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資本主義復辟徹底完成

劉宇凡

《先驅》第63期,2002年(春)

今天中國在任何意義上都不能再說是「社會主義國家」或「後資本主義國家」。相反,資本主義已經全面復辟。復辟的徹底完成可以分為兩個階段:首先是國家政權性質的改變,接著是社會經濟性質的改變。

復辟的兩個階段

1988年中共修改憲法,正式承認私營企業的地位及容許土地商品化。這次修憲標誌著中國的政權已經從官僚變態的工人國家轉變為資產階級國家,因為它正式批准資產階級在中國大地復活及無限期地興旺起來。在1988年之前,中國固然談不上是社會主義,也談不上是工人階級當主人翁的國家;相反在直接的政治意義上它只是官僚集團統治的國家。不過,儘管甚麼「工人當家作主」是假話,但是中共的階級政策卻比較上站在工人階級一邊,倒是事實。工人與農民都沒有任何政治權利。但是,資產階級呢,卻壓根兒不容許存在。反而工人,至少在名義上被尊為「領導階級」,是官僚統治的「依靠」對象。但是,當這個官僚集團的「一國社會主義」日益陷入政治及經濟危機時,它同工農的矛盾越深,它自己也就越益感到恢復私有制才能碓保其特權能傳之子孫。另一方面,他們預言的資本主義滅亡不僅沒有兌現,反而表面上看來還蒸蒸日上。對比之下使中共日益喪失對一國社會主義的信心,並逐步下定決心走資本主義道路。1988年修憲是政治復辟的標誌。退一步說,即使1988年中共蛻變還未完成,那麼至遲到了六四屠殺至鄧小平南巡這幾年內,政治蛻變無論如何都已基本完成。八九民運本身雖然不是一場自覺地反對中共復辟的運動,但是由於它規模巨大,特別由於它鮮明反對中共貪汙腐化,所以客觀上仍多少是對中共復辟路線的挑戰。反過來,中共之血腥鎮壓八九民運,本身在客觀上同樣証實著中共政權的質變:中共為了確保今後能更方便地化公為私,才要壓碎一切抗議聲音。在八九民運中,工人階級起來反對中共專制雖比學生晚許多,但對中共的潛在威脅卻比學生也大許多。這個中共曾長期「依靠」的階級,現在在中共眼中再也不可依靠了。這就是為甚麼中共對工人的迫害比學生大(在鎮壓中普通工人犧牲最多,在判刑上工人比學生重得多)。中共一面打擊工人,一面卻拼命討好外資及本地資本,在九十年代初再進一步向中外私營企業放權讓利,這就足以說明中共政權性質,已從「依靠」工農轉為「依靠」資產階級。而政權性質的改變本身意味社會經濟性質早晚也會徹底改變。

九十年代的走資大躍進的結果是國有經濟佔全部工業產值,從1990年的超過一半下降為1999年的三成,同時中外私營經濟成份大幅上升至一半甚至更多(許多集體企業實為私人企業)。國有固定投資佔全部投資的比例則從199066%下降為1999年的53%,到今天很可能連一半也不到了,而中外私人投資則此消彼長。這種變化部份是因為中共已在實際上把大批中小型國企私有化,部份是因為中外私人資本在中共鼓勵下大量發展起來。再者,絕大部份生產資料及消費品的價格已經由市場調節。國有企業雖仍佔相當比重,但它們也同私營企業一樣,其投資、生產都是由利潤率支配。這表示現在連社會經濟上也發生質變了,變成資本主義市場了。走資大躍進大大刺激了九十年代上半期的投資狂熱及經濟過熱,繼之以九十年代下半期的生產過剩,通縮,及投資與消費的滑波。這是典型的資本主義經濟週期。在1988年之前的中國,只有生產不足的危機,而不會有生產過剩的危機。由於外資持續大量流入,所以經濟還沒有發展為負增長,但是增長已大為放緩(從1996年的9%降為1999年的7%,但官方的數字非常不可靠),而且生產過剩的危機不僅沒有減少,反而從幾年前的五、六成主要產品供過於求發展為最近的七、八成。普遍生產過剩的直接原因是國內有效需求不足,而這本身又是廿年市場化改革所造成的貧富懸殊的結果。中國的堅尼系數,1978年從世界最低水平的國家之一(0.2)發展為1998年世界上最高水平之一(0.46)。工農的實際收入近年不斷下降,再也買不起許多消費品。其實,生產過剩與有效需求不足,不過是同一根棍子的兩端而已。這根棍子的名稱就是資本主義,而不可能叫作「社會主義」或「非資本主義」。面對這種自己一手造成的翻天覆地的社會倒退,中共不僅沒有懸崖勒馬,反而在1999年修憲,進一步把私營經濟從國家的「補充」的地位提高為「重要組成部份」,等於為資本主義全面復辟背書。

中國與世界市場融合

另一方面,中國已經牢牢地與世界市場融合,成為一個依附性的資本主義國家。中國連續七年來都是世界上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的外資吸收國。中國之所以在同東亞各國爭奪外資流入方面穩操勝券,首先是因為中共官僚恬不知恥地發揮中國的「比較優勢」,即低賤的工資。由於對任何工人自發的組織都加以殘酷摧殘,所以大陸工資連泰國工資也比不上。難怪在全球2,700萬出口加工區工人當中,中國竟佔六成。中國的外貿依賴度達到35-40%,比美國還高出一倍。經濟增長一半依賴出口及外國直接投資。過去十年對外資的開放程度已經使外資日益佔據中國市場及擠垮國企及集體企業;不想破產的國企紛紛與外資合資。1997年的亞洲危機沒有嚴重影響中國,是因為人民幣的資本賬仍沒有實行自由兌換。但是,亞洲危機並沒有改變中共進一步向外資開放的決心,相反,高級官員不斷強調資本賬的開放是早晚的事情。事實上,現在連資本賬上的管制也開始鬆懈下來了。今年B股市場開放給中國居民買賣,從此使外資可以向中國居民的外匯存款套現,意味著資本賬上的管制的進一步鬆懈。過去廿年外資形式都是直接投資。B股市場的開放更表示從此外國證券投資的自由的顯著擴大,而且更重要的是,這大大增強外資的實力,有助他們進一步迫使中共在資本管制上作更大讓步。總之,中國今天對外資及外國市場的依賴已經到了完全離不開的程度了。這也表示,世界市場的盛衰直接影響中國。

中國加入世貿的國內與國際意義

中國能夠加入世貿,這事實本身進一步證明中國社會經濟制度的資本主義屬性,因為世貿規定只有實行市場經濟的國家才能加入。而事實上,根據世貿「中國入世工作組」報告,中國代表用大量事實證明中國的投資與消費已絕大部份由市場調節,並為工作組所接納。再者,根據上面的「報告」及中國入世議定書,中國承諾(一)每個部門交易的貨物和服務的價格由市場力量決定,不得對少數規定以外的產品及服務實行價格控制,尚有控制的也要盡量取消;(二)國有企業及國有投資公司要按商業原則進行買賣,政府不能影響國有企業的商業決定;(三)外資企業可以同本地企業一樣享有進出口的全部權利;中國政府不能要外資承擔貿易平衡、外匯平衡等義務;(四)中國將全面對外資開放銀行、保險、會計、法律、電訊等重要部門。

毫無疑問協議會落實,而這亦意味中國原有的計劃經濟正式而徹底的廢除,以及中國部份經濟主權由帝國主義控制。

帝國主義容許中國加入世貿,不僅因為中共在原則上承諾更大膽推行「市場經濟」及對外資開放,而且因為它作出了比其他第三世界國家更大的讓步。如果比較一下印度和中國對世貿所作的承諾,就會發現,中國在平均關稅、農業、電訊及知識產權上對外資所作讓步,要比印度所作的重大得多。本來,發展中國家在世貿中可以享有10%國內農業支持。但中國為求入世竟然願意降為8.5%。中國此舉立刻引起印度政府的不滿。印度政府不久即在美國壓力下向世貿作出更大讓步。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本是一場反帝反資的革命,它曾經大大鼓舞了第三世界、特別是亞洲各國的反帝的民族獨立運動和革命運動。五十多年後的今天,歷史竟然開了一個大玩笑。中國竟然成為一個率先討好外資及美帝的大國,並為此而同其他發展中國家比賤。這種惡性競爭不止引起了彼此的磨擦,更同時讓帝國主義坐收漁人之利。

蘊釀中的經濟危機及統治危機

中共能夠渡過1989年的危機,部份是因為八九民運的先天性弱點,部份則因為中共兩派鬥爭沒有達到公開的決裂,並因此讓鄧小平能徹底壓碎民主運動。隨後中共以更大膽的走資措施來拯救經濟,包括大量地吸引外資和向外舉債。但是,伴隨著經濟增長的,是高築的內外債務,以及更深地依賴外資及外國市場,還有觸目驚心的貪汙腐敗。今天,政府赤字已經超過國內生產總值的3%;內外債務之重已到了要靠借新債還舊債的地步;各種數據已靠近或超過警戒線。金融系統的呆壞賬比率比東亞危機前的一些東亞國家還要高。外資的持續大舉流入暫時仍掩蓋住上述問題。但是在國內已經普遍生產過剩、經濟放緩的情況下,債務與呆壞賬的積累已經為他日爆發經濟危機預備好炸藥。

中共雖然壓制住一切外在的有組織、有規模的反抗,但這不表示它就能免於統治危機。不僅經濟危機的陰影始終揮之不去,而且中共內部的腐爛日漸接近爆發統治危機的臨界點。走資的後果之一是中共各級各地官僚的離心力空前膨脹,人人只求在任內拼命搜刮,為此不僅在對人民的盤剝方面不怕達到官逼民反的程度,而且在同其他部門與地區的官僚資本競爭中不怕明爭暗鬥,互拆臺腳。一方面,各種各樣政治、經濟、教育、文化、道德的問題越來越多,另一方面,政府的行政能力卻由於貪汙腐敗而變得日益無能,官僚日益只知以弄虛作假去掩飾問題而不是認真解決。各級官僚的心理近來也開始有了重要變化。在官僚集團中,越來越多人已對中共能最終解決自己的貪汙腐敗失去了信心,越來越多人感到官逼民反的大騷亂難以避免。但官僚只知準備大難臨頭各自飛,而不會想到同心同德去解決統治危機。

中共決定中國加入世貿標誌著中國經濟形勢開始進入新階段,因為入世的其中一個可能後果就是加速經濟危機及統治危機的爆發。

在短期內,由於中國入世剌激外資大量流入,有可能繼續維持經濟增長。但是,能夠維持多久很難說,何況並不是所有流入外資都能創造新的就業機會。相反,那些進行收購合併的外資(這方面越來越多),則只會減少就業機會。再者,中國企業基本上無法同西方及日本的跨國公司競爭,許多企業都會因此倒閉。官方的英文中國日報最近承認,失業率會在入世後上升超過一倍。這意味總失業人數會升至四千萬。這還只計及城鎮。在農村,中國入世使失業再增加一千萬,再加上原來的二億剩餘勞動力,農村失業情況非常驚人。失業惡化本身又使本已疲弱的國內需求更見疲弱,進一步限制了經濟發展。

此外,中國的銀行的呆壞賬早就已經超過25%,但這個數字還沒有包括近年遍地開花的信託投資公司以及各地政府在香港的窗囗公司,而後二者的呆壞賬比率可能更高。由於銀行呆壞帳太高,而入世後外國銀行直接與中國銀行競爭,在資本管制又已大大放寬的情況下,中國發生金融危機的可能性也增加而非減少。

在政治上,中國入世會促成中共黨內的派別鬥爭的激烈化。鄧小平和陳雲都已去世,但是二人所分別代表的走資急進派與走資緩進派並沒有消失,反而在新的代表人,即分別在江澤民與鄧力群的領導下而繼續著。在容許資本家入黨及中國入世上,兩派的明爭暗鬥又有了新發展。一直以來當權派的路線由於讓大部份官員都更容易化公為私,所以實際上得到他們的擁護。相比之下,無論是從前的陳雲還是現在的鄧力群所代表的走資緩進派,力量單薄得多。不過,隨著中國加入世貿及更大規模開放市場給中外資本、隨著所必然引起的危機的加深,緩進派有可能再次抬頭。尤其如果他們能夠利用群眾不滿就更是如此。事實上,他們越來越自覺地這樣做。但是,不管他們對當權派作了多少貌似左派的批評、說了多少同情人民的空話,由於他們始終不放棄專制立場,始終不根本反對復辟資本主義,所以他們不值得人民的支持(當然不排除在策略上贊助一下他們對當權派的批評)。

工人階級的政治復興的條件

中國工人階級並非沒有起來反對過中共的資本主義復辟。但是由於工人階級在中共所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中一直扮演著被解放者的角色,所以工人階級在往後幾十年都無法鍛造出自己的先進骨幹以至政治獨立性,就是連起碼的組織自由也被中共剝奪。相反,他們滋養了對自己的單位以至「國家」的深刻的依賴性和政治消極。1989年工人響應學生的民主運動,說明工人階級中最有思想的部份已經開始作獨立思考,以至矇矓地感到要起來阻止中共化公為私,只是這個幼苗還沒來得及長高就被中共摧毀了。在這個情況下,工人更沒能力阻止鄧小平九十年代初所推行的走資大躍進了。於是三千萬國企工人陸續下崗、失業。只是在九十年代末最後幾年,零散的工人經濟鬥爭才忽然增加起來。由於這些鬥爭大多是在行將或已經破產、停產或私有化的國企內進行,工人已經失去了最重要的鬥爭工具、即對生產的控制,所以這些零散鬥爭可以為工人爭回部份拖欠工資或退休金,但已無法阻止整個資本主義復辟。儘管如此,這些經濟鬥爭仍然具有積極意義,那就是改善一下貧困工人處境,恢復部份工人的鬥爭信心,鍛練先進骨幹等等。不過,在中國基本形勢不變的情況下,要這些鬥爭能在短期內直接提高為政治的鬥爭並不容易。另一方面,私企工人雖然淨增了一千萬,而且民工同樣也發動過不少經濟鬥爭,但由於他們連在城市定居的權利都沒有,再加上文化、思想上難免保留農村的落後性,所以他們不會比國企工人更容易發展鬥爭。總之,工人運動的新的興起可能要靠中共的統治危機爆發來刺激催生,而不是反過來。

工人階級雖然沒能阻止復辟,但是,另一方面,工人階級也未曾受到重大打擊,甚至連真正的戰鬥還沒有發生。所以,在經濟政治危機爆發的情況下,工人階級仍有可能在政治上復興。

但是,今天妨礙著工人階級的思想解放(這是發展為政治鬥爭的重要條件)的,首先是社會主義名譽被中共所大大敗壞。而恢復社會主義的名譽的前提,是真正的社會主義者自己首先要認識到中共已經徹底成為復辟黨,而復辟亦已經完成,並在這個基礎上重新確定自己的革命任務。中共至今仍否認復辟資本主義,強調所搞的市場經濟只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如果我們也相信復辟還沒有完成,客觀上等於幫助中共繼續以掛羊頭賣狗肉的技倆痳痺人民,等於幫助中共的復辟。這是埋葬社會主義名譽的最可靠的辦法。如果毛澤東時代的極權專制是社會主義(不論你加上甚麼限制性的形容詞),今天貪汙腐敗、道德淪喪的江澤民時代又是社會主義,那社會主義還有什麼值得以血汗去為之奮鬥?

其次,否認國家性質變質也等於模糊了中國工人階級的奮鬥方向。說中國復辟沒有完成,意味著工人階級的任務只限於政治革命,限於政府機構的改造而不必觸及財產關係,不必進行社會革命。然而,工人階級的革命行動如果不觸及財產關係,就等於同意要保護已佔社會資產大半的官僚資本以及中外私人資本。這是自由派資產階級的路線而不是工人階級社會主義路線。

20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