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運人仕應否進入政府?

南產

《先驅》第51期,19992

去年年底的台灣「三合一」(立法院和台北、高雄兩市)選舉,在台灣內外都很受重視。選後有一種情況在台灣內部相當引人注目,在外面(尤其是香港)就不大受人關心,甚至根本沒有多少人注意到了。那就是新上任的台北和高雄市長都延攬了社會運動的著名人士參加新一屆的市政府,在台北市擔任勞工局長和民政認識長,在高雄也是擔任勞工局長。這情況不但在台灣內部引起許多人驚訝,而且引起了爭論:這情況對今後的社會運動到底個有利還是有害?社會運動者到底應否接受政府裏面負有政治責任的職位?三位進入政府的人士中,最著名的是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簡稱工委會)的領導人鄭村棋,公開的爭論也首先就他開展。這篇短文要談的就是這個問題。

首先要說明一點。我對三位社運人士和他們各自所屬的團體所知的都很少,所以不能夠也不打算具體評論他們這次參加市政府的行為。我要談的只是原則性的問題。

三位社運人士加入市政府,當然是因為覺得這樣可以更進一步為基層民眾服務,而且對方於有關的社會運動也有所幫助。事實上不少社會運動者和民眾也抱著這樣的希望。但是有批評者認為他們進入政府的結果,恐怕是被統治者收編,變成替統治者服務,而違背了民眾的利益;過去有不少這樣的例子,而且他們也曾加以批評,所以今天他們本身也走上這條路,自然要引起人家懷疑。就我現在已知,至少已有台北《立報》一篇社提出這樣的批評,而鄭村棋的一位合作者李易昆馬上作了回應,說「我們有把握鄭村棋不一樣」。李易昆說:「我們不知道鄭村棋在這個位子可以為工人朋友做到多少,但我們可以確定的是,鄭村棋至少不會像從前其他工運出身的公職人員一樣一直讓自己以救贖者的姿態出現。而且我們相信,以過去這幾年來我們所共同創選出來的力量,我們有把握讓鄭村棋跟其他出任公職的工運人士不一樣。」還說:「工委會不至於因鄭村棋擔任公職,而放棄了基層組織的草根路線,相反地,我們卻要一再教育我們的會員,不要相信公職能帶來開創性的力量,而是要相信工人組織的自主性力量,而這也是工委會長期以來所堅持的。」但是有批評者始終認為,這種保證是靠不住的,因為事情的發展遠非主觀期待所能控制的」。

工人運動以及其他社會運動者,如果目的是根本推翻資本主義社會的話,可否加入資產階級的政府呢?這個問題早在一百年前就公開爭論過了。那時第二國際就曾因為法國的社會黨員*勒蘭加入政府而發生爭論。一百年的經驗告訴我們,加入的結果一般都是被收編。所以上述台灣人士所抱的懷疑與批評態度是十分合理的。我只想補充兩點解釋。第一,那些進入資產階級政府結果被收編的人,一般都根本抱有改良主義的幻想,認為可以通過逐步的改良而把整個政府和社會根本改造。既然抱有這種幻想,他是否加入政府都難免跟統治階級合作,所以加入也不是一個重大轉變。第二,政府內閣裏面有連帶責任的原則,就是所有閣員都要為政府的全部政策負責,所以即使一個閣員宣稱入閣是為了替被群眾服務,其實只要一天留政府,就免不了幫助了政府對群眾的壓迫和欺騙。

然則是否可能並不抱著改良主義的幻想而加入政府呢?理論上並不可能,實際上這樣的先例極少。倘若有人真心要這樣做的話,他至少要公開說清楚,當時有什麼特殊條件令他非這樣做不可,也就是具體說明這樣做比不這樣做的好處在哪裏。其次,他一定要保證,而且要實際做到,決不幫助政府任何壓迫民眾的行為,也就是到了某種時刻就退出政府。只有這樣,才可能真正是進入政府去為群眾做些事情,而不是去升官發財,讓人收編。想參加一國的中央政府而不負連帶責任,簡直是不可能的,所以抱有社會革命目標的人士總是堅持不參加資產階級政府的原則。但是地方政府的壓迫作用不像中央政府那麼大,連帶責任的原則也不那麼強,所社會革命者可否加入的問題理應可以有較大彈性的處理。現在鄭村棋等人士進入市政府的實際影響到底怎樣,只好看未來的實際發展了。

1999.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