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受压迫的历史起源

──评介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

哈尔曼原著廖化改写

《先驱》第32期,19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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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者前言:

这篇文章主要是根据在英国出版的International Socialism今年春季一期哈尔曼(Chris Harman)的一篇文章Engelsand the Origin of Human Society编译及改写。原文很长。本文主要撮译自它。但为了顾及前后连贯,有时作了文字的改动及补充。所引用的恩格斯的原文也有时比原文长。所以要在这里声明,这篇的文责由编译者自负。

1995226

今年八月将是恩格斯逝世一百周年。恩格斯是马克思的终生战友和合作者。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一书,根据当时的人类学及社会学的发现,指出人类社会在其上百万年的演进中,是没有私有财产,没有划分为阶级,也没有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只是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才在后期出现了阶级社会,并延续至现在。

许多人有一种误解,以为原始社会是等级深严,强凌弱,众暴寡,尤其是由粗野的男人操纵一切,而这又是源于人性——据说,人性本身就是自私的、攻击性的。

恩格斯的观点却大不相同。他根据各种文献,尤其是摩尔根有关北美洲一个印弟安部落——易洛魁人——的研究,指出原始社会既没有私有财产,也没有阶级。他们的社会并不需要由国家机器去维持,而是由血缘关系组织起来:

「这种十分单纯质朴的氏族制度是一种多么美妙的制度啊!没有军队、宪兵和警察,没有贵族、国王、总督、地方官和法官,没有监狱,没有诉讼,而一切都是有条有理的。一切争论和纠纷,都由当事人的全体即氏族或部落来解决,或者由各个氏族相互解决;

……

……不会有贫穷困苦的人,因为共产制的家庭经济和氏族都知道它们对于老年人、病人和战争残废者所负的义务。大家都是平等、自由的,包括妇女在内。」(注一)

当代有关现存的狩猎与采集的部落、或从事农业的部落的研究都证实恩格斯的讲法。在一些狩猎的群落社会中(band societies),不要说阶级,甚至连正式的领袖也没有:

「男人和女人都可以就日常生活作出决定。……男人和女人同样自由决定如何使用这一天,是去打猎呢还是去采集,以及跟谁去等……

并没有土地私有权,也没有超乎两性分工之外的劳动专业化。……奉行平等原则的群落社会的基本原则,就是人们对所负责的行动自行作出决定。」(注二)

这些证据足以否定那种观点——认为整个人类的史前史,从南方猿人一直到文明人,都具有「杀人冲动」,说什么「狩猎——采集的群落总要为非洲炎热太阳下迅速蒸发的水井而斗争」,说什么「文明不过是一层薄薄外衣,遮盖了种种本能:乐于见到屠杀、别人受奴役、阉割别人以及吃人」。(注三)

原始群落之着重慷慨互助是由于猎人与采集者互相之间非常依赖。采集者通常是最可靠的食物供应者,而猎人所提供的则是最可贵的。

在这一类社会通常都是男性从事打猎,女性从事采集。这是因为女性若怀孕或带孩子,都不适宜打猎。但这种分工并没有产生男性居统治的情况。男女共同决定重大问题,例如是否迁移他往,又或是否离开此群落而参与彼群落。

事实上,在那个时代,女性享有崇高地位。由于婚姻上还没有固定为一夫一妻制,也由于知识上的不足,人们都「只知有母,不知有父」;此外,也因为妇女作为采集者,能提供比男性所能提供的更稳定的食物。这些因素都促使所谓母系社会的产生。

随着新石器时代之来临,引起了生产工具上的革命,陶器之发明,木器及骨器之改良;此外还有耕种之出现,原始村落之产生。以后又再陆续出现了铜器的制作,以至铁犁,使农业可以成为氏族的主要经济。恩格斯认为,在这个「野蛮时代」取代「蒙昧时代」的过程中,为阶级社会之日后出现奠定了基础。原始农业之发展,改变了四处流徙的习惯。个别家庭不再像过去那样非常依赖同族成员的合作以求生存。个别家庭自己播种,自己收割。

对社会加以较严格制约成为新的需要。在狩猎——采集社会里,任何一次大争执都可以采取分裂群落的方式,甚或个人离开的方式,而得到解决。但对原始农业的社会却很难采取这种方式,因为他们在土地上种下了农作物。他们必须采取比狩猎采集社会更多的社会控制去调解纷争。这样就可以解释血缘关系如何增强其作用。它更紧密地把人结合为社会。人们相互之间有更明确的权利和义务。

血缘氏族为了全体的生存及延续,便不能不行使某种社会控制,而有关决策程序不仅日益固定了形式,而且决策权力日渐落在血亲中的某些成员,他们通常就是长老。这样发展下去,长老们就逐渐从生产劳动中解放出来,而变成为剥削阶级。

农业生产开始出现稳定的剩余为这个剥削阶级提供物质基础。管理粮食的人往往成为特权份子。为了管理庙宇的物业的收支,僧侣发明了种种记录符号,而且因此还逐渐享有特权,虽然名义上他们仍是氏族的仆人。在米索不达米亚,最早的被剥削阶级并非如恩格斯所言,来自战争中的俘虏,而是来自从前的独立小农。他们被僧侣驱迫而变成其附庸,为一口饭而要被驱使去挖掘运河及服兵役。

《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一书并不只谈阶级和国家的起源,而且还谈到妇女受压迫的起源。它的主要观点,就是:直至阶级产生之前,女人都不曾附属于男人。

「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的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的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同时发生的。」

「在旧大陆,家畜的驯养和畜群的繁殖,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财富的来源,并产生了全新的社会关系。……

根据当时社会的习惯,丈夫也是食物的新来源——家畜的所有者,而后来又是新的劳动工具——奴隶的所有者。但是根据同一社会的习惯,他的子女却不能继承他的财产,因为关于继承问题有如下的情形……

根据母权制,就是说,当世系还是只按女系计算的时候,并根据氏族内最初的继承制度,氏族成员死亡以后是由他的同氏族亲属继承的。财产必须留在氏族以内。

所以,畜群的所有者死亡以后,他的畜群首先应当转归他的兄弟姊妹和他的姊妹的子女所有,或者转归他母亲的姊妹的子女所有。他自己的子女是不许继承的。因此,随着财富的增加,它便一方面使丈夫在家庭中占居比妻子更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又产生了利用这个增强了的地位来改变传统的继承制度使之有利于子女的意图。但是,当世系还是按母权制来确定的时候,这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须废除母权制,而它也就被废除了。

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生孩子的简单工具了。」(注四)

不过,恩格斯所描绘的「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其间的具体过程却有欠完善。他没有说明,为什么在这个新的阶级社会中,必然要由男性来统治。他说男人变成为食物及生产工具的生产者,而这必然给他们占有权及对剩余物的控制权,而且要将所有权传给儿子而非妻子的亲属。但他没有说明,为什么他们数以千年以来都是与他们的姐妹的子女们保持至亲关系之后,忽然间会产生了另一种想法。哥顿蔡尔德(Gordon Childe)及埃尼斯脱弗里克(Erdtine Frieal)提供了另一种解释。他们指出,所有有关耕种、制作农具、保存谷物等知识,最早都是由妇女发明。他们还发明了陶器、纺织。因为她们的贡献,她们很受尊重。这就是「母权制」流行的原因。但是,一旦在农具上由犁代替了锄头及挖掘用的棍子,一切开始改变。原本畜牧已经是男性的工作。犁之出现进一步使耕种变成男性工作,大大降低了女性在生产中的位置:

「犁……使妇女免于大部份严苛的苦工,但是却剥夺了她们对谷物的控制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社会地位。在野蛮人中,用锄头耕田的多是妇女,但用犁犁田的,则多是男人。在最古老的苏美人及埃及人的文献中,用犁犁田的也都是男人。」(注五)

这是因为铁犁太笨重,不适宜由经常负起怀孕及背负孩子的妇女使用。

在游猎社会中,每个妇女不能生育及抚养太多子女。反之,农业社会的定居生活,使妇女可以生育多些子女,而生育率高,意味着更多的未来劳动力。所以,站在整个社会利益来看,要保护妇女免于从事足以危害其安全的活动,例如战争、长途跋涉及繁重的农业劳动。所以当社会仍主要采用锄头和棍子从事耕种时,妇女仍是主要的食物生产者,而一旦转变为犁或畜牧时,妇女就不再是主要食物的生产者。前一种工具的使用自然都是艰苦工作,但不像第二类工具那样会影响到妇女生育。在这里,对于社会而言,妇女的生育作用比供应食物更为重要。但这样,他们也就从生产领域中被排挤出去,而耕种恰好又是能够带来最多剩余的经济活动。

只谈到犁及畜牧自然是不足够的,因为在新大陆,早在欧洲侵略者带来犁之前一千五百年,便已存在阶级。不过,在那儿,农业还是一种繁重的劳动,因为人们开始使用灌概技术。此外,还有一些逐渐增多的活动是妇女难以参与的,就是长途贸易与战争。所有这些活动都由男人参与,而且助长一群受到尊重的人变成统治阶级。

大部份肩负了新式生产活动的男人都没有变成统治阶级的一部份。大多数犁田的男人不曾成为权贵,如同多数士兵没有变成军阀一样。但新式生产方法助长了古老的血缘关系及建筑于其上的合作生产组织之崩溃。

只要多数食物生产是由女性进行,那么,很自然地土地及其它生产数据就理所当然属于母系一边。女人及其配偶,会预期他们女儿照旧在日后耕种母系社会的土地并在他们年老时由女儿供养他们。土地并不传给儿子,不论对父或母来说,都无关重要,因为反正都不是由他负起主要的食物生产。

一旦主要食物生产由男人负责,情况就改变了。一对夫妇必须靠生育下一代男性来确保他们在年老时有人供养。任何单个户口之生存,依靠上一代与下一代的男性之间的关系,多于女性之间的关系。依靠父亲的姐妹的儿子(他们耕种的乃是由其它血缘亲属——即其妻的亲属),及不上依靠自己的儿子。所以有需要令儿子始终留在父母家。父系社会就这样与生产的逻辑相吻合,并由此取代母系社会。

从前那经常转换耕地的做法,逐渐为循环耕种一个固定田地所代替,也助长上述趋势。它需要采取种种改良土壤的措施,而这些措施往往延伸超过一代。这些工作也主要由男人负责。这一切也促使人们更为着重男性世系的关系。

最后,阶级及国家之兴起,削弱了血缘关系,而一旦男性成为剩余的主要生产者,更助长了低下阶级男性地位比女性高。新兴的国家,要这些男人负起向国家提供剩余谷物的责任。而这些男人也要全家应付这些责任,因此成为工作的指挥者及消费的控制者

阶级及国家的发展,以至父系代替母系,都是一个横跨百年甚至千年的过程。这个转变是一个漫长而辩证的转变。父系之代替母系,助长了男性支配社会资源的地位。而这又反过来促使在各户口内父系转变为父权主义。父权主义又鼓励了男人在阶级与国家机器中享有统治地位。他们把从前血缘社会有关婚姻的制度,转变为有利自己的形式,从而也把从前血缘部落间互惠主义的联婚,改变为「交换妇女」,旨在使更多资源落到统治男性手中。

但是恩格斯强调,女性受压迫既是从历史中产生的,它自然也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化。妇女的受压迫可以追朔到人类社会开始出现生产剩余,因而开始出现阶级和国家的时代。自从那时开始,妇女便被排挤于社会生产之外,成为家庭奴隶。但这个状况,随着资本主义之兴起,已经开始改变了。

「只有现代的大工业,才又给妇女——只是给无产阶级的妇女——开辟了一条参加社会生产的途径。……

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而这只有依靠现代大工业才能办到,现代大工业不仅容许大量的妇女劳动,而且是真正要求这样的劳动,并且它还越来越要把私人的家务劳动溶化在公共的事业中。

此外,自从大工业迫使妇女走出家庭,进入劳动市场和工厂,而且往往把她们变为家庭的供养者以后,在无产者家庭中,除了自一夫一妻制出现以来就扎下了根的对妻子的虐待也许还遗留一些以外,男子的统治的最后残余也已失去了任何基础。」(注六)

但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大生产毕竟只是为妇女解放奠定物质基础,而不会自动解放妇女,尤其是工人阶级的妇女。妇女必须起来,努力奋斗才有可能解放自己。

注释:

注一:《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恩格斯着,马恩选集第四卷,93

注二:E. Leacock: "Women's Statusin Egalitarian Societies", in "Myths of Male Dominance", P.139-140

注三:R. Ardrey, African GenesisLondon 1967P.300-399

注四:同注一,48-52

注五:V. Gordon Childe: What Happened in History, P.52-3

注六:同注一,158页,67-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