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台湾的政治转型

林致良

《新苗》第28期,19943

香港人对台湾政治的第一个印象,恐怕是立法院内议员之间吵嘴甚至大打出手吧!议员打架是否正当,人们或许有不同意见,但谁也无法否认,台湾今天容许多党竞争的政治制度比中共那种僵化的一党专政要明显进步。可是,大约十年前,国民党和中共同样实行一党专政,同样压制人民的各种自由。但国民党在1987年开放了党禁,中共却至今死抱着一党专政不放。台湾在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的从一党专政朝向民主政治的转变,普遍被称为「台湾的政治转型」。究竟是甚么因素促使台湾政治转型?转型的实质又是甚么?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应如何看待这一转变?

要探讨台湾政治转型的背景,先得从它的社会经济结构说起。

政治转型的原因

二次大战后,国民党收回台湾主权的同时,把日本人在台湾的产业全部收归国有。1949年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中国石油、招商局等中国大陆的国有企业亦跟随到台湾,与当地的国有企业汇合,实际上成为国民党的党营企业,控制了全台湾金融保险、运输通讯、能源、土地开发、物资供应等经济关键部门。同时,国民党政权运用经济权力嘉惠那些政治上支持它的本土大企业,例如辜振甫的台湾水泥和王永庆的台塑。

与这种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相适应的,便是政治上的极权统治。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后,以「动员勘乱时期临时条款」冻结了1946年颁布的中华民国宪法的大部份内容,用戒严体制代替了宪政。在戒严体制下,中央民意代表得以长期任职,不必改选,成为「万年国代」;国民党得以公开实行一党专政,人民的政治自由被剥夺殆尽,动辄得咎。

早期台湾在国民党统治下之所以以官僚资本为经济主干,这和国民党的经济政策有关。无论是国民党创始人孙中山的经济思想(「节制资本、平均地权」)还是国民党统治大陆时的经济政策,都是限制私人资本的发展的,尤其不让它的代言人参与国家决策。但随着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限制私人资本的政策亦逐渐动摇。1950年韩战爆发,美国恢复援助国民党。美援一方面巩固了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另一方面却扶持台湾发展私人资本。(1)由于形势所迫,国民党接受美国指导,从六十年代开始实行出口导向工业化政策,发展私人资本,结果是出现大量产品外销的,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直接挂勾的中小企业。从五十年代到六、七十年代,私人资本(包括中小企业的资本)的产值在国民总产值的比例愈来愈大,官僚资本所占的比例愈来愈小。以制造业为例,1952年私人资本的产值占该产业的43.8%而官僚资本占56.2%,可是到了1960年,私人资本上升至56.2%,而官僚资本则下降到43.8%,到了1980年更降至20%左右。(2)可以说,中小企业的崛起跟台湾资本主义工业化是同步发展的。

虽然中小资产阶级是国民党政府出口导向经济政策的产物和受益者,但是,中小资产阶级又是国民党偏袒官僚资本和大企业的被排斥和被剥夺者,因此他们和国民党之间不可避免的存在矛盾。随着中小资产阶级经济地位的上升,「他们很快察觉到相对于官僚资本及其寄生资本,在政治权力上的不平等和隔绝」(3),而开始表示不满了。其中最觉悟的人便凝聚成党外反对运动,后来更在1986年解严前夕组成台湾第一个反对党——民主进步党。我们可以断定:党外民主运动的社会阶级基础,主要就是中小资产阶级。事实上,从七十年代开始的党外反对运动一直获得中小资产阶级默默支持。例如戒严时期的党外政论刊物《大学》、《台湾政论》、《这一代》,参与者多为青年商会会员,而《台湾政论》不仅由高雄地方中小企业主担负台湾南部六个县市的总经销人,且还得到他们的大力捐助。(4)后来民进党提出的经济自由化(反对国民党官僚资本垄断经济)和政治民主化(反对国民党垄断政治空间)的诉求更受到中小资产阶级广泛认同及拥护。有调查显示,每三个小资产阶级选民中就有一个投票给民进党候选人,可见至少有三分一的小资产阶级坚定地支持民进党。(5

代表台湾本土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党外反对运动,自然成为反对国民党极权统治的一支重要社会力量,也是促使台湾政治转型的因素之一。

除了党外反对运动,促使台湾政治转型的另一个原因便是解严前后冒起的社会运动。它的出现,一方面是因为国民党的戒严体制长期压制人民的民主权利而造成的反弹;另一方面则是台湾经济发展高度依赖世界资本主义经济而牺牲了工人群众的利益。资本家认为「对于工业化至关重要的出口竞争,高度依赖低薪和训练有素的工人,在政治上或社会上确保工人安定和限制劳工工资是(经济)增长必不可少的要求。」(6)据一项统计,解严前后民间抗议活动,从1983年的173次到1986734次,到1988年更高达1172次,可见其发展的程度。

台湾社会运动主要包括劳工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教师人权运动、环境保护(反核)运动等等。

台湾工人阶级政治上长期处于潜伏状态。但随着七十年代以来大批文化水平较高的青年加入劳工队伍,工人阶级内部结构发生变化,工人的意识也逐渐提高,加上党外反对运动和其它社会运动的刺激,劳工运动在八十年代开始兴起。台湾劳工运动首先是从争取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等经济要求开始的。1979年,味王食品公司树林场数百名工人为了提高工资和追回欠薪,举行罢工。1981年台北县新店卡林塑料公司经营不善,美籍厂主弃厂返美,工人接管了工厂继续经营。1984年,淡水飞歌电子公司的工人占领了工厂,抗议在工厂转让时把工人当商品转让,向新老厂主提出先发放遣散费,再谈雇用的谈判条件。劳资纠纷从1981年的631宗增加至1985年的1622宗。由于国民党控制下的御用工会非但不替工人争取应有权益,反而起着监视、控制工人的作用,工人逐渐意识到不摆脱旧工会就无法开展工运,所以台湾劳工运动很快便从经济斗争转向建立自主工会,摆脱御用工会的斗争。1987年初,台湾中国轮船公司工会会员集体罢免工会理事,实行工会自主自立。其后,新竹远东化纤厂、桃园客运公司、苗粟客运公司、大同三峡工厂等大企业都先后组织了自主工会。建立自主工会或改造旧工会,使工会走向独立,成为解严前后台湾劳工运动的发展趋势。

学运是国民党的一大禁忌。国民党认定,当年就是因为学生接受「赤化思想」,支持了中共,才令它失去政权。所以国民党政权来台后一直控制学生思想,严禁学生罢课。在戒严体制下,校园一片沉闷的气氛。七十年代初保钓运动曾引起校园改革的呼声,但很快沉寂下去。八十年代学生运动再次兴起。1982年,台大学生提出学校社团普选的要求,虽然这个要求仍属校内事务,但矛头自然指向国民党控制校园的制度。翌年,台大学生会主席选举中,候选人吴睿人以「还我学生权、还我自治权」为竞选口号,击败校方推举的候选人,一时间「学生自决」的呼声响遍校园。1985年台大学生社团通过要求学代会普选的议案,但遭到校方拒绝,从而引起轰动一时的「李文忠绝食事件」和「台大新闻社事件」(7),这次事件成为往后台湾各大学学生运动的导火线。他们纷纷组织独立的学生社团和出版地下刊物,提出学生自治,校园民主等要求。在学生运动的冲击下,国民党对校园的控制开始瓦解,国民党经营几十年的校园控制制度亦随之崩溃。

从以上简单介绍工运和学运的情况可以看到,解严前后兴起的社会运动普遍具有强烈的政治性。运动很快从较低层次的要求转向政治性的要求,最后把矛头指向国民党政权。不难理解,在国民党极权统治下,一切社会问题也都是政治问题,社会经济层面的矛盾很快便上升为政治矛盾。

台湾社会运动的兴起表明:除了中小资产阶级外,台湾基层人民也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权利,组织起来反对不合理的制度,使台湾的阶级力量和政治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推动了台湾走向政治转型。

在党外反对运动和各种社会运动不断冲击下,国民党政权已被逼到一个面临选择的十字路口:坚持原有的统治方式还是实行政治民主改革。假如国民党坚持极权统治,必然会引起它和反对力量更尖锐的冲突,甚至引发革命。不久前南韩持续不断的学生运动导致全斗焕下台和菲律宾人民起义推翻马可斯,不能不使国民党有所鉴戒,避免重蹈覆辙。另一方面,随着八十年代蒋经国身体状况衰危,党内权力继承问题现实地提到了国民党的议事日程。1985年接连发生的「江南命案」和「十信弊案」(8)更加深了国民党统治危机。更重要的是:八十年代国民党面对的政治环境和以前大不相同了。七十年代国民党面对的危机主要来自国际,国民党丧失了在联合国的席位使它必须通过吸纳台籍人士进入统治核心的本土化改革,来巩固它的统治能力。八十年代国民党面对的危机却主要来自国内的反对运动,政治压力自然比七十年代更大,这使得国民党不能再像七十年代那样,只实行本土化改革,而要实行政治民主改革了。(9)国民党实行政治民主改革,虽然会使它牺牲一些局部利益,但一可以暂时缓和社会矛盾,遏制反对力量的发展,二可以维持最根本的利益——对台湾的统治。因此国民党最后选择了政治民主改革的道路。19863月,国民党举行十二届三中全会,会上提出包括解除戒严,开放党禁等内容的改革纲领。1987715日宣布解严;1989120日,通过《动员勘乱时期人民团体法》,正式开放党禁;199151日,废除「动员勘乱时期临时条款」;1992年分别举行立法院和国大的第二届选举,台湾的政治制度终于由一党专政转变为容许多党竞争的代议民主制。

政治转型的性质

八十年代台湾的政治转型,除了表示台湾的政治制度朝向代议民主制过渡外,还表示台湾的政权性质,即国家机器的社会基础发生转变。

一般来说,国家政权是少数统治阶级压迫大多数人民的工具。但是,国家政权作为强而有力的统治工具,并不总是和当时社会上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相一致的。在特殊的情况下,「那时互相斗争的各阶级达到了这样势匀力敌的地步,以致国家权力作为表面上的调停人而暂时得到了对两个阶级的某种独立性。」(10)即国家政权相对独立于社会上各个阶级而成为高据社会之上的统治机构。这类政权拥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行政权力极度膨账而压倒立法权力。马克思曾指出法兰西第二帝国在波拿巴统治下,便是这样一种国家。(11)可以说,从1949年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到1987年解除戒严,台湾也是一种波拿巴式的国家。在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个人高度独裁的统治下,台湾国民党政权代表官僚资产阶级和本土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一阶级的成员包括:一国民党上层至最上层党、政、军、特务、官僚;二国民党所属的企业的上层到最上层管理者、顾问及其它食利者;三国民党中央民意代表中以权力经营私人企业并取得超额经济利益者;四国民党各地的地方财团(「地方派系」),包括地方客运企业,地方营造事业,地方农会金融事业,地方工地产业等;五有国民党官僚家族背景的私人企业主。(12)国民党政权一方面代表资产阶级去压迫劳动人民,但另一方面又压制本土资产阶级,尤其压制私人资本,所以它具有「超阶级」的相对独立的性质。

正如前面所说,这种波拿巴式的国家政权是以社会上各阶级相对弱小或两者势匀力敌为前提的。因此,随着台湾本土的中小资产阶级的壮大,台湾的阶级力量关系亦起了变化。国民党波拿巴式的统治就要结束了。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和国大,立法院改选等动作,都标志着台湾的国家政权从波拿巴性质向资本主义民主性质转变。本土中小资产阶级通过政治民主改革被广泛吸纳到国家权力中,基本完成了统治阶级政治权力的再分配。

人民当家作主?

政治转型后确立的代议民主制,固然比过去国民党的极权统治要进步。台湾劳动人民在新的政治环境下拥有的民主权利不像以前被任意剥夺,开放党禁亦让他们有机会组织政党和各种政治团体,这些都使台湾劳动人民的政治自由和政治积极性大大提高。

可是,新的政治制度并不能为台湾劳动人民带来更多的东西。国民党虽然结束了一党专政,但它仍然订立种种新的法律(例如「国安法」和「集会游行法」)企图限制人民的民主权利,它那种长助金权政治的色彩也比解严前更为浓厚;民进党在促使台湾政治转型中无疑是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它毕竟只是代表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并不是为工人群众服务,即使它能够取代国民党执政,也不会为台湾劳动人民带来振奋人心的社会变革。从根本上说,八十年代台湾政治转型的实质只是资产阶级内部权力的再分配,劳动人民仍未掌握管理国家和社会的权力。所以,台湾劳动人民一天不用集体力量去消减资本主义的贫富悬殊和建立比代议民主更高级的民主制度——这将是朝向社会主义奋斗的道路——那么,他们将仍然是被压迫被剥削的一群。

因此,争取真正符合台湾劳动者利益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将是今天摆在台湾劳动人民面前的奋斗目标。

一九九四年二月廿日

注释:

1张健《美援与台湾经济发展》载《美台关系40年》,人民出版社,1991年。文章认为「美援在配合台湾经济转型,发展出口导向工业上起了极为关键的作用」(P.246

2李纯青《台湾问题研究》华艺出版社,1992年,P.78

3《党外杂志发展历程及其社会背景分析》,《夏潮论坛》88年第十期。转引自姜南扬《台湾政治转型之谜》,文津出版社,1993年,P.128

4同上,P.128

5同上,P.129

6戴约《国家(当局)与劳工:东亚发展中的政治排斥模式》,载《东亚模式的启示——亚洲四小龙政治经济发展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P.194

7李文忠绝食事件:19865月,台大学生李文忠为抗议校方拒绝学生会普选的要求,在校园游行。校方给他留校察看的处分,后更开除其学籍。

台大新闻社事件:1986年夏,台大新闻社同学赴鹿港报导当地的环保运动,后写成调查报告书。台大校方一面阻止该书发售,一面对三位负责的同学给予记过处分。

8江南命案:19841015日,国民党情报机关通过台湾黑社会组织竹联邦的头目陈启礼等人,在美国把《蒋经国传》一书的作者江南(刘宜良)杀害。陈启礼被捕后,在法庭上供出暗杀行动是国民党上层指使的,引起公众哗然。

十信弊案:19852月,台湾最大的民营金融机构——台北市第十信用合作社发生集体舞弊事件。政府调查报告指出,十信贪污舞弊由来已久,早有察觉,被拖延了十年,财政部负有责任。十信弊案反映台湾金权政治之严重。

9王振寰《台湾的政治转型与新政商关系的形成》,论文。

10《马恩选集》第四卷P.168

11同上

12陈映真《新殖民地,半边陲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变革论》,论文。