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況

哈特—蘭茲伯格·馬丁

TheRealitiesofChinaToday

MartinHart-Landsberg

1978年後的中國市場化改革經驗的關注仍然很高,有一個明顯的原因:中國被廣泛地認為是當代最成功的發展中國家之一。伴隨著大規模的工業變革,中國經濟已創造了一個長時期增長的紀錄。更為有趣的是中國政府聲稱,這一成功顯示了“市場社會主義”的可行性和優越性。

有一些這樣的左派,他們熱切贊同中國的經驗,認為對仍然在經濟思想中佔主導地位的新自由主義咒語,它是一種有效的反駁。因此,他們鼓勵其他國家學習中國的漸進的,國家控制的市場化進程,私有化進程以及對經濟活動管制的放鬆。還有一些人,數量不多但份量不輕,他們贊同中國政府的觀點,認為中國的確開創了一種新型的社會主義。

許多左派還認為,中國可能不久就能夠確立另一種國際經濟體系,從而給其他國家提供機會,讓他們減少對當前美國主導之體系的依賴,致力於自己獨立發展的戰略。[1]

不幸的是,如下所述,關於中國經驗的這一正面觀點是沒有道理的。首先,不管中國領導人怎麼說,中國並沒有開拓一種新形式的市場社會主義---而是改革造成了資本主義的復辟。其結果是,中國內部運作機制顯然敵視任何反資本主義措施的設立。第二,改革產生了日益增長的剝削過程,一個以絕大多數中國勞動者無法接受的代價為少數人生產大量財富的過程。

最後,中國的經濟增長進程目前陷入結構性泥沼,並依賴更廣泛的區域和國際重組的運作過程,這個過程由跨國資本所控制。其結果是,中國不僅沒有能力確立另一種全球經濟體系,它的積累機制還在實際上幫助加強了現有國際力量的結構,助長了它們引起的全球經濟失衡和緊張局勢。

對中國經驗的性質和意義這種信念,風險是相當高的。例如,左派對中國改革經驗的支持,有意或無意地鼓勵了這種錯誤信念,即社會主義可以通過市場的使用和更緊密的融入全球資本主義積累機制而達成。至少,這也會導致對社會主義以及對資本主義本質的認識混亂。

這不僅僅是一個理論問題:人們會發現在許多國家---包括古巴,委內瑞拉,南非和巴西---社會主義宣導者爭辯說,它們各自的政府應實施中國式市場改革政策。

越來越多的中國工人,開始挑戰中國的國家政策,不只是為了對他們所經歷到的剝削做出反應,而且還因為他們對社會主義本身重新產生了興趣。因此,重要的是,關於中國經驗,我們要作出一個準確瞭解,既對那些尋求在中國重啟社會主義的人提供支援,又確保其他國家的社會轉型的努力,不受到對市場危險和資本主義當務之急的錯誤理解的影響。

中國的結構轉型

1978年,毛澤東去世後兩年,鄧小平領導的中國共產黨領導層,決定從根本上提高經濟對市場力量的依賴。領導層稱,這一步驟對克服該國經濟增長的問題是必要的,這些問題據稱是由於毛澤東的過於集中的國家計畫和生產系統造成的。

政治和經濟變革絕對是大多數中國人想要的。但是,鄧小平和他的追隨者,大大誇大了所存問題的嚴重性,更重要的是,忽視了民眾探索其他非市場化改革的呼聲。

一旦開始,市場改革進程很快就變得無法控制。[2] 每一個階段產生了新的緊張和矛盾,這些矛盾惟有通過進一步擴大市場力量才能解決(因為領導層反對面向工作者社區的措施)。市場改革的滑坡,因而導致市場機制最終壓倒計畫體制,私有制超過公有制,外國企業和市場壓倒國內企業和市場。

經濟交易現在完全由市場價格形成。按市場價格決定的零售份額從1978年的3%上漲到2003年的96.1%。對於生產商的貨物,在同樣的時期,市場份額從零上升到87.3%[3]

私營部門不斷增長的工業主導地位也很清楚。1978年,國有企業佔中國的工業部門(指採礦業,公用事業,製造業)的全部產值。到2003年,私營部門的份額大於國有部門的份額:52.3%41.9%[4] 但是,即使這個減少的國家份額也已經誇大了國營生產的實際經濟重要性

考慮到許多國有企業現在同私人利益聯合擁有---通過合資企業或股權---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經合組織)把國有企業列為直接或間接受控制的企業,取決於國家股份額是否大於已投入股本總數的50%2003年,直接受控制的國有企業僅佔22.9%的工業增加值---不到總數的四分之一。

如果我們把焦點限在製造業上,國家部門的重要戰略性的下降變得更清楚。經合組織把中國的製造業分為兩組。第一組包括5個行業,它們繼續由國家生產主導:石油加工及煉焦,黑色金屬冶煉及加工,有色金屬冶煉及加工,煙草加工和運輸設備。

第二大組(佔75%以上的製造業增加值)主要是民營企業。這個小組由23個不同的製造行業組成,包括食品加工,紡織,服裝,化學品,醫療和藥品,塑膠,普通機械,專用機械,電氣設備,電子和電信設備。就像經合組織解釋說的:

1998年,私營部門只在這23個製造業中的5個產生了較高比例的增值...。到2003年,則在所有23個行業中都是如此。此外,其中一半,私營公司生產了四分之三以上的出口產品。總之,在這23產業中,私營部門僱用三分之二的勞動力,生產了這些產業的三分之二的增加值,佔其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5]

國有企業仍然是重要的,中國國家仍然對經濟的關鍵部門實施控制,但這些領域的力量,現在主要限於金融和國有自然資源支持的活動。因此,在2006年,三個國有石油公司佔了最大的160國有壟斷和控制部門的收入的一半以上。事實上,2006年,所有中國企業所實現的同比增加的利潤的八成以上歸因於...金融集團的壟斷或者石油石化,電力,煤炭和金屬領域的企業壟斷。”[6]

外國資本也在中國經濟中擔任大為有力的作用。外國製造商在中國製造業的總銷售額的份額,從1990年的2.3%增長到2000年的31.3%[7] 也許更有說服力的是,2006年政府報告的結論說,在該國的28個主要工業部門的21個中,外資擁有多數資產。[8]

這一事態發展的一個後果是,中國的經濟增長越來越依賴外資生產的出口產品。外國公司主導中國出口活動:其所佔全國出口的份額從1985年的百分之二增長至2005年的58%(以及88%的高科技產品出口。)[9]

此外,越來越多的出口產品由100%的外商獨資企業生產。一個典型的例子:1993-2003期間,100%外商獨資企業生產的電腦相關的出口產品,所佔比例從51%增加至75%[10] 由於這些趨勢,出口所佔的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已經從1990年的16%上升到2006年的40%以上。

總之,雖然國家計畫者和企業繼續在中國經濟中發揮重要作用,國家權力被用來塑造一個積累過程,該過程現在主要由私營(營利)公司主導,以外國跨國公司為首,其生產主要是針對其他國家(主要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市場。

不管人們可能如何評價中國經濟的表現,很難想像,在國家或國際範圍上,該發展如何可能被視為奠定了替代資本主義的基礎。相反,它的結論應是,資本主義本身已經在中國復辟。

市場化改革的社會後果

許多左派對於中國是否是社會主義的爭論不再感興趣。相反,他們關心的是中國發展和轉型導致了“成功”的經濟發展。對於多數人,答案是明確的“是的。”這答案似乎主要是基於有限但重要的一套指標的考慮:外國投資,出口和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率。

但是,如果我們擴大我們的發展概念,讓它包括工人階級福祉的措施,則答案就不幸地改變了。現實情況是,中國的市場改革政策創造了一個成長過程,支撐這個過程的是大多數中國人日益嚴峻的工作和生活條件。

也許,最令人吃驚的事實是,該國的快速增長沒有產生足夠的就業機會。根據國際勞工組織(ILO),1990-2002年期間,所有城市(常規)製造業的就業人數,實際上從53.9百萬下降到了37.3百萬。[11] 而且,在整個城市就業中有一個小額增加時,幾乎所有的增長都出現在非正規就業,也即臨時工或自謀職業中---通常在建築,清潔和維修,零售貿易,街頭攤販,維修服務或家庭服務這樣一些行業。

更具體地說,這13年期間,城鎮就業總數增長了81.7百萬,其中80百萬的增長是非正規就業。因此,現在非正規工人是單一最大城市就業類---很像非洲和拉丁美洲,在那裏,這結果的原因是停滯不前的資本積累。此外,勞工組織的報告提到勞動力參與率的減少和城鎮居民的兩位數失業率。

改革進程已使國營職工有了重大的損失。根據中國政府的數位,在1998-2004年期間,國有企業下崗職工有3000萬人。截至20056月,21.8百萬人掙在政府的“最低生活保障”線上---所有城市貧困居民的基本福利補助金。20056月,這項津貼大約是一個月19美元。[12]

當然,私營部門的就業在增長,特別是生產出口品的企業。但大多數新的工作薪酬低而工作條件差。“即使2002-2005年間翻了一番,中國製造業的平均工資仍然只有一個小時60美分,相比之下,在墨西哥,一小時有2.46美元。”[13]

一家負責向跨國公司提供商業事務諮詢的美國公司,委日特(Verite)公司,最近有一份關於中國勞工實踐的報告,它認為,“中國出口工廠的支付運作的系統性問題持續地劫奪至少15%的工人工資。”[14] 工作場所的安全是一個更大的問題。據中國政府官方的資料來源,約2億工人處在“危險”的勞動條件下。“在全國範圍,每年有超過七十萬起的嚴重工傷事故,奪去十三萬條生命。”[15]

有關中國製造業競爭力的一個關鍵但常常被忽視的解釋是,約70%的製造工作是由移民完成的。在過去25年中,1.5億到2億的中國人從農村移向城市地區,尋找就業機會。

儘管絕大多數農民工的遷移是合法的,他們卻遭受到巨大的歧視。例如,由於他們仍然被列為中國戶籍制度中的農村居民,不僅要支付高昂的手續費登記為臨時城鎮居民,他們也沒有權利享用為城市出生的居民提供的公共服務(包括免費或補貼教育,保健,住房和退休金)。這同樣適用于他們的孩子,即使他們的孩子出生在城市地區。因此,農民工很容易被剝削。他們通常每天工作11小時,每月26天。大多數沒有得到特別的加班工資,而且一般只是城鎮居民收入的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16]

中國勞工政策(主要是為了提高出口競爭力)的整體效益很好地說明了最近的工資和消費趨勢。中國的工資所佔的GDP比例已經從1992年的約53%下降到2006年的不到40%。私人消費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也下降了,在同一時期,從47%下降到大約36%。相比之下,在英國,澳大利亞,義大利,德國,印度,日本,法國和韓國,私人消費佔GDP的比例超過50%,在美國則超過70%[17]

正如經濟學家雜誌指出的,“國內生產總值中,消費所佔的比率下降……大體上解釋了為什麼國民收入中家庭所佔比例的銳減(以工資,政府轉帳和投資收益的形式),而股票利潤和政府收入卻增加了的原因。”事實上,根據經濟學家雜誌報導,“最近幾年,在許多國家已出現了勞動收入份額的下降,但沒有國家下降得像中國那樣巨大。”[18]

一個惡性循環在這裏運作:分給工人的收入部份越少,出口導向的中國經濟的經濟力量則越強,從而鼓勵實施新的政策壓低工人的生活水準。

可以肯定的是,中國的經濟增長和產業轉型也產生巨大的財富---導致了不平等現象的爆發和新階級關係的形成(或定形)。亞洲開發銀行研究了22個東亞發展中國家,得到的結論是,中國已經成為該地區的第二個最不平等的國家,僅次於尼泊爾。考慮到了大約10年期間(從1990年代初至2000年初),中國創造了該地區第二高的不平等現象增加的記錄,還是僅次於尼泊爾,這並不奇怪。[19]

雖然亞洲開發銀行的研究結果非常重要,但對於伴隨和推動中國市場改革計畫的真正的財富集中,它們沒有充分傳達出來。據波士頓諮詢集團,2005年,中國已有二十五萬個百萬富翁(以美元計)家庭(不包括主要居住處的價值),全國總量位居世界第六。雖然這組家庭僅佔全國家庭的0.4%,卻掌握了70%的國家財富。[20]

根據每年的中國富豪榜,擁有十億美元財富的富翁人數已經從1999年的1人增加到2007年的106人(超過除美國之外的任何其他國家)。[21] 中國的新暴發戶並沒有羞于花錢:“酩悅·軒尼詩-路易·威登集團,世界頂級奢侈品集團,計畫每年在中國再開設兩到三家商店,因為那裏的銷售額每年上升50%。第二大奢侈品集團,瑞士的曆峰集團,預期通過出售更多卡地亞珠寶和皮亞傑手錶,五年內在華銷售增加四倍。”[22]

有明顯的跡象表明,共產黨越來越關注的是,日益擴大的收入(和消費)差別,給民眾對日益惡化的就業,保健,住房,環境和退休條件越來越不滿的情緒火上加油。其理由很充分:大規模“擾亂公共秩序”的事件已從2003年的5.8萬增加到在2004年的7.4萬,2005年的8.7萬,2006年估計有9.4萬。[23] 尤其令領導層擔憂的是在外商獨資出口工廠中越來越有效和激烈的罷工活動(事實上,儘管罷工在中國是非法的)。

當鎮壓未能制止抗議潮的高漲時,該黨也開始啟動了一系列的改革努力。這些都是旨在改善中國發展戰略所產生的最嚴重的暴行,而不改變其根本方向。例如,中央政府批准了200811日生效的一項新的勞動合同法。[24] 歐洲和美國商會強烈反對這方面的努力,並在起草階段作了大量干預,竭盡全力,成功地減少了其施行範圍。

批准的法律規定,除其他外,所有僱主要向工人提供書面合同(大多數工人沒有或從來沒有見過的東西),其中要指明的就業條款包括養老金和保險福利。新法律還規定,企業須支付加班費和週末工作的額外費用。雖然新的法律產生了急劇增加的仲裁案件(其中大部分涉及拖欠工資和加班費),其對就業條件的影響似乎有限(即使是在傾向於解決問題的地區)。[25] 許多公司規避法律,降低其“正式”工人的僱傭(一些僱主在法律開始生效前這樣做),轉而依賴於勞動服務公司提供的工人或增加分包合同關係的使用。

現在,一些公司支付工人的合同工資,遵守休假和加班費標準,但隨即增加了這些工人必須支付給公司提供的宿舍和伙食的費用,從而損害工人收益。一些外國公司威脅,如果工人們的要求過急,就要將生產轉移到其他地方,甚至國外。

此外,多層次的官方的爭端解決進程仍然緩慢而昂貴,因此很難讓工人迫使不願意的公司遵守新法律的較高標準。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新的法律仍然允許地方政府,從而讓僱主,區別對待城市出生的和農村來的工人;使後者繼續被剝奪失業和其他與就業有關的社會保障福利。

儘管中國目前的發展戰略把破壞性的影響加在勞動人民身上,共產黨領導層的許多人仍然不願意支持從根本上改變該戰略,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們一直是其最大的受益者。他們有能力塑造的改革進程,使他們能夠利用國有資產謀取私利,安排家人和朋友在國家和私營部門的利益豐厚的職位上,並確保快速增長的資產階級仍然依賴於党的良好意願。`

這反過來又導致了党國資本主義的精英們圍繞一個共同的利益默契融合起來,繼續推動“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政治經濟。

很容易看到這方面發展的結果。許多党的領導官員的兒女(稱為“太子党”)被安插在這樣一些關鍵職位上,這些職位處在“最具戰略意義和盈利的行業:銀行,運輸,發電,自然資源,媒體和武器。一旦在管理職位上,他們從政府控制的銀行得到的貸款,獲得外國合作夥伴,並讓他們的公司在香港或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以籌集更多的資本。太子党為自己斂財的每一步---不僅是作為公司的大股東獲利,而且也通過發包給外國企業得到回傭。”毫不奇怪,2萬個中國最富者的90%以上,據報導,“與政府高級官員或共產黨官員有關。”[26]

中國的精英已經願意同國際資本分享國家的生產成果---儘管隨著國際資本加強其在中國內部的地位,在分配問題方面的鬥爭越來越尖銳---因為國際資本的參與,對於中國新的政治經濟增長的建立和持續,起到了關鍵作用。但是,中國精英們看來要決心確保他們成為主要的國家利益獲取者。

因而在此同時,“中共前所未有地開放了一些部門讓外國資本的參與……當局……嚴格控制的經濟的其他方面。這導致了成千上萬的[中小型] 私營公司的緊縮,儘管也許還沒有到萎縮的地步。但是,因為有黨和國家機關或高級幹部及其後代的有力壟斷和控制,它們都處在邊緣化的危險中。”[27]

總之,看來,在使用改革形成一個順應他們利益的積累過程方面,這些拉動中國經濟的戰略非常成功,並符合這一過程的資本主義基本性質,其成果的達成,以犧牲越來越大的大多數中國勞動人民的利益為代價。

其結果是,中國領導人現在必須面對爆炸性的罷工和示威。這樣的行動是否會危及未來的外國投資和出口生產,這兩個最重要的維繫著中國經濟增長戰略的支柱,還有待觀察。不管情況如何,很難看到,根據什麼原因,進步的東西會讚揚並促進中國的改革經驗。

市場改革和跨國積累

許多左派認為,中國增長的規模和模式,結合中國共產黨領導層的(自稱的)社會主義(或至少反帝)取向,意味著中國將很快能確定一個新的、更進步的國際經濟秩序。

這種信念往往會得到以下推理的支持:中國維持(而且可以預期會持續維持)高增長率達數十年之久。因為這種增長高度依賴進口,它支持出口生產,從而支持中國貿易夥伴(特別是東亞,但也包括拉丁美洲和非洲的貿易夥伴)的經濟增長。

此外,中國出口的成功,使該國能夠建立自己的龐大外匯儲備,該國政府正在越來越多地使用這些外匯,幫助其拉丁美洲和非洲的貿易夥伴的金融所需要的(基礎設施)的現代化。

把中國看作為國際變化的一個強大和積極的催化劑,這一觀點是有吸引力的,但存在缺陷。在大多數情況下,這是使用民族國家鏡頭瞭解中國積累過程的結果。現實情況是,中國的經濟轉型不是發生在真空中,也不僅僅是對中國人首倡精神的反應。

相反,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經濟體,正在被更廣泛的跨國資本主義的機制,特別是通過跨國公司建立和加強的跨境生產網路組織聯結起來,並作集體性的重整。其結果是,中國自己的積累過程正越來越多地與主要模式的投資和貿易相連接,從而加強它們,而不是提供替代它們的另一種方案。

最直接地,跨境生產網路的擴大已導致所有東亞經濟體的貿易依存度的顯著增加。這一趨勢的一項指標是:該區域的出口/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從1980年的24%增長到2005年的55%。相比之下,2005年的世界平均水準只有28.5%[28] 此外,這一活動有越來越多的部分,現處在跨國公司的控制之下;例如,它們佔73%的馬來西亞和86%的新加坡製成品出口。[29]

更重要的是,由於這些網路運作,現在越來越多份額的東亞貿易製成品是零部件。主要東南亞國家(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泰國和越南)貿易結構的改變,說明了這一點。

零部件在該集團的總製成品出口中所佔的份額,從1992-3年的27.5%增長到2004-540.3%[30] 同一時期,零部件的進口份額也大幅增長,從32.6%增長到48.5%。台灣和韓國的趨勢也是類似的。例如,台灣的零部件出口份額從21.2%上升到43.5%

此外,東亞國家交易的幾乎所有的零部件來自相同的三個工業類別(關於重要性的國家排名相同):電子機械,辦公機器和自動資料處理,以及電信和錄音。此外,這些零部件正越來越多地從一個東亞發展中國家交易到另一個國家;區域內零部件貿易部分由1992-3年的37.8%增長至2004-5年的55.6%。總之,東亞出口生產(本身是全國生產的一個不斷增長的份額)正在日益縮小,不僅局限於零件和部件,而且也局限於按照跨國公司控制的生產網路的需求所選定的幾個行業中選定的幾個作業活動。

中國不僅被拉入這一區域結構調整的進程中,而且它已經成為其運作的核心。用亞洲開發銀行的話說,“區域內貿易的重要性日益提高,原因主要歸於零部件貿易,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作用是亞洲生產網路的最終產品的彙聚中心。”[31]

在這一區域生產系統的跨國結構裏,中國的獨特地位是最終的生產平台,這一點突現在這個事實中,即它是該地區零部件貿易出現赤字的唯一國家。

由於這種結構調整,東亞地區的整體出口活動已從美國和歐洲聯盟轉向東亞,尤其是中國。另一方面,中國的出口重點離開東亞,轉向美國和歐洲聯盟。

1992-3年和2004-5年之間,中國最終產品出口中的東亞份額下降,從49.5%降到26.5%,而經合組織的份額(不包括日本和韓國)從29.3%升至50.1%[32] 事實上,在絕對值和相對值兩方面,中國現在都是該地區對美國和歐洲聯盟的最大出口國。因此,中國同美國和歐洲聯盟貿易中的順差是其東亞貿易赤字的鏡像。

由於這一區域結構調整,中國已成為幾乎所有東亞國家的數一數二的最重要出口市場。如上所述,這一發展激勵了這個信念,即中國依賴進口的生產將使東亞國家(以及那些對中國有出口貿易的拉丁美洲和非洲國家)同美國主導的國際經濟秩序“分離”。

然而,由於這種貿易活動主要涉及區域內零部件的貿易,它在以中國為基地,最後基本銷向美國和歐盟的生產上達到高潮,因此,東亞整體對於發達資本主義市場的依賴實際上更強而不是更弱了。根據亞洲開發銀行引用的各種估計,似乎在亞洲內部,亞洲消費出口的比例,其範圍從高的22%到低的只有11%[33] 這一區域的觀察角度使我們能夠更清楚地看到中國增長機制(為中國內外的勞動人民)問題的性質。最明顯的問題是,中國的持續增長(從而該地區的生產),現在依賴於美國處理空前大的貿易赤字的能力。由於美國經濟是否能繼續忍受這樣大而日益增加的赤字,是值得懷疑的,因此很難看到中國(也延伸到向中國提供零部件的東亞國家)如何能夠避免痛苦的,涉及較低的增長率以及大多數人就業和生活條件進一步惡化的調整。

即使國際貿易不平衡可以承受,中國經濟的增長機制仍然存在問題。例如,中國作為許多跨國生產鏈內部的最後彙聚中心的地位,大大削弱了中國在技術升級上的努力。

調查了中國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五年後的國情,中國的經濟學家韓德強回憶說,他“認為最大的[成員資格] 的損害將會是中國對其工業和技術自主發展的控制能力。我認為,可以肯定地說,過去的5年證明這個說法很正確。在中國,任何企圖要發展自己的技術或市場的行業,都會遇到越來越大的障礙。”[34]

更麻煩的仍然是這個事實,即面對來自其他國家尋求提高自身在跨境價格鏈中的地位的競爭,為了保持中國在該地區的主要地位,中國政府不得不維護低工資和高生產率。

中國成功的一個後果是,整個東亞(和其他地方)的跨國公司已經把其生產轉移到中國,以利用其利潤更多的生產條件。這導致了低利率的投資和增長,並在整個地區實施新的勞動制度,旨在削弱勞動保護。結果,整個東亞(和其他)地區的工人相互對抗競爭,以求匹配中國實現的勞動剝削水準。[35]

對於中國在拉丁美洲和非洲的主要貿易夥伴,這些問題有所不同,但是也很嚴重。這些國家向中國供應初級商品而不是生產的零部件。中國對這些商品大量而日益增長的需要無疑推動了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外匯收入和增長。但是,這些成就的代價是重大而長期的。與中國的貿易協議,有時會得到中國的財政援助和國外投資的支持,進一步加強初級商品部門的優勢,從而加強現有結構上的不平衡。[36]

與此同時,拉丁美洲和非洲建立製造業(和出口多樣化)的努力往往受挫於中國自己的出口攻勢。例如,近95%的拉丁美洲高科技出口面臨來自中國出口商的競爭。這些受威脅的高科技產品代表了全部拉丁美洲出口的12%[37] 最後,當然,如果中國增長滯後,拉丁美洲和非洲與中國的貿易預計也會受害。

總之,市場的邏輯推動中國的改革戰略,促進了經濟轉型,使中國經濟的活力陷入一個更廣泛跨國重組進程,該進程加快改革,其方向是確保中國資本主義需要的優勢。

結果,遠非為勞動人民開放新的可能性,中國的改革戰略實際上加強了跨國積累的過程,產生了嚴重的國家和國際的不平衡和緊張局勢,這是最終將需要花費相當大的社會成本加以糾正的情況。

最後的想法

從上述對中國經驗的檢討中,可以得到幾個結論。首先,中國的市場改革進程不會導致一種新形式的(市場)的社會主義,而是資本主義(雖然帶有“中國特色”)的復辟。具體地說,中國經濟增長過程中產生了新的政治經濟,它有違於社會主義的目標,人類全面發展的促進,團結的關係,社會需要的合作生產和規劃,生產資料的集體或社會所有。

因此,中國的經驗,成為一個明確的警告:社會主義的建立,不能利用市場和更緊密的融入全球資本主義積累機制而達成。事實上,左派內部對於中國經驗性質的混亂看法表明,對於什麼是社會主義,並沒有明確說法,也沒有評估其建設進展的適當標準。

其次,中國經濟的經驗揭示了很多關於當代資本主義的問題。中國被認為是一個模範開發者;該國已經實現了持續快速的增長,吸引了大量的生產性資本的流入,輸出了空前精緻的出口製成品。然而,這些成績沒有轉化為越來越多中國工人的有意義的收益。

事實上,中國工人面臨的勞動和工作條件越來越類似於拉丁美洲和非洲地區的情況,這些地區的大多數國家的發展被認為是失敗的。因此,看來關於這件事,對非洲,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區的工人問題的答案,在目的是實現“成功”的資本主義發展,特別是那些旨在複製中國經驗的配套政策中,是無法找到的。

第三,中國的增長軌跡聯結和依賴于現有的積累過程,這個過程的形成被跨國資本主義的機制所左右。因此,不能認為中國有助於建立一個全新的經濟體系。

這並不意味著,要避免對華貿易。它也不意味著中國精英和西方(特別是美國)精英在所有的地緣政治問題上的看法一致。資本主義競爭是真實存在的,這些精英之間的差異,能夠而且經常創造一些缺口,有利於第三世界,特別是有利於受到美國威脅的國家。

與此同時,因為中國精英的利益,結構上受制於資本主義的需要,可預期的中國領導人會支持的改變種類是有限的。鑒於上述跨國機制所產生的失衡和緊張的預期後果,需要提起警惕注意。

對中國經驗的這個重要觀察,不應用來支持這樣一些分析師(其中許多人在美國寫作;其中一些人接近美國勞工運動),這些人認為中國是經濟問題的首要原因。他們一再聲稱,只要中國政府被迫“遵守”可接受的資本主義競爭的“自由市場”規則,世界經濟中的所有人(包括勞動人民)都將好過。

一項隱含的假設是,中國工人正在真正受益於他們國家的“不公平”的國家干預,他們的就業和收入增長正是以犧牲其他國家,尤其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它們是中國的主要出口市場)的工人為代價的。

可悲的是,這一系列論證鼓勵中國境外的工人錯誤地認為,他們的敵人是中國,而不是資本主義制度,實際上這個制度操縱了他們國家同中國的經濟關係,陷害其工人在破壞性競爭中反對中國工人。事實上,正如我們從上述情況裏看到的,中國經濟增長越來越依賴跨國公司的出口活動,其中許多公司來自發達資本主義國家。

此外,儘管---或者實際上是因為---自己國家的快速增長,中國工人,如世界各地的工人一樣,正面臨著艱難時期。適當的工作很少,社會服務在消失,不平等現象在增加,而競爭的壓力要求越來越大的犧牲。

如上所述,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在公開和直接挑戰他們的國家發展戰略。更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挑戰正引發關於毛澤東時代的經驗和社會主義的性質和意義的政治討論和辯論(其中有許多發生在聊天室和電子論壇上)。[38] 就這一點而言,農民和工人參與者似乎集中在駁斥統治精英說毛澤東時期是一個社會經濟的災難的虛假言論,他們用自己的生活經驗,解說這一時期的成就,特別是就業,社會保障和國家民族意識方面的成就。

這一政治重建的進程正在非常困難的條件下進行,最重要的原因是,共產黨正在鎮壓低層人民的組織活動。其他挑戰包括農民工和城市出生的國家工人之間在就業和獲得社會服務上的緊張關係;中國共產黨聲稱要建設社會主義的說法所造成的混亂;以及這樣一個事實,即那些繼續毫無保留地讚揚毛澤東思想的人強烈抵制黨的政策,儘管事實上毛澤東基本上反對農民和工人的自我組織,反對他們直接參與政治和經濟決策。

儘管有他們目前的限制,所有這些鬥爭、討論和辯論是一個令人鼓舞的發展,通過找到一些方式來分享我們自己對社會主義的理解,通過分享與中國參與者一起建立運動的經驗,我們可以借鑒並希望有所貢獻於該發展。它使我們通過自己的努力,對中國改革經驗的性質能有空前重要的更好的理解。

2008111

注釋

[1] 雖然大多數的左派,現在批評中國的市場化改革的戰略,但中國仍然有相當多的擁護者存在。人們願意相信,有替代新自由主義的可行方案,而且對中國社會轉型的進步性的信念無疑受到這個事實的鼓舞,即中國一直被美國政府妖魔化;中國向古巴和委內瑞拉提供貸款,投資,和貿易;共產黨仍然統治並公開宣佈其致力於社會主義。更具體地說,我參加過一些國際會議,在會上古巴和委內瑞拉經濟學家支持中國市場化改革的策略,並主張在自己的國家採取類似的政策。中國發展過程的捍衛者也繼續在許多左翼網際網路論壇上主張自己的立場。批判亞洲研究雜誌順利地組織了一次圓桌會議,會議中一些雜誌編輯採納了保羅伯克特和我對中國市場化改革經驗的批判,這些批判見於我們的書,‘中國和社會主義,市場化改革和階級鬥爭’(紐約:每月評論出版社,2005年)。批評以及我們隨後的回應被刊登在雜誌上(批判亞洲研究,20059月和200512月)。此外,著名學者,如喬萬尼阿瑞吉,大衛施韋卡特和伊曼紐爾沃勒斯坦繼續發表文章和書籍,其中,中國作為一個非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強權的崛起而受讚揚。這種著作的最近一個例子見北京的喬萬尼阿瑞吉,亞當斯密的著作:二十一世紀脈絡,倫敦:Verso出版社,2007

[2] 關於改革進程的討論見馬丁哈特-蘭茲伯格和保羅伯克特,‘中國和社會主義,市場改革和階級鬥爭’(紐約:每月評論出版社,2005),特別是第2章。

[3] 經合組織,經合組織經濟調查:中國,經合組織經濟調查,2005年,29

[4] 該資料和下面一段資料來源同上,133

[5] 同上,82

[6] 威利蘭,“中國精英經濟的雙重標準”,亞洲時報線上版,2007817日。

[7] 貿發會議,2002年世界投資報告:跨國公司和出口競爭力,紐約:聯合國,2002年,17

[8] 程汝樺,“中國:外國資本控制四分之三的行業”,綠色左翼週刊,2007518日。

[9] 約翰華里和辛賢,“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和非外國直接投資的經濟和中國未來高增長的可持續發展”,國家經濟研究局,工作檔系列,編號122492006;湯姆米勒,“不作計算的製造業”,亞洲時報線上版,20061122日。

[10] 恩裏克杜瑟爾彼得斯,中國為墨西哥和中美洲帶來的經濟機會和挑戰,德國,波恩:德國發展研究所,2005年,102

[11] 阿吉特戈塞,“中國就業”,國際勞動組織,就業分析科,就業戰略檔,2005年。

[12] 中國勞動公告,“僅能維持生存的數以百萬計的前國家工人,200597日。

[13] 約翰S麥克林亨,“業務外包”,IndustryWeek.com200671日。

[14] 克雷格西蒙斯,“中國新勞工運動動態”,政治家,200724日。

[15] 中國勞動公告,“中國移民工人”,20086月。

[16] 同上。2005年,中央政府給地方政府的權力,改革登記制度,包括結束農村和城市居民的區分。絕大多數都拒絕作出任何改變,大多數地方官員與當地的商業利益緊密聯結,而不想危及企業(或其個人)的盈利。

[17] 經濟學家雜誌,“中國工人宣言”,20071011日。

[18] 同上。

[19] 亞洲開發銀行,亞洲的不平等現象,2007年關鍵指標,特別篇章聚焦,馬尼拉:亞洲開發銀行,2007年,36

[20] 吳種,“中國遭'通緝'的百萬富翁”,亞洲時報線上版,2007919日。

[21] 羅賓況,“中國億萬富豪開始增加”,金融時報,20071022日。

[22] 撒母耳沈,“中國,全面擁抱奢侈品,高端零售商瞄準內地有錢階級”,國際先驅論壇報,20061016日。

[23] 布魯斯艾因霍恩,“在中國,一個不滿的冬天”,商業週刊,2008130日。

[24] 阿麗亞娜尤紐格查,“新法律給工人權力,給企業惡夢,”華盛頓郵報,2008414日。

[25] 國際工會聯合會,“中國:一些進步,但與貿易有關的工人剝削依然存在”,2008521;金龍諾克,“中國勞工政策和勞動立法在市場轉型背景下的變化”,國際勞動和工人階級歷史,2008年春。

[26] 彼得況:“新自由主義的中國面孔”,反擊雜誌,7/8期,200610月。

[27] 蘭,“中國精英經濟的雙重標準。”

[28] 亞洲開發銀行,2007年亞洲發展展望:在變化中成長,香港:亞洲開發銀行,200768

[29] 亞洲開發銀行,2006年亞洲發展展望,香港:亞洲開發銀行,2006年,273

[30] 這裏的資料和下面一段的資料,來自普裏馬-錢德拉阿蘇科如拉和中信山下,“製造業貿易中的生產各自為政:東亞在全球生產網路中的作用”,費力普毛若,華威麥基賓和史蒂芬迪斯(編輯),全球化,區域化和經濟的相互依存,劍橋:劍橋大學出版社,即將出版。

[31] 亞洲開發銀行,2008年亞洲發展展望,亞洲工人,香港:亞洲開發銀行,2008年,22

[32] 普裏馬-錢德拉阿蘇科如拉,“中國的崛起和東亞的出口表現:擠出恐懼值得?”,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經濟學部,工作文件,2007/10號,20079月。

[33] 亞洲開發銀行,2007年亞洲發展展望,70

[34] 斯蒂芬菲力昂,“中國新自由主義的社會成本,訪經濟學家韓德強”,美元與意識,20077/8月。對中國的技術能力改革之消極後果的更詳細的討論見馬丁哈特-蘭茲伯格:“中國市場化改革的經驗,嚴格的評估”,即將出版。

[35] 亞洲開發銀行,2007年亞洲發展展望,32-3;馬丁哈特-蘭茲伯格和保羅伯克特,“中國,資本積累,和勞動力”,每月評論,20075月。

[36] 何力,“紅星照耀拉丁美洲”,NACLA20079月至10;鄭汝樺“中國是非洲的新帝國主義強權嗎?”綠色左翼週刊,200732日。

[37] 凱文P伽拉佛和羅伯托坡則坎斯基,“攀登技術台階?中國和拉丁美洲的高技術出口”,拉丁美洲研究中心,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工作文件202008年,14

[38] 討論這一事態發展見莫伯高,為中國的過去,毛澤東和文革的戰鬥。安阿伯,密歇根:冥王星出版社,2008

(譯自《中流砥柱》雜誌AgainsttheCurrent200811/12月號,第137http://www.solidarity-us.org/node/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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