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兩制」下的香港與普羅大眾的出路

2000年社員大會決議案(略有刪節)

《先驅》第56期,20006-8

(編者按:先驅社今年4月召開了大會,採納了這份文件。它的前幾大段吸收了52向青的一篇文章的內容,但後面大部份文字是新寫的。

(一)經濟形勢

香港回歸中國不久發生的經濟危機,並不是簡單受東南亞金融危機牽累所形成的短暫的危機,而是一個深刻轉變的明確顯示,宣告香港經濟的黃金時代已成過去,未來很難再像已往三、四十年那樣蓬勃發展了。六、七十年代迅速發展起來的製造業,從八十年代起已經消失了大半,造成失業問題。但這時與中國大陸有關的轉口貿易、運輸、金融、保險等服務行業獲得機會顯著擴展,旅遊業也繼續迅速發展,因此減輕了失業問題的嚴重性。投資大陸所獲得的超級利潤,使香港資產階級的財富急劇膨脹,加上大陸新興官僚資本和帝國主義各國的資本的大量流入,促成房地產和股票市場的非常興旺,也使個人消費市場在整體上仍有發展。這種主要依靠房地產和金融投機的畸形繁榮,無可避免地在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爆發後很快就破滅了。多年來製造業衰落的惡果也充份暴露出來:失業率達到幾十年內的最高點。展望未來,種種情況都是令人不能樂觀的。在今天的世界經濟裏面,容許香港重建勞動密集的製造業的空間已經很小。大陸經濟對香港服務行業的依賴程度顯著地日益降低。況且大陸本身的經濟發展現在也遇到不小的困難,至少已經明顯地不能維持以往十幾年的增長率了。曾被大事吹捧的「東亞奇跡」終於破滅,令全世界的經濟形勢更加毫無值得樂觀的理由。這時候香港才來制定從頭起發展高科技生產的大計,指望不久之後在世界市場競爭中出人頭地,顯然成功的機會是非常微小的。香港的大財團可能仍有機會從港內和港外的投資(尤其是投機)中取得巨大的收穫,普羅大眾則不能指望在這條路線下得到生活的改善,相反,他們的生活水平恐怕難免日益明顯地向大陸看齊。一般中小企業的處境也難望好轉。

前途不容樂觀

特區政府企圖叫人相信香港經濟前途樂觀的主要理由有三方面:第一,香港的制度健全,儲備豐厚;第二,港人富有奮鬥精神;第三,有強大祖國的積極支持。其中第三點並沒有多少港人認真看待。因為,即使相信中央政府支持香港的善意和決心,大陸的經濟實力也是談不到真正強大的。第二點所說的港人富有奮鬥精神,港人自己相當普遍相信這是真實的,而且以此自傲。有人歎息這種精神近年減低了。如此歎息的人比一般人更強調這種精神的重要,也更相信憑著這股精神就能夠打破經濟困難。這種見解和信念無非是勤儉致富這個古老的資本主義神話的重版而已。其實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很容易證明:單憑勤儉不但不能保證致富,甚至不能保證有工作、有飯吃。不過,一直到最近為止,香港有幸好幾十年沒有經歷過嚴重的經濟危機,所以還有那麼多的港人相信勤儉可以克服一切經濟困難。只要目前的不景氣再延長下去,這種盲目的樂觀就會不攻自破。至於說香港的制度健全,又有豐厚的儲備,所以不難渡過危機,也是沒有多大說服力的。現在官方和民間都充滿必須削減綜援和限制大陸人口湧入的呼聲,這正好證明了人們並不相信儲備的保障能力。實際上,如果真正在市場上自由競爭,不但香港,全世界任何地區和國家都不能抵禦金融投機者的集中攻擊。香港的制度並不特別健全,那些領取世界第一流報酬的金融管理人員應付危機的本領也並不特別高明。到了今天(97年危機爆發兩年半以後),事實已經證明:香港並不是經濟復甦最快的地區,反而是最慢的。現在資產階級的輿論已經不再吹噓香港優越論,反倒強調必須提高香港的競爭力,實際上在勸說普羅大眾馴服地接受謀生艱難的前景了。

發展工業今非昔比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香港只是一個轉口貿易的商港。新中國成立後的最初幾年,由於傳統的轉口貿易大受限制,香港經濟一度陷於非常衰落。隨後才一步步發展起製造業,在新的基礎上繁榮起來,成為世界注目的亞洲四小龍之一。這個成就的原因,除了港人艱苦奮鬥的精神以及眾所周知的香港本身的種種有利條件(地理的、政治的、法律的、人口的……)之外,還有一個十分重要但是人們常常忽略的因素,就是當時正是資本主義世界的所謂黃金時代(這名稱是後來才給它的)。那時資本主義先進國的經濟長期繁榮,增長率相當高,實際工資的水平也步步提高,社會福利擴展,軍備開支更十分龐大,所以他們的市場可以吸納新興國家和地區不少的工業產品。那時新興地區之間互相競爭的對手不多,所以發展成功不太困難。四小龍就是抓住這個時機實現了工業化。其中香港的工業化成就最低,最偏頗不全,主要只發展了勞動密集的製造業。後來連這一點工業也損失了大半。當時還沾沾自喜,以為這是向上發展的經濟轉型,一心指望香港將要成為與倫敦、紐約並列的世界金融中心。其實這不過是美麗的泡沫而已。香港既沒有英國、美國那樣雄厚的產業基礎,又沒有瑞士那樣的特殊政治條件和歷史淵源,憑什麼可以成為真正的世界金融中心之一呢?到今天香港政府才打算推動新的工業化,但世界形勢已經變得大大不利了。現在世界經濟處於低沉的長波中,一點也沒有露出轉向高漲的徵兆。先進國的經濟增長率大約只有黃金時代的一半或三分之一左右,失業率很高,實際工資水平下降,社會福利削減,他們的市場吸納外來工業產品的能力降低了許多。反過來,新近工業化地區內互相競爭的對手卻增加了,大家都採取出口導向的政策。香港現在打算發展高科技工業,起步比新加坡和台灣已經晚了許多年,更不用同美、歐、日本比了。況且人才根本很成問題。還有,香港的資本家只習慣投資於快速回報的項目,對於高科技生產到底有多大投資的興趣和經營的能力,都很難說。所以,期望香港在高科技生產上得到巨大的發展,既勝過外地的競爭對手,又為香港帶回充份就業的經濟繁榮,是極難如願的。

發展旅遊妙計難求

期望靠旅遊業來恢復往日的繁榮,也是不實際的。過去香港旅遊業興旺,主要原因有幾個方面。第一,香港是無稅自由港,世界各地的產品都可以在香港買到,而且長期間價錢比較便宜,有購物天堂之稱,因此吸引旅客。第二,1949年大陸歸中共統治後,香港成為一個很特殊的地方,外國旅客來到這裏,既可以隔河窺望一下「竹幕」後的中國,又可以見識幾百萬非共、反共的中國人怎樣在這一小塊緊貼著大陸而受英國統治的地方生活,後來還有許多年過著比較繁榮安定的生活,成為一個奇跡。第三,中國「改革開放」後,香港反過來吸引大批內地人前來見識資本主義的生活方式。第四,97回歸已成定局但尚未實現的時候,遊客可以來看港人怎樣準備回歸的來臨。第五,回歸不久,自然可以讓人們來親眼看看香港到底有什麼改變,或保持不變。當時香港有這許多特色,旅遊業自然興旺。此外,在過去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黃金時代」和隨後的「東亞奇跡」中,香港旅遊業也自然得益。現在,不幸所有上述的有利條件都不能維持了。首先,購物天堂的名聲已經喪失。這主要是拜樓市大旺、樓價和租金飛漲之賜。其次,1997年經濟危機爆發,自然對旅遊業有很大的打擊。回歸稍久之後,上述第二、四、五種吸引力即使還沒有完全消失,也大大降低了。至於第三種,就是對內地遊客的吸引力,由於內地與香港的生活方式日益同化,這種吸引力也難免逐漸降低。所以旅遊業不能維持以前那樣的發展率,甚至會相對衰落下去,恐怕不是一時的現象.儘管政府和民間都極力設法提高香港對遊客的吸引力,但實在沒有什麼東西能夠充份補償那些喪失掉的吸引力。至於在香港建立迪士尼樂園,在樂園的東主方面無疑是精明的決策,對香港經濟卻不見得有利,反而會對社會和自然環境造成不小的損害。

放眼世界出路何在

當今全世界普羅大眾的生活困難的原因,並不是資源缺乏,或者社會生產的能力不足,而是資源的使用不當,生產事業受制於資本增殖的要求。所以,普羅大眾必須根本打破這種社會經濟受制於資本增殖的要求的狀況。

早在1973年,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已經進入新的低沉長波,主要表現為西方帝國主義各國的經濟發展率顯著降低,同時「福利國家」制度受到全面的攻擊。這實際上表示有致命危險的老年病已經又一次降臨到資本主義制度身上了。不過,由於「東亞奇跡」的出現和原「社會主義陣營」重新納入資本主義市場範圍,這病情的發展延緩了,甚至在相當程度上暫時把病徵遮掩住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世界經濟的真實病情一步步重新顯露出來。儘管人類所掌握的生產和交通的技術已經發展到戰前一般人所無法想像的程度,而且還在加速發展中。現在已經完全有可能使用很少的人力就生產出非常豐富的消費品,建造起各種方便的設備,但是結果並不是讓民眾享受到不愁生計而可以尋求自由發展的生活,反倒令越來越多的人連找一份過得去的謀生工作都很難。連所謂先進、富強的國家也出現了戰後最高而且持久的失業率,或者(例如美國)失業率不算高,但是普遍的待遇越來越差。龐大無比的財富,比過去任何時代都更加集中在極少數人的手上,而他們越來越不把手上的財富投資於生產,而是用來進行破壞性的投機:直接破壞金融穩定,間接破壞生產,破壞一般人的生計。那些主要從事投機活動的金融資本,已經強大到足以攻破任何一國的金融體系。如果光靠純粹的經濟手段,也就是在完全自由開放的金融市場中,任何一國的政府(連中央銀行在內)都抵禦不住它們的集中攻擊。可見,當今全世界普羅大眾的生活困難的原因,並不是資源缺乏,或者社會生產的能力不足,而是資源的使用不當,生產事業受制於資本增殖的要求。所以,普羅大眾想得到美好的前途,甚至僅僅想得到切實的生活保障,必須根本打破這種社會經濟受制於資本增殖的要求的狀況,改為把一切資源用來滿足民眾的合理而平等的生活需要,也就是必須廢除資本主義制度,建立一種真正由民眾自己當家作主的自由、平等的新社會制度,那就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制度(但決不是斯大林、毛澤東、鄧小平等所維護的那種制度)。這樣的改變,不可能單獨在香港一個地區實現,而只能由全世界的普羅大眾合力去實現。在普羅大眾還沒有掌握政權去開始這個偉大而艱巨的改革事業之前,只好首先用集體奮鬥的方法來保衛大眾的就業權利和生活水平,同時盡量爭取一些改善。任何號召普羅大眾壓低自己的生活水平去提高本地區的競爭力、或者同資產階級「共渡時艱」的主張,都不會幫助大眾打開出路,反而只有加重現實的世界經濟那種日益明顯地暴露出來的致命弊害,所以必須堅決反對。

(二)政治形勢

回歸將近三年,香港的法律和政治制度大體上沒有改變,港人原有的言論、信仰、示威、集會、結社等方面的自由也沒有受到太明顯的壓制。港人所擔心的最壞的情況沒有出現。中共所許諾的一國兩制算是兌現了。中共採取這種政策的主要原因有好幾方面。第一,平穩過渡是中共接收香港的上策。如果中共一接收就馬上把大陸那一套統治方法推行到香港,實際上有很大的困難,而且必然引起很大的震動,違背平穩過渡的原則。第二,中共正在誠心誠意地向資本主義學習。在努力學習市場經濟的發展路線和確立投資發財是光榮這種「新」道德觀之外,也願意在一定程度內學習資本主義的法治和自由的制度,希望以此來減輕它本身機構的嚴重腐化。在這幾方面香港都可以作為一個樣板,所以值得中共來保持而不是毀滅它們。第三,盡量保持香港原有制度不但可以繼續利用香港的華人資本,而且有利於發展大陸與帝國主義列強的經濟合作,這兩方面對於中共都是極為重要的。第四,保持香港原有制度有利於中共官僚發展他們自己和親友的私人資本,而且讓他們一旦碰到重大麻煩比較容易逃亡海外。第五,保持香港原有的政治自由雖然讓各種政治上的反對派繼續享有合法活動的空間,但現在任何一個反對派以及他們合起來的力量都遠遠不足以構成對中共統治權的實際威脅。相反,讓他們繼續合法活動,倒可以給中共的統治提供一個安全活塞,同時也更方便中共監視反對派的活動。所以中共不怕讓香港大致保持原有的自由。將來倘有必要,可以根據它自己所制定的法律去施行有效的鎮壓。至於香港反對份子與大陸反對力量的聯繫,中共一直都嚴厲禁止,今後也不會放鬆。

港人治港的真相

香港特區的第一屆政府簡直就是原封不動的港英殖民地政府,除了把英國總督換成了華人行政長官。在這個轉變中,香港華人資本家的政治地位大大提高了。在殖民地時代,香港總督是英國派來的,他主要代表英國資產階級的利益。那時香港的華人資本家頂多只能算是統治集團裏面的小兄弟。現在香港的行政長官不是中共派來的,而是在港人裏面產生出來。基本法所規定的政制,保證了只有資產階級的代表才可能當選。最高權力是在中共手裏,但中共授與行政長官相當大的自主權,他不用事事聽命於中共。與其說他是中共的代表,不如說是香港資產階級的代表而得到中共信任者。根據基本法,在一定的限度之內,特區政府可以抗拒北京的干預,維護香港的自治權和原有的制度。港人治港的諾言兌現了。但這個港人政府並不是全體香港居民的代表,連形式上也不是,而是本港資產階級對普羅大眾的專政。這正是中共所許諾的港人治港的本意。這個政府的階級專政色彩比港英殖民地政府更加鮮明。以前,經驗豐富的港英政府為了長遠的利益,為了避免社會矛盾過份尖銳化,尤其為了對抗中共的壓力,有時還會採取一些明顯違反本港資產階級(尤其是華人資本家)意願的改良政策。現在特區政府只會更加按照本港資產階級的意願來決定政策。

司法獨立已被削弱

19991月終審法院判決港人內地子女居港權案件所引起的風波,對「一國兩制」的真相提供了不少信息。

129日終審法院的判決剛剛公佈,特區政府也表示服從判決的時候,港人廣泛地認為這是法治精神的勝利,是香港原有法制能夠保持不變的證明。但幾天之後就有內地法律專家、官員和香港的擁中派(中指中央政府和中共)跳出來對那判決猛烈抨擊,叫喊必須糾正。226日終審法院應特區政府請求而作出澄清,事情暫告一段落。到此為止,雖然有人認為終審法院作出澄清這事本身已經是對行政壓力的屈服,但是從澄清的內容和一般人的感受看來,這還不算對司法獨立的明顯打擊,可說是勉強可以接受的妥協。

往後特區政府精心策劃實際上推翻終審法院的判決。它極力誇大港人內地子女的數目,並且讓人覺得這些子女要在極短期內全體湧入香港,造成把船踏沉的危機。它充分利用了港人中相當普遍的地區性狹隘自保的心理,製造出必須採取非常手段去推翻法院判決的大部份實際效力並且剝奪很大部份內地子女的居港權的歪理,通過國務院去請求人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的有關條文,不惜犧牲香港特區的自治權,也不惜助紂為虐,支持中共根本否定人民有居住和遷徒的自由權的立場。結果,不出眾人所料,人大常委會作出了特區政府所需要的打擊香港司法獨立而且侵害人民權利的那種解釋。在基本法的規範之內,統治者隨時可以通過這種程序來實現他們的願望,而人民並沒有合法的途徑有效地抗拒,法院也無法抗拒這種干預。

民主自治表面文章

這個事件應該有助於人們認識整套基本法的真相。基本法標榜五十年不變,保證回歸後港人仍舊享有原先的自由權,還讓港人逐步取得原先所沒有的實行自治的民主權利,這一切可以讓港人安心甚至產生美好希望的條文,都不過是表面文章,是一些安慰劑而已。實際上,根據中共統治集團的指示,經由那些專門為專制政府服務的法律專家精心製作出來的整套基本法,無微不至地保證了中共統治者以及他們在香港的代理人一切方面的決定權,而所謂民主自治根本是假的。如果香港能夠長久保持思想、信仰、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示威、罷工等自由,就算是幸運了。這些自由是否被法律許可,同司法獨立性到底有多大一樣,決定權完全在中共及其在香港的代理人手中。基本法規定了香港特區的最高權力永遠由行政長官掌握,立法會始終和殖民地時代的立法局一樣,只是諮詢機構,議員的權力在某些方面比殖民地時代還小。行政長官永遠不是按自由競選的民主方式選出,而是在官方操縱下產生。這部基本法永遠不能依照法定程序,作出違反中共意願的修改,除非中國的政治制度根本改變了,全國性的機構已經民主化了。

這次人大釋法事件也應該有助於人們看清楚回歸後香港的政治形勢。首先,人們可以從這次事件中看出:香港的自治和法治並不是全體港人都很珍重的。這次事件至少表面上好像是:中共統治者還沒有急於公然干預,反倒是特區政府和一部份港人主動請求中共干預。即使他們是在中共暗中示意或者壓迫之下才這樣做的,至少也表明了他們願意合作去破壞香港的自治和法治。

其次,人們可以清楚看到:香港的資本家和代表他們的政黨、政客,一般都支持請求人大釋法。連法律界裡面也沒有一個堅決反對的明顯多數。這又一次證明了:在資產階級發展比較晚的地區裡,不能指望資產階級來爭取和保衛資產階級式的進步的政治和司法制度。

第三,雖然在這次事件中維護法治、自治和人權的一方處於絕對劣勢,普羅大眾一般都被官方和資產階級的輿論麻醉了,但到底還是有一批人公開出來抗爭,其中包括學生組織和不少律師。由此可以推想,香港不是那麼容易變成一言堂的。不過,反過來,也可以看出,想從享有言論自由和示威自由發展到強有力的實際抗爭行動,也很不容易。

第四,儘管中共和特區政府佔絕對優勢,大可以為所欲為,他們到底還是沒有公開推翻終審法院的判決,沒有徹底打破香港特區的司法獨立。相反,他們從頭到尾都極力聲稱維護法治。雖然這本質上是騙人的話,但也顯出至少現在中共的最高決策還是不作太多和太公開的干預,不把維護法治者當作不可兩立的敵人對待,不把香港變成大陸一樣。至於法院方面會不會盡力保衛自己的獨立性,還有待以後的事實證明。

最後,雖然至今香港並沒有變成大陸一樣,而且看來中共還沒有打算不久就把香港同化,但是香港在政治上和司法上明顯已經受到中共干預,而且干預有加強的趨勢,本港的擁中派更是極力推波助瀾。可見,所謂五十年不變的保證,除了中共不會(而且不許)推翻香港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之外,完全是靠不住的。

政治前景

香港的政治自由情況的前途,主要決定於三方面力量的交互作用:第一,中共政府的政策;第二,香港資產階級和特區政府(尤其是行政長官)的態度;第三,香港普羅大眾保衛和爭取自由的奮鬥。

中共的政策決定於它的實際利害以及它的想法。它的實際利害當然是最根本的決定因素。但也不能忽視它可能由於愚蠢或過份驕橫而採取某些並不符合自己長遠利益(因而並非必要)的壓制自由的政策。至於中共在全國放棄一黨專政,允許反對黨派在民主憲法的範圍內自由競爭,應該當作絕不可能。因為這違背中共最重大的現實利益和根深蒂固的傳統。

中共接收香港以來,無論在香港、在大陸還是在對外關係上,都沒有遭遇到明顯的危機。今後倘若在上述任何一方面出現了危機,中共大概就會對香港的政治自由大大壓制。

雖然按照基本法的規定,即使一個政黨成為立法會裡面的絕對支配力量,也不可能因此就成為香港特區的執政黨,現在民主派(他們的特徵是不受中共控制)根本連立法會裡的多數還沒有得到,但是他們的力量已經引起中共很大的不安,中共決心對他們大力打壓。在香港回歸前後,中共政府一直公開支持以民建聯為主的保皇派,同時毫不掩飾它對民主派的憎恨和歧視。中共政府機關拒絕同香港民主派溝通,不理會他們任何請願,對他們的首腦人物連進入大陸都公然禁止。中共政府完全不以這樣公然違反人權和公正的原則為恥,也不在乎香港和海外的輿論對它這態度有多少批評。它故意讓人們看清楚它這種態度,讓識相的人同民主派疏遠,希望由此達到把民主派削弱或限制住的目標。

到目前為止,中共這個圖謀還沒有成功,不過已經為民主黨一類的民主派(他們擁護資本主義的經濟自由,同時又以議會政治為活動中心,所以不可能同普羅大眾密切結合,找到真正的出路)造成不小的困難。長久下去,這種黨派同保皇派相比,恐怕難免漸漸落居下風,甚至會明顯衰落。倘若沒有普羅大眾的政治運動及時興起,香港以議會為中心的政治活動很可能迅速顯著地腐化,變成官方操縱的把戲,或者明顯帶上黑金的色彩,引致群眾對政治的冷淡。

(三)群眾運動的前景

在經濟不景的兩年半裡面,香港普羅大眾的生活明顯惡化,對現狀的不滿也明顯加深,但是群眾抗爭行動卻沒有多大發展。倘若經濟不景真的如官方所說的已經見底,開始復甦,對於普羅大眾的經濟鬥爭來說,自然是個有利的因素。但實際上會怎樣演變,還要受許多其他因素影響。考慮到一些最重大的因素,可以作出如下的估計。

工會運動的前景

中共接收香港以來,無論在香港、在大陸還是在對外關係上,都沒有遭遇到明顯的危機。今後倘若在上述任何一方面出現了危機,中共大概就會對香港的政治自由大大壓制。

當經濟真正復甦,對勞動力的市場需求明顯增長的時候,群眾的經濟鬥爭活躍起來是完全有可能的。但這並不是必然的,尤其不能由此推斷工會運動必然有很大的發展。在全世界,自從八十年代以來,一方面由於資本結構和經營方法的演變,那就是,金融資本極度膨脹,而且絕大部份脫離生產事業,一味無孔不入、無時稍停地從事賭博性的炒賣活動,使普羅大眾的生計和社會生產以及實質的商業都淪為賭注的一部份,而生產企業則盡量採取「彈性工作」的制度(盡量利用臨時工、鐘點工、外判工等),並且盡可能把生產單位搬去工人組織薄弱的地方,致使勞方保衛生活水平和在勞動力市場上講價的能力都大大降低,另方面由於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思想明顯壓倒社會主義和改良主義思想,結果連一向工會運動最發達的國家裡工會運動都受到了很大的挫折。看來,這樣的世界形勢在短期內還不會根本改變。因此,在工會運動長期落後的香港,運動自然很不容易得到巨大的發展。尤其是,如果沒有社會主義政治運動顯著的發展的話,工會運動(那時只可能是純粹的改良主義運動)更極少可能有巨大的發展。而社會主義政治運動在中國新的高漲由香港來帶頭,也同樣極少可能。這方面的高潮多份要從中國內地開始。所以,總而言之,合理的估計是:隨著經濟復甦,香港的工會運動可能有相當的發展。在這方面香港可能走在大陸的前頭。但這並非必然的。而純粹改良主義的工會運動更絕少可能有盛大的發展。香港工會運動只有同社會主義政治運動互相配合,才可能有盛大的發展,而那時多份要由大陸的政治運動帶頭。

大陸的社會矛盾

中國大陸居民的貧富差距已經發展到非常巨大。大富之家多份是靠政治特權發財起來的。官僚貪污腐化的程度達到中國近代史上第一位。簡直沒有人對現狀滿意,甚至簡直沒有人不罵的。因此社會關係非常緊張,零散的群眾反抗行動已經為數不少,社會治安更是惡劣,以至統治者近年一直要強調穩定第一。但是,把各方面重大的決定因素都計算在內,應該認為聲勢足以同八九民運相提並論的震動全國的大規模群眾運動在短期內出現的可能性並不大。這不但是因為自從鎮壓八九民運以來,中共一直嚴厲執行著「把動亂消滅於萌芽狀態」的政策,而且因為還有許多其他重大因素都是不利於迅速形成大規模群眾運動的。雖然現狀令人人都很不滿,但是人人所不滿的具體原因和對象千差萬別,沒有集中到一個總的、統一的目標上面,尤其遠遠沒有形成一個或幾個得到群眾普遍支持的明確的鬥爭口號。欠缺統一的目標和口號,就表明形成群眾運動的首要前提還沒有。在這樣的情況下,零散的鬥爭不難發生許多,也會出現規模不小的短暫的騷亂,但是不會形成大規模而且相當持久的群眾運動,尤其不會形成具有劃時代的意義的群眾運動,不能有重大的實際成果。

運動高漲的各種前提

雖然現狀令人人都很不滿,但是人人所不滿的具體原因和對象千差萬別,沒有集中到一個總的、統一的目標上面,尤其遠遠沒有形成一個或幾個得到群眾普遍支持的明確的鬥爭口號。欠缺統一的目標和口號,就表明形成群眾運動的首要前提還沒有。

把群眾的痛苦和不滿集中反映出來,加以分析,找出根源,然後指出社會危機的出路━━劃時代的群眾運動所必需的目標和口號就是在這基礎上產生的━━是知識份子(其中最卓越的稱為思想家)的職責。但是當今的中國知識份子非常明顯地未能擔當起這個任務。在毛澤東統治時代,中國知識份子遭受了史無前例的沉重的踐踏。那些保存下來的,一般都喪失了為社會找出路的政治鬥志,能夠不向統治者徹底投降,又不「向錢看」而繼續專心於學術或純粹文化教育工作的,就算是難得了。毛澤東領導著整個中國共產黨定下來的那個不許知識份子「翹尾巴」的戰略任務,已經實現了。有幸親身享受毛澤東的陽光照耀的那一代知識份子已經沒有可能擔任為群眾探索出路的職責。這還不止,中共的文化革命的後遺症加上鄧小平的走資改革(這兩者密切相關),還使得新一代的中國知識份子相當普遍地崇拜金錢,崇拜那早已變得老醜又悖謬的資本主義,在這方面也達到了史無前例的程度。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路線讓知識份子得到了僅次於大官僚的「先富起來」的優先機會。在這樣的情況下,為新的劃時代的群眾運動提供思想的前提這項任務自然不能很快完成,能夠為社會危機指出真正出路的新一代知識份子自然不會很快形成。全世界的社會主義運動的低沉形勢,更加重了這方面發展的困難。

中國群眾各種各樣的不滿自然可以歸咎於走資的「改革開放」,這是一般人都看得出來的。但是,另一方面,人們也普遍承認這種改革是有成就的。現在中國的經濟比毛澤東時代進步了許多,人民的生活水平有明顯的提高,而且中國經濟發展的速度仍舊保持著世界第一的地位,世界輿論都對這表示讚歎,或者表示擔憂(害怕所謂中國的威脅)。這種情況,使得人們儘管有不小的不滿,卻普遍都在個人奮鬥的方向上找出路,而不是傾向於探索社會的出路,不容易考慮到群眾集體奮鬥的必要和可能性。

上述種種因素決定了,群眾運動高潮的思想前提在中國還不具備,而且難望迅速形成。現有已經大體找到了正確方向的探索者人數極少,他們現有的思想成就很不足,能力上也很不足,在群眾中已經得到的支持更微不足道,根本極少為人所知。因此沒有理由推測群眾運動高潮很快會出現。將來形勢根本改變,大概要在中國發生巨大的經濟危機之後。到那時候人們才會普遍感覺到個人奮鬥解決不了多少問題,必須用集體的力量去改造整個社會現狀。當然,在經濟危機發生之前,如果出現嚴重的政治危機或者軍事危機(例如攻打台灣,引起長久而損失慘重的戰事),也會演變成為嚴重的社會危機,引發群眾運動。但這方面的可能性和迫切性看來都比經濟危機小許多,而且兩者並非互相排斥的,前者大概會促使後者出現。中國經濟既然已經轉入資本主義的軌道,發生周期性的危機就不可避免,何況從頭起就帶有不少顯著的弱點。因此,關心中國群眾運動前景的人,應當密切注意經濟形勢的變化。

認為經濟形勢對於將來群眾運動是否出現有重大的影響,自然並不是說兩者有直接而必然的關連,並不是說將來中國一旦發生了重大的經濟危機,必然就會引起群眾鬥爭的高潮。歷史告訴我們:群眾運動是否興起,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其中的關係,並沒有一條簡單的規律或者公式。除了上述的經濟因素和思想因素,還有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就是原有的統治是否發生重大危機。如果統治者堅持穩定高於一切,對群眾運動毫不容忍,而整個統治機構並沒有發生分裂或者嚴重的內部衝突,又沒有預先遭受嚴重削弱,那麼,鎮壓簡直一定會成功,群眾運動的高潮不能出現。只有到了統治機構發生了重大危機,舉棋不定,或者指揮不靈,雖有決策而不能認真執行,那時候群眾才能夠衝破障礙,形成壯大的運動。當然,只要群眾鬥爭一開始,對於前來鎮壓的力量就可能造成一些消耗,把它削弱一點。但這樣的消耗多份是不大而且很短暫的,不難獲得補充,甚至增強到超過原先的力量。所以簡直不可能純粹靠群眾行動從外面來一步步把原統治力量削弱到不能施行有效鎮壓的地步。反過來,如果群眾行動一開始就引起統治機構發生內部危機,或者統治機構被其他外力(例如對外戰爭或天災)削弱了,那情形就不同了。那時自然很可能使鎮壓變成無效,而群眾運動高漲起來。現在中共統治並沒有發生內部危機,也沒有被外力削弱,而它一貫地對於鎮壓群眾運動毫不心慈手軟,所以從這個角度看起來,中國的群眾運動也是不容易興起的。

(四)歷史前景

目前,無論香港還是全中國以至全世界的形勢,都是現狀日益明顯地令群眾不滿,因而群眾反抗行動有所增長,也有新的領導力量漸露頭角,但是看來還不會有急劇的變化:既不會很快出現群眾運動的高潮,也不會一下子陷入非常兇險的反動局面。可以說,這是一個社會危機緩慢發展的時期。

目前正在緩慢發展中的全世界的社會危機,不但真正是資本主義制度的最後的、致命的危機,而且是整個人類文明(甚至是全體人類)的生死存亡的關頭。

本世紀的初期,世界資本主義制度的危機急劇發展,產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緊接著的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看來好像世界革命成功之日不遠了。但後來的事實證明:社會主義事業的道路比人們事先想像的要曲折而艱苦得多。到了這個世紀的末年,表面上反而好像是社會主義革命破產了,連仍舊相信社會主義的人也多數不敢相信新的勝利大概會在一、二十年內出現了。其實,雖然連最優秀的科學社會主義者也沒有能夠預見到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是這麼漫長而曲折,但是這八、九十年的歷史決沒有把馬克思和恩格斯所開創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推翻。相反,只有根據這套理論的原則和方法,才能夠充份解釋這段歷史(關鍵在於正確了解蘇聯的正反兩面的作用),並且認識出路何在。根據這個觀點,應該說:目前正在緩慢發展中的全世界的社會危機,不但真正是資本主義制度的最後的、致命的危機,而且是整個人類文明(甚至是全體人類)的生死存亡的關頭。所謂發展緩慢,是說短期內(例如五年之內)大概不會有急劇的變化,中期之內(例如十年內)發生巨變的機會也不十分大,但是在一、二十年間就多份要出現巨變了。打開社會主義的新出路,恐怕不容易在十年內實現,因為現有的主觀條件太不夠。但是整個社會的墮落、腐敗以及生態環境非常深重的破壞,很可能在二、三十年之內就達到無法挽救的地步。尤其是,如果全世界的普羅大眾能夠對這個腐敗入骨的資本主義制度(它日益明顯地以絕大多數人民為奴隸、為犧牲,同時又明顯地在破壞人類生存的自然條件)繼續忍受二、三十年,還不起來打倒它,就沒有理由相信往後群眾能夠起來改造自己的命運了。那時如果人類文明的末日還沒有來到,恐怕也馬上就會來到了。因此,應該把今後一、二十年當作人類接受最後考驗的時期,是普羅大眾掌握自己的命運的最後機會。如果我們不作最大的努力,如果我們的努力失敗了,恐怕就是永遠的失敗了。這不是科學社會主義被資本主義打敗,不是社會主義理論所指出的奮鬥道路錯誤,而是事實最後證明了普羅大眾沒有能力擔負起理論推想它能夠擔負的歷史任務,證明人類文明的全部成果甚至人類本身活該跟資本主義一同滅亡。

港人現有的自由雖然並無保障,但是大概還不至於很快被剝奪,因為中共沒有這樣做的必要。像先驅社這樣的激進小團體,因為實力太小,也可望免受特別的打擊。因此眼前是我們為將來的大事變作準備的緩慢發展的時期。如果我們充份利用了各種機會,把先驅社發展成為一個堅強的核心組織,等到大事變來到的時候,不論是好是壞,都有辦法應付,而且可能取得巨大的發展。誰也不知道這個允許我們緩慢發展的時期有多長,不知道在有利形勢出現之前會不會先來一個黑暗時期。所以,我們要把握時機,用最好的方法爭取發展,集中力量把最重要而且能夠首先做到的工作優先做好。

雖然香港絕少可能成為全國群眾運動的中心,但是香港到底是中國的大城市之一,所以先驅社在香港進行社會主義的鼓動、宣傳、組織和理論研究工作,也像在其他大城市的工作一樣,是有重大作用的。何況香港還有些特殊有利的條件,就是享有較大的自由而且資訊靈通。我們要充份利用這些有利條件,廣泛吸收各國和各地的經驗,經過綜合研究,得出較為深入的結論。這對於將來全國群眾運動的匯合起來以及採取明確的社會主義方向,是有重大幫助的。

先鋒精神

先驅社是自覺的先鋒組織。先驅根本是先鋒的同義詞。社會主義先鋒的真義,是以天下為己任,但是決不以天下為己有。黨天下是最壞的一種私有制。先鋒精神是獻身而不獨佔的精神。真正充滿先鋒精神的組織和個人,在一切場合、一切問題上都認為自己的責任最大,但是決不以為自己有資格或有權指揮一切,也不必認為自己的能力最強或者功勞最大。一件有重大價值的事情,如果眾人都在做,自己也不敢後人。反過來,如果別人都不積極,或者都沒有做好,就首先要求自己去承擔起來;即使毫無把握做得好,也要盡力拼搏。對於同志和同路人,永遠採取積極幫助的態度,決不作純粹消極的批評,更不輕易否定。自己即使受到不公平的消極批評,也不洩氣,只有更進一步反省和自勉。先驅社一向的作風雖然沒有完全達到上述的要求,大體上是符合的,而且主觀上是認同的。這就是我們最大的優點,也是有決定意義的優點,是信心的最後依據之一。可以說,先驅社將來最後的評價怎樣,主要是看我們到底能夠把先鋒精神發揮到什麼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