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成为真正的「豪爽女人」?

——试谈女性情欲解放的道路

徐予

先驱3319956

去年五月,台湾妇女组织了一次「女人联机反性骚扰」大游行,队伍喊出的其中一句口号是「我要性高潮,不要性骚扰」。这口号震动了台湾社会。带头喊这口号的何春蕤女士,去年八月出版了一本有关情欲问题的书:《豪爽女人——女性主义与性解放》,至今已加印了五次。这书在台湾再牵起一番关于情欲解放的讨论。

什么是情欲解放?

该书提出了很多值得注意的观点。但在介绍这些观点前,让我们先看看有关「情欲解放」的几点基本问题。由于该书并没有介定什么是「情欲解放」,所以我们先在这里下个注释。

「情欲」的意思,简单地可说是追求情爱的欲望;「情欲解放」就是指情欲不需受不必要的约束。例如不需受法律的限制,不需受社会制度、道德观的卡压,也不应因为经济困难而阻碍情欲的发展。但当然,情欲的发展必须要以尊重对象的意愿为基础。在很多情况下,「性解放」与「情欲解放」两个名词会互相通用。

女性不应该有情欲,这观念直到二十世纪初仍很流行。当时的人认为在性行为中,女人只需满足男人的性需要,假如女人要求性满足,便是淫妇。现代西方妇女运动便反对这种长期压迫女性情欲的观念,认为在两性关系上,女性应该可以与男性有同样的欲望。

但这种压迫女性的观念,至今仍没有彻底改变。在很多人的心底(包括女性),仍然认为女性在性爱活动中不应主动。由「纯情」到色情的电影、刊物,也在在宣扬这种观念。另外,假如女性做了些越轨行为,例如婚前性行为、未婚生子、有外遇或同时有几个性伴侣,甚或自己是外遇,都会受到社会的批判。但若男性做出同样的行为,却不需受到同等的压力。

豪爽女人是怎样的?

现在让我们回到《豪爽女人》这书吧。

书中提到,父权社会对女性情欲的压迫,不但使女人不「爽」(不能享受性爱带来的愉快、满足——笔者),更使女性常常处于低下的地位、被动的位置。

怎样才可以爽呢?何春蕤提出女人要摆脱在性方面的赚赔逻辑(在和性相关事情上,男人不管怎样都是赚,而女人总是赔。)、打破处女情结、不再受制于羞耻、罪恶、恐惧和父权道德;要开发情欲、热爱自己的身体、欣赏自己性感的模样、自主挑选对手和「游戏」、在性活动中「既骚且浪」、主动而积极地营造高质量的情欲生活……

笔者完全同意上述主张,但在这个女性有婚前性行为也会被看低的社会,怎样才能使所有女性在实践上述主张时,不会受到不必要的压力与限制,成为豪爽女人呢?

成为豪爽女人的条件

在书的结语部份,作者对「运动策略」,即争取女性性解放的具体方法与方向,作出了一些结论,包括:

(一)父权体制对女性的压迫在各层面都有,而且彼此互相支持,我们的反击也必须全面展开,因此,我们应当抛开政经优先论或「阶段论」(即,先要取得政经人权,才能谈情欲人权)的想法。不谈情欲人权的争取政经人权运动,很容易变成一个性压抑的、性保守的、主流的运动,而终究难逃被国家机器收编的命运。当然,另方面,要抵抗父权体制对女性的控制,情欲人权必须和政经人权齐头并进。(P.213

(二)在呼召女性主体起来反抗父权体制的抗争中,没有任何战线享有优先或重要的特权地位,要彻底推倒父权就要把支持父权的其它制度(如性压抑)一齐推倒。(P.213

究竟「情欲人权」和「政经人权」能否或应否齐头并进?有没有先后之分?下文会集中讨论这「运动策略」问题。

假如把「情欲人权」和「政经人权」当成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那就非常错误。现在各国法律上都有许多不合理地限制性爱自由的条文(例如禁止婚外性行为)。请问,要求废除这些条文,要求确立保障性爱自由的法律甚至宪法,那算是争取「情欲人权」呢,还是争取「政经人权」呢?究竟何谓「情欲人权」?何谓「政经人权」?二者关系如何?作者并没有交代清楚。

我们就认为,争取性爱自由权、同争取政治、法律和经济上的权利,二者之间,往往是密切相关、互相渗透的。但把「情欲人权」排除于「政经人权」之外,这只能说明,她所了解的「政经人权」,还是太狭窄了。事实就是,目前女性得不到充份性爱自由,本身就是目前那种父权主义的阶级社会,在政治、法律和经济等制度下的必然产物。所以,如果要争取充份性爱自由权,首先要把目前的政治、法律、经济体制推倒,另建一种充份保障性爱自由的政治、法律、经济体制。所以,正确的提法,不是简单地把「情欲人权」同政经脱钩,而是相反,要把「政经人权」扩大到包括「情欲人权」,包括其它一切女性权利。把「情欲人权」(及其它妇女权利)排除于「政经人权」之外,恰恰是正中那些一直把政经体制看成为「男人专利」的大男人主义的下怀。所以,正确的做法,不是脱离「政经人权」去谈「情欲人权」,而是要让它在「政经人权」中占有一席重要位置。

其次,作者还混淆了两种概念。情欲人权明显地与情欲解放不同。我们同意现有女性的情欲人权受到太多不合理限制。我们提出争取性爱自由权,不必也不能等到所有其它政治、经济问题都解决了之后才可以提。

一个妇女如果不敢于反对性爱上的压迫,往往也不容易有勇气反对其它压迫。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争取性爱自主权,并不比争取其它政经权利次要。但是,我们从头起要分清楚,即使所有不合理的束缚性爱自由的法律都废除了,人人有了情欲人权了,但那并不就等于人人都在情欲上解放了。正如人人有言论自由权,不等于人人都实际享有同等的言论自由一样。梅铎(英国的传媒大亨)同一个穷光蛋同样都有言论自由权,但是,实际上,前者才可以充份运用自由权,才有真正的甚至是过份的言论自由,而后者由于无钱无势,有了言论自由权,也不见得能充份运用。同样,单有「情欲人权」是不够的。希望有美好的性行为,需要人人有一间象样的房子,需要消除种种后顾之忧(怀了孩子怎么办?希望有孩子,但怎样抚养?),需要人人工作时间缩短些,需要人人工资高些,需要懂得种种交际能力及性爱技巧的知识等。只有在具备了上述物质基础,才能让妇女可以充份运用情欲人权,才会有情欲解放。

所以,争取情欲人权本身,虽然并不比争取其它人权次要,但是,情欲解放本身,却一定要在整个政治、法律、经济制度都有了全面改革之后,才有可能达到。自然,小数中产阶级及资产阶级妇女,由于他们的物质地位较优越,有可能不一定等到全面制度性改革之后才可以有情欲解放。但是,对于广大受薪阶级妇女,则非要全面改革资本主义之后,是不可能有真正的情欲解放的,甚至连得到法律上完全承认有充份情欲人权也不易。

简单来说,女性如果争取不到在各方面彻底的民主,及作为劳动者在经济上不受剥削,是没有可能争取到真正的、完全的情欲解放的。

在我们的生活中,几乎每个与性有关的环节都受到法律的影响。愈专制的政府会制订出愈专制的法律。在香港、台湾,女性在法律的限制下,不能自由堕胎。然而在大陆,在一胎化政策下,无数妇女却要被逼堕胎。另外,中港台的法律,均排斥一夫一妻制以外的结合;通奸是犯法或可成为离婚的理由。香港的法律禁止任何人与十六岁以下少女发生性行为。这名为保护,但实质上是剥削了那些情欲已经发展的少女的性爱自由。

女性的情欲要得到解放,首先就要废除这些不合理的法律制度。

在欧美相对地比较民主的国家,妇女在情欲方面的限制就比较少。但西方妇女得到较多的「情欲人权」并非因为上帝的厚爱,而是近、现代妇女运动争取提高政治权利的成果。

「政经人权」是先决条件

情欲的发展需要有利的经济条件来支持,是更为明显的,很多妇女痛恨自己包了二奶的丈夫,却不能离开,因为这些大都是下层妇女,在经济上需要依赖丈夫。很多人,尤其是女性,没有足够经济能力,被逼要与家人同住斗室,没有私人空间,大大限制了性爱的自由。在恶劣的经济条件下,低下层妇女是绝难得到性解放的。相对来说,收入较高的女性或中产/资产阶级妇女,由于物质条件比较丰富,性爱自由也比较大(例如她们负担得起到酒店「交欢」),但她们多少也会受到法律的束缚和来自社会上保守势力的压力。

除了个人的经济状况,整体社会的经济状况也会影响到女性所受的束缚。

西欧国家实行了福利主义多年。在六、七十年代经济繁荣时期,国家对妇女、儿童、老人、医疗、教育等有较多补助。妇女所受家务劳动的束缚,及家庭给与的压力比以往减低,在各方面,包括性爱方面,得到较大自由。但自八十年代开始,经济衰退使这些国家削减了原有的福利,加之失业率大增,首当其冲的就是妇女。很多基层妇女再次被困于家庭,被困于束缚情欲发展的笼牢。

全体妇女的情欲解放

所以,要让所有女性(而不单是只占少数的资产阶级妇女)得到彻底的情欲解放,先决条件就是妇女有充份的政治权力来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对女性不合理的制度不能单靠较进步的男性为我们改变),及经济条件得到保障。因此,当妇女讲出对性的要求,尝试改变自己及社会对性压逼的态度,争取情欲解放时,首先就应该针对不利于我们解放情欲的政治和经济制度。

这种做法不能简单说为政经优先论或「阶段论」。可以说,情欲得到解放是我们在性爱方面争取的目标,提高政治、经济地位和权力是达到这目标的手段(政治、经济地位的提高本身也可以是一个目标)。最终只有当整体女性在政治和经济上得到真正的民主权利,所有女人的情欲才有可能真正得到解放。

结语

作者提出情欲解放,本身是值得支持的,但由于作者没有把情欲人权与情欲解放分清楚,也没有把情欲人权与「政经人权」的关系弄得正确,所以并不能为广大妇女指出正确的奋斗方向,反倒有可能助长一种幻想,以为在整个社会制度没有改革以前,单靠个人的「心理革命」、单靠个人的道德勇气,便能够使自己获得情欲解放。我们始终认为,妇女要获得解放(包括情欲解放),必须把眼光扩阔到整个社会制度,必须以全面改革社会为方向,而不是局限于局部的改革。毕竟,对妇女的性压迫,是我们这个父权主义的阶级社会和私有财产制的必然产物。不全面改革这个社会,是谈不到真正的情欲解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