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运人仕应否进入政府?

南产

《先驱》第51期,19992

去年年底的台湾「三合一」(立法院和台北、高雄两市)选举,在台湾内外都很受重视。选后有一种情况在台湾内部相当引人注目,在外面(尤其是香港)就不大受人关心,甚至根本没有多少人注意到了。那就是新上任的台北和高雄市长都延揽了社会运动的著名人士参加新一届的市政府,在台北市担任劳工局长和民政认识长,在高雄也是担任劳工局长。这情况不但在台湾内部引起许多人惊讶,而且引起了争论:这情况对今后的社会运动到底个有利还是有害?社会运动者到底应否接受政府里面负有政治责任的职位?三位进入政府的人士中,最著名的是工人立法行动委员会(简称工委会)的领导人郑村棋,公开的争论也首先就他开展。这篇短文要谈的就是这个问题。

首先要说明一点。我对三位社运人士和他们各自所属的团体所知的都很少,所以不能够也不打算具体评论他们这次参加市政府的行为。我要谈的只是原则性的问题。

三位社运人士加入市政府,当然是因为觉得这样可以更进一步为基层民众服务,而且对方于有关的社会运动也有所帮助。事实上不少社会运动者和民众也抱着这样的希望。但是有批评者认为他们进入政府的结果,恐怕是被统治者收编,变成替统治者服务,而违背了民众的利益;过去有不少这样的例子,而且他们也曾加以批评,所以今天他们本身也走上这条路,自然要引起人家怀疑。就我现在已知,至少已有台北《立报》一篇社提出这样的批评,而郑村棋的一位合作者李易昆马上作了回应,说「我们有把握郑村棋不一样」。李易昆说:「我们不知道郑村棋在这个位子可以为工人朋友做到多少,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郑村棋至少不会像从前其它工运出身的公职人员一样一直让自己以救赎者的姿态出现。而且我们相信,以过去这几年来我们所共同创选出来的力量,我们有把握让郑村棋跟其它出任公职的工运人士不一样。」还说:「工委会不至于因郑村棋担任公职,而放弃了基层组织的草根路线,相反地,我们却要一再教育我们的会员,不要相信公职能带来开创性的力量,而是要相信工人组织的自主性力量,而这也是工委会长期以来所坚持的。」但是有批评者始终认为,这种保证是靠不住的,因为事情的发展远非主观期待所能控制的」。

工人运动以及其它社会运动者,如果目的是根本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话,可否加入资产阶级的政府呢?这个问题早在一百年前就公开争论过了。那时第二国际就曾因为法国的社会党员*勒兰加入政府而发生争论。一百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加入的结果一般都是被收编。所以上述台湾人士所抱的怀疑与批评态度是十分合理的。我只想补充两点解释。第一,那些进入资产阶级政府结果被收编的人,一般都根本抱有改良主义的幻想,认为可以通过逐步的改良而把整个政府和社会根本改造。既然抱有这种幻想,他是否加入政府都难免跟统治阶级合作,所以加入也不是一个重大转变。第二,政府内阁里面有连带责任的原则,就是所有阁员都要为政府的全部政策负责,所以即使一个阁员宣称入阁是为了替被群众服务,其实只要一天留政府,就免不了帮助了政府对群众的压迫和欺骗。

然则是否可能并不抱着改良主义的幻想而加入政府呢?理论上并不可能,实际上这样的先例极少。倘若有人真心要这样做的话,他至少要公开说清楚,当时有什么特殊条件令他非这样做不可,也就是具体说明这样做比不这样做的好处在哪里。其次,他一定要保证,而且要实际做到,决不帮助政府任何压迫民众的行为,也就是到了某种时刻就退出政府。只有这样,才可能真正是进入政府去为群众做些事情,而不是去升官发财,让人收编。想参加一国的中央政府而不负连带责任,简直是不可能的,所以抱有社会革命目标的人士总是坚持不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原则。但是地方政府的压迫作用不像中央政府那么大,连带责任的原则也不那么强,所社会革命者可否加入的问题理应可以有较大弹性的处理。现在郑村棋等人士进入市政府的实际影响到底怎样,只好看未来的实际发展了。

1999.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