堕胎药与出生权

徐予

《先驱》第39期,19968

受了精的鸡蛋可以说是鸡吗?受了精的人类卵子可以说是人吗?人的生命应从何时算起?妇女有没有权终止体内受精卵的生命,即进行堕胎呢?这些问题在世界各地已争论了很久。最近这些争论却影响到一种堕胎药能否在香港使用。

日前,香港大学的何柏忠教授在接受记者访问时指出,一种经过多年试验、安全性颇高的堕胎药,可能会因为支持出生权利人士的阻止,使有关生产商不愿意在港生产这种药。而强烈反对这种药在港发售的香港出生权维护会的负责人指出:「我们会与教会及其它反对堕胎的组织连手,确保这种药永远不会在香港供应。」他们认为这种药会鼓励人们选择堕胎,及进行不负责任的性行为,尤其在年青人中。(英文虎报96616日)

RU486的成效

在讨论应否让这种药在港使用前,让我们先了解一点这药的成效。

港大妇产科学系在世界卫生组织的赞助下,进行了对这种堕胎药Mifepristone(又名RU486)的研究。在过去九年,本港有300名妇女服食了RU48695%成功终止了怀孕。

其实在过去多年来,这药在欧洲多国及中国已广泛使用。至95年为止,单在欧洲,已有超过十五万妇女服用过RU486而不需进行堕胎手术。其中只有一人因为服用此药至死。这种药在三种情况下是不适宜使用的,但该名妇女却兼具这三种情况。

相对于因怀孕或堕胎手术致成的死亡率,这药导至的十五万分之一的死亡率,是极之低了。

RU486的作用,是使服用者体内停止产生胎儿发育所必须的一种激素。服用者需到诊所三次。第一天是服用第一剂;翌日服用第二剂,然后留诊所观察四小时;十二日后复诊。服用第一剂后,会出现反胃、头痛、疲倦、虚弱等情况。服用第二剂后,会下体出血、子宫强烈抽搐而导致胎儿排出。对很多妇女来说,这种终止怀孕的方式,比起进行堕胎手术容易接受,而且危险性和副作用低得多。

支持出生权的人士,当然反对这种堕胎药在香港使用。

人类生命是从哪时开始?

不同人对这个问题有很不同的看法。

介乎生育年龄的女性,差不多每个月排出一枚卵子,一生就排出数百枚。但这些卵子绝大部份逃不过「死亡」的命运。牠们是有生命(正如其它人体细胞),但牠们的死亡并没有引起人类的怜悯,因为那不是人类生命。

另一方面,在性交时,男性排出千百枚精子,在显微镜下,这些精子是精力极其充沛的游泳手。但随了极少数有可能发展成为人外,其它的生命都很短暂。虽然这些精子更明显是生命,但人们不会因为牠们遭「遗弃」而可惜,因为那亦不是人类生命。

那当精子与卵子结合了,受精卵是否已变成人类生命?支持出生权的人说是。当卵子一受精,便应受法律保护。有些人则认为,只有当胎儿离开母体,能自己呼吸,那才可以说是人。

「中庸」者却以约20周为界限。

医学研究指出,2021周以下的胎儿,一旦离开母体,就算以呼吸仪器协助,也无法生存。一天无法独立生存,就一天不是人。它既然是母体的一部份,「母亲」就应对它有充份的支配权。所以初期怀孕的妇女,应完全有权选择堕胎。

有限的合法堕胎权

然而在本港,一般堕胎是非法的。但根据1981年修订的堕胎法例,倘有两名注册医生确信有下列情形者,则任何注册医生为妇女终止怀孕之行为,并非违法:

1)继续怀孕对孕妇生命所构成之危险或健康所造成之损害比终止怀孕为大;或

2)胎儿出生后极可能有身心不健全情形而足以造成严重伤残;

此外,在下列情况下,注册医生为妇女终止怀孕之行为也并非违法:

1)孕妇年龄不足十七岁;

2)孕妇在之前三个月内曾向警方报案自称乃下述罪案之受害者:乱伦、强奸、迫奸、诱奸或迷奸。

既然在香港某些情况的堕胎是有其需要,并且是合法的,为什么RU486这种在世界各地已广为应用,且证明是安全有效的堕胎药不能在本港注册使用?

请勿剥夺妇女的权利!

正如前文所说,妇女应该有选择堕胎的权利(起码是前期堕胎)。另外,有些妇女是有必要堕胎的。禁止使用RU486就是剥夺了他们选择的权利。某些人反对这种药的逻辑是:若人们可以使用这种药,就会滥用,这种观点就等如说人们有进食的权利,就会任意暴食,所以就要禁止进食,又或是人们有了普选权,便会选出免费午餐派,引起社会动荡,所以要继续专制统治──同样是荒谬的推论。

若要人们避免「不负责任的性行为」,就请这些出生权组织多做治本的工作──多向年青人进行避孕的宣传工作吧!而不是去阻止妇女选择较安全、便宜(这对草根阶层妇女尤为重要)的堕胎方法的权利。除非RU486是不安全的,否则不应以出生权为理由反对它在本港生产及使用。若恐怕滥用,可将它定为受管制药物,需由医生处方,及在医护人员陪同下使用。

有人可能会问,既然说RU486成效显著,为什么医学界不争取让这药在本港注册使用?也许是利益的问题吧──私家医生做堕胎手术,动辙要数千元。假如用药可以终止怀孕,这些医生就不能有此等收入了。此外,我们向来很少见到本港的医学界对这些与公众有密切关系的事情作出积极行动。但随着人们对自己的健康及权利日益关注,希望医学界能更积极参与公众事务,运用其专业知识,对普罗大众作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