐渐落在了维吾尔人手中。

“难道我们维吾尔人,我们诞生过《突厥语大辞典》、《福乐智慧》的维吾尔人只能推广大盘鸡、推广筷子?我们没有人才吗?”说到这里时,伊力哈木常会目光炯炯地扳着手指头,说他认识的多少中亚国家高官,虽然公开身份是哈萨克人、乌兹别克人,但其实私下自认为是维吾尔人。

“我们维吾尔人一点不笨”,伊力哈木说:“和内地的汉人比,像浙江江苏广东的汉人比,我们维吾尔人经验、意识都比不过他们,他们起步早有资本,但和新疆本地的汉人比,我们维吾尔人是温州人,汉族人是东北人。我们自生自灭,从来没人管我们,只好从小摊小贩做起,新疆汉族人嘛大部分生活在体制内,习惯了被安排被管束,他们比我们日子好得多,但靠自己力量做起来的你看有几个呢?”

伊力哈木最佩服的汉族学者是秦晖。我曾向他提过两次秦晖的名字,一段时间未见,他一口气搜集了大量秦晖的文章。他称秦晖是他知道的唯一可与西方学者比肩的中国人,他有很多观点想和秦晖碰撞,我好几次答应他,要找机会让他和秦晖认识,可我去年一系列的工作变动,此事就被无限地拖延下来。

他曾经最想认识的汉族学者是王力雄,他看过王力雄的全部作品,王的作品几乎全部被他转载过,他很想当面感激这样一位长期关心维吾尔人的汉族人。当然,也有许多观点想与王商榷。我拉他与王力雄见面认识后,伊力哈木多少有一点点失望。他用食指在自己太阳穴上比划着对我说:“王力雄先生有良心,这个人了不起,有人格魅力。我非常非常尊重王先生。嗯,他是不是文学家出身的缘故?我觉得他很多问题的思考方法不对,和我们使用的工具不一样,怎么回事?”

我想,与王见面后对伊力哈木的情绪打击,主要是因为写过《黄祸论》的王,对中国前景持完全不抱希望的悲观态度,这与伊力哈木高涨的积极乐观态度完全相反。如果按照王对中国前景的悲观预计,不但汉族社会要彻底崩溃,维吾尔人更会完蛋——“按照王力雄先生的说法,中国大崩溃,维吾尔人闹独立,那肯定汉族人会镇压,我们维吾尔人还不会被愤青杀光么?你信么?”

伊力哈木甚至好几天在反复咀嚼王力雄的观点,试图逐点粉碎王氏观点。等我第三次见到伊力哈木,他已再度恢复他特有的乐观。伊力哈木坚信,经济的开放,必然带动法律和整个制度逐渐向西方世界看齐,人们的观念也会逐渐改变,而私有制和公民个人财产的增加,必然带动权利意识的觉醒,最终会倒逼政府一点点放权,期间的博弈必然会伴随一定的社会秩序震荡,但大方向不可能逆转。“你们汉族人是个多么勤劳能吃苦的民族,我在全世界都没见过这么不知疲倦的民族,你怎么可能拿来与南美、南亚和非洲相比,是不是?”

5•12汶川大地震后,我曾临时赶回北京,那段时间,伊力哈木每天盯着电视。他的固执的乐观和维吾尔人角度,总能得出一些我不曾留意的观点,我记得他双眼湿润地感慨:四川人真了不起,与西方人相比,中国人、你们汉族人,在这么操蛋的统治之下,平时生活得像野草一样卑贱,像动物一样麻木,但你看看这次地震的四川老百姓,太顽强坚韧,太了不起,这样的生命力,这样的意志,你说说,世界上哪一个优秀民族,能比汉族表现得更好吗?有什么人能征服他们吗?你说新疆那么多维族人为什么要主动献血、捐物资,那真是被打动坏了啊。啧啧,这样的民族不应该也肯定不会永远是用这样的方式生活。哎,有这样的老百姓,这个国家是有希望的。

伊力哈木认为,王误读或夸大了维吾尔人分裂意识,把普通老百姓都当成了政治动物来观察,在民族问题的制度安排和设计上,王的眼界和思维方式还是紧盯着几个悲剧性的国家,没有考虑过其他的可能。因为新疆民族问题,伊力哈木甚至也怀疑过王力雄对西藏问题的解决思路。他觉得,某种程度上,汉族知识分子公开同情民族自决或同情独立,其最终结果也许是悲剧性的,因为你不可能指望所有汉族人都与你一样,世界上也没有几个民族能都觉悟到这个程度,在力量极为不对称的情况下,被激发起独立意识的少数民族与汉族发生对抗,不但少数民族面临灭顶之灾,汉族本身也因为必然残酷的镇压行为而面临极为不利的国际环境。

关于民族自决原则,伊力哈木曾试图和我探讨,到底是这个共识重要,还是其本身想要解决的问题如何能被解决才是根本?对民族观念和民族意识截然不同于西方的东方,难道没有更易被接受和更适用的共识么?我没有能力与他讨论这个问题。我是“和台”,我关心新疆民族问题,但它不是让我日夜寝食难安的问题,在今天还极难有制度创新可能的事实面前,我很难像他一样有热情去考虑未来复杂的制度创新问题。

伊力哈木很多关注和思考,我已完全只能倾听,因为我对此一无所知,他曾给说,假如维吾尔人在中国实现自由民主的前提下,分裂意识的人比例更高,其实是可以借鉴鞑靼斯坦共和国的经验,通过宪法和一系列具体制度安排保证其留在俄罗斯内,而不出现主张分离的政党获得地方政权的情形。华人在马来西亚的经验,新加坡处理民族关系的经验得失,欧洲各国处理民族矛盾的经验,都在他的重点研究之列。

是不是还有过一个汉族学者,一个汉族官员也像他这样想过问题,我很怀疑。

“维吾尔在线”被伊力哈木当作自己的儿子。

“维吾尔在线”的办站宗旨是“认识维吾尔历史,弘扬维吾尔文化,增强民族意识,推动对外开放,促进维吾尔自治区发展”。不过,伊力哈木对我介绍,除了拾遗补缺,为维吾尔人搭建一个汉语门户网站外,使汉族人和维吾尔族人有个了解、交流的平台,是最重要的考量,因为通过网上文字交流,可让那些无从全面了解维吾尔人的汉族人,能有了面对面的机会。

每次我们见面,他必谈到“维吾尔在线”,每谈到这个网站,他一定要在“我们维吾尔在线”几个字上加重语气,其热情和自豪之情溢于言表。他把大量业余时间倾注于此,论坛更是花费他极大时间,只要有时间,几乎每个帖子、每次争吵他都要认真点开看。他几乎熟悉每个ID的观点和最近说了什么。

我在“维吾尔在线”注册发过几篇文章后,他再和我聊天,完全把我当成和他一样整天泡在这个论坛上的人,兴致勃勃地谈起某个ID某个争论。其实我并不经常造访,我登录论坛,时间也更多地花在仔细看那些与新疆问题有关的长篇论文或资料上,因为在我看,大部分争论文章几乎不含任何营养,它只陈列和展示双方的偏见和狭隘。可是,当你面对那个热烈与你交流对他儿子看法的父亲,我只好对那些我完全不知道的事频频点头。

他真是爱这个儿子,甚至他在说某某某ID一定是“五毛党”时,都兴奋得满面红光,在他看,多个“五毛党”入驻,说明真是有影响力了。

我曾经是个优秀的论坛版主,用超凡的精力和热诚很短时间内让自己掌管的论坛兴旺起来。但那是在89年前,到了今天,我不但平时各种乱七八糟的爱好和活动多,经常要去访问的网站也多得顾不过来。

在我的文章屡屡被伊力哈木从我的博客转载到在线的论坛后,我实在承受不了这种羞愧,终于下了狠心,答应做个认认真真的版主。惭愧的是,我自律性如此之差,我的热情维持了两三个月,在经历一次网站关闭后,等到再恢复,我只是偶尔点个卯。我只能这样给自己找解释理由,因为网站关闭太频繁,所以上“维吾尔在线”很难成为一种固定习惯,尤其是今年最后一次关闭,持续之长,到它在海外设置服务器再度运行后,我一次也没有访问过,只在75日深夜,通过代理服务器艰难地爬了上去。

如果从增进维吾尔族和汉族的互相理解这个任务看,我觉得维吾尔在线的社区的目标根本没有实现,甚至我没有看出论坛上活动频繁的ID们,在互相理解上有什么明显改观。这个论坛社区上,内地汉族的ID约占一半,甚至更多,在我看,汉族ID上来确实是为好奇所驱动,但表现却像压根就没有去理解和倾听维吾尔人声音的打算,因为他们要忙着与民族情绪做坚决斗争。很多时候,论坛看上去就是《环球时报》、《人民日报》被零零碎碎搬了上来。而维吾尔族的ID,你同样可以看到很多人身上有着浓重的《环球时报》和《人民日报》的痕迹——《环球时报》上“西方”与“中国”被置换成“汉族人”与“维吾尔人”。同一个系统教育出的两个民族,在此相遇往往会以互相扣帽子而告终。

伊力哈木非常期待的有大量维吾尔族人参与的情形,更在现实面前严重碰壁。在新疆坐办公室的人,看到“维吾尔在线”论坛上火爆的话题和争论,多半先会被那些标题吓住,所以,“维吾尔在线”社区,游客远多于注册的人,注册的人中,真正活跃的永远只是一小部分。“你别看他们不发言,他们只是怕丢了饭碗和乌纱帽而已,我们新疆很多人其实都在看我们维吾尔在线的。”伊力哈木很有成就感。

伊力哈木也许是对的。以我的长期泡论坛经历,观念一开始就有巨大分歧的人,一旦争执,从来不会一方承认另一方的观点,双方争的不是事实如何、逻辑如何,而是谁胜谁负。即使一方当场将另一方打得落花流水一败涂地,输掉的一方只会选择机会再来。然而,争论过程中,双方已经悄悄完成了部分事实和立场的交换,即便一个ID与另一个ID从此结仇,他也会无意中受到对方的影响。交流的真正作用显现,是在争论双方离开争夺胜负的现场,回过头与自己的“同志”碰撞之时,这时,他会不自觉地把自己从对手那里悄然接受的东西传播出去。公开的争吵最终一定会在参与者中形成某种普遍的共识,而隔离争吵,则永远没有共识。

“维吾尔在线”头两次被关时,伊力哈木难受得简直要疯了,我甚至能从电话这头听出他想从胸膛里扯出什么来。我开始担心他这种情绪极容易受刺激的性格,在这种时候我发现,其实他是个非常固执很难做出妥协的人。直到有一次,他终于学会语重心长地教育下令网站立即关闭的小办事人员:“维吾尔在线”是手续合法的正规网站,得到自治区各级领导的支持和关怀,是展示我们国家开放和民族政策一扇窗口,你把它关了,正好给西方敌对势力以口实,你意识到了它对国家形象的损害么?这样的责任,谁都负不起啊。

当伊力哈木开始习惯自己的宝贝儿子一次次要求“被自杀”时,他这套将“维吾尔在线”的重要性上升到国家形象的说法已完全失去作用。

使他情绪急剧低落甚至气急败坏的只有两件事,一个是网站被关闭,一个是被请去连续喝好多天茶。他状如被囚禁于圣赫勒拿岛的拿破仑,原地转着圈圈,满嘴“王八蛋”地痛骂小小的办事员、小小的官僚竟然一副高高在上的嘴脸。“我就要打开网站,我看他们能怎么着,我还怕他们抓起我去坐牢么?”

伊力哈木是个总能顽强地乐观起来的人。上次,他可能和我整整唠叨了两个小时对网站被关闭的愤怒,下次去,他会像在井冈山茨坪的毛泽东一样向你描述起他想创办一个搭建中国与中亚贸易平台网站的宏大的愿景。他可以募集到多大规模的资本,可以有多大的辐射影响力,地方可以选在哪里,办公楼会怎么样,又多少各个民族的青年精英在这里能找到工作,共产主义的宏伟蓝图似乎明天就可实现。

他突然会冒出一连窜金光闪闪的创意,比如哪些汉语世界的网络工具,可以被翻译后,在完全空白的中亚国家拥有广阔市场,他放佛身后有一面巨大的地图,他随时起身不断在上面插上旗帜。——怎么样?我这个主意不错吧,我们维吾尔在线可以做得事情多得狠!

我宁愿天天听伊力哈木在我耳边赞美维吾尔人,也不愿多听一次他对自己民族的批判。

我记得只有两次伊力哈木紧攒拳头谈起他的“维吾尔人需要大死大生、大灾大难”,此前,我已在“维吾尔在线”看过他那篇写得零零碎碎不成文章的文章。

夜深人静时分,听他民族反思,我看到屈原、陈天华、王国维、茨威格们不死的灵魂在我们俩的身边舞蹈。他面孔扭曲,咬牙切齿、呼吸急促、双眼喷火、浑身发抖。他像温柔地撕裂自己的皮肤般细数着这个痛恨着的深爱着的民族,这个堕落的民族、这个犯罪的民族、这个没有灵魂的民族、这个被绝望淹没的民族、这个被仇恨诅咒的民族、这个被艾滋病浸透了血液的民族、这个应当为自己羞愧而死的民族、这个没有未来的民族、这个只有死过一次才能活过来的民族……

在网上,他经常也会为给内地汉人造成强烈恶感的维吾尔人的小偷、吸毒、敲诈问题解释辩护几句,当我谈到人们认为维吾尔族和其他民族一样享受了太多优惠政策时,他会激动地说起很多民族政策的扭曲事实与真相,但他谈到维吾尔族社会异常痛苦的现代化转型困境时,他会一点一点细数维吾尔族精神上的堕落和麻木,数到每根骨节都喀嚓做响。他痛恨那些不但把自己变成犯罪分子,还把孩子们也变成犯罪分子的“口里齐”(“口里”意为内地,“齐”在维吾尔语中有“者”或从事某职业的意思),痛恨那些绝望中拥抱极端主义宗教的人,痛恨那些幻想着独立后只要把新疆的石油卖给西方人就可像科威特人一样只管享受的人、他痛恨那些把自己的同胞当作要钱要权工具的官僚、痛恨那些对自己民族的痛苦麻木不仁却只盯着自己饭碗里二两肉的知识分子——你看看,全世界有哪个民族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一下由一个纯朴乐观善良的民族变成了一个令人不齿的堕落、绝望的民族?

伊力哈木对某些民族政策恨得咬牙:我们在变成什么样的民族?我们是一个有信仰的民族,但现在却是盗窃、吸毒最多的民族。一个维吾尔人,他去偷去抢去犯罪,没人管没人抓,但如果他去谈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和宗教问题,去反映现在真实的民族问题社会问题,马上就会有人去抓他去关他。他掉到水里快淹死了,喊救命,警察路过不会管,他喊一句反动口号,警察立即会跳到水里把他抓起来。那些维吾尔的特权阶层,只管把我们整个民族当成自己向汉族人索取特殊权力利益的人质,那些汉族特权阶层,也只管把我们整个民族当成要挟中央的工具。我公开的时候,当然要骂中国民族政策王八蛋的地方,但对你自己的民族,你不能让大家把一切都怪在汉族人身上,去从别人那里找借口,一个民族如果对自己所有的不幸都找到了借口,这个民族就是个最不幸的必然要灭亡的民族。我要是共产党,我给你独立,我要看着你堕落灭亡的笑话。自强者,天助之,不是吗?

你上次也给我讲,浙江人怎么起来的,台湾人怎么起来的,不就是靠传统的标会聚集原始资本吗?我也给你讲过我们维吾尔族也有个和标会一样的互助集资的工具,不同的地方,就是有个分羊的仪式,由发标的人分羊。但是你看温州人起来,生意做到新疆来了,我们维吾尔人在干什么?历史上,我们维吾尔人在做大金融大买卖的时候,温州人算什么呢?过去汉族人什么时候生意有我们维吾尔人做得远?但你看看我们的有钱人,汉族好的没学到,坏的全学到了,有钱了不关心教育不关心未来,去行贿去吸毒,我们是身体上在吸毒,精神上也在吸毒……

我很恐惧这样的时刻,当他细数着自己可怜可恨可悲的民族时,对我这样一个默默的听者,也是一种难以承受的折磨。我被一种巨大的悲怆的力量紧紧地压在椅子上无法动弹。

按照我们爱国青年的惯常标准,伊力哈木是个不折不扣的“维奸”。曾有一位网友让我辨析一个叫“罕见”的人的言论,并问我如何看待此人起名“罕见”,我回答道:“起汉奸(罕见)这样的名字,显然是表达这样一种观点,今天被骂成‘汉奸’的人,内心是真正痛彻地爱着自己的苦难民族的,而这个民族之苦难,多有‘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的原因,最后,‘汉奸’是种智力和精神上高贵的尊号。”

伊力哈木不是个好穆斯林,烟不离手,因为身体不好,酒比以前喝得少多了。关于宗教,伊力哈木知道维吾尔族被汉族人歧视的原因之一,就是对穆斯林的普遍偏见。虽然他知道我并非那种对维吾尔族的宗教信仰心存偏见的人,伊力哈木还是喜欢对我一遍遍反复强调。维吾尔族是突厥人,不是阿拉伯人,整个突厥语世界都很世俗化,没有哪个突厥民族国家是被宗教极端主义左右的,中亚有些突厥民族甚至也吃猪肉。

伊力哈木说起过网上流传关于巴勒斯坦人和疆独的互相勾兑的文章,意为中国政府一直在饲养白眼狼。他说这肯定是个无知的愤青造谣帖,想当然地以为维吾尔人会和阿拉伯人有什么亲缘关系,维吾尔人当然也会同情巴勒斯坦人,里边除了宗教情感外,更有对弱小民族的同情,但在他熟悉的维吾尔人里,虽然同情巴勒斯坦人,但显然普遍更喜欢犹太人。

我很怕与他说起维吾尔族的现代化转型问题,因为它比起汉族人的“西化”要纠结复杂得多。一个愿意用最大的诚恳和理性去辨析的人,必须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和痛苦。因为维吾尔族的现代化过程中的内在纠结,不可避免地要与汉族与维吾尔族的关系紧密缠绕在一起。维吾尔人由传统的农业和商业民族走向现代工商业民族,汉族人肯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肯定也起到了刺激性的反弹作用。

一个肯定和希望汉族人能继续起到积极正面作用的维吾尔人,同时又看到了在汉族人普遍的观念中,维吾尔族只是一个“能歌善舞”、充满“异域风情”的、可供旅游参观的、日益将生活在橱窗中的民族,其内心的苦痛挣扎可想而知。

在看待维吾尔的传统宗教和文化问题上,伊力哈木处于一种矛盾心态,他似乎没有力气去仔细考虑这些问题,只是偶尔谈过,宗教如果能完成现代化转型,只起到一个民族道德、价值观念和文化习惯源头的作用,那就很好。至于民族文化,他觉得他以往在这个方面发言很少,他要好好阐述一下自己的观点,今天的维吾尔人不可能因为十二木卡姆、因为突厥语大辞典、因为福乐智慧受人尊敬。犹太人就不是因为《圣经》、《塔木得》受人尊敬的,如果犹太人只有前人的创造,犹太人和维吾尔一样不为人所关心。

“唉,我要是可以分出几个哈木来,肯定会写出很多东西,这些东西我根本考虑不过来。”

伊力哈木推荐我认识了一位“我们维吾尔人的拉什迪”,他希望我能好好宣传一下他这位和我年龄相仿的同胞。“拉什迪”能写非常优美的汉语诗歌和散文,但他的文学作品都是维吾尔语的。我很惭愧,维吾尔人在汉族人心目当中,普遍只是与“小偷”、“好打架”、“恐怖分子”等关键词联系在一起,甚至连这些汉族人最关心的问题,人们都无法公开谈起,他的“安拉已死”又会有何人关心?

“拉什迪”抱怨,从沙特过来的宣扬“瓦哈比”宗教极端主义的东西可以公开出版没人管,而他的对传统文化和传统宗教批判的东西,却不能公开发行。这是我完全无法探知的一个世界,我没有语言,只能默默听他。这种被两种极端力量层层压抑覆盖的夹缝中努力用笔挖出一点点可以呼吸的洞穴的人,我无法公开对其表达敬意。

我觉得,有沉默寡言的“拉什迪”在场,伊力哈木的精神压力和负痛会轻很多,至少他会自觉地为自己悄悄地卸下一些东西。他经常会完全不顾“拉什迪”的腼腆和紧张,罗尽世上最华丽的语言,向我拼命赞美就坐在他身边的民族的骄傲。

其实,“拉什迪”们非常担心人们谈起他。汉族人永远也无法理解维吾尔族知识分子心中的怕。

在维吾尔在线,曾有一位远比我投入更多精力管理论坛的汉族人,他是我的同行。他只是看到过伊力哈木的文章就被伊力哈木俘获了。

我很多次会下意识地提醒自己,我要时刻警惕伊力哈木,我不能被他蛊惑了,我有我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方向。他是个巨大的黑洞,我只是个路过被他的引力俘获的小行星,我可以保持安全距离地绕着他转,绝不可一时冲动被他从此改变了人生轨。很多次,我会突然打断他的话,告诉他,现在我在提醒自己,你是个拥有邪教教主魅力的家伙,我不能被你给施了法术。好了,你可以继续说了。

这种时候,伊力哈木会盯着我笑起来。

“唉,你帮过我们很多忙,我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其实吧,我觉得像你这样的人很少,我不想麻烦你的,但你还是可以帮我们多说说话,多宣传宣传我们的网站。”

我不知道怎么帮助伊力哈木。他要教书、他要办网站、要救助维吾尔流浪儿、要赞助支持一些维吾尔孩子求学、要支持维吾尔人维权,他还生意要做,甚至他还在股民论坛上写文章——“你不知道吧,我在那个论坛,很多人崇拜我的”。

伊力哈木曾离异,前妻留给他一个女儿,这个在北京读书的漂亮的小女孩儿我只见过一次(伊力哈木给她起名“维吾尔利亚”,让这个北京生北京长大的孩子永远不忘自己的故乡自己的民族。——这个名字曾引来质疑和责难,伊力哈木说,我当时就是要给她起这个名字。说起此事时,正值户籍档案电子化、各地纷纷出台起名规范化的草案。伊力哈木介绍,为使维吾尔名字与汉语译音规范化及电子录入方便,地方出台了一个维吾尔标准名字的东西,维吾尔人起名,只能从那几百个里边选,如果一个有文化的人想给自己孩子起个表中没有的、有新意的名字,理所当然会被拒绝。你们汉族人以前可以叫“卫华”,现在可以叫“嘉豪”,维吾尔就永远只能叫“买买提”?)。这个精力旺盛容易亢奋的人,有段时间身边只有那个追随他的学生和他妹妹照顾他。我觉得这样的人的单身生活不但节律无度易损健康,而且情绪也非常容易剧烈起伏走极端。我曾经还试图介绍一位很优秀的维吾尔族女性给伊力哈木认识,可惜对方对伊力哈木毫无兴趣。

我知道伊力哈木有时眼睛望着我时,想说什么,不过,他总是欲言又止。一个人他知道自己具有某种力量,但却克制不用,本身也是一种无声的力量。

伊力哈木说,北京有藏学会,什么时候有过维吾尔学会?到处有人在关心西藏问题,没有谁在关心维吾尔问题。藏族人有王力雄,王力雄有唯色。我们啥都没有。藏族人的生存处境比我们好得多,国家每年对西藏是倒贴,而新疆是倒过来的。但人们同情藏族人,歧视维吾尔人,汉族的官员老板整天围着各种活佛打转转,我们呢,汉族人碰到的不是卖羊肉窜的,开饭馆的,就偷钱包的、吸毒的。你知道刘志霄(《维吾尔通史》汉语、维吾尔语版的作者)吧,他做报告的时候,他的维吾尔语里借用汉语的词汇比我们还少,他死的时候,我们维吾尔人排着队为他送葬。当然,我们维吾尔人自己也不争气,我们缺少能用汉语写文章的人,我们学社科专业的人少,我们的声音发不出来。我们其实很需要你这样的人,可我们维吾尔人没有像你这样能写的,藏族人不但有王力雄,他们自己也能写,他们的声音能进入汉族主流社会,我们没有。

“嗯~,你要帮帮我,帮我培养出几个像你一样能写的维吾尔人。”我当然愿意,但我能做的,只是如果有维吾尔学新闻专业的学生,我可以业余时间多交流,但我很难想象我介绍一个维吾尔族学生到市场化媒体时,会碰到怎样古怪的表情。

伊力哈木迅速地在自己培养自己,他让我每天把我订阅的《南方都市报》评论邮件转发给他,他要一篇篇仔细阅读并转载,偶尔,他也动笔写。“有一天,我们维吾尔在线也要像《南方都市报》一样,每天有我们自己的评论,我们不但要批评他们,还要拿出建议给他们。”

许多维吾尔在线的朋友经常提醒敲打伊力哈木,他在新疆的朋友们也提醒他,——随着维吾尔在线的影响力日渐扩大,他的话语权随之被放大。同样的话以前说和现在说,效果已经完全不同,很多人劝告他,说话不要太放肆,不能再向以前那样口无遮拦。这种劝告对伊力哈木似乎是无效的,他还是像以前那样经常不分场合地攻击地方领导。

伊力哈木并不总能做到他极力想做到的理性。譬如他曾在分析民族政策的由来时,有时会倾向于阴谋论的解释,作为一个帮观者,我并不认为那种逻辑经得起仔细的推敲,就像所有中国人在试图证明自己凭空的动机猜测有道理时,都会举珍珠港的例子一样。有时候,我知道去反驳珍珠港的例子并不成立(航母是海军最重要的兵器,是珍珠港袭击成功之后才逐渐形成的共识,当时罗斯福等认为海军最重要的武器是战列舰而非航母,罗斯福知道偷袭阴谋把航母调出让日本人扑空的说法显然不合理),并不能解决最根本的问题,不同处境的人,在解释同一问题时,会有完全不同的倾向,与逻辑能力与见识无关。

事实叙述的真实性,在不同的人有完全不同的理解。在剧烈的矛盾冲突中,符合不同人群共同生活经验的、可传播的观念和事实,需要抽离具体的情境,甚至要有身份能完全超越的人才能得出,对维吾尔人、对藏族人、对汉族人(相对西方世界)都是如此,如果一个人身处其中并被强烈煎熬,却能做到这一点,就实在有点非人类了。

邱晓刚曾这样总结:“人们常常对弱小一方许多年后还努力维持仇恨的做法不解或非议,然而考虑到他们除了诉诸道德别无平衡之术,也许该给他们更多的同情,一个处境逼仄的群体,其心理不可能不是狭隘的,这需要理解。”

自去年奥运之后,伊力哈木情绪败坏的时候明显增多,当然,也因为他被带去喝茶有关。那段时间,我不在北京,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只知道他支持鼓励那些在北京入住酒店被拒绝的维吾尔人去打官司。——在他看来,北京与新疆相比,就像美国与中国相比。他常说,北京的国安也好国保也好警察也好,都有非常好的修养,知道文明执法,尊重程序,他也只敢躲在北京胡说八道。他曾自嘲,是不是我没出息,在新疆我肯定不敢批评政府,我现在经常都不敢回新疆。但是在奥运期间煽动打官司控告民族歧视的,无疑是非常犯忌的行为。

有一次我到他家时,他才刚刚结束喝茶,情绪极为低落,他说我已经做好交代家产该分给谁该怎么管的准备,我想我是不是该去坐牢了,这样下去我实在受不了啦,我都说你们还不如把我拉出去枪毙算了。唉,我的这个脑子已经快不行了。我坐牢也好,枪毙也好,总算解脱了。

年初,伊力哈木有次电话里突然没头没脑的说,如果现在有人说要去炸汽车,我会说我不拦你们,去死吧,大家都死了才会有人在乎你们,唉,我不怕监听,我就要说给他们知道。听到这次伊力哈木被捕消息后,一位朋友说,他心里很难受,因为有天伊力哈木在MSN上说,我们的人民要流了多少血泪你们才肯关心我们?他无法承受这份沉重,把他删除了。

在这个时候,我甚至不知道如何表达一种同情和理解,当一个人、一个群体无法知晓另外一个人、一个群体的处境和感受时,同情甚至都是浅薄的,仅仅是出于一种对自己良心免于不安的反应。

今天,我曾试图回忆与他最近相见的细节,寻找到他会因情绪日渐失常观念变化的迹象,没有。虽然,他年轻的妻子和2岁的儿子突然被从阿图什接来,让我想起也许他是在做最坏的准备。但我记得最后一两次见面时,他曾兴致勃勃提出建议,等他再准备好一些资料,把一些想法厘清,由我执笔帮他系统整理记录他的观点,出一本书。“我要自己开印,既要让汉族人听到我们维吾尔人真实的声音,还也要影响那些脑子不好使的家伙,怎么样?我这个计划想了很久,这次咱们一定要把它做出来。”

韶关出事时,我正在为别的事情焦头烂额,好几天后才上网看视频看报道。

我觉得,它无疑是中国民族隔膜和民族矛盾不断积累下来必然要引发的悲剧。

在汉族人看来,维吾尔人完全是法律上享受“超国民待遇”的特殊民族,因为内地城市里,维吾尔族小偷极为猖獗,卖糕敲诈勒索者,甚至往往以暴力威胁,但警察几乎不管。在内地汉族聚集区发生这样的事情,维吾尔人形象可想而知。中国的民族政策,普通汉族老百姓很容易感受到其明显的优惠性和倾向性,但一般不认为它不恰当,但是对维吾尔族人,人们显然认为,他们是被政府纵容惯坏了。

在新疆本地与维吾尔人混居的汉族人那里,这种感受就更为强烈。我的同行C,是从爷爷那一代就开始住在二道桥的汉族人。他认为,维族人可怜,受政府欺负,但汉族人更可怜,受维族人和政府的双重欺负。在C的记忆里,他从小到打就一直被维吾尔同龄人欺负,在胡同里独自碰到一群维吾尔年轻人时,只能硬着头皮不看那一片敌视的目光,但往往还是要被肩膀故意撞一下,胳膊肘故意碰一下,至于日常生活中,维吾尔小摊贩只针对汉族人的强买强卖则给他留下了极为强烈的刺激。直到1997年乌鲁木齐抽调军警大规模打击“三种势力”。——多少年来,我一直生活在没有安全感的环境里,看到我们自己的军队来保护我们。公共汽车、商场到处要开包检查,但只查维吾尔人不查我们,哪个老维敢顶嘴,上去就是一枪托,要不就直接丢车上去抓走,我当时终于出了一口恶气。C说,他刚到北京时,甚至都有抓住一个维吾尔人痛打一顿的冲动。

中国是个地域歧视和城乡歧视极为普遍的国家,即使主流文化中也随时充斥着地域性的歧视,譬如春晚的各种小品类节目就不断地重复塑造一种身份和性格的偏见。不过,在社会封闭时代,它带来的问题并不严重,并且它本身就是封闭时代的必然产物,但在开放时代,它的伤害性和副作用就明显显露出来。汉族人之间尚且如此,加上疆独和反恐因素,则维吾尔人与汉人之间可想而知。

由于事关民族问题不得报道讨论,只能依赖互联网上私底下的传播讨论,维吾尔人是犯罪民族且不知好歹妄图独立的看法逐渐发酵升温,这种观点不但在《环球时报》培养的读者那里普遍存在,在自诩价值观向西方看齐的人那里也普遍存在。几年前,“杀光这些维吾尔畜生”的说法就在互联网上出现,但在中国,这类不和谐的声音一般会自动消失,但情绪却并不会消失甚至因此升温。

所以,韶关民族冲突事件中,视频中施暴者的残酷和狠毒并非毫无来自。传言中的强奸案本身就是民族隔阂和民族仇恨的产物。尽管传言中,强奸—迅速破案—迅速释放,再强奸—再迅速破案—再迅速释放,还一切都发生在短短的十来天内。放在任何时候,它都不符合我们起码的共同生活常识,但事发后,很多人依然坚信发生了连续的轮奸案——在一个维吾尔族工人只有八百人的两万人的大厂里。因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中,维吾尔族人就是这样不可理喻的野蛮人,而政府则是不可理喻的纵容维吾尔人的政府,至于事后政府的说法,因为其公信力早已流失,政府的话肯定与真相相反。所以,在韶关的工厂,参与施暴的人根本不需要任何动员和任何事前组织,积蓄已久的愤怒可以一瞬间就爆发出来。

伊力哈木后来说,那不是斗殴,是针对维吾尔人的种族仇杀。它当然不是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它是民族政策失败的产物——民族仇恨驱动的一次民族冲突。

73日,我的博客上有人跟贴道:“牛博对维吾尔人遭受的惨剧失声了。”74日,一个跟贴这样警告:“如果涉及到汉回之争,那我的枪只能对准你了,不许动,动就打死你,知道不,小子!”

当然,偏见不会对足够文明的人产生行为扭曲的作用。厦门的一位朋友说,前些天,厦门的城管砸了一个维吾尔族人的瓜摊,市民们闻知后,纷纷跑到那个维吾尔族人那里去买瓜,75日之后,他担心那个维吾尔族人的摊子是否会被同一拨人砸掉,没有。呵,厦门这伟大的城市。

如果官方对韶关事件出于其既有逻辑中的善意,故意隐去民族特征,将之尽量克制地描述为一次刑事案,这种善意能有多少人领情。而那个倒霉的朱某,如果官方报道属实,其实只是又一个“罗刚事件”中的“梁少南”而已,我不知道他会遭遇什么样的惩罚,处在他那样的位置,无意中触碰引发的一连窜大规模的血腥暴行,是否会让他在日后依然认为,他或许不该写那个帖子,至于维吾尔族人,他的看法却一点没错?

施暴者炫耀功绩的视频被上传到网上后,视频内容本身以及大量跟贴者盛赞壮举的言论,对维吾尔人的刺激可以想象。

在平时,维吾尔人可以上网看到汉族人对维吾尔人的讨伐和仇恨,但汉族人却看不到维吾尔人的声音。来自维吾尔人的这种情绪恐怕要更复杂更为强烈。我几次听过新疆的汉族朋友说,如果没有“维独”,我们没准会支持自己搞疆独,央企把新疆的资源全部抢走了,我们什么都没有,十大富豪里,一多半是从内地跑这里没几年就闪电发家的。

新疆本地汉族痛恨的对象往往清晰而具体,维吾尔族人的痛恨则往往会迁移到整个汉族人身上。我在做维吾尔族流浪儿从事小偷问题调查时,也听到有反扒组织成员说,有次抓到小偷,对方理直气壮抢人,说,你们到新疆抢了那么多东西,我们才偷了你多少东西,你能抢我怎么不能偷?这个逻辑把反扒组织完全听傻了。

我的那位同行C,近几年回新疆时,惊讶地发现,周围很多汉族人开始同情维吾尔人,觉得维吾尔人可怜,政府什么也不给他们,工作机会也没有。而在以前,维吾尔族人针对汉族的攻击行为特别多的时候,周围没有人不恨维族人的。

——回到韶关事件。近几年,随着严打三种势力,新疆的治安秩序大为好转,但在维吾尔族的部分群体中,生活发展空间却日渐逼仄。为缓解新疆本地尤其是南疆维吾尔族社会巨大的失业人口压力,于是有了政府组织大规模劳务输出的决策。据“维吾尔在线”斑竹海莱特介绍,一直盛赞资本主义、坚信经济终是解决一切问题最重要途径的伊力哈木,和他讨论这个问题时,一致赞美这项在他们看来是迟到的举措——任何一个农业民族变成工业民族,都必须经历远离家乡、抛弃土地走进工厂接受雇佣剥削的痛苦洗礼,不如此,无法从农村进入城市,也无法由传统走入现代。

不过,这个在内地是以自发力量驱动的人口流动,在新疆,是以强烈的计划经济的方式进行。一个英明正确的政策,只要通过官僚系统的动员执行,它必然带有这个官僚系统各级组织成员执政水平的强烈印记,它甚至决定了一项政策最终效果。上层出思路,中层分任务,基层则粗手粗脚落实任务。如同内地许多地方搞计划生育一样,劳务输出在许多地方伴随着各种不可思议的强制和惩罚性手段。一项本应该缓解民族问题的政策,在执行中出现了大量足以抵消其积极意义的反作用。几十年来,中国的民族政策莫不如此。

而韶关事件视频里,那些操两湖口音的施暴者,并不知道四千公里外,那些同为劳工的维吾尔族人是怎么来的。据一位此前曾报道过新疆劳务输出的同行介绍,劳务输出主要是女工,那些男性劳工很多是怕他们正爱恋着的古丽们到了内地会被人抢走才积极报名的。

韶关事件,检讨的不应当是当地企业——他们未必真需要千山万水从新疆组织来的劳动力,他们原本就担当了一部分可以不承担的促进民族关系的职责。需要反思的是,政府动用其强大的行政动员能力时,完全未考虑到社会和民族情绪,未考虑到其行政动员能力本身带来的巨大副面效应。75日乌鲁木齐骚乱发生时,谈到韶关事件,一位新疆本地的汉族同行这样说:“你让天生经商的民族去种地,去打工,这和组织贩黑奴贩猪仔有什么差别,新疆的石油工业不允许维族染指,却假惺惺让人家去广东打工。中石油在非洲都不敢这么干,非洲规定必须雇佣本地多少工人,就这样,苏丹反政府武装仍然不干,认为中国人抢了他们,才绑架中国工人。”

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对各自在国家所处地位感受截然相反的例子,并非只有今天的中国,当年苏联的情形与今天的中国几乎完全一样。但专制国家并非总是如此。伊力哈木曾对我说,毛泽东的时代,新疆的民族关系比现在好得多,相比之下,也有真正的民族平等,对毛泽东的意识形态他纵有千般不喜欢,也因为这点会怀念那个时代,会感谢毛。立在喀什噶尔清真寺对面的毛泽东像,据说是因为当地人阻拦才没有像其他地方那样在二三十年前消失。认为毛的时代民族关系比今天更好,在新疆几乎是各民族的共识。然而,解释却千差万别,最愚昧疯狂的,莫过于认为那个时代的民族关系是靠王震的枪杆子出政权的结果。

在我个人看,无论你认为中国今天的民族政策有多糟糕,汉族是一个多么缺乏与异族拥有共同生活经验的民族,尤其是与文化、种族有迥然差别的民族,但中共建立政权后,它的民族政策和民族理论大幅提高了汉族人的政治文明水平,在观念上,是革命性的巨大进步。甚至它在一段时间里,可以因民族政策实际执行的效果,有足够自信去嘲笑某些西方发达国家。此前,乌鲁木齐的名字是带有民族歧视色彩的“迪化”,它是一座长期执行赤裸裸的种族歧视政策的城市。

然而,毛时代实现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用的是复杂问题简单处理的手段,即国家控制了一切社会资源,控制了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生老病死。高度意识形态的政党,以超民族面貌出现,它只要在社会资源的调控和对社会成员的控制上,采取均等和稍稍的向少数民族倾斜的政策,就必然会赢得各个民族的基本认同。但这种社会组织却是以低效率和高昂成本运行的社会,它必然无法维系。

改革开放后,民族政策中甚至加大了倾斜的力度和具体范围,但社会的资源分配和机会分配,显然已远非国家能直接掌控,在民族自治区,民族政策的调整范畴应适用于一切领域,而非只由地方政府直接掌控的政府机关以及文教卫和国有企业,但问题是在这个国家,有些法律是永远只写在纸面上的。而不在其调整范围的地方,市场经济追求效率的必然逻辑下,只要是市场机会认为雇佣汉人就更便捷,便会无情地排斥少数民族。如果加上当地国家机器的加速腐败,资本对权力的腐蚀,央企对地方的掠夺。纵然真有对少数民族的千般照顾,维吾尔族人的日益被边缘化和生存空间日益狭小,便是无法阻挡的自然趋势。

76日凌晨,我和C两人守在线上,一边互相报知对方最新信息,一边讨论新疆民族问题的症结和由来。C的家在乌鲁木齐领饭巷和新华南路一带的维族聚集区,他父母住在一幢混居着维汉两个民族的居民楼,他的父母在外面沸反盈天的喧闹声中坐卧不宁。C说,无论如何,我下次回去一定要让父母亲搬离那里,今夜之后,两个民族肯定会埋下新的仇恨的种子,那里绝对不能再住了。

同时在线的,还有一年前我在乌鲁木齐碰到的大牛,他感慨道:“不幸一语成谶,《乌鲁木齐篇:找个肩头痛哭一晚》。我特别难过,像我们去年奥运会前的那次二道桥大酒,会不会成为绝唱?”

77日,更大规模的骚乱。在紧张焦虑和难以言传的伤痛中,我突然想起我竟然又忘记了写杨增新这个人。我用心寻找这个人的资料,是因为几年前在一个论坛潜水时,看到一个向上级政府反应地方民族政策问题的公开信,第一自然段中就出现了当年“杨增新将军”如何如何的字样。这个192877日遇刺身亡的人,居然在80多年后还被人记起,这是怎样一个传奇的人物。在包尔汗、广厚的回忆录中,对这个云南蒙自人平静、诚恳的怀念和追忆之情颇能动人。我曾和伊力哈木争论过这个人,伊力哈木认为他是个搞愚民政策的混蛋,在我看,他是中国旧文化训练出来的杰出统人物,只有曾国藩堪与之相比。我一直想为之写个长篇,告诉迷信枪杆子的愤青,无论是在民族问题还是对外争取平等上,有一种力量、智慧和艺术,是他们完全不懂的。

78日凌晨,伊力哈木被捕。我第一次与伊力哈木深谈时,就有强烈为他写传记的冲动,一半是对这个人的传奇和能量的由衷崇拜,一半是为他身上的东西所打动。

我做事从来喜欢拖拉,但我在内心答应自己的这篇关于伊力哈木的文章,拖拖拉拉却是由于某种隐约的怕,就像我始终不愿靠他太近的缘故。从伊力哈木给我电话开始,我枯坐一夜,很多东西想写,让我坐立难安,却敲不出几行文字。连续不眠,终才写出半篇,却为发布与否犹犹豫豫,我征求意见,只为获得鼓励。这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当所有的人都建议不发时,我发现,专政的恐惧在于人内心中自身的恐惧,恐惧是会互相传染的,这个是可以克服的。

当我回拨伊力哈木的电话,总是提示已转移至人工呼叫时,我发给他一条短信,希望他还能看到:“你一定要坚持住,好好活着。”

再见,伊力哈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