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民族国家

──介绍两本书

许由

《先驱》第39期,19968

有位美国政客说:「我从前会许愿有一天成为总统,但是现在我许愿成为外汇经纪。」

自从1960年以来,国际贸易的增长率比生产总值的增长多八成,可是外汇交投的增长尤其惊人。1973年外汇市场上每日交投量只是100200亿美元,可是现在却高达一万三千亿美元(即13之后加11个零)。那些外汇市场上的大鳄的一举一动都足以动摇一国的经济。1992年抛售英镑使它的汇率大跌,1944年墨西哥抛售披索的风潮造成金融崩溃。

货币本来是民族国家所发行的重要的经济及政治工具。可是,在「全球化」的大趋势下,国家的调节经济作用日益被跨国企业所蚕食,连货币这个国家权力的重要支柱,国家也日益失去控制。

「全球化」的主张者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投资的国际化已经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一方面是跨国企业本身日益减弱同本国的联系,无论在股权、管理、投资、生产、销售等各方面都更为国际化;另一方面,单个民族国家已经不能有效调节自身的经济,而需要一个超越国界的洲际政府的协调。欧盟在这方面正是一个例子。

罗伯特.赖克在其《国家的作用》("the work of nations")一书中举了一些例子:

「有一种喷气机在华盛顿州和日本设计,在西雅图装配,尾锥来自加拿大,特殊的机尾部份来自中国和意大利,引擎来自英国。」

今天的跨国公司已经变成支配人类命运的庞然巨物。他们控制了七成的世界贸易,七成半的直接国外投资,二百间最大的跨国公司的总收入等于世界总生产量的三分一。1992年五间最大的跨国企业的总收入,比中东及非洲所有国家加起来的国民生产总值还要高。单是皇家荷兰蚬壳公司的资产就达到一千多亿美元,在世界各地直接或间接地雇佣了七千三百万人。

全球化的界限

不过,最近有些学者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国际化与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虽然是事实,可是,有些人把资本的国际性积聚和集中的程度夸大到它们已经根本不需要国家的保护和协调,它们可以凭借彼此间的协议、收购与合并便能单方面控制世界──那就未免不符事实。

Paul HirstGrahame Thompson最近写了一本书:《对全球化的质疑》(Globalization in Question),对「全球化」的现象作出较合分寸的评述。虽然资本的国际性流动达到空前,可是,要知道,1990年世界上国外投资有四分三是集中在北美、西欧和日本,有16.5%集中在十个最重要发展中国家,而世界其余地方则只占8.5%。两位作者说:「即就直接投资而论,三分之二的世界是从地图上抹掉的。」

从事上述投资的跨国企业也并不像一些人所谓「变成无根」,完全脱离了本国。两位作者指出:美国的跨国企业,64%的产品销售及75%的服务销售是以国内市场为对象的。日本的数字分别为75%77%,英国的数字则分别是36%61%

在资产方面,美国的跨国公司的制造性资产有70%留在本国,服务性资产则有74%;日本的数字分别为97%92%,英国则是39%61%

两位作者指出:

「日本及美国的跨国企业的资本极其集中在本国,是明显不过的。……跨国企业仍须依靠他们的『本国地盘』来作为所有经济活动的中心,不管人们怎样谈论全球化。

「绝大部份企业的大部份股东都是在自己本国。这些公司可能在运作上是『跨国』的,可是在所有权上却不是。只有一小撮公司是真正连这点也是跨国的,也就是说,它们的股权不能简单地归于某个国家的人。

「大部份大企业的不少资本及销售仍然是在其本国,并以本国作为他们的总部所在。就算是那些典型的跨国企业;如麦当奴及可口可乐,仍有五成的销售价值是在美国实现的。只有少数几个日本电子厂商是例外。

「美国企业保留着其独特的美国色彩,实在是因为依靠民族国家的权力和作用,可以生出不少好处。比方说:美元之维持其国际贸易的媒介;像FAAFDA等的标准界定机构一直与美国工业密切合作;美国法庭一直是企业在全世界保卫其商业及财产权的主要手段;美国联邦政府一直是外国的美国公司的利益保护者。」

我们不妨再多加一点:就是资本仍然需要国家机器去帮助它压制工人罢工、降低工资及福利,制定打击工会权利的法例等等。

跨国企业可以随时自由转移生产线?

其次,至于跨国企业转移生产基地的问题,两位作者承认的确有不少企业把生产转移到工资廉宜的落后地区,可是,不应把这个现象夸大到他们真能完全自由地,仅仅根据工资高低来转移生产。许多企业也事实上没有转移生产,因为平均而言,劳工成本只占总成本的二成,而其它种种关乎技术性劳工的优势、供应是否完充足、以及种种管制的范围等的考虑也往往使企业不转移生产。

一直以来不少人就是根据「全球化」的论点来证明跨国企业已经成为世界主人,不论是民族国家还是工会运动都没有办法管制它们,工人尤其没有能力反抗它们的剥削。两位作者这部书可以帮助人们认识到这绝非事实。资本主义国家只是不肯去管制跨国企业,而不是没有能力去管──虽然这方面的能力现在比诸过去是削弱了,但不致于无能为力。我们仍然可以向植根于本国的跨国企业展开斗争,例如仍然可以要求把它们国有化。事实上,资本主义生产进一步国际化,从另一方面看是增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因为只要位于关键性的生产线工人罢工,就有可能令世界各地的生产线都陷于瘫痪。最近美国有三千五百个通用车厂工人罢工,就影响到很多地方的通用车厂。所以,在「全球化」的影响下,工人阶级的斗争更加具有国际性。「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伟大号召在今天尤其显得有意义。

趋势并非不可逆转

Robert Went是荷兰一个研究所的负责人,又是第四国际荷兰支部的领导人。他最近以荷文出版了《全球化的界限》一书(Limits to Globalization),在不少方面同Hirst & Thompson接近,指出「全球化的趋势不是一个直线进程,它并没有把世界经济引向真正的匀一化,实际上我们目睹的是世界经济正围绕着三个中心(欧盟、日本和美国)而进行垂直式的重整。」而跨国公司也只在某个限度上是世界性公司。例如最大的一百间控股公司中,没有一个真正变成全球公司,没有一个不在任何一国植根。

许多学者认为全球化就像是自然现象那样不可逆转的、无法抵抗的,那些学者认为全球化乃是技术革新的必然产物。例如,电讯及计算机技术使现今的股票买卖可以不经人手、由计算机自动决定买卖,也使世界性分布生产线成为可能。Went不同意技术决定论。他说:「技术的发展虽然扮演重要角色,可是,也只有在运用新技术的制度性、经济性、社会性及法律的以致其它的障碍业已消除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因此,政治决策,社会力量对比的转变等等,都是决定性因素。如果技术因素是决定性因素,那为什么廿世纪初的世界要比1950的世界,在经济上开放得多?难道在这段期间,技术不进反退吗?

「全球化」无异威胁到世界工人利益。但是,Went强调,我们不是拿民族化来抵抗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相反,应当主张「自下而上的全球化」,一个工人阶级的、按需要重新分配财富的全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