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斯文蘭登的回應

Ellen M. Wood

《先驅》第44期,19976

全球化?

我對我所寫的後現代文章引起斯文蘭登這樣的憤怒感到抱歉。由於我極敬重他,而且我們大體上是站在同一立場上的,我的文章引起這麼大的歧見,肯定是我的溝通技巧極壞了。儘管如此,我仍認為缺乏溝通只是問題的一部份,斯文蘭登不但忽略我的論點,更重要的是,他不明白我們當前所處的是一個怎樣的歷史時期。

斯文蘭登反對我的似乎主要是我把資本主義當作一個單一、永恆不變的制度。其實,我的意見恰恰相反:資本主義是一個不斷在變化的制度。即是說,當我們處於這個獨特的動態制度內去追縱那種無止境的變化過程時,我們必須十分清楚,在所有這些變化之中,是什麼介定資本主義作為一個特定的社會形成。我們不但要清楚是什麼改變了,而且還要清楚什麼仍舊保持不變。沒有改變的是資本主義獨特的系統性邏輯、特定的「運動法則」或「過程邏輯」。無論資本主義以何種方式出現,這個邏輯都是它們所共有的,正是這種邏輯導致那些經常的變化。

就像某些後現代理論那樣,資本主義的歷史向來把焦點放在資本主義內部的不連貫性上面,同時卻不重視資本主義與其他社會形式之間的不連貫性。所以,與其強調資本主義運動規律的獨特性以及由此帶來的歷史性變化,人們普遍把資本主義視作理所當然,好像那是普遍、超歷史規律下的自然結果,尤其是科技發展的規律的結果。這種觀點正是導致對今天資本主義所發生的變化的某些頗顯著的誤解。

斯文蘭登的例子正屬這一類。我認為他列舉的變化並不是「後現代」情況所特有的,那更像是資本主義從頭起就一直發展下來的普遍而長期的過程。技術上的經常變化是由競爭、利潤最大化以及資本、勞動和這二者之間的階級關係的不斷重新組合等等的壓力所促成的。那麼,問題是究竟這個「後現代」時期有否發生質的跳躍,資本與勞動的本質有否發生一個劃時代的變化。

我討論後現代時,對於是否已經發生某種劃時代的轉變這個可能性是持開放態度的,但我認為人們把這種變化與「後現代」的觀點聯繫起來很有問題,對於我的質疑,斯文蘭登作了非常清晰的總結:他告訴我們,「微型電腦晶片產生環球資本家的社會」。新的技術已產生一種新的資本主義制度,伴隨著它的是「全球生產線」和一個「國際資產階級」以及自由流動的資本。這些資本可以「走到世界任何一處——只要那裡有大量廉價和受控制的勞工」。它繞過國家,並把一個無力還擊的工人階級留在後面(假如這樣的工人階級仍然存在的話)。

其實,斯文蘭登所指的劃時代變化可以總結在「全球化」的說明下面。我曾在我的第一篇文章中提到,我反對的是我叫作「被濫用」的全球化概念(斯文蘭登竟無視我這個疑竇)以及我喜歡把最近的歷史時刻叫做資本主義的「普遍化」(Universalization)。我的另一篇文章有更詳盡的反對意見。在這有限的篇幅,我只能簡略地談談其中幾點。

讓我一開頭便說清楚:我認為現時一般人所理解的「全球化」概念是繞在左派頸上最沉重的思想束縛。在有關全球化的傳統智慧之中,左派現正和新自由主義右派佔據著相同的陣地——這是在歷史上從未發生過的意識形態聯盟。這種傳統智慧成了最完全的失敗主義和放棄任何一種反對資本主義計劃的藉口。

在最近流行的全球化概念中,左派加入右派行列,接受了「沒有另類選擇」——不僅是資本主義以外沒有另類選擇,甚至在一個無情的「具彈性」的資本主義以外也沒有另類選擇。

假如全球化概念真的能多少準確地說明今天世界所發生的事情,又假如它真能正確地辨認出其加諸於政治行動的限制,那麼我的反對意見不會有多少作用。我們社會主義者只好把我們的思想偏好放在一旁,狠狠地吞掉,然後接受「社會主義規劃已死」這個不愉快的事實。又或者在可見的未來,充其量只能在資本主義的邊緣怯懦地作些拙劣的修補。但「全球化」這個詞,至少在它的傳統意義上,有許多理由使我們質疑它是否真正能準確解釋當前的歷史時刻。事實上,我們有很好的理由視之為意識形態上的迷誤。同樣,我們也有很好的理由去質疑「全球化」所認為的社會主義計劃在某些特定形式中必須受到閹割。其實,同「全球化」概念聯繫起來的某些假設是十分誤導的、以至一旦使用這個詞本身可能就已經牽涉到如何理解正在發生的事情。

這牽涉兩個不同的問題,第一,究竟那些傳統上歸入全球化名義下的發展——即斯文蘭登所談的那些——是否已經像斯文蘭登等人所認為的那樣發達和普及化呢?究竟這些發展是否已經產生了人們認為的那種結果呢?第二,「全球化」究竟是否最恰當地用來說明那些實際發生了的發展呢?又或者全球化概念背後的假設究竟有沒有誤導和掩蓋真相的成分,使它們未能展現我們今天所處環境的變化呢?

在第一個問題上,我只能提出幾點意見。若讀者有興趣,可在「每月評論」或其他地方找到比我寫得更好的文章。我對這個問題的見解主要是參考Harry Magdoff的,希望他很快會把新近的想法發表在「每月評論」上。

首先是幾個簡單的事實。相信無人會懷疑,過去二十年來,資本主義越趨向國際化,生產便越益變得國際化。但讓我們用事實來說明吧:在全世界的工業產出,跨國公司的外國分公司佔15%,其餘85%是由單一地區的本國公司所生產的。不錯,金融資本可以透過電子工具自由轉移到外國,但工業資本卻不是同樣可以那麼流動性的,而且這種流動性也不是清晰地與斯文蘭登的圖畫吻合的。例如,1993年,美國製造業在外國的直接投資有78.9%是投資在其他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如加拿大、歐洲、澳洲和日本。自然它也有投資到廉價、無技術以及不受管制的第三世界勞工身上。我無意低估這種趨勢的重要性,但這種選擇自然是從一開始便是按著資本主義的剝削邏輯辦事。可能有證據顯示這種趨勢最近有加速的兆頭,但同時也有跡象顯示它可以是前進也可以是退卻的,這要視乎當時的經濟情況而定。另外有一種投資甚至無法套入「全球化」的模型之中。舉例,傳統的模型假定那種較廉價、較少管制的勞動力市場的投資必然會直接取代本國的生產。但美國大部份以這種廉價勞動力生產出來的產品都是在該國銷售而不是運回美國本土出售的,而美國製造業的生產絕大部份是在美國本土進行的,這比例較諸過去幾十年的比例是擴大了而非縮小了:本國製造業的生產比1950年增加了五倍。

儘管如此,上面的事實並沒有使資本主義減少些邪惡(斯文蘭登是否真的認為在全球化之前,「民族資產階級」曾經「為了它的人民的利益」而工作呢?);也沒有使它否認新科技——像早期的技術變革一樣——能產生新的剝削方法;可以肯定它也不會反駁以下的事實:近期資本主義的危機與停滯、解除管制、縮小經營規模、大量失業、貧困的增加以及大量削減福利等等所帶來的破壞性後果。這表示我們可能要從其他地方尋找資本主義的長期結構性危機的解釋,而不是從「全球化」的簡單公式中獲得。一般人所指的「全球化」可能是後果多於是根本的原因。

我提出這些事實與數據,並不是說我知道事情的發展方向。我只想指出,這些簡單的事實很重要,它們同「全球化」想要誘導我們走的那個方向是截然相反的。我指出這些事實主要想說明,那些有關全球化的討論是如何容易把我們所處的世界的某些基本事實掩蓋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