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人民如何迎戰全球化、自由化?

劉宇凡

《先驅》第44期,19976

今天,不論香港還是台灣,由於全球化和自由化所造成的資本外移、本地產業空洞化的現象日益嚴重,對工人和農民的生計的影響也最大。香港工業早就消失了一半了。台灣正在步香港後塵。

其實,全世界的工人和農民面對同一個問題。本文的目的,就是分析:(一)資本的國際化的最新情況;(二)跨國公司及國際性組織怎樣削弱民族國家;(三)自由貿易的本質;(四)全球化的限度;(五)工人階級的對策。

資本的國際化:舊課題,新發展

有不少人認為,資本主義已經發生質變,變到工人階級再無能力抗擊資本主義。這是因為,資本主義生產與銷售空前地國際化(所謂環球生產線),同時跨國企業也龐大到可以自由轉移資本到工資最低廉的地區。這就是所謂全球化、自由化。各國的政府也好,工人運動也好,都無法再像過去那樣限制資本的自由流動。任何要管制市場,包括勞動力市場的企圖都是枉然。立法制訂最低工資、保障就業等等結果都只會加速資本外移。唯一的辦法,就是妥協——提高本國工人的競爭力,也就是說,工資再低些,技術再高些,此外別無他途。

這種說法是誇張之辭。要知道,資本的國際化本身並不是什麼新現象。資本主義從頭起就是一個國際性制度。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裡早就作了這樣的分析:

「資產階級,由於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不管反動派怎樣惋惜,資產階級還是挖掉了工業腳下的民族基礎。古老的民族工業被消滅了,並且每天都還在被消滅。它們被新的工業排擠掉了,新的工業的建立已經成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關的問題;這些工業所加工的,已經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來自極其遙遠的地區的原料;它們的產品不僅供本國消費,而且同時供世界各地消費。舊的、靠國產品來滿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極其遙遠的國家和地帶的產品來滿足的需要所代替了。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於是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

當然,那種認為資本主義全無新發展的說法也是不妥當的。應該承認,資本在國際範圍內的積聚與集中,生產與銷售、投資與流動的程度的確是空前的。這首先可以從世界貿易及外匯交投的增長率中可見一斑。

近年來,世界貿易的增長率高於生產的增長率,而金融市場上的交投的增長率又高於貿易的增長。如果1963年的時候,世界貿易與世界生產指數都是100的話,那麼,到了1993,世界生產的指數增長為223,而世界貿易的指數高達314。另一方面,外匯交投量急劇上升。從表一可以看到,外匯交投量增長得又比世界貿易要快得多。而在每日的外匯交投量中,真正同投資與貿易有關的交易額,在1971年的時候佔九成。可是,到了1991年就跌到只有一成。也就是說,1971年的時候,投機性交易只佔一成,到了1991年就躍升為九成了。

表一

世界外匯市場每日交投量(億美元)

世界貿易每年總額(億美元)

二者比例

1979

751,546

20.6

1990

5003,429

6.9

1994

12004,269

3.6

跨國公司財雄勢大

跨國公司也變得比過去更為龐大。他們控制了七成的世界貿易,七成半的直接國外投資。二百間最大的跨國公司的總收入等於世界總產量的三分之一。1992年五間最大的跨國企業的總收入,比中東及非洲所有國家加起來的國民生產總值還要高。也只有這樣的跨國公司才能組織所謂全球生產線。Nikka的總部設在美國,只有僱員九千人,而且並不進行生產,只是進行管理與科研。生產主要由分佈在泰國、韓國等地方的五萬五千工人負責。電腦之廣泛應用使管理、生產與銷售可以在全球範圍內聯繫起來,因此英國航空公司與瑞士航空公司很輕易的就分別把電腦部與管理部門遷到印度。

跨國公司同民族國家相比,後者不免顯得寒酸了。七十年代初,發達國家的外匯儲備是每日外匯市場交投量的八倍,現在則只有它的一半了。各國財政部長日益要向金融資本負責,而不是向國會負責。金融資本如果不喜歡某國的經濟政策,只要他們拋售該國貨幣造成大幅貶值,就往往能夠使之就範。1994年瑞典大選,因為金融資本認為執政社會黨削減社會福利開支不夠,所以克郎被拋售而貶值,直至社會黨宣佈再大幅削減開支為止。甚至只是穆迪(為各種證券評級的金融公司)把瑞典公債降級,政府便要削減開支、減少赤字來爭取升級。加拿大政府同樣要這樣做。

在資本主義下面,政府即使是民選產生,也無法避免讓資產階級通過其社會及經濟上的優勢使政府變成主要為他們服務的政府。就這點來說並不新鮮。只是,現在跨國公司的勢力已發展到比過去更為雄厚的地步,因而使他們對政府的控制能力大大提高。所謂選民對政府的監督,只是一句空話。反過來,資產階級通過公債及其他資本市場對政府的監督,倒是比過去更密切而真實。

所謂「超民族國家」

另一個新趨勢,就是國際性組織日益取代民族國家的部份職能。發展到最高階段的是歐洲聯盟。較次的是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和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這些都是地區性的國際組織。此外,還有包括了世界大多數國家的世界貿易組織(WTO),以及世界銀行(WB)及世界貨幣基金會(IMF)。這幾個組織(或其前身)雖然不是新的東西,可是,近年來所發揮的作用卻也越來越大。

我們在這裡不可能詳細討論這些國際性組織,只能扼要談談人家稱為「超民族國家」的現象及其背後原因。

大家知道,歐洲聯盟是直接從歐洲共同市場發展而來的。雖然前者還沒有完成整合的關鍵階段(貨幣一體化),但是,按照計劃,歐盟是大大不同於共市的。歐盟將有共同的貨幣,共同的外交、國防、移民、經濟政策,甚至有相當部份的法律也是共同的。這不僅意味各加盟民族國家喪失部份重要主權,而且意味著普通人民的民主權利的喪失。因為,真正具有決策權力的歐盟機構,從歐洲委員會、部長會議一直到歐洲中央銀行,都不是民選產生,而且不用向各加盟國的國會負責。如果歐盟完成貨幣統一,那就表示,工人階級比諸過去更難監督那些決定重大政治、經濟與國防的問題的統治者,因為他們不是處於國內,而是遙居國外。

歐洲的大資產階級一般都積極推動聯盟。本來,資本主義的生產力一旦超越國界(最重要的特徵就是資本的輸出),民族國家不僅成為社會進步的障礙,而且有時成為資本的障礙——這本身也不是什麼新事物。至少從廿世紀初以來,這點就已經是事實了。兩次世界大戰的發生本身便是明證。而經過了兩次大戰的西歐資產階級,很清楚知道,如果他們不減少相互競爭,不僅有可能再爆發大戰,而且也一定令西歐不是給蘇聯集團壓倒,就是給美國壓倒(雖然美國在初期是共市的促進者)。這就是歐洲共市成立的背景。

共市之有必要再發展為歐盟,是由於七十年代以來種種原因所促成的。首先,1973年的全球性經濟衰退,標誌著資本主義的衰退長波開始了。經濟增長以及利潤率的增長都放緩了。競爭更為激烈了。在這個情況下跨國資本開始了邁向環球生產線的重組。同時,上次衰退長波(兩次大戰前後)是以英國霸權的衰落為標記的。而這一次衰退長波,則是以美國霸權的衰落為標記。戰後以來,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金融與貨幣的穩定,相當程度上依靠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國家所建立的所謂「布列頓森林體制」所支持,也就是說,其穩定建基於等同黃金的美元的基礎上。可是,這個體制在1973年崩潰之後,世界資本主義的金融與貨幣穩定,隨著美元不再自動兌換黃金、固定匯率之取消而結束。從那時開始,各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競爭,隨著資本、外匯更大的自由流動而變得更激烈。大部份是中小國家的歐洲各國,日益感到有必要更緊密地聯合起來,才能抵得住來自美、日及南韓等新興工業國的競爭。單靠自己一國政府的保護是註定失敗的。已經發展為跨國公司的資本、不僅需要本國政府,而且更需要一個歐洲的超民族國家的保護。歐盟遂應運而生。但是,不少歐洲工會及左翼政黨卻反對歐盟。他們很明白,歐洲資產階級要增強競爭力,首先意味著要大幅削減工資與社會福利,至少在這方面同美日看齊(傳統上歐洲工資及福利都比美日高)。所以歐盟規定凡是加入貨幣聯盟的,都需要把財政赤字控制在國民生產總值的3%之內。

北美自由貿易區及亞太經合在一個較低層次上反映著上述趨勢,即世界三大地區(北美、亞太、歐洲)的跨國資本(自然以帝國主義國家的跨國資本為首)在日益劇烈的競爭中謀求在本地區建立某種地區性國際組織,甚而是超民族國家。

關於自由貿易的神話

七十年代以來,「新」的經濟學教條就是市場至上;傳統的福利國家及國家干預經濟的思想被宣佈為過時。私有化、自由化成為新趨勢。打破國際貿易壁壘,促進自由貿易也成為國際關係的第一誡。在這個情況下,屬於所謂「布列頓森林體制」的世界銀行及IMF,再加上WTO,就成為促進國際貿易自由化的急先鋒。(註一)

說到底,這些所謂自由化其實不過是為帝國主義、跨國公司以及第三世界的統治階級服務吧了。因為,在大國與小國,跨國資本與小農、原料輸出國與高科技輸出國之間,是不可能有真正自由競爭,自由貿易的。李嘉圖的所謂國際分工與貿易達致相對利益的理論其實站不住腳。他的理論假定資本與勞動都不會流動。在我們當代,勞動的確不能自由活動於全球,但資本呢,卻是空前流動,不受本國經濟條件的限制。在這個情況下一國的小資本又怎能同那些在全球範圍內佈置投資的跨國資本競爭?其次,專門生產咖啡與香蕉並不會帶動資產與投術的發展,但專門生產化工產品卻可以。何況,世界市場價格並不能反映全部生產成本,因為它不包括生產所造成的環境污染的成本。(例如大量種植咖啡可以引起河流酸性成份劇增)。它也不包括其他社會成本,例如在WBIMF指示下,第三世界農民要放棄種植自給糧食,改種經濟作物以便換取外匯,結果引起糧荒。這就是為什麼,自由貿易越是盛行,第三世界的民族工業及農業就越破產得快。(註二)

何況,跨國公司控制了世界運輸、貿易、銷售、保險等網絡。全球七成的商船在他們手中,而第三世界只有9%。在這個情況下,第三世界要為自己的出入口付出昂貴的運費、保險費及銷售費用。這就是為什麼,第三世界在同發達國貿易時總是吃虧的。第三世界出口價與入口價的比例,從1980年的100下跌到1992年的48。這即是說,第三世界在1980年的時候,每出口100個單位,可以換回100個單位的入口。可是,到了1992年,同樣出口100個單位,就只能換回48個單位的入口了。如果美國人花兩美元喝一杯咖啡,巴西的咖啡種植農只能拿到20美仙甚至更少。

其次,發達國家常常強迫落後國開放市場,可是,前者就常常用高關稅來防止後者的進口。聯合國的發展計劃在1993年的報告中就說前者對後者的關稅,是後者對前者的兩倍。(註三)

我們不要忘記,英國當年要發動鴉片戰爭,為的也是貿易自由(包括販賣鴉片的自由),實質上就是打垮中國民族工業、控制中國經濟命脈的自由。戰後的民族獨立運動,多少調整了帝國主義同第三世界的關係,直接支配改變為間接支配。這是戰後一些落後國能在國家保護下多少進行工業化的原因之一。可是,自從七十年代的衰退長波以來,第三世界的債務日益壓垮自己,而WBIMFWTO等就藉著信貸一步步地打開第三世界原先小心把守著的國門。後者想要得到貸款,就得把貨幣貶值、削減公共開支,降低關稅,開放市場,撤消原有種種保護勞工與農民的法例,從自給農業經濟轉為出口導向的經濟(方便還債)。換言之,這些機構在自由貿易的幌子下,迫使這些國家把相當多經濟主權讓渡給這些機構。沒有這些機構的批准,第三世界不可以提高關稅,不可以立法限制資本與貨物的自由流通。不言而喻,這是對跨國公司最有利。而許多第三世界國家卻就此進一步衰敗。這是近年來所謂自由化的本質。

全球化、自由化的限度

上述狀況使不少工人運動活躍份子沮喪,認為工農階級全然無法抵抗跨國公司的侵凌。但對問題稍作分析,便不難知道這種悲觀論是沒有根據的。

首先要知道金融資本與工業資本的分別。金融資本可以在幾秒內由地球一端轉到地球的另一端。但工業資本自由移動就不那麼容易。其次,勞工成本往往只佔跨國公司的成本的一成到兩成,所以,低工資並不是資本唯一考慮的因素。是否轉移資本,更要看其他因素,包括勞動力的技術水平、市場推廣、當地的公共設施及政治條件等等。南韓的工資只略低於英國,但它得到不少外資,而工資很低的非洲卻很少外資。何況,資本之間的競爭,並不僅是成本上的競爭,還有品質上的競爭。而為了達到良好品質,就不一定要轉移到低工資地區。這就是為什麼,大多數的貿易與投資並不是均衡分佈於環球,而是集中在發達國。全世界國外投資中,有四分三在北美、日本和歐洲,十個最重要的發展中國家僅佔16.5%,而世界其餘地區只佔8.5%。也就是說,三分二世界(特別是拉美、非洲)是沾不上邊的。實際上,大多數跨國公司投資於一國的份額總是比在其他國家投資要多。而那些相當國際化的跨國公司,通常都是一些歐洲小國的公司,例如瑞典,荷蘭等,而且他們的所謂國外投資,通常都是鄰國,例如荷蘭資本投資於英、德,瑞士資本投資於法、德。所以有學者認為,「全球化」一詞並不準確,不如說是三極化好些,即資本主要是在歐洲、北美與亞太區活動。

電子行業最多所謂環球生產線的現象。不過,並非全部跨國公司都採取這個策略。通用及福特車廠曾在七十年代末採用它,但結果並不理想,後來他們的歐洲車廠與美國車廠依舊是各自生產自己的型號。即使是電子行業,近年來由於晶片的集成變得較大,所需的裝配工作也少了。這就減少了勞動成本,從而也減少了第三世界作為裝配地的吸引力。一些以前遷到第三世界的日本電子公司最近也遷回日本,雖然日本工資比前者高十倍。其中一個原因,是新產品的領先期越來越短,以致海外生產線不能適應變化迅速的市場。相反,若在同一個地方進行產品的開發、設計和生產反而好些。

有些人以為發達國家的高達幾千萬工人失業都是資本外移所造成。其實,失業較多是由於長期經濟衰退、私有化及技術革新。過去十多年,非技術性的工作消失得最多,但是受影響最大的部門,往往並非是那些最受第三世界進口產品的影響的部門,例如建築、報紙印刷、船塢、政府職位、電訊等。英國航空公司把電腦部門轉往印度,只削減了英國總公司130個職位。可是,單是私有化便使公司裁汰了17000個工人了。

總而言之,跨國公司無論在股權、管理、生產與銷售各方面,仍主要立足在特定的民族國家裡,因此各國工人仍能在自己國家內反抗跨國公司的壓迫。比較大量發生資本外移現象的,只是那些低技術、低增殖的工業,例如成衣、紡織、玩具等等。(所以,只有在那些低檔次工業為主的地區才會受到較大影響,例如香港,以及某個程度上的台灣)。

就算是在已經出現環球生產線的部門,也不表示工人階級失去鬥爭的力量。因為任何一地的工人發生罷工,都有可能使環球生產線因為得不到配件或原料而停產。

抗爭的戰略與策略

其次,由WTO及三大區域性組織(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及亞太經合)所推動的投資與貿易自由化雖然已經造成很多工農群眾失業,可是,要知道,這距離資產階級完成全部計劃還有一段時間。即就聯合程度最高的歐盟,由於工會及左翼政黨的反對,要完成貨幣一體化也不是那麼容易。年前丹麥全民投票否決接受歐盟的馬城條約,本身已經大大鼓舞了工人階級。一方面就丹麥工人而言,這次否決同時也就阻止了政府削減社會福利開支的企圖(因為加入歐盟有關條約就首先是表示要把財政赤字減至國民生產總值的3%)。另一方面,丹麥人民這樣也就打擊了資產階級的歐盟的進展。至於世界其他地區,沒有一個像歐洲各國那樣面臨迅速的一體化,當地的工人階級與農民就更有時間與條件去反對全球化與自由化。按APEC所定下的時間表,亞洲落後國到2020年才完全撤消關稅。所以,勝負鬥爭仍在前頭。

關鍵的是,工人團體能否有正確的思想與對策。對於全球化與自由化,就有兩種極端看法。一種是認為全球化與自由化是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頂多只能爭取點滴改良;一種則相反,乾脆否定是歷史潮流,只是資產階級剝削世界工農的一種新方式。這兩種觀點都妨礙正確認識,雖然第一種的害處可能更大。

根據上文的分析,不難知道,所謂全球化自由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資本積累規律的作用。自然,各國資產階級之在近年加速進行各種不同程度的聯盟,本身是他們經由自由意志所選擇的結果。不過,為了維持利潤率,他們實在也沒有多大選擇。畢竟,資本家不過是資本的人格化而已。資本家的自由意志只是在競爭的規律的約束下才能起作用。在這個限度來說,全球化與自由化當然是歷史趨勢,而且是自資本主義以來便是如此。可是,問題在於,資本的規律本身也就是引起社會危機的規律,其次,它也不是唯一正在作用的社會規律。全球化自由化本身,必然引起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盲目競爭的加劇,週期性的經濟危機的爆發,工農群眾生活的迅速惡化,整個社會出現解體的危機。現在,「回到卅年代」(大蕭條時代)正在日益成為共識。戰後的資本主義黃金時代一去不返了。但是,人民決不會永遠默默忍受自己淪為赤貧者的。事實上,歐洲工運近年來已經有了復甦跡象。同資本的鬥爭正在增長中。所以,全球化、自由化的歷史趨勢本身又一定引起另一種趨勢:就是工人群眾的反資本鬥爭。只要工人群眾有正確認識,就有可能戰勝資本。畢竟,資本並不是從來就有的東西,也不會永遠統治人類。它不過是人類歷史發展階段中一個產物。資本的規律也並不是像萬有引力那樣的自然定律,是人類永遠無法改變的東西。不。它是可以改變的。畢竟,是工人養活資本家,而不是倒過來。一個沒有資本統治的社會,一個由工人階級自由聯合來進行生產與分配的社會,是可以設想的。只有我們把握了這個基本要點,才能理直氣壯地反對全球化、自由化。

其次,我們要清楚哪些抗爭是一國範圍內可以做到,哪些不可以。認為工人階級在這方面完全無能為力,當然是不正確的。通過種種措施(外匯管制、稅收、利率等)限制過份的資本外移或投機,當然是可以的。(台灣有工人團體主張立法禁止因外移資本而造成的關廠。這個提法就很值得商榷了。因為資本家可以很輕易用其他理由關廠。除非是完全禁止資本家享有關廠自由吧)此外,針對帝國主義迫使第三世界從事出口導向經濟為主的陰謀,我們當然可以而且應該採取國內市場導向為主的另類發展策略,著重發展自給的農業經濟,發展基礎設施,教育、製造業等,而不要過份依賴出口、金融、保險等事業,尤其不鼓勵投機事業。對於帝國主義要求的資本自由投資,我們就拿勞動人民有權在全世界自由流動來答覆。

不過,我們也須知道,採取這樣一種發展策略的限度。在帝國主義與跨國資本主宰著世界的情況下,任何一種多少抗衡帝國主義與跨國資本的發展策略,都早晚會受到他們的報復,甚至自己本國內的相當部份資本(特別是金融資本)也會起來反對(畢竟,資本無祖國)。戰後以來,一些落後資本主義國家也不是沒有多少採取過上述措施,而且也多少有點成績,可是,總體而言,還是沒辦法根本擺脫帝國主義的間接操控。例如,進口替代(用建立民族工業來代替進口消費品)策略雖然有助促進民族工業,可是由於要大量進口機械設施,結果又很容易引起貿易赤字。為了彌補赤字,多掙外匯又要促使經濟朝出口導向發展。結果還是原地踏步。其次,國家對民族工業的保護雖然必要,可是單靠這樣又往往不利於引進最先進技術。總而言之,「民族資本主義」並不是一條真正出路。至於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採取閉關自守的「民族社會主義」路線,雖然「一無外債,二無內債」,可是同樣不能免於危機和崩潰。世界的工農階級需要的是一條真正的國際主義路線。畢竟,在資本日益全球化、自由化的背後,乃是生產力之跨越國界已達到空前。人類的確有需要從全球範圍來重組生產與分配。資本的罪惡不在於它要打破民族國家的約束,它要在全球範圍來組織生產與分配,而在於它是純粹根據利潤率高低來作這樣的重組,而非按照勞動人民的利益。所以,對於資產階級的歐盟,歐洲一些左派號召拿勞動人民的歐洲,社會主義聯邦的歐洲來與之抗衡。他們主張召開全歐人民立憲會議,來促進歐洲各國,在保障就業和福利的基礎上聯合起來。我們亞洲勞動人民,應當在這方面多吸取他們的經驗。

199752


註釋:

註一:WBIMF的決策是按照一元一票,而不是每個會員國一票。也就是說,誰出錢多誰話事。結果是美國控制了WB17%的票,而非洲只有4%。美國在WB中享有實際上的否決權。

註二:歐盟的牛肉及奶製品破壞了非洲的畜牧業,因其產品只及當地產品價錢之一半。價錢這麼低,其中一個原因是產品得到歐盟津貼。所謂自由貿易就是如此!

註三:最明顯的歧視是紡織品多纖維協定。協定只是對發展中國家實施入口配額,卻沒有對發達國實施配額,無形中妨礙第三世界發展一門他們較具優勢的行業。今後,關稅雖然趨降,可是非關稅的貿易壁壘如入口配額、衛生及環保標準等在19871990年間增加了20%


1994年瑞典大選,因為金融資本認為執政社會黨削減社會福利開支不夠,所以克郎被拋售而貶值,直至社會黨宣佈再大幅削減開支為止。

通用公司

1324

葡萄牙

795

印尼

1264

IBM

645

丹麥

1235

馬來西亞

576

Exxon

1157

Unilever

437

挪威

1129

巴基斯坦

419

南非

1036

雀巢

384

福特車廠

1001

新力

344

土耳其

997

埃及

335

蜆殼石油

966

 

 

波蘭

838

 

 

豐田車廠

813

 

 

來源:IMF/World Bank/WTO-The Free Market. Fiasco, 1995. IIRE, Amsterdam

跨國公司與各國國民生產總值的比較1992年(單位:億美元)

大部份是中小國家的歐洲各國,日益感到有必要更緊密地聯合起來,才能抵得住來自美、日及南韓等新興工業國的競爭。

對於全球化與自由化,就有兩種極端看法。一種是認為全球化與自由化是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

「民族資本主義」並不是一條真正出路。至於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採取閉關自守的「民族社會主義」路線,雖然「一無外債,二無內債」,可是同樣不能免於危機和崩潰。世界的工農階級需要的是一條真正的國際主義路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