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两制」下的香港与普罗大众的出路

2000年社员大会决议案(略有删节)

《先驱》第56期,20006-8

(编者按:先驱社今年4月召开了大会,采纳了这份文件。它的前几大段吸收了52向青的一篇文章的内容,但后面大部份文字是新写的。

(一)经济形势

香港回归中国不久发生的经济危机,并不是简单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牵累所形成的短暂的危机,而是一个深刻转变的明确显示,宣告香港经济的黄金时代已成过去,未来很难再像已往三、四十年那样蓬勃发展了。六、七十年代迅速发展起来的制造业,从八十年代起已经消失了大半,造成失业问题。但这时与中国大陆有关的转口贸易、运输、金融、保险等服务行业获得机会显著扩展,旅游业也继续迅速发展,因此减轻了失业问题的严重性。投资大陆所获得的超级利润,使香港资产阶级的财富急剧膨胀,加上大陆新兴官僚资本和帝国主义各国的资本的大量流入,促成房地产和股票市场的非常兴旺,也使个人消费市场在整体上仍有发展。这种主要依靠房地产和金融投机的畸形繁荣,无可避免地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很快就破灭了。多年来制造业衰落的恶果也充份暴露出来:失业率达到几十年内的最高点。展望未来,种种情况都是令人不能乐观的。在今天的世界经济里面,容许香港重建劳动密集的制造业的空间已经很小。大陆经济对香港服务行业的依赖程度显著地日益降低。况且大陆本身的经济发展现在也遇到不小的困难,至少已经明显地不能维持以往十几年的增长率了。曾被大事吹捧的「东亚奇迹」终于破灭,令全世界的经济形势更加毫无值得乐观的理由。这时候香港才来制定从头起发展高科技生产的大计,指望不久之后在世界市场竞争中出人头地,显然成功的机会是非常微小的。香港的大财团可能仍有机会从港内和港外的投资(尤其是投机)中取得巨大的收获,普罗大众则不能指望在这条路线下得到生活的改善,相反,他们的生活水平恐怕难免日益明显地向大陆看齐。一般中小企业的处境也难望好转。

前途不容乐观

特区政府企图叫人相信香港经济前途乐观的主要理由有三方面:第一,香港的制度健全,储备丰厚;第二,港人富有奋斗精神;第三,有强大祖国的积极支持。其中第三点并没有多少港人认真看待。因为,即使相信中央政府支持香港的善意和决心,大陆的经济实力也是谈不到真正强大的。第二点所说的港人富有奋斗精神,港人自己相当普遍相信这是真实的,而且以此自傲。有人叹息这种精神近年减低了。如此叹息的人比一般人更强调这种精神的重要,也更相信凭着这股精神就能够打破经济困难。这种见解和信念无非是勤俭致富这个古老的资本主义神话的重版而已。其实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很容易证明:单凭勤俭不但不能保证致富,甚至不能保证有工作、有饭吃。不过,一直到最近为止,香港有幸好几十年没有经历过严重的经济危机,所以还有那么多的港人相信勤俭可以克服一切经济困难。只要目前的不景气再延长下去,这种盲目的乐观就会不攻自破。至于说香港的制度健全,又有丰厚的储备,所以不难渡过危机,也是没有多大说服力的。现在官方和民间都充满必须削减综援和限制大陆人口涌入的呼声,这正好证明了人们并不相信储备的保障能力。实际上,如果真正在市场上自由竞争,不但香港,全世界任何地区和国家都不能抵御金融投机者的集中攻击。香港的制度并不特别健全,那些领取世界第一流报酬的金融管理人员应付危机的本领也并不特别高明。到了今天(97年危机爆发两年半以后),事实已经证明:香港并不是经济复苏最快的地区,反而是最慢的。现在资产阶级的舆论已经不再吹嘘香港优越论,反倒强调必须提高香港的竞争力,实际上在劝说普罗大众驯服地接受谋生艰难的前景了。

发展工业今非昔比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香港只是一个转口贸易的商港。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年,由于传统的转口贸易大受限制,香港经济一度陷于非常衰落。随后才一步步发展起制造业,在新的基础上繁荣起来,成为世界注目的亚洲四小龙之一。这个成就的原因,除了港人艰苦奋斗的精神以及众所周知的香港本身的种种有利条件(地理的、政治的、法律的、人口的……)之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但是人们常常忽略的因素,就是当时正是资本主义世界的所谓黄金时代(这名称是后来才给它的)。那时资本主义先进国的经济长期繁荣,增长率相当高,实际工资的水平也步步提高,社会福利扩展,军备开支更十分庞大,所以他们的市场可以吸纳新兴国家和地区不少的工业产品。那时新兴地区之间互相竞争的对手不多,所以发展成功不太困难。四小龙就是抓住这个时机实现了工业化。其中香港的工业化成就最低,最偏颇不全,主要只发展了劳动密集的制造业。后来连这一点工业也损失了大半。当时还沾沾自喜,以为这是向上发展的经济转型,一心指望香港将要成为与伦敦、纽约并列的世界金融中心。其实这不过是美丽的泡沫而已。香港既没有英国、美国那样雄厚的产业基础,又没有瑞士那样的特殊政治条件和历史渊源,凭什么可以成为真正的世界金融中心之一呢?到今天香港政府才打算推动新的工业化,但世界形势已经变得大大不利了。现在世界经济处于低沉的长波中,一点也没有露出转向高涨的征兆。先进国的经济增长率大约只有黄金时代的一半或三分之一左右,失业率很高,实际工资水平下降,社会福利削减,他们的市场吸纳外来工业产品的能力降低了许多。反过来,新近工业化地区内互相竞争的对手却增加了,大家都采取出口导向的政策。香港现在打算发展高科技工业,起步比新加坡和台湾已经晚了许多年,更不用同美、欧、日本比了。况且人才根本很成问题。还有,香港的资本家只习惯投资于快速回报的项目,对于高科技生产到底有多大投资的兴趣和经营的能力,都很难说。所以,期望香港在高科技生产上得到巨大的发展,既胜过外地的竞争对手,又为香港带回充份就业的经济繁荣,是极难如愿的。

发展旅游妙计难求

期望靠旅游业来恢复往日的繁荣,也是不实际的。过去香港旅游业兴旺,主要原因有几个方面。第一,香港是无税自由港,世界各地的产品都可以在香港买到,而且长期间价钱比较便宜,有购物天堂之称,因此吸引旅客。第二,1949年大陆归中共统治后,香港成为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外国旅客来到这里,既可以隔河窥望一下「竹幕」后的中国,又可以见识几百万非共、反共的中国人怎样在这一小块紧贴着大陆而受英国统治的地方生活,后来还有许多年过着比较繁荣安定的生活,成为一个奇迹。第三,中国「改革开放」后,香港反过来吸引大批内地人前来见识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第四,97回归已成定局但尚未实现的时候,游客可以来看港人怎样准备回归的来临。第五,回归不久,自然可以让人们来亲眼看看香港到底有什么改变,或保持不变。当时香港有这许多特色,旅游业自然兴旺。此外,在过去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黄金时代」和随后的「东亚奇迹」中,香港旅游业也自然得益。现在,不幸所有上述的有利条件都不能维持了。首先,购物天堂的名声已经丧失。这主要是拜楼市大旺、楼价和租金飞涨之赐。其次,1997年经济危机爆发,自然对旅游业有很大的打击。回归稍久之后,上述第二、四、五种吸引力即使还没有完全消失,也大大降低了。至于第三种,就是对内地游客的吸引力,由于内地与香港的生活方式日益同化,这种吸引力也难免逐渐降低。所以旅游业不能维持以前那样的发展率,甚至会相对衰落下去,恐怕不是一时的现象.尽管政府和民间都极力设法提高香港对游客的吸引力,但实在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充份补偿那些丧失掉的吸引力。至于在香港建立迪斯尼乐园,在乐园的东主方面无疑是精明的决策,对香港经济却不见得有利,反而会对社会和自然环境造成不小的损害。

放眼世界出路何在

当今全世界普罗大众的生活困难的原因,并不是资源缺乏,或者社会生产的能力不足,而是资源的使用不当,生产事业受制于资本增殖的要求。所以,普罗大众必须根本打破这种社会经济受制于资本增殖的要求的状况。

早在1973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已经进入新的低沉长波,主要表现为西方帝国主义各国的经济发展率显著降低,同时「福利国家」制度受到全面的攻击。这实际上表示有致命危险的老年病已经又一次降临到资本主义制度身上了。不过,由于「东亚奇迹」的出现和原「社会主义阵营」重新纳入资本主义市场范围,这病情的发展延缓了,甚至在相当程度上暂时把病征遮掩住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的真实病情一步步重新显露出来。尽管人类所掌握的生产和交通的技术已经发展到战前一般人所无法想象的程度,而且还在加速发展中。现在已经完全有可能使用很少的人力就生产出非常丰富的消费品,建造起各种方便的设备,但是结果并不是让民众享受到不愁生计而可以寻求自由发展的生活,反倒令越来越多的人连找一份过得去的谋生工作都很难。连所谓先进、富强的国家也出现了战后最高而且持久的失业率,或者(例如美国)失业率不算高,但是普遍的待遇越来越差。庞大无比的财富,比过去任何时代都更加集中在极少数人的手上,而他们越来越不把手上的财富投资于生产,而是用来进行破坏性的投机:直接破坏金融稳定,间接破坏生产,破坏一般人的生计。那些主要从事投机活动的金融资本,已经强大到足以攻破任何一国的金融体系。如果光靠纯粹的经济手段,也就是在完全自由开放的金融市场中,任何一国的政府(连中央银行在内)都抵御不住它们的集中攻击。可见,当今全世界普罗大众的生活困难的原因,并不是资源缺乏,或者社会生产的能力不足,而是资源的使用不当,生产事业受制于资本增殖的要求。所以,普罗大众想得到美好的前途,甚至仅仅想得到切实的生活保障,必须根本打破这种社会经济受制于资本增殖的要求的状况,改为把一切资源用来满足民众的合理而平等的生活需要,也就是必须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一种真正由民众自己当家作主的自由、平等的新社会制度,那就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但决不是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等所维护的那种制度)。这样的改变,不可能单独在香港一个地区实现,而只能由全世界的普罗大众合力去实现。在普罗大众还没有掌握政权去开始这个伟大而艰巨的改革事业之前,只好首先用集体奋斗的方法来保卫大众的就业权利和生活水平,同时尽量争取一些改善。任何号召普罗大众压低自己的生活水平去提高本地区的竞争力、或者同资产阶级「共渡时艰」的主张,都不会帮助大众打开出路,反而只有加重现实的世界经济那种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的致命弊害,所以必须坚决反对。

(二)政治形势

回归将近三年,香港的法律和政治制度大体上没有改变,港人原有的言论、信仰、示威、集会、结社等方面的自由也没有受到太明显的压制。港人所担心的最坏的情况没有出现。中共所许诺的一国两制算是兑现了。中共采取这种政策的主要原因有好几方面。第一,平稳过渡是中共接收香港的上策。如果中共一接收就马上把大陆那一套统治方法推行到香港,实际上有很大的困难,而且必然引起很大的震动,违背平稳过渡的原则。第二,中共正在诚心诚意地向资本主义学习。在努力学习市场经济的发展路线和确立投资发财是光荣这种「新」道德观之外,也愿意在一定程度内学习资本主义的法治和自由的制度,希望以此来减轻它本身机构的严重腐化。在这几方面香港都可以作为一个样板,所以值得中共来保持而不是毁灭它们。第三,尽量保持香港原有制度不但可以继续利用香港的华人资本,而且有利于发展大陆与帝国主义列强的经济合作,这两方面对于中共都是极为重要的。第四,保持香港原有制度有利于中共官僚发展他们自己和亲友的私人资本,而且让他们一旦碰到重大麻烦比较容易逃亡海外。第五,保持香港原有的政治自由虽然让各种政治上的反对派继续享有合法活动的空间,但现在任何一个反对派以及他们合起来的力量都远远不足以构成对中共统治权的实际威胁。相反,让他们继续合法活动,倒可以给中共的统治提供一个安全活塞,同时也更方便中共监视反对派的活动。所以中共不怕让香港大致保持原有的自由。将来倘有必要,可以根据它自己所制定的法律去施行有效的镇压。至于香港反对份子与大陆反对力量的联系,中共一直都严厉禁止,今后也不会放松。

港人治港的真相

香港特区的第一届政府简直就是原封不动的港英殖民地政府,除了把英国总督换成了华人行政长官。在这个转变中,香港华人资本家的政治地位大大提高了。在殖民地时代,香港总督是英国派来的,他主要代表英国资产阶级的利益。那时香港的华人资本家顶多只能算是统治集团里面的小兄弟。现在香港的行政长官不是中共派来的,而是在港人里面产生出来。基本法所规定的政制,保证了只有资产阶级的代表才可能当选。最高权力是在中共手里,但中共授与行政长官相当大的自主权,他不用事事听命于中共。与其说他是中共的代表,不如说是香港资产阶级的代表而得到中共信任者。根据基本法,在一定的限度之内,特区政府可以抗拒北京的干预,维护香港的自治权和原有的制度。港人治港的诺言兑现了。但这个港人政府并不是全体香港居民的代表,连形式上也不是,而是本港资产阶级对普罗大众的专政。这正是中共所许诺的港人治港的本意。这个政府的阶级专政色彩比港英殖民地政府更加鲜明。以前,经验丰富的港英政府为了长远的利益,为了避免社会矛盾过份尖锐化,尤其为了对抗中共的压力,有时还会采取一些明显违反本港资产阶级(尤其是华人资本家)意愿的改良政策。现在特区政府只会更加按照本港资产阶级的意愿来决定政策。

司法独立已被削弱

19991月终审法院判决港人内地子女居港权案件所引起的风波,对「一国两制」的真相提供了不少信息。

129日终审法院的判决刚刚公布,特区政府也表示服从判决的时候,港人广泛地认为这是法治精神的胜利,是香港原有法制能够保持不变的证明。但几天之后就有内地法律专家、官员和香港的拥中派(中指中央政府和中共)跳出来对那判决猛烈抨击,叫喊必须纠正。226日终审法院应特区政府请求而作出澄清,事情暂告一段落。到此为止,虽然有人认为终审法院作出澄清这事本身已经是对行政压力的屈服,但是从澄清的内容和一般人的感受看来,这还不算对司法独立的明显打击,可说是勉强可以接受的妥协。

往后特区政府精心策划实际上推翻终审法院的判决。它极力夸大港人内地子女的数目,并且让人觉得这些子女要在极短期内全体涌入香港,造成把船踏沉的危机。它充分利用了港人中相当普遍的地区性狭隘自保的心理,制造出必须采取非常手段去推翻法院判决的大部份实际效力并且剥夺很大部份内地子女的居港权的歪理,通过国务院去请求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的有关条文,不惜牺牲香港特区的自治权,也不惜助纣为虐,支持中共根本否定人民有居住和迁徒的自由权的立场。结果,不出众人所料,人大常委会作出了特区政府所需要的打击香港司法独立而且侵害人民权利的那种解释。在基本法的规范之内,统治者随时可以通过这种程序来实现他们的愿望,而人民并没有合法的途径有效地抗拒,法院也无法抗拒这种干预。

民主自治表面文章

这个事件应该有助于人们认识整套基本法的真相。基本法标榜五十年不变,保证回归后港人仍旧享有原先的自由权,还让港人逐步取得原先所没有的实行自治的民主权利,这一切可以让港人安心甚至产生美好希望的条文,都不过是表面文章,是一些安慰剂而已。实际上,根据中共统治集团的指示,经由那些专门为专制政府服务的法律专家精心制作出来的整套基本法,无微不至地保证了中共统治者以及他们在香港的代理人一切方面的决定权,而所谓民主自治根本是假的。如果香港能够长久保持思想、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示威、罢工等自由,就算是幸运了。这些自由是否被法律许可,同司法独立性到底有多大一样,决定权完全在中共及其在香港的代理人手中。基本法规定了香港特区的最高权力永远由行政长官掌握,立法会始终和殖民地时代的立法局一样,只是咨询机构,议员的权力在某些方面比殖民地时代还小。行政长官永远不是按自由竞选的民主方式选出,而是在官方操纵下产生。这部基本法永远不能依照法定程序,作出违反中共意愿的修改,除非中国的政治制度根本改变了,全国性的机构已经民主化了。

这次人大释法事件也应该有助于人们看清楚回归后香港的政治形势。首先,人们可以从这次事件中看出:香港的自治和法治并不是全体港人都很珍重的。这次事件至少表面上好像是:中共统治者还没有急于公然干预,反倒是特区政府和一部份港人主动请求中共干预。即使他们是在中共暗中示意或者压迫之下才这样做的,至少也表明了他们愿意合作去破坏香港的自治和法治。

其次,人们可以清楚看到:香港的资本家和代表他们的政党、政客,一般都支持请求人大释法。连法律界里面也没有一个坚决反对的明显多数。这又一次证明了:在资产阶级发展比较晚的地区里,不能指望资产阶级来争取和保卫资产阶级式的进步的政治和司法制度。

第三,虽然在这次事件中维护法治、自治和人权的一方处于绝对劣势,普罗大众一般都被官方和资产阶级的舆论麻醉了,但到底还是有一批人公开出来抗争,其中包括学生组织和不少律师。由此可以推想,香港不是那么容易变成一言堂的。不过,反过来,也可以看出,想从享有言论自由和示威自由发展到强有力的实际抗争行动,也很不容易。

第四,尽管中共和特区政府占绝对优势,大可以为所欲为,他们到底还是没有公开推翻终审法院的判决,没有彻底打破香港特区的司法独立。相反,他们从头到尾都极力声称维护法治。虽然这本质上是骗人的话,但也显出至少现在中共的最高决策还是不作太多和太公开的干预,不把维护法治者当作不可两立的敌人对待,不把香港变成大陆一样。至于法院方面会不会尽力保卫自己的独立性,还有待以后的事实证明。

最后,虽然至今香港并没有变成大陆一样,而且看来中共还没有打算不久就把香港同化,但是香港在政治上和司法上明显已经受到中共干预,而且干预有加强的趋势,本港的拥中派更是极力推波助澜。可见,所谓五十年不变的保证,除了中共不会(而且不许)推翻香港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之外,完全是靠不住的。

政治前景

香港的政治自由情况的前途,主要决定于三方面力量的交互作用:第一,中共政府的政策;第二,香港资产阶级和特区政府(尤其是行政长官)的态度;第三,香港普罗大众保卫和争取自由的奋斗。

中共的政策决定于它的实际利害以及它的想法。它的实际利害当然是最根本的决定因素。但也不能忽视它可能由于愚蠢或过份骄横而采取某些并不符合自己长远利益(因而并非必要)的压制自由的政策。至于中共在全国放弃一党专政,允许反对党派在民主宪法的范围内自由竞争,应该当作绝不可能。因为这违背中共最重大的现实利益和根深蒂固的传统。

中共接收香港以来,无论在香港、在大陆还是在对外关系上,都没有遭遇到明显的危机。今后倘若在上述任何一方面出现了危机,中共大概就会对香港的政治自由大大压制。

虽然按照基本法的规定,即使一个政党成为立法会里面的绝对支配力量,也不可能因此就成为香港特区的执政党,现在民主派(他们的特征是不受中共控制)根本连立法会里的多数还没有得到,但是他们的力量已经引起中共很大的不安,中共决心对他们大力打压。在香港回归前后,中共政府一直公开支持以民建联为主的保皇派,同时毫不掩饰它对民主派的憎恨和歧视。中共政府机关拒绝同香港民主派沟通,不理会他们任何请愿,对他们的首脑人物连进入大陆都公然禁止。中共政府完全不以这样公然违反人权和公正的原则为耻,也不在乎香港和海外的舆论对它这态度有多少批评。它故意让人们看清楚它这种态度,让识相的人同民主派疏远,希望由此达到把民主派削弱或限制住的目标。

到目前为止,中共这个图谋还没有成功,不过已经为民主党一类的民主派(他们拥护资本主义的经济自由,同时又以议会政治为活动中心,所以不可能同普罗大众密切结合,找到真正的出路)造成不小的困难。长久下去,这种党派同保皇派相比,恐怕难免渐渐落居下风,甚至会明显衰落。倘若没有普罗大众的政治运动及时兴起,香港以议会为中心的政治活动很可能迅速显著地腐化,变成官方操纵的把戏,或者明显带上黑金的色彩,引致群众对政治的冷淡。

(三)群众运动的前景

在经济不景的两年半里面,香港普罗大众的生活明显恶化,对现状的不满也明显加深,但是群众抗争行动却没有多大发展。倘若经济不景真的如官方所说的已经见底,开始复苏,对于普罗大众的经济斗争来说,自然是个有利的因素。但实际上会怎样演变,还要受许多其它因素影响。考虑到一些最重大的因素,可以作出如下的估计。

工会运动的前景

中共接收香港以来,无论在香港、在大陆还是在对外关系上,都没有遭遇到明显的危机。今后倘若在上述任何一方面出现了危机,中共大概就会对香港的政治自由大大压制。

当经济真正复苏,对劳动力的市场需求明显增长的时候,群众的经济斗争活跃起来是完全有可能的。但这并不是必然的,尤其不能由此推断工会运动必然有很大的发展。在全世界,自从八十年代以来,一方面由于资本结构和经营方法的演变,那就是,金融资本极度膨胀,而且绝大部份脱离生产事业,一味无孔不入、无时稍停地从事赌博性的炒卖活动,使普罗大众的生计和社会生产以及实质的商业都沦为赌注的一部份,而生产企业则尽量采取「弹性工作」的制度(尽量利用临时工、钟点工、外判工等),并且尽可能把生产单位搬去工人组织薄弱的地方,致使劳方保卫生活水平和在劳动力市场上讲价的能力都大大降低,另方面由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明显压倒社会主义和改良主义思想,结果连一向工会运动最发达的国家里工会运动都受到了很大的挫折。看来,这样的世界形势在短期内还不会根本改变。因此,在工会运动长期落后的香港,运动自然很不容易得到巨大的发展。尤其是,如果没有社会主义政治运动显著的发展的话,工会运动(那时只可能是纯粹的改良主义运动)更极少可能有巨大的发展。而社会主义政治运动在中国新的高涨由香港来带头,也同样极少可能。这方面的高潮多份要从中国内地开始。所以,总而言之,合理的估计是:随着经济复苏,香港的工会运动可能有相当的发展。在这方面香港可能走在大陆的前头。但这并非必然的。而纯粹改良主义的工会运动更绝少可能有盛大的发展。香港工会运动只有同社会主义政治运动互相配合,才可能有盛大的发展,而那时多份要由大陆的政治运动带头。

大陆的社会矛盾

中国大陆居民的贫富差距已经发展到非常巨大。大富之家多份是靠政治特权发财起来的。官僚贪污腐化的程度达到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简直没有人对现状满意,甚至简直没有人不骂的。因此社会关系非常紧张,零散的群众反抗行动已经为数不少,社会治安更是恶劣,以至统治者近年一直要强调稳定第一。但是,把各方面重大的决定因素都计算在内,应该认为声势足以同八九民运相提并论的震动全国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在短期内出现的可能性并不大。这不但是因为自从镇压八九民运以来,中共一直严厉执行着「把动乱消灭于萌芽状态」的政策,而且因为还有许多其它重大因素都是不利于迅速形成大规模群众运动的。虽然现状令人人都很不满,但是人人所不满的具体原因和对象千差万别,没有集中到一个总的、统一的目标上面,尤其远远没有形成一个或几个得到群众普遍支持的明确的斗争口号。欠缺统一的目标和口号,就表明形成群众运动的首要前提还没有。在这样的情况下,零散的斗争不难发生许多,也会出现规模不小的短暂的骚乱,但是不会形成大规模而且相当持久的群众运动,尤其不会形成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的群众运动,不能有重大的实际成果。

运动高涨的各种前提

虽然现状令人人都很不满,但是人人所不满的具体原因和对象千差万别,没有集中到一个总的、统一的目标上面,尤其远远没有形成一个或几个得到群众普遍支持的明确的斗争口号。欠缺统一的目标和口号,就表明形成群众运动的首要前提还没有。

把群众的痛苦和不满集中反映出来,加以分析,找出根源,然后指出社会危机的出路━━划时代的群众运动所必需的目标和口号就是在这基础上产生的━━是知识分子(其中最卓越的称为思想家)的职责。但是当今的中国知识分子非常明显地未能担当起这个任务。在毛泽东统治时代,中国知识分子遭受了史无前例的沉重的践踏。那些保存下来的,一般都丧失了为社会找出路的政治斗志,能够不向统治者彻底投降,又不「向钱看」而继续专心于学术或纯粹文化教育工作的,就算是难得了。毛泽东领导着整个中国共产党定下来的那个不许知识分子「翘尾巴」的战略任务,已经实现了。有幸亲身享受毛泽东的阳光照耀的那一代知识分子已经没有可能担任为群众探索出路的职责。这还不止,中共的文化革命的后遗症加上邓小平的走资改革(这两者密切相关),还使得新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相当普遍地崇拜金钱,崇拜那早已变得老丑又悖谬的资本主义,在这方面也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让知识分子得到了仅次于大官僚的「先富起来」的优先机会。在这样的情况下,为新的划时代的群众运动提供思想的前提这项任务自然不能很快完成,能够为社会危机指出真正出路的新一代知识分子自然不会很快形成。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的低沉形势,更加重了这方面发展的困难。

中国群众各种各样的不满自然可以归咎于走资的「改革开放」,这是一般人都看得出来的。但是,另一方面,人们也普遍承认这种改革是有成就的。现在中国的经济比毛泽东时代进步了许多,人民的生活水平有明显的提高,而且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仍旧保持着世界第一的地位,世界舆论都对这表示赞叹,或者表示担忧(害怕所谓中国的威胁)。这种情况,使得人们尽管有不小的不满,却普遍都在个人奋斗的方向上找出路,而不是倾向于探索社会的出路,不容易考虑到群众集体奋斗的必要和可能性。

上述种种因素决定了,群众运动高潮的思想前提在中国还不具备,而且难望迅速形成。现有已经大体找到了正确方向的探索者人数极少,他们现有的思想成就很不足,能力上也很不足,在群众中已经得到的支持更微不足道,根本极少为人所知。因此没有理由推测群众运动高潮很快会出现。将来形势根本改变,大概要在中国发生巨大的经济危机之后。到那时候人们才会普遍感觉到个人奋斗解决不了多少问题,必须用集体的力量去改造整个社会现状。当然,在经济危机发生之前,如果出现严重的政治危机或者军事危机(例如攻打台湾,引起长久而损失惨重的战事),也会演变成为严重的社会危机,引发群众运动。但这方面的可能性和迫切性看来都比经济危机小许多,而且两者并非互相排斥的,前者大概会促使后者出现。中国经济既然已经转入资本主义的轨道,发生周期性的危机就不可避免,何况从头起就带有不少显著的弱点。因此,关心中国群众运动前景的人,应当密切注意经济形势的变化。

认为经济形势对于将来群众运动是否出现有重大的影响,自然并不是说两者有直接而必然的关连,并不是说将来中国一旦发生了重大的经济危机,必然就会引起群众斗争的高潮。历史告诉我们:群众运动是否兴起,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的关系,并没有一条简单的规律或者公式。除了上述的经济因素和思想因素,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就是原有的统治是否发生重大危机。如果统治者坚持稳定高于一切,对群众运动毫不容忍,而整个统治机构并没有发生分裂或者严重的内部冲突,又没有预先遭受严重削弱,那么,镇压简直一定会成功,群众运动的高潮不能出现。只有到了统治机构发生了重大危机,举棋不定,或者指挥不灵,虽有决策而不能认真执行,那时候群众才能够冲破障碍,形成壮大的运动。当然,只要群众斗争一开始,对于前来镇压的力量就可能造成一些消耗,把它削弱一点。但这样的消耗多份是不大而且很短暂的,不难获得补充,甚至增强到超过原先的力量。所以简直不可能纯粹靠群众行动从外面来一步步把原统治力量削弱到不能施行有效镇压的地步。反过来,如果群众行动一开始就引起统治机构发生内部危机,或者统治机构被其它外力(例如对外战争或天灾)削弱了,那情形就不同了。那时自然很可能使镇压变成无效,而群众运动高涨起来。现在中共统治并没有发生内部危机,也没有被外力削弱,而它一贯地对于镇压群众运动毫不心慈手软,所以从这个角度看起来,中国的群众运动也是不容易兴起的。

(四)历史前景

目前,无论香港还是全中国以至全世界的形势,都是现状日益明显地令群众不满,因而群众反抗行动有所增长,也有新的领导力量渐露头角,但是看来还不会有急剧的变化:既不会很快出现群众运动的高潮,也不会一下子陷入非常凶险的反动局面。可以说,这是一个社会危机缓慢发展的时期。

目前正在缓慢发展中的全世界的社会危机,不但真正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最后的、致命的危机,而且是整个人类文明(甚至是全体人类)的生死存亡的关头。

本世纪的初期,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急剧发展,产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紧接着的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看来好像世界革命成功之日不远了。但后来的事实证明:社会主义事业的道路比人们事先想象的要曲折而艰苦得多。到了这个世纪的末年,表面上反而好像是社会主义革命破产了,连仍旧相信社会主义的人也多数不敢相信新的胜利大概会在一、二十年内出现了。其实,虽然连最优秀的科学社会主义者也没有能够预见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是这么漫长而曲折,但是这八、九十年的历史决没有把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开创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推翻。相反,只有根据这套理论的原则和方法,才能够充份解释这段历史(关键在于正确了解苏联的正反两面的作用),并且认识出路何在。根据这个观点,应该说:目前正在缓慢发展中的全世界的社会危机,不但真正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最后的、致命的危机,而且是整个人类文明(甚至是全体人类)的生死存亡的关头。所谓发展缓慢,是说短期内(例如五年之内)大概不会有急剧的变化,中期之内(例如十年内)发生巨变的机会也不十分大,但是在一、二十年间就多份要出现巨变了。打开社会主义的新出路,恐怕不容易在十年内实现,因为现有的主观条件太不够。但是整个社会的堕落、腐败以及生态环境非常深重的破坏,很可能在二、三十年之内就达到无法挽救的地步。尤其是,如果全世界的普罗大众能够对这个腐败入骨的资本主义制度(它日益明显地以绝大多数人民为奴隶、为牺牲,同时又明显地在破坏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继续忍受二、三十年,还不起来打倒它,就没有理由相信往后群众能够起来改造自己的命运了。那时如果人类文明的末日还没有来到,恐怕也马上就会来到了。因此,应该把今后一、二十年当作人类接受最后考验的时期,是普罗大众掌握自己的命运的最后机会。如果我们不作最大的努力,如果我们的努力失败了,恐怕就是永远的失败了。这不是科学社会主义被资本主义打败,不是社会主义理论所指出的奋斗道路错误,而是事实最后证明了普罗大众没有能力担负起理论推想它能够担负的历史任务,证明人类文明的全部成果甚至人类本身活该跟资本主义一同灭亡。

港人现有的自由虽然并无保障,但是大概还不至于很快被剥夺,因为中共没有这样做的必要。像先驱社这样的激进小团体,因为实力太小,也可望免受特别的打击。因此眼前是我们为将来的大事变作准备的缓慢发展的时期。如果我们充份利用了各种机会,把先驱社发展成为一个坚强的核心组织,等到大事变来到的时候,不论是好是坏,都有办法应付,而且可能取得巨大的发展。谁也不知道这个允许我们缓慢发展的时期有多长,不知道在有利形势出现之前会不会先来一个黑暗时期。所以,我们要把握时机,用最好的方法争取发展,集中力量把最重要而且能够首先做到的工作优先做好。

虽然香港绝少可能成为全国群众运动的中心,但是香港到底是中国的大城市之一,所以先驱社在香港进行社会主义的鼓动、宣传、组织和理论研究工作,也像在其它大城市的工作一样,是有重大作用的。何况香港还有些特殊有利的条件,就是享有较大的自由而且信息灵通。我们要充份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广泛吸收各国和各地的经验,经过综合研究,得出较为深入的结论。这对于将来全国群众运动的汇合起来以及采取明确的社会主义方向,是有重大帮助的。

先锋精神

先驱社是自觉的先锋组织。先驱根本是先锋的同义词。社会主义先锋的真义,是以天下为己任,但是决不以天下为己有。党天下是最坏的一种私有制。先锋精神是献身而不独占的精神。真正充满先锋精神的组织和个人,在一切场合、一切问题上都认为自己的责任最大,但是决不以为自己有资格或有权指挥一切,也不必认为自己的能力最强或者功劳最大。一件有重大价值的事情,如果众人都在做,自己也不敢后人。反过来,如果别人都不积极,或者都没有做好,就首先要求自己去承担起来;即使毫无把握做得好,也要尽力拼搏。对于同志和同路人,永远采取积极帮助的态度,决不作纯粹消极的批评,更不轻易否定。自己即使受到不公平的消极批评,也不泄气,只有更进一步反省和自勉。先驱社一向的作风虽然没有完全达到上述的要求,大体上是符合的,而且主观上是认同的。这就是我们最大的优点,也是有决定意义的优点,是信心的最后依据之一。可以说,先驱社将来最后的评价怎样,主要是看我们到底能够把先锋精神发挥到什么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