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长负责制的愿望与实际

——中国国营企业领导制度的改革

陈东

新苗试刊第二期 198651

2008年曾再刊于一份资料册内,当时对原文做了若干删节。

一九八四年以来,为配合经济体制的改革,中国国营企业的领导制度也开始改革。在一些改革试点中,原来的「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被废除了,改为「厂长负责制」。这个改革意味三十八万个国营企业的党委,将逐步从权力宝座中退下来,只保留了监督权。一直只当配角的厂长,现在一跃而成为享有决策权、生产指挥权和人事任免权的主角。若说党从此大权旁落了,那恐怕言之尚早——党委是十分不愿失掉决策与指挥权的。以党委为代表的政治官僚,以敌视的眼光投向正在上升的以厂长为代表的技术官僚。不过,无论二者怎样又斗争又勾结——事实表明他们是对立统一的——结果都会深深影响着中国四个现代化。至于一亿产业工人,「工人当家作主」的口号高唱入云卅年,他们绝对无权的状态也维持了卅年;随着改革的展开,据说他们也获得一些权力了。可是实际上工人仍是毫无所得。

改革的迫切性

中国要四化,没有工业上的大发展是不可能的。但这样就要国营企业活力十足,能为国家赚钱才行。但是,卅多年来中国国营企业暮气沉沉,生产力低下,浪费严重,普遍贪污,管理混乱,而且,每况愈下。许多企业连年亏损。单是一九八二年,有一万多家工业企业亏损,亏损额达四十二亿元。一九八三年下降为二十八亿,但到一九八五年又告回升。(注一)

大部份企业虽不亏损,甚至有盈利,但那并非表示他们都是经营有方。许多企业之所以盈利,仅仅因为国家长期压低农产品及能源价格,另一方面提高某些工业品价格而己。一旦农产品及能源提价,很多企业就要变盈为亏。近年亏损额之所以回升,原因即在于此。所以,真正由于经营有方而盈利的企业,简直少之又少。绝大部份企业效益很差。例如,一九五七年,每投资一百元于固定资产,可盈利二十三点六元。但到了七九,竟下跌为十六点二元,跌幅达三成多。一九六五年,每万吨能源能产生国民收入六百八十三万元,但到了一九七九年,下降到五百四十一万元,降幅达二成多。不要忘记五十年代中国的基数本已不高,而在这几十年间西方工业更是突飞猛进,但中国同期不升反而节节下降。

企业缺乏活力,有外因和内因两个方面。外因方面,是因为过去一直实行高度集权的经济体制,企业毫无权力,举凡有关人、财、物及产、供、销,均由上级部门直接控制。盈利全部上缴,亏损由国家包起。企业变成算盘的珠子,拨一拨,动一动,不拨不动。曾流行这样的笑话:国家下达给一间钢铁厂的生产指标是一年五万吨钢。于是这间厂子就造出五个巨型钢锭,每个重一万吨——这种钢锭自然不会有任何用处,但企业是不管的,它只管指标。

内因方面,则是因为企业的管理制度十分混乱。从一般职工,一直到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都没有积极性,也不可能有积极性,因为一切都由外行的党委指挥一切。结果是从生产到核算,从人事到物资管理,很多企业都混乱不堪。

「党委领导」的弊害

中国的企业一直都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中间有过短时间的改变)。但人们称其实这是书记一长制。党委书记包揽大权,厂长以及总工程师、总会计师等主要管理及技术人员,都只是奉命行事。多年经济证明,这种制度弊害极大,略述如下:

(一)外行领导内行——固然中国的厂长本身有不少也一样是外行,但懂行的多少还有。但党委却差不多绝大部份是外行。其中小学还未毕业的大有人在,更遑论具有专业知识了。例如七九年辽宁省工业交通的企业里、领导班子里只有二成是内行。更加上许多企业党委是文革中升官的,他们大多是专横跋扈,而又无知透顶的人。但这是同中共那套官僚制度分不开的。谁被派做党委,谁被派做厂长,都并非根据真才实学,而是论资排辈。甚么年代入党的,就相当于甚么级别;甚么级别的,就可以当甚么级别企业的官。早些入党的就可当大企业的党委,晚些入党的只能当小企业的党委。厂长也是这样。至于真正有专业管理和技术的人,例如总工程师、总会计师,是很难获升为第一把手的,因为他们尽管学有专长,但论资排辈起来,就只能「外行当家,内行靠边」。这样造成了无穷祸患。不知有多少先进设备交给企业使用,而仅仅由于无知而造成设备损坏甚至简单地废弃不用。

(二)以官僚政治压倒一切经济原则——那些无知的党委,往往端出政治挂帅的大招牌来为自己的无知及胡作非为辩护。他们「不计算经济成本,不考虑经济效果,不照顾正常的生产秩序,动不动就用『政治挂帅』、『算政治账』」(注二),拿这些堂而皇之的名堂迫那些技术人员和职工就范。更为可怕的是,党委大权在握,却不须负任何责任;犯了更大的错误也绝少罢官。

(三)官僚弊害——党委独当一面,随之而来的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他们拼命走劳动部门的后门,把自己的亲朋戚友拉入厂,然后拼命让他们提级提薪。逐渐地在企业里形成整个由利益和亲属、朋党所结合的官僚集团。他们往往尸位素餐,整天叨着烟谈天看报。这样一批寄生虫是中国国营企业长期冗员过多、人浮于事、劳动纪律废驰的主要原因之一。要改革非要铲除他们不可,但铲除他们就需要一场小型革命。

(四)贪污舞弊——以党委为首的企业干部,不少人截留上缴利润,或直接用企业自有资金给自己乱发奖金。例如西安市一化学公司的供销处,只有十八人,在八三年上半年给每人发了平均九百七十五元。这种滥发奖金严重到足以令近年通货膨胀,尽管那并非唯一原因。除了滥发奖金外,贪污形式有大吃大喝,给自己分配最好的住房(在大陆许多企业都自己建有职工住房),或者拿企业的产品跟其它企业产品交换,然后袋袋平安。

新制度——厂长负责制

为了提高企业的活力,中共一方面扩大企业自主权,给予企业以一定的人、财、物和产、供、销的权力,另一方面针对企业内部的领导制度,废除了党委一长制,实行了厂长负责制。这种制度调整了企业内三个集团的权力关系:以党委为首的政治干部,以厂长为首的技术干部,以及广大职工。厂长现在享有决策权、生产指挥权,以及人事任免权。党委则只保留了监督厂长之权。职工代表大会也有一些决策权,但只限于厂内的分配问题和职工自身福利问题;对于企业重大的决策,是属于厂长的,职代会对之只有讨论和被咨询之权。

由厂长行使生产指挥权和人事任免权,文革派是反对的。但是,现代企业是大生产的企业,千百人一起分工协作,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各个生产环节就要中断,带来巨大损失。再如果厂长无权把不称职者免职(要知道免职不等于开除),有权起用人才,那也不可能有效指挥生产。

真正引起最大争论的是厂长应否享有决策权。我们首先要弄清楚,即使现在企业已获扩权,厂长所享的决策权还是有限制的。因为企业是属于国家的,因此事实上许多决策(企业的投资方向、投资计划、企业的生产品种、经营路线,以至产品价格)是由国家作出,由国家按照统盘计划安排。所以,企业所享的决策权,只是而且只能是在国家计划所划定的范围内的决策权。

但是,这种企业内部的决策权,尽管有相当限制,比过去还是大了许多。因此,企业负责人比过去更有可能贪污舞弊。正是针对这个危险,所以早就有人反对。工人日报早在一九八○年就主张实行职工代表大会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主张让职工代表大会享有对企业内部的决策权。因为企业工人是人民一分子,又是企业的直接生产者,他们自然对属全民所有的企业享有决策权。否则,继续由干部垄断,那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这样一种危险:某些企业、事业单位的个别不称职的负责人,就可能利用这种自主权,更加方便地更加放肆地为自己或其小集团谋私利,大吃大喝,挥霍浪费,化公为私,甚至贪污盗窃;他们还会利用扩大了的人事、工资、福利等方面的权力,明目张胆地对广大职工施行克扣、欺压、打击和迫害。」(注三)

厂长负责制比「党委领导」制好的地方,只是恢复内行领导,以及基本的管理规则。但是对于化公为私的危险并无减少。而且更坏的是,厂长一旦大权在握,时常偏袒自己的朋党,欺压广大职工,而且常常在「劳动纪律」的名义下,不必要地加强劳动强度,罔顾工业安全(在大陆工业伤亡要比西方高出许多。最出名的是前几年渤海钻油台事件),克扣工资,分化工人。

我们知道,要提高效率,不仅需要内行,不仅需要管理制度,而且也需要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最清楚生产各环节的可能漏洞、缺陷的人,是工人。但是只要工人没有决策权,也就不会有改进生产的积极性,即使工人知道漏洞所在也不会向管理人员反映,因为他们知道,生产发展了他们也不会得益,何况有时甚至使自己劳动强度加强。要避免这种情况,要发挥工人积极性,必须让工人不仅能分享企业盈利,而且更要逐步让工人取得相当决策权。这就是主张职代会领导下厂长负责制的重要理由。

有人曾说,让职代会享有决策权,也一样有可能化公为私欺骗国家。抽象来说这个可能性是有的。但是,如果考虑到实际,那就不同了。工人会发觉,他们左手从国家企业中所骗得的,又会从右手失去。这正如一些厂长滥发奖金(发给工人不过是掩口;因为借此可以使自己发财)给工人,但结果工人得不偿失,因为各企业滥发奖金的结果是通货膨胀,物价上升,国家投资由于收入减少而减少——这一切最后都转嫁到工人身上。总之,化公为私只有在范围缩小到一小撮人,这才划得来;否则,如果化公为私范围扩大到上千的企业工人,所分得的「私」未必足以补偿最后的损失。如果工人连这样的眼光也没有,短视得「骗得一时得一时」,分析到底,那是因为国有财产名义上属于人民,实际上劳动者只是被统治者,根本无权过问国家的管理,在这个情况下,普通工人当然不会去想那么遥远的事情。

另一个比较实际的反对理由,是工人缺乏行使决策的能力。所谓企业内部决策权,不是指日常决策,而是企业的重大问题(经营方向、重大规章制度、年度计划、财务管理等)的决策权。有人指出,职代会对这些问题,「兴趣不大,一般都讲不出甚么名堂,『厂长报告,代表举手』,毫不奇怪,也不能认为是件坏事。工人很讲实际。」(注四)还有人指出,中国工人达到初中文化的只有二成;有一半工人是非熟练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只占百分之三。这一切都是工人民主管理的大障碍。

我们不同意那些观点,认为工人永不可能民主管理。但是退一步讲,至少应该落实中央有关职代会的法定职权吧?这包括职工对切身利益(工资、福利、住房分配、工业安全、工业环境、管理规章制度)有参与决定权和对工厂的经营有咨询权。可是,事实上连这些权力都没有落实。无论是企业党委还是厂长,对于工人权力都极为敌视。工人日报报道:「有些企业的领导干部就是不敢放手让职工代表大会讨论决定企业的重大问题,不相信职工群众有当家做主的觉悟和能力,还是习惯于少数人说了算,听到职工当家做主、群众监督就反感;有的认为……决策和管理是厂长的职能,工人的本份是劳动」(注五)

最后所谓监督权。监督权是指国家作为企业的所有者对企业实行监督,保证企业不会违反国家法律。根据现制度,党委代表国家行使监督权。监督权不是积极的权力,不像决策、指挥和人事任免权那样关系到日常事务,但是对于厂长也是一种牵制。问题是,党委本身又由谁监督呢?答案只能是上级党委。如此类推,最后的监督是中共政治局常委,甚至是邓小平。但这个最后、最大的权力恰恰是完全不受监督的。其次,从实际情况看,这种层层「官管官」的制度根本行不通。中央高高在上,根本无法了解基层。而且,从实际的社会关系看他们上下级之间早已夹杂着老部下、老上司、亲朋戚友、狐朋狗党的「人情网」、「关系网」了,只会彼此官官相护,而不会有效监督。

其实,让一个党的党员去代表国家行使监督权,本身就不伦不类,非常荒谬。政党是私人团体,而国家是公共权力机关。政党固然是争取政权;但是当政党通过一定程序(如选举)取得政权,政党的首脑就不是以党的身份而是以国家公职人员身份行使权力。

新制度,新矛盾

企业管理制度的改革,使党委为首的企业政治官僚感到受到威胁。他们强烈反对厂长负责制。有些人再度乞灵于政治棍子:「许多同志认为,体制改革的试点,是取消党的领导的试点。是在搞『踢开党委搞四化』,弄不好十年动乱的悲剧还会重演。」(注六)但是,他们口头上说的漂亮,实际上不过是「从个人得失角度考虑问题,害怕失掉个人既得利益和权力,但又不好直说,就借口担心改革会削弱党的领导。」(注七)

据报,许多人都反对厂长负责制,形成了对改革的强大的阻力。新上任的厂长要裁汰冗员,要撤去无能干部的职权、要大力推动全面管理及劳动纪律、等等,莫不受到以党委为首的企业政治干部的阻挠甚至打击。「当前改革的阻力主要还是来自党内部份同志。他们伸手要官、要权、要钱,稍不满足就骂。不敢骂中央,但敢骂厂长。」(注八)中共对于党委的抗拒,不敢果断地加以排除,而是好言安慰,一方面号召厂长要尊重党委,不要叫他们坐冷板櫈,要他们「自觉地把自己置于党的监督下」,另一方面安慰党委,说「书记和厂长只有工作分工的不同,没有地位高低的分别」(注九),说党的领导不是靠权力而是靠威信,等等。但是,党委当然听不进。控制一间企业,就等于控制了大量甚至巨量物资;在这个普遍贫乏的社会,这就等如是新的普遍等价物,可以随便跟其它物资交换。现在党委失了决策指挥权,只有监督权,只好同厂长分享特权了。

中共明知道企业党委是巨大阻力,但是它不敢果断地加以排除。其实,在这个由关系网深深腐蚀了的官僚体制,它的内部调节机能早已失灵了。在对付党外的人民时,它迅速灵活;但它却无力对付它自己内部的寄生虫。关于法制上的腐化早已为人诟病了。就以企业为例,中共从八二年开始全面整顿企业,希望改变企业普遍贪污、领导不力的现象,并且隆而重之,派出工作组,验收团去推动整顿,但是,绝大部份都是走过场——「全厂总动员,应付检查团」——,检查团成了吃喝团。结果,在宣布全部企业九成合格后不久,在去年八月又由中央号召再次「全面检查和补课」了。同样现象发生在厂长负责制。尽管中央三令五申,说好说歹,厂长负责制推行都不易;即使终于实行,总是要让党委大捞油水为代价。

但更可怕的是,有些厂长一旦粉墨登场,大权在握,未见其利先见其害了。尽管据报成绩也有,但不少厂长「或挖国家财政,把不该摊入成本的开支摊入成本;或任意提高产品价格,把负担转嫁给国家、转嫁给消费者,或挪用生产建设资金和向银行贷款,给职工增加收入(实即掩口费),或违反规定,突击施行自费工资改革。」(注十)「也有少数厂长……利用手中的权力,发『小红包』,把3%的晋级面过多地用于领导干部。」(注十一)所谓「少数厂长」,竟然「少」得令全国由于滥发奖金而造成通货膨胀,消费基金失控,真是不可思议!

结语

在中国,流行着这样的见解:属于全民所有的财产,实际上不属于任何人——任谁皆得以浪费之、糟蹋之。如果东西属于自己,即使只值几份钱,一样珍而重之;如果是国家的,哪怕上千万元,都视若草芥。这也是整个企业问题所在。几十万个国营工业企业,产值几千亿,但没有人觉得他有一份在内。工人不觉得,企业负责人也不觉得,国家部门的官僚更不觉得。

中共整个企业改革,只让厂长独享大权,好让他们发挥积极性,可是,这难免让他们化公为私,同社会利益冲突。其实,要根本解决这个问题,要让全体职工有真正的积极性,视企业为自己的企业,就不仅必须让他们民主监督企业,而且应当在国家平面废除一党专政,实行真正民主,真正做国家主人翁。


注释

注一:八四年十月廿二日文汇报

注二:《从官僚到经理》,宦乡。刊于八一年中国经济年鉴。

注三:八○年十月廿一日工人日报

注四:《企业领导制度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第一七一页。

注五:八二年二月六日工人日报

注六:《企业领导制度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第一三四页。

注七:同上。

注八:八五年九月十三日人民日报

注九:八五年二月二日人民日报

注十:八五年三月六日人民日报

注十一:一九八五年八月号新华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