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压迫

——略谈新疆

廖化

在新疆骚乱发生之后两周,721日,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吴仕民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国的民族政策实质是促进各民族团结、各民族平等、各民族和谐的政策,所以它和暴力事件毫无关联。」一句话,就是共产党没有丝毫错误;有错都是别人,是三股势力的错。

错在民族自治?

中国政府当然大错特错。首先,它连所承诺的民族自治都没有落实;其次,它也没有落实宗教自由。而它这样做的背后原因,就是暗中推行强迫汉化。

两位大陆学者徐晓萍、金鑫所著的〈中国民族问题报告〉没有根本质疑中共的民族政策,但是在谈到1984年的区域自治法的时候指出,「这部法规还是过于笼统」,后来虽然有再制定补充条例,但是基本上只涉及「婚姻、继承、选举、计划生育、义务教育等」,而「自治地方特别需要的财税、金融、外贸、资源开发等经济领域的补充规定尚付阙如。」其次,自治法所规定的自治权,「其实这些权利在任何一个其它非民族自治地方也都毫无争议地享有。甚至在沿海一些地方,他们的经济自主权要远远大于民族自治地方。尤其是对资源的开发,民族自治地方的权利有限。」关于后一点,对于我们理解今日的民族危机非常重要。

在七五事件之后,有些汉人评论家,往往不论思想倾向,在所谓反思民族冲突的时候,不是循名责实,批评政府拒不落实民族自治,而是迁就政府埋葬民族自治的现实,进而怪罪于民族自治本身。他们不约而同地说:

「民族自治造成民族隔阂,加深民族对立,阻止民族融合。民族自治实质是民族隔离、民族分化。」(署名「华北电力」)

「经验表明,即使是民族自治制度仍然过于理想。过于理想式的民族政策不仅不利于国家的整合和民族的融合,反而经常会演变成民族分离的制度基础。」(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拿民族自治不利于民族融合的所谓理由来反对民族自治是非常可笑的。首先,民族融合是用来形容历史上各民族在日益密切交往下、互相同化的情况。所以民族融合涉及的时间跨度非常长,并非靠特定时期的统治者可以人为达成的。我们这一代人最多可以采取一些促进融合的政策,而不是幻想可以在这一代人去完成。而促进的政策,必须以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的权利为前提,而民族自治是最起码的权利。促进的政策也可以包括族群共融(ethnic integration),就是推动各族群在职业、教育、居住各方面共融,并为此保证机会平等,反对任何隔离政策(从前的美国和现在的中国都在不同程度上实行隔离——例如在学校分为藏人、维人班和汉人班)。任何人靠否定民族自治来造成「民族融合」,其实是民族融合的促退派,是打着民族融合的旗子来实行强迫汉化而已。

郑永年所说的「完全实现自治,就和自决并没有多大的差别,而自决又和独立可以等同起来」更加离谱。出于大学教授之口实在匪夷所思。邓小平的一国两制,容许香港实行「高度自治」,不就等于邓小平主张香港独立吗?邓小平说台湾的自治可以高到保留自己的军队,就更加是搞台独了。或者郑永年会自辩道,「我只说完全自治才变成独立,没说高度自治也会」。问题是谁主张过等于独立的「完全自治」?何谓「完全自治」?如果学者可以随便把自己发明的无限夸大之词强加于对手,那么任谁都可以拿「完全民主等于无政府主义」来证明民主行不通。这还有甚么认真的辩论可言?

更可笑的是有些评论者把中国的民族自治当成是中共当年从苏联那里学回来的、不切实际的东西。其实中共那种有名无实的民族自治根本不用向谁学习。稍微涉猎过当代历史的人都知道,苏联当时在民族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最为重要和大胆的不是关于民族自治,而是民族自决;在这个原则下,沙俄统治下的原有各少数民族,都享有加入或者退出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的权利。这不是鼓励分裂,而是保障苏联各民族的联合是真正建基于自愿而非强迫的原则之上。后来在斯大林的专制主义下,苏联的民族自决权名存实亡。到了中共,早在抗战时代更是彻底抛弃其早期的民族自决的主张,而后退为主张民族自治;建国后中共更实际上将之阉割。现在这些汉人评论家不去责难中共背弃原则,反而说民族自治不切实际,实际上是助纣为虐。

那些反对民族自治的人爱举出美国为例子:人家都没有实行民族自治啊,结果令到美国变成民族大熔炉,没有民族分裂主义了。的确,对于大汉族主义者来说,美国是典范:先把美洲原住民杀个八九成,你们还能不「融合」吗?

根据民主原则,人类社群联合为国家,都应该以自愿同意为基础。少数民族,特别是有明显聚居区域的少数民族,理所当然享有民族自决权。如果经过民主谈判之后,少数民族愿意加入这个国家,但保留区域上的自治,也是很合情合理的要求。中共对少数民族连低度自治也否定,就是民族压迫和强迫汉化,罪在中共。

宗教不自由

宗教自由的落实情况也基本一样。例如禁止18岁以下的公民进入清真寺,就违反宗教自由。其实,在政教分离原则下,只要做到所有公立学校都不能规定任何宗教为必修科目就够了,根本没有需要也没有理由对未成年人的宗教自由作出这种限制。

中共的官方文件总是吹嘘自己怎么尊重宗教自由,其实一看细节就会露出马脚。而再落实到基层,就连纸上的尊重也谈不到了。王力雄在他的《我的西域,你的东土》一书记载了他在一间乡村学校看到的宣传画和文字,标题是“关于非法宗教活动的二十三种表现”。其中包括:

一、私办经文学校;

二、按传统方式主持婚姻;

三、纵容学生礼拜;

四、在官方之外组织朝觐;

五、擅自兴建宗教场所;

六、没有官方证书主持宗教活动;

七、跨地区宗教活动;

八、印发宗教宣传品;

九、接受国外宗教捐赠;

十、到国外进行宗教活动;

十一、随意发展教徒;

十二、攻击爱国宗教人士;

十三、国外的宗教渗透;

十四、散布与官方不一致的言论;

十五、集会示威游行等;

这十五条无一不违反基本公民权利,而这就是维吾尔人日常所享受到的「宗教自由」了。

官僚资本主义下的新疆

中共的民族矛盾并不始于今天,为甚么现在会越演越烈?这同改革开放之后中共的资本主义道路越走越远直接有关。当它自己也变成为官僚资本的党之后,它就越来越把新疆看成为大发资源财的对象。这种动机是毛时代没有的。为了做世界血汗工厂,中国已经从过去石油自给自足变为一半消费量依靠入口。争夺世界石油资源成为重要国策。那当然也意味加强开采本国石油资源。目前石油及天然气开采业占新疆总工业产值,已经达到34.1%,石油及和原料处理则占22%。两者相加超过工业产值一半。而新疆的石油和天然气储存量估计分别达到209亿吨和10.85万亿立方米,分别占中国内陆石油储存量的25.5%27.9%。近年来中油和中石化公司均雄心勃勃加快开采石油和天然气。如果再加上每年用管道从哈萨克经新疆送到全国的2千万吨原油,那么,到了2010年新疆就成为全国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基地。

可是当地人民从自然资源的开采中获益很少。上引的〈中国民族问题报告〉提供这样的数据:

「民族地区资源开发的补偿问题,根据1986年颁布的〈矿产资源法〉,虽然石油和其它各种矿产的矿山企业必须支付属于所有者权益的资源税和资源补偿费,然而两项相加平均只有1.8%,远低于美国陆地石油12.5%,海上石油16.7%和其它矿产5%-8%的资源税率。……绝大多数当地群众没有从资源开采中获得相应的利益,但却要承担生态环境恶化所带来的诸多不良后果。」

8月底的金融时报的报道,2005年新疆自治区政府仅从石油业所上缴的148亿元人民币的各种税款中获得2.4亿元人民币。

就是连石油企业或者其它国企的就业机会也很少留给维族人。这是维族人失业严重的原因之一。最近无理被捕的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的教授伊力哈木土赫提有一篇文章,题目是〈新疆经济发展与民族关系〉,其中谈到失业问题:

「其实新疆劳动力就业矛盾早就发生了,在少数民族尤其是维吾尔族聚居的城镇和乡村尤其严重。同时,国家在新疆兴建的一批批工业企业及新垦区,新城镇总伴随着东部大量人口的移入,而几乎没有吸收当地少数民族劳动人口。而与此同时没有能够或忽视少数民族聚居的老城镇和乡村的各项投入。在制定地区发展计划,预算分配方面和资源使用等方面,新疆少数民族处于被边缘化的极不平等的态势。根据中央和自治区政府的发展计划,经济发展落后的新疆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和城乡没被列入任何发展计划,工业化未给予任何考虑。在广大南疆少数民族聚居区未开办一家有规模的企业。因此,拨给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发展预算仅占预算总额的极小部分。某种意义上讲,新疆少数民族没有很好的分享新疆经济发展的果实。」

改革开放之后,新疆维吾尔人中间无疑也出现了两极分化,更有像热比亚那样的大资本家。但是同汉人资本家比较,特别同官僚资本为背景的来比较,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实力上真是小巫见大巫。据王力雄说,拥有七成矿泉水市场占有率的「新疆雪百真冰川水」就是由新疆书记王乐泉的女婿开的。这些官僚资本也从近年来的各种基础建设和改建旧区中发了大财。新疆的旅游业也由汉族企业占主导。连一些生产清真食品的大企业也是由汉族人、而不是维吾尔族人经营的。

对于少数民族中的劳动群众来说,除了一层民族压迫之外,还加上一层阶级压迫。但由于种族歧视,在就业上百般排斥维吾尔工人,所以这种阶级压迫比较少表现在直接的雇佣劳动关系上,而是较多表现在对新疆的资源掠夺和霸占市场上。在这点上面,新疆可能比较西藏情况更为严重。

20097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