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銀和國基會的真面目

李鳴

《先驅》第46期,199711

根據新古典主義(又稱作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市場是最有效率的資源配置機制,政府應該給予私有產權為基礎的市場交換最大程度運作空間,把自身的經濟功能減至最低,限於填補市場的一些極個別之不足,如提供公共服務(教育、基礎建設等)、保障市場自由運作的法律架構、有效率的公共行政等。不適當的政府參與經濟只會帶來低效率。應用到落後國家的經濟發展問題上,新古典主義認為落後國家的經濟發展必須遵從相對優勢(COMPARATIVE ADVANTAGE)原則。即是說,若某一個國家的相對優勢在於生產咖啡,它便應該集中於發展咖啡生產及出口;隨著科技從先進向落後國家擴散,後著便能夠在依照相對優勢原則下逐步把其事業出口及結構提升。這便是所謂「階段性相對優勢」模式。顯而易見,依照這個模式,即使落後國家經濟能夠提升,它們也不可能打破相對於先進國家的落後地立。

作為一門經濟學,新古典主義是對廿世紀科學的一大諷刺。日新月異的數學模式之運用無法掩蓋它在其範疇內不能為周期性經濟危機、失業、金融危機、債務等等經濟現象提供合理解釋。任何一門科學面對同類情況都會出現危機,但新古典主義卻可以處之泰然,繼續固步自封,過去廿年來佔有經濟學的統治地位。為什麼?因為它查實是一門偽科學,一門意識形態,其生命力來源於「自由放任資本」的統治。同理,雖然「階段性相對優勢」模式根本無法解釋日本、南韓等國家的經濟發展,它卻成為當今的正統學說。

八十年代初,凱恩斯主義(資產階級經濟學中對新古典主義的一種調整)沒落,新古典學派隨著戴卓爾及里根上台抬頭。世銀/國基會的主導思想也隨之向轉變到所謂「華盛頓共識」的基礎上。「共識」認為:政府的經濟角色應限於為私有經濟交易提供規章架構;各國應容許貨品、服務及資金自由流動。按此「共識」,落後國家接受世銀/國基金的結構調整信貸時,必須以削減政府參與政治及經濟上向外開放為條件。換句話,要獲得世銀/國基會貸款,落後國家必須放棄任何扶持民族工業的工業政策(如提供低息貸款、出口補助、進口保護等),嚴格按照相對優勢原則發展經濟。世銀1987年的《世界交易報告》把「共識」的方針稱為「中立貿易體制」(TRADE REGIME NEUTRALITY)。

撇開「中立貿易體制」只會把大部份落後國家維持在相對落後水平這點不談,如上所述,其理論基礎「階段性相對優勢」模式根本就沒法解釋日本、南韓等國家的經濟發展。理由是這些國家的發展並非建基於新古典主義模式之上,而是相反、立足於跟其背道而馳的發展策略,即政府/國家透過工業政策等措施積極參與經濟。為什麼世銀可以對這些發展經驗視若無睹,而繼續鼓吹其「中立貿易體制」方針?

原來,日本於九十年代初曾對該方針提出過挑戰。建基於其驕人經濟發展,日本於八十年代間大力擴張其對東亞及東南亞的投資及經濟緩助,緩助方針跟世銀相反,鼓勵受惠國家仿效日本、台灣、南韓模式,讓政府承擔積極經濟功能。日本這樣做當然有其特殊目的,企圖借此左右受惠國家的經濟發展方向,以利日本向外投資的收益。無論如何,接受日本經援的國家既然有了另一個低息貸款來源,便沒有需要一定要接受世銀貸款的苛刻條件。不用說,世銀對日本的做法十分不滿。日本不但沒有理會,更於1991年要求世銀對東亞發展經驗進行深入研究,並願意承擔研究費用。研究於1992年年頭展開,報告於19939月以《東亞的奇蹪:經濟增長與公共政策》為題發展。

作為對日本所作出的一些讓步,報告承認「(政府)某些選擇性的干預有助於增長」。雖則如此,報告發表後,英國《金融時報》作出評論說:「根據世銀的報告,針對個別行業或企業的工業政策在東亞一敗塗地,對該地區近數十年來的快速增長毫無幫助」。《金融時報》是否在說謊?原來,報告除了在數處向日本作出如上的讓步外,竟然大肆剪裁裁料,無視相反證據,違反事實地一再重申世銀「中立貿易體制」的立場。例如,為了證明工業政策無效,報告指東亞地區的相對價格結構比其他發展中地區更為貼近國際價格。但事實是,日本、南韓和台灣的價格比實行強力政府干預的巴西等國更加偏離國際價格。報告怎樣得出上述結論呢?很簡單,它把日、南、台跟香港、新加坡等混為一談,取其平均值,偷天換日地混淆視聽。又如,雖然日、台經濟對外開放程度比巴西、阿根庭等為低,經濟增長率卻高於後者。可是,報告卻強調對外開放程度跟增長速度形成正比,並刻意把開放程度相對低但增長快的中國撇開不談。報告瞞天過海、扭曲、捏造之處比比皆是,以上僅為一兩例證。

為什麼一個國際性的權威機關、對落後國家經濟操生殺大權的組織會這樣做?組織內部又有否任何內在機制確保其報告必定會得出「正確」的結論?

首先,自成立以來,世銀總裁一向是美國人。世銀的專業職員(絕大部份為經濟學家)三分二畢業自美國大學,加上畢業自英國大學的,共佔總數80%。這數百名經濟專家當中,幾乎無一例外都隸屬於或親近芝加哥學派。任何「異見」學者根本就不會受聘;而要晉升的話,思想上正統是先決條件。例如,東亞研究計劃的主持人為JOHN PAGE(美國人,美國史丹福大學經濟系畢業,業國牛津大學經濟學博士)。研究組共6人,除一人外,全部為畢業於美國的經濟學博士;沒有一個曾經在亞洲工作或生活過。可見,研究在未開始前,研究人員的學術背景及立場經已預先決定了其結論。而事實上,一般世銀研究在未展開前,研究組便事先為自己設立框框,先驗地決定了研究要求帶出的信息是什麼。

世銀以上內在機制是為了一個目的而服務:維持「華盛頓共識」。為什麼要不惜代價維持這個正統?一個決定性的原因是世銀要依賴國際資金市場吸取低息資金用以向落後國家發放信貸。如眾周知,擁有這些國際游資的金融資本家是「自由放任資本主義」的化身。倘使世銀偏離上述正統,它在金融資本眼中的權威性便會隨時喪失(世銀/國基會恆常性地給世界各國的信貸風險評分,為金融資本服務);更為重要的是,它更會喪失其低息資金來源,從而失去其對落後國家的控制權。一句話,世銀/國基會的正統不外是金融資本的正統;它們對落後國家的生殺權不外是金融資本的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