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营部门与普罗大众利益攸关

许由

《先驱》第52期,19995

政府正在部署把房署、邮署、水务署、机电署等局部私有化;医疗「改革」则有可能从过去的「与成本挂钩」发展为用者缴付大量费用。如果政府计划得逞,不仅损害广大中下级公务员的工作权利及生活质素,而且对全港普罗大众都是极不利的。

最直接影响是饭碗问题。公营部门私有化不仅打破了许多中下级公务员的饭碗,而且这数以万计的雇员将被迫同私营部门的员工直接竞争饭碗。过去公营与私营部门虽非完全隔绝,但是,二者竞争不大。公营部门不是利润挂帅,因此公务员同政府的雇佣关系较少受市场盛衰影响,再加上其它重要因素,因而职业及待遇都较稳定,也因此多少限制了工商界的剥削自由(雇主的待遇不能同政府的待遇相差太远)。在经济不景的情况下,公营部门缩小,私人部门扩大,就一定引起工人之间的割颈竞争。

其次,私有化意味普罗大众今后在经济、社会、文化、健康等各方面的地位或水平的倒退。

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从来不像工商界所渲染的那么自由平等。雇佣关系表面上很平等,你情我愿,但实际上彼此议价能力大不相同。普罗大众即使不是一无所有,所有的也不多,为了糊口,非要赶快找工做不可;老板呢,却可以以逸待劳,所以雇主往往能够压抑工资的实际增长。在那些垄断严重的行业,问题尤其严重。所以,雇主的利润没有上限,而员工的工资普遍不超过支持小康生活的程度,在经济衰退时更随时有加入失业大军的危险,成为赤贫者。总之,自由市场下的竞争机制,不能不是一种弱肉强食的机制。任由它自发地运作,难免造成极严重的贫富悬殊。所以许多国家都要多少监管市场;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容许雇主(至少是法律上不容许)自由延长工作时间、自由招聘童工。在比较尊重人权的国家,更会由政府向普罗大众以至全体人民提供免费或低廉的社会服务,保障他们不论贫富都能够有起码的生活保障。

香港不像西方国家那样提供较全面社会服务及保障,但是香港普罗大众过去多年生活比较安定,生活质素多少有改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公营部门多少限制了市场经济的弱肉强食的倾向,减弱其破坏力。而公屋就是一个最显著、最有力的保障。尽管公屋质素不高(早期的更差),可是,享有基本住房保障,使普罗大众及其后代的整个生活质素、精神面貌、自信心、文化教育等各方面都有显著提高(试问一个街童能够好好读书么?)。香港的其它社会服务(教育、医疗、社会福利)也多少起着保障普罗大众的基本健康、教育及生存权利的作用。这些服务同市场所提供的服务的差别在于:政府不是按你钱包有多少钱,而是按你的需要而提供服务。

用政府税收来维持低廉住房及社会服务,好处不仅是通过收入再分配来为普罗大众提供起码的保障,而且是一种促进社会中团结互助的人道精神的办法。只有在这种精神起主导作用的时候,社会才有安定,才有进步。反之,那种认为个人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只应由个人负责,有钱才配有体面生活,无钱就自己乞食的右派思想,根本是彻底反人民反民主的。这种思想以为,谁发财谁乞食完全是个人努力或不努力所致。所以呢,怎么能够拿工商界的利润去津贴穷人的社会服务?问题在于,工商界的利润何尝纯粹来自老板的努力?如果没有广大员工的血汗劳动,你们的所有资产不仅不能增值,还要贬值呢!所以,普罗大众完全有理由要求通过向工商界缴税的方式来维持甚至扩展政府的社会服务。

这种右派思想虽然道理上讲不过,由于它最符合工商界利益,所以工商界正在大力推动政府削减住房及社会福利的承担。董建华政府作为商人政府,自然也会贯彻工商界的意愿。然而,政府这样做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对普罗大众来说,这意味全面倒退。从此他们在住房、医疗、供水、邮政以至各种社会服务,不仅要「用者自付」,而且所付的不仅要抵得上成本,还要再加上工商界的「合理利润」。这样普罗大众负担大为加重,而弱势社群更会住不起房子、买不起药、看不起医生。而当社会大多数人都陷于贫困的时候,只能早晚迫使他们反抗,到时统治集团更休想维持什么社会安定。

私有化绝无一利于普罗大众!唯一得益的只有工商界及高官。私有化及削减社会服务,对工商界的好处不仅是减轻将来的加税压力(随着人口老化,社会服务将日益供不应求),而且在于为正在苦无投资出路的工商界提供一条发财快捷方式,也为退休高官提供优薪厚职。例如,房署私有化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让私营管理公司生意额大大增加,也让房署高官退休后有机会转去这些管理公司担任董事。(例如前房署前署长林有元退休后转任佳定管理公司的高职)普罗大众有什么理由容忍高官及工商界残民自肥?而一旦大众起来反抗,统治阶级就会明白,如此灭绝人性地打击大众生活,到头来只会弄巧反拙,因福得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