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的妇女问题和妇女运动

杨伟中

《新苗》第28期,19943

对于印度妇女解放运动来说,她们的战斗对象是多重的,既有因资本主义化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更有封建宗法社会的陋习和宗教观念的束缚。其中,最显出印度社会「特殊性」的就是印度教教义和遗留至今的封建陋习。

印度教经典中有许多和中国儒家三从四德观念相似的封建礼教。像「女子必须幼年从父,成年从夫,夫死从子,女子不得享有自主地位」、「丈夫就是妻子的天神,服侍丈夫是妇女最崇高的天职。没有丈夫的妇女等于没有生命的躯壳和无水的江河」。宗教在印度社会生活和意识形态领域里,一直占有重要的支配地位,绝大多数印度人的情感和思维模式受制宗教观念深刻的影响。男尊女卑的观念也随着宗教的广布而深植人们心中。

残酷的封建陋习

更直接而残酷的性别压迫来自于封建社会的陋习。这些陋习和印度教也有相当程度的关系,童婚是其中之一。印度西北部的拉贾斯坦邦玛尔瓦尔地区,每年四月底的阿卡蒂节常有万名,包括婴幼儿在内的儿童集体结婚,参加婚礼的儿童们浑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这种集体结婚式的出席者,甚至包括了当地的达官名流,虽然政府明令禁止,但是由于印度教义的鼓励,以及经济上的考虑(避免被沉重的嫁妆负担拖垮),童婚仍然在山区及农村和较落后的邦盛行着。童婚带给童婚者本人许多痛苦。据报导,有百分之六十的童婚者不满意自己的婚姻,直接受害者往往是妇女。丈夫为了另结新欢,不是纳妾就是离弃家庭,甚至把妻子烧死,(被烧死的妻子有百分之六十五是童婚者)。

嫁妆,更是妇女悲惨命运的重要根源。这项古已有之的风俗,本是为了保证女儿在婆家能生活幸福,后来嫁妆使用权却逐渐转移到夫家手中。时至今日,嫁妆成了一种变相的商业交易,剥削虐待妇女的契约。

男青年由于种姓、教育程度、职业的差别有不同的「社会价格」。例如,在旁遮普,一个出身高级种姓,通过文官考试的男子至少可获得女方价值十万卢比的嫁妆。(印度人平均国民收入是每年两千五百卢比左右)一般的侍役在新婚中也能得到自行车、收音机、手表之类的嫁妆。而女子则是受教育越多,付的嫁妆越多。许多妇女因是陪嫁的,受尽夫家种种的嘲弄凌虐,甚至被烧死。在首都新德里,每年都有数百名妇女没有足够的嫁妆而被害死。有的妇女早已结婚多年,育有数子,还是因娘家无力补偿嫁妆而被迫害死亡。

如果一旦丈夫死亡,成了寡妇,则前景更加黯淡。印度教教义和传统习惯认为男子丧妻可以再娶,而女子一旦成了寡妇,就等于失去做人的权利。她们被视为家庭负担,没有任何享乐的权利,不能穿花衣服,不能佩戴首饰。有地区还把寡妇剃成光头以示区别。寡妇被人们视为凶兆,谁碰上就会倒霉。至于继承权和再婚,更是绝无可能。只能终生从事繁重的家务劳动,或是移居到恒河两岸的茅草房里。

最野蛮的是亡夫殉葬(萨提利Sati),在丈夫死后火化时,自己跳入火中。人们认为寡妇是属于丈夫的,自然应当追随。一九八七年九月初,印度拉贾斯坦邦德拉腊村就举行了寡妇罗帕的殉葬仪式。罗帕坎瓦尔年仅十八岁,丈夫因肠炎死去,殉葬当天,罗帕穿着八个月前举行婚礼的红装,坐在柴堆中间,双手抱起亡夫的头放在大腿上。柴火点燃后,柴堆整整烧了十二天,第十三天早晨举行晨祭仪式,并用圣水和牛奶浇息碳火后,殉葬仪式才告结束。

举行殉葬那一天,竟然有二十万人涌来这里,她殉葬的地方成了乡民「朝圣」的地方,当地商人则藉此赚了一大笔。各方人士还募集了十几万美金准备兴建庙宇,以歌颂这位「楷模」。

在印度一些地区的无地农民和贱民当中还流行「神奴」的习俗。这是一种古老的宗教陋习,也是一种隐蔽的卖淫。当这些农民和贱民遇到灾荒或是因贫困生活无以为继时,往往把自己的女儿送给寺庙当庙侍,也就是神奴。这些女孩不是被剃光头就是不许她们梳理头发,说是避免她们同男性发生性关系,但是前来拜神的男信徒照样同神奴发生性关系,而生下的子女却无人承认。她们每天打扫寺庙,以歌舞敬神,没有固定经济来源,是靠施舍维生。一旦施舍无法维持生活,便正式沦为妓女。孟买的许多妓女就是来自神奴。

除了诸多的陋习压迫印度妇女外,她们还面对一连串的问题:高死亡率(印度是少数妇女寿命低于男性的国家)、政治地位低落、日增的失业者、性侵犯和文盲问题(印度百分之七十的妇女是文盲),谋杀女婴也是普遍的行为。比起西方国家,印度妇女身上有着更沉重的枷锁。

独立后的妇女运动

当然,妇女并不永远甘于被奴役被剥削的地位,为解放妇女而努力的斗争自十九世纪就已展开。在殖民地时期,已有许多社会改革运动针对上述的社会陋习而展开。萨提制、童婚在法律上已被禁止,寡妇再婚也有立法保障。一些婆罗门妇女成立组织推动妇女教育的工作,印度妇女协会则是在一九二○年成立的,不久就在全印各地成立了八十七个分支机构。

在以甘地为领袖的反英民族独立运动中,妇女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在这时期,妇女力量主要地被引导至反对英国统治,独立以后,妇女自身的问题排上了日程表。重要的妇女运动议题包括了主妇们反对物价上涨的运动、要求工资和工作方面的平等地位、反对性暴力,包括反对酗酒者运动,因为男性酗酒的结果,往往导致妇女受到暴力侵犯和性虐待。妇女们砸碎了违法酿酒者的大缸,有些地方的妇女组织夜间保安队巡夜,将酒鬼或犯罪者抓回家。

新兴的妇女团体纷纷建立,如「反对强奸论坛」、「反对压迫妇女论坛」、「女权主义者网络工作」等杂志、时事新闻也出现了。妇女团体们通常富有创造力,她们透过戏剧、讽剌故事、歌曲、标语、街头戏剧、展览和电影短片等方法推动运动。

妇女们在这些斗争中日益明白,她们打击的只是症状,而不是疾病本身。她们也发现,宗法制的国家和其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是使妇女居于社会下层的重要因素。现代科技发展以及绿色革命,并不总是为印度人民带来福祉与利益。印度妇女们就发现:在农村中,妇女劳动越来越为男子替代,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达地区。不仅如此,绿色革命引进的资本密集型农业,以惊人的速度耗尽土壤营养,有人估计,印度每年至少损失二百五十万公顷的土地,农业发展命脉的水资源也日见减少。妇女们认识到了水、土壤、林木和农业的相互依存关系,农村妇女们开始为了保护生态环境,使农牧业继续生存,人们能继续享有粮食、水和新鲜空气而斗争。

妇女运动和生态保护

著名的运动有护林斗争和反对大坝运动。印度政府和世界银行一项社会森林计划,提倡种植抗树和柚树等生长迅速的树种,为的是市场经济需求,居民们却指出,萨尔树能提供许多生活资源:油料、饲料、药物及木材,遇到灾荒,这种树还可以应付急需,抵御饥荒。农村妇女和土著居民展开了保护树木的运动,并以各种方法限制砍伐木材。——对于印度国家及国际资本家来说,森林是赚取利润的工具,但对基层民众来说,森林并不是量化的商品资源,而是光和空气、粮食和水、丰产和生计的资源。喜马拉雅山脚下妇女领导的「奇普科」运动是另一个例子。人们要求种植适合生态要求,能维持本地区水源和植被的饲料、水果、烧柴用树,运动还主张居民对当地森林资源的管理权。

世界银行计划的另一结果是大坝的兴建。大坝的兴建并未带来农业的兴旺,反而带来给水困难、严重淤塞(这是可以想见的,因为印度的森林覆盖面积只有国土的十分之一),和水灾。为了建造大坝,淹没了山和森林、迁移河道、造成了严重的干旱、水灾及沙漠化。对于这些「专家」来说,河流不过是需要好好管教的野兽,建造水坝的目的,也在于把农村农业水源转来满足城市及工业的无穷需要。为了「发展」,成千上万的人离乡背井,失去了原有生存空间和种族特征,民众是这样地控诉着:

我们的桑塔尔话在这个区里被毁了,你们一来,使这里成为血腥的火葬场,你们管自己叫做达莫达尔流域公司。

土著部落和妇女有另一套设想:采用以节约用水,当地能管理的水塘和蓄水池为基础的农业和水源管理制度。反对苏巴纳雷卡多用途水坝工程的群众运动正是一例。他们成功地推迟了水坝工程,并且提出了代替大坝的土水利计划。

发展,为了谁?

有人这样描绘印度的社会面貌:一个消费主义的印度岛(指「现代化」部分),被一个贫困海洋包围。繁荣的岛上住着政客、城市工业家、富农和官僚,而土著部落、游牧民、农村手工业者、农业工人和城市贫民窟居民则住在贫困海洋中。数十年来,印度国家、各国际组织和各专家所实行的发展计划,不但没有改变这种国家,反而巩固了它。这种「统治─发展─增长─效率」的发展逻辑,从未从社会整体和基层人民的福祉出发,却服务于市场法则和国家统治需要。印度的妇女运动对此提出了尖锐的挑战:环境资源应为谁使用?为了谁的利益?国家政策巩固了宗法关系、性别压迫,还是相反?运动最初是从生存艰难这具体问题出发,但它们结合了生存斗争、争取自治、争取两性及种族平等的斗争,反对整个体制和其发展模型。她们要求重新界定发展和进步、男人和女人等的意义,她们同时争取平等和民主。

妇女更通过运动建立了自信和反映她们特性的知识。长久以来,国家垄断了关于人民前途、社会问题的解释权和解决方法,并且将基层民众生活经验累积的常识加以贬抑。妇女运动恢复了这种知识传统并使之更加完善,同时对统治者的方案提出了批判和自主的计划,这集中表现在保护森林资源和水资源的各式「土」计划中。可以想见的,一个有着自主思想体系的新的妇女运动和生态运动正在成长中。我们且拭目以待!

(本文原载于19931014日台湾《立报》,经作者同意转载于本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