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世界資本主義體系面臨四大危機

Four Crises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 Capitalist System

[美]威廉K.塔布
William K. Tabb

唐科譯

轉載自《國外理論動態》

美刊《每月評論》200810月號刊登了美國著名左翼學者威廉•K塔布題為《當代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四大危機》的文章,認為金融危機、美國實力的相對衰落、新的力量中心的崛起和資源、生態危機對戰後建立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構成巨大挑戰,這四大挑戰將導致世界政治經濟版圖激劇重組。文章內容如下。

世界資本主義體系面臨的第一個危機是金融體系的動盪,這已嚴重影響了美國經濟,並在世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這種危機正加深著人們對英美主流經濟體系的不信任。

第二個危機是美國領導的帝國主義的危機,由於奉行優先以戰爭改變他國的制度,並且國際金融和貿易制度(即我們所知的“華盛頓共識”)越來越受到有效的抵制,致使帝國主義已不被信任。由於新自由主義難以估量的危害,並且它還繼續為害,因此,它在意識形態上已處於守勢。第三個危機是,在原先的資本主義體系的邊緣地區,出現了新的權力中心,新中心釋放出的力量,為那些希望與美國斷絕關係的國家施展策略提供了空間。第四個危機關乎資源的利用、生活必需品的不公平分配以及難以持續的增長模式。

第一大危機:金融化和金融危機

目前的金融危機將導致多大損失仍有待考察,但它的危害已經極其廣泛。在體制危機的層面上,重要的問題不是經濟上要付出代價,以及挽救它要怎樣依賴納稅人來緊急救市,而是金融資本主義本身能否繼續存在。《金融時報》的資深經濟專欄作家馬丁•沃爾夫寫道,資本主義已經“變成了全球金融資本主義”。《每月評論》的編輯約翰•貝拉米•福斯特認為,金融化導致了資本主義壟斷階段的一個新“壟斷一金融資本時期”。金融資本以一種新的方式,越來越多地佔有了生產過程中所創造的剩餘,不但在世界體系的核心地帶是這樣,在邊緣地帶也是如此。

整個美國金融行業在2004年所創造的利潤是3000億美元,而國內所有非金融行業創造的利潤是5340億美元,也就是說,金融行業創造了所有國內企業利潤的大約40%。在四十年前,它們所創造的利潤不到所有國內企業利潤的2%,這極為明顯地表明瞭美國政治經濟中金融化的增長。這種增長既是經濟上的,又是政治上的,因為金融部門已經取得了對其他經濟部門的操控,實際上也取得了指揮債務人、弱勢公司和政府的權力。由於它的權力增長,它可以要求在更大程度上不受管制,從而使得它進一步膨脹,並危及更大的經濟系統的穩定性。

金融體系似乎已產生了一種新的、魔術般的“貨幣一貨幣”循環,在此循環中,僅用貨幣本身就能製造出貨幣來,而無需實際生產的介入。人們認為積累的新秘密是杠杆作用和風險管理,這允許人們購買有望獲得高回報的資產,即使他們要承擔更高的風險,並且舉債的數目是投資者所擁有的資產的許多倍——也許是十倍、二十倍、三十倍,在某些情況下會達到一百倍。在如此高的杠杆作用下,即使是價格的微小上升,也能讓最初的投資得到巨大的利潤回報。考慮到市場是全球性的,貨幣可能以日元的形式以低利率被貸出,並被投資於高回報的美國金融資產、垃圾債券以及各種形式的衍生物。

只要資產的價格上升,不管它是以債務抵押債券(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s)形式存在的大批量的抵押品,還是更加奇異的物品,投資者都能賺很多錢。這刺激了其他人如法炮製,並競相提高購買資產的價格。這些資產價格的上升又使得更大規模的借款購買成為可能,由此進一步提高了競價,這就產生出了快速膨脹的生產泡沫,而這些泡沫最終是會爆裂的。作為一種積累戰略,金融化不但導致了金融市場的崩潰,帶來嚴峻的危機,而且使美國處於和那些欠了外債的窮國相似的位置——它的貨幣貶值,它的貿易政策向精英傾斜,它的政府要求一些納稅人出更多的錢以使金融系統進行資本重組,同時卻向富人和公司實行更多的減稅。

在大多數討論中,債務抵押債券都被當成是極為有害的,但金融化的一個重要特徵是債務本身的增長:包括政府債務(很多政府債務是軍事開支、減稅和其他“刺激”公司和富人的措施的結果)、各種消費債務和公司債務。債務的激增激勵了一種具有強烈停滯傾向的經濟。階級社會的不合理性在於,公司積累的利潤不會再投資於人民和社會所需要的產品的生產上,因為產業階級的購買力是有限的,而且公司中的富人不會向政府部門付稅,以便後者能夠提供人們所需要的公共產品。

在一個不合理的社會結構中,生產過剩與社會需求得不到滿足並存,是這個體系的特徵,資本利用它的階級力量,並挑動工人階級互相反對,其結果就是處處都給予工人壓力,迫使他們接受更低的報酬。由資本佔有的剩餘價值不能在生產領域找到出路,就湧入了金融投機領域,在那裡,它被吸進投機的泡沫中,這些泡沫終將破裂,並在整個經濟領域中造成混亂和痛苦。

除了這些普遍趨勢,還有金融化和正在加深的不平等以及絕大多數工人階級民眾的財產逐漸減少,這是因為基礎產品——家庭取暖用油、汽油、衛生保健和食品——的價格不斷上漲。在美國這個股東資本主義的勝利被極端化的地方(股東資本主義與“利益相關者的資本主義”相反,在後者中,工人、社區和公眾也被認為是利益團體,他們的觀點和需要在很大程度上被認為是應當予以考慮的),工人受到最大限度的壓榨。

在布什任總統期間,美國在五個製造業領域中喪失了第一的位置。工資被壓低了,退休金福利減少了,衛生保健的負擔被轉嫁給了工人和他們的家庭,僱員被迫從事兼職工作,他們作為“臨時工”而被僱用和解僱,諸如此類的情況都是為了實現利潤目標,並且為公司所背負的巨大債務融資,這些債務是由於廣泛存在的借貸以從事金融收購業務而產生的。更多的人從事兼職工作或作為臨時工,對他們孩子的未來感到悲觀。他們認為他們的政府被公司和富人們控制了。

大眾中廣泛存在的悲觀主義被證明是對的。因為三個相互影響的趨勢使得大多數美國工人的前景黯淡。第一個趨勢是生產和服務的持續全球化,並轉向低工資地區。技術含量少的工作可以在其他地方以更小的成本完成。而且,無論教育程度多高,也不能保證工作機會不外流到印度、中國、東歐和其他地區受到良好教育的工人手中。第二,技術增加了每個工人的產出,意味著每個工人能生產得更多,當對產出的需要不能和他們的生產率增長得一樣快時,需要的工人數就會更少。我們可以在汽車和鋼鐵等基礎工業中發現這種趨勢,這些產業從前僱用的工人遠比現在為多。第三,就業人數增加的行業大部分是低工資的、沒有工會組織的單調乏味的低薪工作。而且,對工會不留情的攻擊(源於羅納德•里根破壞空中交通管理人員工會)為使用替代工人以破壞罷工開創了先例,更不要說企業主還有解僱工人的能力了——這是由於全國勞工關係委員會對此漠不關心導致的。

英美的金融專門知識被認為能保證經濟的持續繁榮。資本在各自的國家中率先經歷了金融化的成長後,還利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為中介,通過大量的借債,將它的金融制度和規則強加給發展中國家,資本正在將金融業務推進到所謂的新興市場。諷刺的是,現在我們看到了華爾街的災難,以及國外主權財富基金和其他投資者不得不拯救美國這個金融帝國的支柱。我們應當如何理解這種矛盾的發展現象呢?這是一個政治問題,它的答案和任何其他的經濟問題一樣,是因為一小撮精英以多數人為代價實現他們的利益。解決的辦法不是如何讓他們繼續這樣做,而是如何利用社會管理,使他們不這樣做。

問題是,這些現象的反對者(在美國是民主黨,在歐洲是社會民主黨,以及各地都存在的第三條道路的奉行者),在本質上都接受了資本的權力,喪失了對工人的尊重,所以,如果工人想捍衛自己的利益,改變社會關係(這種社會關係使他們在將來只可能受到進一步的剝削),他們就必須通過建立反資本主義的政黨自我組織起來。在德國的左翼黨(比社會民主黨左得多的政黨)身上,我們看到了這種政黨的一個成功範例,它正成為國家政治中的一種力量。本文後面會提到,在拉美這個新自由主義的災害持續最久的大洲,大眾支持許多左翼政黨,它們有望在某種程度上斷絕與資本主義的社會關係。

第二大危機:美利堅帝國正在喪失霸權

美利堅帝國最近已經歷了兩大失敗: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受到懷疑,以及對華盛頓傲慢的軍國主義所帶來的令人震驚的、恐怖的暴力行為的強烈反感。我認為,對為所欲為的霸權主義和那些自認為他們有能力單方面主宰世界的統治階級來說,這種日益增長的譴責應當被列為一種危機。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失敗後,以布什為首的傲慢的新保守派已失去了人們的信任,他們的戰爭和征服計劃已受到質疑,也許現在會被大多數美國人所拒絕。

這個統治階級中的一個派系將有利於美國的國際貿易和金融制度視為解決問題的關鍵。另一派系則威脅說要採取軍事行動來重塑和強行實施美國的霸權。美國統治階級總是兩種戰略雙管齊下,但二者之間的平衡則視國際和國內政治的狀況而定。統治階級中的這兩個主要的思想派別可以從最近的兩位總統當政期間最強有力的內閣人物和政策中得到體現。比爾•克林頓政府中的關鍵人物是財政部長羅伯特•魯賓,在布什任內,最強有力的人物則是國防部長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

當然,政府中的主導人物是副總統切尼,他對帝國的總統和一小撮精英的利益無比忠誠,準備使用一切必要的方式來威脅或毀滅國內外的反對者。對克林頓來說,儘管美國顯示力量和使用暴力是重要的,但傳播“華盛頓共識”的關鍵是外交政策。在布什統治下,外交政策變成了打擊和威懾。今天,兩種戰略在很大程度上都極其不成功。“華盛頓共識”未能帶來發展,這已被廣泛認同,儘管在20世紀8090年代它被強加給許多國家,現在它卻在世界範圍內被有效地抵制。另外,這並不意味著兩種政策沒有造成破壞,並且不會繼續造成嚴重破壞。

讓我先簡要評論一下美國的軍國主義,然後再更全面地評論“華盛頓共識”的破產。美國人被謊言拖進了伊拉克戰爭,現在不再相信對伊拉克的攻擊是件好事情。現在出現了一種認識,即美國不但輸掉了伊拉克,而且阿富汗的狀況進一步表明,美國無力實施佔領和強制性改變制度以及加強帝國主義的穩定性。人們越來越意識到這種冒險主義正在搞垮這個國家,而與此同時,需要充足開支的國內急務,如衛生醫療和就業問題,必須被擺在優先位置,這個問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從內部挑戰美帝國主義。

很多美國人可能仍然支持對國家力量的迷信,因為美國還可以輕易戰勝虛弱的“敵人”。但是他們的生活充滿了持續不斷的、揮之不去的和代價高昂的不幸。很多人對“任務完成”這一字謎遊戲的反應已經從不安轉變到憤恨,即憎恨那些把他們當作愚民而隨意操縱的人。美國在伊拉克的帝國主義野心已經導致了民眾的反對,不但在國外如此,在國內這種反對之聲也日益高漲。在全球範圍內,這種主張已經完全失去了人們的信任。美國的信譽度和霸權的衰退是世界體系新現象當中的一個主要方面。

在去年東亞金融危機十周年之際,有兩點被廣泛提及。第一點是,人們認識到資本市場的自由化會導致不穩定性,而不會使經濟發展。即使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經濟學家們的研究也得出了這個結論,由IMF的首席經濟學家共同執筆的一篇論文總結說,如果考慮到另外一些因素,那麼人們就難以在金融整合與經濟增長間確立令人信服的聯繫。資本突然停止流入可能會導致災難。第二點是,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家和華爾街的利益推動了有害於債務國的政策,而金融家則從金融自由化中獲利。現在,並不是只有激進的左翼才持這一觀點。

在被迫接受“華盛頓共識”的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國家中,出現了“通過強佔進行積累”的過程,這是大衛•哈維所提出的一個概念。在這個過程中,工人被剝奪了他們的財產和權利。哈維所想到的是水、醫療和教育等曾經或應當被共同享有的物品的私有化。在私有市場中,這些物品的銷售剝奪了那些無力負擔的人的權利(他們本該有享用這些物品的權利)。這個詞是作為金融危機的後果而出現的。在將公共物品私有化的過程中,全球的國有經濟管理機構強行實行結構調整計劃,設立約束條件,通過債務剝奪人民,並放棄公共利益,將當地經濟自由化以滿足外國投資者和本國精英的利益。

當美國於2007年陷入麻煩之時,華盛頓開始救助金融機構,而不是使用它所提倡的並使用在其他國家身上的猛藥。相反,它降低了利率,並對那些應當對此次危機負責的人提供擔保。幾十年以來,美國一直在譴責第三世界的不完善的銀行結構和業務以及它們那種任人唯親的資本主義,現在,美國的金融系統也暴露出了它的無能為力。銀行風險評估模式所謂的精確性被證明不過是夢囈。這種不誠實在次貸市場上表現得比任何發展中國家都廣泛,美國財政部試圖組織卡特爾以阻止這一進程,以支撐房地產市場,並拯救抵押債務機構,使其免於崩潰,而不是讓金融資產的價值在透明的市場中找到它的平衡。這其中很多措施與財政部推薦給其他國家的作法是不同的。就像馬丁•沃爾夫所寫的:“過不了多久,人們就將聽到美國官員一本正經地宣講自由的金融市場的美德了。”當然,像南非這樣的國家將背上沉重的債務負擔,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得到姆貝基政府的擁護,然而,美國政府自己卻實行完全不同的政策。

在外交前線,也存在著擴大G8的建議,《金融時報》的首席政治評論家菲利浦•斯蒂芬建議吸收IBSA(印度、巴西和南非)國家,加上墨西哥和中國,使G8擴大到13國。根據世界銀行總裁羅伯特•佐利克所說的,之所以有這種擴大的想法,是因為這些國家正在轉變為“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或許,隨著所有權在全球範圍的相互滲透(最突出的例子是通過主權財富基金的相互滲透,但更常見的是通過世界規模的所有權的多樣化和精英間的相互影響不斷增加),世界經濟的重組正在產生一種更加有包容性的、超越國界的資產階級。

同時,對國內外日益增加的不平等以及資本的專橫的不滿,已經創造出了要求根本改變的局部性運動,人們還意識到,通過世界社會論壇這樣一些組織,另一種世界也是可能的。在當前危機時期,有人預測,南方國家政府很可能都會和傳統的帝國主義國家共命運,這使得它們面臨著日益增加的民眾壓力。

在拉丁美洲,經歷了多個軍政府和新自由主義政策的統治時期之後,在巴西領導下的共同市場協議已經對美國建立美洲自由貿易區的企圖構成了挑戰。如果看成一個單一市場的話,拉美是世界第六大經濟體。擁有2.6億人口和超過40000億美元的國內生產總值,它代表著一種強大的發展趨勢。

美洲玻利瓦爾替代發展計劃(BolivarianAlternative for Latin America [ALBA])更為激進,它不但提倡地區性的團結,而且要求在社會主義目標和思想的基礎上進行社會變革。2007年。共同市場協議國家和ALBA國家創建了南方銀行,以便為替代性發展提供金融工具。它以團結為前提,完全拒絕華盛頓的思想和控制。一些成員國還退出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南方銀行按一國一票原則進行運作,並且,它建立在委內瑞拉經濟和社會發展銀行的基礎上,贊成合作與集體所有權,對公有和社會性企業提供低於市場利率的貸款。它預計將擁有70億美元資本,它是對美國控制的布雷頓森林體系以及美國主宰的、新自由主義的美洲國際銀行的嚴重挑戰。

隨著左翼政府在這一地區上台執政,這種變化愈加明顯。2005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未償貸款中,南美洲佔80%。今天,這一地區只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全球貸款的1%不到。除南方銀行外,還有人談到要建立一種地區性的貨幣體系,以便雙邊貿易能用國內貨幣來結算,它的最終目標是在南美創立一種共同貨幣。

華盛頓共識的失敗和其他替代性權力中心的力量的增加——無論是左翼國家還是民族發展優先主義的右翼國家,都在重塑全球的政治經濟。美元地位的極大削弱也是很重要的——它從前的堅挺既是美國力量的結果,又是美國力量的來源。

我們現在正在見證夏爾•戴高樂曾經說過的美國“過分的權力”的喪失,這種權力來源於它是國際貨幣發行者這一身份。喬治•索羅斯在20081月的世界經濟論壇上說:“從根本上講,為期六十年的以美元為儲備貨幣的持續的信貸膨脹已經結束了。”美國所享有的能用本國貨幣進行貸款的優越地位,已經由於過多發行貨幣、巨大的經常項目逆差和外國持有美元的增加而削弱。這種狀況驅使美聯儲通過發行貨幣和降低利率以延緩金融崩潰,美聯儲的這種做法使得美元進一步貶值,並且鼓勵著人們進一步拋售美元。

當然,各地的經濟形勢都在惡化;在寫作本文之時,歐洲正面臨嚴重的經濟問題,而“能源經濟體”也陷入重大危機。美元的重新堅挺可能是其他各國問題更大的反映,而非美國經濟復蘇的反映。

第三大危機:新的權力中心的出現

讓我以更廣泛的視野,轉入非西方的經濟和政治角色興起這一世界歷史現象。2006年,新興市場國家第一次佔據了全球產出的50%以上。如果它們繼續以這種速度成長,可以預見,本世紀中期將會出現一個非常不同的世界。我預料,它們的興起將與19世紀末德國、俄國和日本的興起一樣意義非凡。2006年由普華永道所進行的一項研究指出,到2050年中國經濟按美元計算差不多會與美國並駕齊驅,而印度將成為第三大經濟體。一年後,高盛的研究者預言,中國將在2027年超過美國,而印度經濟將在2050年之前超過美國。投資銀行家們預言巴西的經濟規模到2050年將與日本一樣大,而印度尼西亞和墨西哥的經濟將超過英國和德國。

普華永道的研究者預測“E7”(巴西、中國、印度、印度尼西亞、墨西哥、俄羅斯和土耳其)的經濟總量將比目前的G7高出25%,並將驅動全球經濟的增長。無論我們如何設想這一預測的細節,毫無疑問,世界民族國家的經濟地位的重大變化即將到來。在國際經濟和政治中,這些新經濟體所起的作用將更為顯著。

中國的重要性怎樣評估都不過分。它已在世界的很多地區取得進展。舉例說來,胡錦濤在最近與48個非洲國家領導人所舉行的峰會中,保證要加倍援助這個大洲,取消33個國家的債務,並提供50億美元的特惠貸款。中國國家主席還訪問了拉丁美洲,這個洲正日益將它的貿易轉向亞洲。亞洲的其他發展,比如,由這個地區的財政部長提出的創建一種共同貨幣的動議,也對美元有著重要影響。

最近《外交政策》上的一篇文章是這樣開頭的:“亞洲北部正在變化之中,在經歷了美國六十年的優勢地位後,這一地區的力量平衡正在發生改變。美國處於相對衰落中,中國的地位在上升,日本和韓國則變化未定。”這種情況對華盛頓而言意義深遠。建立在尊重主權和經濟互利基礎上的“北京共識”引起了廣泛的興趣,它是通過巡航導彈和經濟威脅擴展民主和“自由”市場的華盛頓共識的替代方案。

問題的關鍵不是新興國家是否在進步,而是一個多極化的世界正在給另一些國家提供某種機會,在美國的霸權地位穩定之時,它們並沒有這種機會。科恩•哈利南所說的“權宜的合作”正在出現。中國、印度和俄羅斯之間進行合作的趨勢如果成熟了,將從華盛頓那裡實現全球實力的轉移。俄羅斯正在向印度和中國出售先進的軍事系統,並在能源領域進行合作。丹尼爾•德雷納在對外關係委員會的出版物《外交事務》的一篇文章中,描述了這種“可疑者的合作”,這包括從阿根廷、巴基斯坦到尼日利亞這些國家,以及反美主義的不結盟運動的復活,這種運動現在再次變得引人注目。因此,我們很可能正在進入一個新的時期,在這一時期,對進步中的國家來說,可能有更多的機會施展策略。

中國和印度獲得能源的需求是上海合作組織的一個議題,這一組織是2001年成立的,包括中國、俄羅斯和各“斯坦”國(烏茲別克斯坦、土庫曼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印度已加入了這一組織,伊朗、巴基斯坦、蒙古和阿富汗已成為觀察員國(美國被斷然拒絕了觀察員的位置)。上海合作組織已宣佈美國應當離開中東,並且它正在成為北約的反對者。儘管印度這樣的國家在全球施展策略時儘量左右逢源,但它已向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氣投資了幾百億美元。這些由對能源的需要而催生出的行動,影響了美國對伊朗動武的可能,並影響了美國在土庫曼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和阿塞拜疆的軍事基地的未來。中國不出幾年就將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費國,它正在全球範圍內極為積極地尋找能源供應地,實際上也在尋找其他商品的供應地。

新的“七姐妹”也出現了,這個詞是恩里克•馬泰的創造,用來指“二戰”後控制中東石油的七家英美石油公司。今天,它不再指埃克森石油公司、英荷殼牌公司和其他公司了。它指的是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委內瑞拉國家石油公司、巴西石油公司、沙特阿拉伯國家石油公司和馬來西亞石油公司這七大生產產商。當這些國有公司壓制英美的公司,迫使它們作出更多讓步時,資源民族主義很可能變得更加重要。“新七姐妹”的政治狀況當然各不相同,沙特阿拉伯是美國的堅定盟友,在其中是最有勢力的。委內瑞拉的石油被查韋斯政權所控制,這個政權試圖引導國家邁向21世紀社會主義,這是一個重要的發展,厄瓜多爾、秘魯和玻利維亞的新興國有化也是如此。普京接收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象徵著俄國熊的蘇醒。

第四大危機:資源和可持續發展

最後的、也許是最重大的危機是關鍵性資源如石油、食物和水的利用和分配。人類生活的可持續性是完全不會與本質上是浪費性的資本主義增長方式相一致的。

國際能源組織的刊物《世界能源展望》告訴我們,2030年,世界能源的需要量將比2005年增加50%(在經過了使用效率的改善後),而幾乎有四分之三的增長需求來自發展中國家,中國和印度佔需求增加量的45%。在2015年後,中國可能超過美國,成為這個星球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國,印度的排放量則佔世界的第三位(另一些研究則顯示中國已經是溫室氣體的最大排放國了)。

這裡有兩個具有重要意義的政治議題。第一個就是,美國和其他富國應當負擔發展中國家向可持續發展模式轉變的更多成本。第二個就是,必須要有一種人類發展的新模式,它以關心生態和社會正義為前提,這種模式必須在國際組織中佔據更突出的位置,現在這些國際組織似乎認為惟一重要的事是恐怖主義。世界人口的六分之一正享受著一種能源浪費型的生活方式。當對這種消費方式感興趣的成員增長時,這個星球上的問題就會增加。美國夢將變得更加昂貴,最後變得不可持續。目前的生產和消費方式不能被廣泛採用。

今天,世界人口死亡數的四分之一與環境問題有著某種聯繫,絕大多數犧牲者是窮人,他們已經由於營養不良和缺少醫療條件而變得虛弱。如果食品價格繼續上漲,營養不良將成為一個更加嚴重的問題。世界上有75%的窮人是農村人,他們絕大多數以農業為生。他們由於謀生不易,就大量湧入發展中國家的城市。有十億人現在生活在這些正在擴大的城市中的貧民窟裡。在那裡他們四處謀生,或成為街頭的小販,在邊緣掙扎著。農學家告訴我們,在這個世界上,幾乎每個國家的土壤、水和氣候資源都能為人們提供足夠的食物,使之有充足的飲食。然而,這需要充分的土地改革,以及技術和財政支持。在很少的地方,這種政策才得以實行。據說有將近一半的人受到糧食危機的影響。

一個更加有希望的方面是,我們正在看到有些國家拒絕了不向農業提供補助的主張,這種主張是世界銀行提出來的。馬拉維有許多年都在饑餓的邊緣徘徊,在2005年災難性的玉米歉收後,1300萬人中有500萬需要緊急食物援助,它決定向它的貧窮農民提供補助,由於它對農民的幫助,很快就有數十萬噸玉米出口,產量有了迅速增長。美國在宣稱堅持奉行自由市場原則的同時,卻向這些國家傾銷免稅和低價農產品,從而削弱了第三世界國家農民的競爭能力。

用玉米製造乙醇和用大豆製造內燃機燃料正在日益增加。大量新富裕起來的人消費肉食的欲望也在增加。因此,穀物越來越多地用於餵養牲畜而不是給人食用。《經濟學家》雜誌所計算的食品價格指數在2007年上漲了30%,並在2008年還將大幅上漲。穀物價格正以每年80%-90%的速度上漲。這已經引起了窮人們的抗議。

同時,對世界上的許多人來說,被稱作“美國餐”的精白麵粉、玉米甜味劑和以穀物飼養的動物脂肪正在取代傳統飲食。這些食物使人發胖,並且由於傳統食品中的複合營養被取代,如糖尿病一類的疾病也增加了。不受控制的追求利潤的欲望正摧毀著健康,並使得醫療成本急劇上升,並且這種欲望正用劣質和不健康食品毒害著它的顧客。這些危機的每一個領域都是由於這個體系中資本家的“正常”行為所導致的,這個體系允許不顧一切代價謀求利潤。大眾媒體和政治體系始終竭力避免使公眾瞭解這些體系給全球人類所造成的沉重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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