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谈「合一事件」

龚涉

《先驱》第42期,19972

九四年尾荃湾「天台屋」事件带来整个社工界的震荡:荃湾合一社会服务中心的社工与荃湾德仁楼、卓明楼天台屋居民带同日常生活用品包括煮食炉、石油气罐等等「训马路」,抗议当局清拆他们的住所但却没有作出合理安置。结果社工与居民被警方拘捕。事件引起社工界以至社会其它人士对社会行动及社工角色很大的争议。

想不到最近又有关于合一的事件发生。在社工界造成比「天台屋事件」更大的震撼。

事缘去年七月尾合一执委提出三条「参与社会行动守则」,引起前线员工不满,双方一直为这三条守则而争论。到了十月三十日,六名员工代表欲列席执委员会被拒。翌日该六名员工被实时解雇,解雇事件激化了合一员工与执委会之间的冲突,合一员工强烈要求被解雇的同工无条件复职,但执委会一直坚持不让步。其间,不少社工界的前线同工、服务对象,工会人士以及其它同情者加入声援合一同工,有人亦想居中调解员工与执委会之间的矛盾,但执委的一直不为所动,后来更传出执委有意解散合一的消息。直至本年一月十二日,执委会正式宣告解散合一,合一所提供的所有服务实时停止。

对合一解散,很多人都感到意外。一来提供服务的志愿机构自行解散在香港是十分罕有的事。二来合一自建立二十多年来,在争取基层权益、推动基层组织方面表现非常积极,任职合一的员工亦异常投入,使整个机构充满朝气。

有人说合一管理阶层与前线同工的矛盾,以至整个机构面临解散,乃「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事情发展到今日的地步,不过是各样矛盾发展至顶点而已。

荃湾合一社会服务中心成立于1973年,当时亚兰斯基(Saul Alinsky)提倡的冲突模式组织居民手法刚引入香港,合一亦以此手法组织基层居民,争取自身权益。此后合一不断开拓基层的组织工作,协助木屋、临屋、公屋轮候、旧区重建、公援家庭、边缘劳工等争取自身的权益。这些被剥夺了应有权利的弱势群体,很多时都会与既得利益者的代表—港英政府,站在对立的位置上,甚至许多时被港府透过法例去卡压其抗争行动。面对这样的处境,合一同工每每都敢于行使「公民抗命权」,挑战殖民地恶法。

其实港英政府对小区发展服务,仅视为市民对政策不满的出气口,便于舒缓与基层市民的冲突而已,因此从来都不希望小区发展工作,引发市民出提出真正挑战社会权力结构及利益关系的诉求。

港英政府多年来对小区发展服务已是处处设限,例如在八五年将社署的小区工作组解散,后来更将邻舍层面小区发展计划(NLCDP)委员会主席转由政务处官员出任,加强对小区发展服务的控制,近年又常放出言论要削减邻舍层面小区发展的资源。

这一切都在于限制小区发展服务的发展。削弱其在地区政治中可发挥的潜质。

另外,对于引起社会关注的「激烈」社会行动,港英也是十分避忌的。近年合一同工便因多次涉及「激烈」社会行动而遭警方镇压,甚至逮捕。其中较引起注意的有九三年「三二五」事件:合一社工与葵盛居民因在房署门外要求当局冻结租金而被捕;以及前述的九四年「天台屋事件」等。这些事件发生后引起社会上颇大的回响。当权者港英政府面对本身权力受到挑战,固然指这些行动破坏社会秩序,违犯法纪;另一方面,社会上一些保守势力,其中最明显的来自社工界本身,亦大加谴责,并指其违反社工原则,引起社会不安云云。

饱受压力的合一前线同工,并未有因此退却,反而透过上述事件的效应,争取机会与各界人士交流自己的信念,取得不少人士及团体的支持,同工亦坚持自己信念及工作手法,继续其组织基层、争取权益的工作。

可惜同工的坚持,得不到管理阶层的体谅和支持。明显地在「天台屋」事件后,执委会内部分委员对同工的工作手法已有所不满,但与前线同工的矛盾还未致表面化,但到了后来,特别是简祺标牧师出任执委会主席后,情况便开始变化。

九六年七月二十六日,执委会提出三条「参与社会行动守则」的初稿,其内容使合一员工以至其它社会人士哗然。这三条守则规定:(一)员工在私人时间参与小区工作,特别是社会行动,必须经机构的总干事批准;(二)员工在工作范围内不得采用违犯法律的手法;(三)禁止员工从事小区工作或社会行动时采取暴力行为,包括有意伤害他人的言语或行为。

守则的第一条明显侵犯了员工的个人自由,并为员工从事小区工作及社会行动造成一定的障碍。另外守则第二条要求员工不能用违反法律的工作手法也很值得商榷。香港的法律,特别是公安条例中有不少违反人权的地方,尤其现在「筹委会」法律小组建议回归后还原恶法,取消现有保障人权的一些法律条文。如果在这样的环境下仍坚持「合法」抗争,不啻自缚手脚。

合一同工当然不甘默默接受这些不合理的守则,遂透过刚成立的员工会,要求与执委会磋商有关三条守则的问题。十月三十日晚,六名员工代表带同针对三条守则的工作手册大纲按照与执委会先前安排,前往该晚在天恩堂举行的执委会会议,但到场时被执委会主席简祺标拒绝列席会议。其后主席与其它执委离开天恩堂改往亚斯理堂秘密会议,议决实时解雇六名员工代表。

在九六年十月三十一日,执委会以「不尊重上司」、「冲击执委会会议」为理由,实时辞退六名社工。此举立即引起整个合一的同工强烈的不满,他们随即透过员工会要求执委无条件让六名同工复职,但执委会并没有答允同工的要求,此后不断有接受服务的街坊代表、劳工团体、社工总工会、劳工处及一些独立人士的介入调停,然而执委会态度非常强硬,完全没有让步。

合一同工在此期间不断透过传真、公开集会等,号召同业及接受服务人士的关注,亦曾到组成合一的六间教会会堂派发传单,希望事件得到更多人士的注意。面对同工一系列的行动,执委会除了坚持拒绝与员工代表谈复工问题外,更多次指被解雇的员工不理性,「心智不成熟」,到教会滋事,对执委作「人身攻击」等。

执委会多次拒绝员工谈复职问题后,员工在取得接受服务的街坊的共识下,于十一月廿七日开始罢工半日。对此,执委会毫不动容,这时甚至有执委在接受记者访问时透露会将合一解散。

十二月七日,执委会召开「合一前途咨询大会」,与会者除合一执委及员工代表外,还包括教会代表、社总、劳工团体、街坊代表及其它独立人士,大多数与会者均表示不希望合一解散,及期望执委及员工尽快解决复职问题,可是对他们的要求,执委会并没有明确的响应。

十二月尾,从报章报导得知,有执委会委员已与社署商讨合一在结束后遣散员工的问题,及如何延续合一现时提供的服务。

此时,人们已感到合一解散乃势在必行。很多社工界前线同工及居民组织纷纷发表声明要求执委会搁置解散合一的行动。而个别前任及现任合一执委以及不少前合一员工、大专讲师更组成「救救合一」,试图重组解散后的合一,继续其提供的服务。

一月十二日,合一执委会终于正式宣告解散合一,合一现时提供的服务亦告实时停止,不少服务对象顿时失去社工的协助。其中葵涌、山谷道、青欣临屋区等居民正面对清拆重建,欠缺了社工的协助使他们感到十分彷徨,对争取应有的权益造成颇大障碍。

其实合一同工多年来的工作手法及抗争目标,相当程度上都避免触及整体社会政治制度。一直以来他们都希望发动基层市民,自我组织争取自身的权益,基本上不依靠政党等既有政治势力,也不积极鼓吹政治制度的重大改变。八十年代议会政治刚发展时,部分合一同工曾尝试透过选举进入建制,但很快便退却。此后,合一基上采取「非政治化」的社会抗争。

有人相信坚持「非政治化」,不触动整体政治制度的社会抗争,会有较大的「空间」,但合一事件恰恰告诉我们,专制的政治制度会压缩一切的社会抗争,哪管是政治化或非政治化的抗争!所以,如果不从根本上改造整个政治制度,使之完全民主化,任何局部的「民间」抗争都很难有持久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