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重壓迫

——略談新疆

廖化

在新疆騷亂發生之後兩周,721日,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吳仕民在新聞發佈會上說:「中國的民族政策實質是促進各民族團結、各民族平等、各民族和諧的政策,所以它和暴力事件毫無關聯。」一句話,就是共產黨沒有絲毫錯誤;有錯都是別人,是三股勢力的錯。

錯在民族自治?

中國政府當然大錯特錯。首先,它連所承諾的民族自治都沒有落實;其次,它也沒有落實宗教自由。而它這樣做的背後原因,就是暗中推行強迫漢化。

兩位大陸學者徐曉萍、金鑫所著的〈中國民族問題報告〉沒有根本質疑中共的民族政策,但是在談到1984年的區域自治法的時候指出,「這部法規還是過於籠統」,後來雖然有再制定補充條例,但是基本上只涉及「婚姻、繼承、選舉、計劃生育、義務教育等」,而「自治地方特別需要的財稅、金融、外貿、資源開發等經濟領域的補充規定尚付闕如。」其次,自治法所規定的自治權,「其實這些權利在任何一個其他非民族自治地方也都毫無爭議地享有。甚至在沿海一些地方,他們的經濟自主權要遠遠大於民族自治地方。尤其是對資源的開發,民族自治地方的權利有限。」關於後一點,對於我們理解今日的民族危機非常重要。

在七五事件之後,有些漢人評論家,往往不論思想傾向,在所謂反思民族衝突的時候,不是循名責實,批評政府拒不落實民族自治,而是遷就政府埋葬民族自治的現實,進而怪罪於民族自治本身。他們不約而同地說:

「民族自治造成民族隔閡,加深民族對立,阻止民族融合。民族自治實質是民族隔離、民族分化。」(署名「華北電力」)

「經驗表明,即使是民族自治制度仍然過於理想。過於理想式的民族政策不僅不利於國家的整合和民族的融合,反而經常會演變成民族分離的制度基礎。」(鄭永年,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

拿民族自治不利於民族融合的所謂理由來反對民族自治是非常可笑的。首先,民族融合是用來形容歷史上各民族在日益密切交往下、互相同化的情況。所以民族融合涉及的時間跨度非常長,並非靠特定時期的統治者可以人為達成的。我們這一代人最多可以採取一些促進融合的政策,而不是幻想可以在這一代人去完成。而促進的政策,必須以充分尊重少數民族的權利為前提,而民族自治是最起碼的權利。促進的政策也可以包括族群共融(ethnic integration),就是推動各族群在職業、教育、居住各方面共融,並為此保證機會平等,反對任何隔離政策(從前的美國和現在的中國都在不同程度上實行隔離——例如在學校分為藏人、維人班和漢人班)。任何人靠否定民族自治來造成「民族融合」,其實是民族融合的促退派,是打著民族融合的旗子來實行強迫漢化而已。

鄭永年所說的「完全實現自治,就和自決並沒有多大的差別,而自決又和獨立可以等同起來」更加離譜。出於大學教授之口實在匪夷所思。鄧小平的一國兩制,容許香港實行「高度自治」,不就等於鄧小平主張香港獨立嗎?鄧小平說台灣的自治可以高到保留自己的軍隊,就更加是搞台獨了。或者鄭永年會自辯道,「我只說完全自治才變成獨立,沒說高度自治也會」。問題是誰主張過等於獨立的「完全自治」?何謂「完全自治」?如果學者可以隨便把自己發明的無限誇大之詞強加於對手,那麼任誰都可以拿「完全民主等於無政府主義」來證明民主行不通。這還有甚麼認真的辯論可言?

更可笑的是有些評論者把中國的民族自治當成是中共當年從蘇聯那裡學回來的、不切實際的東西。其實中共那種有名無實的民族自治根本不用向誰學習。稍微涉獵過當代歷史的人都知道,蘇聯當時在民族問題上所採取的立場,最為重要和大膽的不是關於民族自治,而是民族自決;在這個原則下,沙俄統治下的原有各少數民族,都享有加入或者退出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的權利。這不是鼓勵分裂,而是保障蘇聯各民族的聯合是真正建基於自願而非強迫的原則之上。後來在斯大林的專制主義下,蘇聯的民族自決權名存實亡。到了中共,早在抗戰時代更是徹底拋棄其早期的民族自決的主張,而後退為主張民族自治;建國後中共更實際上將之閹割。現在這些漢人評論家不去責難中共背棄原則,反而說民族自治不切實際,實際上是助紂為虐。

那些反對民族自治的人愛舉出美國為例子:人家都沒有實行民族自治啊,結果令到美國變成民族大熔爐,沒有民族分裂主義了。的確,對於大漢族主義者來說,美國是典範:先把美洲原住民殺個八九成,你們還能不「融合」嗎?

根據民主原則,人類社群聯合為國家,都應該以自願同意為基礎。少數民族,特別是有明顯聚居區域的少數民族,理所當然享有民族自決權。如果經過民主談判之後,少數民族願意加入這個國家,但保留區域上的自治,也是很合情合理的要求。中共對少數民族連低度自治也否定,就是民族壓迫和強迫漢化,罪在中共。

宗教不自由

宗教自由的落實情況也基本一樣。例如禁止18歲以下的公民進入清真寺,就違反宗教自由。其實,在政教分離原則下,只要做到所有公立學校都不能規定任何宗教為必修科目就夠了,根本沒有需要也沒有理由對未成年人的宗教自由作出這種限制。

中共的官方文件總是吹噓自己怎麼尊重宗教自由,其實一看細節就會露出馬腳。而再落實到基層,就連紙上的尊重也談不到了。王力雄在他的《我的西域,你的東土》一書記載了他在一間鄉村學校看到的宣傳畫和文字,標題是“關於非法宗教活動的二十三種表現”。其中包括:

一、私辦經文學校;

二、按傳統方式主持婚姻;

三、縱容學生禮拜;

四、在官方之外組織朝覲;

五、擅自興建宗教場所;

六、沒有官方證書主持宗教活動;

七、跨地區宗教活動;

八、印發宗教宣傳品;

九、接受國外宗教捐贈;

十、到國外進行宗教活動;

十一、隨意發展教徒;

十二、攻擊愛國宗教人士;

十三、國外的宗教滲透;

十四、散佈與官方不一致的言論;

十五、集會示威遊行等;

這十五條無一不違反基本公民權利,而這就是維吾爾人日常所享受到的「宗教自由」了。

官僚資本主義下的新疆

中共的民族矛盾並不始於今天,為甚麼現在會越演越烈?這同改革開放之後中共的資本主義道路越走越遠直接有關。當它自己也變成為官僚資本的黨之後,它就越來越把新疆看成為大發資源財的對象。這種動機是毛時代沒有的。為了做世界血汗工廠,中國已經從過去石油自給自足變為一半消費量依靠入口。爭奪世界石油資源成為重要國策。那當然也意味加強開採本國石油資源。目前石油及天然氣開採業佔新疆總工業產值,已經達到34.1%,石油及和原料處理則佔22%。兩者相加超過工業產值一半。而新疆的石油和天然氣儲存量估計分別達到209億噸和10.85萬億立方米,分別佔中國內陸石油儲存量的25.5%27.9%。近年來中油和中石化公司均雄心勃勃加快開採石油和天然氣。如果再加上每年用管道從哈薩克經新疆送到全國的2千萬噸原油,那麼,到了2010年新疆就成為全國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氣供應基地。

可是當地人民從自然資源的開採中獲益很少。上引的〈中國民族問題報告〉提供這樣的資料:

「民族地區資源開發的補償問題,根據1986年頒佈的〈礦產資源法〉,雖然石油和其他各種礦產的礦山企業必須支付屬於所有者權益的資源稅和資源補償費,然而兩項相加平均只有1.8%,遠低於美國陸地石油12.5%,海上石油16.7%和其他礦產5%-8%的資源稅率。……絕大多數當地群眾沒有從資源開採中獲得相應的利益,但卻要承擔生態環境惡化所帶來的諸多不良後果。」

8月底的金融時報的報道,2005年新疆自治區政府僅從石油業所上繳的148億元人民幣的各種稅款中獲得2.4億元人民幣。

就是連石油企業或者其他國企的就業機會也很少留給維族人。這是維族人失業嚴重的原因之一。最近無理被捕的中央民族大學經濟學院的教授伊力哈木土赫提有一篇文章,題目是〈新疆經濟發展與民族關係〉,其中談到失業問題:

「其實新疆勞動力就業矛盾早就發生了,在少數民族尤其是維吾爾族聚居的城鎮和鄉村尤其嚴重。同時,國家在新疆興建的一批批工業企業及新墾區,新城鎮總伴隨著東部大量人口的移入,而幾乎沒有吸收當地少數民族勞動人口。而與此同時沒有能夠或忽視少數民族聚居的老城鎮和鄉村的各項投入。在制定地區發展計劃,預算分配方面和資源使用等方面,新疆少數民族處於被邊緣化的極不平等的態勢。根據中央和自治區政府的發展計劃,經濟發展落後的新疆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和城鄉沒被列入任何發展計劃,工業化未給予任何考慮。在廣大南疆少數民族聚居區未開辦一家有規模的企業。因此,撥給少數民族聚居地區的發展預算僅佔預算總額的極小部分。某種意義上講,新疆少數民族沒有很好的分享新疆經濟發展的果實。」

改革開放之後,新疆維吾爾人中間無疑也出現了兩極分化,更有像熱比亞那樣的大資本家。但是同漢人資本家比較,特別同官僚資本為背景的來比較,無論在數量上還是在實力上真是小巫見大巫。據王力雄說,擁有七成礦泉水市場佔有率的「新疆雪百真冰川水」就是由新疆書記王樂泉的女婿開的。這些官僚資本也從近年來的各種基礎建設和改建舊區中發了大財。新疆的旅遊業也由漢族企業佔主導。連一些生產清真食品的大企業也是由漢族人、而不是維吾爾族人經營的。

對於少數民族中的勞動群眾來說,除了一層民族壓迫之外,還加上一層階級壓迫。但由於種族歧視,在就業上百般排斥維吾爾工人,所以這種階級壓迫比較少表現在直接的僱傭勞動關係上,而是較多表現在對新疆的資源掠奪和霸佔市場上。在這點上面,新疆可能比較西藏情況更為嚴重。

20097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